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德国有儿子，在延安有“父女情”(图)

周恩来在德国有儿子，在延安有“父女情”(图)




经某网友提示，看到一个文章，周恩来在德国有儿子，还有在延安有“父女情”。我没看到其他史料，不敢断言真伪。不过，如果是真的，我不稀奇。因为周恩来是北宋一个大儒的后人，而我对儒教信徒历来没好感，整个是一群伪君子。

对于周恩来，他的个人生活如何，比如，有上千私生子，或者没有后代；极端淫荡，或者非常本分；腐败透顶，或者廉洁奉公。这些都是次要的。

看待历史人物，要以其职位和其对国家是否有贡献来衡量。从这个大角度评价历史人物才有意义。而我认为，周恩来是一个不称职的总理，他没给中国争取多大利益，反而有卖国嫌疑。下面史料可是公开的，从这些资料中，大致可以肯定我的论点。

之所以对毛周不爽，是因为有人竟然敢诬蔑胡耀邦腐败等等，这里警告左派等等，骂谁我都可以不理会，但是，胆敢诬蔑胡爷爷，小心我的反击。如果你注意，我过去基本是对古代历史感兴趣，近日对现代史发贴多，是别人先惹的我。

周恩来当众拍桌子与中美联合公报---中国外援有多少？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1917年南开学校毕业，赴日留学。1920年赴法留学。  在文革高潮时，少数红卫兵要批斗周恩来，毛泽东说：“那好吧，让我也和他一起被挨斗吧！” 1974年，毛泽东又在长沙对王洪文说：“对周恩来的任何攻击，必将遭到人民的坚决反对。”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回忆录《领导人》中，评价周恩来是“我们时代最有造诣的外交家之一”、“我所认识的最有天赋的人物之一”，“一座冰层覆盖着的火山”。他还说：“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著名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钱学森说：“许多党外人士说，我们是认识周恩来才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相信周恩来才相信中国共产党的。”


一。周恩来当众拍桌子

1973年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会议的议题是：批判周恩来。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会议之始，周恩来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没有降温，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下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 “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这些用语相当多的是毛当年打倒刘少奇、林彪集团时所用过的。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药味十足的指示足足传达了八个小时。
　　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场面。“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拳脚棍棒齐下，墙倒众人推。江青更是高声叫骂，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危言耸听地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举座哗然。
　　这次扩大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会议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周恩来。以往政治局开会时周恩来都是提前到场，这次周只能在家等待会议通知。散会时，周就要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而帮助小组一干人又要继续开会，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汇报。
　　这场大批判的起因并不复杂。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周恩来和叶剑英受命出面接待。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4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在11月3日的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按照以往的贯例，周恩来都会先向毛泽东作请示。可偏巧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因时间紧急，在思来想去后，周恩来拍板答复基辛格：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件事随后就经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于是，一场扑天盖地的风暴呼啸而来。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周恩来的错误又到底在哪里呢？一切说来话长。
　　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已经破产，毛泽东在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了重创，不得不退居幕后。周恩来基本主持了国家日常事务。他利用批林整风之机，在全国发起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政策调整，同时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泽东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确信周恩来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本人架空。于是，毛开始反击。
　　1972年12月，毛泽东借批王若水来信之机，发出了批极右的指示，并借助他的权威一举扭转了形势。1973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发出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区，而反右则成了宣传的主流。
　　与此同时，毛又授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组长是康生，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主管中共的宣传、组织、政法大权。这等于是将九大后解散的中央文革小组又立了起来，成为了另一个“政治局”。周恩来的一大部分权力被分走，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会议召集人。毛又看中了上海的王洪文，调到北京，委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职，当作接班人培养。毛还任命张春桥为中央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从而限制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属于周恩来阵营的叶剑英的权力。
　　1973年6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限制进攻性武器等协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面见周恩来，向中国通报了有关情况。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时，毛认为周恩来在会谈时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是毛对周的第一次敲打。
　　不久，外交部在内部刊物《新情况》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但趋势是联合起来企图主宰世界。应该说，这种分析只是一种内部参考，也不违反外交纪律。然而毛泽东得知后大为光火。他认为该文观点与他常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因此是在和他唱对台戏。而外交部的后台就是周恩来，这事绝脱不了干系。毛当即召王海容、唐闻生来，严厉批评了《新情况》的这篇文章，指责为“放屁一通”。随即，又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谈话，再次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说此文不错（《新情况》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欺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讽刺和挖苦，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和不耐烦。
　　这次对于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烧，认为周已发展到了公然不听招呼，遂决定新账老账一块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风。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开到12月5号，会议火力空前猛烈，周恩来被烧得焦头烂额。连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也不得不讲了话。邓的发言较为委婉，指出周的问题的严重性，但却不是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最后忠告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会上会下，以往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的打招呼，而这时人们都尽力回避他，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现冷淡，以示划清界限。
　　按照会上的调子，周恩来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毛泽东此举只是为了重挫一下周恩来，并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样的话政治上的代价未免太大，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恐怕又要反复。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周恩来起初想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做。周恩来只好自己关起门来写检讨，承认了会议强加的所有罪名，总算完成了检讨。事后，毛泽东下令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彻底批判了周恩来的“错误外交路线。”
　　12月9日，毛泽东在讨论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旁敲侧击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对周恩来的耿耿于怀，由此可见。


