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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海战史学家揭开甲午战争的真相(2.0)
甲午年，中日双方刚接战时，李鸿章已暗中许诺给日本小村寿太郎一百万两白银，让他从朝鲜退兵。小村已经同意了。不料小村入京见到光绪，谈及此事，不知情的年轻皇帝勃然大怒。翁同龢更是火上浇油，称李鸿章欺君卖国，应严惩不贷。翁氏门生故旧中的浆糊脑袋无不轻看蕞尔小国的日本，说中国一人一口便能将这块“年糕”吞下肚去，均为目盲心盲者的狂妄无知。翁同龢的情绪受了感染，竟失去国家大臣应有的冷静沉着，也不自量力，一味主战，最终激成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鲜被占、台湾被割、赔银二亿两的大祸。君子误国有甚于小人，翁同龢空口主战，纸上谈兵，将国家折腾得那么惨苦，却没有谁指责他书生误国，真可谓是非不分，功罪不明。李鸿章曾愤慨不已地说：“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也没办法！”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遭到国人众口一喙的唾骂。西太后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光绪皇帝瞎指挥，他们娘儿俩是绝不会主动承担责任
王开林先生的这段话就隐瞒重要历史事实，当时的李鸿章在日本有自己的产业，他才不愿意开战，打起来了，他也消极避战。
英国海战史学家揭开甲午战争的真相
关于甲午战争，流传著各种谎言，比如清朝给海军的钱不够，没买新舰艇，没有买最好的开好弹，清朝实力不如日本，等等。英国海战史学家揭穿了这些谎言，他说：“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下面我就来看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吧。
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40页，这个说法，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海署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筹款2000万两或3000万两（即平均每年另筹300至400万两）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目的在于鼓动反对慈禧，言过其实，不能据作信史。 梁启超制造了很多谎言，戊戌变法，康有为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就是在附会梁启超的谎言。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匡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见《洋务运动》（三）。
特别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且已经归还。
就海军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 ；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
直到大战爆发前，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北洋舰队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但问题是李鸿章根本不想打，要保船，战争中如果用了威力最大的开花弹，只"定远"、"镇远"二舰就可以消灭日本舰队，甚至可以说，把中国和日本的舰队全部灭掉，根本不必要再买什么新舰艇。流行的观点是清朝如何腐败，如何不给钱买好弹药，把罪名都加在慈僖头上，现在把这些谎言都揭穿吧。
在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穿甲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不仅舰炮发射的炮弹不炸，海岸炮台发射的炮弹也不爆炸。据日方记载，清军旅顺口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参见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
这些现象表明，击中不炸，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发射的炮弹本身就是未装炸药的实心穿甲弹，只能穿透船体装甲，不可能爆炸；二是发射的穿甲爆破弹装药有问题，装填煤灰、土沙之类。这样的炮弹显然不适宜于与拥有速射炮的日舰激战，只适于平时演习打靶之用。
据一位细心的观察家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不是爆破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2发，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343、152、164页。
为什么北洋海军在战争爆发后，还把那么多不适合实战、只适于演习用的实心穿甲弹和装药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弹装载在军舰上？为什么不全部换上最具威力的开花弹？
1991年初，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苏小东先生与海军有关部门，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揭开了这个秘密。 参见：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527页。
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
显然，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对日舰实施鱼雷攻击。丁汝昌在汇报战况时，也只字未题已方发射鱼雷，而只说日舰对经远和致远发动鱼雷攻击。看起来，正象大批开花弹不在舰上一样，购舰时就配备好的大批鱼雷在战争爆发后也一直躺在基地的仓库里。
至于弹药中装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类，影响炮弹爆炸，原因在于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充当了日军的间谍，故意破坏。 李鸿章和他的亲属们在日本间谍被抓住了，却释放了他们。联想到丰岛海战，方伯谦逃跑时先打白旗再挂日旗，方的日本旗是哪里来的？是否战前就受了日本的收买？
总之，英国人的评论是正确的，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
