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斥：方励之的康熙“盛世”是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驳斥：方励之的康熙“盛世”是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方励之的康熙“盛世”是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此文甚好 好就好在让我明白了　为什么网上丑化清朝的风气这样猖獗　原来丑化清朝的不只是某些对历史无知的皇汉　还有海外的民主斗士，在指桑骂槐　此外，还有历史界的大儒，比如周思源教授
　　当然，还有海外的历史界　某些对历史无知的皇汉丑化清朝目的太明显，不必解释。　中国知识分子丑化清朝，是要说明我们中国的文明本来都是很好的先进的　但因为清朝而被西方超过　也就是说，中国的落后都是清朝惹的，中国文化本身是伟大光荣正确的　这并不符合事实　中国落后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是儒教　　儒教轻视科学轻视商业　没有科学，手工业无法工业化　　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资本主义　　结论，清朝为儒教背了黑锅。　　但儒教代表人物如钱穆，周思源，葛剑雄和刘兴武等等却在极力歪曲事实
　　
　　洋人及民主斗士丑化清朝　目的是挑起中国的民族矛盾
　　
　　洋人丑化清朝的另一个目的　　是西方文明中心论，说中国文化如何不行　　英国使者来乾隆朝下跪了，却说没下跪　　还被编造成了戏剧　　以凸显洋人的文明比中国高，中国如何野蛮落后　　实际上是，英国试图在中国来个国中之国　　乾隆当然不会答应　　因为英国使者下跪了，又没达到目的
　　因此，英国使者极力丑化清朝，丑化乾隆　　这和康熙时代驱除违反清朝体制的基督徒一样　　这些基督徒也竭力丑化康熙　　洋人丑化康熙和乾隆的语言，被中国的知识分子引用宣传　　真不知道这些教授是否为中国人　　帮助洋人丑化乾隆的有复旦大学的地理历史中心主任葛剑雄下面用事实来揭穿这些谎言。参见我的宋元明清四朝的科技对比
现在仅以天文学为例。

总的来说，元朝领先于世界，明朝起的闭关锁国和排外而使天文学落后，明朝末期引进的西方的天文学不是西方当时最先进的，清朝试图追赶，比明朝的天文学研究人员和水平都要高。结论：明朝才是天文学落后的根源。这只是天文学，还有航海和数学，也从明朝衰落。有人一定会说什么政和下西洋，哪个时候的造船和航海技术是宋元两朝的结晶，后来，明朝禁海，把宋元时代的先进造船术失传了。
　　
　　
有人说，“明朝的天文学理论，较前代有一定的进步”，这是错误的。中国最天文学的最高峰是元朝，世界领先　明朝禁海，排外等政策，导致中国天文学停滞和落后　　明朝后期比前期略有进步，而不是比元朝进步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萌芽：从远古到西周末 （公元前 770年以前） 　　　　
　　　　体系形成时期：从春秋到秦汉 　（公元前770～公元220年）
　　　　繁荣发展时期:从三国到五代(公元220～960年) 　　　　
　　　　由鼎盛到衰落：从宋初到明末(公元960～1600年)　　　　
　　　　中西天文学的融合：从明末到鸦片战争 （公元1600～1840年） 　　　　
　　　　近代现代天文学的发展：从鸦片战争到现在 （公元1840～1979年）
　　

