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让我们凭着理性对社会中的主义、思想做一个简单分析，看看谁代表了真理。
社会中的主义、思想其最终研究对象都是人，所以人是个什麽东西，人性是什么，是所有主义、思想的核心问题。
人性是什么，不外四种看法：第一，人性本善。第二，人性本恶。第三，人性即善又恶。第四，人性非善非恶。其中，第四个观点是对人性及人性问题讨论的否定，它可以和第三个观点划为一类，因为都认为人的善恶不是内在的，而是由外在环境所决定的。他们的最终结论是，人可以通过教育学习，达到至善之美的境界。而这一结论在客观上又与第一种观点殊途同归，不谋而合，他们对社会改造的实践也最终会走在一起，不知觉中，第三、第四种观点成了人性善的另两种说法和版本。因此，从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社会中对人性的看法大体上就两种：人性善和人性恶。
我们先观察一下中国社会，哪种观点代表了真理。
儒教认为“人之初，性本善”。⑴（《三字经》）“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⑵（《孟子?告子上》）在儒教看来，人一生下来本是白纸一张，是洁白的，是善的，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社会的种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下、诱惑下，才慢慢地学坏了，变恶了。因此，只要能够不断地学习，将沾染在自己身上的坏习气去除掉，人就能恢复他本来的纯洁面目---善。
儒教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观察人的成长过程中得出的幼稚、肤浅的经验。人，在小时候，懵懂无知，两小无猜，显得纯洁无暇，和作恶多端的成人相比，他们简直就是善的天使。儒教因此得出人性本善的结论，是出于对人的青春发育常识的无知。成人所以比儿童恶，是因为性的发育成熟，而非受社会风气污染所致。性是人类恶的根源，人的妒忌、虚荣、贪婪、残酷等恶德皆有性派生。其实人在青春期以前的孩童时期，也非白纸一张，人从娘胎里一出生，就具有抢夺、妒忌、贪婪等自私自利的天性，只不过程度轻微罢了，儒生们如果被对自己孩子的亲情仁爱蒙住了眼，看不到人生而自私的种种表现，那是女人般的肤浅；如果看到了，硬说是孩子的恶作剧，视为可爱，那就是自欺欺人的虚伪。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人认为通过学习便可以得到善，于是“学而优则仕”的官僚们自然便是善的大人、君子；而不学习，不识字，或学而不优的的平民百姓自然成了恶的小人、刁民；于是善良的大人、君子们对小人、刁民们进行人治就是天经地义；于是恶的小人、刁民就需要刑法管制，而官僚们则拥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权；于是“善良”的官僚们就不需要监督制约，而可以凭着“高尚”的道德任意行事，其结果，是使并不善良的官僚们在缺乏监督的状态下，肆意行恶，干尽了坏事。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统治者对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恶，一味地采取掩盖、高压的政策，其结果不仅没能使恶渐渐冰消，反而使恶成为旧抑的火热的岩浆，最终会冲破压力而爆发，给中国社会带来周期性的动乱、大破坏。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人认为社会中应有通过努力学习而成为至善、完美的范例，使得儒生们使出了看家本领－－造假：编造尧、舜、禹等假人物、假事迹，伪造禅让的假历史，并为掩盖历史真相而删削诗经，篡改春秋，对历史大动手术；使得孔丘成为造假的鼻祖，儒生成为最早的造假集团；使得中国人说假话、办假事、造假货源远流长，泛滥成灾。
由于儒的人性本善，使得中国人对“性”不敢正视，视“性”为洪水猛兽，将“性”掩着、盖着、藏着、掖着；使得中国人迫害女性；使得中国人拥有特殊的表面仁义道德、正人君子，背后卑鄙龌龊、男盗女娼的虚伪。
……
人性本善使中国社会假、丑、恶，它分明不是个好东西，不是真理。
与儒教相反，法家思想认为人性本恶。
法家要比儒教深刻得多。他一针见血，一眼看透人的丑陋面孔。人生而自私，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 ⑶（《商君书?算地》）“生则计利，死则虑名。”⑷（《商君书?算地》）儒家不是鼓吹“仁”，渲染血缘亲情吗？法家就从这里开刀：“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⑸（《韩非子?六反》）“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⑹（《韩非子?贝内》）卖车的盼人富贵，卖棺材的盼人早死，何也，是卖车的人善良，卖棺的人恶毒胡？非也，都不过是为了一个利字罢了。所谓礼让，不过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把戏而已，因此统治者无需兜圈子，绕弯子，无需仁政、礼治、伪善、谦让、忸怩作态，只要严密监控加上大刑伺候，恐怖再恐怖，就可以平天下。恶是能力，恶是勇气。最恶者为王，天下是恶者的天下。善是弱者、懦夫的行为。
