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活着的时候，被世人称为人世间的天使，当她离去，依然成为一种力量:温暖，坚定，和平，绵延不绝——9月5日，特蕾莎修女逝世十周年。整整十年，时间给了人们一个理由，悲伤或者幸福，苦难或者宁静，但无论如何，世间曾有一个特蕾莎姆姆(对年长修女的尊称)。
她是阿尔巴尼亚人，但终其一生，都在印度加尔各答为穷人服务。
她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她创建的仁爱传教修女会在她离世时，拥有4亿多美元的资产，7000多名正式成员，还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和义工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她认识众多的总统、国王、传媒巨头和企业巨头，并受到他们的仰慕和爱戴；她于197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在她辞世之时，她的个人财产仅有一张耶稣受难像，一双凉鞋和三件粗布纱丽:一件穿在身上，一件待洗，一件已经破损……
十年时间，这个世界改变了多少？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人世间的苦难并没有丝毫减少，令人沉痛与哀伤的事情并没有绝迹，贫穷依然像潮水一样，将一些人淹没，特蕾莎修女说过的那种比贫穷更可怕的“孤独与被抛弃的感觉”，仍然钳制着相当多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特蕾莎修女所做的一切毫无意义。她使加尔各答数以十万计的身处苦难的人们得到关怀，她的仁爱与慈悲至今清音未绝，并将传诸久远。而除此之外，她告诉了这个世界什么是真爱，如何去爱。
从18岁到87岁，特蕾莎修女在长久的受苦中，唤醒了世人对于穷人的关注。从来没有人做到特蕾莎修女这样，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愿意像她那样去做。“每个人都在做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假装看不到这些穷人，也可以选择走到他们中间去。”她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因此她能够“以穷人的名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在诺奖颁奖典礼上，她说:“我是帮穷苦的人代领这个奖。我很高兴贫穷的人，受到应有的注意。”她把奖金全部用在贫穷苦难者身上。当她得知颁奖后的国宴需花费7100美元时，她流泪了，向主管方发出真诚、柔弱但又难以拒绝的请求:能否把这次国宴的钱连同诺贝尔奖金一起赠给我。一顿豪华国宴只能供100多人享用而已，却也可以让15000名印度穷人吃一天饱饭。
她同时也告诉世界，要以有尊严的方式对待穷人。愈是贫穷、孤独的人，愈是拥有着最为敏感的心灵，最为脆弱也最为强烈的自尊。不论在印度，还是在别的地方，概莫能外。开始，特蕾莎修女的关心并不被当地人所理会，因为她的身份及穿着，让穷人认为她是在施舍。
她意识到这一点，决心像当地穷人一样生活。她把所有贫困、病者、被遗弃的人，都当作是“受难基督”的化身。“我们倾尽所能让他们过上有爱，有尊严的生活”，她坚信，只要没有被抛弃，他们还不算穷人。所以她倾尽所能，不让穷人感到被抛弃。“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现在死得像个人”——或者对于特蕾莎修女来说，没有什么抵得上被关爱者临终的这句呢喃低语。
诺奖评委会在给她的获奖理由中写道:“那些最孤独的人、处境最悲惨的人，得到了她真诚的关怀和照料。这种情操发自她对人的尊重，完全没有居高施舍的姿态。”而且，“她以尊重人类尊严的观念在两者之间建设了一座桥梁。”以有尊严的方式对待穷人，这一点是这么重要，然而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却未必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生活中已经习焉不察的对低保户的“示众”做法，让受资助的贫困学生接受镜头捕捉的情景，还有类似湖北几位贫困生因未向提供资助者写信而被停止资助的事件，都需要向特蕾莎修女寻求解答。
她追随爱，最终自己也成为爱的化身，成为被追随者。但是也应当承认，在一个叫做特蕾莎的修女出现的地方，无疑也是一个社会保障制度严重缺失的地方。这可能是所有对特蕾莎修女的关注中，最缺乏必要关注之处。曾经有记者问她，“你怎么不用自己的影响力，去针对社会不公平的经济体制发言？”特蕾莎修女的回答是:“我对社会体制改革没有兴趣。世上的确需要有人为改革体制、改革人权而努力，我们不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每天接触的，就是眼前一个个需要面包的人。我的领受就是帮助这个人。我相信我做好我的部分，其他人便会受到激发去关心其他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