二。中美联合公报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之间所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包括了《上海公报》、《中美建交公报》和《中美就解决美国向台出售武器问题的公告》（简称《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是中美在冷战时期开启对话和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其中有关台湾问题的部分在今天的重要性则更为显现，美国政府一直声称其两岸政策是基于“一个中国原则、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制订的。
两国间的第一个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是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期间在上海与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于1972年2月28日签署。这个联合公报的特别之处在于，双方首先并没有回避各自的歧见，文件中阐明了两方不同的观点，然后表示双方愿意尊重对方的立场。随后再阐述双方达成的共识。 

请注意一下，对台湾问题的双方不同观点:
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联合公报是很厉害的，是得到国际公认的，尽管中国说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但却允许美国继续对台湾武力支援，而且，美国对台湾支援并没有准确的时间表，什么是“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到底如何看待这个这个联合声明呢？

三。中国共向110多个国家和区域组织提供援助

外交档案不断解密，新中国的“对外援助”也已不再是秘密。

“越南请求中国援助大米事”，“关于老挝要求我国提供经济援助问题”，“关于也门要求援助事”，“印尼要求我援建纺织厂事及印尼工业部长为此拟访华事”……外交档案显示，某某国“请求中国援助”、“请求我给予”、“要求我援建”，是上世纪50年代我国驻外大使馆来电及外交部上送报告中常见字句。

1950年7月，我国首任驻蒙古国大使吉雅泰到任不久，蒙古总理乔巴山就向他提出“要求帮助解决劳动力的问题”。这大概是向我国最早提出的外援请求。当时，中方的答复是：“因为国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动员工人出国是有困难的，这个问题容后考虑。”

周恩来总理记住了对蒙古国的这一承诺。1954年11月，乌兰夫副总理率中共代表团前往乌兰巴托，临行前，周总理指示外交部电告何英大使：“通知蒙方此次代表团去蒙，除参加蒙党代大会外，并希望了解一下蒙方在劳动力方面有何困难，以及我国可能给予何种帮助的问题。”12月8日，中共中央正式电告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我们当在可能范围内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1个月后，蒙古国向我驻蒙使馆提交了总计12250名工人的清单，包括粗细木匠、泥瓦匠、制砖瓦、烧石灰、谷物蔬菜树木花卉种植、家具制造、厨师、裁缝、制靴、印染、桶匠等近40个工种，蒙方同时要求工人自带工具。 1955年4月底，相关部门在东北三省开始了赴蒙工人的组织工作。当年，首批8200名工人赴蒙。

越南向我国提出援助的时间很早。在1951年5月15日的一份材料上，越方要求开门见山：“我们正处在青黄不接期间，如无援米必告断炊。……因此，恳切要求你们再帮助我们一千五百吨至二千吨大米，以渡过此难关。”显然，在此之前，我国已支援过越南粮食了。

援越物资表里有葡萄干和酒 ,  粗略统计，到1960年底，我国提供援助的国家还有：朝鲜、柬埔寨、尼泊尔、缅甸、乌干达、刚果、喀麦隆、伊拉克、叙利亚、埃及、阿富汗等，一共22国。
我国帮助蒙古国建学校、医院、疗养院、专家招待所、热电站、玻璃厂、造纸厂、养鸡场，修桥造路，解决燕麦种子，供应木材，修复古庙等，援建纺织厂的设备国内提供不了，我们就用稀缺的外汇到英国订购。

在《中国和越南关于中国1955年援助越南的议定书》的附件中，中方援越的货物表里，有30000吨大米、300吨面粉、5000公斤葡萄干、180根皮带、1130箱酒及粉条、香烟、中成药、医疗器械等；援建铁路的物资表里，有电炉、轮船、电话机、卡尺、灯泡等物；农业援助项目从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病虫害防治，到建兽医院、家畜防疫药剂制造厂等，还有10个碾米厂、2个汽油库、火柴厂、加固水坝等等。这其中的30000吨大米，是在议定书签订之前5个月，越南劳动党中央致中共中央绝密函中提出的，当时中共中央回电：“虽然国内大米供应也较紧张，但为了援助新解放的兄弟国家，同意照拨。”那时大多数中国人也难以享用葡萄干和高档酒。