秦依法家思想治国，用刀剑剪除了六国，一统天下。建立秦王朝后，便将恶的锋刃由对外战争转向内部人民，实行严刑峻法，高压恐怖。百姓稍有过错，便被削鼻、断足、腰斩、车裂，被割下的鼻子堆成堆，被砍下的脚装满了车，秦朝的大街上满是被施刑的残疾人。单秦始皇执政的十二年间，被处宫刑（割掉男性生殖器）的人就多达７０多万人……。秦王朝只有恨，没有爱；只知恶，不知善。它的残暴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惩罚，秦王朝建立十五年便夭折暴亡。
秦亡，法家思想没有亡，酷刑、文字狱、连坐、户口制度等恶的产物，代代相传，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人身、精神的自由，严重摧残了中国人的身心健康，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人性本恶，也不是个好东西，也不是真理。
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儒家思想占的比例高了，统治的时间长了，社会就会在伪善帷幕的遮掩下，污垢渐积，血缘裙带，人情关系，纠缠难清，导致腐败糜烂，统治者骄奢淫逸，人民大众民不聊生。当超过一定的限度时，社会就会爆发动乱，人民就会揭竿而起，这时，在太平岁月中被虚假的人情、面子所包裹、所压抑的恶就会像冲破堤坝的洪水一样，喷薄而出，泛滥成灾。有怨的报怨，有仇的报仇；今日你斗我，明日我杀你。人们在打倒儒家思想的同时，也将一切仁爱统统打倒，一味凭着恶奸淫烧杀，胡作非为……。然而，人是脆弱的，人的肉体、精神都是经不起恶的长期折磨的。杀人者也被人杀，斗人者也被人斗，相互的仇恨、杀戮最终使得双方两败俱伤。这时，人们就迫切需要善和爱来抚慰受伤的身心。在中国，人们无处可去，只能一头重新扎回到孔孟的怀抱中，去寻找善和爱。经过一番恶的折磨后，人们愈加感到孔孟之道的可贵，并将恶的行为归结为不尊圣人之言所至，于是更加将儒教奉为神明，流涕感慨道：读经尊孔有百利而无一害也，圣人之言万万违背不得……。
从伪善到恶的爆发，然后再回到伪善，然后又必然导致恶的再次爆发……如此循环往复，没有穷尽。从专制到动乱然后再到更加专制……中国社会从古到今一直没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这个怪圈。这个伪善－－恶－－伪善的恶性循环实为中国社会中诸多恶性循环之母。
中国社会很复杂，但说白了，也就善恶两个字。
我们再来看看世界的情况。
世界上的思想、主义都颇有渊源，咱们只看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
二十世纪的世界很热闹，思想、主义颇多，但对世界影响大的，大体上只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法西斯民族主义，民主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大本营都在德国，他们都主张专制，但二者是实质相反的专制。马克思主张打破秩序，消灭等级，实行平均主义，以实现人民真正的平等。法西斯民族主义则维护秩序，建立等级，认为优秀者管理平庸者，优秀民族统治劣等民族是大自然铁的法则。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一对专制对头，是两种极端。在二者种种的对立中，人性善与人性恶是其根本的对立。
马克思主义给人性下的定义是：“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恐怕只有经济学家才能得出如此定义）并作了三条解释：第一，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社会性。第二，不同阶级的人本质不同。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是自私的、是恶的；没有财产的无产阶级是无私的、是善的。第三，人的本质是发展变化的，不是永恒不变的。人类自私是私有制的产物，将随私有制的消灭而消灭。
