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包公包青天极力反对一代名将狄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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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开始，各地的节度使们逐渐演变成军阀藩镇，成了一群不受节制的骄兵悍将，叛乱、割据、混战层出不穷，导致大唐帝国的衰微与灭亡。其后的五代十国，是典型的有奶便是娘，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弱肉强食是为时代规则。在这个规则之下，兵连祸结，上演了不少“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悲喜剧，成为一个个短命帝国。宋太祖赵匡胤以此黄袍加身夺得帝位之后，为了避免重蹈覆辙，立即执行了罢功臣，释兵权，制将帅，立兵制等一整套政策，从而形成有宋一朝根深蒂固的帝国传统。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如今已经演变成为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一部分。解除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权与兵权，使之成为一种崇高的荣誉和待遇，是赵匡胤一项意义深远的设计。为了从体制上限制军人武夫有可能造成的危害，使兵权完全集中到皇帝手中，宋朝开国之初就确立了枢密院——三衙——皇帝的统兵体制。

　　枢密院与中书省“对持文武二柄”，就是说，枢密院是全国主管军政事务的最高机关，中书省是主管全国行政事务的最高机关，并称东西二府。其长官有枢密使、副使、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大约相当于今天的首长、副手、助理等等。有时以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枢密院的职责是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视、迁补、屯戍、赏罚等等。尚书省设有一个兵部，在理论上讲，兵部的权力很大，差不多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样子，掌管兵卫、仪仗、卤簿、武举、民兵、厢军、土军、蕃军、舆马、器械等等。但实际上，宋代的兵部形同虚设，顶多是个文书转移上通下达的文牍机关而已。大权掌握在枢密院。

　　三衙的全称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之名籍，凡统制、训练、番卫、戍守、迁补、赏罚，皆总其政令”。实际上，是负责管理全国军队。

　　而全国军队中各部队的统兵首长，并不是由固定的将领担任，而是由皇帝临时委派，称“率臣”。率臣无定制，品级高低不同，管辖地区大小不同，所辖兵力的多少也不同。通常情况下，是有事时委派率臣，事毕后率臣则要离开部队，交出兵权。

　　对于完全不懂军事的人，想必也能看出，这套纵横交错的指挥系统和统辖体制，事实上是把兵权一分为三：枢密院有调兵权，没有管辖权；三衙有管辖权，没有调兵权；最后，对部队有实际指挥权的统兵官由皇帝临时任命。于是，实现了“发兵之权”、“握兵之重”与“统兵之威”的彻底分离。在这种体制之下，如果还有哪位将军想要不听招呼拥兵自重的话，他所需要克服的困难就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大宋帝国执行得相当彻底的重文轻武、偃武修文基本国策。直到岳飞生活的时代，重文轻武早就已经已经成为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风尚，从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陆游、李清照这些名字里，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这种时尚的魅力。可以说，宋朝经济文化的辉煌灿烂，丝毫不逊色于汉唐明清任何一个伟大帝国。甚至可能还要更好。

　　仔细观察赵匡胤开创的帝国传统，真是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情。这位纯粹赳赳武夫出身的皇帝，为自己的整个朝代，建立起来一个偃武修文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必须彻底地防范、裁抑、限制军人武夫们的权势，否则，他们就会骄横跋扈，尾大不掉，为害国家。为此，他的做法称得上是不惜代价。比如，北宋一百七十年间，枢密院长官基本是由文臣担任的。个别武将出掌枢密院，很快就会受到猜疑而去职。最有名的当数宋仁宗朝的一代名将狄青。此人出身行伍，担任执政后，遭到文官普遍的、极力的反对，曾经为此掀起过一场真正的轩然大波。而其中反对最力者，就是今天中国人最崇拜、最敬爱的包拯包公包青天。尽管这位狄青人品正直高尚，几乎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名将。但是不行！武将们耀武扬威为非作歹的时日太久了，给人们留下的恶劣印象太深了。他们必须受到裁抑。他们不但在皇帝面前要俯首帖耳，就是在文臣面前也必须保持恭敬。

