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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2.0)周恩来的真面目

(2007-07-20 19:26:54) 下一个

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

这篇是冯友兰写的吧?看了这个文章,孔子确实是丧家狗

其实我们现在谈论文革是不太自由的,文革的重要责任人没有哪个去说,因为会犯政治思想错误.不能说.
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老子是对的,儿子是错的;领导是对的,执行者是错的,事情的结果出来了,对的话是老子的对,是领导的对,错的话老子不会负责,领导也不会负责.看看现在的贪官,小官很多以法制裁,但是大官呢,没他们的分,因为他们任何时候都是对的.推而广之,这种模式是很符合中国国情的.

一个关于林总的典故。叶群在延安生下豆豆后,奶水不够,小孩常常哭闹。她让林彪想办法去弄点奶粉,林总老是不吭声。有一次小孩哭得厉害,叶群也哭了,再次要林总想办法。林总说,没有办法。叶群说,怎么会呢?你是115师师长,又是抗大校长兼政委,跟主席关系又好;这点小事,会没有办法?我看见不少官比你小的人都可以弄到的。林总又不吭声。叶群跟孩子一起哭闹。林总站起来,淡淡地说了一句:人和人不一样。叶群受到触动,也就不吭声了。

林彪和刘少奇类似,毛对其“迫害”是主要的,但都有中国现代孔子或者说“儒家弟子”周恩来的功劳。 单独一个林彪或者刘少奇是不能成事的。周在党内和军内的资历和势力一直在毛之上,刘等和其联合,才有迫毛丢失“皇位”的危险,但是,周在关键时刻却抛弃了联合力量,也许周是为了国家大局的稳定,因为毛是个敢于再次上井岗山的人。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铭1994年在〈旋转舞台上的周恩来〉中写道:“在查证‘四人帮’的罪行中,发现那些文革中惨遭迫害的冤案,在逮捕令上几乎都是周恩来的签名,包括逮捕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唐德刚说,毛想杀人,周恩来就甘愿当杀人凶手。在林彪事件中,周恩来再次扮演“为主席分忧”的忠臣角色,……直到让林彪一家死得尸骨无存且不明不白。正如倒高饶(高岗、饶漱石)、倒彭德怀、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一样。

无论如何,周这个屡次陷害他人的儒家代表,现在和将来依旧是中国政治的道德楷模。毛的批孔,实际是批周恩来,足见周在林彪等事件中起到的作用。儒家代表基本是伪善的一群。


此文很长,但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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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孔子。他们说的话一样
  ,做的事一样,罪恶目的也一样,都是妄图开历史倒车。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实际
  上是前进与到退、革命与反对革命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
  争。批林结合批孔,是广大革命人民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进
  一步深入,是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场进攻战,
  是批判林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这场斗争,将
  使我们更好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为了开展群众性的批林、批孔斗争,我们汇编了这组资料。
  
  1.林彪的反党政治纲领和孔孟的复辟倒退路线
  
   孔子是反动的、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的政治路线是复辟日益崩溃
  的奴隶制度,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他提出“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的复辟奴隶制
  的反动纲领,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鼓吹奴隶主专政的“仁政”,恢复
  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扼杀新生事物,叫嚷“正名”,推行愚民政策,施展虚伪的手
  法,无所不用其极。林彪是混入党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就
  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把孔
  子的“克己复礼”,即到退和复辟,作为万事中之最大的事,叫嚣要“解放”被打
  倒的地、富、反、坏、右,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林彪宣扬孔子的“德”、“
  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污蔑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破坏群众学习
  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林彪惯用狡猾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策略,大搞阴谋诡计,
  妄图从堡垒内部来夺取堡垒。可见,林彪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现代中国孔子!

  2.孔孟的“克己复礼”与林彪的抢班“夺权”
  
   孔子所处的春秋晚期,是奴隶制行将崩溃的剧变时代,“君不君,臣不臣,父
  不父,子不子”,“礼崩乐坏”,天下大乱。周天子已经不能对诸侯发布政令和军
  令了,各国诸侯的权力有些落到了大夫、陪臣手中。奴隶到处起义,革新力量积极
  活动。孔子胆战心惊,提出了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克己复礼”。孔子代表
  着没落奴隶主阶级,妄图恢复日益崩溃的奴隶制度,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他狂叫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意思就是克制自己,使自己的
  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孔子
  的“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为此,孔子
  又疾呼要“正名”,妄图挽救奴隶制度。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路问孔子:“如果卫
  君请你去治理国家,你准备首先干什么事?”,孔子回答:“最要紧的是正名罗!
  ”关于“正名”,孔子有一句“名言”,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
  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
  足。”
  
   古代孔子的反动纲领“克已复礼”被现代孔子林彪用来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为
  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大肆吹捧孔子的“克已复礼”一再强调“惟此为大”,充
  分暴露了林彪一伙迫不及待地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
  万事中最大的事。不仅如此,他又提出了他的反党政治纲领,阴谋抢班夺权。他夸
  张地说,“要设国家主席,不没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
  彪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甚至原封不动地用孔子的话来为其反党政治纲领
  张目。孔子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套名分和“忠君”思想来镇压奴隶
  起义,压制新兴地主势力的斗争,林彪则大肆鼓吹法西斯的“绝对服从”论,要无
  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服服贴贴”地听他“指挥”和“调动”;谁不服从他的指挥棒
  ,敢于抵制,他就“诛之”、“讨之”,甚至还要叫你“永世不得翻身”。林彪还
  学着孔子的腔调,讲什么“亲亲、尊尊、长长”,鼓吹要效忠林家父子的反动思想
  。林彪宣扬“克己复礼”,鼓吹“正名”.就是要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对内是
  为了搞资本主义复辟.对外是为了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
  反共反人民。
  
  3.孔孟的“兴灭国”与林彪的“政治上的解放”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孔子在二千多年前提出的反动口号。林彪和孔
  子是一丘之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二千多年后,林彪又通过孔子的口号,
  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较量。
  
   孔子提出“兴灭国”,就是要复兴已经被灭亡了的奴隶制贵族的国家。春秋时
  代,奴隶制迅速崩溃,孔子就是要复兴这些奴隶主专政的“国”。林彪继承了孔子
  的衣钵,大力宣扬从周朝以来的几千年的政变史,蓄谋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方法,
  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
  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建立一个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
  地的老路上去,让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王朝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国”在小国复
  辟。
  
   孔子提出的“兴灭国”,就是要维护周朝的诸侯分封制。周灭殷后,把征服的
  地区分为若干区域,封给周统治者的子弟、亲戚、功臣,建立了诸侯国家。孟子说
  “天下之本在国”,也是要复辟周朝的分封制度。孔子的政治路线,是地地道道的
  分裂倒退路线。林彪全盘接受了孔子的搞分裂的政治路线,妄图分裂我们的党,分
  裂我们的军队,分裂我们的国家。他制造“上层和下层”的矛盾,“这股力量与那
  股力量”的矛盾,兴风作浪挑拨离间,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叫喊要“权力再分配
  ”,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梦想另立中央,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孔子高喊“继绝世”,就是让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继续下去。他的继承者孟
  轲更是喋喋不休地叫嚷要保持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使奴隶主贵族世
  袭官职,代代相依永享富贵。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上就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
  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把我们党变
  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继”大地主、大资
  产阶级专政的“绝世”。林彪一伙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中,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林彪的所谓“民”,就是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就
  是要让地主、资本家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重新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
  的糜烂生活,夺回他们已经丧失的“世袭”特权。林彪和他的儿子妄图搞什么“父
  子相传”的丑剧就是要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永远“传”下去。
  
   孔子狂叫,“举逸民”,就是要把已经倒台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林彪
  及其死党则拼命要我们无产阶级对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
  的解放”。孔子的“举”就是林彪的所谓“解放”;孔子所谓的“逸民”,就是林
  彪所依据的“地、富、反、坏、右”。林彪不但要“解放”被打倒的反动派而且还
  要“破格重用”这些极端反动的家伙,把他的死党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安插到
  党政机关的要害部门,等待时机,以求一逞。时间虽然相隔二千多久然而,新老孔
  子喊的反动口号,干的卑鄙勾当,却象是一个模子中铸成的!
  