马克思主义将人性貌似科学地研究了一番，其最终结论仍是人性本善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远古社会曾存在过原始共产主义，那时的人类就是无私的。只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出现剩余，产生了私有制，人才变得自私自利起来，变得恶起来。资本主义是私有制发展的顶峰，它必将因私有制使自己腐朽堕落、不可救药而最终被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大厦的根基，而人性善论者是其理论根基的根基。
不是私心产生了私有制，而是私有制产生了私心。就象马克思颠倒了许多关系一样，他将私心和私有制的关系本末倒置了。马克思认为剩余的财富只是先进的工具带来的，而先进工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为了满足自己更大的欲望创造出来的；有了先进的工具，不需要劳动，财富就会自己从第里长出来；有劳动，那也是人的爱好，而非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欲望付出的艰苦努力。
所谓的原始共产主义，只是在原始时期人的猎食能力有限，创造不出多余的、可储蓄的私有财产，从而给人一种无私、平等、共产的假象罢了。没有私有财产的原始社会同样存在着弱肉强食，同样存在着争夺和不平等，只是考古者不宜论证，人们不易察觉罢了。马克思主义论证原始共产主义和儒教编造尧舜禹、古代黄金圣贤社会不谋而合。其实这是人性善论的一种必然结果－－－造假。
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科学共产主义，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后，劳动将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物质高度繁荣，人们各取所需，想要什麽就有什么。
马克思主义者分明是不了解人究竟是个什么玩意的，他们不知道人的贪婪、妒忌之心有多么强，人们并不在乎自己吃什么、用什么，而在乎比别人吃得好、用得好。人们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比别人过得好，你拥有一个城市，我就要用有一个国家；你拥有一个国家，我就要拥有整个地球……人的贪婪，丰富的物质岂能满足得了。“按需分配”针对的、满足的仅仅是人的食欲，那人的性欲呢？是否也能按需分配呢？产可以共，妻可以共吗？……和儒教一样，马克思主义也是回避、不能正视性问题的，这是人性善论的必然。
表面上，马克思主义比儒教高明得多，儒教只是固执地、愚蠢地要求社会停止发展变化，回归到崇礼尚乐的周朝或者是回归到古代黄金圣贤时代，马克思并没有迂腐地让人类社会回归到原始共产主义，而是用“科学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主张通过无产阶级革命使人类社会进入科学的共产主义。尽管最终科学共产主义没能实现，但马克思主义者们去实现了儒生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使人类社会回归到过去，回归到原始共产主义：一穷二白，一无所有，活活饿死人。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比儒教愚蠢的地方。马克主义的实践性很强，他的信徒们可以凭着他的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计划经济等理论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和共产主义试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都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的，他的前提就是人人是无私的圣人。马克思主义者所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共产主义试验很快就纷纷破产，他证明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谬误，暴露了共产主义的荒唐。共产主义因此遭到了世人的讥笑和信徒们的抛弃。并且人们还将马克思主义的渊源－－乌托邦理想一并抛弃，无意中，马克思竟成了欧洲人心底中残留的、不切合实际的乌托邦幻想的终结者、埋葬着。而儒教的实践性就很差，他不可能将社会拖回到周朝时代，他的最大的实践就是让社会停止前进，维持现状，这和他的理想要求相差甚远。但正因为他的理想不可能在现实中实践，他的弊端也就永远无法彻底地暴露出来，其对社会不良影响如贫穷衰弱、道德败坏等永远也不能有捉贼见赃式的明了，并总是能给他的信徒们留有回旋、抵赖、狡辨的余地；总是能够使他的信徒们信誓旦旦地说，社会所以败坏恰恰是由于人们没有遵守圣人之言所致……。这样，儒教就可以作为一个永久的信仰存在人们的心中，其社会理想就会成为人们永恒的追求，而孔孟之流就可以作为圣人永远受到人们的顶礼膜拜。
