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宪文对信阳人民犯下罪行,后来怎样?

路宪文对信阳人民犯下罪行,后来怎样?

非常复杂的历史。

路宪文被判终身劳改，他实际是一个替罪羊，胡耀邦是难得一见的我国好领导人，但是，他的结局，，，

当时，毛，刘，邓是一派
周是一派，后来，刘又和周合作，再后来，邓又和周派的合作把四人帮打倒

路宪文这个畜生，信阳人民怎么不咬死他！信阳事件的处理,有13万干部受到审查，983人被撤职，275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50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1961年7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1962年4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并且一直是中央委员。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1967年。 一九七九年中央还为他正式补开追悼会
路宪文被判终身劳改,之后一直被关在河南北部的一个劳改农场，“文革”后还活着，居然乘着平反“冤、假、错”的 的风头,给胡耀邦写申诉,说当年陶铸王任重冤枉了他，要求平反。胡耀邦批示道：如果连路宪文这样的人都要平反，我们还搞什么拨乱反正？

毛和吴芝圃的“河南共产主义实验”，“信阳事件”的直接操作者是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路宪文的背后则是中共中央委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而吴芝圃的背后呢，是“人民的大救星”。

《信阳事件—— 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作者张树藩是1959年的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他在重病的1993年，开口给历史留下了关于“信阳事件”真实纪录——文章说：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百年潮》1999年第12期)。张树藩回忆说：一九五九年河南适逢水旱交加，粮食大幅度减产，农民拼死力苦干，实产210亿斤。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是不管老天爷算老几的，偏要把大灾年当成大丰年。他一手举着高指标，硬是估产为450亿斤；一手托着“右倾”帽。帽子分为八种，先批“三论”（唯条件论、悲观论、神秘论），又批“五派”（促退派、观潮派、伸手派、秋后算帐派、炉前摇头派）。大帽子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党内人人自危，全省“恐右病”流行。“1958年11月底，密县已经饿死人，1959年春，豫东黄泛区内浮肿病的泛滥和死人的事态蔓延开来，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庐山会议上依然起劲地‘反右倾’，‘共产风’再度刮起来，夹带着疯狂地‘反瞒产’，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任务就是‘小彭德怀’，就得像土改时斗地主那样挨批挨斗；哪个农民交不够粮食，就吊打追逼，关压拘留，拆毁房屋，全省笼罩在恐怖之中。光山县委书记一天竟拷打40多个农民，一个被他活活踢死，1959年信阳地区领导班子中9个常委中就有8个同意把全地区粮食总产20多亿斤夸大成70多亿斤，强行征购，农民颗粒无存，1960年，一边是大小官仓堆满粮，一边是抓人、关人，一边是100多万人成饿殍、尸横于野，有的地方死人没有活人掩埋。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阳地区为了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人数就达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短期拘留的人达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667人。饥民煮野菜、吃薯叶，干部还要砸农民的锅。农民外出讨饭，他们围追堵截。农民面对满仓粮食和暴虐的干部，在党的教育下，农民不敢怀疑什么，他们纵然一死，也得‘顾全大局’，‘不能给咱政府抹黑’。”


前无古人“信阳事件”的直接罪魁，并非中共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而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吴芝圃只是降官半级——1962年调任中南局文教书记（仍是中共中央委员）。 1967年10月19 日，61岁的吴芝圃在广州病逝后，一直被作为“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含冤逝世”的英雄和名人得到纪念，至今在各种文献和传媒中受到纪念与尊重——“改革开放”20多年仍然不能还吴芝圃和“信阳事件”的庐山真面目。
　　2001年7月1日，《河南农村报》刊发了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2001年 撰稿的《中国共产党在河南大事记》，关于1958年至1965年大事，丝毫不提吴芝圃对“信阳事件”的罪过——
　　１９５８年５月 中央决定撤销潘复生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任命吴芝圃为第一书记。
　　１１月２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纠正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错误。
　　１９５９年２月２７日 毛主席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重点解决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具体政策问题。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１２日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等到信阳地区视察工作，解决“信阳事件”问题。
　　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０日 省委召开二级干部会议，总结“大跃进”教训，安排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１９６２年３月２５日 省委召开扩大工作会议，确定“借地渡荒”政策。
　　１９６５年８月６日 省委二届一次全会选举刘建勋任省委第一书记。
……
如此掩饰，历史何日能清白？