在柬埔寨，除了援建水泥、纺织、木板、造纸、钢铁等各种厂子外，还帮他们建艺术学校、电台，勘探铁矿煤矿。

1955年9月30日，在援越的越池桥修建工地，因水流湍急，运送钢缆的船倾斜进水，29岁的中国工长、共产党员陈国平为救船上“6名越南同志”掉入水中，第一个为我国的援外事业献出了生命。为报告国内这一不幸事件及善后，使馆先后发回3个篇幅很长的电报。

非洲国家是从1958年底才开始陆续与我国建交的，对他们的援助一般在建交前几个月开始。我们援建他们中小型工业项目和农场，帮助他们找水打井。粮食是这些国家最希望从我国得到的东西，1959年到1960年，我国粮食连续两年减产，但对于非洲国家的要求，仍然慷慨解囊。如1960年，我们援助几内亚10000吨大米，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受援国家的要求往往过大、过多、过急 

1955年2月16日，中蒙双方为中国援助蒙古劳动力问题开始谈判。“至4月7日正式签字，共进行了14次会谈。”  蒙方提出，中国去的工人“希携家属来蒙，居留期间愈长愈好”，工期“不少于五年”，与蒙古员工同工同酬，而且“所得工资都用在蒙古，不寄回国内”。我谈判代表团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谈判中我们的许多意见都经过多次解释才被接受，如我们提出工人的工期为三年，派遣中国干部带队及在蒙古成立工人事务处，准许工人兑回工资百分之三十的现款养家及把余款存入蒙古银行，列入非贸易账户汇款等问题，均经过多次反复磋商。”

由于受援国的要求往往过急，“以致有些项目的建成时间和设备交付时间规定得比较紧迫，给执行协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1958年底，一份总结外援工作的档案列举了一些存在的问题：援蒙的“个别项目规模过大、标准偏高”，“砖瓦厂由于原协定限期太紧，国内的设计和设备制造工作无法如期完成，推迟半年才完工”，“据估计蔬菜农场生产的蔬菜比当地的肉价还要贵。”按协议，1958年我国应向朝鲜供应6万纱锭纺织机械设备，但“由于目前优质钢缺乏，不能尽早满足朝方要求”。

11年外援总额40.28亿元人民币

“从1950年起至1960年6月底，我国同某些兄弟国家和亚非民族主义国家达成协议由我国提供无偿援助和贷款总额为40.28亿元人民币，其中援助兄弟国家35.39亿元(无偿援助25.79亿元，贷款9.60亿元)，援助民族主义国家4.89亿元(无偿援助2.38亿元，贷款2.51亿元)。在援助总额中，用于提供成套设备的为9.86亿元，其中对兄弟国家9.62亿元；对民族主义国家2470万元。”

这是1960年7月1日，时任外贸部副部长的李强向全国外事会议报告的统计数据。在当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中，40.28亿元的外援总额占有多大比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这个数字接近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期间国家基建投资计划427.4亿元的1/10。

当时，我们的“兄弟国家”是新中国成立后很快与我国建交的苏联、东欧及越南、朝鲜等11个社会主义国家。据外交档案记载，在欧洲的“兄弟国家”中，11年间我国仅少量援助过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因此，援助“兄弟国家”的35.39亿元款项，绝大部分由越南、蒙古、朝鲜三个国家分享。而接受我们援助的“民族主义国家”，主要是柬埔寨、也门、尼泊尔、阿尔及利亚、苏丹等国。

我国对外提供成套设备的援助从1955年开始，“到1960年6月底，按照我国同九个国家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和议定书的规定，援外的成套项目为182项，其中对‘兄弟国家’165项(朝鲜8项，越南100项，蒙古53项，阿尔巴尼亚3项，捷克1项)。”在其余援助“亚非民族主义国家”的17项中，刚与我国建交两年的柬埔寨得到了8项。“共派出工程技术人员7558人次，建筑工人25566人次。……共接受和培养了外国实习生2864名。”

中国还积极参与人道主义援助

直到1960年底，与我国建交的国家仅38个，其中10个还是1958年7月以后才建交的。新中国爱好和平，希望创造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希望不断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  一次次救援款物的办理经过，也都详细记载在了外交档案中。如1952年5月，日本北海道札榥郡一个主妇会致毛主席信，说当地发生严重地震和海啸，居民受灾严重请求援助，中国红十字会立即电汇过去2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1955年7月，在联合国驻阿富汗的技术援助专家名单中，就有我国两位养蚕专家和他们的夫人。1957年7月伊朗地震，我国也迅速提供了救济。

1952年，印度发生灾荒，我国先后以红十字会、全国总工会等4个群众团体的名义，两次各捐款20亿人民币。1953年8月，印度北部洪水泛滥成灾，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建议中央，我国援助印度10.5亿元人民币，当毛泽东主席了解到苏联捐赠了25万卢布(约合人民币17亿)时，批示“款数似应增加至十五亿或廿亿人民币”，相关部门最后定为15亿元。与当时美国给印度捐1万美元、200万磅奶粉，英国捐500英镑，南非捐100镑相比，我们援助的15亿元也是不少的。