  4.孔孟的“仁政”与林彪的反“暴政”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即所谓“爱人”,他还拼命提倡“忠恕”。“忠”
  ,就是要奴隶服从于奴隶主,“恕”,就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没落的
  奴隶主实行宽恕。两者都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奴隶的“犯上作乱”和新兴地主阶级
  势力的抬头。在他看来,奴隶们规规矩矩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忍受压迫,就是达
  到了“仁”的境界。孔子反动思想的继承者孟子更是到处向统治者兜售“仁政”、
  “王道”,侈谈“仁义道德”,什么“亲亲仁也”,“敬长,义也”。事实上,孔
  孟的“仁政”就是残暴的奴隶主专政,对于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来说,无非是压迫和
  奴役而已。孔子当上了各国的司寇并代行宰相的职务,上台才七天,就把当时鲁国
  一位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少正卯杀了。孟子则咒骂厉行变法的秦孝公和商鞅是“暴君
  ”、“污吏”,这就是对孔孟“仁政”的最好的注释!
  
   我们现在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
  历史阶段,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林彪这个帝、修、反和地、富、反、坏、
  右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妄图阻挡历史前进的潮流,梦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开
  历史倒车。因此孔孟的“仁政”被林彪吸收和发挥为复辟倒退的政治路线的思想基
  础。林彪一面大肆吹捧孔子的反动政治思想,把孔孟的“德”、“仁义”、“忠恕
  ”一类反动黑货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把孔子的“仁”、“勇”、“智”说成
  是“团结”、“斗争”、“唯物论”,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冒充并修改马克思主义,
  赤裸裸地继承封建糟粕,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一面疯狂地咒骂新兴地主
  阶级的政治代表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
  上指出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林彪立即跳出来恶毒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还搬出唐朝诗人章
  碣的《焚书坑》诗来咒骂秦始皇的“焚书坑懦”。林彪还把孔孟的“仁政”作为武
  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林彪在暗地里攻击我们对那些被赶
  下台的反动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讲“忠恕”,是“做绝了”,正当亿万人民
  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林彪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儒家的语言
  ,鼓吹“持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恶毒
  攻击革命暴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把自己打扮成反“暴政”的英雄,其实是为了搞他的法西斯反革命暴政。
  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搜罗死党炮制了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
  ”纪要》磨刀霍霍,杀机四伏,丧心病狂地竟要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其心
  何其毒也!这个现代中国的孔子,还要他的死党“不成功便成仁”,和孔子要他的
  门徒“杀身以成仁”何其相似乃尔!
  
  5.孔孟的“不可使知之”与林彪的“不理解也要执行”
  
   凡是反动泥都是极端害怕群众掌握真理的。他们总是要推行反动的“愚民政策
  ”。孔子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把人的生死祸福和社会的富贵贫贱的等级
  制度说成是由“天命”决定的,这是孔子愚民政策的理论基础。他还更露骨地说什
  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意思就是对于劳动人民,只要让他们当牛作马
  ,绝对不能使他们知道为什么而做。孔子这句话成了历代剥削阶级愚民政策的金科
  玉津。为了实行愚民,孔子又用所谓的“礼”把人们的视、听、言、动都限制起来
  ,只许人们在孔子制定的“礼”的范围中思想和行动,这就是他所谓的“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最终目
  的是妄图维护摇摇欲坠的奴隶制度。
  
   林彪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乔装打扮一番,抛出了现代的新式
  愚民政策。他竭力反对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让人民群众掌握革命真
  理,胡诌什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同时把自己的修正主义黑货
  抛出来,强迫群众学习和讨论。为了灌输他那一套反动思想,林彪把自己和他的儿
  子吹成是“高于群众,高于历史”的“超群之才”.“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
  威”,要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作他们的“驯服工具”,按照他的反革命意志办事。
  林彪的愚民政策归根结底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但是一切搞“愚民”政策的反
  动家伙最后都被革命人民所打倒!
  
  6.孔孟的“天下无道”与林彪的三个“变相
  
   孔子是维护反动奴隶主统治的顽固派,也是一个摧残新生事物的老手。这个连
  做梦都想见到“周公”的复古分子,竭力鼓吹复古,要人们行古代的历法,坐古代
  的车子,戴古代的帽子,唱古代的音乐,而对新生事物,则恨得要命,怕得要死,
  污蔑新生事物的出现是“天下无道”,想方设法予以扼杀。孔子所在的鲁国,在公
  元前五九五年实行“初税亩”,标志着由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创的土地所有
  制转化。孔子很反感诬蔑“初税亩”为“非礼也”。春秋末期,奴隶不断起义,新
  兴的地主力量兴起。有些倾向于进步的人,作“刑书”、“铸刑鼎”,对贵族和奴
  隶的关系,规定了一些法律和条文,并且铸在鼎上。这对奴隶主有些限制,孔子就
  非常看不惯,气愤地说:将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怎么显示贵族的尊贵呢?还成个
  什么奴隶制国家呢?孔子又在编《春秋》时,用贬低和讥讽的手法,反对新生事物
  。公元前四八二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势力代表陈恒杀了齐国奴隶主头子齐简公,
  孔子在《春秋》中,不仅写上“齐陈恒执其君”,而且又写上“齐人弑其君”。不
  厌其烦地要声讨陈恒的所谓弑君之罪。而对奴隶起义,在《春秋》中孔子却只字不
  提,一笔抹煞。
  
   现代中国的孔子——林彪,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说成是“最权威的”“强国”
  。而对革命的新生事物总是恶毒攻击、恣意扼杀,或者造谣污蔑,无中生有,或者
  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早在井冈山的斗争时期,林彪就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充满着
  强大生命力的红色根据地表示悲观失望,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主义
  论调,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
  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又竭力吹捧蒋介石
  的力量,否认我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时刻,林彪过高估计国
  民党反动派的力量,看不到蒋家王朝很快就要覆灭的命运,不敢夺取胜利。全国解
  放以后,在我党准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
  林彪跟着刘少奇鼓吹不堪的“四大自由”,妄图发展资本主义,扼杀社会主义。社
  会主义本身就是新事物,解放后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得到飞跃的发展,林彪反党集团
  却诬蔑为“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林彪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刻骨仇恨,采用
  种种卑劣手法破坏这场大革命并且千方百计抵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
  事物。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五.七干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地
  涌现出来,林彪面对新生事物,咬牙切齿,破口痛骂。污蔑新生事物是“变相劳改
  ”、“变相失业”、“变相剥削”,企图煽起一股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
  社会思潮。反对新生事物的孔子和林彪最终都被新生的革命力量所抛弃!
  
