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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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 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看（指毛泽东）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按照当前形势看，应让中央政府的军队去冒危险，而自己却要避免对日本进行积极的斗争。这样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权势来。毛泽东认为，敌人的胜利是削弱蒋介石势力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因此，中共军队只能在表面上服从南京，实际上必须服从延安指挥。南京任何命令，必须先报告延安，以保持独立的党，独立的军队，独立的指挥系统，并且主要是扩张地盘。”

由于山西的对日抗战已经打得十分激烈，因而毛泽东已经不得不命令部队开赴“前线”。但他不仅命令八路军的三个主力师开赴“敌后”，不仅对八路军主力部队交代了“主要是作群众工作以发展革命势力”的指示，而且，当八路军的个别将领在政府军浴血抗战的刺激之下，已存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态时，毛泽东乃一日数电地命令，指示，甚至是软硬兼施地要求八路军“不得打大仗、硬仗和运动战”，而只需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坚持山地游击“战”和建立由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一一五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一二零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一二九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

“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能采取运动战的方针，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通过山地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势力。”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只想以陈旅（按：即参加过平行关战斗的陈光旅）集中，相继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这种一个旅的暂时集中当然是可以的。但如许久还无机可乘时，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这是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而也正是这五封不准抗日的电报，才把毛泽东对内决策的假抗战谋略，才将毛泽东命令八路军 ── 这一支由国民政府武装起来的正规军，只能将做群众工作当作中心工作，而不得将抗日作为主要任务的阴谋暴露无遗。



一、平型关战斗的真相

其一、平型关战斗是全面抗战前期发生在长城沿线的一场大型战斗，是华北京汉、津浦、京绥三线诸大型战斗中的一次战斗。这场战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力，消灭了敌阪垣师团二十一旅团的主力，对振奋人心起到了很大作用。然而，八路军某部却是在局部地抵制了毛泽东连续五次命令的前提下，才介入了这一场战斗，而不是“指挥和参加这一场战斗的领导和主力”。不过是极不情愿的“配合”作战，伏击了敌人的辎重、即补给部队而已。

其二、一九八六年，中国大陆学者就已经在“平型关伏击战所歼之敌非第二十一旅团主力”的论文中，论证了八路军伏击的“只是日军预备队一千余人和辎重”，即一支补给部队。其理由，一是从缴获敌人的武器装备来看，所歼之敌非主力编制。二是从缴获敌人的军用物资来看，军用食品无数，单是日本军大衣，就够中共一一五师每人一件（一一五师当时有一万五千人）。三是从当时敌人主力所处位置来看，敌二十一旅团主力于九月二十四日晚在平型关、团口即讲堂村一带阵地进攻国民党军队，于二十五日占领了该地附近长城正面约两公里的地方。因此，九月二十五日从灵丘方面开出的，不是敌人主力。四是从有关资料来看，九月二十五日，“第一一五师向蔡家山谷、小寨村攻击之部队，于十二时左右于小寨村将敌兵站守备队约一个大队兵力全部歼灭”。五是日本方面记叙，“第一一五师在通往灵丘 ── 平型关的小路上伏击日本补给部队，使日军遭受极大损失”。“中国军在平型关阵前进行反攻，同时，共军的一部，伏击第五师团非战斗部队的补给部队，使该部受到极大损失”。

其三、党史专家们指出，“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平型关战斗意义很大，但存在严重错误，主要是违背了党中央的战略方针”。



二、百团大战的真相

其一、百团大战显然不是一场大型的战役或大型的会战。台湾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称：潜入敌后的共军，常分股破坏敌人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到一九四零年号称“百团大战”，广事宣传。

八十年代的一些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没有超过敌后防御阶段的限度”，它基本是“游击战中的运动战，防御战中的进攻战。”

八十年代的另一些党史专家称：“百团大战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战略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超过了战略防御的限度。”

中共统计的百团大战战果称：在三个月又十五天的战斗中，毙伤日军两万零六百四十五人，伪军五千五百五十五人，俘日军二百八十一人，伪军一万八千四百人，拔除日据点二千九百三十三个，缴获步马枪五千四百余支，轻重机枪二百余挺及其它大量武器弹药，破坏铁路九百四十八里，公路三千余里和桥梁、车站、隧道二百六十余处，破坏煤矿五所……。

