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越南街” （三）

   于是才能够从容地微笑着回忆一段关于越南街上的马来餐馆的往事。那家餐馆是我先生初至澳洲的后方根据地，尽管栖身的时间才短短几个月，好歹让他这个穷中国留学生赢得了“备战备荒”的宝贵时机。

    刚到墨尔本的第一个星期，先生落脚于某家小旅馆，房费每星期90澳币。虽只住了7天，口袋里也仅结余100澳币，已经走向破产的边缘。热锅上焦虑的蚂蚁急得到处乱窜，偶然路过越南街，命中注定似地巧遇马来餐馆老板娘，正打算把楼上出空的一房出租。老板娘爽快地让我先生成了承租者，并不认真计较其身份与经济实力。天时、地利、人和，我先生立马从“昂贵”的旅馆开拔，更牵牵扯扯出一长串与他同命运的“自告奋勇者”。

    二十来平方米的一间房于是挤进了8个中国男同胞，每人每星期分摊10元房租，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和心理压力。后院暂时不起火，至少可以稍稍笃定地外出找工。一只光面包一瓶自来水外加两条永远上了轴的腿乃找工的标准配备，马不停蹄人不停足，以越南街为中心，东南西北全然是无目的的瞎撞。那时正值澳洲经济大萧条之期，工作极难找，脚上沪产的“狼”牌运动鞋走坏了几双，脸上的皮肤被澳洲的大毒日头晒褪了几层，终于为幸运之神眷顾陆陆续续都打起了临工。其中一个留学生额角头碰到了天花板，因为烹饪手艺出色，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了楼下马来餐馆的帮厨。

    生活慢慢踏上了正轨，在人生地不熟的墨尔本，终于有了一间固定的房子可容身，有了一席固定的地铺可睡觉，有了一个固定的临时地址可以同过内的亲人通信，也盼来了第一封飘洋过海珍贵无比的家信。这个固定是短暂的，却带上了能安身立命的家的意味。

 

    是家就要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家做饭轮值，买菜均摊，几乎天天土豆炖胡萝卜，反过来再胡萝卜炖土豆。虽然中国人最具代表意义的菜蔬是青菜，但澳洲的青菜比起土豆、胡萝卜来要昂贵许多，所以从来不敢问津。只挑顶便宜的买，即使最便宜，还想更便宜，渐渐累积起小窍门，知道得乘农贸市场临近落市收摊时前往采购，摊主急于脱手剩货，价格便宜得等同白送。

    一队大男人肩扛大袋大袋的胡萝卜、土豆鱼贯走在大街上，雄赳赳气昂昂，满面压抑不住的得意笑容，引得路过的外国老太太直声追问是否又要打仗囤积食物。当然不是，澳洲的生活和平美好，但一块澳币抵好几块人民币，生活成本太高。大家都是借了债出来的，开源节流，能省一分是一分。今天眼看着袋中银子又可在荷包里多逗留几日，当然得意，必须得意。

    那些中国留学生包括我先生在内，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艰难地摸摸索索地探寻着属于自己的前方的路，从越南街、从无数条类似越南街的街慢慢走出去，渐渐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这样说起来，我在澳洲即使吃过苦也是有底子的苦，黑巧克力的底子，苦而回甘，至少有我的先生以及许许多多同他一样的留学生前辈替我于前方遮风挡雨。

 

    所以最起码青菜是我日常生活中顶普通的菜蔬，它现身饭桌的频率跟我在中国家乡时一样高。还远远不止青菜，我甚至可以购买很多并非必须的食物，它们不是为了身体的需要，更多地关乎心理上的渴望。

    渴望有许多次就着落在越南街中段拐角位置的亚洲小超市里。那时的它可真小啊，被称作杂货铺反倒更贴切，却小而温暖，我在其间流连，本是不怀指望的寻觅，一旦切实地跟上海产的油咖哩、海鸥牌酱油、五香大头菜、半话李、加应子、烤夫干、糟卤甚至稍稍远于上海的土特产绍兴霉干菜不期而遇，倒起了种异乡得知音的惊喜。初为人妻的我，当时的烹饪水平委实糟糕透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一大锅红烧肉可以混好几天，不敢细究个中滋味，放点香喷喷的霉干菜准保不会出错。霉干菜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安慰。

    小超市的空间拥挤，各种惊喜也拥挤着等不及地接踵而至，成了磨练我做菜手艺的巨大动力。那会儿，逛这个小超市是我生活中额外的乐趣，虽然如今小超市扩大了四、五倍，改头换面现代化了不少，我却觉得不如以往亲切。大了，货物就应该多，品种齐全，买到什么是理所当然，买不到什么便平添一番失望。意料之外的惊喜愈来愈少，物种其实也不见得比小超市之时更多样化，因此拜访次数日益减少。但心中依旧念念不忘，毕竟有过愉快而难得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