四。苏修逼债　　
　　据周恩来1964年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李先念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国家预决算报告透露，中国欠苏联的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计十四亿零六百万新卢布，折合人民币约为五十二亿九千余元，其中相当大的部分是使用和消耗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物资的贷款和利息，按照协定应于1965年全部还清。照此说法，直到朝鲜停战十年之后，中国人民还在节衣缩食地归还这场战争中拉下的债务。

借粮：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
　　
　　大量援助：在我国3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向我国提供粮食、食糖。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摘自河北中Gong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纵横》
　　
　　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 产 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新华社) 原载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吴冷西的回忆。 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中国不信任苏联专家、不尊重苏联专家建议以及向苏联专家散发反苏文章为由，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毛泽东即于18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大谈自力更生问题。虽然苏联照会并未提出还债问题，毛泽东却指示周恩来算一下要多少年还请苏联欠帐。周恩来把帐算出来，说，中国尚欠苏联80亿卢布，过去我们每年还5亿，照此算需16年才能还清。如果按8亿计算，则要10年才能还清。10年太长了。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裤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于是政治局决定，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 见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9年5月，第335-338页)

　　苏联单方面中止对华经援协定，撤走专家，发生在1960年7月，当时大饥荒早已酿成，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此事实说明，把苏联翻脸说成是大饥荒饿肚子的原因，是行不通的。网上有位鼓吹“饿死三千万是美帝苏修滔天罪行”的先生，大概也是意识到了此点，于是在文章中偷偷将苏联翻脸的时间往前挪到1959年。 当时并不是苏联要求提前还清债务，而是中国主动向苏联提出，用对苏贸易的顺差额中的一部分来提前全部还清债务。虽然苏方并不要求提前还债，毛泽东却是一定要争这口气的。 不止于提前还债，而且让人民节衣缩食拿出大把银子无偿地援助小兄弟。本来，1958和1959年，出于大跃进的需要，国内财政紧张，对外援助已经大幅度缩减了。中苏翻脸后，中国随即大幅度扩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大饥荒中的1961年，援外支出即已接近偿还外债的支出。自1962年起，援外更是大幅超过了偿债。大把大把的银子流水般散给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等。

　　1950-1964年中国偿还外债和对外援助支出(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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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　　　　偿还外债　　对外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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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55　　　6.80　　　　12.60
　　1956　　　　　5.97　　　　 4.04
　　1957　　　　　6.08　　　　 4.67
　　1958　　　　　7.23　　　　 2.76
　　1959　　　　　7.11　　　　 3.50
　　1960　　　　　6.73　　　　 3.63
　　1961　　　　　6.58　　　　 5.19
　　1962　　　　　6.42　　　　 8.54
　　1963　　　　　2.86　　　　 9.61
　　1964　　　　　0.96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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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偿还外债数摘自《中国财政统计:1950-1991》(财政部综合计划司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第135-136页。对外援助支出摘自历年国家预算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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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淵：對周恩來無法用“違心”來撇清
　朱學淵

可讀性極高的《晚年周恩來》的問世，是出版界的一件大事。作者高文謙先生的父母是燕京大學的同學，憂國憂民而參加了共產黨，可是共產革命的勝利沒有給中國送來光明，高先生的父親先就因言獲罪而被遠放，母親在文革中又被囚禁在秦城監獄七年之久。因為天分和勤奮，高先生文革後就成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成員，把握了大量中共資料，還親訪過王力、吳法憲、紀登奎這樣一些文革要人。“六四”的血腥，使他在“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位上脫離共產黨。高先生的母親是愛國名人林則徐之後，在母親的鼓勵下，他用良知和心血，十年才寫就了這部《晚年周恩來》，事實証明這是一門忠良。

《晚年周恩來》的貢獻，在於作者全息地俯瞰著中共的歷史，而又能將文革的浩繁人事融會貫通，圍繞周恩來與毛澤東自江西“寧都會議”以來的恩恩怨怨，夾敘夾議地揭示毛澤東的“妖孽”本質；而之於謹守“晚節”周恩來，作者卻又把感情留給讀者們，褒貶由你了。讀《晚年周恩來》，如受作者一派正氣的濡沫，是一件難得的快事。文化大革命起頭時，高文謙先生年僅十三歲，卻又能對世事的理解如此透徹，我想一則生有乃祖之遺風，二則是逆境的催動，使他早生了擔當歷史重綱的抱負。

