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据苹果日报报道，红衞兵，一个在文革时期响彻世界的名号，一个令「牛鬼蛇神」（中共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的贬称）闻之胆战心惊的名号。对他们的派系、功过，虽然仍有不同的说法，但无可否认的是，他们既是施虐者，是打倒当权派、破「四旧」的先锋，最终又成为受害者、受虐者。
1966年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以「毛泽东的红色衞兵」为笔名张贴大字报，第一次打出「红衞兵」的旗号，「红衞兵」自此成为中学、大学中造反学生的代名词。
捣庙焚毁6600文物
同年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100万名红衞兵时，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衞兵、中共元老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为毛戴上「红衞兵」袖章。毛问明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彬」后说：「要武嘛。」她随后改名「宋要武」。
至当年 11月26日，毛泽东共 8次接见红衞兵，检阅了 1,100多万名红衞兵。这些受到最高领袖「祝福」的闯将，不仅充当了打倒学术权威、打倒当权派的先锋，也充当了破「四旧」的猛将。北京市在 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了 6,843处文物，但文革期间有4,922处被毁，大多发生在 1966年 8、 9月间。北京师范大学的红衞兵串连到山东曲阜时，捣庙、毁碑、挖坟、烧像、焚书，共破坏文物6,600多件。
但到1968年 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革职、开除党籍后，红衞兵的利用价值已所余无几。当年年底，毛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红衞兵被发配农村，开始成为受害者、受虐者。
带同学抄家 烙在高皋心 「我当然记得今年是文革40周年，经历过文革的人，当然记得当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大潮下，文革离一些中国人彷佛愈来愈远，但去国多年的高皋，这位《文革十年史》的主要作者，没有忘记文革，没有忘记人权被践踏、财产被侵占、伦常被扭曲的黑暗日子。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高皋，更没法忘记被迫带同学抄自己家的苍凉一瞬，满屋的书，被同班同学抄空了，只剩下 1套《鲁迅全集》！
1966年 8月的北京，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留校学生高皋和同学在开会：「班上开会，谁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让大家举手。」
高皋没有举手，因她已过逝的父亲是番译家高植，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巨着的主要译者之一，母亲是教师，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和「地富反坏右」扯不上关系，然而，革命烈火还是向她扑过来。「红衞兵的头头跟我说：『高皋到你家抄家，可不可以？』我说：『可以』」 高皋在纽约接受本报专访时说：「那时候，我能说不可以吗？当时是革命呀！」她说，她妈妈也不甘被抄家，但是滚滚革命大潮下，一切只好无奈地接受：「妈妈没有表示欢迎，心底却打问号：『你凭甚么？』」
翌日，同学来到高皋家，将家当抄个清光：「两个卡车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只剩下 1套《鲁迅全集》。」高皋笑说，她家有很多很多书，所有的书全都抄了，但红衞兵只留下《鲁迅全集》，「所以说，鲁迅是革命的」。 自此以后，高皋被视为落后分子。「毛泽东接见红衞兵，我当然不能参加了。他们准备游行的时候，要我去扫地，扫学校的院子。他们操练的时候，要我别在附近扫地，其他人都躲，然而，他们在操练时，我就一直在旁边扫地。」她，用扫把宣泄她的愤怒。 本报记者
城市楼价飞涨 最后墓园清拆