(1)  元代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邢台人，中国元代天文学家、数学家和水利学家。郭守敬曾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1276年修订新历法，经4年时间指定出《授时历》，通行360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历法。他采用了类似现在球面三角算法的“弧矢割圆术”来处理黄道和赤道的坐标换算，在计算太阳、月亮和行星原形位置时创造运用了“招差法”，也就是三次差内插法。并设计制作了多种天像观测仪器，包括简仪和高表。组织了大量的天像观测工作，包括测定恒星位置，测定冬至点、近地点以及黄道和白道交点位置，编制了月亮运动表，测定了全国27个观测点的纬度。确定了一个月为29.530593日，一年为365.2425日。正式废除以前历法积累的时差，以实际观测为准。确定以一年的1/24作为一个节气，以没有中气的月份为闰月，此原则现在一直采用。为了纪念他，目前邢台市最主要的一条街道命名为“郭守敬大街”。　　
　　
　　
　　1276年元军攻下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以后，忽必烈把金、宋两个司天监的人员集中到大都(今北京)，再加上新选拔的一些人才，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天文队伍。这支队伍在王恂、郭守敬主持下，从事制造仪器，进行测量和编制新历，在短短的五年时间(1276～1280年)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将中国古代天文学推向新的高峰。
　　　　
　　　　　　第一，制造了多种新仪器，其中简仪、仰仪、高表、景符、正方案和玲珑仪等都具有新意。简仪是对浑仪进行革命性改革而成的，它的设计和制造水平在世界上领先三百多年，直至1598年著名天文学家[[第谷]]发明的仪器才能与之相比。仰仪是用针孔成像原理，把太阳投影在半球形的仪面上，以直接读出它的球面坐标值。高表是把传统的八尺表加高到四丈，使得在同样的量度精度下，误差减少到原来的五分之一。景符是高表的辅助仪器，它利用针孔成像的原理来消除高表影端模糊的缺点，提高观测精度（见登封观星台）。正方案是在一块四尺见方的木板上画19个同心圆，圆心立一根表，当表的影端落到某个圆上时就记下来，从早到晚记完后把同一个圆上的两点联接起来，它们的中点和圆心的联线就是正南北方向；如果把它侧立过来，还可以测量北极出地高度。这是一种便于携带到野外工作的仪器。玲珑仪和苏颂、韩公廉所造的浑天象相似，是一种可容人在内部观看的表演仪器。1281年以后,郭守敬还创制了不少新仪器,其中大明殿灯漏是最突出的一项。它是一个外形像灯笼球、用水力推动的机械报时器。上面还布置有能按时跳跃的动物模型，这同欧洲在机械钟表上附加的种种表演机械是一样性质的。
　　　　
　　　　　　第二，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观测工作。在全国27个地方设立观测所，测量当地的地理纬度，并在南起南海（北纬15度），北至北海（北纬65度），每隔10度设立一个观测站，测量夏至日影的长度和当天昼夜的长短。
　　　　
　　　　　　第三，对一系列天文数据进行实测，并对旧的数据进行检核，选用其中精密的数据。例如，回归年数值取自南宋《统天历》（1199年），朔望月、近点月和交点月的数值取自金赵知微重修的《大明历》（1181年）和元初耶律楚材《西征庚午元历》。对于二十八宿距度的测量，其平均误差不到5┡，精确度较宋代提高一倍。新测黄赤交角值，误差只有1┡多。
　　　　
　　　　　　第四，在大量观测和研究的基础上，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编成《授时历》，并于次年起实行。《授时历》用三次差内插法来求太阳每日在黄道上的视运行速度和月亮每日绕地球运行的速度，用类似球面三角的弧矢割圆术，由太阳的黄经求它的赤经赤纬，求白赤交角，以及求白赤交点与黄赤交点的距离。这两种方法在天文学史和数学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授时历》从元代一直用到明亡（公元1644年）。在明代把它改名为《大统历》，但方法上只是把北京所见的日出日没时刻改为南京所见的时刻，以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为历元，省去了回归年百年消长之法等，其他都无改变。


(2)    明朝


　
　　欧洲人眼中明朝的真相
　　
　　
　　杜车别先生发了几篇文章说明朝有多富，他摘录一些曾德昭的记载
　　
　　“我曾在流往杭州的南京河的一个港湾停留8天，……，一个砂漏时辰过去，仅仅数数往上航行的船，就有三百艘。那么多的船都满载货物，便利旅客，简直是奇迹。船只都有顶篷，保持清洁。有的船饰以图画，看来是作为游乐之用的，不是运货的”
　　
　　“所有的省都不乏长寿和愉快的人，可以看见许多精力旺盛和健壮的老人”
　　
　　“他们的住房因设计良好而便于住宿，整洁舒适”“他们种植许多蔬菜，供百姓常年食用”“他们在各地，即使小村镇，都有充足的肉食，全年最常食用的是猪肉，牛肉去骨售卖，他们的鹿肉很少，也不怎么爱吃它”
　　
　　“中国人特别喜欢花，他们有非常美丽，但不同于我们的花。我们有的，他们也有。有一种没有甚么味道的丁香紫罗兰。他们极力在园子里种植全年各个季节的花，在园里，它们看来很希奇。”
　　
　　
　　与曾德昭稍早的还有,罗马1585年出版了西班牙人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谈到了早期欧洲旅行家对"中国富裕”的独特感受。首先，他们对中国"在歉收时期皇家仓廪把谷物施舍等方面"有特别的印象，
　　
　　此外它记述到："他们人数众多和穷”、"那些贫穷的寡妇和为生活所迫的人，不能维持生活，为满足他们的需要，可以出卖孩子，使他们沦为终生的奴役，这是允许的。”
　　
　　
　　曾德昭在该书中描述了中国江西省人的生活时说："他们大多生活贫困，很穷，吝啬，一毛不拔。”
　　
　　
　　"中国没有欧洲富,也没有多少人可以称为富翁,欧洲的穷人没有中国那么多,那么穷.百姓的人数不可胜计,他们没有资金,没有资金,或者,没有足以维持那么多人的本钱,或填满若干腰包的金币."
　　
　　
　　
　　
　　明朝科学呢？传教士带来的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么？可是咱们那时候还觉得挺新鲜，这说明什么？利玛窦带来的所谓西学，都是不知道是长毛鬼多少辈子祖宗之前学的东西！鬼子12世纪就开始做科学实验了，徐光启活到17世纪初，可是此前的时代，西方就活着哥白尼，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现代物理学，解析几何，概率论，等等都出现了，再说，徐光启翻译过来的东西有几个人看？顶多就在教徒里看看吧，当作对宗教信仰理解的辅助。有几个人认为那些个东西是真正有用的？这还扯说能和西方接上轨？
　　
　　明代中叶以后,以八股文为主要方式的考试选举制度的确立,是知识分子放弃其作用,向统治者强权全面的屈服的标志,从此,他们在也不能代表社会的良知和正义,以复社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文人虽然以各种方式抗争,也不能改变这种趋势了。


