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藩王（连载九）有作为的藩王（一）

第一代周王朱橚是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棣的亲弟弟。约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生，明洪熙元年(1425年)卒于河南开封。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方剂学家。洪武三年(1370年)，封为吴王。洪武十一年(1378年)改封为周王，十四年(1381)就藩开封，以北宋的故宫作为王府。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朱橚私自离开开封来凤阳，朱元璋很生气，准备把他流放到云南，未成行，改变了主意，命令他住在京师，开封的周王府的事务由世子朱有炖管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十二月下旨允许他回开封。建文二年（1399年），因为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弟弟，对他十分怀疑和忌惮。朱橚也好几次有异常举动，长史王翰劝阻不听，就假装发疯离职去了。这些情况被朱橚的次子汝南王有动（加火旁）举报（这家伙和朱元璋老三晋王朱?的次子平阳王济熿，上面说过老四燕王朱棣的次子高煦是朱元璋最不喜欢的三个顽劣的孙子，而且碰巧都是次子），建文帝派大将李景隆以出守边防为名义，路过开封时突然包围王宫，抓了朱橚，把他流放到云南蒙化，由黔宁王沐英之子西平侯沐晟（永乐年间征南，论功封黔国公，正統四年（1439）死於出征回师途中，赠定远王，从此沐家以黔国公镇守云南，直到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黔国公沐天波）管束。将他的儿子们迁徙到别处，后来又把他召回京师软禁起来。
朱棣攻入南京，就恢复了他的爵位，并加年俸五千石，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又下旨让他回到原来的封地。朱橚为人好学，喜读书，能填词赋诗，又写得一手好字，曾根据元朝宫中遗事，写有《元宫词》100章，是搞文艺的好手。回到开封以后，就组织了一个歌舞团到京师，献上九章之歌和八佾之舞，歌颂朱棣。第二年九月来京师朝见朱棣，又献上传说中的瑞兽驺虞。百官纷纷上奏章，写颂词，说是朱棣的仁慈感动了上天，降下吉祥的动物（实际上朱棣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皇帝之一）。其中包括三杨中的杨士奇和杨荣，特别是后来成为文坛领袖的杨士奇还连写了两篇（见杨士奇《东里集》卷续四四‘驺虞颂’ 和卷续五四‘驺虞诗’）。驺虞是有“虎躯獅首，体魄伟岸”，“白毛黑纹，尾巴修长”，“性格溫驯，仪态优雅”，“动作敏捷，奔跑如飞”等四方面特征的动物。据考证应该是猫科动物“猎豹”的变异个体，毛色有“白化”倾向的“王猎豹”。这种可说是极其“珍稀”的动物个体，现今只有在南亚或非洲大陆可发现它的踪迹。几千年前它也曾在中原大地存在过，诗经中就有写驺虞的（见《诗经。召南。驺虞》），到了明初中国已经非常罕见了。大概像今天的华南虎，周正龙弄了一张照片，许多人就纷纷指责是假的。朱橚献的是活的个体，没人指责他造假。后来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五月和宣德四年（1429年）三月又有两次献驺虞的行动，总算朱棣和朱瞻基头脑清醒，没接受朝臣的祝贺，以后就再也没有献驺虞的了。千错万错，马屁不错，果然朱棣龙颜大悦，赏赐给朱橚非常丰厚。
朱橚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到开封以后，执行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做了一些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开封在黄河边上，黄河河床高于两旁的土地，靠河堤挡黄河之水，一旦决堤，就没人欣赏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观了，而是有灭顶之灾，赶紧逃命。朱棣十分同情弟弟的处境，准备把他改封到洛阳。朱橚说我到了开封，已经治理过河堤，现在河堤相当坚固，洪水来了不会出问题，不需要搬迁王府，以免劳民伤财，于是朱棣让朱橚继续留在开封。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橚上疏推辞了所赐的在开封城内收税的权利。朱橚也是够倒霉的，安逸了没几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月又有人告发朱橚要造反。按照朱橚的一贯表现，在下以为没有这种可能，偏偏朱棣考察下来，认为举报有一定依据。第二年二月把朱橚召到京师，把举报材料给朱橚看，朱橚也不申辩，马上低头认罪。朱棣看着可怜，也就不再追问，这件事情总算过去了。朱橚回到开封，思前想后，朱棣已经收回好几个亲王的护卫，而自己还有三护卫，莫非问题出在这里？于是马上上表献还三护卫。仁宗即位，把他的年俸加到二万石。同年（1425年）去世，享年65岁，谥为定，史称周定王。
青年时期朱橚就对医药很有兴趣，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他先是组织一些学者编撰《保生余录》方书两卷。随后有一段时间被流放到云南，使他对民间的疾苦了解增多，看到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于是他以待罪之身组织手下的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的《袖珍方》一书。《袖珍方》全书四卷，3000多方，其中有些还是周王府自己创造的。这部著作编著严谨，“因疾授方，对方以授药”。总结历代医家用方经验，“条方类别，详切明备”，便于应用。《袖珍方》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十余次，可见受医家重视的程度。它的发行，对我国西南边陲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底，朱橚回到开封就着手方剂学巨著《普剂方》的编著工作。他深知编著方书对于民众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并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开封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刘醇、滕硕、李恒、瞿佑等，作为研究工作的骨干，集中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画工和其他方面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集体。经过十几年努力，大约在永乐十年（1412年）左右，由他亲自订定，滕硕和刘醇协助编写的《普剂方》编成。《普济方》是被认为“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更无赅备于是者”(见清纪昀《四库全书提要》)的巨著。全书共168卷。其中有方脉总论、运气、脏腑、身形、诸疾、妇入、婴儿、针灸、本草共100余门，计1960论，2175类，61739个药方，239图。对于所述病症均有论有方，保存了大量明以前失散的文献，为后代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朱橚大量收集各种图书资料，打下了“开封周邸图书甲他藩”的坚实基础。又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出色的科研工作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被流放期间，也从未间断有关方剂学和救荒植物的研究工作。