导致战败的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其以基督教名义开始的邪教组织，对中国造成了惨重破坏，文物毁坏无数，人口死亡上亿，也同时削弱了清朝对地方的控制，军队各自为战，也就是私兵。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比如左宗堂就是爱国者，他收复了新疆，还有赵尔丰扩大了西藏的版图。但遗憾的是李鸿章即不是左宗堂，也不是赵尔丰，李鸿章始终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国家，他的海军没了，但他的陆军却大致保存下来了，他的实力还在，后来，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他凭借这些实力差点当了中国的第一任总统，遗憾的是光绪和慈僖命大没死，他的美梦破灭了。
但是，一个李鸿章倒下去了，千百个李鸿章站起来了。袁世凯成功让清朝和平退位，更多的“李鸿章”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战斗，这就是波澜壮阔的民国时代，日本入侵了，继续内斗，只有百团大战时除外。民国50年的结果，从清朝晚期可以制造万吨轮船，到50年代的一穷二白。中国和日本的差距不断扩大。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在制造甲午的谎言，在散布谎言。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独脚戏
——李鸿章究竟是不是汉奸、卖国贼
清朝末叶的政坛，真正能唱压轴戏的，李鸿章一人而已。完全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李鸿章在外交上折冲樽俎，弥缝补罅，清王朝割弃的土地、赔掉的白银、丧失的主权必定要多出条约上的数倍。值此风雨飘摇的绝望时期，纵然诸葛亮转世，也无力收拾。火烧屁股四十年，李鸿章硬是苦苦地撑持着，直撑到“世人皆曰杀”的地步，他仍然不当逃兵，单是这份无人能出其右的勇气和倔劲，就教人刮目相看。
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一时间，国人义愤如潮，将丧师辱国之罪统统划归李鸿章名下，使他纵有百口，也莫辩一词，若非恭亲王竭力回护，只怕一千个李鸿章都死无完尸了。其时，适逢著名的昆剧丑角杨三去世，有人挖空心思，作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骂：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副对仗精切的联语经众口喧传，流播十分广远，大家都觉得够解气，够解恨。一副对联即可坐实李鸿章为“汉奸”坯子，“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中国版本又得以重现江湖。
最可笑的是，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也全然不辨青红皂白，显出一副十足的市侩嘴脸，异口同声地咒骂李鸿章为“大汉奸”，意犹未尽，再将“卖国贼”的金刚箍套在他的头上，威力就更加可观了。然而，不疑处必有疑。梁启超与李鸿章在政治上是宿敌，私交也泛泛不深，他却在《李鸿章》一书中为传主大作申冤之词，多有解免之言。梁启超认为：作史，应当以公平心行之，如若不然，就完全是厚诬先人，又岂止灾梨祸枣那么简单？“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这样燃犀列炬的史识真不是那些仅睃两眼皮相就妄作褒贬的庸流所及。不愿人云亦云与俗见相唱和的书生，只要多一点另类的阅读（不受盖棺论定的摆布），多一点独立思考，就必然会惊奇地发现，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被误解得最深的人物，比他的恩师曾国藩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即同科进士）。李氏兄（李瀚章）弟一早就拜在曾氏门下，情同师徒。曾国藩谢世后，李鸿章于书翰中屡发悲声，可他的挽联一度引起曾氏门人的普遍反感。你别说，李鸿章就这毛病，他在官场中过了一道又一道高坎，有很深的历练，但他始终没有学会百分之百的世故和圆滑，一有机会他就想突出自身。且看这副引发争议的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自诩为“薪尽火传”的“门生长”，这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其实很自然，但有人拉长了马脸，非常不开心，认为他这是借题发挥，自我标榜。曾老师尸骨未寒，你李同学就急着要做老大，这像话吗？再说，你李二凭什么接任新的“掌门人”？单凭你官儿大？曾门弟子俞樾、薛福成，学问好，心气更高。他们明争暗斗，争的只是虚名，斗的全是闲气。其实，就算李鸿章肯认第二，也没谁敢居第一，连李瀚章都难为其兄，何况他人。薛福成后来选辑挽师联，载于《庸庵笔记》，却弃李鸿章的作品如敝屣，这就显得他忒小心眼了。
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将领李元度不听帅府节制，擅自出城迎战太平军，一战而溃，徽州沦于太平军之手。曾国藩受困于安徽祁门，势极孤危，日子过得相当艰窘，此时吃了败仗，无异于雪上加霜。于是，一怒之下，他决定劾罢李元度。李鸿章则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此时士气低迷，军心涣散，对于失利的将领，大本营能恕则恕，不宜重加责罚。师徒二人各执一端，意见相左，李鸿章便有点负气地说：“您一定要撤他的职，门生不敢拟稿。”所谓之“不敢”即是“不愿”。曾国藩一惯言出如矢，谋定不夺，他也没二话可说，只冷冷地还他一句：“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奏稿由我自己来拟。”当时的情形很尴尬，换了别人，拐个弯，打个圆场，还不至于弄僵。可李鸿章依然拗着吃奶的劲，死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他说：“既然这样，那我就辞职吧，请恕弟子不能留下来侍候老师了。”曾国藩正在气头上，立刻丢过去硬梆梆的四个字：“听君之便！”《欧阳兆熊笔记》中还特意录下了事后曾国藩的原声感叹：“此君难与共患难耳！”他一时恼怒，未免言重了些。师生意见偶有不合，闹个别扭，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做弟子的肯及早回头，认个错，表明悔意，老师决不会心存芥蒂。