  7.孔孟的“复井田”与林彪的“大家发财”
  
   古今中外一切复辟派,要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必然要复辟旧的经济基础
  。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奴隶主头子把他的世袭垄断的土地划成豆腐干式的方块块
  ,授予各级奴隶主贵族,各自按照划定的土地范围享受俸禄和占有奴隶。这种土地
  制度在孔子、孟子的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土崩瓦解。孟子为了重建垮了台的奴隶制度
  的经济基础,狂呼“复井田”。他向奴隶主国君献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
  。要实行奴隶主的“仁政”,就要恢复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所谓经界就是“井田”
  的土地界限。这个孔家店的二老板大开空头支票,“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
  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
  ,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妄图用“不饥不寒”为诱饵,把封建制下的小农重新
  沦为一无所有的“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为奴隶主保持其“恒产”。
  
   “井田制”是奴隶主专政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则是资产阶级专政的经
  济基础。林彪在政治上搞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同时竭力鼓吹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
  。早在我党准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林彪就跟
  着刘少奇鼓吹搞资本主义的“四大自由”。林彪还公然用资本主义冒充共产主义,
  用资本家的语言说什么要“大家发财”,大谈抽象的“产”字。林彪又象孟子那样
  开出空头支票,用所谓“安居乐业”为诱饵,叫喊:“经济上”要“得到真正解放
  ”。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早就在经济上获得解放,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过着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幸福生活。林彪叫嚷经济上要“解放”,就是要在中国恢复
  和发展资本主义。确实,二十几年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过去所
  占有的生产资料被我们剥夺了,政治经济上都被打倒了!林彪鼓吹经济上要“解放
  ”、“大家发财”,就是要“解放”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让资本主义泛滥让地主资
  本家重新“夺回”工厂和土地,重新剥削和压迫工人和农民。
  
  8.孔孟的“巧伪人”与林彪的两面派
  
   古代的孔子和现代的林彪都是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家,也都是十足的伪君子!
  
   春秋时期奴隶起义的领袖跖说孔子是一个“巧伪人”,真是十分恰当。言行不
  一,口是心非是孔子的为人哲学。他论“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
  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鼓吹“以屈求伸”的反革命两
  面派策略。为了复辟奴隶制度,应该“忍耐”,加以伪装,伺机而动。他公开主张
  “直在隐中”,恬不知耻地说什么父亲偷了羊,儿子进行包庇隐瞒就是“直”。孔
  子这样说,也这样做。孔子明明是一个官瘾极大的人,三个月做不上宫就“皇皇如
  也”,而在口头上却一本正经地表白自己不想当官,说“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
  表面上讲什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他每时每刻都在为奴隶主的反动政治
  而奔走献策,他搞教育编历史书,也是他搞反革命政治投机的手段!
  
   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是孔子搞两面派的又一手段。孔子曾经堂而皇之地宣布“
  君子,群而不党”。事实又是怎样呢?孔子大力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维护奴隶制度的
  人,形成了一个以复辟奴隶制度为宗旨的学派或集团,并亲自率领,周游列国,到
  处兜售他的反动政治主张!孔于非但结党而且又排除异己。把帮助新生地主势力进
  行改革的学生革出教门,甚至举起屠刀把法家的先驱者少正卯杀了!
  
   孔子在生活上也是一个极顶虚伪的人,他一方面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
  之,乐亦在其中矣!”事实上,他的生活方面很讲究,是一个“食不厌精”的家伙
  ,可见,孔于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
  
   林彪梦想在中国推行其修正主义路线,但是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可背,林
  彪四处碰壁。因此,他必然乞怜于搞阴谋诡计来实现他的反革命罪恶目的。他是一
  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改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
  。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一招。他说:“谁不说假话,谁
  就得垮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完全是孟子“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的那一套处世哲学。长期以来,他喊着“高举”、“紧跟”的漂亮口号,把自己
  打扮成“志壮坚信马列”的“英雄”。实际上,他把马列著作污蔑为“过时”,把
  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到顶”。他在表面上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林彪”,背后
  却在磨刀霍霍,妄图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在会上,他激动地表示“准备让贤”,
  背后却加紧抢斑夺权。
  
   结死党,搞阴谋,这是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又一绝招。阴谋家林彪曾经假
  惺惺地说:“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可是行动
  上呢?林彪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以林彪为中心,“以我划线”,“任人唯亲”,
  无耻地吹捧自己,为自己树碑立传,组织“联合舰队”,要“争夺领导权”。林彪
  口头上还讲什么谁“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可是,他自己却躲在
  阴暗的角落里,网罗死党,私订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57L工程”纪要》,妄图
  有计划、有步骤地搞武装政变。用心何其毒也!
  
   反革命两面派林彪还高唱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可是,他的生活方式完全
  是地主、资产阶级寄生虫的那一套,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
  了,烂透了!
  
  9.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和孔孟的哲学体系
  
   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社会的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
  杂的时期。在这个新旧社会的大变动中,孔子顽固地维护腐朽没落的奴隶制,是一
  个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派。为了推行他的复古、倒退的政治路线,孔子在精神
  与物质、认识与实践、个人与群众等哲学的根本问题上,抛出了一套极端唯心主义
  的思想体系长期以来,流毒甚广,危害极大。
  
   林彪处于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
  级的代理人,他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复辟地主资产阶级已经失去的“天堂”。林
  彪和孔子所处时代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反动立场和反动思想体系则完全一致。林彪
  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是现代中国的孔子。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
  派一样,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的反
  党理论纲领,他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同孔孟的哲学是一脉相承的。
  
  10.孔孟的“生而知之”与林彪的“天资”、“天分”
  
   在哲学思想上,林彪完全继承了孔子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并大肆鼓吹从孔孟那
  里捡来的这种破烂货。
  
   孔子最先提出世界上有“生而知之”的“圣人”,认为有的人,从娘胎里生下
  来就带有先验的知识。孟子继承孔子的农钵,鼓吹有“不虑而知”、“不学而能”
  的“良知”、“良能”,更明白表示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用不着后天的
  学习和实践。
  
   林彪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尽管贴了新的标签,但戳穿了一看,原来完全是从
  孔孟那里搬来的。林彪到处鼓吹有些人生下来就有“天赋”、“天资”、“天分”
  ,有些人是“天生就知”、“天生就懂”、“天生就会”,他的同伙也宣扬“先知
  先觉是有的”,“聪明”和“愚蠢”是“先天造成的”,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林彪
  还厚颜无耻地胡说什么:“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
  法呢?爹妈给的么。”这些谬论,同孔孟提出的唯心论先验论,完全是一脉相承,
  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同唯物
  论的反映论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知识、才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
  后天才有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林彪根本否认人的认识是
  头脑对于外界事物的反映,否认知识来源于社会实践,颠倒精神和物质、认识和实
  践的关系,用先验论对抗反映论,这正表明林彪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是孔孟哲学
  体系的继承人。
  
  11.孔孟的“内省”、“慎独”与林彪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孔子从唯心论先验论的世界观出发,必然导致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这就是说,人的感觉器官不必去接触外界只要闭门修养,从心灵中体验上天所赋
  予的先验的知识、先验的道德规范就行了。在《论语》一书里,通过曾子之口,最
  先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的“内省法”。孔子认为,“内省不疚,夫何忧何俱”。
  并且认为只有“君子”才可以用“内省法”来体验固有的先验知识,“小人”是没
  有条件用这种方法的,即所谓“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的“内省法”,
  被他的徒子徒孙继承下来并大大加以发挥。子思提出“慎独”,要一个人独自呆在
  房里,从内心的反省中进行修养。孟子提出了“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
  莫大焉”,以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的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
  到了宋朝的陆九渊,更荒谬地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明朝的王阳
  明,又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谬论。
  