(3) 清朝

　　　　
在康熙三年到七年（公元1664～1668年），因杨光先的控告，汤若望被钦禁时期外，直至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为止，清政府都聘用欧洲传教士主持钦天监，有时还同时任用二、三个传教士。这期间钦天监做的主要工作有以下三项：
　　　　
　　　　　　康熙八年到十二年，南怀仁（1659年来华）负责制造了六件大型第谷式古典仪器，现存北京古观象台。仪器制成后并编写了一部说明书，即《灵台仪象志》。
　　　　
　　　　　　康熙六十一年，在修改《西洋新法历书》的基础上，编成《历象考成》一书；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又编成《历象考成后编》10卷，第一次应用了开普勒行星运动第一、第二定律，但是，在椭圆焦点上的是地球而不是太阳。
　　　　
　　　　　　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编成《仪象考成》32卷，所列星表收星3,083颗。道光年间,传教士离开以后，中国天文工作者对《仪象考成》星表重新进行了测量，于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编成《仪象考成续编》32卷，收星3,240颗。
　　　　
　　　　　　清政府除组织钦天监主编这些图书以外，在康熙和乾隆年间还组织过两次大规模的测量工作。康熙四十七年到五十七年间进行的一次,在全国测量了630多个地方的经纬度，建立了以北京为中心的经纬网；决定以工部营造尺为标准，定1,800尺为1里，200里合地球经线1度。这种使长度单位与地经线 1度的弧联系起来的方法，在世界上是一个创举，比法国制宪会议关于以地球经圈的四千万分之一弧长为1米的决定早 80年。在这次测量中还发现，38°～39°之间每度的弧长较41°～47°之间每度的弧长短,6°内就相差258尺;就是在41°～47°之间，每度弧长的里数也不相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通过实地测量获得的地球为椭球体的资料。
　　　　
　　　　　　在清代，还有一批民间天文学家，他们采取严肃的治学态度,无论是对于古代的东西，还是外国的东西,都细心钻研,有所批判，有所发展,在中西天文学的融合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其中著名的有薛凤祚、王锡阐、梅文鼎。薛凤祚在翻译西方天文学著作的基础上,著有《历学会通》等十余种书,除介绍一般理论外,还系统地、详尽地介绍了各种计算天体运动的方法，其特点是运用了对数。为了计算方便，他把60进位制改成10进位制，为此，并重新编出三角函数等数学用表。王锡阐与同时代的薛凤祚有“南王北薛”之称,但王的成就比薛要大,他著有《晓庵新法》和《五星行度解》。在前一书中他提出金星凌日的计算方法并改进了日月食的计算方法；在后一书中推导出一组计算行星位置的公式，计算结果准确度较前为高。梅文鼎著述较多，在普及天文知识方面很有贡献。他和江永等人在研究行星运动的过程中萌发了引力的思想，江永说得尤为清楚：“五星皆以日为心，如磁石之引针。”（《翼梅》卷五）
　　　　
　　　　　　梅文鼎以后的乾嘉学者，在天文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运用当时的天文知识对经书和史书中的天文资料进行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考据工作，使许多疑难混乱的资料得到一番清理。其中重要的有李锐对汉代《三统历》、《四分历》和《乾象历》进行了研究；顾观光对古六历和《周髀算经》进行了研究。此外，阮元等编撰了《畴人传》，汪曰祯著有《历代长术辑要》。这些都是有益于天文学史研究的工具书。
　　
　　
天文学研究空前时髦
　　
　　天文历法之学在清代风靡一时。上至皇帝，下及布衣，凡知识阶层咸以言天文历法为荣。当时天文学研究的时髦程度，远出于今天一般人所能想象者，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里只能先提供少数典型事例和一些统计资料。
　　　　康熙皇帝热心学习和研究天文学，素为中外学者所乐道，但经常随侍在侧的耶稣会士们提供的细节更能使我们获得感性认识。比如，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夜间宿营时，“他拿出来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这样，他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又如，1691年8月21日，召见张诚(J．P．Gerbillon)，向他学习使用天文环，康熙“虽然弄得满头大汗，还是对这个仪器的全部用法进行了实习。他对天文环及半圆仪的准确程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康熙对天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但他并不是清代惟一对天文学有兴趣的皇帝。雍正也在宴请耶稣会士时“想了解行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它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
　　　　皇帝由供奉内廷的耶稣会士充任私人教师，使用西方仪器，学习天文学的条件当然很好，民间布衣则是另一番光景。比如张雍敬，写过一部关于历法的著作《定历玉衡》，为了和大天文学家梅文鼎切磋学问，“裹粮走千里”，到梅文鼎处相互辩论一年多，包括几百个问题。最后大部分意见都一致了，“惟西人地圆如球之说则不合，与梅氏兄弟及汪乔年辈往复辩难，不下三四万言”。而刘湘奎（加个火字旁）则因慕梅文鼎之名，竟至变卖了家产，不远千里从湖北跑到安徽，成为梅的弟子。后来因帮助梅文鼎完善了行星运动模型而受到梅的赞赏。
　　　　达官贵人也热衷于谈天文历法。这方面最生动的例子之一当推曾国藩。他除了军事、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活动为人所知，生前亦颇以学问名世，自己很以此自负。然而他晚年在给儿子的信中却表示，自己“生平有三耻”，其第一耻竟是：“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殷殷叮嘱，要儿子“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难认尚易，……三者皆足弥吾之缺憾矣”。不久又再写信督促，重申前意。
　　　　至于学者，更是谈天文历法成风。经学名家如江永、戴震、程瑶田、孙广森、凌廷堪、阮元等，哲学方面如李光地、焦循等，史学家如钱大昕、赵翼等，皆有关于天文学的论述。这大部分都已载人及其续编中了，还有一部分下面将要述及。

