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灵: 析中国在中印比较中的自欺欺人之谈

国际社会热衷于中印比较，最开始让中国很不开心，觉得自己被国际社会小瞧了。因为在中国人印象中，印度远远落后于中国，多数中国人最愿意与美国或者欧洲相比，“怎么也轮不到中印对比的份”。

而国际社会这种中印比较热，算是让中国明白了自己的参照物原来不是美国这一世界头号强国，竟是自己很少关注的落后邻国。经历了从云端落到地面的痛苦之后，在一种要证明中印比较热之荒谬的心态驱使下，２００５年１０月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门派出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弘等到印度调研资本市场，结果带回来一个让中国人多少有点沮丧的结论，在资本市场（包括金融市场与股市）的发展上，印度远远领先于中国，这才算是认可了国际社会比较的结论，并且不无痛苦地承认“中国追赶的目标不是美国英国，而是印度”。

当然，中国也有强项，比如城市面貌，但因为中国的城市面貌多少与侵犯人权（比如拆迁与消灭贫民窟等）有关，所以中国学者倒也知趣地不谈。目前中国最热衷论证印度的民主政治不能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其主要论点是从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史来看，社会共识作为其政治制度运行的必备条件之一，在半个世纪中一步一步地丧失，９０年代成为既缺乏政治共识也缺乏经济共识的年代，短期主义代替了旧日的长期计划，因此经济矛盾复杂，政治矛盾尖锐，而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却更为紧张，甚至走向了对立。这种状况必然会对印度未来的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与其它国家的民主制度相比，印度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普通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低的基础上的。从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９０年，各种利益冲突越来越尖锐，政府想要实施的既保护有产阶级利益，又提高贫苦者福利的妥协政策没有成效。到９０年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经济与政治的互动也更为复杂。

市场和全球化自身的规律不仅使之容纳了一些人，也排斥了一些人，即在使某些人富裕的同时也使一些人相对更加穷困。伴随着９０年代印度政治分裂和经济巨变的是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之间的冲突。被市场经济排斥的人们同时又被民主政治吸纳进来，形成了市场经济排斥穷人伴随着民主政治拉拢穷人的总体趋势，因此吸纳和排斥在政治和经济中极不对称。经济和政治中能量的分配也不均衡，富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控制着经济，穷人在政治中的声音也比任何时候都大。政治经济情况也因此更不协调。９０年代印度流行的谚语是，“经济上正确的政治上则是错误的”。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９０年代印度政治经济的发展似乎正在推动经济和政治走向相反的方向。所以，９０年代的印度呈现出如下特点：经济矛盾更为复杂，政治矛盾更为尖锐，而经济政治互动关系也更为紧张。

一句话，中国学者只介绍民主政治为印度社会造成动乱，话语背后的意思当然是中国的新极权政治优于印度的民主政治，有政治共识与经济共识。事实上，中国学者上述这段对印度现状的描述，只要将“印度”改成“中国”，“民主政治”改成“极权政治”，再删掉从“被市场经济排斥的人们同时又被民主政治吸纳进来”这一段以后的话语，全部分析几乎完全适用于中国情况。当然，中国学者还回避了一个问题：印度民主的最大好处是产生了自由媒体，而中国的极权政治下只有“党的喉舌”。

中国对改革的质疑与反思早在９０年代后期就开始，即使在中国政府严格打压与控制之下，各种质疑声音也不断冒出。因为显而易见，中国比印度更缺乏政治共识与经济共识，如果说印度的穷人被市场经济排斥，只获得了政治权利；那么中国的穷人既被市场经济排斥，也被现存政治所排斥，成了既无经济地位又无政治权利的社会底层。如果说，印度的穷人尚能利用选票保护自己的利益，那么中国人（包括中产阶级在内）没有任何保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只能任凭权势者肆意欺凌。

综上所述，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中国的极权政治比印度的民主制度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只是胜利者对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的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