不少谈龙刻凤的名士聚集在曾国藩的幕府中，然而，临到大是大非，惟有李鸿章一人敢以个人的去就跟曾老师据理力争，这一点，事后无疑在曾国藩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欣赏的就是这种独立不惧的人才。此后，曾国藩决定在幕府中选择贤俊，保举一人为江苏巡抚。李鸿章闻讯，竟不避嫌疑，自告奋勇，挺身出列，说什么“愿为老师分忧”。他此举也被那些畏畏缩缩的儒生怀疑为动机不纯，且有诛心之论：“李少荃分忧为假，谋官是实。”殊不知，曾国藩平生自有识人的清鉴，很少走眼，他看中李鸿章勇于任事、气性刚强、多谋善断这三条，认为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倘若李门生徒有尖脑袋而无真功夫，曾师傅才不会冒绝大风险保荐他去主持关系东南全局安危的江苏军政。须知，苏州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老巢，这个马蜂窝可不是好捅的，非能独当一面的帅才不足以膺此重任。曾国藩赌了李鸿章这匹上驷，后来剿捻时又赌了一回，两次都赢得大彩，你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的相术功夫的确不俗，他自诩为九段高手，牛皮还真不是瞎吹的。
欧阳兆熊在曾大帅跟前不止一次为李鸿章缓颊。他说，细数帅府人才，惟李氏超轶绝尘，湘军将领暮气渐重，此时用李鸿章的朝气和锐气必可克服江苏。这些话也显然坚定了曾国藩的决心和信心。所以李鸿章在上海曾致书欧阳兆熊：
吾在此以独脚戏登台，深惧贻羞知己，亦日怨及良媒，亦深悉区区推毂之意也已。
他称欧阳先生为“知己”和“良媒”，巧用一个“怨”字，实为“感激”的同义词。独脚戏不好唱，可李鸿章还要在台上包打包唱三十多年，够他忙个陀螺直转的了。
李鸿章为老师分忧，关键在剿捻时。起初，曾国藩连吃败仗，战局陷入僵持，好在曾国藩早有“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的先见之明，他及时抽身而退，极力推举弟子出来代替自己全权主持北方军事。李鸿章也真够争气的，硬是用铁嘴铜牙啃掉了捻军这块丝毫不逊于太平军的大骨头，为老师解了愧，挣了脸。当年，李同学平乱功成，大家都到曾老师家去道喜。曾国藩遂致书李鸿章，笔欢墨舞地说：“协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间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为曾氏之大庆，纷纷来贺，斯亦一时之佳话也。”赞赏与欣慰之意均溢于言表，曾老师当初预言这位弟子“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这才不过几年就兑了现，由“未可知”变为了已知，想必其成就感非比寻常。
人才链环环相扣，谋国而忠的人往往能出以惟贤是举的公心，摒除任人惟亲的私念，时时留意人才的选拔。曾国藩之后，在晚清政治舞台上，一号主角无疑是李鸿章。这对师徒想千方设万计弥补清王朝那艘江心的漏船，使之多行了一段不短的距离。然而救急于汪洋之中，进退无岸，终于势穷力绌，触礁而沉，天意如此，人其奈何！
二、合肥与常熟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人的出镜率很高，他的清望一时无几，状元宰相，两朝帝师，而且对外主战，这位光彩熠熠的角色就是翁同龢。李鸿章祖籍安徽合肥，翁同龢祖籍江苏常熟，两人不和是公开的秘密，用万能胶都粘不到一块儿。可是有促狭鬼偏要将他们牢牢地捆缚在一起，用谑而虐的对联加以讽刺，以发泄对当政者的不满。联语中糅入了两人的籍贯和官职，可谓妙想天成：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翁时任户部尚书，位同古代的大司农。作者不偏不欹，一人一记耳光，差不多是骂他们尸位素餐，祸国殃民，这两记耳光也真够重的。
翁、李结怨，说来话长。江南“抗洪抢险”的紧要关头，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竟坐视反侧小人苗沛霖乱杀平民百姓，无动于衷。李鸿章秉承曾老师的意思，依其“辣”字诀，狠狠地参了翁同书一本。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虽贵为太傅（咸丰皇帝的老师），但事关军情，也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宝贝儿子被定刑为斩监候（死缓）而爱莫能救。你说，翁、李二家的这道梁子结下了，还能一笑泯恩仇吗？
翁同龢长年出入宫廷，未在基层锻炼过一天半日，总体而言，只是个从书本到书本的典型的书呆子。他看不惯李鸿章“和为贵”的保留剧目，决意要换一换新鲜名堂，“主战”无疑是最趁手的题材。他撒开喉咙叫一叫，在朝野间就能唤起广泛的赞同，还能收获“宦海清流”的盛誉，直把李鸿章比得鼻子也歪了，眼睛也斜了，横竖不是人。于公于私，翁同龢都吃定了李鸿章的“豆腐”，他好不惬意！可是论到谋国而忠，无论才分还是见识，他都比李鸿章差得太远，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李鸿章师承曾国藩的衣钵，多年主张“自强”，他紧抓洋务，创建北洋水师，无不体现了这种意图。后来，他还赞成康有为变法，想加入维新派的核心组织“强学会”，却遭到狂妄褊狭、领袖欲极强的康有为的断然拒绝。李鸿章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他深知中国的国情积重难返，要自强，必须假以时日，培元固本，丝毫冲动不得，对于虚弱的“病体”，除非万不得已，不可猛下“虎狼药”。他曾说：“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可是像他那样既洞察内情又熟知外势的大臣太少了，其深谋远虑便被激进派讥为“迂腐可笑，不值一哂”。当然啦，主战也不一定就坏，但总须府库充盈、军备到位和时机成熟，才可“衅自我开”。否则，贸然宣战（庚子拳乱时，慈禧太后愚蠢到同时向十一国宣战，将中国置于世界公靶的险恶处境），实力处处不如人，却只知一味狂躁，想不遭受甲午（1894年）和庚子（1900年）那样深重的国耻也难啊！
翁同龢作为管理国库的户部尚书，一方面口头高声主战，另一方面却又以“为国撙节”的名义，奏定“海军十年内毋增舰炮”，致使这支以强劲军力一度排名世界第八位的北洋舰队只能靠李鸿章到处化缘、百计罗掘来艰难维持，因而逐年落伍，最终被日本海军弄出个小蟒吞大象的奇观。
晚清国事窳败，一言以蔽之，是“人谋不臧”，除了慈禧太后是大股东，有控股权，翁同龢也是重要股东之一，有不小的份额。李鸿章给这些盲目盲心喜欢乱投资、乱立项、瞎折腾的人当总经理，能有什么成就？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到处救火补漏，忙死忙活，也无济于事。在清末宿醉不醒的统治集团高层，李鸿章是清醒者（此外还有张之洞、刘坤一等少数几个疆臣）。“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仅用这十个字就够了，即可将清末的中国政界描绘得八九不离十。