“歷史”就是“故事”，英文裡的history也是從story一字派生而來的，因此惟“真實”才是“歷史”。然而，中國各代史都是由後朝“官修”的，為維持“皇綱”和“帝統”，“後朝”都竭力為“前朝”美言，這就是中國歷史充滿謊言的傳統。而中國共產黨就更其然了，連當天發生的事情都說假話，它將來的“歷史”自然是沒人信的。而李銳先生以與毛澤東的私交和親歷，李志綏先生以貼身的近距觀察，分別寫就了《廬山會議實錄》和《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而《晚年周恩來》又繼往而來，卻為愛史的中國人重建了諏嵉男抛u。 我也見過周恩來，一九六七年“二月逆流”時，四川搞了個“二月鎮反”，同校教書的一位體育教師被抓，我們幾個要好朋友到北京去“告狀”，在地質學院裡和西苑飯店裡住了兩個多月，等待中央解決四川問題。五月初的一天深夜，“中央首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群眾代表”，排不上號的在台階上等候消息。後來說首長要多見些人，我也進去了，於是見到了全部“中央文革”的成員。

三十六年過去，惟對周恩來和康生的形象還有記憶。那天“首長們”都穿軍裝，隻有康生著中山服，敞著領子，露出了雪白的襯衣。周恩來和康生還不時站起來走動，手上還端著茶杯，他們個兒不高，容顏端莊，紅光滿面；那年頭百姓們面有菜色，我頭遭見到氣色這般好的中國人，因此第一個閃進腦子的念頭是“他們大概天天吃肉”。記得有人嚷著要成都軍區司令員“韋傑站起來”，韋傑是個小老頭，老老實實地站起來，周恩來很和氣地說：“還是讓他坐下吧。”他南腔北調的講話很平穩，並沒有躁動的“革命熱情”。那時，我以為文革很快就要結束，對“中央首長講話”並無很大興趣，隻是把他們的表面看了個夠。

郭兰英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

中國已故總理周恩來(中)親切會見歌劇“白毛女”的主要演職人員﹕前排左二為白毛女的扮演者王昆﹐右二為郭蘭英。(資料照片)

人們都說周恩來很英俊。據說抗戰期間他在重慶與一班文化人接觸很多，演《桃李劫》的陳波兒暗戀他，常常來糾纏；鄧穎超女士發現了不正常的信號，就把大家聚在一起吃飯，收了陳波兒做乾女兒，才了了這番“兒女情”。這事雖小，卻使我覺得鄧穎超也是個知情理的人。“天安門事件”時群情激憤，周恩來博得了太多人的愛，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可是天長日久，共產黨毛澤東的陰毒癒暴癒多，“周恩來、鄧穎超是偽君子”，又成了我對他們的定論。

初到美國，“惡補”了一大堆海外中文報紙，至今還記得關於周恩來的兩件事。一是西德《明星周刊》五十年代報道，他在德國期間（一九二二年初至二三年七月或十一月），與一個叫“史蒂芬”的十八歲的女子相愛，她為他育有一子“庫諾”。後來史蒂芬失卻了周恩來的音信，庫諾長大遇上了戰爭，被送到東線去作戰，戰死在俄國。二是“顧順章滅門案”，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共特工負責人之一，周恩來的助手，一九三一年被捕叛變，對中共中央機關造成重大傷害，周恩來和康生率領“紅隊”將他全家殺絕，然後周恩來自己去了江西。

《晚年周恩來》記錄了他與毛澤東的一世糾纏。那是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瞎指揮，書生們不得不盲從，奪了毛澤東兵權，反圍剿鬥爭就失敗，紅軍損失慘重，長征途中在遵義，周恩來不得不向毛澤東認錯。從此，周恩來後半生就成了一個“戴罪之人”。而毛澤東生來刻薄寡恩，不時要拿別人的過錯來敲敲打打；即便周恩來檢討認罪不完，毛澤東也不寬恕他。幾十年後，還要用“經驗主義”的緊箍咒纏他，用“伍豪事件”的叛徒嫌疑暗示他，臨死還被清算“投降主義”。在得了不治的癌癥後，毛澤東賜他早死，他就不敢不先死了。

周恩來研究專家高文謙（右）在紐約皇后區法拉盛圖書館19日舉行的“周恩來新論”演講會上發言。(多維社記者攝)

《晚年周恩來》開卷便道出了周恩來“保持晚節”的惶恐心態：“自知將不久於人世的周恩來提筆給毛澤東寫了封親筆信（按，寫於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回顧反省了自己的一生，說：‘從遵義會議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諄諄善誘，而仍不斷犯錯，甚至犯罪，真愧悔無極。現在病中，反復回憶反省，不僅要保持晚節，還願寫出一個象樣的意見總結出來。’”讀到這裡，我大驚：周恩來隻比毛澤東小了五歲，怎若兒孫般的謙卑？