「我们这的楼价已涨到每平方米3,800元（人民币），今年还将往上涨。」重庆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楼价涨幅仅次于成都的城市。楼市的升温，将令在文革中「献身」的红衞兵小将在九泉之下也无容身之所。全国仅存、位于重庆沙坪坝区，埋葬600多人的红衞兵墓园，正面临清拆的厄运。重庆市国土局官员对本报表示，市政府已对墓群所在地进行规划，亦制订了相关的发展方案，因墓群涉及文革这敏感的话题，当局拟低调处理。 占地 2,000平方米的红衞兵墓园，坐落于重庆沙坪公园西南角，被灰色的围墙层层包起，与墙外的熙熙攘攘有天渊之别。一座小小的山坡上，排列 110多座墓碑，以及严重破坏的墓群。 据悉，造墓立碑时间是从 1967年 6月开始，到1969年 1月止。被埋葬的死者基本上属于文革期间重庆「 815」造反派的成员，当中，也不乏个别无辜受害者及数名解放军烈士。
枪炮坦克出动 重庆空前动乱
「重庆是文革期间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城市。因为重庆是国家军工三线企业的所在地，有许多军工厂，各大造反派容易从工厂拿出坦克、大炮等重装备武器进行械斗，甚至有人还将民用船改装为军舰，不像北京或上海等那样，最多只有步枪而已。」一名重庆人士对记者称，文革由文攻（批斗）到武斗，重庆随即陷入空前的动乱中。
1967年，重庆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 815」派和「反到底」派。官方资料显示，从 1967年夏到1968年夏，两大派系共先后发生武斗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艇等军械兵器24次，各种原因死亡超过 645人。
死难人士家属 盼望保留文物
死者中年龄最大的是 60岁，最小的仅为14岁，其中部份为女性。重庆武斗最后在政府和军方的镇压下停止，而两派首领随后都被判处无期徒刑。
重庆沙坪坝区一房地产销售公司的负责人对本报称，自3年前重庆大学落户该区后，市政府已决定将沙坪坝打造为重庆的文化中心，由于土地供应紧张，红衞兵墓园也被纳入发展规划。
红衞兵墓园将清拆的消息震惊了海内外，死难者家属席庆生等一直持反对态度，不少民间人士正奔走呼喊，希望保留这一文物以警示后人。
出版首部文革史 「文化大革命太不公平了、太摧残人了。当时，我在想，只要我有可能，就把这个东西写出来。」高皋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 1979年），手撰写《文革十年史》，终在 6年后完成，在胡耀邦主政下政治宽松时期，翌年获当时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同意出版，令《文革十年史》成为中国首部文革史专着。
高皋说，她对文革周年有许多感受，冀盼人们站得更高更远，总结文革经验。《文革十年史》作者之一、高皋的丈夫严家其表示，《文革十年史》的主要作者是高皋。《文革十年史》一书因涉及薄一波等中共领导人在文革时的情况，出版时一度遇上阻滞，后经朱厚泽同意，才能出版，「初时是内部发行，因为内部发行，看的人更多，中国大陆第1次印了 50万册，后来总共印了 150多万册。」 文革QA Q：文革时期破「四旧」是破甚么？ A： 1966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的口号，将破「四旧」列为文革的重要目标。当年 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衞兵后，全国各地的红衞兵、造反派破「四旧」行动升级，大肆破坏寺院、古、古籍等文物，最令人发指的是随意抄家。
Q：毛泽东提倡的「四大」是甚么？A：「四大」，是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毛泽东在 1966年 8月5日发难攻击刘少奇，用铅笔在一张旧《北京日报》的边缘空白处写几十个字。在秘书誊清以后，毛又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可见，毛对运用大字报攻击政敌情有独锺。 1975年 1月，四届全国人大将「四大」载入宪法，直至1982年修宪才取消有关条文。
Q：红衞兵等于造反派吗？A：红衞兵和造反派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文革词汇。但两者不能画上等号。「造反有理」的口号是以清华大学附中为首的一批「老红衞兵」率先喊出的，但他们当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弟，终因倾向保爹保娘被视为「保皇派」而出局，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其他红衞兵造反派组织所取代。新涌现的造反派，不仅有红衞兵，也包括社会各阶层，有工人、农民、医生、干部等，甚至有些是军人。