上述成果，以及它的战线之长、战场之阔大，足以说明，百团大战决不可能是一场大型战役或大型会战。如果是，那它就一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范围的大型战役或会战”了。另外，它虽然“战果辉煌”，但至今没有伤亡数字的事实，和它在如此之大的战役中，竟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伤亡的事实，都只能说明它的真实性是需要考虑的。与国民党军队在二十二次大型会战和一千多次大型战斗中所牺牲的二百余位将官相比，诚属不能想象。

其二、盖因毛泽东坚决不准对日寇打大仗、硬仗、运动战，连平型关战斗那样的“大战”毛泽东都不准八路军参战，彭德怀才不敢擅自组织一场真正的战役。彭德怀以组织一系列对日寇的小规模袭击，是可能的。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它却遭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一些领导人物以及某些党史学家的一再批评。彭为此而具有了历史性的“反毛罪行”。至今仍有一些党史专家说：“这样大的战役行动，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是背著中央擅自发动的。”   也有一些党史专家们说：“这样重大的战役，还没有得到中央正式批准就进行，从组织上讲是有缺点和错误的。但说根本没有请示，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彭德怀本人在《自述》中说：“总部决定后，七月二十二日发出电报给各区，也报军委”，“大概比预定时间早了十天，即在七月下旬开始的。故未得到军委批准（这是不对的），就提早发起了战斗。”   显然，在连彭德怀也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即便是他的《自述》所叙述的“事实”是否是事实，也仍然需要甄别，就不用说那些党史学们家了。然而，毛泽东批判彭德怀的根本原因，“百团大战给我敌后带来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说穿了，无非是因为它暴露了中共已经得以扩张的军事实力，从而给中共带来了继续实行假抗战和真扩张的困难。

其三、彭德怀虽然为他的百团大战遭受了难以想象的漫长痛苦，但是中共却对外将百团大战宣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九三九年的文件中宣称“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大战’，则给了日寇以沉重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此后，毛泽东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战斗，并且从不曾出现过一个如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抗日英雄（如果有，那就不知道要吹到如何的地步了）。

毛泽东在他的《选集》里记载的所有作战指示和作战方针就全是打内战，而不是打外战，都是打国民党，而不是打日寇。中共更没有一个高级军官战死在抗日的疆场上，甚至至今连起码的伤亡数字也无法公布，在中国大陆广阔的土地上也难得一见中共的抗日烈士纪念碑。一九三九年就自称已经在敌后发展到五十万大军的中共，其只意在借抗日以招兵买马。至于中共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除掉参加平型关战斗和组织百团“大战”以外，因再也没有打过一场象样的抗战，便只能用电影、小说来表示他们是如何地用“地道战”、“地雷战”和“麻雀战”打败日本并发展壮大起来的了。

对此，彼德· 富拉基米若夫亦在他的《延安日记》中写道：“中共部队对目前日本扫荡占领的行动不作抵抗，他们撤上山去，或者渡过了黄河……八路军的队伍（当然还有新四军），早已停止了对侵略者的出击和反击。……一比较材料，就令人十分沮丧。八路军方面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军事行动！更有甚者，军事行动都被严厉地禁止了。……我们下来和战士一起抽起烟来，他们承认说，我们得到通知，叫我们不要去动他们。上头说，我们不去碰人家，人家也就不来碰我们。”

彼得· 富拉基米若夫还写道：“当然，中共对侵略者也消极应付，并不排除有一些战斗行动，但是，这种行动是有限的，而且只是被迫还击而已，显然同八路军的实战能力是不相称的。提供给外界的有关八路军和新四军战绩的资料，蓄意夸大了战果，这样，就把准备内战的事实掩盖起来了。”

这便是中共自称“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的历史真相。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民族大敌当前之时，地方军阀们不顾一己的私利，而全身心投入浴血抗战的史诗般英雄行为，无疑只能使得国共为中华民族的永世子孙所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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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说真话，附：毛蒋抗战语录　　

抗日战争，简称“抗战”，狭义上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国际上为区别中日甲午战争（第一次中日战争）而将此次战争称为“第二次中日战争”；广义上指“二战”期间东亚、东南亚各地抗击日本入侵的战争；由于日本入侵东亚、东南亚各国，战火蔓延至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日本称为大东亚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是指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由于日本入侵中国导致的中日之间的战争，主战场在中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与期间。