中共犯過“路線錯誤”的人物，都被打入了冷宮，陳獨秀早就貧病死在四川江津，王明去了蘇聯，張國燾去了香港，惟周恩來是“留用人員”。盡管他在黨內有資深地位，但與曾是毛派人物的劉少奇、鄧小平，或身為嫡系軍人彭德懷、林彪不同，他們還可以有點頂撞的膽量，而他周恩來卻是萬萬不敢的。這固然是因為毛的強勢而霸道性格，和周的懦弱而懂事的天性；更重要的卻是他有過反毛的“不良早節”，使本該有點“革命家”血性的周恩來，在毛澤東面前卻象個奴婢了。

四二年，周恩來從重慶回延安參加“整風邉印薄Ｊ藙e三年，“紅太陽”已經高高升起，《晚年周恩來》說到一件非常驚心的事情：“周恩來一回到延安，毛澤東就給他來了個下馬威，劈頭蓋臉地批評他在與胡宗南辦交涉時破壞了黨的紀律……並甩出一句很重的話：‘不要人在曹營心在漢！’”毛澤東隨意辱罵高級黨人是“家常便飯”，張國燾就親眼見過毛澤東罵張聞天，就如老子罵兒子；而毛澤東對張國燾夫婦，也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甚至於街頭戲弄張國燾年幼的兒子，遂使張國燾萌生了去意。而“相忍為黨”的周恩來卻把這句重話嚥了下去。

毛澤東在共產黨內的地位，是他的智慧和能力造就的。有人說“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對於打天下的時代共產黨來說，毛澤東是一個有“想象力”的創業領袖，周恩來隻是個“通情理”守成之才。毛澤東不擇手段的致裕?逗狭斯伯a黨人追求勝利的要求，乃至不計後果地將他捧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他與周恩來江西一度的“瑜亮”情結，早因周在遵義認了“我不如人”而了結；再通過造神的“延安整風”，周在毛面前更喪失了人格獨立的尊嚴，從此就鑄定了他們間的“君臣”關系。

遵義會議伊始，共產黨既因毛澤東而獲得成功的“效率”，亦因他的至尊，而使黨內生活失去了“公平”。成敗皆因毛澤東，六十年代初中國已經餓死了幾千萬百姓。可是身為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蕭華，還在那流傳一時的《長征組歌》裡歌頌“毛主席料事真如神”。幾年後，毛澤東就發動“文化大革命”，把那些大大小小的蕭華們和劉、鄧一鍋煮了，他們這才發現“神”與“鬼”是沒有區別的。中國俗語也很精妙，何為“牛鬼蛇神”？非毛澤東莫屬也。

《晚年周恩來》說林彪事件後，毛澤東灰頭土臉，“精神頹唐，抑鬱終日，內火攻心，終於病倒了下來”。他天天想害人，又怕有人要害他，因此拒絕服藥。加上參加陳毅追悼會，“受了風寒，導致病情惡化，由肺炎轉成肺心病，全身浮腫，整日昏昏沉沉，出現心力衰竭的現象，曾一度昏厥過去”。“聞訊趕來的周氏心情緊張到了極點，以至當場大小便失禁，許久下不得車來”。作者引用李志綏醫生的回憶，毛澤東病中曾經作過交權的安排：“毛將頭轉向周恩來說：‘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刻插話說：‘主席的身體沒有大問題，還是要靠主席。’毛搖搖頭說：‘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後，事情全由你辦。’”

可是，尼克鬆即將訪華，毛悟出了以外交勝利掩蓋文革破產的玄機，於是開始服藥，並迅速見效。《晚年周恩來》又記載，經周恩來與尼克鬆、基辛格周旋，“聯美反蘇”局面實現，毛澤東得意之余，病情亦見好轉，於是害人之心又起。一則後悔交權的安排，二則妒忌周的風頭，三則擔心活不過周。於是指使汪東興阻止治療周恩來初發的膀胱癌，又利用“批林整風”勒令周檢討歷史錯誤，七三年十一月借故召集的政治局擴大會議，“莫須有”地批判鬥爭周的“投降主義”，江青竟指責他“跪在美帝面前”，周恩來經過此番刺激，精神肉體一蹶不振，而繼之而來的“批孔”、“批水滸”、“批宋江”的明槍暗箭，終於將他射倒於病榻不起。

共產黨倒置了“群眾─政黨─領袖”的從屬關系，周恩來不僅參與了領袖危害人民的活動，而且在共產黨的內鬥中，屢屢以毛澤東的意志為轉移，以保護自己為前提，不惜犧牲同志。因此，對於周恩來在文革中的許多行為，即便站在共產黨的立場，也無法用“違心”二字來撇清：他究竟是在“毀黨”，還是在“護黨”？七五年九月，周恩來在施行第四次手術前大呼：“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事實上，他既沒“忠於黨”，也沒有“忠於人民”；而隻是一個平時跪在“領袖”腳邊的人，臨死想伸直一下。