   林彪鼓吹的“要解决问题,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先搞主观世界”
  ,然后再“从主观到客观”。这套东西,完全是孔孟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方
  法论。林彪自己把他的这一套叫做“倒过来”,这三个字,正是不打自招地供出了
  他是现代中国的孔子。林彪的“倒过来”的哲学,把人的主观感觉“片面地、夸大
  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这同孔孟
  所主张的关起门来通过内心修养就能获得人心中所“固有”的知识,完全是一路货
  。林彪鼓吹这套谬论,就是妄图引诱人们脱离革命实践,脱离现实的阶级斗争,反
  对革命人民在实践中改造世界现,使之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12.孔孟的“上智”、“下愚”与林彪的“超天才”、“马大哈”
  
   从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认识人民群众和历史发展的规律,必然走向“英雄创造
  历史”的天才史观。
  
   孔子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认为奴隶主“圣人”是上等的有智慧的人,奴
  隶不过是下等的奴才,一个是绝对的智慧一个是绝对的愚蠢,“上智”与“下愚”
  是天生的,永久不能改变的。孔于还划分了“君子”与“小人”的界限,说什么“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不可小知”,“小人不可大受”,“君子务治
  ,而小人务力”,就是说君子身负重任,统治人民;小人是“蠢才”,只配“务力
  ”,接受君子统治。孔子讲“天生德于予”,把自己捧为“天才”。孟子不甘落后
  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也把自己捧为属于孔子一类天生
  的伟大人物。
  
   林彪和孔孟一样,把自己打扮成是“天生”的“伟人”,是“天马行空独往独
  来”的“至贵”、超人。林彪宣扬只有他们这些“先知先觉”的“伟人”才能“开
  发民智”,“启蒙”人民,即所谓“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只要他
  们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世界就会“改变面貌”。林彪一伙还大肆诬
  蔑劳动群众,把群众说成是“愚昧无知”的“群氓”和“马大哈”,污蔑人民是“
  一盘散沙”,知识“低下”,是“落后而黑暗的人”,只知道“恭喜发财”,“招
  财进宝”,“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总之一句话,群众只能拜倒在他们脚下
  ,“服服贴贴”听由他“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唯心史观,必然要导致神学和僧侣主义。孔子讲“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孟子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董仲舒说什么“君权神授”。林彪
  则鼓吹“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认为他们的“温文、豪放、理
  智”,都是“受于天”的。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是唯心史观和唯物史现斗争的焦点
  。林彪把孔子的唯心史现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中国文化的源泉”,完全是
  别有用心的无耻捏造,也是林彪为了掩盖他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的罪恶阴谋。
  孔子与林彪的历史观,是一脉相承的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
  
  13.孔孟的“不偏不倚”与林彪的“两和皆友”
  
   孔子为了挽救奴隶制的危亡,妄图阻止奴隶的反抗,还提出所谓“中庸之道”
  的哲学。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就是说中庸这种道德
  ,是最高的了。又说什么“过犹不及”,“和为贵”,“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孔子的孙子子
  思和子思的学生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中庸之道,说什么“喜怒哀乐之未发,调
  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宋朝的程颢、程颐和朱熹,特别强调中庸之道,说什么“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被孔子和他的徒子徒孙讲得玄妙莫测的中
  庸之道,究竟是什么货色呢?从哲学上说,所谓中庸之道,就是调和矛盾,搞折衷
  主义,即所谓“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作为一种历史观,中庸
  之道就是要维护旧的社会制度,否定社会的变革,主张复旧、倒退,反对发展和进
  步,是地地道道保守、反动的哲学。
  
   但是,林彪却把孔子的中庸哲学如获至宝地承接过来,胡说什么:“中庸之道
  ……合理”,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说中庸是“辩证思想”’“对于我国
  后来辩证哲学的发展”’“有其很大的影响”,“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
  大的功绩”。林彪提出什么“防止对立越过了限度”,“不过极则成”。“才不可
  露尽、势不可使尽”。他们还提出要学习孔子卫道者朱熹的“待人”哲学,对事要
  “不置可否”,对人要“面带三分笑”,谈话要“不失言”,还说什么“君子爱人
  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凡事勿做绝了”。还把孔
  子的这一套,吹捧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林彪鼓吹孔子的中庸之道,用形而
  上学和折衷主义来篡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就是他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在哲学
  上的反映。
  
  14.林彪培养复辟“人才”和孔孟的反动教育思想
  
   孔子为了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还拼命抓教育,利用文化教育阵地宣扬维护
  奴隶制的反动舆论,搜罗和培养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忠实走卒,帮助奴隶主贵族搞反
  攻倒算。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是孔孟之道的狂热鼓吹者,他妄图改
  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没有放弃教育领域这个剥
  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总是阴谋把教育作为复辟的重要渠道。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
  就是林彪一伙用来培养复辟人才的反动思想武器。
  
  15.孔孟的“学而优则仕”与林彪的“一本万利”
  
   孔子的一部《论语》很多地方谈的是做官、“问政”、“问事君”、“问干禄
  ”乃至“问仁”、“问礼”……无不同做官有关。所谓“学而优则仕”,就是孔子
  为奴隶主培养人材的办学宗旨。孔子对他的门徒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
  禄在其中矣。”就是说,种田,会饿肚皮;读书,就可以做官。孔子还给学生定下
  了一条做官的原则:“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而且要“守死善道”,也就是说必
  须按照奴隶主阶级的正统观念办事,忠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事业,绝不能为新兴的
  地主阶级效劳,甚至要以自己的生命来保全周公之道。孟子更是鼓吹“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还说这是“天下之通义也”。
  
   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了孔孟的反动教育思想,他在教育领域推行修正主义路
  线,其目的是妄想把我们的学校变成培养地主资产阶级卫道士的场所,同无产阶级
  争夺接班人。他胡说什么;“好好学习,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这完全是“学而优
  则仕”的翻版。林彪的路线代表的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他要复辟的是
  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他也象孔子要奴隶忠于奴隶主一样,要人们忠于林家父
  子,把它作为“高于一切的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他对“忠”于他的路线
  ,听命于他的指挥的死党,大力培植重用;而那些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则把忠于林
  家父子看作是“认准门,看准人”的“集中投资”,只要能这样做,就被认为是“
  头号大好”,得到“保一批,升一批”的优“禄”待遇。林彪甚至公然叫嚷:“我
  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这就是要他的那一伙及其黑爪牙都要“独尊儒术”,变成
  为地主资产阶级卖命的奴才。然而,如同孔老二妄图复辟腐朽的奴隶制必然碰壁一
  样,林彪一伙连同他所供奉的孔子牌位,也无例外地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16.孔孟的“不学稼圃”与林彪的“变相劳改”
  
   孔子鄙视劳动、敌视劳动人民的反动本性决定了他搞教育必然要脱离实践,特
  别是脱离人类最基本的实践——生产劳动。
  
   孔子经常向学生灌输:“君子谋道不谋食”。就是说要当一个奴隶制的卫道士
  ,只要用心学习奴隶主贵族的一套道理,不必去关心什么生产劳动。无怪乎樊迟问
  怎样种田、种菜(稼圃),孔子要破口大骂:“小人哉,樊须也”。在孔子看来,
  种庄稼之类的事是奴隶们干的,是最没有出息的。他希望于他的学生的,就是要作
  “君子儒”,不作“小人儒”。孔子“诲而不倦”的就是要其弟子做脱离生产劳动
  的“君子懦”,即脱离劳动群众的反动知识分子。
  
