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西藏和新疆分裂势力,早在胡耀邦政策之前就有,当时对付的办法是不合适的,
甚至是残酷的,比如王震的回忆文章上说,某些分裂分子躲进村庄,王震竟然命令
把整个村庄轰平,这不是滥杀无辜么?竟然好意思吹嘘。请看,“王震的强硬也是
令人害怕的,当年如果那个维族村子收留了杀害了解放军战士的叛乱分子,王震马
上令人包围整个村子,限令在规定时间交出来,如果不交出来,解放军会自己先把
嫌疑犯干掉,而且按牺牲的解放军5-10倍数额来补偿,曾经有个村子因为在抓人时
抵抗再杀害解放军,结果被大炮轰平。王震的强硬使南疆维族不敢造反。俗话说: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
王震这种大汉族沙文主义行为造成了后来的民族矛盾激烈,胡耀邦的做法是“温水
煮青蛙”的高级策略。一些智商低劣者如王力雄之辈,竟然这都看不明白,还写出
一本垃圾书《天葬》。此人如果智商正常,那么他就是用心险恶,试图调拨民族矛
盾,反正王力雄不是什么好鸟。
退一步说,中国和国际接轨,国际形式不允许胡耀邦再用高压手段来解决民族问题。
但是,很少有人批评让中国和国际接轨的邓,毛是伟人,邓是伟人,只有胡耀邦来
当替罪羊,这些人要么对历史无知,要么本身就是喜欢颠倒黑白的无耻之徒。是的,
毛喜欢高压,邓喜欢高压,他们的高压让其“成名”,还将永远记载史册。但他们
的高压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毛有大跃进和文革,邓有64,64的处理时机和手段,让
中国再次受到国际的联合封锁和制裁,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形象损失和经济损失,
中国再次被迫“闭关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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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重温一九七九年邓小平透过香港新华社社长李菊生主动邀请他去北京访问的情形。他对邓小平真诚务实很有好感,终使达赖放弃藏独。八十年代又与时任西藏区委书记的胡锦涛会面,并对邓小平说“多几个胡锦涛,中国的问题就会少一点”。他感到现在北京当局背弃了邓当年“除了藏独什么都可以谈”的承诺,期望能回到邓小平的路线。
西藏究竟要往哪里去?汉藏之间的隔阂如何才能冰释雪融?这是一九五九年出走印度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一直思考的问题。二十年后,直到一九七九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重新复出主持工作的中共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主动向达赖喇嘛招手,并放话:除了西藏独立,什么都可以谈。邓小平的豁达、谋求汉藏和谐的真诚感染了远在印度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随后亦宣布放弃西藏独立,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路线。达赖喇嘛与北京的中央政府之间在他出走二十年后开始了一段蜜月期,但却好景不长。
蜜月期后,逾二十八年了,中央政府和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始终难以达成共识,甚至达赖喇嘛不谋求西藏独立的承诺都未被北京政府相信,即使达赖喇嘛期望回到中国,仅为了结到五台山朝圣的心愿亦变得遥遥无期。达赖喇嘛和中央政府之间的“结”难以解开,这一切令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感到焦虑。这位当年应邀亲赴北京会晤邓小平的藏族领袖,十多次来往于印度达兰萨拉与北京,在西藏流亡政府和北京政府之间穿针引线二十八年,他视藏汉和好为己任,把两个民族的命运紧紧缠在自己的身上,拚命把两边往中间拖,直到岁月染白了头,重任压弯了腰。
在中国领袖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前夕,嘉乐顿珠接受亚洲周刊独家访问,首次透露当年与邓小平会晤的情景,解密邓小平解决西藏问题的思路和政策。
图为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达赖喇嘛的兄长嘉乐顿珠的档案照。(亚洲周刊)
对嘉乐顿珠来说,这是一个甜密的回忆,前国家领导人邓小平个子不高,与身高近一米八的嘉乐顿珠相比矮了一截,但当年邓小平果敢的作风、举手投足充满魅力的身影,给嘉乐顿珠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邓小平对解决西藏问题的宽容和谐政策、几次力邀达赖喇嘛返国的真诚,成为嘉乐顿珠美好的记忆。但言谈中,他还是难以掩饰心中的疑虑:西藏能实现邓小平曾经许下的诺言吗?
