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菜花：本是菜，自以为是花
只为整理零星思路，想哪儿说哪儿，全无章法。如果您有耐心读上一篇，这里就谢过了。
我们，更准确地说是我夫人，前两年当了一场被告。车祸官司，没有李文和的案子那么轰轰烈烈。尽管事情不大，但是程序照样严格，就像武林中高手过招，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一直打了一年半。难怪美国的律师业欣欣向荣，永不裁员。
几年前的一个早晨我夫人开车送我去搭车地点，并捎带送孩子上学。我们开的是旅美华人的主力车型，Ｔｏｙｏｔａ Ｃａｍｒｙ。在一个路口我们有STOP SIGN，是TWO ＷＡＹ ＳＴＯＰ， 所以主路上的车可以畅行无阻。加州的冬天常有大雾，而那天早上的雾还特别的浓，对方偏偏又没开大灯。我夫人刚刚开上路中间就看到右边有一个巨大SUV的车头，高高地象坦克一样从雾中冲了出来。记忆中我大喊了一声ＮＯ，然后就是一声巨响。再等我回过神来，发现自己还坐在车里，但是车子已经横在了十米远的路肩上。这十米是怎么“飞”过去的，在我的记忆里是一片空白。对方的ＳＵＶ也由于巨大的惯性冲进了路边一个住家的前院 （十字路口的房子便宜，就是因为世上有我们这种Ｄｒｉｖｅｒ）。前后有三辆车停了下来，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并叫来了警察。警察叔叔很和气，一边写事故报告还一边安慰我们，Ｉｔ＇ｓｊｕｓｔ ａ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ｉ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ｅｖｅｒｙ ｄａｙ。尽管两辆车全部报废，但是双方的人员都能下车自由走动，我们甚至互相礼貌性的问候了几句。本来这事儿可以由保险公司简单的理赔了事，但没想到二十四个月之后的一个傍晚有人按了我们家的门铃。开门后看到一个陌生男子，他自我介绍是一个保安，同时兼为法院送传票（Ｓｕｍｍｏｎｓ）。他通知我们，对方已经把我们告上法庭，好自为之吧。
车祸博弈之第一回合：没病找病。因为对方的ＳＵＶ宣告报废，我的保险公司很快按市价给对方赔偿了两万四千刀（US Dollar）。但是对方开车的女人声称车祸后导致她老人家背疼，不得不每天服药，损失巨大，所以要求额外再赔偿四万刀。因为是我们的ＳＴＯＰ ＳＩＧＮ，我的保险自知理亏，答应额外赔偿两万八千刀，但是四万刀不答应。对方等到法定的最后谈判期限价钱仍然谈不拢，她便选择了诉讼，从此正式进入法律程序。
两万四再加上四万，那可是六万四千刀啊。幸亏有保险公司在前边挡着， 不然的话这六万四千刀全都将斩到我的身上，那可是刀刀见血好比凌迟。从此以后我再付保险公司账单一点也不心疼了。养兵千日，斩在一时，弟兄们，为我两肋插刀的时候到了。
车祸博弈之第二回合：律师摸底。我第一时间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他们让我签一个协议，把案子全权交给保险公司，由他们为我雇用律师。这样的话，所有律师费用由保险公司负责，赔偿额度也是由保险公司全权决定 。这时我夫人有点胆确，而我反倒是微微的感觉兴奋。既然有人付律师账单，这官司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有保险公司出钱，我们就当陪着他们玩儿吧，也算多一份人生经历。我和我们的律师通了两次电话，然后就是等待。这期间是律师熟悉案情，并初次接触，互相摸底，我方律师再次严正重申两万八千刀的底线，而对方律师无意让步，坚持四万刀，不然和你没完。
车祸博弈之第三回合：取证。上一回合和解无望，双方便摆出了阵地战的架势。各自搜集技术证据，包括出事地点照片，验车报告，然后是律师向各自的当事人录取证词。这是我们第一次面见律师，看着并不像电影里的律师那么震撼，甚至很平庸。不过后来发现他的经验丰富而且敬业。日后出庭时竟然扛着一大箱的资料，猛一看我还以为是送快第的邮差。验车报告根据车辆撞击角度和损坏程度，认为对方超速行驶，而我们的证词也强调对方在大雾之中没开大灯。 对方律师取原告证词，强调我们有Stop Sign，甚至说我们Stop Sign 没停。这一轮取证之后，双方律师再次会面，相互试探。对方律师的取证似乎遇到一点麻烦，这时候他们愿意以两万八千刀和解。而我方律师似乎信心上涨，通知对方两万八的时间窗口已经过了，现在的价码改成一万八了。对方不能接受，这一回合仍没能和解。
车祸博弈之第四回合：厅外过堂。接下来是律师向对方当事人采集证词。也就是说我们要到对方律师楼过堂。这之前我们的律师特地和我们准备了两个小时，不断叮嘱我们注意事项。第二天我们穿戴整齐，人模狗样的在律师陪同下昂首来到对方律师楼踢馆。除了双方律师，法庭也派了速记员来公正记录我们的证词。对方的律师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士，看起来赏心悦目，但一上阵便暴露出准备不足。她把事故的日期搞错了，我指出她的错误之后，她不得不临时回到资料室对证。她问话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车子的行驶方向，我也给她指了出来。这一切都被法庭派来的速记员如实地记录在案。这次过堂之后，我们的律师很兴奋。他说我们表现出色，如果以后出庭一定有机会说服陪审团。打官司的最后阶段都是由陪审团来决定胜负，所以说服陪审团是当事人的终极目标。我和夫人都是人高马大，有良好教育背景，律师认为如果日后出庭的话陪审团会对我们的证词多一份认可，尤其是在硅谷这一高学历密集型地区。看来面壁十年这个学位没有白拿，正事儿顶不了，蒙蒙陪审团还行。