朱橚组织和参与编写的科技著作中，《救荒本草》可能是成就最突出的。该书在永乐四年(1406)编成出版。如果说《普济方》重在整理综合前人的成就，则《救荒本草》是开拓了植物学的新领域。在我国封建社会各朝各代，大体上都是赋税繁重，灾害频繁，劳动人民生活很苦，常用草根树皮果腹。元代又加上民族压迫极其严重，到明初战乱刚停时，人民尚未得到休养生息，生活更苦，吃糠咽菜成为常事。劳动人民在长期食用野生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性的知识，急待加以总结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国自古药食同源，本草学的发展也为对野生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和方法。朱橚和他周围的学者们，正是以这些知识为基础进行《救荒本草》的编著的。但《救荒本草》具有资源调查性质，其编缀仅以食用植物为限，这一点又与传统本草有所区别。可以说，《救荒本草》作为一种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著。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植物414种，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与传统本草著作不同，朱橚的描述来自直接的观察，不作繁琐的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描述一种植物，即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就形式而言，很有区域被子植物志的意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书的图比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都准确、真实。所以无论是从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便利民众寻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作者有实验植物园，可以随时对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所以，《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花基数、叶脉、花序等。此外还使用了一些易为学者和民众接受，能够简洁、确切地描述出植物特征的植物学术语。对植物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朱橚的《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这本书中，朱橚记载了一些新颖的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基于经典本草书中豆可以解毒的说法，他想出用豆叶与有毒植物商陆同蒸以消其毒性的制备法。在讲述白屈菜的食用时，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用细土与煮熟的植物体同浸，然后再淘洗以除去其中有毒物质。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这部书在明代翻刻了几次，还有不少文人学者纷起仿效，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学派。本草学家李时珍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不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编撰《农政全书》时把《救荒本草》全文收载。清代重要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的许多图文也引自《救荒本草》。清代吴其濬在撰写《植物名实图考》这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时，不但效法朱橚通过实际调查和收集实物的方法来取得第一手资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图文。朱橚的著作对我国明清时代的学术界，确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救荒本草》这部著作以自己出色的植物学成就，赢得了世界声誉。从十七世纪初开始，《救荒本草》在日本广为流传，引起了当时日本学者的巨大兴趣，不仅研究文献非常多、而且还出现一些类似的著作。1881年，俄国植物学家E．贝勒(Bretschneider，l833—1901) 在《中国植物志》 (Batanicum Sinicum)一书中，曾对其中的176种植物进行学名鉴定，并认为其中的木刻图早于西方近70年。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W．T．施温高(Swingle)认为《救荒本草》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并仍然是当时最好的研究救荒食用植物的专著。他还认为中国人对救荒植物的关注，促成了中国今天拥有大量的栽培植物，它的数量很可能是欧洲的l0倍和美国的20倍。到了40年代，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B．E．Read，l887—1949)对书中的植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写了一部题为《＜救荒本草＞中所列的饥荒食物》(Famine food listed in the Chiu Huang Pen Ts’ao)的专著。 列出了书中358种植物的汉名、已知学名、英文名称、化学成分和在其他国家食用的情况。美国植物学家H．S．里德(Reed)在《植物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plant sciences)中指出，朱橚的书是中国早期植物学一部杰出的著作，是东方植物认识和驯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美国科学史家G．萨顿(Sarton，1884一l956)在《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书中，对朱橚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朱橚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的植物园是中世纪的杰出成就，他的《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书。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认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朱橚既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