早年,嘉乐顿珠没有接受毛泽东电函要他去北京的邀请,于一九五二年出走到印度噶伦波定居。长时期离乡背井,嘉乐顿珠基于自身所经受的艰难磨练,又受到达赖喇嘛的非暴力思想的影响,开始反思西藏问题,寻求解决、结束流亡生涯的路径。他不能去中国大陆,就经常到香港,研究、了解中国大陆的情况。
一九七八年底,复出主政的邓小平委托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李菊生派人寻找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几个星期后,经人介绍找到嘉乐顿珠。李菊生对嘉乐顿珠表示,邓小平希望他能去北京看看,可以当天去当天就回来。听到这个消息,嘉乐顿珠很兴奋,但他表示:“我的身份特别,我是达赖喇嘛的哥哥,要去北京的话需要达赖喇嘛的许可和同意。”回到印度,嘉乐顿珠向达赖喇嘛作了报告。达赖喇嘛表示同意:“如果邓小平先生要你去,你就去呀,你以私人的身份去拜访邓小平先生。”
嘉乐顿珠回忆,一九七九年一月份,正是北京严寒时节,李菊生陪同嘉乐顿珠去北京。“我们住在圆明园附近一个很特别的招待所,地方很大,听说早年彭德怀元帅在这里住了相当一段日子。”
会见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一见面,邓小平就像老朋友般握著嘉乐顿珠的手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住在世界各地的西藏流亡人士,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而前来。”由此,京藏之间开启了达赖出走印度二十年后的首次高层接触。
邓小平吁达赖早回来
邓小平率性直爽,他对嘉乐顿珠表示:“你今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出来,可以商量,大家可以谈。”嘉乐顿珠向邓小平表示歉意,没有及时到北京是因为去印度请示达赖喇嘛了,“他让我来北京,看看你老人家”。邓小平非常高兴,很直率地说了:“非常希望达赖喇嘛能早日回来。”
嘉乐顿珠表示,达赖喇嘛或流亡政府没有委托来谈判,是以私人的身份到北京的。这时,邓小平讲出一段影响历史的话:“你就谈吧,西藏独立问题,不要说我,就是未来其他中国领导人都没有办法决定给西藏独立,除了独立以外什么都可以谈,今天就可以谈。”
嘉乐顿珠当时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二十年来,流亡的大部分西藏人与家人失去联络,不知西藏亲人的情况,他要求邓小平可以开放印度和西藏边境,使得海外的藏民可以回去探亲,找他们的亲人。话音未落,邓小平接上就说:“一点问题都没有,非常欢迎藏族人民回来探亲,来去自由。在西藏自治区的藏族同胞也可以自由地到印度去,或者旅游、或者去朝圣,一点不阻挡,我今天就下命令。”
嘉乐顿珠接著又提出第二个问题,要求照顾上一世的班禅,他在这些年中受了很多委屈,因此希望能恢复班禅的自由。邓小平听后说:“我马上派人去处理,恢复班禅的职位,我们委任他做政协副主席。”
嘉乐顿珠再要求,在印度流亡二十多年,达赖喇嘛利用印度政府的支持,办了很多的学校,教育了学生,亦培育了很多教员,听说西藏很多学校缺少藏语教师,可以派一部分人到西藏自治区做教育工作。
邓小平要千人回藏教书
邓小平回答说:“这很好啊。”他接著又问:“可以来多少人?”嘉乐顿珠说,初次可以派三四十人,以后每年增加。邓小平马上说,不行,你要派一千人来,因为我们非常需要教语言的教师,西藏自治区需要,在北京的民族学院都需要藏文先生,你们的教员藏、英文都懂,可以来教。邓小平还说。他们来了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大字报,“你们的青年人来,也可以贴大字报,发表他们的意见和看法”。
嘉乐顿珠至今印象很深刻的是,邓小平还劝他说,过去的社会迫害了很多人,别说藏族一个区域,中国内地也有很多地方的人遭到迫害。邓小平举自己的例子,他都受迫害。他告诉嘉乐顿珠,自己不知关了多少年了。邓小平还转身问当时的统战部长乌兰夫:“你被关了多少年?”乌兰夫回答说,他坐了九年的牢。邓小平恳切地对嘉乐顿珠说:“我们大家往前看嘛,转告达赖喇嘛,希望他早日回来。回来后,过去的位子不会变动。”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令流亡海外的达赖喇嘛与北京政府开启了沟通的大门,也使达赖喇嘛下决心不再谋求西藏独立。