1949年后毛泽东培养和造就吴芝圃的大事记——
1、　应吴芝圃请求，“毛主席给《河南日报》题写报头”。据《河南日报》报史载：１９４９年９月初，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吴芝圃作为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河南代表赴京，请毛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毛主席风趣地说：“各家报纸都让我写报头，那全国报纸的报头岂不成了清一色啦？还是不写为好！”但最终毛主席还是破例给了吴芝圃面子，在一张约八开大小的宣纸上，笔走龙蛇，书写了四组“河南日报”共１６个遒劲大字，于１０月下旬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寄到了河南省委。这是毛泽东1949年至1966年期间唯一的一次为省报题写报头，可见对吴芝圃的圣眷之隆。
2、支持吴芝圃“二把手”罢免“一把手”。
文革前，省长批倒省委第一书记的成功事例，中国只有一例，就是河南省长吴芝圃罢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
“1957年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主持制订《关於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农业大丰收的宣传要点》，经省委常委通过并发出。然而，8月的省五次全会上，省长吴芝圃突然指责宣传要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自此，吴在河南占据主导地位，把持了河南的党政领导权。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五中全会还未结束，中央就发出通知，吴任省委第一书记，免去潘复生职务。会后，吴从北京把潘揪回了河南批斗。”
　吴芝圃在“放卫星”的欢呼声中召开了河南省第九次全会，传达中央书记处的意见，集中揭发批判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作出《关於彻底揭发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吴在会上说：“不要怕潘复生抵抗，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覆斗争……。”会后全省自上而下抓“小潘复生”20万之多，批潘的大字报已达十几亿张。
张树藩认为，“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抓‘小潘复生’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3、支持吴芝圃在河南“放卫星”
据徐明《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披露，吴芝圃曾说：“河南的大跃进是先从农业开始的，而农业大跃进又是先从……农田水利运动开始的。”这倒是真实自白。
为了取悦毛泽东，吴芝圃主政后的河南省，从各方面大订高指标。1958年全省同时有9个大型水库施工，设计库容总和达到600亿立方米，资金和劳力远远超过河南当时（乃至今日）的实力。所有工程均边设计边施工，保质保量的作风完全被败坏；这些水库多成为“烂尾”工程，一直拖到60年代后期或70年代才得以竣工。此外，河南大跃进期间还修了共产主义渠（1957年11月至1958年7月），宣传可灌溉1000万亩农田，但实际只能灌溉12万亩，后又全部报废。1959年11月，位于郑州黄河上的花园口枢纽动工，13万民工上阵，此项工程虽在1960年初竣工，但因规划设计失误，不得不炸掉大坝。类似渠系工程还有封丘红旗渠、引沁济蟒渠，均未收到应有效益。为了一两年实现水利化，河南竭尽了人力、财力，然而在继而到来的大旱灾中，水利化的“成果”基本上没有发挥效益。
但是，毛泽东在1958年3月8日至26日的成都会议上，全面肯定了河南上报的一些比1957年实际指标浮夸2.4倍的假数字，高度赞扬了吴芝圃。吴便又对毛承诺，河南一年就能够实现四化，四年可变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毛在3月20日说：“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引者按：黄河以北粮食亩产四百斤，以南亩产五百斤，淮河长江以南八百斤），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又说“河南的水利全国第一”。毛泽东甚至在成都会议上半开玩笑地称赞吴说：“你是马列主义，我是右倾机会主义”。