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都很重視“名節”，而他們想保持的“晚節”，今天看來都是些如“忠於毛主席”之類的“污名”。《晚年周恩來》說毛澤東死後，“四人幫”被打倒，就在毛澤東身與名俱裂的當刻，鄧穎超卻先就要主持平反工作的胡耀邦，把七三年那次“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記錄全部銷毀，她憂的竟是毛的陰魂還要糾纏先君的“清白”。這位“天字第一號”的“馬列主義老太太”，實在是太“不識大體”了，她對即將來臨的變革竟毫無預感，乃至今人要為周恩來凈身，都失去了一個重要依據。

《晚年周恩來》對毛澤東、江青夫婦的無恥暴戾，進行了無情揭露。在文革期間，我就聽說江青說她是“主席的一條狗”，還聽說過她常常自稱“老娘”。對這些話，我一直將信將疑：莫非如此高級的政治人物，還說得出這般粗鄙下流的言語嗎？可是高文謙先生為它們都找到了出處。讀到這些文字，不禁痛心，原來是一個妖孽豢養了一群瘋狗，把我們民族的四千年文明，咬得遍體鱗傷；這又如何叫我們去認同那個至今還以妖孽為偶像的中國共產黨？

周恩來既是一個顛覆政府的革命者，又是一個恪守君臣之節的奴僕。中國產生了這樣一個復雜而失敗人物，然而海內外還有許多人崇敬他，可見未來還將有後繼的失敗者。有人說，這是共產黨的不良黨規，造就了周恩來這樣的人物；也有人可爭議說，正是周恩來這樣的人，姑息了毛澤東，造就了共產黨。我們要跳出這種因果循環，隻能將周恩來現象歸因於社會文化─心理現象，極端霸道的毛澤東和極端順從的周恩來，都是中華民族封建文化的產物。

毛澤東與周恩來歷史照片(資料照片)

然而，從個人人格上來看，周恩來和毛澤東畢竟是不同的。毛說過：“我是不下‘罪己詔’的。”可見他是一個毫無懺悔之心的“鬼”。而周恩來卻是一個很有罪惡感的“人”。他自覺對不起賀龍，一有機會就設法挽回。《晚年周恩來》中楊成武的那段追憶，確實很叫人感動。盡管周恩來做了那麼多的錯事，但他畢竟是一個想與人為善的人，一個經常念及別人的好處的人，一個願意自我譴責的人。如果不入共產黨，他未必會是“絞肉機”中的一個大齒輪。

據說周恩來死前私下多次表示，不要忘記過去幫助過共產黨的人。然而，毛澤東連郭沫若這樣的人都不放過。抗戰期間郭沫若寫了《十批判書》，批的是秦始皇，罵的是國民黨；可是到了七三年“評法批儒”時，以“秦皇”自命的毛澤東竟拿“老朋友”來開刀。《晚年周恩來》說，在七四年“一﹒二五”萬人大會上，江青“有意殺雞給猴看，郭沫若被幾次點名，當眾罰站”。眾所周知，郭沫若還有幾個兒子自殺、坐牢；而有識之士如羅隆基、儲安平者，則早就家破人亡了。

周恩來一生都是很痛苦的。死神降臨前，一次一次喚醒他的，可能就是顧順章一家婦孺乞生的哀求聲。他或許自慰那是“以革命的名義”，或者自責那時“太年輕，太無知”。一九五四年，他回到闊別三十一年的柏林，一個十一、二歲的德國兒童來求見，說是他的孫子，這當然是東德共產黨當局認可後的安排，可是五十六歲的周恩來卻將他拒之門外。畢生善解人意的他，難道就不能送孩子一盒糖果，再哄他一下“你奶奶認錯人了”嗎？而非要讓這個受了傷害的幼稚去冥思苦想：莫非是祖父太冷酷，或者是祖母在撒謊？

《晚年周恩來》說他臨終前是很孤獨的，鄧穎超無言地握著他的手，等待最後的時刻。想必冤魂們一個一個地來給他送行，有的尖刻，有的寬容；周恩來向他們一一謝罪，但“我行將就木，已無力挽回”。周恩來或許是一個良心未泯的人，殺完顧順章一家後，一位目擊者就見周恩來自言自語地說；“今後歷史如何看待我們呢？”爾後，周恩來也可能立過這樣的大志：“讓我們得天下後，做盡好事來補償。”然而，權力到手的共產黨，就成了合法的“斷頭台”，繼續以“革命的名義”，屠滅了無數有形生命，還摧殺著無形的道德和靈魂。

共產主義幽靈在地球上回盪了一百年，周恩來追隨了它在中國興起─挫折─成功─失敗，最後卻由“領袖”安排了他的死期。可慶幸的是，他死在毛澤東的前頭，中國的“後事”由別人去操辦了。否則他很可能是中國變革的一塊絆腳石，總之他的政治行為不可理喻。他去世後，台灣國民黨當局的態度是：“我們反對共產主義，不反對個人。”從《參考消息》上讀到這條報道，我流下過熱淚。又是近三十年逝去，如果人們還能從這位大暴君的卑微助手，與“殘暴”同義的“共產主義者”身上，品出一些磨滅不去的人情味的話，那也算是他個人的成功。