马克思主义从诞生到苏联解体，也就是一百多年的时间，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仅是浪花一朵，而儒教从春秋时代算起到今天已经两千多年了，并且不知还要存活多久，至少今天看来仍然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俨然一副长寿相。这样一比，马克思主义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甚至连个小巫都算不上。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金碧辉煌的，但因其根基－－人性观的错误，而使得其理论的大厦建立在了沙丘之上，时间略一推移，整个大厦就不免坍塌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是善的，资产阶级是恶的。这不禁让人想起《围城》上面的一段话：“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马克思不曾想到无产阶级也有红臀长尾，并且和资产阶级的一模一样。和马克思主义相反，法西斯民族主义知道蹲在地面上的猴子也有红臀长尾，不过他们认为红臀长尾是美的，能够爬高翘尾巴、露屁股是一种荣耀，爬的高的猴子是优秀民族，他们应该去统治、消灭那些没能力翘尾巴的猴子。
法西斯民族主义是彻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和动物与动物的关系一样，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的关系。优者胜劣者汰，优秀的民族是位于食物链中最高层的食肉动物，由他们来统治、消灭像低层草食动物、昆虫一样的民族是天经地义的，是大自然铁的法则。
民族是有优劣之分的，但这并不是先天的。现代各个领域的科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没有一个种族在智力上先天优于其他任何种族。相反，现代基因科学的研究证明世界所有民族来源于同一个非洲的部落。人类本是拥有共同的祖先的，只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信仰、地理、气候等内外因素的不同才使得不同的民族出现，才导致了民族差异的出现。从长远的眼光看，民族是一个阶段性概念，民族间的优劣差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变化之中的。民族优秀论是一种狭隘的历史观。
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内，民族间巨大的差异还是存在的，人们不能否认产生出德国纳粹的日耳曼民族的优秀，这个民族产生了太多的哲学家、音乐家、诗人、文学家，其认真、思辩的民族性格，使他们创造出了一流的高精密、高质量的工业产品，使他们成为许多科技、生活用品的发明者。当然，纳粹德国也发明了更多的高级杀人武器和杀人手段：核武器，导弹，火箭，化学武器，机械化作战，空降兵……直到今天，纳粹德国的这些用以杀人的发明创造都没有被实质性地突破。
然而，二战的结果，并没有像希特勒所预想的那样，德国赢得战争，日耳曼奴役、消灭劣等民族。相反，在战争中，他和德国输了个精光，自己优秀的民族反被”劣等“的斯拉夫民族给奴役了。
纳粹的民族主义理论被战争铁的事实给粉碎了。
苏德战争是二战的主战场，是二战胜负的关键。在苏德战争前，德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是世界第一的，其坦克、飞机都是当时最先进的，其坦克上使用的电台和光学仪器在整个二战期间都是稳居世界首位的；德国军队的体系、编制、战术是苏联、美国、日本等军事强国学习的楷模；德国军队的军官和士兵们忠诚、勇敢、训练有素，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相比较，苏联军队就相差许多。苏军的武器装备差，武器数量少、性能差、质量也低劣；军队中官兵的团结要靠政委门来维持；在战争前，多疑的斯大林被德国的假情报所欺骗，对军队军级以上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洗，使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减。
德国的军事实力明显高于苏联，那为何却输掉了战争了呢？
纳粹的军事失败，恰恰在于它的种族理论。