   林彪站在剥削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接过孔子的一套,极端轻视工农,鄙视劳动
  ,恶毒地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变相劳改”。林彪
  反对青年参加生产劳动,却要青年学孔子“韦编三绝”的读《易》精神(古代的书
  是刻在木、竹片上,用皮绳串起来。孔子把系书用的皮绳子都翻断多次),就是要
  人们关起门来读死书。他这样做的目的同孔子把复辟行将崩溃的奴隶制寄托于其弟
  子身上一样,是妄图引诱青年一代脱离劳动,脱离革命实践,脱离群众,成为执行
  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驯服工具。
  
  17.孔孟的“博学于文”与林彪的“五分”、“尖子”
  
   没落奴隶主贵族学阀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推行“智育第一”的老祖宗。他诲导
  学生,褒贬门徒,总是把奴隶主贵族的六艺——诗、书、礼、乐、射、御放在第一
  位,要学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谁笃信周公之道,精通六艺,就是学得了维
  护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真谛”。孔子“循循善诱”,是要诱导他的门徒,一心读通
  复辟奴隶制的书,从思想到语言全盘接受他的一套东西。这样的“智者”,在政治
  上,要死守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反动立场,做明知不行也要干到底的顽固派;思想上
  ,要相信天命,按周礼的要求去麻痹人民;在道德上,要按照“仁”的标准处理好
  奴隶主阶级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总之,孔子的“智育第一”,就是奴隶主政治第
  —,就是要培育出这样的复辟旧制度的“智者”来。
  
   阴谋家林彪根本不懂教育,却偏要装腔作势装出一副很懂教育的样子,胡说什
  么科学技术以能搞上去,就是因为“大学生多,五分多,尖子多”。公然鼓吹“智
  育第一”、“分数挂帅”,要青年学生钻进书堆,拜倒在分数面前,成为孔子那样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为推行他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他用“分
  数”做诱饵,作挡箭牌,妄图抹煞无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性,以便地主资产阶级继续
  垄断文化教育,利用这个渠道,培植他们的代理人,在上层建筑搞倒退复辟。
  
  18.共同的立场,相同的下场
  
   林彪同孔子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是,他的反动立场与孔子是一致的,他维
  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妄图恢复旧的生产关系,拼命想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思想同孔于
  是相通的。孔子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疯狂地反对奴隶起义和
  新兴地主阶级的社会变革。他到处奔走,千方百计地想挽回奴隶制覆灭的命运。孔
  子的一生,就是搞复辟活动的一生。
  
   林彪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的一切反革
  命活动,也都为的是复辟地主资产阶级已经失去的“天堂”,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拉
  向后退。一个是一心“为东周乎”,虽然到处碰壁,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
  个是反党阴谋败露后,还狂妄地叫嚣:“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收回!”一个到最后无
  可奈何地哀叹:“如果我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了,我就乘着木筏到海外去”,准备
  “乘桴浮于海”,投奔外国;一个是声言要求救于“核保护伞”,准备一切依靠苏
  修新沙皇的“力量”,最后,阴谋破产,仓皇出逃,折戟沉沙。他们的立场决定了
  他们为没落的剥削阶级奔走卖命,至死不悟;他们结果都成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顽
  固派,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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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的真面目
        (转载)

   对周恩来的评价,综观各种见解,可归为三类:一是以政府为代表,努力塑造周恩来光辉形像;
其次是民间犹爱周恩来的某些人,认为周恩来有人情味。三是把周骂得一钱不值,指他卑鄙无耻、毫
无人性,在毛泽东面前摇尾乞怜,为虎作伥。曾任毛私人医生多年的李志绥就说周在毛面前低声下气, 是个人格低下的人。

这三种评价都可以用到周恩来头上,各自都可以找到一些事例来印证,但都不能对矛盾现象自圆其说。

笔者经过近二十年的怀疑思考和材料收集,觉得可以对周恩来的矛盾现象,作出综合解释了。为着行文 方便,将基本上依照历史本身的行程,进行分析。

 
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谜

一九二四年,周恩来从法国途经莫斯科回国抵达广州。他一到广州,就被任命为刚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便是正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军衔为中将。周时年二十六岁,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他到底何德何能,出国所谓留学数年,归来便获如此重任?

其实一切的关键在于周恩来归国途中,怀里揣着一封推荐信。写信人是第三国际执委书记、斯大林密友、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收信人是当时苏联派到中国协助孙中山训练军队、建立黄埔军校的鲍罗廷。鲍罗廷一见此信,二话不说,就任命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并授中将军衔给这位从未上过战场的青年人。

季米特洛夫当时还是世界共产党情报局主席,周恩来恰恰是****特务组织创办人。他在法国以及在德国留的什么学,受的甚么训,不是十分清楚吗!

对第三国际来说,周恩来是操纵****的工具,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周是第三国际的代表。当时中国共产党完全受莫斯科和第三国际控制,他们赏识谁,谁就能在党内占据要津,这己是公开的秘密,就连党史也无法遮掩这一事实。

周恩来旅欧期间除了成为季米特洛夫亲信之外,还利用旅欧支部,建立了以他为首的留法派体系。这一留法派体系对他一生的重要性,我们只须看看名单就知道:朱德、叶剑英、邓小平、陈毅、李富春、李立三、李维汉、聂荣臻、蔡和森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一度任中央书记)、恽代英(归国后任****广东省委书记)、陈延年(陈独秀之子、广东区委书记)、向警予(蔡和森之妻,归国后任政治局委员),蔡畅(蔡和森之妹,中央委员)。(上述名单凭记忆所及)



不倒翁之谜

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在上海对中国共产党大开杀戒,中国共产党开始公开筹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周恩来的背景和作用,就变得异常重要起来。他遵照第三国际指示,和朱德、贺龙、叶剑英等策动南昌起义(在这之前,周恩来领导的****广东省委已经下设军事部,因此中国共产党军队的真正创始人是周恩来)。不久,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毛的草根性和自发性,使他选择到偏避山区占山为王。周恩来遵循第三国际指令去攻打广州,仅至半途,入马己损七八成,余部只好由朱德率领去井冈山借毛泽东地盘躲避。周恩来仍去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策划城市暴动、搞暗杀。

按苏联观点,社会主义革命要取得成功,只有发动城市起义。周恩来虽然屡战屡败,人马十损其九,却始终坚定不移执行第三国际的指示,斯大林对毛泽东盘据山区非常不满,指责其是“富农路线”。周恩来奉命从上海赶去江西瑞金,亲自坐镇,派陈毅夺了毛泽东兵权,撤了毛的职务并逐出政治局。

盲从斯大林的结果,连江西根据地也瓦解了,不得不撤转移,进行长征。由于连打败仗,士气低落,人心涣散,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开小差。十万人的队伍跑到遵义,只剩下二万人,这支队伍面临彻底瓦解。

中国共产党每次出现重大失误都有人被抛出当替罪羊。第一次是陈独秀,第二次是瞿秋白,第三次是李立三。二、三次左倾路线的具体领导人和执行者都是周恩来,但他在党内的地位丝毫未动摇。至于这第四次所谓王明路线,周在军事上的责任更大。奇怪的是,毛泽东和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发难时,矛头直指博古,未伤及周半句。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上,起先只是做和事佬,让剑拔弩张的双方心平气和讲话,会议开了一天一夜之后,到第二天,周恩来转而支持毛泽东。

