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赫鲁晓夫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赫鲁晓夫，全名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 - 1971年9月11日），早年长期在乌克兰工作，二战期间曾参与指挥保卫基辅。在乌克兰期间的农业政策相对务实，使得乌克兰的粮食生产在苏联集体化运动之后得到了一定恢复。

从1953年9月7日至1964年10月14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1964年）。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通过秘密报告的方式，揭露了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暴行，掀开世界范围的去斯大林化运动，结束了斯大林时代，停止了苏联国内的大规模政治镇压，释放了绝大多数古拉格中的政治犯。

赫鲁晓夫主张东西方缓和，以避免核战争，他多次访问美国等西方国家，但他的对外政策仍然导致美苏核对抗，他是冷战期间的苏联主要领导人，是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主要策划者。

赫鲁晓夫尝试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进行改革。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知识分子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恐怖中获得解放，他在任期间，苏联的政治气候空前宽松，索尔仁尼琴等作家得以公开出版作品。苏联逐渐变成一个‘正常社会’。

赫鲁晓夫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大量裁减陆军和海军，引起苏联军界人士的极大不满。他试图削减党内官僚的特权，也招致不满。他的自由化政策更为斯大林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所痛恨。他的领导风格虽然被很多人认为是充满活力，但也被另一些人认为是激进冒险。有人说他是“鲁莽的改革家”。

1964年，勃列日涅夫等人策划发动了宫廷政变，免除了赫鲁晓夫的一切职务，他被强迫退休，成为‘特殊养老金领取者’，自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下台后郁郁寡欢的赫鲁晓夫在乡间隐居，他在这段期间撰写了回忆录，详细记述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披露了很多重大事件的内情，他的家人在苏联官方试图没收书稿的情况下，秘密将书稿运送到西方出版。

1971年9月11日，赫鲁晓夫在沉寂中病逝，当时的俄罗斯各大报纸在报道中甚至没有明显突出他的名字。

下面这篇文章原载30多年前的《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十一期，是关于教育问题的。重新看来，真是太逗了！不过在这个深刻的“逗”字里，在我们现实的国度里，比那更加“逗人”的怪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呢？！

中国人自明代以后，就没有原创性了。总设计师也是拾人牙慧的。　证实了,赫鲁晓夫才是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都说中国的改革比苏修的成功，从这个文章看来，其他方面不说，但就教育而言，俺们中国是可以根苏修一比高下的。社会主义都是一样一样的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  苏修的今天永远是我们的明天，苏修的昨天永远是我们的今天..不过，在我Ｄ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假文凭可不象苏修那么花费劳动人民的血汗，１０００卢布一个，简直是抢劫啊，须知苏修的月平均工资不过１００来卢布，１０００卢布快一年收入了．而我国，在过街天桥下游荡的假证制造商，可以五十元卖给你北大毕业文凭，绝对的物超所值！！

我们怎么总是落后，连这个都落后了３０年．因为咱们领头的非要摸着石头过河.而且还经常摸到粪坑里的石头。别以为苏联真的就是邓xP的先驱，邓xp等人统治下的中国比起苏修来，差得远呢。苏修那里可没有失地农民，没有暂住证，没有上千万妓女，没有陈良宇，没有城管，也没有三个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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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一九七五年十一期的杂文

题目是：　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 　

作者：阳戈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艺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社会主义”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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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0年起，铁托就公布一系列法令，规定工厂、矿山、交通运输、贸易、农业、林业、公用事业等所有国营企业，都实行所谓“工人自治”。这种所谓“工人自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把企业交给所谓“劳动集体”自行管理，企业有权自行买卖和租赁固定资产。
　　
　　1953年，铁托集团公布条例，规定“合伙的公民”有权“创办企业”，“雇用劳动力”。同年，铁托集团公布法令，规定私人有权购买国家经济组织的固定资产。
　　
　　南斯拉夫报刊反映的大量材料证明，“工人委员会”只是一个徒具形式的“举手机器”，企业的“一切权力都操在经理手中”。
　　　　
　　由于经理掌握和支配生产数据，并且掌握和支配企业收入的分配，这就使他们可以利用种种特权，侵占工人的劳动成果。
　　
　　铁托集团自己也承认，在这些企业中，经理同工人之间不但工资悬殊，而且分红悬殊。有些企业，经理和高级职员分得的红利比工人高四十倍。“在某些企业中，一些领导人员领到的奖金总额，竟等于整个集体的工资总额”。
　　　　
　　企业经理还利用特权，巧立名目，取得大量收入。接受贿赂，贪污盗窃，更是企业经理的一项大财源。
　　
　　这些“工人自治”企业的生产数据，不是归某一个或者某几个私人资本家所有，而实际上是归以铁托集团为代表的包括官僚、经理在内的南斯拉夫新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有。这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盗用了国家的名义，依附美帝国主义，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霸占了原来属于劳动人民的财产。所谓“工人自治”制度，实际上是处于官僚买办资本统治之下的一种残酷的剥削制度。”
　　
　　（摘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