1772年清政府开馆纂修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十年而成。这是对自上古至当时现存著作的一次总集结，共收入3503种著作，其中大部分都是重要和有价值的。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对子部所收有关自然科学的著作作了统计。其中“1600--1770间著作数”一栏将时限上推至1600年，是考虑了西方天文学输入所产生的影响。横行的分类基本上按照原书，只是将原属“天文算法”大类中的“推步”(天文学)和“算书”(数学)两小类分别列出；第五行原属于“术数”大类，第六行原属“谱录”大类。关于地理方面的著作，《四库全书》收入史部，因多为地方志及人文地理方面的著作，故不列入。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四库全书》对自然科学各学科的设立显然很不完整，但表1已经强烈显示出17、18世纪天文学研究的热潮：这一时期的著作占所收著作总数的74％，远高于任何其他学科。顺便指出，数学是这一时期仅次于天文学的热门学科，这在表1中也准确地反映出来了。如果担心四库馆臣对这一时期的天文学著作有偏好，那么这一偏好仍然说明了当时天文学的时髦，因而并不影响表1在此处的价值。
　　
　　
《四库全书》所收自然科学著作的统计

著作数量 所属学科	1600--1770 间著作数	历代著作总数	1600--1770 间著作所占百分比
农 学	3	10	30%
医 学	11	97	11
天文学	23	31	74
数 学	11	25	44
星占学、占卜术、算命等	4	50	8
植物学、动物学、考古学等	8	55	15

1600--1770年间出现的天文学著作在历代天文学著作总数中占74％，远高于其他任何学科。
　　
　　天文学研究何以会如此风靡一时，有几方面的原因。天文学在明代衰落颇甚，明末耶稣会士输入西方天文学，主要因其推算天象远较中国传统天文学精确，使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学者大为心折。而自从明廷开设历局招集耶稣会士修撰《崇祯历书》(1629)，就产生了中法西法的优劣之争。这一争论跨越明清两朝，持续了好几十年，不仅刺激了许多学者从事于天文学研究，连康熙皇帝也是为此才决心钻研天文学，以便使自己能够对争论双方作出判断。此外还要注意，“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规律也起着很大作用。康熙不仅躬自学习天文学，还在各种场合讲论，显示自己的天文知识；他又对梅文鼎大加崇礼，这些举动客观上都起了鼓励臣民研究天文学的作用。最后，《崇祯历书》(入清后经汤若望删定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的刊行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此书确实堪称西方古典天文学的百科全书，它的刊行为一般知识分子提供了学习天文学的教材。清代许多学者都是从这部巨著中学习天文学的。



　　
　　
天文学研究的重心第一次转移到民间
　　
　　中国古代把天象观测和星占术称为“天文”，历朝都禁止民间私习，尽管不一定能执行得很严格；属于历法的内容则称为“推步”，这在明以前并不禁止私习。人清之后，两者的禁令都被取消。
　　　　中国古代，天文学向来主要是少数皇家天文官员的事业，民间虽也有所记载(如北齐张子信可能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但重心却始终在官方天文机构中。民间的杰出之士，往往被网罗到官方天文机构中去，从而变为官方学者。这一情况在清代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清代声望最高、成就最大的天文学家竟然都是布衣，如王锡阐、梅文鼎、江永、薛风祚等。钦天监中及曾参与过官方天文活动的中国天文学家，其成就能和上述诸大家比肩的竟无一人。这在当时已有结论，比如清初有“南王北薛”之称，后来则可用阮元的说法为代表：“王氏精而核，梅氏博而大，各造其极”。站在现代天文学的高度来看，上述结论今天仍能成立。
　　　　第二，民间天文学家人数在天文学家总数中所占比例空前提高。《畴人传》初编完成于1799年，和《四库全书》相仿，成为18世纪末年又一部总结性资料集。对其中所收唐、宋、元、明、清五朝天文学家的统计结果见表。不难看出，清代民间天文学家所占比例之高(80％)远出前代之上。