Q：文革个人崇拜狂热有哪些表现？A：文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全民疯狂的地步，除了大量印制毛章、毛着外，还有很多形式上的举动，如「早请示、晚报」、忠字舞、语录歌等，也出现一些特有的词汇，如「三忠于」、「四无限」等。「三忠于」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1966年 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以「毛泽东的红色衞兵」为笔名张贴大字报，第一次打出「红衞兵」的旗号，「红衞兵」自此成为中学、大学中造反学生的代名词。
捣庙焚毁6600文物
同年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100万名红衞兵时，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衞兵、中共元老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为毛戴上「红衞兵」袖章。毛问明宋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彬彬」后说：「要武嘛。」她随后改名「宋要武」。
至当年 11月26日，毛泽东共 8次接见红衞兵，检阅了 1,100多万名红衞兵。这些受到最高领袖「祝福」的闯将，不仅充当了打倒学术权威、打倒当权派的先锋，也充当了破「四旧」的猛将。北京市在 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保存了 6,843处文物，但文革期间有4,922处被毁，大多发生在 1966年 8、 9月间。北京师范大学的红衞兵串连到山东曲阜时，捣庙、毁碑、挖坟、烧像、焚书，共破坏文物6,600多件。
但到1968年 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将刘少奇革职、开除党籍后，红衞兵的利用价值已所余无几。当年年底，毛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红衞兵被发配农村，开始成为受害者、受虐者。
带同学抄家 烙在高皋心 「我当然记得今年是文革40周年，经历过文革的人，当然记得当年的历史。」改革开放大潮下，文革离一些中国人彷佛愈来愈远，但去国多年的高皋，这位《文革十年史》的主要作者，没有忘记文革，没有忘记人权被践踏、财产被侵占、伦常被扭曲的黑暗日子。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高皋，更没法忘记被迫带同学抄自己家的苍凉一瞬，满屋的书，被同班同学抄空了，只剩下 1套《鲁迅全集》！
1966年 8月的北京，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留校学生高皋和同学在开会：「班上开会，谁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让大家举手。」
高皋没有举手，因她已过逝的父亲是番译家高植，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等巨着的主要译者之一，母亲是教师，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和「地富反坏右」扯不上关系，然而，革命烈火还是向她扑过来。「红衞兵的头头跟我说：『高皋到你家抄家，可不可以？』我说：『可以』」 高皋在纽约接受本报专访时说：「那时候，我能说不可以吗？当时是革命呀！」她说，她妈妈也不甘被抄家，但是滚滚革命大潮下，一切只好无奈地接受：「妈妈没有表示欢迎，心底却打问号：『你凭甚么？』」
翌日，同学来到高皋家，将家当抄个清光：「两个卡车的东西都被抄走了，只剩下 1套《鲁迅全集》。」高皋笑说，她家有很多很多书，所有的书全都抄了，但红衞兵只留下《鲁迅全集》，「所以说，鲁迅是革命的」。 自此以后，高皋被视为落后分子。「毛泽东接见红衞兵，我当然不能参加了。他们准备游行的时候，要我去扫地，扫学校的院子。他们操练的时候，要我别在附近扫地，其他人都躲，然而，他们在操练时，我就一直在旁边扫地。」她，用扫把宣泄她的愤怒。 本报记者
城市楼价飞涨 最后墓园清拆
「我们这的楼价已涨到每平方米3,800元（人民币），今年还将往上涨。」重庆已成为中国西南地区楼价涨幅仅次于成都的城市。楼市的升温，将令在文革中「献身」的红衞兵小将在九泉之下也无容身之所。全国仅存、位于重庆沙坪坝区，埋葬600多人的红衞兵墓园，正面临清拆的厄运。重庆市国土局官员对本报表示，市政府已对墓群所在地进行规划，亦制订了相关的发展方案，因墓群涉及文革这敏感的话题，当局拟低调处理。 占地 2,000平方米的红衞兵墓园，坐落于重庆沙坪公园西南角，被灰色的围墙层层包起，与墙外的熙熙攘攘有天渊之别。一座小小的山坡上，排列 110多座墓碑，以及严重破坏的墓群。 据悉，造墓立碑时间是从 1967年 6月开始，到1969年 1月止。被埋葬的死者基本上属于文革期间重庆「 815」造反派的成员，当中，也不乏个别无辜受害者及数名解放军烈士。
