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地开花（一）

(故事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颠簸的本田花冠里，江文冻得缩在副驾座里“稀里哗啦”的吸着鼻涕。汽车买得便宜，所以没有空调，以至于寒冬腊月里，不得不把车窗隙条缝，让冷空气不停的灌进来，挡风玻璃上才不会起雾。这是种近乎于自虐的方法：1月波士顿的风，好像夹着冰似的，吹到哪里，就割到哪里，那种冷，是彻骨的。所以从学校与家不过5、6分钟路程，江文却需要至少半个小时“解冻”。半小时，是从家里到学校，学校里面的暖气开得足，一会儿就可以缓过气来。如果是从学校回家，她就一直要打着哆嗦吃完晚饭，才能渐渐觉着暖和。家里暖气是有的，但是不舍得开得太大，这样的天气，又是这样一个有些漏风的房间，真把温度升起来，一个月光是暖气，至少要花掉百来美元。江文是上海人，有着上海人的虚荣和精明，却没有上海人的富有和气质。在经历了陪读的美梦后，陪读的现实是令人痛苦的。江文并不漂亮，她不是通常意义上人们想象的那些如花似玉的陪读，与那些陪读相比，江文缺少的是美丽，多的是一个中国普通大学的硕士文凭。江文不曾大富大贵过，甚至没有过不曾拮据的日子，当然，如果一定要找的话，就是赵志明出国后，她在中国过的那段准陪读的岁月——说起来，那段岁月算是她最引以为荣的了。小时候，江文从江苏的一个小城市搬到上海，充满了对“上海人”这个身份的自豪。然而，要在一个如此排外、如此骄傲的城市里面，成为真正的一分子，远不是一个户口那么清晰明确的事情。直到上大学重新回到江苏，江文才在这个自己原本属于的省份里，挺胸抬头的宣布自己是“上海人”。最初，这个身份确实让江文在以江苏人为主的学校里面与众不同了一番。同一个寝室的五个女孩，除开江文，都是江苏人。他们发现自己的寝室有个上海人时，激动过，庆幸过，羡慕过，甚至自卑过——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认这种情绪的出现和存在过。所以，江文突然就被笼罩在若有若无的众星捧月下，甚至有了一些受宠若惊的惶惑。可惜“上海人”的光芒好像一颗流星，灿烂的画出一道高高在上的弧线后，飞快的坠落消逝，直到彻底黯然退出大家的记忆——江苏的有钱人太多了，金钱的光芒远比一个贫穷的的身份更为持久耐品。寝室里的姑娘们很快发现，这个上海人穿得比任何一个同学都土，而且这个上海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还不如自己的零花钱。尤其可恨的是，这个上海人还固执的把她们当成“乡巴佬”一样“哄骗”着。接下来的故事，可想而知——总之，江文提起大学生活来，态度是不甚矛盾的：一边不留余地的抱怨着身边同学的无聊可恶，一边又忌讳颇深的略去其中细节：这里面的蹊跷，想必一定不足为外人道也。本科毕业的时候，心高气傲的上海人，当然要回上海。可是，到上海工作并不是江文一个人的打算。有钱有势又占尽地利的江苏人们各显神通。不名一钱的江文只好另谋出路，聪明的选择了留校读研究生。她的成绩不够优秀，顺理成章的失去了报送研究生的资格。如果财力雄厚，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上铺成绩还不如她的刘雪，凭借有钱的老爸，一跃成为令人羡慕的保送生。江文没有有钱的父母，只好老老实实的复习考试。为此，江文是很吃了一些苦。读完研究生，江文如愿以偿的回到了上海，尽管薪水少得惨淡，单位小得可怜。在这样的形势下，江文遇见了另一个不彻底的上海人，她后来的丈夫赵志明。赵志明的父母是如假包换的上海人，支边到新疆，赵志明就无可奈何的被生在那里。多年以后的赵志明千辛万苦如愿以偿的回了上海，因为对“上海人”身份的曾经丧失是如此的痛心疾首，赵志明立志一定要上海得比上海人更加酣畅淋漓。江文和赵志明从相识到结婚的时间不长，10个月。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感情，因为两个人的极力“上海”，情投意合是理所当然。两个人都是不甘寂寞、力争上游的，就这么窝囊的困在上海做一辈子的边缘人显然不是他们的最后目标。而无亲无靠的他们，唯一看得到的出路，就是出国留学。赵志明拿到美国大学奖学金通知书的那个下午，两个人欣喜若狂的逛遍了南京路的犄角旮旯，决定着有钱以后，要买的一切东西——他们已经看见金色的未来在不远处向他们点头哈腰。江文和赵志明工作攒下的钱，早被争取奖学金的过程耗尽。好在亲戚朋友都知道，到了美国，就是遍地的美元随便捡，因此江文借钱替丈夫置办出国行头时，倒也一帆风顺。尽管如此，赵志明的行李仍然非常“精简”。江文红着眼睛把丈夫送上了飞向美国的飞机以后的时光，是江文这二十八年中最美好的日子。哪怕上海人如此的自视甚高，对于美国还是充满敬畏的。身在美国的丈夫给了江文无穷的自信和资本，她不时在下班之后，出入于各大商场，虽然依然只是看客，但是，未来成为真正顾客的可能性却迅速的增大。赵志明每个月按时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五百美元，更让江文的腰板挺得前所未有的直，尽管她不得不一只手兑回美金，一只手拿了这些钱偿还为了挣这些美金欠下的债，但剩余还是有的。 转载请联系作者。Contact: [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