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 张德江的官运与中国政治的转型--对“驱张运动”的政治解读

张德江的官运与中国政治的转型----对“驱张运动”的政治解读

此次“驱张运动”中浮现出综合机制。国内外互动，朝野互动，和各界联合行动。胡温无形中站在一个选择关头。现在的问题是，胡温在多大程度上有这种眼光、魄力、意志和智慧，罢免张德江，推动政治转型。

王军涛

“驱张”并不是虚构的政治动态

最近，中国政坛出现一些值得把玩的新动向。所谓“驱张运动”是引人注目的一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主政广东以来，使得广东从改革开放的首善之区，沦为不平衡发展中矛盾最集中的重灾区，引起省内外的不满。多维新闻网、亚洲周刊和亚洲时报相继出文，历数张德江治粤以来的重大事故，声称广东省内有人正在酝酿发动一场“驱张运动”，并赞誉可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发生在湖南的“驱张运动”相媲美。多维时报发表社论，鼓励胡温中央果断处理张德江，认为此举比改革政治体制更少风险和更多现实受益。后来又有传言，张德江去北京检查，但未获通过。

“驱张运动”作为政治现象，值得研究。所谓“驱张运动”的概念及其动力机制就值得推敲。据多维新闻网、亚洲周刊和亚州时报报道看，“驱张运动”的动力与过程是，广东发生一系列灾难性事件引起国内外震动，民间发起和推进“驱张运动”，胡温或为与江争权，或为收买人心，或为实现新政理念，撤销或调离或明升暗降张德江。这个机制的关键是民间压力与高层政治需要暗合并形成互动。问题是，在中国现有的政治状况中，大陆民间的“驱张运动”是否有制度空间？毕竟，后袁世凯的民国政治不仅制度而且文化都与现在后极权的共产党政治不一样，“驱张”是否已经得到胡温上层的呼应也是问题。最近广东继续发生的恶性冲突和香港报纸传言胡肯定张德江的工作，似乎都表明“驱张”情况不那么简单，前景也不乐观。由此看来，“驱张运动”似乎是媒体虚构的概念；其动力机制来自于对历史事件的联想，也是虚构的。

然而，笔者还不认同这个结论；就政治是创造性选择的结果而言，这也不应当是今日中国应有的结论。如果我们不受多维新闻网、亚洲周刊和亚州时报的视野的局限，在更广阔的政治转型中透视和理解“驱张运动”，我们可以得到更有意义的政治见解。不过，我们需要新的概念去描述动力机制。由此可以得出新的结论，“驱张运动”并不是虚构的政治动态；只是我们需要更细致的分析，找出更复杂的动力机制。

“驱张”有充分理由和道义基础

首先，张德江确实是很坏的政治领导或封疆大吏。他治理的广东几乎表现出中国所有的问题，而且都是以极端灾难的方式暴露问题。邓小平为中国制定的片面改革开放战略确实给中国造成畸形发展的恶果，但是，东南沿海一般状况是，发展成果虽然不足以消化问题，但基本上可以稳住人心，至少没有导致严重危害人们安全和国家声誉的大灾难。这也是张德江治粤之前广东的情形。其实改革开放的首善之区不是没有腐败、不公和贫富差距，但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灵活有效的治理手段和政策，可以控制局势。但张德江到达广东后，情况发生变化。广东出现问题之显眼和严重竟然超过那些改革开放后相对地位恶化的省份。

就对外影响而言，广东与上海一样是中国的橱窗。但由于毗邻香港和复杂的海外侨胞关系，广东对中国在国外的形象有比上海更直接的影响；任何恶性事故对港澳台和海外华人世界都有冲击性效果。中国80年代的政治上的良好国际形象和经济上的对外吸引力以及引进投资及市场开发，主要是通过广东实现的。张德江不仅使得广东优势丧尽，而且广东频发的恶性事故给中国对外形象造成极其负面的影响。

单就政绩和危害而言，张德江治粤远比张敬尧治湘更差。“驱张运动”有其充分的理由和道义基础。

其次，“驱张运动”在中国大陆肯定深得民心。张德江治粤，灾难频生，广东民众和媒体，外地维权人士，香港各界，都深受其害。自张德江主政以来，所有这些力量甚至国际卫生组织，都与张德江的权势运作有冲突。可以说，张德江不离开广东，那些恶性事故就不能处理和善后，广东人民，维权人士，香港同胞，就不可能有安全和公道。因为张德江自恃有后台并且身系高层权力平衡后台不得不力保他，他强势压制不同意见，动用国家机器（宣传，党务，公检法乃至军队）和黑社会并举，整肃和压制异己。他就是要树立谁也惹不得的淫威，然后造成谁也不敢惹他的局面。仅仅这一个张德江，就把中国所有问题都表现出来，使得胡温亲民、和谐与科学发展观的新政在广东和世界舆论中全面瘫痪；理解者叹为有心无力，不理解者嘲笑为虚伪闹剧。

