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夏——金末元初时一个存在了七十余年的女真人国家

 

东夏——金末元初时一个被人遗忘的女真人国家

和硕安亲王

在中国的历史史书中很少提到东夏这么一个女真族政权的存在，作为一个国家实体，于大金衰亡之际，为求女真的复兴，脱而自立，存在了七十余年，领有吉林、黑龙江两省大部，曾与蒙古共享高丽的纳供，称雄于辽东地区。国号初名大真，后为东夏，朝鲜史籍称之为东真。 一、蒲鲜万奴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它的创立者——蒲鲜万奴，在我国东北的历史上他堪称是有数的杰出人物，然而《金史》、《元史》均未为之立传，仅有散见于《纪》、《传》中某些零星事迹，这可能与史家对他怀有“逆贼”、“叛臣”的成见有关，另是修史之时，材料已然残缺不备，故直到几百年后的《新元史》、《元书》等才为之补写专传。 蒲鲜万奴，祖籍辽人，历来对他有两种评价：一是否定的，认为他是个人野心家，在搞叛乱，使金朝分裂内讧，削弱了抵抗蒙古的力量，应该批判；二是肯定的，称赞他是“辽东怪杰”，甚至誉其可“媲美阿骨打”。 由于史料的缺乏，以至于其家世在文献上渺然无存，即便是姓名也歧说不一，也有记作完颜万奴、夫合讷、富鲜万奴、布希万奴、秃珠大石、万家奴、也奴、萧万奴、万肃奴等。“夫合”、“富鲜”、“布希”为“蒲鲜”的别称，“讷”为“万奴”的急读。“完颜”可能是金之赐姓。 他初见于史籍记载，在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以尚厩局使（尚厩局是职司御马调习牧养的机构，次官为“使”，从五品）作为右翼都统完颜赛不的副统与宋军作战（《金史》卷12《章宗纪四》；卷113《完颜赛不传》），万奴出奇兵，配合完颜赛不的正面进攻，取得击溃宋军主力皇甫斌所部步骑数万的巨大胜利。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被任命为招讨使的监军，驻守于野狐岭，由于主帅无能，被蒙古军战败，精锐尽没。同年，耶律留哥起兵叛金，契丹族群起响应。至宁元年（1213）他受咸平路招讨使，驻屯咸平（辽宁开原）平叛。一战迪吉脑儿（辽宁昌图附近），大败，卫绍王再次宽谅了他，并擢任咸平路宣抚使。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任辽东宣抚使，成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当年，与留哥二战归仁，因轻敌而大败，退入东京。 二、建国称王 1214年金宣宗逃往南京（开封），中都（北京）陷落，金朝覆亡已成定局，由于陆路交通联系断绝，辽东已成孤悬海外的一隅飞地，处境更为危难，“时金主御下严刻，万奴畏罪不自安，又闻东驾迁汴，不暇东顾，思乘间据地自擅”。（《蒙兀尔史记`蒲鲜万奴传》）二次败于留哥亦使他认识到金朝已无挽回中兴的可能，因而唯有改图另举，别建新业，或可振奋人心，又可免受金的制约。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春，万奴发动兵变，分兵两路，一路南下为偏师，一路北上是主力，以攻取上京为战略目标，迅速占领了咸平、东京、沈、澄等州，接着又进攻婆速府路，攻掠上京城等地。不久留哥趁机袭破东京，建国号“辽”，万奴妻李仙娥被可特哥强娶。但留哥无意久居，劫掠一番后离去，万奴才得以收复东京。 起兵之初，虽取得“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但不久就连遭挫折，连已经归附的宾哥、出台、按出等十一个猛安又转投比他职位低的多的纥石烈桓端，更严重的是根据地东京的丧失，经过几个月的经验教训，使万奴认识到辽东宣抚使的名义已不起多大作用，必须改弦更张，树立起建国称王的新旗号，重振女真民族精神，才能起到诱发辽东将士，收揽辽东人心的目的。乙亥年（公元1215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在东京建都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年号天泰，谋求女真之复兴。 