首先，民族间的差异是由信仰和地理环境而非是由什么血统造成的，有着相似的宗教背景（德国为天主教，俄罗斯为东正教）又是比邻而居的日耳曼民族和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差异”，并没有象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之间的差别那样悬殊。本来在建设方面表现出来的一点民族差异，也反被战争－－－这个将人拖回到最低级野蛮状态的暴行给抹杀了。斯拉夫人并不象希特勒所认为的是愚蠢、怯懦的猪，苏联红军为了保卫家园，勇敢地阻击着德国军队，红军战士并不比日耳曼士兵逊色多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这个日耳曼的精英却在他指挥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输给了一个斯拉夫农民的儿子－－朱可夫。在苏德战争前，希特勒曾夸下海口：苏联不过是个破房子，只要踢一下他的门，他的整个房子就会坍塌。最终坍塌的不是苏联而是德意志帝国，这是希特勒不尊重对手，民族主义狂妄的报应。
其次，在战争前，希特勒就毫无顾忌地表白了自己的种族思想：和英、法的战争是一场绅士间体面的战争，而对东方的斯拉夫人、以及象昆虫式繁衍的劣等民族，并不是进行战争，而是要去屠宰、消灭这些猪猡、畜生。希特勒执意要将苏联从地图上抹去，即使它以德意志化的形式存在也不允许。在战争中，他下令苏军中的政委不能享受战俘待遇，要被枪决；禁止接受列宁格勒、莫斯科城市的投降，要用炮火将这两个城市轰平；在德军占领区，秩序全靠恐怖来维持，不分男女老幼地进行大屠杀、严刑拷打、强制移民、没收财产……。纳粹残暴的种族政策使得红军战士别无选择，只能同仇敌忾，和德国士兵拼命。许多被苏维埃政府没收财产的地主、富农以及在红军刺刀下加盟苏联的国家的人民们，本来是将纳粹士兵当成解放者而夹道欢迎的，但当他们以及观望者看到纳粹种族主义的凶恶面目后，不得不拿起武器和红军团结在一起，同德国鬼子战斗，保卫自己的生命，为死去的亲人报仇……。
纳粹的种族主义使他输掉了苏德战争。
从世界的范围看，纳粹的反犹种族主义使他失去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这使得纳粹最终在军事科技竞赛（尤其是核武器）中落在了美国的后面。纳粹对民主的敌视，希特勒对美国的藐视，使纳粹与美国为敌，向美国宣战，这注定了纳粹德国要输掉整个战争。
一个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民族是将自己沦为成了野兽，野兽再凶猛，也不会是人的对手。因为它不懂的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不知道“文弱”的善和“渺茫”的正义的深沉的力量。他们那金戈铁马、张牙舞爪的邪恶被善轻轻一推，便丢盔卸甲、土崩瓦解了。恶没有成全，反而毁掉了他们。
世界很复杂，说白了也就善恶两个字。
实践证明，人性本善，人性本恶，都不对。那人性到底是什么呢？谁又说的对呢？
答案其实早就有，只是人们有耳朵却听不到，听到了也不明白。
《圣经-创世纪》记载：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不听上帝（注）的话，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被上帝赶出了人类最早的家园－－伊甸园。
起初，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人类始祖却没有吃上帝为人预备下的生命果，而是偷吃了上帝明令禁止的善恶果，选择了性交，选择了通过性交繁衍自己，人因此受到了上帝的惩罚，女人增加了怀胎生产的痛苦，人的生命变得有限，必受终身的劳苦；人类始祖犯下的原罪，其子孙难以摆脱，人一出生便将恶带到世上，因为人是性交的产物。人是恶的，但这并不光荣，这是罪。
亚当、夏娃在蛇的引诱下，偷吃了善恶果，有了智慧。人有了智慧后的第一反应是眼睛亮了，知道自己是赤身裸体－－－产生了性意识－－这是人类恶的根源；第二个反应是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知道赤身裸体不好－－产生了羞耻心－－这是人类道德的起源。
人性是恶的，但自知丑陋，又去追求善。（本恶向善）－－－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人性真相。
人性是矛盾的，人是痛苦的，这是人自作自受。
弗洛伊德（１８５６－１９３９）是一位奥地利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哲学家。他和马克思、爱因斯坦一起被誉为近代世界上最伟大的三个犹太人。他在对精神病人的治疗和研究中发现，真正支配人们生活行为的不是意识，而是不被人的知觉所认识的潜意识（无意识）。而存在于潜意识中的性本能则是人心理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人的动机、意图的源泉，它决定了人的全部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并且他还发现，在青春发育前的幼儿时期，人同样存在性欲；人一出生，便将性欲带到了世界上……。