《畴人传》初编所收天文学家统计

人数 朝代	民间天文学家人数	天文学家总数	民间天文学家所占之百分比
唐	1	16	6 ％
宋	2	28	7
元	2	11	18
明	14	37	38
清	32	40	80

清代民间天文学家所占比例之高迥出前代。

　　
　　
历代禁止民间私习的“天文”即与星占术有关的学问在清代如何呢?民间也可以谈，而且可以就最敏感的军国大事来谈。一个例子。1678年，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正在进行，有陕西道监察御史成其范上奏“为星占之理可凭，捷音之来伊迩，请敕令军士应期进剿，以奏荡平事”，大谈星占术。大意为当年火星逆行，据公野正对应西南各地，故三藩之亡指日可待。“臣不知彼地之情形，亦不知兵家之进退，但以星气之占验，其理如此。……如果臣言不谬，伏乞睿鉴施行。” 成其范竟敢公然大谈占星术，而且上奏的结果是“奉旨：‘知道了，该部知道。’”，康熙本人对星占之类是不相信的。据张诚说：“皇帝陛下对于那种认为有吉日忌辰和幸运时刻的迷信说法十分轻视，他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认为那些迷信不仅是假的和无用的，而且对国家有害，特别是执政者提倡迷信的话。” 尽管如此，康熙对成其范的上奏也只是姑妄听之而已，足见当时的宽松气氛。
　　　　
天文学研究的重心之所以会转移到民间，耶稣会士传播西方天文学、清朝开禁和康熙提倡(如崇礼梅文鼎)等原因。

　　
中国古代又一贯认为中国的文化比任何“外夷”都要高明，只有用中国的文明“教化”、改变异族，即所谓“用夏变夷”，而决不能相反。但清政府颁行《西洋新法历书》，任用耶稣会士主持钦天监，而许多天文学家也纷纷采用“西法”，则形成了不折不扣的一种“用夷变夏”局面。这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实在是一个严重问题。清初就出现了对上述局面直接表示不满的言论：“历术之不明，遂使历官失其职而以殊方异域之人充之，中国何无人甚哉!” “不谓尽堕成宪而专用西法如今日者也!” 杨光先攻击西法谬误，在与南怀仁多次实测检验的较量中惨败后，又转而宣称“臣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也，皇上所在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也，皇上所承之统乃尧舜相传之统也，皇上颁行之历应用尧舜之历。” 杨光先尽管获罪去职，但“夷夏”问题造成的理论困境也确实急需摆脱。
　　　　
摆脱的方法居然颇为巧妙：论证“西学中源”说。这种学说的核心是：断言西方天文学(和数学)是中国古代“周髀盖天之学”传入西方后发展起来的。此说经康熙和许多著名学者大力提倡，影响所及，直至清末。此说用于天文学上“用夷变夏”的困境，其思路很明确：既然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它之所以比中法先进，只是因中国“古法”失传而在西方反而得到发展之故，那么现在使用西方天文学就不是“用夷变夏”，而成了“旁搜博采以续千百年之坠绪，亦礼失求野之意也。” 这套说法虽然自我陶醉 缓解了理论上的困境，因而受到许多士大夫的热烈欢迎；但这毕竟是建立在虚假基础之上的，为有识之士所不取。有一场不大为人注意的争论很值得在此加以考察。
　　　　
清代经学大家江永(1681—1762)在天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写了一部专门阐述西方古典天文学几何体系的著作《数学》。梅毂成(号循斋，梅文鼎之孙，是康熙赏识的学者，也是“西学中源”说的功臣之一)读了书稿之后，书赠一联与江永：“殚精已入欧逻室，用夏还思亚圣言”，意为江永研究欧洲天文学固已登堂人室，但希望不要忘记“用夏变夷”的古训，还把孟子的招牌抬了出来。江永体会出“此循斋先生微意，恐永于历家知后来居上，而志昔人之劳；又恐永主张西学太过，欲以中夏羲和之道为主也。”⑿这里的“后来居上”，即“西学中源”说主张者心目中的西方天文学，而“昔人之劳”即所谓“中夏羲和之道”。对于这种“微意”，江永断然表示：“至今日而此学昌明，如日中天、重关谁为辟?鸟道谁为开?则远西诸家，其创始之劳，尤有不可忘者。” 这一小段话，实际上系统地反驳了“西学中源”说，因而弥足珍贵：第一，江永否认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反而强调了西方天文学家的“创始之劳”。第二，明确拒绝了梅毂成把西方天文学成就算到“昔人之劳”帐上去的说法。第三，承认“远西诸家”能够创立比中国更好的天文学。这就否定了那种认为中国文化高于其他任何民族的传统信念——提出“西学中源”说的最终目的正是要维护这一信念。
　　　　
这场争论不久又有更多的著名学者加入进来。江永的弟子戴震“盛称婺源江氏推步之学不在宣城(指梅文鼎——笔者按)下”，钱大昕读了江永《数学》之后却不大以为然，写一封长信致戴震，力贬江永，说是“向闻循斋总宪不喜江说，疑其有意抑之；今读其书，乃知循斋能承家学，识见非江所及。” 甚至责问戴震是否目“少习于江而特为之延誉耶?” 《数学》中确实有错误之处，但钱的不满主要是对江永力主西学而发的。
　　　　
虽然江永的开明观点在当时著名学者中并不完全孤立，比如赵翼谈到西方天文学优于“中国旧法”时就说“西洋远在十万里外，乃其法更胜，可知天地之大，到处有开创之圣人，固不仅羲、轩、巢、燧已也”，比永更加直截了当。但梅毂成、钱大昕等人的观点在清代无疑是占统治地位的。这既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结局，更是清代天文学之大不幸。
　　
　　