三、曲降蒙古 大真建立之初，处境艰难，被蒙、金、辽三国所围困，阻隔了与外界联系的陆路通道。辽东南部和东部的金朝军队成为它最近的敌人，遭受最紧迫的威胁，金廷以曲赦辽东路许以高官诱使分裂的策略，图谋笼络和瓦解其军心，从内部搞垮，更调整辽东部署，“诏谕辽东诸将共讨之”。而辽由于内部的自相残杀，又迁居辽西之地，留哥更是投降蒙古，成为其附庸，虽仍有威胁，但已退居此要地位。故对大真而言，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当是兵锋正急的蒙古。 如与之硬抗，必将败亡，若伪降，还可保存实力，蜷伏待机。于是，1216年10月间，递出降表，以其子帖哥为人质入侍御营。 四、东迁立夏 蒲鲜万奴通过麻痹蒙古，使之松懈了对自己的防范，降后不久即趁隙“率众十余万，遁入海岛”（《元史`木华黎传》），故作局促蜷伏，无意卷土重来之态，进行了一次大的军事转移，保存、休整了部属。1217年2月辽东蒙军统帅木华黎转向南伐，进图中原，未留相应的兵力守备。万奴以为机会已到，遂起兵杀死监军耶律捏儿哥，踏上了东迁的路程，大致由南北两路同时进行。先转战于鸭绿江下游一带，四月攻破大夫营，万奴率主力北上进攻隆安府（吉林农安），金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逃往汴京。既而进军上京，上京行省太平与之通，焚宗庙，执元帅承充，取上京，杀留守温迪罕老儿，然承充之女代父坚守，又得援兵，不克，于是撤军东去曷懒路、速频路交界地区。主力于1218年12月以前基本完成东迁。然其残余势力继续在辽东南部活动了一段时间。于1217年六、七月间，再度自立，改国号为东夏，年号仍延用天泰，建都开元城（其地今址众说不一）。也有说其国号本为大夏，因地处东方，为别于西夏故而名之。朝鲜史籍称之为东真。 东迁图 东夏国天泰年印 五、威震辽东 东夏立国，金廷以蒲察五斤为辽东行尚书省，又改调至上京，同时诏捕治辽东受伪署官家属皆残酷杀害，但金军仅能退处婆速一路，艰撑危局而已，哪有与东夏对抗的实力？ 此时，蒙古正用兵西夏，又与金力争中原，也无暇分兵辽东，为东夏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机。 短短几年时间，经过不断的用兵，势力所及，包有了金的曷懒路、速频路和胡里改路地区，疆域范围大致为东至日本海，西北至胡里改城（黑龙江依兰），西至张广才龄，南至婆速府与朝鲜青州（朝鲜咸镜北道一带），最盛时达到南起西逾大龄中经定平东止都连浦的朝鲜古长城东段，北至今黑龙江巴彦、依兰以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西起今吉林中部偏西至黑龙江南部当中一带（后期包括金上京城在内），东至日本海。 耶律留哥起兵之后，其众劝自立，却降了蒙古，部下多叛，其中一部分进入高丽境内辗转侵扰，威胁王都，高丽便希望蒙古、东夏“领兵来救，一扫其类”（《高丽史》）。 1218年成吉思汗派元帅哈真和扎剌，领兵一万与留哥的余部相合开赴高丽，蒲鲜万奴亦遣元帅胡土率军二万，共有十万之众，高丽自出兵四十万，共讨于江东城下，1219年春正月，其首领喊舍自杀，余者出降，遂平。 高丽为表感谢之意，向两国呈献岁贡，还约定两国遣使至高丽受纳贡物。 此后，蒙古派往高丽督催贡物的使臣均取道东夏国境，与东夏的使臣常来往同行，亲如一家。 蒙军元帅哈真曾对朝鲜言：“果与我结好，当先遥礼蒙古皇帝，次则礼万奴皇帝” （《高丽史》），表示蒙古已经承认了蒲鲜万奴的自立称帝。东夏以派遣使节跋涉万里前往成吉思汗西征驻跸之地朝觐，表达了大的礼节。这种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1224年，前后达六年之久。 这是我所能找到的唯一东夏国图 六、东夏国破 然东夏与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只是表面上的亲善，一种政治上暂时的妥协，实际上却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在拉拢、压迫高丽以孤立或打击对方。 