美国有一项科学测试发现：现代社会中的成年男性平均每２４分钟就会想到性。
２４分钟？！这意味着是么？这意味着当种种高尚的奋斗动机、理想由于种种原因遭你抛弃后，性欲，将最终成为你奋斗的唯一一个不体面、但最强有力的动机。或者说种种高尚动机、理想仅仅只是你的幌子，幌子下面，你正在作为性欲的奴隶，自觉不自觉地在受着性欲的驱使。
不让上帝做你的主，情欲必做你的主。
人类没有遵守上帝的戒律，犯了罪，但上帝并没有抛弃人，仍然爱人，给人指出了一条忏悔、赎罪的道路，并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人类，与人重新立约，来拯救人类；让人通过这条漫长的道路，逐渐洗刷掉自己的罪恶，摆脱死亡，重新获得永生，并与耶稣基督一同坐王。
由于原罪，我们单靠自己是战胜不了人性中的恶的，必须依靠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与上帝重新立约，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流淌着基督宝血的十字架上，我们才能战胜人性中的恶，才能逐渐洗刷身上的罪恶，获得永生。
和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同，民主主义既不是精英、超人专制，也不是打着人民旗号的独裁，他主张由包括各阶层的大多数人来统治国家。其方式就是人民用选票选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让他们管理国家。他们选举出来的不一定是最好的人，但也决不是最坏的人，而是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人。这是在我们这个有罪的世界中最符合基督博爱精神的一种思想，民主政体是基督博爱精神的体现和实践。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只是代表一个民族的利益；马克思主义明为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实为代表独裁者一人的利益；法家思想只是代表皇帝的利益；儒家思想只能代表贵族官僚及其家属的利益。
实行民主的国家，同时必须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只有坚实的、铁的法律作后盾，才能保障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才能保证人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被剥夺。而法制的前提是不分贵贱、贫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法制的灵魂。法制是基督平等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实践。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是建立在民族不平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阶级不平等基础上的；法家思想是维护皇帝特权的；儒家思想的“礼”是专门破坏平等的。
实行民主的国家，同时必须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为了使人民不受愚弄和欺骗，这就需要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为了使人民能有效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就需要人民拥有结社的自由；为了使政府能真正、时刻代表大多数的利益，就需要人民拥有游行示威、表达自己要求的自由。
其它主义、思想都做不到这一点。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家思想、儒家思想都是自由的敌人。
法制、自由是民主的保障，同时民主又是法制、自由的保障，民主、法制、自由三者是互为因果，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民主社会都是存在多党竞争的，竞争可以鞭策每一个政党奋发向上，积极有为，这从根本上铲除了行政懒惰症－－官僚主义的温床。竞争又使得每一个政党得到最为彻底、持久、有效的监督。
民主政府必须是一个分权的政府，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权力部门是相互独立的，这保证了各个部门的公正性；这三个部门更是相互监督的，这使得由“聪明人”组成的官僚阶层结网营私、官官相护的可能成为泡影。
