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对今年世界经济走势进行展望之际，中、印两国哪国经济会更“火”仍然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印度人远高于其他亚洲国家人均消费水平的倾向，国际看好印度新兴中产阶级消费对其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
一些国际商界领袖认为2006年将是“印度年”。近期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有所下降。2005年前11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531.27亿美元，同比下降1.9％，暴露出国际投资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顾虑。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黄亚生教授（Yasheng Huang）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专访时说：“印度在‘软环境’上的进步克服了诸多在其他方面的不足。虽然印度所获直接投资较少，但却象韩国和日本在70年代那样通过本土金融市场进行的间接投资和订单合作方式造就了一批有生命力的本土公司。”
黄教授认为，中印最大的区别在于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营资本的法律保护程度。印度的优势在于包括公司治理和金融法规在内的制度基础。
中印发展模式的“龙象之争”
中国推行的是投资拉动式增长，在政府主导下，以对基础设施等大量“硬件”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这样做虽然见效快，但却忽视了改善法律制度等“软环境”，从而未能为私营部门的壮大与有机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中国重外资轻民企的发展模式不仅效率低，而且不公平，对外资优惠实际上是以穷人的钱补贴富人。”黄亚生教授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专访时说，“中国推行的是投资拉动式增长，见效虽快，但代价是牺牲了对法律制度等‘软环境’的建设。而印度对‘软环境’的重视使其经济增长更有后劲。”
中国政府与学术界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最近中国对地下金融的调查以及对前几年经济增长统计的调整都反映了政府中努力试图了解实际情况。政府也已开始通过外部改革，如加入世贸组织，来努力推动内部改革的进展。
黄亚生认为除了金融改革外，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其他制度性调整也很必要。他认为，土地国有政策下政府主导的土地开发，实际上是以公共投资替代了私人投资。一个后果是比如90年代中国农民对农田与住宅的投资与80年代比，有所下降。同时，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性使农民必须储蓄防老，从而减少了消费，不利于经济增长。
他警告说：“任何制度改革都要仔细地考虑各种可能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如防止在拉美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土地侵占现象，但是，改总比不改好。”
黄亚生说：“企业与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印度的金融改革早在90年代初就已开始，对内外资同时开放，不像中国‘内外有别’，对外开放却对内限制。直到十多年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印度的金融改革对其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印度的服装业规模远小于中国，但印度服装企业在设计与销售方面的能力使印度纺织品平均出口价比中国高近一倍。中国从洗衣粉、香皂到牙膏的日化产品市场已经基本被外国品牌所牢牢地占领，但是在印度，宝洁、联合利华这样的跨国公司远没有达到它们在中国获得的市场占有率。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在增加就业和提高国民收入方面虽然相当成功，但我不认为印度的制造业就一定不如中国，因为印度制造业虽然规模小，但附加值高。现在的国际产业链是两头赚钱，中间不赚钱。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加工环节，而印度的制造企业却已经开始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扩展，”黄亚生教授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目前印度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导致人力成本上升，但其庞大的技术人才培育机制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印度的主要问题不在高等教育，而在基础教育。中国应该发挥自己在基础教育方面的优势，避免重犯印度过去不重视基础教育的错误，而在高等教育方面也应注意避免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错误，”黄亚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从七八十年代起在基础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功不可没。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基础教育水平正在下降，初中辍学率反弹，而印度在意识到自己的教育一问题以后，已经从90年代开始大力投资改善国内的基础教育水平。
黄亚生也认为中印两国海外侨资资金流向不同，而导致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潜力不同。
“中国的侨资在任何产业都有，主要是帮助受限制的国内企业融资。印度的侨资则主要集中在高技术领域，以技术与商业管理人才为主的投资者除资金外，在技术与管理方面也贡献良多，”黄亚生说。
中国的“外资依赖症”
中国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的巨大成功被许多人当作改革的重大成就之一，黄亚生在所着的《出售中国》中，认为中国大量引进外资是国内金融与法律体系不合理的的表现。因为中国国内金融与法律制度的缺陷制约了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致使肥水流入外人田，导致外资企业大举侵入中国。