面对蒙古的强大，东夏不但没有与高丽联手共抗，反而不断派兵侵扰其边境劫掠，致使两国时常处于小规模的战争状态，消耗了国力，却毫无所得。 1223年木华黎经略中原未成，死于山西。 1224年东夏与蒙古的关系出现新的转折，1月，东夏致高丽文二道：“其一曰：‘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忻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其一曰：‘本国于青州，贵国于定州，各自榷场，依前买卖’” （《高丽史》）。从此，蒙古使者不再经东夏国境而从婆速路出入。双方关系的交恶，东夏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应负主要责任，但是蒙古皇太弟斡赤斤（讹赤忻）的贪暴不仁，对东夏肆意索贡，也是原因之一。两国关系破裂，但并未因此而激化。 1227年成吉思汗死，窝阔台即位，经过三峰山之战，金国仅存的主力部队覆亡，蒙古的对外扩张政策有所改变，开始在东北地区大举用兵，两国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 1233年2月，元太宗“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即：元定宗）及诸王按赤带，将左翼军讨之”（《元史》）。参加的还有多人，隶属关系如下： （一）皇子贵由 （1）国王塔思 A、石抹查剌 B、石抹孛迭尔 （2）兀良合台 （二）诸王按赤带（台） 移剌买奴（左翼军） （三）王荣祖（先“伐高丽”，后“进讨万奴擒之”） 蒙古大军取道高丽，北进东夏境内。1233年9月包围南京，虽然“城坚如立铁” （《元史》），终因寡不敌众，城陷，蒲鲜万奴被擒（一说被杀）。蒙军继续前进，攻占“开元（黑龙江省牡丹江东部）、恤品（绥芬河流域中下游），东土悉平”（《元史》）。东夏国亡，立国一十九年。 七、政权仍存 过去都认为东夏随万奴的被擒而灭亡，但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发现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以来，对东夏国的存亡又有新说。据王国维的考证：“《高丽史》多记东真即大真与高丽交涉事，自太宗癸巳（1233）以后，至世祖至元之末（1294），凡二十见。意万奴既擒之后，蒙古仍用之，以镇抚其地，其子孙承袭如藩国然，故尚有东真之称”（《黑鞑事略笺证》）。 另外在《高丽史》和《元史》1233年后多年的记载中仍使用“贵国”、“东夏万奴国”的称谓。 1234年2月，“蒙古留百余骑于东真，余皆引还”（《高丽史》）。 1235年设开元、南京二万户府，后者总管可能即东夏国王兼任。 东夏的旧属继续维持管理着该地区的政务，而使用的年号就是“大同”，于当地出土了多颗不同年份的大同年号官印，足以证明。 作为藩国的东夏，自此对蒙古一直归顺服从，并协助蒙军镇压高丽的反叛。 1235年蒙古三伐高丽，东夏军即作为前导，攻下了龙津镇、镇溟城等地（《高丽史》）。 1236年蒙军再入高丽，曾派援兵百余骑，侵入高丽东北境，自耀德、静边趋永兴仓（《高丽史》）。 到了蒙哥统治时期，蒙古再度大规模用兵高丽，东夏又成为蒙军进兵的通路。 据《高丽史》记载，自1249年至1259年，每年都有东夏的兵马入境侵扰。 1257年，入登州的一次多至三千余骑，1258年还出舟师围攻高城县的松岛。直至蒙古出面干预，才停止。 元世祖即位后，开始逐步加强对东夏的控制。 至元三年（1266）二月，曾设立过东京、开元、恤品、合懒、婆速等路宣抚司。 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又增设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 恤品、合懒两路是东夏的领地，海西当谓包括东夏在内，可见已一律与国内地区统治管辖。 至1287年后，似不再有“东真”、“东夏”之名，想东夏藩国当撤于前。 （注：此文资料来源于《东夏史》、《东夏史料》、《东夏史研究》等书，几乎皆引原文。） 大同年官印