甲午年，中日双方刚接战时，李鸿章已暗中许诺给日本小村寿太郎一百万两白银，让他从朝鲜退兵。小村已经同意了。不料小村入京见到光绪，谈及此事，不知情的年轻皇帝勃然大怒。翁同龢更是火上浇油，称李鸿章欺君卖国，应严惩不贷。翁氏门生故旧中的浆糊脑袋无不轻看蕞尔小国的日本，说中国一人一口便能将这块“年糕”吞下肚去，均为目盲心盲者的狂妄无知。翁同龢的情绪受了感染，竟失去国家大臣应有的冷静沉着，也不自量力，一味主战，最终激成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鲜被占、台湾被割、赔银二亿两的大祸。君子误国有甚于小人，翁同龢空口主战，纸上谈兵，将国家折腾得那么惨苦，却没有谁指责他书生误国，真可谓是非不分，功罪不明。李鸿章曾愤慨不已地说：“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也没办法！”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遭到国人众口一喙的唾骂。西太后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光绪皇帝瞎指挥，他们娘儿俩是绝不会主动承担责任，不合时宜地下什么《罪己诏》的；翁师傅呢？他以“为国撙节”这一冠冕堂皇的名义不拨军费购置快炮和舰艇，同样难辞其咎，也没见他勇敢地站出来，因为自己渎职而递上辞呈。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好笑就好笑在，翁师傅不仅不自责，还理直气壮，径奔天津的直隶总督府大兴问罪之师，猛踩李鸿章的“痛脚”，问他北洋军舰都到哪儿去了。李鸿章毫不示弱，对这位只动口（主战）不动手（拨钱）的老冤家怒目而视，半晌无一言，良久，才冷冰冰地反问道：
“翁师傅总管国家的财政开支，平时我请求军费，你只知驳诘，板着脸孔不肯给钱。现在事到临头，却来问我兵舰在哪里，你以为舰队是土牛木马么？”
翁同龢也不嘴软，他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说：“作为户部尚书，我恪尽职守，为国家节约每一厘银子，这有什么错？军情真的危急了，你为何不赶紧打个报告递上来？”
这话说得太便宜，李鸿章不禁怒火攻心，嘴角露出一撇冷嘲：“政府怀疑我跋扈，御史弹劾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地找你拨钱，今天还有我李鸿章吗？”话说到这份上，算是揭开了盖子，捅破了窗纸，撕掉了面子，翁同龢理屈词穷。
当然，同样的话到了翁师傅的《日记》中就完全走了样。李鸿章被描写为忧谗畏讥，诚惶诚恐，只嗫嚅着用“缓不济急，寡不敌众”八字为自己辩解。李鸿章向来临危不惧、遇难不苟的那一面则被翁同龢抹杀得干干净净。
中日议和时，李鸿章曾邀翁同龢同往马关。翁师傅这回可真机灵，他一拒而再拒，说自己不懂洋务，生手办不了重事。其实说穿了，他是不愿去为老冤家李鸿章分谤，正等着看他身败名裂，从宰相的宝座上跌下来，自己好去顶上那个美缺。不过，他的如意算盘也不可打得太响，李鸿章虽流年不利，背运连连，闹着严重的“病虫害”，但他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不是那么容易被整垮的。
据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所述，袁世凯曾去贤良寺拜访李鸿章，替翁师傅探测口风。他假装关心地说：
“……您不如暂且告老还乡，像东晋的谢（安）太傅那样养望于长林之下，等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良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到时候羽檄交征，安车上路，才足见您的身价非比寻常。”
李鸿章何等精明，袁世凯的那几根花花肠子歪歪筋他都一眼数得出，要斗智，后者虽狡黜过人，仍嫌太嫩。
“行了行了，慰庭，你是来为翁叔平当说客的吧？他汲汲然想当协办大学士，我开了缺，腾出一个位置，他就可安然顶替了。你去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如了愿，那与我不相干；他想补我的空白，万万不可能。诸葛武侯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总之，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李鸿章对这句话领会最深，虽说在政坛的宝顶有点高处不胜寒，可一旦跌落下来，则会“粉碎性骨折”，那滋味更不好受。翁同龢戊戌年（1898年）初被慈禧太后撵回常熟，名为功成身退，却不到一年就撒手西归，那么巨大的失落感，他一颗苍老的心如何能承受得住呢？
袁世凯讨了个没趣，只好讪讪告辞。李鸿章即召吴永到厢房聊天，对他说：
“刚才袁慰庭来，讲得天花乱坠，劝我退休，让翁叔平早点拜相。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得了嫡系真传的，我决计与他挺着，倒看他们如何摆布。”
翁师傅到底拗不过李相公，他后来顶了别人的缺，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才入阁拜相，可具体位置尚未明确，半年后，就被慈禧太后撵回了老家。
从翁、李之争，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官场充满了沼气，令人窒息，若非精修曾国藩的《挺经》，就很难挺到终场哨吹响的时刻。翁同龢因私怨而偾国事，其清誉很有些浑浊，他后来重点推荐另一位跟他异曲同工的书呆子康有为来参赞国事，变法维新，又是一番不得要领的折腾，结果如何？除了菜市口留下“六君子”的斑斑血渍，即别无所有。
一班不明事理的人，戟指咒骂李鸿章为“汉奸”、“卖国贼”，还会骂二送一，讥诮李鸿章“崇洋媚外”。说他“崇洋”，容或有那么一点，列强的强全都强在明处，除了盲目盲心者，谁能不服气？说他“媚外”，则纯属胡诌。李鸿章对待洋人颇为倨傲，往往见诸词色。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对中国外交人员伍廷芳谈及李鸿章为人极重尊严，后来伊滕执意要清廷派遣李鸿章为全权谈判代表，赴马关签约，也是想折辱一下这位大国宰相，谁知并未得逞。李鸿章在马关遇刺，血流满襟，仍自始至终不失大国使臣的风度。输了战争是一回事，丢人现眼则是另一回事。外国使节佩服李鸿章，不仅佩服他精明干练，还佩服他虎倒不失威的精气神。
梁启超曾撰长文《李鸿章》，第十二章中的一段文字值得留意：“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与外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不止梁启超的笔下李鸿章对洋人傲岸不羁，其他同时代人的笔下也莫不如此。李岳端《春冰室野乘》中有几则轶事同样令人动容。其一，李鸿章出使俄国时，由海上取道东瀛，日本官方待之以上宾之礼，他却不肯登岸，盖因他不忘马关之耻，发誓不再重踏日本的土地。随从人员反复敦劝也无法动摇其心。其二，他暮岁重为直隶总督，法国公使施阿兰狡猾难缠，满清的王爷们都屡屡被他戏弄。有一回，李鸿章与施阿兰相晤于一室之中，公事还没谈完，他突然问道：“你今年几岁了？”外国人不喜欢被问及年龄，但李总督的鹰眼直盯得他发慌，就报了个实数。李鸿章听了，掀髯大笑，说：“你跟我孙子的年纪差不多。我去年经过巴黎，曾与你祖父侃谈了好几天，你知道吗？”施阿兰的气焰顿时为之挫减，竟不免有点惘然若失。其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岁暮，俄国公使求见，李鸿章拈起笔来，批道：“准于明日候晤。”当时，有幕僚在旁，看了批文，颇为吃惊，说：“明天是除夕，您还会晤洋人？俄国公使哪有什么要紧事？无非是想搅局，不如谢绝他的来访。”李鸿章却慨然相告：“你们的眷属都在天津，儿女妻妾合家团圆，守岁迎新，有说不完的暖心话。我萧然一身，枯坐无聊，不如招两、三个洋人来，与他们嬉笑怒骂，这也不失为一个消遣的好办法。明天，你们都不用来值班了，我在这里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甓园居士刘焜的《庚子西狩丛谈》里更有绝妙的描述，说是洋人常常喧宾夺主，对中国的普通官员无不任意折辱之，对庆亲王奕劻也视若无物，惟独对李中堂十分尊敬。盖因李鸿章颇具威棱，且长身玉立，如鹤立鸡群，横谈纵议，满座为之肃然。洋鬼子也是看人下菜碟，李氏的威严足以慑服他们。