　　于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宋真宗时，继续贯彻以文制武的方针。“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听指挥。”就是说，全国各部队的第一把手都由文臣出任，武将的出入战守必须在文臣的督率节制之下行事。这一制度立即成为帝国传统与惯例。这就相当令人不安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毕竟是要伐谋伐智也要伐勇伐力的。不习战阵的文臣甚至要来指挥一场战役乃至战斗，这就未免有点过分了。

　　这还不算。大宋帝国的赵家天子沿着真理的道路继续前进，使真理不止走过了一步，而且是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谬误。如宦官督责监军与阵图钳制既是。

　　宋代宦官监军的陋习，始于宋太宗赵光义。他任用的宦官王继恩，在镇压王小波李顺起义时，胡作非为，陷害先锋官马知节的事迹，已经成为历史上相当丑陋的一桩公案。到童贯封王时，宦官监军达到中国历史上的登峰造极。如前面已经叙述的，我们这里所讲到的一切，几乎都肇始于这位宦官。

阵图钳制则是一种相当令人无法理解的做法。其具体做法是：“图阵形，规庙胜，尽授纪律，遥制便宜，主帅遵行，贵臣督视”。意思是，打仗时，由皇帝和几位大臣，在皇宫中制定好作战阵图和战略战术，前线将领不许更改地遵照执行，宦官在旁监视。于是，领兵将领万分痛苦：战争时期瞬息万变，依从阵图可能有违实际，不从则是违抗上命。即便是彻底的外行，也能看出此做法的愚蠢。这大约是我们翻遍宋代史书，在太祖赵匡胤之后，很少看到宋军打什么漂亮胜仗的重要原因。

　　宋太祖赵匡胤文韬武略，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齐名，开创了大宋基业。他手下有一位很厉害的将领，名叫曹彬。此人在太祖手下，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立下过许多极为显赫的战功。深受信任与器重。当代学者考证，认为这位曹彬是曹雪芹的嫡系先祖。到太宗赵光义时，应用这套战法节制武将，结果，同样还是这位曹彬，便被打得七荤八素，差点把命都丢在战场上。

　　但是，不管怎样，这套东西好坏杂糅，形成了我们大宋帝国深入人心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其最大功效，在于从内部使皇家权威不受侵犯的安全系数最大化。
　　
　　对于帝国与皇家来说，这就足够了。与此比较起来，其他的一切都算不了什么。没有人意识到，这样一来，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就变得不再强大了；在外部的打击面前，已经不堪一击。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甚至规定：军队中的士兵，身高体重者比个矮体轻者吃的军粮、拿的军饷要多，意思是鼓励身高力壮的人当兵，以提高士兵的身体素质。我们能够想像：在上述帝国传统之下，如果仅仅因为士兵身强力壮，军队就能够不“积弱”，倒实在是不可思议了。

　　就这样，到公元1127年，金国骑兵打击宋朝军队时，确实可以使用“摧枯拉朽”这个词来形容。事实上，这一时期前后，宋朝的正规军已经土崩瓦解。中兴四将所领导的四支大军加上吴玠率领的川陕部队，是在后来近十年的抗金战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十年，整个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重组的十年。南宋政权在生死线上苦苦支撑，没有必要没有能力也没有可能实行以文制武这一套。一切都在适应战争的需要而自然成长。于是，这五员大将对他们所领导的军队，也自然而然地具有了极大的权威。因此，民间自发地称呼韩世忠部队为“韩家军”、张俊部队为“张家军”、刘光世部队为“刘家军”、岳飞部队为“岳家军”、吴玠部队为“吴家军”。

