正文
作者题记：现代政治文明说：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我以生命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而独裁中共政权则说：即便我同意你的意见，但我也要剥夺你表达意见的权利。
一 对日索赔游行为何被拒？
近半年来，著名记者马立诚等人提出对日新思维，民间第一次自发出海保钓被日本军舰围堵，对日的民间索赔屡屡受挫，德、日两国争夺京沪高速线，更有日本侵略军遗留毒气泄漏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引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民间反日潮。“9·18纪念日”前，民间的七家网站发起了“对日索偿网络签名活动”，据称签名者高达110万人。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事前公告：将于“9·18”当天派代表将签名信送交日本驻华使馆，同时举行30－50人的小型集会示威。
能够收集到百万签名的组织者，之所以只向当局申请这么小规模的集会示威（与百万签名者相比，50人简直少得可怜），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国情，也很为现政权着想了。即便政府批准了这次集会示威，参加的人也不会有过火行为，更不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组织者对记者谈话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中国富强。
然而，如此顾忌政权的反应、如此“政治正确”且参与者如此之少的集会游行，却仍然被北京市公安局拒绝，岂不是拿爱国民意当儿戏？中共政权难道如此脆弱，连这么小规模的爱国行动都心怀戒惧吗？
自90年代以来，现政权就把爱国主义作为道义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将“爱祖国”置于“五热爱”之首，每天都在高喊致力于“伟大的民族复兴”，如此爱国的政权难道连民间小小爱国行动都不能高抬贵手吗？
有人说，中共不允许民间自发的集会示威，是基于维持稳定的中日关系，也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现在的韬光养晦是为了未来的主动出击。而事实上，这样的辩护掩盖了中共对民意的恐惧，因为仇视民间的独立性乃独裁制度的本质。
在对日索赔、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罪责正式道歉……等问题上，世界上所有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民间自发运动从来没有受到过本国政府的压制。而唯独在受日本侵略之害最为深重的中国，民间针对日本政府的自发抗议维权运动，一直受着中共政权的冷遇和压制。
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垄断性的，因而在骨子里都是敌视民意的。它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最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洪水猛兽。而且，50多年的中共独裁，已经习惯于垄断一切，不可能允许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而民间却不可以说。比如，高官们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的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二人却被双双劳教；高官们可以大讲“修宪”，而民间讨论修宪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以禁令来禁止之，以严密监控来恫吓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处大演“爱国秀”，民间爱国运动却被遮蔽在黑幕后。
中共的独裁霸道，不仅在于自我授权的代表一切和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在于救主的大包大揽和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进而把所有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最高独裁者的“思想”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中共对民意，也象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治需要时就不惜发动群众来利用民意，不需要时就不惜抛弃群众、甚至进行残暴的镇压。毛时代的文革，对青年人的先利用（红卫兵运动）、后抛弃（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邓小平时代，同样的自发性民间运动，有利于邓小平复出和掌权的“四五运动”就被平反，而不利于邓小平独裁的“八九运动”就遭到血腥镇压；在爱国问题上，中共驻南使馆被炸，就批准几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街反美，而民间的反伊拉克战争和自发的对日索赔，几十人的集会游行申请也得不到批准。