枪炮坦克出动 重庆空前动乱
「重庆是文革期间全国武斗最厉害的城市。因为重庆是国家军工三线企业的所在地，有许多军工厂，各大造反派容易从工厂拿出坦克、大炮等重装备武器进行械斗，甚至有人还将民用船改装为军舰，不像北京或上海等那样，最多只有步枪而已。」一名重庆人士对记者称，文革由文攻（批斗）到武斗，重庆随即陷入空前的动乱中。
1967年，重庆造反派分裂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 815」派和「反到底」派。官方资料显示，从 1967年夏到1968年夏，两大派系共先后发生武斗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艇等军械兵器24次，各种原因死亡超过 645人。
死难人士家属 盼望保留文物
死者中年龄最大的是 60岁，最小的仅为14岁，其中部份为女性。重庆武斗最后在政府和军方的镇压下停止，而两派首领随后都被判处无期徒刑。
重庆沙坪坝区一房地产销售公司的负责人对本报称，自3年前重庆大学落户该区后，市政府已决定将沙坪坝打造为重庆的文化中心，由于土地供应紧张，红衞兵墓园也被纳入发展规划。
红衞兵墓园将清拆的消息震惊了海内外，死难者家属席庆生等一直持反对态度，不少民间人士正奔走呼喊，希望保留这一文物以警示后人。
出版首部文革史 「文化大革命太不公平了、太摧残人了。当时，我在想，只要我有可能，就把这个东西写出来。」高皋在文革结束后的第三年（ 1979年），手撰写《文革十年史》，终在 6年后完成，在胡耀邦主政下政治宽松时期，翌年获当时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同意出版，令《文革十年史》成为中国首部文革史专着。
高皋说，她对文革周年有许多感受，冀盼人们站得更高更远，总结文革经验。《文革十年史》作者之一、高皋的丈夫严家其表示，《文革十年史》的主要作者是高皋。《文革十年史》一书因涉及薄一波等中共领导人在文革时的情况，出版时一度遇上阻滞，后经朱厚泽同意，才能出版，「初时是内部发行，因为内部发行，看的人更多，中国大陆第1次印了 50万册，后来总共印了 150多万册。」 文革QA Q：文革时期破「四旧」是破甚么？ A： 1966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的口号，将破「四旧」列为文革的重要目标。当年 8月，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百万红衞兵后，全国各地的红衞兵、造反派破「四旧」行动升级，大肆破坏寺院、古、古籍等文物，最令人发指的是随意抄家。
Q：毛泽东提倡的「四大」是甚么？A：「四大」，是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毛泽东在 1966年 8月5日发难攻击刘少奇，用铅笔在一张旧《北京日报》的边缘空白处写几十个字。在秘书誊清以后，毛又加上标题：《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可见，毛对运用大字报攻击政敌情有独锺。 1975年 1月，四届全国人大将「四大」载入宪法，直至1982年修宪才取消有关条文。
Q：红衞兵等于造反派吗？A：红衞兵和造反派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文革词汇。但两者不能画上等号。「造反有理」的口号是以清华大学附中为首的一批「老红衞兵」率先喊出的，但他们当中有不少是高干子弟，终因倾向保爹保娘被视为「保皇派」而出局，被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其他红衞兵造反派组织所取代。新涌现的造反派，不仅有红衞兵，也包括社会各阶层，有工人、农民、医生、干部等，甚至有些是军人。
Q：文革个人崇拜狂热有哪些表现？A：文革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全民疯狂的地步，除了大量印制毛章、毛着外，还有很多形式上的举动，如「早请示、晚报」、忠字舞、语录歌等，也出现一些特有的词汇，如「三忠于」、「四无限」等。「三忠于」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四无限」是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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