一。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说真话

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对抗战中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国民党和GCD所起的历史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你好！
　　
　　　　这回涉及一个沉重的话题，其实也完全不必为我们自身悲观。50年代初出生的我们，和60年代末出生的你们，包括发表网络日志的你的同事（估计是70年代后出生的了），包括“南京1937”那些年轻人，对历史不都有越来越清醒的认识吗？后人书写前人的历史，这是自然惯例，也是社会规律，想改也无法改，任何国家的执政者最须敬畏之处，也正在这里。
　　
　　　　你的同事写得很好，一个民族必须能够发现和拥有自己的所有宝藏，必须千倍百倍地珍惜自己的这些宝藏。今年八一我到黑瞎子岛（中俄争议的最后一块土地）附近，对岸俄罗斯怎么进行他们的教育?幼儿园教师带孩子们到无名英雄墓，老师边讲边哭，三、四岁的，五、六岁的小孩子大孩子都跟着一起哭。也许那些孩子们并不真的十分明白为什么哭，但他们看到老师哭了，老师那么伤心，于是也都伤心地哭了。这样的民族，这样的教育，怎能不形成他们精神强大的基因。相比起来，我们差距很大。问题不是那些在先烈墓碑上跳来踏去的孩子，而是除了自身悲欢便一概无泪的老师，和“选择性对待历史”的做法和态度。这种选择性对待也是多种多样的，上海新版的小学课本，把“狼牙山五壮士”从课本中去除了（解释说“放到了课外辅导读物里”），而代之以＊＊＊和＊＊，说这才是新时代的英雄，堂而皇之地认为过去的英雄应该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剔除了。这种“钱包鼓起来就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感觉，只能造成我们民族精神的萎顿。也许正是从这些方面看，显出你、我、他（你那位同事）这些并非大人物的并非小的责任。能看出来，你的同事是搞国际问题的，也看了不少资料，但对战争史特别是抗日战争史不熟悉，所以一些描述是不准确的。
　　
　　　　首先，石牌战斗是1943年5月初到6月中旬鄂西会战的一部分。你同事所列歼敌25000人是历时一个多月、从湖南北部到长江西陵峡口的石牌、延绵千里战线上的全部作战成果，击毁日机15架（而不是45架）也是如此，不是石牌一战的成果。石牌作战5天，歼敌1000余人。
　　
　　　　其二，不仅石牌不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整个中国抗日战争也没有“斯大林格勒”。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说法，却是研究那段历史不得不承认的史实。“斯大林格勒”是形容从防御到反攻、从被动到主动、从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和枢纽点，而石牌不是这样的点。翻遍抗战史，也找不到这样的点。包括石牌作战在内的鄂西会战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但此后日军通过常德会战、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湘西会战，仍然在不断进攻；郑州失守、许昌失守、洛阳失守、长沙失守、衡阳失守、桂林失守、柳州失守……仍然是中国人听到的一个又一个噩耗。特别是湘西会战（日本人称“芷江作战”）竟然发生在1945年4月，距其天皇宣布投降仅剩4个月时间，鬼子们还在战场上以劣势兵力甚至劣势兵器（湘西作战非常明显）向中国军队连续发动进攻，你说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在哪里？倒是湘西作战末期日军强弩之末的表现，让美国《纽约时报》评论了一句“可视为中日战争转折的暗示”，这句话我们就能聊以自慰吗？那时在欧洲战场希特勒已经自杀、德国人已经投降了，我们才仅仅把进攻的日军击退，然后继续防御。所以不是中国GCD故意淹没了抗日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是它本来就没有。如果真有，别说一个GCD，全世界GCD加起来也淹没不了。赫鲁晓夫当年反斯大林，把斯大林格勒都改为伏尔加格勒了，但“斯大林格勒战役”作为二战苏德战场的战略转折点，至今标榜战史，无人能够撼动。
　其三，关于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的比较。前面说了，把石牌作战与鄂西会战的关系弄清楚了，就会明白石牌作战与平型关作战歼敌人数基本一样，都是1000多人。要说不一样的话，那么还有这样几个不一样。
　　
　　　　平型关作战是一天歼敌1000多人，石牌作战是五天歼敌1000多人；平型关作战是1937年抗战开始的第一个胜仗，那时从国内看，华北国军纷纷败退，恐日情绪到处蔓延；从国际看，美英袖手旁观，德日步步紧逼，中国空前孤立；此时以八路军如此简陋之装备和长期连肚子都吃不饱的官兵打出一个平型关胜利，对鼓舞一直只见失败不见胜利的国人士气、击破“皇军不可战胜”神话，无疑意义极其重大。
　　
　　　　1943年的石牌之战也是中国战场一个显著胜利，但那已是在台儿庄作战胜利之后，而且此时二战已经全面开始，珍珠港事件也已发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已受美军重挫，战争初期那股傲气已经大减，而且此时美援已经大量拥入中国。在石牌作战中，中美空军曾给日军造成很大杀伤；当时国军的重迫击炮团装备40多门150毫米口径的美式重迫击炮，一次作战就向日军发射几千发炮弹，仅仅几个小时就杀伤日军数百人。这些条件，在平型关作战的八路军都不具备，只能凭借子弹和刺刀，一个对一个地较量解决。要知道那是一支不掌握执政资源（不但“在野”，此前还到处被“围剿”）、不享受外援分配、甚至不享有政府正常财政拨款的军队（一致抗战后享受过一阵，又中断了），正是这些种种情况，决定了石牌作战无法和平型关作战相比。认为石牌作战意义大于平型关作战的说法，并没有很好把握那段历史。
　　