文学研究是如此风靡一时，天文学家的队伍又是如此遍及社会各个阶层，康熙皇帝又是如此热心于天文学，人们似乎有理由设想，清代天文学应该有辉煌成就了吧?实际情况却令人大失所望。翻一下哥白尼以来大大小小的天文学成就清单，没有一项是清代中国人作出的。而且，当欧洲进入天体力学和数学分析方法的时代，中国天文学仍长期停留在古典几何体系阶段。到1911年清朝结束时，中国天文学水平与西方的距离已经大得惊人了。
　　　　
中国近代天文学落后，从外部找原因者甚多，但内部原因更为重要。
　　　　
“会通中西”是清代极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王锡阐、梅文鼎都被以为是会通中西的大家。他们确实对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天文学都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然而他们在此基础上的“会通”，却在很大程度上误人歧途了。梅文鼎的“会通”，主要是论证“西学中源”说，他是此说的集大成者。 王锡阐则断言：“夫新法之戾于旧法者，其不善如此；其稍善者，又悉本于旧法如彼。” 他念念不忘的是“取西历之材质，归大统之型范”，即采纳一些西方天文学的成果和计算方法，却仍保持传统天文学的基本模式。一部《晓庵新法》，正是他这种一厢情愿之想的具体实施。
　　　　
应该承认，“会通”曾起过保存、发扬中国古代优秀成果的作用，也有一些类似现代中西比较研究的工作，但不幸的是，它的主旋律却成为论证“西学中源”。“西学中源”说本身完全错误自不待言，它用虚幻的满足感代替危机感，薮内清指出：“作为清代代表性的历算家梅文鼎，以折衷中西学问为主旨，并没有全面吸收西洋天文学再于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意图。”
　　　　