二○○三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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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文字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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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周恩來在德國子孫們

周恩來與德國情人的故事，始傳於五十年代初期。一九五四年七月周訪問東德，接受胡包特大學頒發榮譽博士，有一位自稱是他兒子的東德男子要與他相會，被他拒絕。該男子的面貌有華人特性，輪廓也像周恩來。據當時西方報紙報導，他是周恩來在法國巴黎留學時，與一位德國女子所生的私生子。她“可能是”德共黨員，後離開巴黎返回德國。

“周恩來在東德有子孫”的新聞，啟發了當時西德《明星》周刊記者海德曼，他以極大的興趣和耐心，深入“鐵幕”採訪，在東德漢德海根見到了周恩來當年的情人及其兒子的遺孀，後來又在芝遠見到了周恩來的孫子。據海德曼報導，周的情人叫“史蒂芬”，是哥廷根的奧本曼旅店的女僕，一九二三年周恩來寓居該店期間與之相識，暱稱她為“格德爾”，兩人常在附近森林散步。史蒂芬頭發深棕色，體態略胖，不久為周生下一子，取名“庫諾”。生下孩子十二天後，她被旅店老板解雇，回鄉下父母家去了，從此與周斷絕音訊。庫諾死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妻子改嫁，留下一個孫子“威佛利”（即古諾﹒韋爾來德﹒周），一九五四年海德曼去漢德海根採訪時，他才是個十來歲的小男孩。文化大革命前夕，《明星》周刊記者再訪東德，威佛利已長大成人，在一家國營工廠當工人，結了婚，已有兩個女兒（不是兒子）。他為自己是周恩來的後代深感榮耀，得意地告訴記者：“我的祖父舉世聞名”。還說工廠的同事都知道這件事。

（摘自金鐘編《紅朝宰相》第183頁）

附錄二：洪揚生談“顧順章滅門案”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成立負責中央政治保衛工作的特別委員會，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常務主席向忠發、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負責，特委是決策機構，下設中央特科是行動機構，由顧順章負責，特科下設四個科，洪揚生（一九二四年入黨）為一科的負責人，負責總務；二科搞情報，負責人陳賡；三科就是著名的“紅隊”，又叫打狗隊、紅色恐怖隊，譚余保、王竹友先後任科長；四科是後來才成立的，是電訊科，由李強負責。洪揚生親自參加了這場殺光顧順章全家的滅門案。

這場屠殺由周恩來親自帶隊，康生(趙容)也直接參與，黃埔軍校的學生斯勵那天在顧家打麻將，他的哥哥是國民黨將領，有記載斯勵在“四﹒一二”清黨中曾將周恩來從國民黨手裡救出，但也因為他認得周恩來，所以也一樣被殺。這一事件中當場被殺的有顧順章的十幾個家人和親友。洪揚生親自殺了顧順章的妻子，還安排把顧順章七歲的女兒送去浦東，後來下落不明。在行刑過程中，康生表現得比周更堅決、更冷酷。

任務完成後，周恩來冷漠地望了望趙容，像是在跟他說話，但又像是跟自己說話似的，自言自語地講：“現在是非常時期，我們萬不得已，採取這樣的極端措施，今後歷史將怎樣看待我們呢？”大概講了這句話後才可以稍微對得住自己的良心。一九三一年在甘斯東路愛棠村、新閘路、武定路等地挖掘這些屍體時，共挖出三、四十具，都是周恩來領導下的這個“鋤姦”的戰果。當時哄動了整個上海。

在顧順章叛變後，周恩來親自召集特科的成員和他們的家屬說：“中央來不及妥善安置每一個，如果有可能離開上海，就離開上海躲避一陣子，如果實在躲避不了，顧順章來了，威逼你自首，中央也允許你們自首脫黨，但決不能出賣朋友，以後等到上海成了共產黨的天下，我會替你們作証……”

洪揚生後來轉移到中央蘇區，在“長征”途中被俘，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自首，當了一段時間的特務，大概沒有立功表現，後來長期失業，流落在上海。上海解放後，洪去找一九三一年領導中央特科的潘漢年，因為他知道周恩來作過的上述指示。但潘漢年敷衍了他幾句，就將他推出門口。一九五一年四月大逮捕時他一度被捉，不久放出，安排在工廠勞動，五八年再被捕，一直關到七四年，未正式判刑。洪為保衛革命領導人而出生入死，解放後當然怕他嘴巴不嚴，亂講話，而對他實行“專政”，但沒有把他滅口。文革結束後，由當時擔任外貿部長的李強作証明，洪被安排到文史研究館，每個月有八十元的生活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