这次过堂之后，双方律师再次试探和解的可能性。看来我们律师的乐观态度是有道理的，这时对方律师已经同意一万八千刀和解了。但是我方律师信心大增，告诉对方一万八的时间窗口已经过了，现在的价钱改成一万二千刀了。这不是得寸进尺吗？对方大为光火，誓言将官司进行到底。所以这次回合，仍无法和解。
车祸博弈之第五回合：法庭前夜。下一回合就是上法庭直接面对法官了。 出庭日期早已订好，这之前双方都在做最后的准备。出庭前两天我们见了律师，我方聘请的医学专家有重大发现。对方病历显示原告已经吃了二十年的止疼药，车祸之后用药并没有改变。对方证人名单还显示他们请的医学专家并不是原告的家庭医生。将要出庭作证的医生以前根本没有给原告做过任何体检。他只能凭借病历来出庭作证，这样的证词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与此同时，对方居然找到了出事地点的证人。我方律师立马给他们的证人打了电话，但发现这个证人清清楚楚地记得他当时就停在我们车后，他可以作证我们在Stop SIgn停了很久才上路的！所以他们的证人对我们的负面作用不大，正面作用不小。
在出庭之前双方一般会做最后一次接触，再次争取和解。因为一旦庭审，法官的木槌一响，黄金万两，双方的花费都不在小数。事情发展到这一地步，对方自知证据不足，一咬牙，答应给他们一万二千刀就算和解了。我方律师的回应我不说你都想得到：一万两千刀的时间窗口已经错过了，现在的价码是九千刀。
这故事讲到这儿，我怎么觉着像自己炒股票。二十八块一股时不卖，非梦想着四十块一股的那天。等心理上终于能接受二十八块了，股价又变成十八快了；等我咬牙切齿割肉疗毒准备十八块抛售，股价又变十二块了；刚一犹豫，又跌到九块一股了。我不禁喃喃自语：股票股票，调戏傻帽儿。
车祸博弈之第六回合：法官出马，一个顶俩。我从衣橱里终于翻腾出了找工作时候用的西装，勉强把十几年来积攒的啤酒肚裹在了西装里。系领带的时候我仍然有上绞刑的恐惧。这不能怪我，弄个绳子捆脖子上，这种事儿在我祖上想都不敢想啊。看来全盘西化可真不是件容易事儿。到了法庭我们见到了原告和她的律师，并礼貌性握手喧寒。对方这次是一个老律师出马，那个年轻小姐律师作陪。偌大的法庭就我们几个人，略显冷清。不久法官进场了，法警一声喊，我们全体起立。我想这起立倒不是因为法官本人有多么伟大，其实这是他背后的法律的一种尊严。 法官坐定之后，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balabala地说了一通，然后法锤一敲，站起来转身走出了专为他开的那扇门，把我留在那里发愣。他的大意是说案情已阅，虽市井之争仍不能怠慢；然一旦正式过堂，十八位陪审数日之用渡不菲。纳税之粟，粒粒辛苦。如尔等再接再厉，以期退一步海阔天空之结局，民之万幸矣。（你看看我，不仅会洋泾浜英文，还会洋泾浜古文，太有才了。文革时候古文没念，如今常被台湾友人取笑，现在趁机拿各位读者练练手，不好意思）。律师说下一步是由法官亲自主持议和，只请双方律师参加（好像原告也参加，记不清了)，我和夫人只能在法庭过道里坐等。
等了大约四十分钟，律师们出来了。我问律师现在的时间窗口是多少钱，他笑一笑说是六千刀。他说法官的意思很清楚，全力主张双方和解。除非实在万不得已，他目前不想考虑召集数十位公民从中选取陪审团。对方的价钱先是九千，然后改为七千，一分都不能少了。我的律师不敢独断，提出要保险公司的理赔经理加入和谈，法官同意了。我们又等了近半个小时，保险公司的人来了，他们又进入法官的办公室继续会议。这次不久就完事了，保险公司的理赔同意七千和解，对方同意终止诉讼，我和太太也很高兴一年半的官司终于结束了。只是我西装革履的来了，竟然没机会给一次激昂的法庭最后陈述，遗憾。
在回去的路上我借机讨教律师，为什么保险公司要打这官司？当初如果赔给对方四万刀，岂不是比一年半的律师费要划算？律师说，这种官司往往不是为了省钱，而是要守住一个底线，目的是让对方拿到最少的钱。没有底线的话，今后会有更多的人来保险公司要钱。这次官司虽然让我的保险公司花了很多钱，但打了一年半只得到区区的七千刀，刨去给原告的钱，对方律师楼铁定是大赔，那么我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所以我的保险公司对这一结果非常满意。律师说他可以写信给保险公司，强调我们的出色表现是这次成功的关键，公司一高兴，很有可能免除我们的保费涨价！这可是出乎意料，我们已经准备好被大幅提高保费的。后来果真我们的保费一分没涨，夫人还一直享有California Good Driver 的优惠价。塞翁被告，焉知非福。
现在回忆整个诉讼过程，我发现下列词组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正义，道德，公平，对与错。也就是说诉讼之中无所谓谁对谁错，整个过程就是不断的讨价还价，每一个决定都是关于钱。我现在懂得了为什么天平被用来作为法律的标记，因为诉讼就是在天平的一边试探着放上证据，在另一边试探着放上金钱，直到两边被平衡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