监督机制是民主政府的常规机制，它是基督正确人性观的体现和实践：高贵者、卑微者都是人，本性是一样的，都是恶的、自私的，都需要监督，但监督的最终目的却是为了使大家都行善。没监督，高贵的绅士也会成流氓；有监督，放荡的淫妇也会成淑女。
民主政府都是高薪养廉的，都是保护私有财产的。这是对人性自私的正视，也是对人类缺陷的宽容。
…………
民主主义就是平等、博爱主义，就是基督主义。
民主政体是基督之树上的一颗必然的果实。
民主道路是通往天国的唯一的康庄大道。
法西斯主义是反基督的。
法西斯主义认为基督教对社会没有好处，因为他保护弱者。基督教宣称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样会将人类的劣质基因保存下去，会导致人类社会趋向衰弱、颓废和堕落。希特勒的“导师”，纳粹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尼采，认为民主对人类社会有致命的危害。他敏锐地看到，民主的根基正是基督教，于是他就企图摧毁整个基督教价值观，要重新从估一切价值，并叫嚷：“上帝死了”。
纳粹的种族理论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遗传学的基础上的，现代生物基因科学的发展没有为人类种族间存在基因上的差异找到证据，来证明“聪明的”德国纳粹的种族理论，但基因科学的发展却证明了古老《圣经》的教训，人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纳粹的种族优生理论显然是受到了动植物培育的影响、启发。动物、植物可以在人类严格控制下进行杂交，产生出符合人类要求、审美观的优良品种，但人和动物是本质不同的，人类自身的进步不能由任何一个自认为优秀的种族所裁决，裁决者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人是复杂的，更是自由的，对人和民族所作的诸如智商、体格、骨骼比例等优劣的测试及定义，都是片面的、幼稚的。能确定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唯一途径就是平等、自由的竞争，最终结果让上帝说了算。
自由的意义是丰富的，人有上进的自由，也有堕落的自由。不要怀疑上帝的存在，上帝时时刻刻在用祂那看不见的手管理者人间：祂用荣誉、财富、健康奖赏行善、节欲的人；用杀戮、贫穷回报作恶、愚昧的人；用疾病、死亡惩罚那些淫乱、吸毒、同性恋、放纵肉体者……。
纳粹的错误在于将人混同于动物，在于将自己当成了上帝。其结果只是将自己沦为了屠杀犹太人、吉普诗人、斯拉夫人的屠夫，最终自己也难逃惩罚。
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圣经》箴１０：２５）
恶人的强暴，必将自己扫除。（箴 ２１：７）
义人的光明亮，恶人的灯要熄灭。（箴１３：９）
坏人俯伏在善人的面前（箴１４：１９）
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启１３：１０）
……
纳粹如风，转眼即逝，他的暴行和覆灭仅仅不过是永恒上帝之言的一个时代注脚。尼采错了，上帝并没有死，祂时时在用看不见的手助善铲恶、扶弱除暴。
马克思主义也是反基督的，但他的态度和法西斯正相反。他将基督教看成是精神鸦片，是不幸者安分守己的麻醉品。他认为穷人、无产者应当被鼓动起来，摆脱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枷锁，应当造资产阶级的反，革资产阶级的命。而基督教却让他们服从上帝的旨意，尊重富有者，服从统治者，对中产阶级、统治阶级俯首贴耳，一味顺从……。
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箴１０：４）
富户的财富是他的坚城，穷人的贫乏是他的败坏。（箴１０：１５）
殷勤的人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箴１２：２４）
不劳而得之财，必然消耗；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箴１３：１１）
贫穷人连邻居也恨他，富足人朋友最多。（箴１４：２０）
富户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箴２２：７）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马太１３：１２）
上帝让谁富有，让谁贫穷自有祂的道理，钱财聚集在勤劳、善于理财的人手中，其使用效率会更高，对社会的贡献会更大。穷人出于妒忌将富人打倒，将其财富共产，其结局只能有一个，就是所有的人都一无所有。马克思也错了，他将平等和秩序绝对对立了，将平等和平均混淆一谈了。