　　　　当然就像所有生命价值等同一样，任何牺牲都是相同的。不要说牺牲在平型关还是牺牲在石牌都应获得我们同样的尊敬，即使那些殒命于兵荒马乱大溃退中的无数无名官兵，今天也是需要我们在他们生命痕迹消失的地方放上几束白花的。美国人今天还在满世界寻找他们参加二战官兵的遗骸，对我们该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提醒。日本人在广岛的纪念碑上，把死于原子弹轰炸及后续效应的20余万人一个一个姓名都刻了上去，又是怎样一种对前人和后人负责的态度。而我们遭受南京大屠杀30万人死亡，至今南京的纪念馆内也只刻有3000有名有姓的名字，其他29万7千人的姓名呢？真令我们对世界汗颜。把这个帐也记在GCD头上，显然不公平，因为南京是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城的雨花台还是专门杀GCD人的地方。离南京近一些的“苏区”（江西“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早被国军“围剿”得不得不万里长征、被驱赶到荒凉贫穷的西北一隅去了。南京城被日军屠杀的30万人中，将近10万是来不及撤走的国军军人，而当时向南京进攻的全部日军才5万多人。这些都是不管我们多么难受，也只有承认的史实。
　我们过去用“地道战”、“地雷战”这些电影把敌后抗战描写得无所不能，宣扬英雄主义之时有过分之处，但今天恢复历史的真面时，又把原来的确被淡化的正面战场想象得英勇无比，也不是实情。国民党内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副总裁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令中国抗战大局出现超级震荡；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发生国军部队成建制地向日军投降，转成伪军，使尾随日军作战的伪军达百万以上（电影中“报告连长，来了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长期成为笑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中国战场的奇景，使我们今天仍然羞愧。就说石牌战斗，以“勇将”著称的国军十一师师长胡琏一方面表示“与阵地共存亡”，另一方面又在江边暗备小船，准备必要时逃命；打到最艰苦的第五天，国军十八军军长认为难以支撑，已经下令撤退，突然接到后卫部队报告，说入夜后日军阵地枪炮声沉寂，已经悄悄撤退了，这才下令立即向部队追回撤退的命令，同时向重庆报告“石牌大捷”。今天不了解这些，以一两篇文章就“恢复历史真面”，同样是弱不禁风的单薄。我们说这些作战指挥层的犹豫与动摇，丝毫不减弱石牌战斗国军官兵奋勇作战和英勇牺牲精神的可贵可叹，它同样是中国人不屈精神的杰出代表；说这些是要说明我们过去描述历史的时候太多理想主义，今天想要再现一部公正的历史，再不能仅仅凭另一种理想主义了。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GCD的高级领导者无人向日本人投降，八路军新四军也没有任何一支部队投降日本人去当伪军，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徳怀这些人的骨头是很硬的。抗战初期，蒋介石曾经悄悄告诉德国大使陶德曼，他之所以不能同意德国提出的“调停”意见，是因为“GCD人是绝对不会妥协的”，如果他同意妥协，在国内就无法实施领导了。我们今天认识历史，如果拿现在GCD内那些腐败分子、马屁分子去和当年的GCD人联想类比，可能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GCD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民拥护、为什么能够从那样一个弱小的力量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长期以来国共之间的确分歧太深、对立太深，在那个时代也仇恨太深，这些都极大地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整体认同，给其他力量以许多可乘之机。当然今天已经大不一样了，但我们仍然能看到一些影子。连战夫人坦承来访之前不知大陆会怎么对待他们，可见心理阴影也一直没有消除。说到历史评价方面，“选择性认同”也是双方共同的老毛病，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让人看到今天巨大的进步。胡主席在9月3日纪念大会讲话中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GCD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将国民党置于GCD之前，将正面战场置于敌后战场之前，不能不说是巨大历史进步；说“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组织了一系列大仗，特别是全国抗战初期的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战役，给日军以沉重打击”，讲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名将时也讲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国军将领，讲“狼牙山五壮士”时也讲国军的“八百壮士”，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历史进步。虽然国民党方面至今还没有这样评价过GCD，但回归历史的真实，本身已经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党派的选择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悲观，因为历史的确在不断进步。它不需要再来个整体推翻、推倒重来，它正在一步一步日益接近真面。
　　
　　　　你的同?如意的地方，我倒觉得并不在于是否应该给白发苍苍的老兵们放几把藤椅，也不在于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时是否该由政治局常委打头。中国人第一次这样纪念自己的胜利日（台湾那边除了模仿日本人说“终战”别的不敢提），第一次让人感觉到胜利不仅属于国共两党、还属于海内外全体中国同胞，本身已经向世界发出了一个强烈信号。历史演进并不都是主动和自觉的，就这个意义说，那60声震人心魄的礼炮震撼和开启的心扉，也许不是仪式设计者的预料，推开的却是包容全世界所有中国人的大门。
　　
　　　　对不起，写了一堆不轻松的话题。民族的成熟最终是民族中个体的成熟，相信这种讨论不会遏制、而会加速思想的成熟。