西方天文学，毕竟只是作为一种技艺(主要用以制定历法)被引人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如果它的引入与社会传统发生了冲突，就只好由天文学理论作出让步，而不是相反。正是这种当时仍然很强大的儒教传统，把清代中国天文学家会通中西的辛勤努力引入了歧途。如果抛开对“西学中源”说的论证，上述努力难道不可能产生一些天文学上的新成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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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励之：康熙“盛世”是中国科学衰落之始
　　　　——与席泽宗教授的电话谈
　　　　
　　　　作者：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方励之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
　　　　
　　　　老友席泽宗教授八秩在望。今年本有可能同他在柏林见面，因MG11大会邀请他做超新星1006千年回顾的报告。泽宗兄以他的“古超新星新表”（1955）在学界驰名半世。可惜，泽宗兄患眼疾，不能成行。八月，他来美治疗，住在Colorado州 Denver市, 距Tucson一小时飞程。我给他安排了两场在亚利桑那大学的讲学活动。但我不敢一个人接待他，一定要他的子女陪伴（八十不留饭之谓也！）。他子女太忙。讲学只得作罢，又不能见。好在，泽宗兄耳尚聪，不见面亦可纵论古今。以下就是三个月间，2006年8-11月，多次电话往来的一个记录。略去有关时事和往事的点评，只记席教授的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的精论。
　　　　
　　　　F（方励之）：我看了你关于康熙的文章，你的结论是中国的科学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开始衰落。
　　　　
　　　　X（席泽宗）：对。
　　　　
　　　　F：那就是说，直到明末中国的科学并不明显地落后于西方（欧州）。
　　　　
　　　　X：对。
　　　　
　　　　F：有什麽证据？
　　　　
　　　　X：实证方法论的发展是一个标志。西方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1）倡导“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论之后，开始发展出基于实证方法的现代科学。明末的中国，也有了实证方法的萌芽。徐光启（1562-1633）就是一个代表，他的主张： “深伦理，明著教，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可比培根。当时中国也的确出了一批世界水平的成果，如朱戴（土）育的《律学新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
　　　　
　　　　
　　　　
　　　　F：培根之后，西方的科学，即现代科学有飞速发展。你是不是认为，如果照明末的状况维持下去，中国的科学有可能不会落后而是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浪潮??
　　　　
　　　　X：是可能。实际上，当时的西来的科学文献已很多，现在还有上千册存在北京的北堂里。当时的一个困难是，中国学者大都不懂拉丁文（现在懂拉丁文的也不多），限制了交流。不过语言限制是一时的，不是决定性的。
　　　　
　　　　F：我记得，明末学者方以智，字密之在“物理小识”中已经谈到伽利略。可见，尽管有文字壁垒，西方科学还是传了进来。
　　　　
　　　　X：是。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引用了《尚书纬.考灵曜》中的一段话：“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于舟中，闭窗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这说明方以智很懂得伽利略对相对性(今天的教科书中称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论证。不过，方以智反对基督教神学，他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也不支持。明末有一批学者同方以智一样，反对传教士的科学。但是，只要秉持“随时测验，追合于天”的方法，伽利略等开创的现代科学应会逐渐被接受。其实，在十七世纪欧洲，也有大量学者（并非都是神学家）不接受伽利略的科学。伽利略写《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就是为了赢得这场辩论。所以，明末方以智等对西方科学的反对态度，同康熙的“窒塞民智”不一样。
　　　　
　　　　F：如此说来，如果方以智等也有机会加入那场对话和辩论，中国的科学可能早就同“世界接轨”了。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明王朝能容忍“科学接轨”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一般说，专制体制可与腐败造假共存，但容不得自由交流，哪怕只是科学思想的自由交流。你说的康熙，就是一例。在清帝中，康熙似乎是最爱好自然科学的。他请传教士教他西方科学。他对算学和天学都有相当的了解。你说他是“窒塞民智”，何以为据？
　　　　
　　
作者：中国天使陈1　回复日期：2007-6-16　1:26:32　

　　　　X：康熙“窒塞民智”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后来邵力子也论证过。确实，康熙学过算学和天学。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民间，特别是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证据之一就是他请传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学者可以同西方传教士自发地交流，万历和崇祯皇帝基本不管。而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钦天监一直由西来的传教士担任监正或监副，从没有汉人和蒙人。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目的不是开启中西交流，相反是为了“窒塞” 中西 交流。
　　　　
　　　　
　　　　F：据我所知，就在康熙年代，伦敦有了皇家学会，巴黎有了皇家科学院，柏林也有了科学院。它们对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一大推力。
　　　　
　　　　X：是。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在同一时代。传教士也向康熙介绍过路易十四创建的“格物穷理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和“天文宫”（Observatoire de Paris）。
　　　　
　　　　F：创建科学院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帝王的一个时髦。据传康熙在上朝的时候还发表过他的数学论文，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创建大清科学院？
　　　　
　　　　X：你指的康熙的数学论文可能是《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不过，没有记录显示康熙对建立科学院感兴趣。路易十四访问过他的“格物穷理院”，没有发表论文。他建“格物穷理院”目的是倡导法兰西的科学研究精神，培养人才。康熙的政策则是巩固“御制”，遏制科学研究精神。在清初，还有“南王（锡阐）北薛（凤祚）”等精通数学，天文的非“御制”人材。那是明朝学界的残留。后来，就彻底没有了。
　　　　
　　　　F：没有人材。似乎也没有“审造器”。如果去参观过北京的古观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仪器。就会发现，大清朝的观象台竟然还没有一架天文望远镜。清朝的天文学家竟然还不知道造望远镜？
　　　　
　　　　X：当然知道。徐光启在1629年就建议制造天文望远镜，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远镜之后二十年，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远镜。北京的故宫中就有上百架望远镜，多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备望远镜的扩散。康熙命令传教士不要去做望远镜。望远镜只能是御用，所以，观象台上反而没有望远镜。清宫中的御用的天文仪器比天文观象台上的仪器多得多。整个清朝发表星表都是没有望远镜的实测数据为根据的。那还能不落后？康熙是怕仪器一经拿出宫外，就会有人复制，改进，他就不能垄断了。
　　　　
　　　　F：还有没有其他的垄断证据？
　　　　
　　　　X：代数。不像算术，代数要靠一套符号。符号就是代数的语言。1712年耶稣会士傅圣泽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不懂，他说此新法“可笑”。他下令不准代数新法传播。所以，直到1859年代数符号法才开始在中国流传，那已是150年之后的事了，早已不再是新法。
　　　　
　　　　F：“可笑”一说，是典型的不懂装懂的心理表现。这不奇怪。1949年初，在北京，我初三，被叫去给一个文化补习班上初中代数（当时有很多文化补习班）。一当我用符号讲a=-(-a)时, 班上年龄大的人都不明白，年轻的则易于接受。1712年康熙已经58岁，弄不懂代数符号法，情有可原。不过，我记得康熙还很爱说别人不懂科学。
　　　　
　　　　X：1689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贬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问耶稣会士南极老人星出地平几度。见到李光地上朝后，康熙考问他：“可识老人星？” 李光地无以对。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见，在南京就看得见。到了你的老家闽广，连南极星也看得见。” 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闽广，南极星是看不见的。梁任公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李光地随后被降级）的一个工具，一点不错。
　　
作者：中国天使陈1　回复日期：2007-6-16　1:28:34　