李鸿章暮年作欧洲之行，值得一记的是他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会晤。由其门人撰写的《傅相游历各国日记》对此叙述得十分细致，可见李氏当日颇为欢悦。且看其中一些要点：
先是李鸿章问俾斯麦身体如何。俾斯麦说：“晚上总是失眠，感觉很难受。”李说：“我晚上也经常头痛。”还把马关遇刺时颧骨上受过的伤指给俾斯麦看。后来谈到正题，李鸿章向俾斯麦请教道：
“我这次到贵府拜访，有一件事想听听您的高见。”
“什么事？”俾斯麦微笑着倾了倾身子，显得饶有兴趣。
“要使中国复兴，有何良策？”
“可惜中、德两国相距过于遥远。贵国的政治，我平日不曾留意，无从悬决。”
问题太具体了，俾斯麦也不知手术刀该往何处下，何况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病情，胡乱提些治疗方案是不负责任的。接着，李鸿章问他该如何励精图治，这是个普遍性的难题，俾斯麦有话可说，而且说的全是他本人的心得：
“以练兵为国家的基础，舍此别无长策。兵不贵多，一国之兵不必超过五万人。但队伍必须年轻，技艺务求精湛，才能所向无敌。”
奉行军国主义，以兵戎为重，这正是铁血宰相的口吻。俾斯麦还具体谈了如何驻兵如何用兵的要诀，李鸿章便与他商妥，中国今后将聘请德国教习赴华襄助练兵事宜。会谈结束后，两人互赠礼品，李鸿章还在俾斯麦那本集天下名贤手泽的纪念簿上题了几行漂亮的蟹行文字。那天，俾斯麦著装极为庄重，胸佩红鹰大十字宝星，头戴德皇所赐的玉冕，手执介圭，腰悬登坛的宝剑，他平日崇尚质朴，很少如此盛装，可见他对李鸿章颇怀敬意。
李鸿章还游历了英伦三岛，会晤了维多利亚女王，其中有个细节也值得一提。李的随行翻译丰禄很有才华和机智，李鸿章为女王题了诗，丰禄翻译后，意犹未尽，遂借机发挥。他将杜诗“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改造为“西望安乐园有王母，东瞻紫气来老子”，两面兼顾，把女王与李鸿章都包括了进去，语意切合双方的地理和身份。老子姓李，李鸿章也姓李，细部都无可挑剔。“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谁说不是如此呢？
李鸿章被人骂为卖国贼，还有一个原因，其子李经方娶日本少女为妻，正好贻人口实，授人以柄。但即算凭今日十岁小儿的智商，也不会认为涉外婚姻与汉奸之间可以划上等号。由此可见，以海外关系来定人“卖国”罪，并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发明，而是早有先例。
胡适曾愤激地说：“我们事事不如人，中国不亡，实无天理！”不如人也罢，只要知耻而后勇，就终究会有出头之日。中国险些亡于庚子（1900年）拳乱，因为甲午战败后，恭亲王已死，李鸿章又被贬至广州，出任两广总督，中国政府决策层的理智迅疾出现了真空。慈禧太后与载漪、刚毅等王公大臣竟然养寇自用，深信歇斯底里大发作的义和团能够无敌于天下。有了“神拳相助”的中国政府，骤然有了“刀枪不入”的自信，于是董福祥的甘军在永定门附近刺杀了日本驻华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也被载澜麾下的神机营枪杀于街头，还险些被斩首示众。局面如此不堪收拾，慈禧太后等人仍嫌不够尽兴，紧接着又干出了更不可思议的狂妄之举：同时向英、美、法、俄、日、意等十一国宣战。他们以为攻下了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就可称霸称雄于地球，吐尽胸中那口鸟气。可惜这一过分超值的想法是绝对无法兑现的。中国政府妄肇事端，招致八国联军的疯狂报复，再次自取其辱。
古人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清廷的最高决策者操起义和团这柄“双刃剑”疯舞一气，斫伤洋人的同时，更将自己斫得创巨痛深。惨遭多方蹂躏的北京已变成最大的烂摊子，举国上下，除了李鸿章，还有谁能收拾？
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奉命即行。到了上海，他得到荣禄的暗示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挽留，遂驻沪稍作观望。当时，慈禧与光绪逃往西安，路途遥远，音讯阻隔，李、刘、张三位总督便当机立断，联名“东南互保”，以防洋人对江南诸省再起觊觎之心，刘坤一、张之洞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一旦宗庙倾覆，即推举李鸿章为“伯里玺天德”（president,总统），出面维持大局。李鸿章也慨然允诺：
“大家既然盛意推举，我也知道他人断然不肯来承担这份挨骂的差事，只要有利于国家，我万死不辞。”
有人诟病李鸿章，说他巴结大内总管李莲英那厮，红包送个不停。其实，这并非李鸿章犯贱掉价，而是当时宫廷腐败所致。可以这样说，当时几乎没有哪位身居要职的京官没被李莲英敲过竹杠。打狗看主人，像李莲英这样的饿狗，光绪都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别人更不敢拂逆了他对银子的浓厚兴趣。李鸿章是一世无几的勋臣，对李大总管的诛求无餍，显然心烦，打点时难免会有疏漏。李莲英为人阴险，特别记仇，他找了个机会，摆了李鸿章一道。
某天，他对李鸿章说：“老佛爷想修颐和园，但因国库空虚，且这是不急之务，不想拨款兴修。您是国家重臣，何不牵个头赞助这项工程？”李鸿章家赀富厚，带头捐几个钱让太后开心，也算体面，便爽快地应承下来。李莲英见他中计，又说：“我先带您进颐和园，看哪儿要修的，心里好有个数，进言时，您把握更足。”李鸿章彻底堕入到他的圈套中。李莲英带他进了园，这里指指，那里看看，花了半天时间。事后，李莲英却向两宫皇太后（那时慈安尚未遇害）密奏，李鸿章擅闯禁地，不知是何居心。这下可好，光绪皇帝龙颜大怒，为此细小的缘故，下诏申斥诃责，不为征骖甫息（李鸿章剿捻归朝未久）的功臣留些许颜面，还打算将李鸿章“交部议处”。瞧，封建专制何等冷酷无情！江山都是别人拚着性命保全的，就算误入皇家园林，又算得上什么弥天大罪？
曾国藩曾调谑自己这位得意门生，说“李少荃拚命做官”，话中不无赞赏之意，表扬李同学不畏风险，敢担担子。曾门弟子中，彭玉麟授官必辞，李鸿章永不言退，盖因各人心性不同，处世的态度有别。
永不言退，谈何容易！李鸿章当了四十多年的官，位极人臣，即便生病，也从不请假。他曾说，恩师曾国藩晚年请求退休是没有益处的，受国大任，死而后已。这样的忠勤也真是旷古罕见，要说能挺，他可是数一数二的角色。