回到印度,嘉乐顿珠把会见邓小平的情况详细作了汇报,并劝流亡海外的藏人应该与北京的中央政府多沟通,尊重邓小平的建议,多回去看看藏区的情况。虽然达赖喇嘛周围不少人有不同意见,甚至认为共产党靠不住,但达赖喇嘛接受了这样的提议并提出:“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谋求独立,派人与中央政府沟通,派人去看看西藏的情形。”
由此,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为了解西藏的真实情况,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零年间,先后派出了三批参观代表团到西藏。但前去西藏的访问团回来后的反映都不好,代表团所到之处都是哭诉所遭遇的苦难。嘉乐顿珠将详细情况告诉新华社社长李菊生。李菊生向中央作了汇报,这是直接导致八零年三月十四日胡耀邦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西藏工作座谈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后来被称为“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并将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
胡耀邦务实开明
两个月之后,当时已届高龄的胡耀邦亲自到西藏视察,随行者有当时的副总理万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民族委员会主任杨静仁等。胡耀邦在拉萨逗留了九天,与各方面开会、谈话,临走的前一天,召开了包括西藏党、政、军所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四千多人的“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在会上,胡耀邦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讲话,提出未来的核心目标是“尽快地使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较快地提高起来”。
回想当时的情形,嘉乐顿珠说:“这个情况其实我很清楚,那时西藏的情景很困难,甚至到了叫人难以接受的地步,但就是邓小平先生所讲的,要往前看。因此,我就尊重邓小平的讲法:往前看。再斤斤计较过去的事没有用处,死的人、被杀的人、被抢的人都恢复不了。达赖喇嘛的中心思想是为了长久计,要与汉族同胞和好。” 过去二十八年,嘉乐顿珠十多次赴大陆,就是听从邓小平的劝告,向前看,多多沟通。除了达赖喇嘛本人以外,达赖喇嘛在国外的亲属都曾以观光代表团的身份,回到西藏参观探亲。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八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嘉乐顿珠,会谈约一个小时,胡耀邦交给嘉乐顿珠“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其中体现了邓小平“向前看”的精神,提出欢迎达赖喇嘛回国的邀请,“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可以是当“人大副委员长”,也可以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其中也希望达赖喇嘛不再兼西藏的职务,可以经常去看看,但不要在西藏定居。“五条方针”最后明确,达赖喇嘛什么时候想回国,以什么方式都可以,途经何处回国都由他自己定,“如果坐飞机回来,我们组织一定规模的欢迎仪式迎接他,并发布消息”。
嘉乐顿珠表示,胡耀邦务实,他对西藏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对达赖喇嘛的态度现在看来是很开明,很开放的。嘉乐顿珠表示,他与胡耀邦谈起大西藏区的问题,胡耀邦回答说:“这个问题没有人提过,你是第一个提出来的,以后我们慢慢的再研究和商量。”
胡锦涛对西藏了如指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西藏发生暴乱。平乱后,有一次,嘉乐顿珠去北京,邓小平派人告诉嘉乐顿珠,希望他能见一下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胡锦涛。那时胡锦涛正在北京养病,两人就相约在统战部见面。