新成立的领导核心三人军事小组中,周恩来依然名列其中。排名顺序是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周恩来垮不了的原因,查看一下参加遵义会议成员的名单就知道,周恩来的势力几乎占了八九成,毛泽东如同时挑战周恩来肯定赢不了,说不定自身还要遭遇厄运。再说,即使他能赢,所赢的结果,只能是这支溃不成军的部队一分为二,变成周恩来的军队与毛泽东的军队,那同样意味着大家都将被蒋介石消灭。其次,这支军队需要苏联物资上的援助,要使这份外援不断,领导层必须要有莫斯科信得过的人。

毛泽东果然不负众望,取得长征胜利。胜利的得来并非像历史书所宣扬吹嘘的那样,是由于毛的英明指挥,毛碓实也打了一二次小胜仗,但最终能摆脱蒋介石围追堵截,靠的是心狠手辣的大阴谋。

长征起先的意图是兵分两路,突围到新疆或内蒙古中苏交界处,在那儿背靠苏联建立根据地。蒋介石当然不会让****图谋得逞,马不停蹄沿着****的逃跑路线围追堵截。

毛接手指挥权后,以党中央名义电令红四方面军,继续按原定计划北上,还装模作样约定了会合地点,使红四方面军行踪完全暴露,吸引了蒋介石调军围追,他和周恩来却悄悄溜向陕北延安。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比毛的红一方面军要多得多。被骗作诱饵的红四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毛、周为了遮掩自己的卑劣用心,反过来倒打一耙,说张国焘擅自率军逃跑,另立中央,给张国焘安上个阴谋家名号。

毛泽东到延安脚跟甫稳,喘息方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稼祥踢出局。毛不相信来自莫斯科的人,但对两虎共存的局面来说,又必须要有一个能起缓冲作用的中间人物,这个人物既不能与莫斯科关系太深,(太深毛泽东不信任),又不能有自己的势力和组织系统(周恩来不放心),但在党内却要有相当资历。

毛泽东挑选了刘少奇,刘原先一直从事地下工作,地下组织已基本上被蒋介石捣毁,他与毛共过事,到过莫斯科开会,在党内无自己的势力,却有相当资历。这是一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毛把刘少奇扶植上来之后,经过数年经营,曾打算清洗一批周恩来的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延安整风运动。对于这场半个世纪前的整风运动,****直到至今讳莫如深,有关档案拒不公开,至今只传闻周恩来在整风时作过检查,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因他的地位依然稳固如旧。

 

刘少奇最恨谁?

直到如今,海内外舆论仍把中国文化大革命看作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权力争斗,或者是毛泽东路线与刘少奇路线的斗争,如果真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刘少奇就被打倒了,毛已取得了权力斗争的胜利,为什么迟迟不结束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他去世,由别人来结束?如果持续的目的是铲除刘少奇的残余势力,为什么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在林彪垮台后绝大多数都“解放”,重新被起用?

把文化大革命看作毛刘之间的斗争,显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还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被交给红卫兵狠斗乱打,最后惨死狱中;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却被保护起来,下放在江西农场养老;三号走资派陶铸下场和刘少奇一样;四号走资派谭震林大闹怀仁堂,当面拍桌骂江青,却安然无事。

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

根据上文所述,免受红卫兵疯狂冲击的都是周恩来嫡系。

俗话说,打狗看主人。毛泽东如对周的嫡系也同样毫不留情,那等于是同周及其派系公开决战,毛可把刘少奇轻易置于死地,却无把握能击垮周的势力。因此不能不有所忌讳,只能借打刘余风,顺势扫一下周的阵营,不敢直接对阵开战。

中国共产党直至如今仍羞羞答答不愿公开承认毛周之间在文革的争斗,甚至很荒谬地坚持说周是毛的亲密战友。他们如此宣扬时,显然忘了这是有损于周的“光辉形像”的。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像”,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

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大量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

他只在一个地方竭力抵抗毛:即全力维护他那帮派体系的地位和权势。

这是他至高无上的原则。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迎合毛泽东,也可以抵抗毛泽东。为了这一原则他可以牺牲任何社会正义与理想。

至于这帮派体系之外的人,因他这一原则遭受牺牲更是不在话下。在刘少奇问题上,最清楚不过地暴露了他这个有着“光辉形像”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保护自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的人。

如前所述,刘少奇在****党内并没有自己的帮派势力,他是靠毛提拔又大肆吹捧毛起家的,文革中打倒他及其叛徒集团也仅仅六十一人,其中地位最高的只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长彭真和原任公安部长、文革前调任总参谋长的罗瑞脚。其余大多属文教宣传系统。

刘少奇凭这几个毫无实力的人马就反毛泽东,莫非利今智昏?或者他反毛只是{毛的猜疑从而蒙受沉冤?

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刘少奇虽然没有明目张胆反毛,但架空毛的举动确实己数年。大跃进失败,全国陷入大饥荒后,61年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虽然未点名,却直截了当地说领袖不是神,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盲目跟随,喊万岁是封建主义等等。毛被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检讨,并宣布退居二线,不再过问经济问题。文革前,毛想把姚文元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或《北京日报》发表,被置之不理。

这表明刘、彭己不把毛放在眼里。

与光杆司令相差无几的刘少奇哪来的这份力量,竟能迫使毛泽东收敛气势,处于半退隐状态?

结论很简单,刘脱离了毛的阵营,和周恩来结成了联盟。

(六零年后,邓小平把中央书记处工作全部交给副手彭真处理,自己一心玩桥牌,在政治局会议上一言不发,坐得离毛远远的。这表明周派早就预谋让刘少奇充当与毛直接冲突的马前卒)。

他们俩结成联盟,中央高层权力就基本被被控制住。七名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只剩下林彪一个死党,而林彪自建国以后,几乎从不过问政治,政治局会议极少参加。一个原因是他脊髓神经受过枪伤,身体十分虚弱,怕风怕光怕冷怕热,另一方面他深知伴君如伴虎,自己又有功高震主之嫌,不如退避三舍。如此,在政治局常委之中,毛实际上成了孤家寡人。

至于军队中的势力,刘少奇虽没有半点,但周恩来却至少和毛泽东旗鼓相当。而在八大元帅之中,周恩来的势力远大于毛泽东。(原是十大元帅,毛在庐山会议砍去了他的忠臣彭德怀,罗荣桓在文革前病逝。因此十大元帅到文革时只有八人:朱德、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

按照周刘的盘算,他们采取逐步架空毛的战术定可稳操膀券。在党内高级干部中,毛的威信大挫之后,刘少奇的威信逐年上升,至文革前己达到和毛并驾齐驱的地步(老百姓家中挂的领袖头像也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列)。

可是他们设计的棋步中,走了一步最大的错着:他们为了麻痹毛,为了遮盖自己的用心,在架空毛的同时,却在舆论方面大捧特捧、大吹特吹毛泽东。

毛是个权力第一的人,他怎么会满足于舆论上做个帝王?65年窃听器事件使毛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下决心搞文革反攻。

窃听器事件,最早是文革初期红卫兵揭露杨尚昆罪行的大字报披露的,但详情披露得不清楚,大字报只是说杨尚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搞特务手段,在毛主席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据李志绥的书中说,窃听器事情暴露的过程是这样的:毛的专列停在长沙车站,车上的随从人员下车到月台上散步。通信兵XX在月台上到张玉凤,就模仿毛泽东的口音和张玉凤开玩笑,该通信兵所模仿的话是毛泽东在车厢里和张玉凤打情骂俏的话。张玉凤大惊失色,立即返回车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将该通信兵叫上车厢询问,该通信兵说是罗瑞卿布置的。毛再问罗瑞卿,罗瑞卿说是杨尚昆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要求他在毛的车厢里安装窃听器,以便政治局成员及时了解毛主席的指示好贯彻执行,罗瑞卿并且拿出政治局有关该决议的文件给毛泽东看。