《庚子西狩丛谈》记述李鸿章中日甲午战争后的谈话，最为真切，也最为痛切：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孔，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他后半生做的是裱糊匠，唱的是独脚戏，甲午中日战争撕碎了纸老虎——北洋海军；庚子拳乱又差点摧毁纸房子——满清王朝。他忙完这里的修补，又要忙那里的裱糊，两眼晕黑，还是抵不过慈禧太后的一念之差。海外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称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是“政治家斗不过女人家”。究其实，李鸿章何尝与一国为敌？倒是这一国将他孤立了出去；他又何尝与慈禧太后斗？他所做的工作只是经常为她揩屁股。“义和团”无疑是最脏的一次。李鸿章一开始就不赞成“以拳制夷”这种极端弱智的胡来，可他的话没人听得进去，狂热症大发作时，苦口良药的退烧针根本达不到应有的疗效。当时，列强对华正做分赃竞赛，以李鸿章多年对外交事务的深刻理解，认为中国政府只可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绝对不能将洋人一锅煮。这样硬朗的见识别说慈禧那点文化水泡不发，朝中也没几人真能明白，真想明白。若依李鸿章的意思办，中国与列强斗智不斗狠，犹如在赌桌上赌牌，赌奸赌猾不赌赖，同时努力自强，终将走出殖民化的阴影，转向现代化。袁世凯是乱世之奸雄，惟知追求家天下的快感，远远偏离了李鸿章设计的轨道。于是，从二十世纪初叶始，中国滑向几十年军阀混战的烂泥潭而难以自拔。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冤里冤枉地背着一口天大的黑锅，被不明真相的人痛骂为“汉奸”和“卖国贼”，被朝中的敌党（梁鼎芬、安维峻等人）劾为乱臣贼子，几乎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他忍辱负重，至此，确实已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
1900年，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复任北洋大臣，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让国家少受些损失，他答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李鸿章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正跟八国联军的代表进行拉锯式的艰难谈判，心力交瘁，真正是累死在办公桌前。他的遗摺写得较为平实，其中仍有“举行新政，力图自强”的话，这说明他是死不瞑目的。遗摺中并未保荐袁世凯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外间的传说都不过是捕风捉影。袁世凯出卖了戊戌党人，又是荣禄的心腹，慈禧太后十分赏识他，袁氏已有足够的政治本钱，根本无须李鸿章的遗摺保举。
慈禧太后在从西安回北京的归途中接到李鸿章去世的噩耗，当众流下了泪水。这位老妇人或许真还有一星半点良知，感到由衷的愧疚和感伤？但独裁者流下鳄鱼的眼泪，究竟有几分虚情表演？有几分真心流露？谁也不得而知。
李鸿章死后，英、美等各国使团均表示沉痛的哀悼，遂不再讨价还价，全部遵照李鸿章生前拟定的议和条款办理。庚子赔款一项，美、英等国后来都有所返还，转为中国留学生的教育经费。庚款培养出了中国二十世纪初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以胡适为杰出代表），中国现代化的胎息竟保全于庚款之中，这绝对是李鸿章始料未及的，真不知他在九泉之下，悲喜何如。
李鸿章去世后，挽联多多，赞的赞，骂的骂，热闹得紧。严复的挽联为：
使朝廷早用公言，则世事奚至于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而士论又当何如？
问得好。可惜答案摆在眼前，后人已不想看它。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李鸿章临危受命，收拾河决鱼烂的残局，一台独脚戏唱得天下同观。然而，这恰恰是他生命中最广大的寂寞，也正是这广大的寂寞收葬了他悲壮的灵魂。难怪乎，梁启超在《李鸿章·绪论》中以动情的笔墨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作为李鸿章的政治对手，若非心悦诚服，决不可能有此一说。
“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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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不能信口雌黄啊！什么资料披露？是否第一记录，是否有别的史料佐证？
1
关于甲午战争，流传著各种谎言，比如清朝给海军的钱不够，没买新舰艇，没有买最好的开好弹，清朝实力不如日本，等等。英国海战史学家揭穿了这些谎言，他说：“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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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说的就对？英国人参加海战的？MS就几个洋员，而且此结论的资料出自一个英国洋员（名字忘了）这个鸟人因为没得到北洋的重用，事后发表无数丑陋言论！
日本没战列舰？“三景舰”上320口径炮是摆设玩具？我们的定、镇最大也才305！
大东沟海战中国失败的原因不是无知，而是无理由不败
关键是炮弹，北洋由于多年没有购入国外的炮弹，随舰购入的炮弹也消耗殆尽了。而中国自制炮弹多不合格，管理也混乱（克虏伯有弹无药，阿姆斯特郎有药无弹）。其中，对付日本巡洋舰编队最有效的榴弹（北洋称开花弹）严重不足，其中大都是早期从国外购买的，有的甚至是买军舰时带回来的，后来限于经费原因和户部的停购外洋枪炮折，几乎没有补充。剩下的数量已很有限了，而且因为年代太旧，炮弹的质量也成了问题。北洋舰队中装备数量最多的是天津机器局生产的炮弹，津局主要生产穿甲弹（即实心弹，北洋多用作训练弹，和现代意义的穿甲弹是两回事）。后来也生产小开花弹（即短弹）因为技术不过关，造出来的炮弹质量问题太多，而且产量不高，废品率不少。海战中，原本每艘备弹200发的“定镇”只有100多发备弹战至最后弹药告竭。而炮径特殊的“平远”只有区区35发实心炮弹（战斗中消耗10发）这门仅次与“定镇”主炮的260毫米巨炮因为炮弹问题几乎没有发挥威力。
而日军却使用了装填下濑火药的新式炮弹。1891年，日本海军工程师下濑雅允以苦味酸作为主要成分试制出了著名的下濑火药，并于1893年正式开始在日本军队中推广使用。装填了下濑火药的炮弹具有一系列惊人的特性，这种炮弹的灵敏度极高，即使命中细小的绳索都一样会发生爆炸，而且爆炸后不仅会产生破片和冲击波，还会伴随有“能够点燃钢铁”的大火，这种火药燃起的火龙会像汽油一样流动肆虐，即使在海水中也能持续燃烧一段时间。“镇远”舰帮带洋员马吉芬首先发现了这种炮弹，“敌舰中好像有使用“梅里那依特”（melinite，烈性炸药）榴弹，一眼望去其有毒颜色的烟雾和一般火药不同”《鸭绿江外的海战》。正是这种新式炮弹开战始役就摧毁了北洋的旗语通讯手段，并使几乎所有参战北洋军舰起火而中断战斗。曾遭受火灾的至少有“超勇”、“扬威”、“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等7艘,连“定镇”这样的坚甲巨舰也数度受困与火灾，而“来远”更几乎完全烧毁！