在一定程度上，外资繁荣是以内资民营企业的损失为代价的，蓬勃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帮助巩固了一种不利于本土企业发展的经济体制，从而使中国经济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即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高。
“这里的症结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即中国不合理的金融与法律体制严重束缚了本土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外资能够‘趁虚而入’，大举抢滩中国市场，”黄亚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在70年代，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在巴西总出口额中占将近50％，而韩国和香港的比例只有10％左右。黄亚生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类似于拉美，在大量的跨国公司将加工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却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拉美化”的潜在风险。
虽然黄亚生2003年出版的着作《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这本书中文版刚出版，其中观点已经在中国获得了广泛关注。在美国《外交政策》2003年7月号上发表的，当时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黄亚生与印裔教授韩太云(Tarun Khanna)合着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一文中阐述的就是黄亚生书中的部分观点。该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上和中、印两国国内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中国国内很多人对黄亚生观点的了解主要就是来自这篇文章。
去年10月新星出版社发行了中文版的《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使中国人更全面地了解黄亚生的观点。书中结合大量数据，对外资在华蓬勃发展的制度性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黄亚生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主要研究国际商业、政治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问题。
《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影响是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与思考。用美国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的一位自称“在大中华地区主要从事了18年的外国投资相关工作”的用户的话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主题，就是大量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制度的不足而非长处……对我来说，这一不同寻常的观点对进行与对华投资有关的重要决策有着非常实际的参考作用，同时，也会对政府与商界的决策产生影响。”
在印度，这本书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来自一名华裔学者的褒扬，印度《经济时报》记者吉拉姆?拉马什（Jairam Ramesh）称黄亚生“成为了一些印度人心中的英雄”，他的书与文章“在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中获得赞誉”。
高斯，《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第6期，2006/02/15）
一些国际商界领袖认为2006年将是“印度年”。近期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有所下降。2005年前11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531.27亿美元，同比下降1.9％，暴露出国际投资市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顾虑。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黄亚生教授（Yasheng Huang）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专访时说：“印度在‘软环境’上的进步克服了诸多在其他方面的不足。虽然印度所获直接投资较少，但却象韩国和日本在70年代那样通过本土金融市场进行的间接投资和订单合作方式造就了一批有生命力的本土公司。”
黄教授认为，中印最大的区别在于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营资本的法律保护程度。印度的优势在于包括公司治理和金融法规在内的制度基础。
中印发展模式的“龙象之争”
中国推行的是投资拉动式增长，在政府主导下，以对基础设施等大量“硬件”投资拉动经济快速增长，这样做虽然见效快，但却忽视了改善法律制度等“软环境”，从而未能为私营部门的壮大与有机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中国重外资轻民企的发展模式不仅效率低，而且不公平，对外资优惠实际上是以穷人的钱补贴富人。”黄亚生教授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专访时说，“中国推行的是投资拉动式增长，见效虽快，但代价是牺牲了对法律制度等‘软环境’的建设。而印度对‘软环境’的重视使其经济增长更有后劲。”
中国政府与学术界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最近中国对地下金融的调查以及对前几年经济增长统计的调整都反映了政府中努力试图了解实际情况。政府也已开始通过外部改革，如加入世贸组织，来努力推动内部改革的进展。
黄亚生认为除了金融改革外，包括土地制度在内的其他制度性调整也很必要。他认为，土地国有政策下政府主导的土地开发，实际上是以公共投资替代了私人投资。一个后果是比如90年代中国农民对农田与住宅的投资与80年代比，有所下降。同时，土地所有权的不确定性使农民必须储蓄防老，从而减少了消费，不利于经济增长。
他警告说：“任何制度改革都要仔细地考虑各种可能的经济与社会影响，如防止在拉美土地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土地侵占现象，但是，改总比不改好。”