二。蒋介石是这样爱国的（1926—1956）
　　
　　1926年，英军军舰公然炮击武汉北伐军。1927年2月，英国建议各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武装保卫上海”，军舰90多艘，士兵5000人，美国提出将凇沪化为“中立区”，阻止北伐军进入上海，3月英美炮轰南京，制造“南京惨案”，蒋向制造“南京惨案”的英美赔款。
　　
　　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公开向外国记者表示对西方的“友谊”，要求英美援助，其心腹戴季陶前往日本，寻求支持上海买办虞洽卿秉承英美意思，提供蒋介石6000W作为反共经费。这件事情的直接后果就是1927年4月12日，他以青红帮为爪牙袭击工人纠察队，死伤300多人。4月13日，****举行上海罢工，***到宝山路，被军队用机枪镇压。
　　
　　1927年9月，下野的蒋介石取得日本支持，日本接巨款给他反共。他还和美国驻日本特使密约，美国支持蒋介石重掌握政权，统一中国。他保证美国在华权益，并帮助其发展。
　　
　　1928年5月1日，国民党占领济南，2日，日本第6师攻击济南，3日，攻击国民党军，夜间，蒋介石撤军。日本制造“济南惨案”，6000军民被杀。国民政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被绑架，蔡公时被割去耳鼻，挖取双眼，后被杀。5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会面，蒋介石惧怕日本，提出放弃北进，与张作霖划江而治，维持南北中国，遭到多数人反对，蒋介石下令绕城而过，继续北伐。他本人回南京“休息”，由冯玉祥和阎锡山进攻北京。
　　
　　1931年：
　　
　　6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立法院讲话：“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
　　
　　7月蒋给张学良电：“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利用，.......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
　　
　　7月23日，《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提出“先安内再攘外”，不消灭“***”和“粤逆”就不能抗日。这是蒋首次公开发表“不抵抗主义”的国策。
　　
　　在这期间，蒋介石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政府而已。”取缔了在南京等地举行的抗日集会。
　　
　　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于不顾。
　　
　　9月12日，南京政府指示张学良满足日方的一切要求。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蒋介石特地前往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当面指示：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蒋介石给张学良指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
　　
　　9月18日，柳条湖一带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轰响刚过，南京军委会立即电示东北军当局，称：“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令。切切此令。”
　　
　　就在9月18日这天，蒋介石去江西“剿共”。
　　
　　评论：就这样，在蒋介石这种混蛋的指导下，在张学良这样的纨绔子弟的指挥下，东北三天时间就陷落了。
　　
　　9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党员大会上讲：“以和平对野蛮，忍痛息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
　　
　　1932年：
　　
　　1月24日,何应钦赶到上海，要求十九路军按日方要求，后撤三十公里，且担心十九路军”行动越轨”急于下令该军换防调离。
　　
　　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19路军蔡廷锴和蒋光鼐不顾蒋介石不抵抗的密令奋起抵抗，迫使日军三易其帅。
　　
　　2月21日，军政部更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致使京沪、沪杭线上国民党军6个师任凭十九路军苦战而坐视不救。
　　
　　淞沪战争中，国民党海军更置身事外。驻沪海军居然按蒋介石授意，与日军达成互不侵犯条约：“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导致得日军的兵力和物资不受任何干扰源源输沪，畅通无阻。
　　
　　同时，蒋介石命令上海市长吴铁城查封“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蒋介石拒绝为19路支援和接济军火。
　　
　　3月1日，19军被迫撤退。结果抗日英雄成为蒋介石整肃的对象，种下了以后福建事变的前因。并在同年签订《淞沪停战协定》，规定，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在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无驻兵权。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
　　
　　当天上海的《时事新报》评道：“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200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1933年：
　　
　　日军进攻热河，热河主席兼军团总指挥汤玉麟不战而逃。热河沦陷，进而威胁察哈尔省。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占领承德，4月占领秦皇岛，5月占领通洲。
　　
　　3月6日，蒋介石从剿共前线回到保定，目的在于阻止29路等军队抗日。他对将领说：奢言抗日者杀无赦。”接着取消河北境内义勇军、救国军等组织。
　　
　　5月26日，冯玉祥和****员吉鸿昌、方振武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军血战，收复多伦，把日本赶出察哈尔。然而，蒋介石以“妨碍统一政令”为理由，联合日伪军共同夹击同盟军，并派特务分化瓦解同盟军。
　　
　　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被迫回泰山读书，吉鸿昌流亡租界，被叛徒出卖后被特工刺杀受伤。1934年11月吉鸿昌在天津被捕，英勇就义。
　　
　　关押期间，特务要他写自新书，他这样写诗：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就义前，留有《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5月31日，蒋介石命令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与关东军岗村宁次签订《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
　　
　　10月20日，19路军联合李济深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21日，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协议。蒋介石发动11个师，以厦门不驻军为条件，联合日本第三舰队“借口保护侨民”，派兵登陆，共同攻击19路军。
　　
　　这段时间，蒋介石的一些言论：
　　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 ——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
　　
　　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 ——蒋介石派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东北问题，1931年10月
　　
　　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蒋介石在南昌，1931年8月22日
　　
　　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1933年9月23日
　　
　　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1933年4月7日
　　
　　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 ... "http://org"——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1933年4月10日
　　
　　评论：亡于****，亡国而已；亡于日本，亡天下。蒋介石把私利放在天下利益之上。直到日本开始打击他命根子华东的时候，他的私利才和国家利益一致。
　　
　　1934年12月，蒋介石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说：“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
　　
　　1935年：
　　
　　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续范亭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不抗日，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震动全国。
　　
　　此时，日军南侵，威胁平津。在华北制造“华北事变”。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国民政府军队撤出河北，取缔一切抗日活动，取消河北党政机关。
　　
　　6月27日，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代理主席秦德纯与日本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以换文方式达成协议，通称“秦土协定”。按照这些协定，中国在河北和察哈尔（现在分属河北、山西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
　　
　　12月9日，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要求“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队伍在王府井大街南口，被水枪和刺刀镇压，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12月14日，北平报载，国民政府应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方为29军长宋哲元，日方为汉奸王克敏、王揖唐。
　　16日，学联开始集会。
　　
　　1936年：
　　
　　10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会领导人。即“七君子事件”。14家报社以“宣传抗日”为罪名被关闭。
　　
　　12月12日，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联共抗日。12月31日，张学良被判刑15年。1937年1月4日，张学良被终身***。
　　
　　1937年：
　　
　　12月2日，南京军事长官会议集体同意日本的七项议和条件，即：日本占领内蒙古、华北统治权”等七项。下午，蒋介石召见德国大使陶德曼，表示接受。但是因为日本已经不甘满足这些条件，加快进攻南京，议和失败。
　　
　　
　　1938年：
　　
　　6月，国民党西安当局逮捕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安总队长。
　　
　　8月，国民党武汉卫戍司令部下令解散”民先队”、”青年救国团”等群众救亡团体，把要求抗日的民众推向****那边。
　　
　　1939年：
　　
　　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说，他的“抗战到底”的“底”就是“要恢复七七事变 以前的原状”。并且确立“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
　　
　　1月，国民党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在给蒋介石电报里提到，把投敌的国民党将领称作“施行曲线救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曲线救国。
　　
　　1939年冬－1940年春，根据蒋介石反共方针，发生第一次反共高潮。 ...
　　
　　39年4月30日山东国民党军袭击博山，发生博山血案，杀死八路军400多人；6月11日发生深县血案；6月12日发生平江血案；9月1日发生鄂东血案；40年1月11日发生确山血案，近3千八路军和新四军指战员(包括伤病员)及家属被惨杀。
　　
　　胡宗南进攻进攻陕甘宁边区，占领镇原、正宁等5地。山西阎锡山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新军）、八路军。杀害地方政府人员和八路军后方医院伤病员，遇害者200多。
　　
　　此外冀南根据地也被攻击。
　　
　　1940年，国民党进攻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山区。
　　
　　1941年：
　　
　　皖南事变，新四军伤亡9000多人。开始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英国乘当时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面临的危急情况，以封闭滇缅公路作为压力，同国民党政府于６月18日用换文的方式在佧佤山区划定了一条对它片面有利的边界。这就是所谓“1941年线”。这些问题统称为“中缅江心坡问题”.