楼主设想下，阁下拿一支以石头为子弹的手枪和一个有正常子弹手枪的人决斗，谁会胜利？
2
就海军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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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两白银？楼主为中国海军筹集巨款，我真的十分钦佩楼主精神！可惜楼主无资料佐证，满口荒唐言，又让我咋舌！
1861年以来，清朝开始建设海军从1861年到1884年23年间，没有一年达到足额金费！
按清政府海防条例规定，1861年开始每年从各省厘金内扣出交给南北洋各200万两，可1884年前从来没有达到这个数字，最高的一年为1873年这个数的17%。
直到中法战败，中国海军年总金费才达到创记录的200万两。可以算算到1888年间何来阁下一亿巨款？
北洋海军的总价格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就把要塞也算进去也没一亿！
再者日本款也并非6000万，阁下把日本款中的1894年购买英国之“富士”级战列舰的上千万两也算进去了。
再者，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也不是李中堂不给的，是户部翁同龢尚书不发钱！
3
直到大战爆发前，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北洋舰队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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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排水量共计39491吨，150以上火炮34门，中口径速射炮74门，中口径炮14门，小口径速射炮151门，鱼雷管35具。大部分军舰服役都在1890年以后。一游编队航速21节，本队18.5节
北洋排水量共计35139吨，150以上火炮55门，中口径速射炮3门，中口径炮20门，小口径速射炮141门，鱼雷管44具。1890年以后新建的只一艘“广丙”，舰型混乱，速率不一，老舰“超扬”服役近15年，锅炉老化速率只有不到7节。
这代表什么？代表在还上编队时，我们的舰队航速要照顾到所有老舰，而日本则没这个顾虑，阁下那日本舰队之最快舰和我们最快舰对比，当然只有1.44节差别！而海战不是一舰对一舰，而是舰队对舰队，为了照顾老舰，北洋预定之双横队阵形到最后也没布置完毕！
炮械对比：根据北洋舰首对敌阵形，北洋一次可发射120口径以上炮弹33发，而日军一游纵队一次可向一侧发射120口径以上炮弹23发。本队纵队一次可向一侧发射120口径以上炮弹37发。由于北洋横队跨度大，航速关系也没有最后完成编队，无法全队集火射击一个目标。而日军两个编队紧凑灵活，单一编队就可对抗北洋。
日军一游单侧23门炮有13门速射炮，本队单侧有26门速射炮。单位时间内的火力更是惊人！
北洋大量装备的克虏伯1880式210mm后膛钢套箍炮，德国克虏伯公司制造，北洋水师的“济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舰均装备了此种口径的火炮。理论射速是1发/分。北洋最具威力的1880年305mm克虏伯钢套箍炮理论射速只有1发/3分钟 。
北洋编队整队10分钟最多可发射120口径以上炮弹274发，这只是理论射速，实战中是无法达到的。
而日军大量装备的152mm40倍口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和120mm40倍口径阿姆斯特朗速射炮理论射速达到10发/分。实战中可以达到6－7发/分！
所以一游10分钟可以发射120口径以上炮弹880发，本队更达到1640发（没有计算三景的3门320炮，假设那种炮是零射速）。
虽然这些是纯理论的计算，但在实战中，日军在火力上达到3-5倍与北洋的优势是很容易的！尤其是海战后期交织在一起的乱战，速射跑绝对比巨炮有威力
燃煤：装上北洋海军战舰的并不是块状燃烧值高的优质煤炭，而全是如同散沙的劣质碎煤。这种劣质碎煤散碎而且杂质多，燃烧值小煤烟却非常之大。北洋海军的煤炭，主要由唐山开平煤矿供应，但是久而久之，煤矿总办对于本就给价不高，而且还经常欠款的海军供货，失去了兴趣，改而将优质煤炭高价出售给商人牟利，而用劣势的碎煤应付海军。丰岛海战后的7月30日，丁汝昌曾激愤地致书煤矿总办张翼“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壮气力，兼碍锅炉……专留此种塞责海军乎？”，称此后如果再运送这样的煤炭给海军，将全数退回，并禀报李鸿章。然而煤矿对此了不在意，虽然经过多次交涉，仍然以碎煤充数，甚至还称海军如果需要块煤，可以自己从碎煤里筛选拣用。直到9月12日，丁汝昌仍在与矿务局交涉，“迩来续运之煤仍多散碎，实非真正‘五槽’（开平煤矿出产的优质煤名称）。……俟后若仍依旧塞责，定以原船装回，次始得分明，届时幸勿责置交谊于不问也”.而日本军舰却是烧着正宗的“五槽”煤。这无疑使北洋和联合舰队的航速差距更悬殊！
4
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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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要说天津机械局，为什么我说北洋没炮弹而库房全是炮弹？
关键还在，天津机械局的开花弹完全不符合北洋舰队的火炮口径！那库房的存货不是没用的就是要回场重新打磨的，楼主引用这个资料只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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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对日舰实施鱼雷攻击。丁汝昌在汇报战况时，也只字未题已方发射鱼雷，而只说日舰对经远和致远发动鱼雷攻击。看起来，正象大批开花弹不在舰上一样，购舰时就配备好的大批鱼雷在战争爆发后也一直躺在基地的仓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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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时代的鱼雷是极其不稳定的产物，为什么没有人使用鱼雷的关键原因是——战前所有军舰都把鱼雷卸下来，以免发生爆炸。所以整个海战日本更本没有携带鱼雷参战？