八、历史遗迹 1、城子山山城 为了防范蒙古的东侵，针对该地区多山地的特点，东夏国城市多建在山上，成为山城。位于延吉市东郊延吉市与图们市交界处。城内有少量渤海国遗迹和大量东夏国遗迹。城垣依山势以石材修筑，呈不规则椭圆形，周长4454米。有门址崐4处，其中3处有瓮城。城内地势开阔，中央有宫殿基址，呈阶梯状，共9阶，每阶宽10米，长17米，其上础石排列有序。殿址周围散布有大量的建筑瓦件。城内出土有玉带饰，玉鸳鸯佩饰、玛瑙佩饰、东夏国官印、铜镜、占卜器、磕码、母子小铜造像以及数百枚唐、宋、金铜钱。该城是东夏国的南京，东夏国王蒲鲜万奴曾一度居于城中，公元1233年蒲鲜万奴在城中被蒙古军兵俘虏，东夏国灭亡。是研究东夏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最为重要的文化遗存，具有较高的独特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2、浴池山 位于延吉市东约10公里，隔一山谷与城子山相对。山顶有一圆形水池，山峦山有一烽火台。水池据传为东夏国国王蒲鲜万奴洗浴之处。 3、克拉斯诺雅尔山城 位于绥芬河南岸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附近的克拉斯诺雅尔山上，周长16华里，呈环形，依山随势而建。从山脚至山顶共三层城墙，高5米，城墙附近还有壕堑等辅助设施。最高处是一座“禁城”，四周隔一道内墙，城内有许多豪华的宫殿式建筑遗迹。 4、延边古长城 　　延边古长城处于八道沟的双峰山和延吉市北的平峰山山脊上，它西起和龙县土山乡东山村二道沟的山坡上，蜿蜒经过于河龙市的西城、龙门乡、龙井市的细鳞河、桃园、铜佛、延吉市的八道、烟集、长安乡等的崇山峻岭中，消失在东距延吉市15公里的磨盘山附近。长城多为土筑，也有石筑，全长约150公里，已发现烽火台17座。最长的一段是从细鳞河至老头沟镇的一段，约长10公里；保存最好的一段在老头沟的官船村，尚存高约3米左右。 　　古长城无文献记载。据研究认为是东夏国的江城。也有认为始建于渤海，其与珲春的“边壕”一起是渤海中京和东京的拱卫之城，后为东夏国利用并改建为防御工程。还有认为它是金代长城或高句丽时期长城 5、镜泊边墙 所在地：镜泊湖东岸 位 置： 东经129°00’ 北纬43°46’ 平均海拔：400米 类型描述：它土石结构，依山向东南走向而蜿蜓，发现长度为4.5公里。西段湖岸段有堆石外，其余多为土筑或土石混筑，每隔50--80米有马面突出墙体。高2米左右，基阔1.5米，顶宽0.8米，石筑段落保存较好。群众反映：此边墙可达吉林。 环境背景：它位于镜泊湖中南段的东岸上，在江山娇林场施业区内。初步考查认定为金末东夏国的遗存，即为金代小长城，是防蒙古军南下的军事工程。1990年经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6、斐优城 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图们江畔之左岸，位于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所在地的东城，隔江相望即是朝鲜的塞别尔郡市。该城周长2023米，墙高3-4米，基宽9米，东西南北各一门，具有角楼、马面等辽金古城的典型特点，是辽金古城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该城内曾出土过十枚铜印，其中一枚为金代晚期的铜印，一枚无年号的铜印和两枚纽小铜印外，其余均为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的铜印。铜印为两种：一种是东夏国“天泰”年号的铜印；另一种为东夏国“大同”年号的铜印。因此认为，该城为金代晚期和东夏国的城址。有人考证，该城为东夏国的“东京”。 宁安境内美丽的镜泊湖畔有一个旅游景区叫瀑布村，现在也叫高丽民俗村，它坐落在镜泊湖瀑布东侧。村东的山上有一个山城遗址叫城子后山城。山城的东、西、北三面为山崖峭壁临江而立，构成了山城的天然屏障，因而无明显的城垣遗迹。