所以，在中共治下的爱国问题的实质，绝非爱国问题而是人权问题。不许百姓举行反日的示威游行，绝非百姓是否具有爱国的权利，而是百姓是否具有用和平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的基本人权；在中共不许自发爱国的背后，是对独立表达权的剥夺，特别是对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等权利的剥夺，即便这些权利已经写进了中国宪法，高于一切的党权也可以公开违宪。
在此意义上，民间自发的对日索赔运动，不仅是爱国主义的言行，更是民间争取基本人权的自发行动。
2003年9月18日于北京家中
一 对日索赔游行为何被拒？
近半年来，著名记者马立诚等人提出对日新思维，民间第一次自发出海保钓被日本军舰围堵，对日的民间索赔屡屡受挫，德、日两国争夺京沪高速线，更有日本侵略军遗留毒气泄漏事件，这一系列事件引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民间反日潮。“9·18纪念日”前，民间的七家网站发起了“对日索偿网络签名活动”，据称签名者高达110万人。签名活动的组织者事前公告：将于“9·18”当天派代表将签名信送交日本驻华使馆，同时举行30－50人的小型集会示威。
能够收集到百万签名的组织者，之所以只向当局申请这么小规模的集会示威（与百万签名者相比，50人简直少得可怜），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国情，也很为现政权着想了。即便政府批准了这次集会示威，参加的人也不会有过火行为，更不会带来社会治安问题；组织者对记者谈话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中国富强。
然而，如此顾忌政权的反应、如此“政治正确”且参与者如此之少的集会游行，却仍然被北京市公安局拒绝，岂不是拿爱国民意当儿戏？中共政权难道如此脆弱，连这么小规模的爱国行动都心怀戒惧吗？
自90年代以来，现政权就把爱国主义作为道义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将“爱祖国”置于“五热爱”之首，每天都在高喊致力于“伟大的民族复兴”，如此爱国的政权难道连民间小小爱国行动都不能高抬贵手吗？
有人说，中共不允许民间自发的集会示威，是基于维持稳定的中日关系，也是为了国家长远利益，现在的韬光养晦是为了未来的主动出击。而事实上，这样的辩护掩盖了中共对民意的恐惧，因为仇视民间的独立性乃独裁制度的本质。
在对日索赔、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政府就二战罪责正式道歉……等问题上，世界上所有深受日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国家，民间自发运动从来没有受到过本国政府的压制。而唯独在受日本侵略之害最为深重的中国，民间针对日本政府的自发抗议维权运动，一直受着中共政权的冷遇和压制。
只要是独裁制度，无论是何种类型的独裁，其统治在根本上是垄断性的，因而在骨子里都是敌视民意的。它蔑视人的自由、尊严和权利，最怕民众的权利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觉醒，把任何来自民间的自发维权言行视为洪水猛兽。而且，50多年的中共独裁，已经习惯于垄断一切，不可能允许民间维权运动的发展壮大，不要说不同于官方定调的民间诉求，将被专政机器残酷镇压，就是那些官民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中共寡头可以说而民间却不可以说。比如，高官们可以大讲反腐败，但最先揭露沈阳“慕马案”的老人周伟，最先举报河北“程维高案”的郭光允，二人却被双双劳教；高官们可以大讲“修宪”，而民间讨论修宪就是“别有用心”或“添乱”，必须以禁令来禁止之，以严密监控来恫吓之；高官可以在前台的最明亮处大演“爱国秀”，民间爱国运动却被遮蔽在黑幕后。
中共的独裁霸道，不仅在于自我授权的代表一切和压制一切异见，更在于垄断一切善政，在于救主的大包大揽和俯身倾顾的“亲民”姿态，进而把所有进步纳入中共的成绩单中，都是中共伟光正的证明，是最高独裁者的“思想”化作强大物质力量的结果。中共对民意，也象对待其他一切问题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政治需要时就不惜发动群众来利用民意，不需要时就不惜抛弃群众、甚至进行残暴的镇压。毛时代的文革，对青年人的先利用（红卫兵运动）、后抛弃（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典型的机会主义。邓小平时代，同样的自发性民间运动，有利于邓小平复出和掌权的“四五运动”就被平反，而不利于邓小平独裁的“八九运动”就遭到血腥镇压；在爱国问题上，中共驻南使馆被炸，就批准几大城市的大学生上街反美，而民间的反伊拉克战争和自发的对日索赔，几十人的集会游行申请也得不到批准。
所以，在中共治下的爱国问题的实质，绝非爱国问题而是人权问题。不许百姓举行反日的示威游行，绝非百姓是否具有爱国的权利，而是百姓是否具有用和平方式来表达政治诉求的基本人权；在中共不许自发爱国的背后，是对独立表达权的剥夺，特别是对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等权利的剥夺，即便这些权利已经写进了中国宪法，高于一切的党权也可以公开违宪。
在此意义上，民间自发的对日索赔运动，不仅是爱国主义的言行，更是民间争取基本人权的自发行动。
2003年9月18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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