想当年，纳粹法西斯何等凶悍，然而他却被他视为社会弊病的民主主义和死路一条的共产主义给联合绞杀了。此后在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冷战中，共产党苏联用大炮代替黄油，靠人民节衣缩食片面发展重工业来和民主美国搞军事竞赛；共产党中国利用拥有众多的免费劳动力的优势，靠破坏生态平衡、经济结构等涸泽而渔的手段企图在工业上超英赶美，但是他们都失败了。而民主美国却在人民吃着麦当劳、逛着迪斯尼、看着好莱坞大片的情况下，轻轻松松地玩儿着就赢了，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市场中有一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着经济，人世间更有一个无形的手在惩恶扬善。不尊重经济规律就要受到经济规律的制裁；藐视上帝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
谁说今天没有神迹？！
今天世界上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不是妄图称霸全球的纳粹德国，也不是企图解放全人类的共产党苏联，而恰恰是最人道、最尊重人权、最关心人民物质、精神生活、信奉上帝的民主美国。
这就是神迹！
专制任性随意，没有羁绊，他的步伐总很峻急，但因方向不对，总是走两步退一步，最终落在了后面。
民主代表大多数，所以不免有许多牵制，而显得步履缓慢，但因方向正确，所以他总能领先。
专制神秘隐蔽，爱搞阴谋诡计，但结果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得不偿失，以失败告终。
民主公开透明，不能包藏祸心、使用奇谋怪策，但与邪恶作战时，他总是能以正义的光明驱散邪恶的黑暗，以正义之师后发之人，后来居上，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民主是神圣的。
法制是神圣的。
自由是神圣的。
人的理性还是弱小的，单凭理性的分析，我们是不能看透儒教的本质的。
宗教信仰和科学不同，科学是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正确与否。而宗教信仰却不能。
实验是需要时间的，有的需要几个小时，有的需要几年。进行实验的时候，在实验结果出来之前，你总是坚持认为自己的理论判断是正确的，这种信心使你能够克服种种困难，付出更多精力、耐心将实验进行下去。这种信心就是信仰，一种短暂的信仰，它将随着实验的完成而结束。
宗教信仰不同，他的天堂、地狱理论是人的肉体永远无法去证实的，他的天国、极乐世界等理想又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所以宗教信仰是人类的终极信仰。
既然宗教信仰无法通过实验来证明其正确与否，那宗教是不是永远都是“信则灵，不信则不灵”的呢？是不是就没有好坏之分呢？
不是的。
耶稣基督在近２０００年前就告诉了我们分辨好坏信仰，真假先知的办法：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马太７：１５）
肉身的我们虽不能亲眼目睹神灵，但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肉眼来观察他们的道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他们的果子，来判断谁是真神，谁是假神。
现在，让我们对中国社会做一个粗略的分析，来看看儒教、道教所结的果子，究竟是个好果子还是个坏果子。
注：英文为God，汉文“上帝”原出自中国儒家典籍，本是古商代人所崇拜的最高神，在被周人的“天”完全取代前，也被周人沿袭，进而被儒家纳入经典。明代末期，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华传教时，为了迎合中国人，将Ｇｏｄ翻译成为儒家典籍中的“上帝”“天”“天主”。清朝初期，在罗马教廷与中国皇帝间爆发的礼仪之争时，罗马教廷曾禁止在华基督教会称造物主为“上帝”“天”，只可称为“天主”。后“天主”被中国的天主教所沿袭，而“上帝”则成为基度新教的称谓。现代，为了避免基督教和儒教的混淆，中国基督教将“上帝”称谓改为了“神”。
今日中国，除了极个别的“有文化”的现代儒生知道“上帝”出自儒家经典，并将中国的“上帝”与造物主耶和华混淆一谈外，在广大中国民众的心目中，“上帝”就是基督教造物主的特称。而“神”却很泛化，容易迎合中国人的泛神倾向，容易使人将造物主和中国的诸神相混淆。鉴于此，笔者几经权衡后决定仍用“上帝”来称谓主，并在商人所崇拜的“上帝”上加了引号，以为区别。希望“有文化”且中毒太深患有崇祖癖的人，不要太没出息，见了杆儿就往上爬。
⑴（《三字经》）
⑵（《孟子?告子上》）
⑶（《商君书?算地》）
⑷（《商君书?算地》）
⑸（《韩非子?六反》）
⑹（《韩非子?贝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