　　公元1135年，即绍兴五年，几经变化后，南宋军队形成了以这五支部队为核心的行营护军建制：

　　韩世忠部为行营前护军，兵力八万人，以淮东楚州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为大本营；

　　张俊部为行营中护军，兵力八万人，以建康即今日南京为大本营；

　　刘光世部为行营左护军，兵力五万二千人，先后以池州即今日安徽贵池和庐州即合肥为大本营；

　　岳飞部为行营后护军，兵力十万人，以鄂州即今日武昌为大本营；

　　吴玠部为行营右护军，兵力七万人，以兴州即今日陕西略阳仙人关为大本营。

　　如今，按照皇帝赵构的内定安排，岳飞接管刘光世的行营左护军，同时节制吴玠的行营右护军，让他统帅全国五分之三左右的兵力，在淮西、川陕、荆襄三个主要正面战场上，对金兵形成全面反攻的战略态势。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具有战略眼光和魄力的安排。其激动人心之处自不待言。岳飞感奋不已。如果这一切顺利实现，这位青年将军与对他有知遇之恩的青年皇帝，君臣二人的人生事业将可能达到一个令人目眩的光辉顶峰。

　　于是，公元1137年，就是南宋绍兴七年三月十一日，即皇帝在寝阁亲切召见的两天之后，岳飞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疏。可以看出，岳飞写这份奏疏时感情相当激荡，以至于八百年之后读起来，仍然会令人感慨，叹息造化弄人之残酷。

　　岳飞写道：

　　“臣伏自国家变故以来，起于白屋，实怀捐躯报国、雪复雠耻之心。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崇荣超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军马，使济恢图，万一得便可入，则提兵直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则刘豫必舍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至于京东诸郡，陛下付之韩世忠、张俊，亦可便下。”

　　从后来岳飞取得一连串大捷，一再重创金兵主力，一直所向披靡地打到距开封只有四十五里路的朱仙镇来看，岳飞的确不是在这儿说大话。

　　岳飞最后说：

　　“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然后乞身还田里，此臣夙昔所自许者。”

　　赵构读了岳飞的奏疏后，当即批示道：

　　“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惟敕诸将广布宽恩，无或轻杀，拂朕至意。”意思是说，有这样的臣子，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在收复故土的战斗中，我不会束缚你的手脚。只是你要告诫将军们，不要滥杀无辜，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云云。

这里表现出来的君臣风云际会与默契，相当动人。

　　至此，岳飞迎来了自己生命中的黄金岁月。

　　揣度此时岳飞的心情，他的自我感觉肯定非常好。这很正常，没有什么不对。毕竟，这一切荣誉、地位、权力、威望，都是他在枪林箭雨中真刀真枪打出来的，他完全受之无愧。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切，很有可能也造成了他对皇帝赵构的错觉，使他把适用于普通人之间的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崇高感情与信条，应用到了皇帝身上，这就大错特错、错尽错绝了。

　　原因很简单，在中国的帝制文化之下，任何将普通人的感情加诸皇帝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对皇家权威的冒犯，从而形成对于行为者本人的绝大杀伤力。不管这种感情多么真挚、多么可贵。从历史记载上判断，岳飞很有可能为了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就是犯了这种错误，而且错得至矣尽矣！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里，有一天，岳飞与皇帝赵构谈话。君臣二人十分投机。可能是谈得兴起，岳飞突然相当莽撞地提出，希望皇帝早日解决皇位继承人的问题。
　　
　　此言一出，谈话的气氛立即急转直下。尽管当时正值岳飞的声望如日中天、最受信任最受宠爱之际，赵构仍然丝毫也不假以辞色地呵斥道：“你虽然出于忠心，但是，手握重兵在外，这种事情不是你所应当干预的。”岳飞的脸色当时就变了，十分尴尬。他退出去后，皇帝立刻接见了岳飞的参谋官薛弼，赵构对他讲了这件事情，并关照这位参谋长说：“看样子岳飞不太高兴，你可以去开导开导他。”