南城垣依山势筑有双重墙体，外侧墙体由西部江边山崖外起，呈东西向延伸约20米向东北折。内侧墙体距外侧墙体100米，变由西向东伸展，墙南侧有两座明显马面，还有一直径30米左右的瓮城。双重城垣外侧均有10余米宽的墙壕遗迹。墙体为土筑，夹有石块，断面可见夯迹。城墙保存较好，现仍高于城内地面2米左右，高于城外地面达5米。据《宁安县志》记载，此城早先曾出土一方刻有“天泰”年号的铜印。城内可偶见黑色布纹瓦残片，无其他遗物。从城势建筑形制、自然条件选择及仅知的文物标本考究，目前学术界多认为城子后山城是金末叛将蒲鲜万奴所建的东夏国（公元1215-1233年）北京城和北京路治所遗址。“天泰”年号系东夏国年号。蒲鲜万奴曾以金代东部一隅之地，抗击蒙古军达19年，是金国女真人的杰出人物。据文献记载东夏盛时，其势力范围仿佛当年渤海国。但东夏遗迹甚少，牡丹江中游地区仅此一处，故城子后山城更加显其重要的历史与科学价值。1981年经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金朝是满族先民女真人建立的王朝，历时120年之久。金末，蒙古族称雄漠北，构成对金朝北方的威胁。金初，为了防止蒙古游牧民族的侵扰，曾修筑了界壕边堡。金中期以后又对边境不断加固、整修。金代的界壕边堡有东北路、临潢路、西北路和西南路。其中东北路主要分布在今黑龙江省境内，全长2500余千米，是仅次于万里长城的一道长城。金末蒙古大军不断南下，金朝危机。此时契丹耶律留哥乘东北形势混乱之际，聚众10余万，自立为辽王，建元天统。贞祜二年（公元1214年），金令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领40万兵进攻留歌。但由于金军将帅之间彼此猜疑不胜，兵退辽东。使金宣宗弃中都（今北京）逃往南京（今河南开封），中都被蒙古占领，耶律留歌也攻占得地咸平（今辽宁开原），金朝危亡已成定局。退守辽东的蒲鲜万奴审时度势，觉得辽东迟早都是蒙古盘中之餐，占领重镇咸平之敌耶律留哥随时会挥戈南下；金宣宗又弃中都逃往南京，陆路交通联系隔绝，辽东有如孤悬海外一隅飞地，另外由于战事不利，旦夕之间都会召归朝迁问罪。在此进退维谷之时，蒲鲜万奴一不投降蒙古；二不回归濒临灭亡的朝迁被问罪。公元1215年春，蒲鲜万奴率兵北取咸平，赶走耶律留哥，自立为国。《辽史》载其“据辽东，亻替 称天王，国号大夏，改元天泰。”有学者考证“大夏即光大女真之意，唤起女真人的民族意识，争取金迁残存的各种势力，或拥护或归附。”此举确实收到了效果，《金史》载“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诸猛安、谋克亦多从之。”为应付复杂多变的形势，以保存自己的实力，争取更大范围的支持者，蒲鲜万奴围攻金上京不下，在战略上开始大转移，避开金蒙交战是非之地，转至女真故地东海地区修整。在外交上同蒙古时降时叛以赢得时间。之后于1226年冬10月改国号为东夏。纪元仍用“天泰”，定国都于开远（今绥芬河一带）。1975年海林县长汀乡出土“万户一字号印”背刻“天泰2年6月”款；“天泰2年25月”“日款”这些实物证明蒲鲜万奴建国之初的头2年建立的根据地是女真族故地。宁安境内的城子后山城应是此时所建。无怪有的学者把城子后山城定为东夏开远都城，自成一说。但多数人认为城子后山城是东夏国的北京城、北京咱所所在地。东夏国的疆域，南至朝鲜古长城东段；北至今黑龙江巴彦、依兰以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西至今吉林省中部偏西一带；东至日本海。从发现的刻有“天泰”、“大同”年号的吏、礼两部官印可以推知，东夏国也沿金制，尚书省下设6部。地方设行部处理地方军政事务。东夏国的主要经济形态基本上是金代的继续。对于东夏国势力的不断扩展，蒙古统治者不能置之不理，因此，窝阔台即位后，便于公元1233年2月，“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及诸王按带左翼军讨之”，同年9月，万奴在南京（今吉林延吉市东）被缚，至此蒲鲜万奴为东夏国王19年。公元1234年，金哀宗完颜绪亡于上蔡，至此，金朝灭亡。金朝国史共120年。 　　