毛看了之后没作声,似乎没当一回事,但回到北京就决定搞文革并说服了林彪支持他。

毛为了方便自己部署反击,以提拔罗瑞卿去当总参谋长的方式,赶走了老跟在自己身边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以为毛可被甜言蜜语蒙住,还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大肆吹捧毛。他们以为毛被架空,自己又被塑造成毛思想的最佳继承者,如此毛将无反击之力了。

他们低估了毛泽东。

毛泽东精心部署的反击方式是他们没有料想到的。

毛利用对手为了麻痹自己所搞的个人崇拜,借力打力,乾脆走出北京,躲在上海和杭州,直接通过广播电台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毛命令中央电台广播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煽动千百万无知的民众和狂热的青年造反,让全国迅速处于瘫痪状态。

毛此时在民间已如同神。民众只要知道有谁竟敢不敬这位神,非蜂拥而上,咬死他撕烂他不可。

为了以防万一,毛在号召全国造反的前夕,以拉练演习的名义,将北京卫戍区的部队调走,密今林彪把三十八军开入北京。

对林彪来说,不参与这场权力斗争,不调军救驾,刘周得势照样会清除他。因此林彪从六三年起也参加了神化毛的大含唱,不能让接班人的形像专利只属刘周一派。

毛调兵入京,与其说真的决心同周恩来作军事决战,还不如说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势。毛深谙周恩来的性格。果然,周恩来在出他意料的反击和毛打算蛮干的架势面前,惊慌失措一阵之后,可耻地退缩了,他选择了抛弃刘少奇,以求自保。周恩来的退缩使毛乱中求胜的险棋轻易就得逞了。

俗话说,会打架的,不如不要命的。

毛泽东小时候被他爹打过几次,在他念初中时还被他爹揍过。有一天,他爹又要揍他,毛走到池塘边说,你再打,我就跳下去淹死。他爹被他的眼光吓住了,从此以后不敢再打他。这次胜利,对毛的一生极其重要,使毛尝到了破罐子破摔豁出去干的甜头,毛不按常理出牌,爱走极端,好耍无赖的个性,和此事件有莫大的关系。

****为周辩护的观点称,周这么做是为了顾全大局。中国那时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到处枪炮轰鸣打内战,死了不知多少人,哪里还有什么大局可顾?民间尚有不少平头百姓,为了捍卫刘少奇不惜丢掉性命,相比身居要津、手握大权的周恩来,谁更有社会正义、更关心国家命运?

周恩来背叛了刘少奇,也背钣了众多敢于以生命作抗争的民众。所谓的顾全大局,戳穿了只是为了保全他自己和官僚小集团利益。

周恩来的儒弱,毫无政治理想和为人原则,在危急关头首先明哲保身的性格,使毛泽东轻易获得了搞掉刘少奇的胜利。但毛泽东并不善罢甘休,对毛来说,只有搞垮周恩来,绝对权威的地位才能真正巩固。因此,就在刘少奇迅速垮台的同时,毛就部署了对周的攻击,第一次是利用一个名叫联动的红卫兵组织,在北京街头贴大字报,揭露周恩来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大屠杀期间被捕后,在报上刊登伍豪(周当时代号)脱党启事以求释放。依文革时的极左政治,凡被捕发表脱党声明的,便是叛徒。

对这一经历,周恩来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他被捕后,国民党士兵并没有认出他,以为他是一般党员,他的黄埔学生、白崇禧的弟弟白洋闻讯到狱中把他领出来释放了他。至于脱党启事,他说根本不知道,是他出狱之后,白洋为了对上有所交待以他名义登的。

北京街头大字报所公布的叛徒材料,假如揭露的是别人,被揭露的人立刻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但揭露到周恩来头上,却是贴大字报的该红卫兵组织“联动”头头,被按上反革命罪名全数逮捕。外界不知情的人,还将此事件解释为,毛泽东不能忍受红卫兵胡来搞到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头上。

事实上,大字报的材料就是江青、康生提供给红卫兵的,整个事件都是毛泽东躲在杭州一手策划的。北京街头的大字报出笼之后,在江青康生的挑唆下,红卫兵还冲进中南海包围了国务院,将周恩来围困了一天一夜,无论周怎么劝说,红卫兵就是不肯撤走。结果军队中有人出来保周了(据周三年后亲口告诉到北京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军队中有人听说他在中南海被围困,就带兵入京和红卫兵发生了冲突,军队开枪打死了人)。在杭州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看到有火并危险,就翻手将贴大字报和发动围攻中南海的联动头头以反革命罪抓起来,以表明他和此事件无关。

这使毛泽东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周恩来在军队中势力和影响不搞掉,是不可能打倒他的。因此,毛泽东在文革中第二次搞周恩来的行动,就是通过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王力、关锋、戚本禹提出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想以此把周恩来在军中的力量肃清。但遭到周恩来的军中势力激烈抵抗,大有决战之势,这就是文革中著名的大闹怀仁堂和武汉兵变。

有关怀仁堂“右派造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这里按下不表,我们来看看半年之后,67年夏天发生的武汉兵变。

毛要军队支持地方上的左派,武汉军区偏偏支右,毛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王力到武汉发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乾脆把王力抓起来。他们听说毛本人也到武汉督阵,就发动几十万市民包围武汉机场,要把毛拦截下来,毛见势不妙,赶紧脱身。要周恩来出面去平息事态。周到了武汉对陈再道说,把军权交出来,跟我去北京包你没事。陈大麻子就乖乖跟着周去北京。去了之后果然没什么事。因为毛泽东见势不妙,抛出王、关、戚作牺牲品,称纠军内一小撮是毁我长城,要王关戚“还我长城”,这三个傻瓜就被投进监狱了。

揪军内一小撮虽然放弃了,但军内的分裂已经形成,为了平息和安抚军界,也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毛只好以牺牲林彪来换取军队团结。

军队中的运动搞不成,毛就动脑筋在舆论上搞跨周恩来,这就是批孔批周公的由来。但同样是以毛的失败告终,周是如何粉碎毛的进攻的,这方面材料****丝毫未透露。因而海外舆论就把毛被迫退让看作是江青瞒着毛在搞周恩来,把罪名全泻到江青头上。其实江青在受审时已一语道破:“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第三次反周,毛动用江青亲自出马。毛此时手中的大牌已出尽。而周恩来只是炮制了《红都女皇》事件作为反击,江青落得个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机密的罪行,立刻威信扫地、气焰难再。

毛的取胜仅仅靠天相助,比周多活了八涸月,但他还是无力也无足够的时间全扫周的势力,只是打倒了邓小平。这场胜利且又是那么短暂,毛一死,接管天下的还是周的势力。所以说,毛周争斗的结果,最终取胜的还是周恩来。

然而,无论作为人还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周恩来真的胜利了吗?

不少人为周辩解道,当时周若同毛公开对抗,不但保不了别人,连他自己也要垮台。可是至少从目前公开的事实来看,根本不应得出这种结论。

从毛在文革中多次想打倒周恩来,却不能成功来看,我们完全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若多分勇气,多为全民族利益着想一下,而不是为虎作伥,中国百姓何至于遭受十一年之久的文革苦难!