　　　　F：从代数符号到南极星，证明康熙对近代科学所知也有限，是不是同传教士有关系？
　　　　
　　　　X：有关系。康熙只向传教士学西来的科学，并没有真正开启中西学术交流的大门。中西交流在当时已经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亚欧水上交通已很发达。前面说过，西方科学文献在明末就能及时地送到中国。当时有些欧洲学者还很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响应。开普勒的Tabulae Rudolphinae于1627年一出版，他立即寄到中国一本。传教士对西学东渐有很大贡献。有些耶稣会士的确是一流的学者。尽管如此，他们也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譬如，他们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一直态度暧昧，可能并不只是学术上的原因。
　　　　
　　　　F：我看到史书上说，直到1760年，耶稣会士才将哥白尼日心说原本地介绍到中国。当然，他们也不会介绍“我的研究不需要上帝”的科学思潮。
　　　　
　　　　X：这个问题可以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遭遇来说明。现代数理科学的一大特点是有理论体系，任何有价值的论断都应当是可以被证明，或被证伪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体系是证明和证伪方法的一个原型。中国传统科学中没有类似欧式几何的体系。欧州从基督教发端到中世纪，也没有这种体系原型。《几何原本》于300 BC在希腊成书，但希腊原本后来失传了。直到1260年，意大利人Campano 才从 《几何原本》的 阿拉伯文译本再翻译到拉丁文。此后，该书对欧洲的科学，宗教和社会的影响极大。在西方，《几何原本》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几何原本》体系中是没有“上帝”的位置的。中国的第一个《几何原本》译本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在1609年完成的。比欧洲晚了350年。不过，1609也大体是欧洲开始建立科学体系的年代。那时出版中文《几何原本》，尚属及时。可惜，利玛窦和徐光启的版本并没有在中国流传。康熙时代流传的《几何原本》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传教士把其中的公理演绎体系已全被破坏了。即把《几何原本》的精华，对现代科学最有用的启示，都去掉了。
　　　　
　　　　
　　　　F：有道理。不过，有人说中国传统不喜欢公理演绎体系这一套，可能是《几何原本》的精华在中国不流行的主因。似乎也不尽然。我的许多物理界的老师和朋友都有过对平面几何着迷的经历。严济慈先生告诉我，他的第一本书是《几何证题法》，写于二十岁之前，就因为对几何证明着了迷。我自己也是。直到初二，我的数学只能得60分。初二到初三的暑假，我一看平面几何，似乎一下子就开了窍。一个暑假不但把平面几何教科书中一个学期的题都做完了，而且找了许多其他题来做。按你对《几何原本》的分析，或许可以说，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社会标志，是看欧几里德几何是否像《圣经》（或中国的类似可比的出版物）一样普及了。
　　　　
　　　　说得太远了。回到本题。你在文章一开始引用胡适的话说，明末还是可以的，但清代以降，中西“双方（科学）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你能不能更定量地说一说，康熙一朝，中国的科学到底衰落了多少“道里”？
　　　　
　　　　X：康熙在晚年（1713-1722）主编了100卷的《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53卷，他自认为是，也曾被誉为是当年的数学百科全书。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数学进展主要有，代数符号（1580），对数（1614），计算尺（1620），解析几何（1620），加法机（1642），微积分（1665）。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无此二者，很难明白和应用牛顿力学。然而，“数学百科全书” 《数理精蕴》中竟然完全没有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编撰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两门新发展的数学。明末1630的“崇祯历书”虽也落后西方。但还远没有落后到全然不知最新重要发展的地步。
　　　　
　　　　F：我离开中国快十七年，对“最新重要发展”也陌生。到是常听说有什麽“XX大帝”，“XX大帝”之类显灵于视频之中。好像也有“康熙大帝”。你对这位视频“康熙大帝”，有何评价？
　　　　
　　　　X：哈哈…哈哈…不值一谈，不值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