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古代元朝会这么强大?

为什么中国古代元朝会这么强大?尽管元朝（1271年—1368年）尊重儒教，但不彻底，这是元朝强大的最主要原因。元朝有点像中国最伟大的时代春秋战国，科技真正的世界第一。元朝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高的成就。天文学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地位，数学、医学也都在世界先进之列；戏曲与小说创作繁荣，涌现关汉卿等一批优秀的剧作家。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由于蒙古的势力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使得欧洲与元朝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泛种植等都超过了前代。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行，商业在元朝也极度繁荣起来，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元军曾入侵周边一些地区，如越南、日本以及爪哇（今属印尼），其中以入侵日本的战争最为著名，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是造成失败的最大原因。 后来，儒家化后，也就是所谓的“汉化”，元朝失去侵略性或者叫进取心，版图不再扩大。类似的辽金也因为采纳儒教而衰落。元朝开创了世界上第一次“互联网”，其采用的人才也是多民族的，比如宰相职位，有藏族，汉族，阿拉伯人，蒙古人，等等。远比唐朝更开放。在消灭南宋前，统治者忽必烈为了方便管治中土，就已在中土开始开始行汉法，建立了一套以传统中国中央集权作蓝本的政治体制，使用中原的统治机构来统治人民，并在朝中任用了大批儒臣，包括刘秉忠、姚枢、许衡等。后来，又恢复了科举制度，尊崇孔子，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成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对孔子的家族、弟子等加封了种种称号。延祐二年（1315年），元仁宗下令恢复科举制度，将儒家学说中的程朱理学定为考试的主要内容。从此程朱理学成为元朝（以及其后的朝代）的官方思想。至正三年（1343年），元惠宗下令修撰辽史、金史、宋史三史，至1345年修成。然而，由于不少中亚汗国君主以及蒙古王室成员都不满忽必烈行汉法的举动，故忽必烈的汉法也施行得不彻底，忽必烈晚年也渐与儒臣疏远，因此汉法并未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如科举制度终元朝也不过举行过约十届。 因为元朝没有彻底儒家化，科举次数少，因此，受到后世儒教弟子的玩命诬蔑和丑化。从宏观的角度看，元代科举的停废，给社会带来的冲击是有限的，决不能夸大。前面说过，即使是在科举盛行的宋代，也只是不到应举的百分之一的幸运者，能够获得金榜题名的殊荣。如此说来，科举在宋代已与多数士人无缘。而南宋地狭员多阙少的状况又把已经及第甚至入官的士大夫挤出圈外，也让渴望进入圈内的士人失望。流向地方的士人的人力资源与发达的商品经济所形成经济实力，两者合流，促进了地域势力的发展。而元代科举几十年间的停废与儒户制度的建立又将士人彻底推向了地方。明清两代虽然科举得到完全恢复和发展，但强势而多元的地域社会业已形成，无法改变。如同旧日所说的出将入相，士人也是出官入绅，或者是就地为绅。强势而多元的地域社会既是中央集权的基础，又与中央集权相抗衡，二者相反相成。 从微观的角度看，元代科举的停废，其积极意义要大于消极意义。先以学术艺文观之。程颐说过，“科举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士人一心习举业，便无暇也无意他顾。而元代一时科举停废，正如元人戴表元所言 “科举学废，人人得纵意无所累”，士人摆脱束缚，得到解放，无论学问研究还是诗文创作都有长足发展。再以道德观之。举业所习，科举所试，均是道德文章。创意者本意不错，无奈即使是道德说教文字，对于举子来说，也毕竟只是一块敲门砖。为了应试，内容可以倒背如流，但却记不到心里。一旦功成名就，便抛弃到九霄云外，把道德教诲用于实践者不多，抵不住商品经济的诱惑，贪婪者甚夥。关于这一点，清代的一个理学家已经痛切地指出: “若只从取功名富贵起见，便是怀惠。是终日读书只做得小人工夫。这个念头熟了，一旦功名富贵到手，不是将书本尽情抛却，彻内彻外做个小人，便是将圣贤道理外面粉饰，欺世罔人，败坏世道。病根都是从习举业时做起的，岂不可叹! ” 元代科举废胥吏兴，虽然也有弊病，但如前所述，较之“道德”官僚，行政事务交由“技术”官僚来管理，在业务熟练程度与效率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应社会变化趋势而停止或废除科举，也可以说是一种进步。元朝后期，特别是1340年代中后期至1350年代期间，自然灾害频有发生，黄河地区水患尤其严重。在泰定二年（1325年）就发生了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起义。元惠宗至正十一年（1351年）发生的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起义。1368年，元惠宗逃离大都来到上都，随后又逃到应昌。他继续使用大元国号，并组织反抗，失败后于1370年在应昌去世。元昭宗即位后继续北逃至漠北，并多次与明军交战。北迁的元君臣一直沿用“元”这个国号，史称北元，直到1402年鬼力赤即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