假如周同刘少奇一样也迅速垮台,文革也可早早结束,可偏偏这个怯懦的人又拥有那么大的权势,两军相持不下,民众陪绑陪斩十一年。

周恩来一生如有后悔,定会后悔抛弃刘少奇,作可耻退让吧!刘少奇惨死狱中之际,口里叫骂、心中最恨的恐怕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吧!





周恩来的演技

一九七零年夏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次会议上,毛泽东突然借故批判陈伯达,并株连林彪,向与会者传递了毛对林彪不满的信息。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并没有马上返京处理事务,而是留了九十九名党政军高级干部下来,听他讲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报告。会上周不谈当前形势,却回顾历史,披露了当年派陈毅去夺毛泽东军权的事实。这段历史与会者毫无所知,他们一直以为周是毛的亲密战友,现在听到周抖出这段往事来,极为震惊。当然周在抖出之前有段引子,说毛泽东思想用词虽然通俗易懂,但学一遍二遍是不能真正理解的。然后就交待了自己曾犯过的严重错误,最后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根源,是由于年纪轻轻就当了大官,官瘾重,怕违背莫斯科指示丢官,就盲目执行莫斯科路线。周恩来称这是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教训。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明的方面至少披露了二条信息:他在党内的地位曾高于毛泽东;他和毛泽东之间有过严重的过节。

当时令听众吃惊的是,周使用了“做官”“官瘾”之类的词,此类词在****建国后通常只被使用在旧社会的官僚头上,也就是只被使用在敌人头上,共产党称自己的官为干部。这种禁忌直到七九年底才打破,那时《光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不可按长官意志支配经济》,引起举国轰动。轰动的不是文章的内容,而是标题中的“官”字,百姓说这下不得了,共产党干部也被称为官了。因此这篇谈尊重经济规律的文章,居然在全国起到了精神解放的作用。此后,老百姓用官来形容共产党,已成流行词汇,不觉有什么特别了。可以想见,周恩来七零年在讲用会上使用这一词作自我批判,听众会吃惊到何等程度。表面上看来是周恩来严于自责,但在座者都是中央委员,都是官场上混出来的,头脑岂有如此简单?且周恩来挑选留下的听众都是实力人物,充充门面的工农兵委员,他是不会邀请他们来听此报告的。

好几年之后,一位在场的听众、某军区头头回忆此事时说:

“我当时非常震惊;一是第一次知道这段历史的震惊,二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毛主席和周恩来也不那么友好。但当时不敢多想,这种事想多了,万一不慎说出口来,会给自己惹大麻烦。后来到了批林批孔运动,江青明显想把火引到周总理身上去,我对庐山会上的报告就恍然大悟,看来总理早知道毛主席要搞他。”

这才是周恩来所谓严厉自我批判的真正用意。他在会上再三反复强调毛的话不是一下子就能理解的,实际上是暗示听众对这次庐山会议要往深处多想想。周明白毛在军中不满和对抗的压力之下,不得不牺牲林彪,这样他与毛之间,将处于直接冲突了。他要让****高级干部事先有个心理准备,当毛想清除他时,他们将支持谁,周恩来特别强调自己当年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这实际上暗示在场的官僚,你们不要因怕丢官就盲目服从最高指示,一旦铸成大错,终生后悔。

周恩来另一不寻常举动是,作完报告之后,送了一份抄件交庐山档案馆保存,并且只是作为一般保密文件保存,实际上就是允许他的讲话流传。

类似的高姿态,表现在周恩来身上己有好多次。在遵义会议上他同样也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达到了目的。当博古和毛泽东、王稼祥、彭德怀等争执不下,博古坚决不肯认错让步时,周恩来站起来发言了,他说军事失利,作为军事部长的他应该承担主要责任,因此请求党中央解除他军事部长的职务。周恩来这一高姿态表演,既使博古失了靠山,又使自己博得赞扬,博古被迫让步交权,博古交权就完蛋,周{恩来依然稳坐中央核心。

以道德面貌、谦谦君子的形像遮盖自己的真正目的,是周恩来的拿手好戏。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他毫无道德。当不损害他的根本利益时,他能表现出道德,可是一但利益攸关时,道德就成了他的手段。他玩得是如此娴熟,表演得如此成功,活着时,几乎没人能辨别出来。

周恩来“人情味”的表现同样如此。试举一例:
 
西安事变中,周向蒋介石表达了****的几点主张,周讲完之后并非如同外界所说的,拿出协议书伙同张学良威逼蒋签字,而是话锋一转,聊起了家常,话题自然转到孩子身上,蒋介石说己和经国断了音讯很久,很想他。周恩来装作不知情的样子,说这件事我们可以通过苏联关系,一定替蒋校长找到并送回令公子。

谈判关键时刻聊起了家常,无意中谈到了孩子,难道是偶然的巧含?这分明是周事先精心谋划的结果,即使蒋介石也未必能当下识破他的用心,否则就不会接他的话题了。协议就是在这种表面上充满人情味,实际上暗含威胁的气氛下签定的。

这就是周恩来!

他即使处在优势地位,给你下药时也一定裹着糖。

周恩来还有个形像是铁面无私。中国共产党最爱宣传周恩来清正廉洁,从不徇私情。与以权谋财、贪污腐败的官僚比,周恩来确实是廉洁的,我们不会否认这一点。可是周的私心不表现在钱财和帮助亲友上,不等于他就没私心。他的私心表现在权欲上,表现在只重自己的官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作为总理,亵渎了总理的职责,其祸害甚至比贪官污吏更大,如果不贪财就是好官就值得赞扬,那么“四人帮”中的张春桥,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丝毫不亚于周恩来,中国共产党为何把他投入狱中?

显然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是双重标准,首先取决于你是谁的人,其次才是品质问题。

周恩来有时还以铁面无私来掩盖他的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孙维世一案,周恩来的理由肯定是:“既然党组织掌握了材料,认为她和苏联勾结,我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不能因为她是我的继女就袒护她。”实际上呢,他心里很清楚,毛泽东、江青想通过孙维世打开缺口,搞到他与苏联仍有勾结的材料。周恩来为了显示自己心中无鬼,就批示同意逮捕孙维世。

同类的表演,周做过无数次。长征刚开始时,红军把印刷机都拆下来带走,可是偏偏要抛下早已失去权势,又重病缠身的瞿秋白,这分明是置他于死地。

通知瞿秋白留下的就是周恩来,他是以党中央决定的名义通知他的。牺牲瞿秋白,对周恩来而言,就是少了一个能证明他领导革命多次失误的重要证人瞿秋白在国民党牢狱中写《多余的话》,未伤及周恩来及任何共产党人半句)。被抛离长征队伍的还有周恩来的密友陈毅。陈毅得罪了博古和苏联顾问李德,周恩来同样没替老友说一句话。还有,为了不暴露长征行踪,出发前,他们杀了上万名被怀疑不可靠的士兵和下级军官。

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万人坑事件。

周是当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利害攸关时,周这个人就毫无道义。抛弃牺牲朋友,是周的一贯表现。正因他骨干里是个极自私而又懦弱贪权的人,文革开始,他抛弃刘少奇、贺龙等行为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他也有过许许多多所谓顶着压力,保护受害者的故事,其中没有一个会因此动摇他的权位,反而使他更得人心,在与毛较量中,又多了一个筹码。

结论

我们并不是想完全否定周恩来,周的许多政绩还是有口皆碑的。
可周恩来的“光辉形像”是那样苍白,那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以这样的形像作为全民的道德资源,中国的道德水准怎能提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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