　　几年前，在金兵的追杀下，赵构由于惊怖导致阳痿，并丧失了生殖能力；如今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医治。他刚刚三十出头，毕竟还存着很大的希望。前些时候，他又遭遇了一个更加惨痛的事件：唯一的儿子，因为宫女不小心踢翻一个铜鼎，而被惊吓抽搐致死。这两件最深的隐痛，如今被岳飞的一句话都给钩了起来，其心情之灰恶恼怒可以想见。

　　问题的严重还不仅仅在于岳飞哪壶不开提哪壶。最要命的是，岳飞触犯了皇家最大的忌讳：手握重兵的武将对皇位继承感兴趣。我们知道，皇权继承问题，在历朝历代都是一个绝对核心的敏感问题，为此所导致的皇家骨肉相残比比皆是；为此形成臣僚或飞黄腾达或家破人亡的故事也史不绝书。人们历来特别容易把这个问题和那些手握重权、重兵的文臣武将们的政治野心联系起来。

　　谁知，后来，岳飞在一封密奏中，又一次谈到这个问题，希望皇帝尽快确定过继皇子的继承名分。这就表明他并不是谈得高兴一时口滑所致。事实上，这件事情确实是岳飞的一块心病。当时，金国人扣住宋徽宗宋钦宗不放，有着相当重要的政治原因。赵构称帝以后，金人就曾经考虑将宋徽宗放回去，用以削弱赵构的影响。后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可能，就是金人以武力扶植一个宋钦宗嫡系的傀儡皇帝，这位傀儡皇帝具有赵宋帝国先天的大宗正统地位，将使南宋政权相当难堪、被动，甚至对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可能形成挑战。当时，部分地为了对抗这种可能，赵构从太祖赵匡胤一系挑选了两位皇室子孙，过继到自己名下，但还没有确定究竟由哪一位继承皇位。岳飞的提议，从抗金斗争的现实出发，显然是好意。而且是那种忠心耿耿地把皇帝当成自己人、不见外的那种好意。但是，这种好意是否能被皇帝愉快地接受，却大成疑问。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认为：住在茅棚里的人和住在皇宫里的人，想的不可能一样。诚哉斯言。赵构对岳飞的呵斥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随后，就发生了对岳飞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淮西事变”。

　　刘光世是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之一。此人出身于名将之后。他的父亲是战死沙场的著名将领。到绍兴年间，南宋政权稳定下来之后，这位将军厌倦了刀头舔血的戎马生涯，陶醉于酒色之中，对于什么光复国土抵御外侮之类毫无兴趣。于是，他统帅的五万大军便成了“军律不整”的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很凶。因此，朝野上下颇有烦言。听到风声之后，正中这位仁兄下怀。他倒是不贪恋权位，马上上书，称自己身体不好，希望能安排一个闲职。赵构赏赐给他了一些珍宝古玩，刘光世大喜，津津有味地把玩到了后半夜四更时分。就是赏玩了一夜，天都快亮了。这种表现，令皇帝相当满意。在中国，这种人政治上的安全系数一般都会很高，而且生活幸福。赵构的此次安排，主要就是让岳飞接管他的部队。

　　皇帝为了岳飞能够顺利接收刘光世的部队，专门为岳飞写了一道下达给刘光世及其主要将领的手诏。手诏中要求这些人，听从岳飞的号令，就像皇帝亲自在场下令一样；如果有人胆敢违反，“邦有常宪”，就是依法严惩不贷的意思。

　　谁知，皇帝的这个安排，遭到了时任宰相张浚和刚刚出任枢密使的秦桧的反对。而且，反对的理由极其强有力，那就是我们已经十分熟悉的大宋防范与裁抑武将的帝国传统和祖宗家法。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不少文臣陆续谈到了应该防止武将坐大的问题。但是，战争的需要，使南宋君臣很明白，他们不可能一边限制和得罪这些将军，告诉这些正在出生入死的人们：你们是靠不住的，是一些潜在的坏蛋；一边要求他们奋力保卫自己的家国。因此，尽管皇帝和他重要的文臣们为此相当焦虑，但是，他们不能也不敢在这么敏感的问题上轻举妄动。