一般史书都认为蒲鲜万奴被擒而东夏国亦灭亡。但自清圣祖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发现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以来，对东夏国的存亡又有新说。至1980年8月在吉林珲春斐优城内发现大同二年少府监造的“尚书礼部之印”和大同八年“副统所印”，共计发现刻有“大同”年款官印17颗。这17颗印原是东夏国之印，其年号“大同”原是蒲鲜万奴被擒后的东夏国东号。17颗印中年款最长的是10年。但《元史》和《高丽史》记载有公元1253年东夏国兴珍入侵高丽之事。有专家认为东夏国灭亡原在蒙古灭南宗建元之时，因此，东夏国改元“大同”之后至少也有40年的历史。而这40年的历史，东夏国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应当在女真人的故地牡丹江上游和镜泊湖区域，即东夏国北京路（城子后山城）所辖区域。 九、东夏研究 1、专著 1）《东夏史》北方民族丛书，王慎荣、赵鸣岐，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 2）《东夏史研究》朴真奭，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年11月 3）《东夏史料》长白丛书第四集，王慎荣、赵鸣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12月 2、有专节介绍东夏的书 1）《东北通史》（上）金毓黻，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年6月翻印 2）《中国北方民族及其政权研究》申友良，中游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 3）《女真源流史》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何光岳，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2月 4）《女真史》东北史丛书，孙进己、张璇如、蒋秀松、于志耿、庄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7月 5）《金朝史》何俊哲、张达昌、于国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8月 刘长海 1945年l月生，山东辛县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馆员，助理研究员，中国渤海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会、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会员。1988年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育文学系专科毕业。主要研究方向：渤海国史、金史、东夏史。1985年起，参加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官衙址、莲花水电站淹没区等大型考古发掘和牡丹江边墙、九公里山城等文物调查，并依据文物考古中的新史料对金史及散见于金、元历史文献中的东夏国史事进行比较研究,主要论文：《东夏史事辨析》（《北方文物》1994年第3期）、《东夏国北京位置的再探讨》（《江海文物学刊》1997年第1期）、《东夏国“北京劝农使印”者述》（《考古》1996年第11期）、《“蒲鲜万奴有异志”辨析》（中华书局《文史》1 999年第49期），其中《东夏文事辨析》、《东夏国北京位置的再探讨》获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优秀科研论著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