这就是“驱张运动”的道义和民意基础。然而，有道义和民意基础的政治诉求并不一定能实现。

海外和国内的相互配合

中国的制度没有民国初年的空间，民间不可能有足够的压力让中央高层去动张德江；由于张德江的跋扈，甚至所有不满都招致更恶劣的暴政，并被扼杀在萌芽中。这就使得“驱张运动”不会像多维新闻网、亚洲周刊和亚州时报所分析的那样，起自广东的民间。这是与民国初年湖南的“驱张运动”的最大不同。但是，后极权中国毕竟不是没有制度空间去发动驱张。在一个信息时代中对外开放的中国，还是有另外的动力机制展开“驱张运动”，并影响中共高层。这就是海外华人媒体和国内独立专业力量的相互配合。

当多维新闻网，亚洲周刊和亚州时报想象地报道广东民间酝酿“驱张”时，虽然广东民间没有能力，但是这三个媒体的报道其实是在发动“驱张运动”。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的进步都与海外华人有关。早年留学生是清末新政的主要专业力量。辛亥革命的革命者主要是华侨和留学生。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政治改革据说与所谓四君子进言有关。中国80年代的改革开放深受海外华人和港澳台舆论的影响和推动。此次，多维新闻网，亚洲周刊和亚州时报发动“驱张运动”，是海外华人关心和推动中国进步的一个新的事例。

张德江在建立和维护淫威时，不仅折磨广东民众，而且引起国内维权专业人士的不满，并多次发生激烈的冲突。这些专业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对公共舆论有决定性的影响。领导人的口碑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人的公议。在高层权力相持不下和国家政治前景不确定时，这些力量可以通过在公共空间中运作舆论，动员政治支持，从而打破平衡，推动局势变化。16大以后，胡温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这样的力量造势，巩固自己的权位，将最高权力一步步从江手中转移出来。就连胡温新政这样的提法和概念都是这些力量创造出来的。当多维新闻网、亚洲周刊和亚州时报发动“驱张运动”后，这些力量会呼应并跟进造势，试图影响高层的意志和判断。

胡温站在一个选择关头

最后环节是否存在，即：胡温高层如何回应独立舆论的“驱张”诉求。我们有许多理由可以认为，胡温不会接受驱张的要求。例如，顾忌江泽民，高层不愿开民间舆论搬倒高层领导的先例，等等。

但是，也有一些充分的理由使得胡温选择接受驱张要求。最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张德江罪孽深重，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也不能扭转广东局势恶化和造成恶劣的海外影响的根源。这些都妨碍胡温在中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影响工作全局。即使从改善治理角度，也需要动张德江。如果从政治斗争的权术考虑，那就更应当动张德江，以便以此震慑诸侯，真正掌握左右局势的主动权。不过，笔者不关心这些执政把戏。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关头，官场上的风云充其量不过是政治历史大戏中的噱头，不足挂齿。重要的是其推动的政治转型和折射出的意义。历史进步是通过转型实现的。所谓政治转型，就是权力产生、分配和变化结构以及运作方式的系统变化。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在邓小平时期就实现了根本变化；社会结构转型在江泽民执政期有很大进展。这两个转型解决了一些老问题，但也造成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政治转型才能解决。胡温看到了新问题，因此提出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但是，至少胡并没有看到，这些问题必须政治转型才能解决。他想恢复和重建被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瓦解的旧政治，即高度一致的行政权力和旧的意识形态。殊不知，这些问题要么是旧政治不能解决的，强化旧政治将会破坏前两个转型，导致全面混乱；要么就是旧政治在经济和社会转型后必然腐败退化的结果。因此，胡温上台后，其口号和姿态传递的执政理念引起人们的好感。但几年的执政运作中，所有问题不仅没解决，而且更恶化了。人们也逐渐失望并且开始批判胡温。

就在胡温自己不理解新的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需要政治转型时，转型中发育和形成的新的独立势力却在探索新的政治机制，在微观基层开创转型可能空间，以解决自己发展面临的问题。一个新的机制是，民间利益调节通过法律方式；政府与公民的冲突中，维权专业人士发挥作用。另一个新的机制是，当地方政府与豪强甚至黑社会勾结盘剥弱势群体并压制合法讨还公道时，受害者集体行动以暴抗暴，对抗迫害，导致恶性事件，然后引起舆论公愤和国际关注，从而导致高层调查和处理。

此次“驱张运动”中浮现出综合机制。国内外互动，朝野互动，和各界联合行动。胡温无形中站在一个选择关头，如果他们拒绝接受“驱张”诉求，那么他们的威信会进一步下跌。这些年胡温在民间的形象就是这样的趋势。但如果胡温看到民气可用，或者仅从改善政府工作或者改善吏治角度理解选择，那么他们可以通过此事小有斩获。但如果胡温能从此是中看到中国政治新机制，并以此作为实现自己的执政理念的途径，那么他们会建立起与中国新生的影响公共舆论空间的独立力量的政治联系，并客观上推动中国的权力分配和运作方式的结构性转型。这个转型将以与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逻辑和趋势相一致的方式解决它们产生的问题。在自觉地运用，催生和支持这样的新机制的政治转型中，胡温可以平衡党政官僚阻力而解决恶化的问题，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建立支持这些新机制的制度框架。

新的政治结构当然还不是民主自由的政体，但是多元化的利益和意见会有更多的表达渠道，公共决策会更公正，权力会更分化和相互制衡。最重要的是，公民社会将更强大和成熟，而后者是健康平稳的民主化转型的政治条件。

现在的问题是，胡温在多大程度上有这种眼光、魄力、意志和智慧，罢免张德江，推动这样的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