于是吴芝圃得寸进尺。4月，河南省委第八次全会上，吴芝圃部署全省大跃进。6月8日，《河南日报》报导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2，105斤，11日又报导该社亩产小麦3，530斤。这是全国放出的第一颗“高产卫星”。到10月，吴芝圃宣称有亩产小麦7，300斤、芝麻5，600斤，单产增长70倍以上；而玉米、高粱、谷子“都比过去平均单产高近百倍”。他引用毛泽东1955年合作化时的一段按语，说：毛主席关于增产十几倍以至几十倍的预言，“都已成为生龙活虎的事实了”。不合实际的高估产导致秋季大丰收的“跃进计划”，河南开始向农民高指标征购粮食。1958年全国粮食征购比1957年增长22.23%，河南则增加了55%，达到75.43亿斤！同时还外调14.78亿斤，而豫南即信阳等地区，征购竟增加75%以上。
　
4、怂恿吴芝圃创造“人民公社”。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通过《中共中央关於把小型的农业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后，吴芝圃马上在豫南寻觅试点。4月20日，河南遂平县山查岈山红卫社率先由27个小合作社、9，369户合如成一个大社。接著平舆县也办了一个。吴芝圃在河南雄心勃勃地开始共产主义的大试验。
　 8月底，河南以全国最高速度实现人民公社化。全省原有的38，473个农业社已合成1，35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达7，200户，入社农户已占总农户的95%。公社普遍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实行“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把黑夜当白天，把月亮当太阳，白天红旗招展，夜间遍地明灯”，吴芝圃得意地说：“这不是社会上层建筑的大跃进吗？”
毛泽东立即表态支持。毛在吴的陪同下，1958年8月上旬巡视了河南。8月6日到新乡县七里营公社视察社办工业和棉田，他看到公社大牌，点头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转头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公社，就会有好多这样的公社”。不久，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到河南修武的一县一社，说：“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劳动集中、土地集中经营，力量就不同了。”并要求把山查岈山公社的章程在《红旗》杂志登出来，“要好好吹一下，一个省找十个人吹。大社要与自然条件、人口、文化等各种条件结合起来”。吴芝圃于是不失时机地在《中国青年》9月号上发表文章《论人民公社》，认为河南将乡政府与公社合一，与当年巴黎公社是相同的，即马克思主张的将经济组织和国家政权融为一体。9月12日，吴芝圃号召“苦战四昼夜，日产万吨铁”，15日宣布全省日产生铁千吨以上的县有8个，禹县高达4，396吨。9月17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祝河南大捷》，称河南土高炉日产生铁1.8万吨，放了“卫星”。9月27日，吴芝圃又通告全国：河南已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钢铁元帅升帐”。结果，大量农民上山炼焦、炼铁、炼钢，秋粮烂在地里无人收，资金、原料白白耗费，工农业生产遭到巨大破坏，农民的体力、精力耗尽，太行、伏牛、熊耳山和大别山区的林木遭到空前的滥伐……而吴芝圃的功劳簿每加记一笔，河南农民就向更深的苦难迈近。（《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徐明）
5、袒护吴芝圃易地做官。
对于河南大跃进的灾难，当时主管工业的薄一波将之概括成“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主管农业的谭震林则向毛报告，1958年冬天，从百姓手中收取的财物折款达30亿元，三年劳而无功的水利建设消耗的也许是数十亿个工日。
在这样铁的事实面前，1959年初，毛泽东不得不在郑州会议上承认河南省委与农民关系“有点紧张”，并向河南四个地委负责人承认，河南的穷富拉平是掠夺、是抢劫。但一面又示意吴芝圃，河南的根本问题在于“民主革命不彻底”。
于是，此时的吴芝圃便将河南大跃进的大悲剧、大失败、大倒退，特别是饿死两百多万人的原因，统统归结为“阶级敌人破坏”，“民主革命不彻底”，要以残酷斗争基层干部和地主富农来改正错误。仅信阳地区就有二十多万基层农村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无数地富被关押。
直到1961年元月，吴芝圃才代表省委开始检查大跃进以来所犯的“左倾蛮干”错误。毛泽东直到1962年4月，才正式免去吴在河南的职务，降职半级调任中南局任文教书记。在广西第一书记刘建勋调任河南第一书记后，河南省委方作出《关於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