胡锦涛给嘉乐顿珠的印象是一个很诚恳又很温和的领导人。已经近四十年没有回西藏了,嘉乐顿珠很详细询问西藏、拉萨的情况,“我问得很详细,问得很多,关于西藏的经济,关于西藏的行政方面,零零碎碎的。胡锦涛都很耐心地一一作答”。嘉乐顿珠指出,拉萨市区洗手间太少了,为什么不多盖一些,另外问胡锦涛“拉萨很多野狗在街上乱跑,怎么不收拾那些野狗”等等。
令嘉乐顿珠惊讶的是,胡锦涛连拉萨街上有多少野狗的数字都能清楚讲出。胡锦涛说,在拉萨盖了很多公?,但藏民有时不喜欢到公?去解手。还有的人作恶,扔石头进去。拉萨的人喜欢喝酒,有的人没有工作,胡锦涛告诉嘉乐顿珠,他特别想办法准许了一千五百个三轮车牌照,特许给藏人经营。胡锦涛说,后来有的藏人把牌照卖了,有的租给汉人,结果是汉人赚了钱。
嘉乐顿珠与胡锦涛谈了两个多小时,嘉乐顿珠对胡锦涛的评价是三个“很”字:“他很不错、很谨慎、很务实,给我印象很深,也很好。胡锦涛不是做官而是做事的人,他没有官气,很务实。不像共产党的官员很多是做官的,不是做事的。”
那次见完胡锦涛后,邓小平又派人来问嘉乐顿珠,对胡锦涛有什么印象。嘉乐顿珠请来人转告邓小平:“我说,多几个胡锦涛,中国的问题就会少一点。”对中共的主要领导,嘉乐顿珠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领导人,他敢作敢为,眼光看得很远。“是他找我去看他的,这很有胸怀。我是一个流亡到印度反对共产党的人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人,流亡印度多年,他很有眼光。”
一直未晤现任统战部长
自一九七九年受邀见邓小平后,除了现任统战部长刘延东未见外,嘉乐顿珠与各任的统战部长都见了,有乌兰夫、阎明复、习仲勋、丁关根、王兆国。嘉乐顿珠说: “他们都是很好的官。”王兆国任统战部长年期最长,嘉乐顿珠每年都要见他,“王兆国很开明,他请我吃好几次饭,我们在一起聊得很愉快”。丁关根见嘉乐顿珠时递给他一张纸条,希望转告达赖喇嘛回国,可以成为中国的宗教领袖,为中国的宗教发展作贡献。
嘉乐顿珠也向王兆国建议,能不能与达赖喇嘛面对面的直接对话,大家骂来骂去的不好,解决不了问题,应该有新步骤。王兆国问嘉乐顿珠有何建议,嘉乐顿珠说: “邀请达赖喇嘛先回来,让他回来看看,听听中央领导人说什么,也让中央领导人亲自听听达赖喇嘛要求什么,这样问题容易解决,像我们这样做邮差送信的,没有用处的。”王兆国认为这样的想法不错,所以希望达赖喇嘛的代表来国内沟通,二零零二年北京又重新接纳达赖喇嘛派代表沟通。嘉乐顿珠认为:“汉藏都是黄皮肤,藏汉不团结是中了外国的离间计。”
不过,去年五六月份开始,情况又有反覆,嘉乐顿珠说,北京一些人放话,指达赖喇嘛分裂、要搞藏独等,骂得很厉害。“中央很多机构批评达赖喇嘛,很厉害,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邓小平以前没有这样做。”去年两会期间,西藏自治区主席向巴平措批评达赖喇嘛“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没有改变,分裂祖国的实质没有改变”;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张庆黎接受德国《明镜》周刊访问时也批评“没有一天不在企图分裂祖国”;六月十日,西藏“人大”在拉萨召开大会“深入揭批达赖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罪行”。来香港前嘉乐顿珠去印度达兰萨拉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告诉他说:现在不止骂,在西藏自治区还到基层农村去骂达赖喇嘛。 “我相信他们是骂错了”。嘉乐顿珠强调,达赖喇嘛解决西藏问题走中间道路是真实的,“他的中间路线就是大家有商有量的路线,不是强硬路线。”
嘉乐顿珠承认,流亡海外的有些藏人也有错误,“中央政府想同我们好好对话、谈判,但我们没有珍惜,结果把机会错失了”。他透露,在阎明复任统战部长时,中央政府曾经邀请达赖喇嘛到北京,主导班禅喇嘛的追悼会。嘉乐顿珠带邀请函返印度,但身边的人不让达赖喇嘛去。嘉乐顿珠非常怀念邓小平时代对达赖喇嘛、对西藏问题的开明开放政策,他还是期待胡温时代有智慧解决西藏问题,让达赖喇嘛有回到祖国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