黄亚生说：“企业与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印度的金融改革早在90年代初就已开始，对内外资同时开放，不像中国‘内外有别’，对外开放却对内限制。直到十多年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印度的金融改革对其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印度的服装业规模远小于中国，但印度服装企业在设计与销售方面的能力使印度纺织品平均出口价比中国高近一倍。中国从洗衣粉、香皂到牙膏的日化产品市场已经基本被外国品牌所牢牢地占领，但是在印度，宝洁、联合利华这样的跨国公司远没有达到它们在中国获得的市场占有率。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在增加就业和提高国民收入方面虽然相当成功，但我不认为印度的制造业就一定不如中国，因为印度制造业虽然规模小，但附加值高。现在的国际产业链是两头赚钱，中间不赚钱。中国的制造业主要集中于加工环节，而印度的制造企业却已经开始向产业链的上下游扩展，”黄亚生教授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目前印度服务外包业的发展已经开始导致人力成本上升，但其庞大的技术人才培育机制足以应对这一挑战。
“印度的主要问题不在高等教育，而在基础教育。中国应该发挥自己在基础教育方面的优势，避免重犯印度过去不重视基础教育的错误，而在高等教育方面也应注意避免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错误，”黄亚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中国制造业迅猛发展，从七八十年代起在基础教育方面取得的成绩功不可没。但是近年来中国的基础教育水平正在下降，初中辍学率反弹，而印度在意识到自己的教育一问题以后，已经从90年代开始大力投资改善国内的基础教育水平。
黄亚生也认为中印两国海外侨资资金流向不同，而导致中印两国经济发展潜力不同。
“中国的侨资在任何产业都有，主要是帮助受限制的国内企业融资。印度的侨资则主要集中在高技术领域，以技术与商业管理人才为主的投资者除资金外，在技术与管理方面也贡献良多，”黄亚生说。
中国的“外资依赖症”
中国在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的巨大成功被许多人当作改革的重大成就之一，黄亚生在所着的《出售中国》中，认为中国大量引进外资是国内金融与法律体系不合理的的表现。因为中国国内金融与法律制度的缺陷制约了本土企业竞争力的提高，致使肥水流入外人田，导致外资企业大举侵入中国。
在一定程度上，外资繁荣是以内资民营企业的损失为代价的，蓬勃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帮助巩固了一种不利于本土企业发展的经济体制，从而使中国经济患上了“外资依赖症”，即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所占比例过高。
“这里的症结不是对外开放过度，而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即中国不合理的金融与法律体制严重束缚了本土民营企业的发展，从而使外资能够‘趁虚而入’，大举抢滩中国市场，”黄亚生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
在70年代，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在巴西总出口额中占将近50％，而韩国和香港的比例只有10％左右。黄亚生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类似于拉美，在大量的跨国公司将加工环节转移到中国，使得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但却使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拉美化”的潜在风险。
虽然黄亚生2003年出版的着作《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这本书中文版刚出版，其中观点已经在中国获得了广泛关注。在美国《外交政策》2003年7月号上发表的，当时同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黄亚生与印裔教授韩太云(Tarun Khanna)合着的《印度能赶超中国吗？》一文中阐述的就是黄亚生书中的部分观点。该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际上和中、印两国国内都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中国国内很多人对黄亚生观点的了解主要就是来自这篇文章。
去年10月新星出版社发行了中文版的《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使中国人更全面地了解黄亚生的观点。书中结合大量数据，对外资在华蓬勃发展的制度性原因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黄亚生在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主要研究国际商业、政治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问题。
《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影响是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与思考。用美国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的一位自称“在大中华地区主要从事了18年的外国投资相关工作”的用户的话说，“这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它的主题，就是大量的外国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经济制度的不足而非长处……对我来说，这一不同寻常的观点对进行与对华投资有关的重要决策有着非常实际的参考作用，同时，也会对政府与商界的决策产生影响。”
在印度，这本书更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于来自一名华裔学者的褒扬，印度《经济时报》记者吉拉姆?拉马什（Jairam Ramesh）称黄亚生“成为了一些印度人心中的英雄”，他的书与文章“在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中获得赞誉”。
高斯，《华盛顿观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 )第6期，2006/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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