　　
　　1942年1月，同盟国正式组织中国战区，蒋介石任统帅，美国的史迪威出任参谋长。史迪威对中国的期望很大，上任不久就提出中国军东进夺还武南进夺取河内的作战计划。罗斯福也希望蒋介石尽快在中国开辟第二战场，蒋介石则推说中国军队的装备落后，补给困难，要等打通印缅道路得到充分援助物质后，才能作战。在开罗会议期间，在谈到对日作战问题时，蒋介石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罗斯福终于明白了：“中国军队一心只放在监视共产军上，根本无心和日军作战。”(据罗斯福的儿子艾利沃特的回忆录)。史迪威对蒋介石只想得到武器装备却不愿作战的作法十分不满，几次要美援装备中共的军队，并提出按战斗力来分配援助物资。
　　
　　1943年：
　　
　　6月18日，胡宗南40W人包围陕甘宁边区，7月7日，胡宗南炮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开始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5年：
　　
　　8月14日，国民党和苏联签订《中苏条约》。　　
　　这个条约里要求：
　　-- (中苏)共同经营中国长春铁路;
　　-- (中苏)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根据地。
　　-- 中苏两国中苏两国军舰及商船使用旅顺口
　　-- 该区域内之民事行政...将顾及苏联在该区域内之利益。
　　-- 如有争议，则此类事件应提请中苏军事委员会审议决定之。
　　-- 苏联政府在旅顺口，有权驻扎陆海空军，并决定其驻扎地点。
　　-- 苏联政府并担任设置及维持为该区域航行安全所必需之灯塔信号及其他设备。
　　-- 本协定期限定为三十年，自批准之日生效。
　　-- 承认蒙古民主独立