如今，活着还是死去似乎已经不成问题了，那么，君臣议论过不止一次的恢复以文制武政策，就理所当然地提上议事日程了。张浚与秦桧认为，委托岳飞统领大军北伐，可能是在生身父亲宋徽宗去世噩耗的刺激下，皇帝短暂地发生心智失常所致。因此，作为臣子有责任提醒皇帝，这是违背帝国传统与祖宗家法的。于是，宰相张浚忠告皇帝：让一员武将掌握过大的兵权，一旦此人功盖天下，威震人主，便悔之莫及了。所谓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之谓也。

　　赵构听了张浚和秦桧关于“以合兵为疑”的陈述后，深以为然，当即给岳飞另外写了一份手诏，告诉他：合军一事，“颇有曲折”，委婉地取消了成命。然后，让张浚想办法处理善后。

　　翻阅当时与后代的史书，对这位张浚的评价都不算低。在像我们这种普通中国人一般会肃然面对的“二十四史”《宋史》中，甚至将这位南宋初年的宰相，与诸葛亮作过一番比较，认为他对王事的忠诚，很像这位极受中国人敬爱的诸葛孔明。

　　史书记载，张浚出身儒臣，为人豪爽有大志。他是唐朝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嫡系后代。四岁失怙，但“行直视端”，从来不说假话，认识他的人都认为这孩子将来必成大器。南宋朝廷被迫迁到东南之后，上下一度混乱不堪，曾经发生过韩世忠的部下把一位谏臣逼到水里淹死的恶性事件。张浚坚决要求将手握军队、立有拥立大功的韩世忠撤职查办，结果真的把韩世忠观察使的职务给罢免了。史书说：从此“上下始知有国法在”。建炎三年护卫亲军兵变时，正是这位张浚居中调度，使韩世忠、张俊协调起来，方才平息叛乱，由此大功，得到了赵构的信任与重用。赵构回忆说：兵变发生后，自己被隔绝在宫中。有一天正在吃粥羹，忽然听说张浚就要被贬到湖南郴州去了；大吃一惊之下，把一碗粥都打翻在手上了。当时想，完了，张浚要是被贬走，还有谁能平息得了这场叛乱呢？据说，叛乱平息后，赵构曾经极为亲热地将张浚引入内殿，对他说：皇太后知道你忠义非常，想要见见你。随后，解下自己佩带的玉带赐给张浚，并且当时就要拜张浚为宰相，张浚以自己是后生晚辈，资历不够而推辞了。

　　张浚做的事情里，可圈可点的确实不少。平息护卫亲军兵变时，他把韩世忠、张俊手下的军官们召集起来，厉声对他们说：叛贼悬重赏，要我这颗脑袋。你们要是觉得我该杀，就取了这颗头去领赏；不然，就跟着我去杀贼，任何人胆敢退缩，我都将严惩不贷。结果，众人感愤，都愿服从他的领导，拼死杀贼。有一天深夜，一个不速之客突然出现在戒备森严的张浚面前，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重金悬赏要您脑袋的文书。张浚说：既然如此，你干吗不拿了走呢？这个人回答说：我虽然是个粗人，却也知道好坏，怎么会为贼所用？我来只是想提醒您，我走后，恐怕还会有人来，而您的安全警卫是有漏洞的。说完，此人飞身上房，飘然而去。张浚也很绝，他马上杀掉一个人，对外放风，将被杀者说成是捉到的刺客，用来吓阻后来者。

　　建炎年间，一个叫薛庆的江洋巨盗，在江淮地区啸聚数万之众。当时，张浚担任枢密使，害怕这股势力蔓延开来不可收拾，于是，自己一个人径直来到薛庆的巢穴，居然凭三寸不烂之舌和凛然正气，使这位薛庆“感服下拜”，愿意为朝廷效力，对抗金兵。此时，朝中盛传张浚已经被盗贼扣押了。不久，张浚安然返回，令赵构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