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年高考之后半年,我们又迎来了七八年高考。经过六个月的补习班回炉再造,我已经是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如果我不辍学,也正好是那年毕业。凑巧的是我的考场就是补习班所在中学。天时地利人和,我算是占全了。而且我还认出了七七年高考的同桌,看来当初这位老兄也和我一样名落孙山。比起数次模拟考试,我的高考成绩算是发挥欠佳的,但还是进了北方一所知名大学的数学系。当时想选择物理系,但体检测出我是色盲(难怪考幼儿园时我认不出颜色),只能报考数学,力学,或机械系。我选择了数学。这以后的几十年,我沿着这条十八岁半朦胧状态下选择的道路一直走到了今天。既没有大富大贵,也没有穷困潦倒。我知道我很傻。从赚钱的角度来看,做数学是一种非常低效率的职业。
当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非常高兴。但并没有特别的疯狂,好像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辞别了我工作四年的印刷厂,兴高采烈地来到了一个北方都市,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这之后的四年是我人生至今最快乐的时光。这时我已经有点自负了,毕竟也算是自学成材。可到了学校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同学之中没有一个省油的灯。好多都是所在省市县各级数学竞赛得过名次的,其中不少都是第一名,一个个都是快成精的人。当时同学们大侃爱因斯坦,我居然傻呵呵地问道:谁是爱因斯坦?毕竟不是正规军里培训出来的,一看就知道没见识。在保定我讲一段水浒传还有人听,如今我却每晚流着口水等室友讲福尔莫斯。我懂了天外有天,从此不敢骄傲,处处谨小慎微,都是当时让我的同学们给吓的。七七和七八两届大学生是十年文革积累的产物,成份十分复杂。我们班既有应届毕业生,也有我这种社会油子。全班年龄从十四岁到三十一岁,几乎是两代人在一起读书。我同宿舍的七个人,有一个初二直接保送来的,两个应届高中生,一个下乡知青后来进了工厂,两个家中待业(无业游民),加上我一个工人。其中那个神童只有十四岁,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每每令我等成人汗颜。一个应届毕业生,是本市数学竞赛第一名,保送来的。另一个应届毕业生是福建渔村来的,当时十六岁。家里没有电灯,每晚点着油灯读书。来学校报到时,下了火车不懂怎么坐公共汽车。小小年纪挑着一条扁担,一头是书箱,一头是铺盖。渔民没有穿鞋的习惯,索性光着俩脚。一路打听问路走了大半天才找到了学校。就是这位地道的渔民子弟,十几年后成为中国水电部最年轻的总工程师。教育确实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