三。毛泽东在抗战期间的语录

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北洛川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
　　　
　　 “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人祖国是全世界****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敷衍，七分发展，十分宣传”。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去北京，与毛泽东有下面一段对话∶
　　毛∶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众笑，会场活跃）。
　　
　　　　
　　佐佐木∶谢谢。
　　
　　毛∶不要讲过去那一套了。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请看，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同时，你们的垄断资本、军国主义也帮了我们的忙。日本人民成百万、成千万地醒觉起来。包括在中国打仗的一部份将军，他们现在变成我们的朋友了。（摘自《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五三三至五三四页。）
　　
　　 　　
　　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就向毛泽东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是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
　　
　　毛泽东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他感谢田中角荣。“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摘自〈田中角荣传〉）
　　
　　■“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战争。
　　（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一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
　　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
　　（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
　　（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
　　有人不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和日本人过去打过仗，现在还这样亲密。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同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是不同的。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
　　（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感谢日本侵略中国”
　　
　　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
　　
　　(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的谈话全文(1961/1/24))
　　
　　以上均出自毛泽东言论选（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毛泽东外交文选）




四。外国人这样评价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用大量的史料证明国民党和****都在尽力逃避抗日的主要责任。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一句话就是“日军想找八路军主力决战”说明主力一直在逃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