何来鱼雷攻击致远，那致远为什么是鱼雷引暴的？最可能是致远号没把鱼雷卸出鱼雷管，导致被命中引暴！这就是邓世昌的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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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⒈据说战斗失利的大因素是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还有万恶的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等人处处卖国求荣、克扣经费。那么我就不明白了，军舰和装备都买来了，光训练烧煤放炮保养发饷就可以了，还需要什么大规模的经费？清廷三十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两千万两，战争失败后却向日本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台湾岛，这么有钱那一年几十万两的训练费用怎么会拨不出？而且战前不仅自给有余，还准备拨银三十五万两，暂为""定远""、""镇远""二舰先购十二门一百二十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可见，北洋水师不是穷的叮当响，就算不富裕，勒紧裤腰带还是可以维持现状的。况且这支舰队是李鸿章一手提拔出来的嫡系部队，相当与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有谁舍得把亚洲第一位的舰队给出卖？慈禧太后自己也不会愿意吧。
从开篇就可看出此文作者对历史及当时海军的发展和基础知识缺乏认识。
清政府创立北洋海军，名义上每年有数百万两拨款，但这笔钱都是由各省解交的，一般都不能足额解到，能有个几十万，李鸿章就要谢天谢地了。加上后期海军经费被挪用于颐和园工程，以及停购外洋船炮等事件影响，北洋海军的经费一直都是不很充裕的。
作者认为“军舰和装备都买来了，光训练烧煤放炮保养发饷就可以了，还需要什么大规模的经费”，非常巧合，这恰恰是当时的守旧、顽固派的主张，正应为如此，中国的海军才得不到发展经费，无法继续购买快船、快炮，仅仅能维持现状而已。殊不知，19世纪后期，世界海军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人家一日千里，我们抱残守缺，直到1894甲午爆发，黄海一战，中日两国海军间的这种巨大差距就彻底暴露出来。当然，战败的责任只能是海军的错、李鸿章的错，守旧、顽固派此时早已摇身一变，成为正义凛然、义气如云的“主战派”了，他们会指责丁汝昌无能、李鸿章该杀，而绝不会去想，中国的军力为何落后如此。由此来看，空谈误国，一点不假，这也是中国做实事人的悲哀。
作者知道“清廷三十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两千万两，战争失败后却向日本赔偿了两亿三千万两白银和台湾岛”。不过作者并不知道清末甲午之前中国是个什么样的财政状况？左宗棠西征耗去的银子，可以再买三个北洋舰队，老太后的生日、小皇帝的婚礼，各地的灾荒、等等等等都需要用钱，中国真的那么有钱？君不见每年那么多白花花的银子留向外洋，“银荒”指的是什么？至于战后赔款2个亿，要知道那时可是刀架在脖子上呀，面对催命鬼似的日本、英国，借高利贷也要赔呀（据不完全统计，清政府为赔款给日本，共向各国借款3亿余两白银，中国之后为偿还这笔高利贷，需支付本金加利息共计7亿余两白银）
文中称“还准备拨银三十五万两，暂为""定远""、""镇远""二舰先购十二门一百二十毫米口径的速射炮。可见，北洋水师不是穷的叮当响，就算不富裕，勒紧裤腰带还是可以维持现状的。”作者大概看过李鸿章那篇奏折，但没有真正看懂。李鸿章是哀求小皇帝，如果实在不能给北洋全军换装速射炮，那就少拨点钱，“竭力匀凑”，至少拨个30多万给定远等舰买几门快炮吧。最终这份奏折上落下了“该衙门知道”五个鲜红的大字，再就没了下文，作者有兴趣，还可以去档案馆里看看这份原件。皇帝既然不给钱，老李只好自己想办法，最后四处腾挪，好不容易买了一批机关炮，“聊胜于无”。插句题外话，甲午战争打响后，小皇帝异常激动，先是因为一连3天都听不到海军打沉日本军舰的消息，而愤愤然要杀丁汝昌，及至明白天朝海军存在的劣势时，急忙责问李鸿章，为什么以前不买快船快炮！大家想象一下，你们是李鸿章，面对这种责问，会是个什么心情。小皇帝做事风风火火，立刻下令拨款200万给海军买船，可问题到了这个时候，哪个国家还会卖船给你。
北洋舰队当时面临的局势，不是维持现状就能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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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据说当时的国际社会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卖给了我们的炮弹都是掺了沙子的假货。但是我查资料得知。当时的军舰"定远"、"镇远"、"济远"、"经远"、"来远"产自德国，"致远"、"靖远"来自英国，两国为了争这个项目互相攻击对方军舰的缺点，后来两国海军部甚至买通中国驻当地公使互相进行人身攻击。德国首相俾斯麦亲自给伏尔康船厂发公文："卓越地和准时地执行中国这一次订货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接收德国军舰时为了防止英国人搞破坏，德国公使巴兰德甚至提出必须由德国人帮助驾驶回华，以免途中万一发生小事故，而被英国人充分利用。两国竞争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能联合起来欺负中国？关于炮弹里面掺沙子的问题，更是希奇的说法，造船都这样竞争，怎么可能用弹药掺沙子的办法来赚小钱？而且，北洋水师平常就不训练么？就不放炮么？发现了这样的丑闻不早就炸锅了？
作者这里接触到了一些史料，不过仍是老毛病，没把史料看透彻，看的范围更嫌不够。
炮弹里面掺沙子的问题（我这里仅指弹头），不光外国人没错，任何人都没错。作者如果有兴趣研究一下克虏伯炮，就会发现，当时确确实实有掺沙子的炮弹，而且还很规范，掺多少都有规定。这当然不是为了造假骗中国人的银子（也谈不上骗中国的钱，这种炮弹都是咱们自己造的，要骗也是自己骗自己），这种炮弹的名字叫作实心弹，北洋海军日常用来打靶的。现在有些文字中称这种炮弹为穿甲弹，但和现代意义的穿甲弹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只是名称相同而已。
虽然说实心弹的来路问题解决了，但这并不表明北洋舰队弹药供应上不存在问题。
黄海海战时，最有效的炮弹是开花弹，即爆破弹，北洋舰队缺少的就是这种炮弹。原因在哪里？有两个，一个是没钱，进口是最方便的途径，不过没有钱就什么都没法说了。第二个，没有技术。没错，当时中国国内开了大大小小那么多机器局，但技术不过关，造出的大开花弹质量不好，只能造些实心弹而已。
接着，借作者“北洋水师平常就不训练么？就不放炮么？”的问题，简要说一下北洋舰队弹药的构成。黄海海战前，北洋舰队中的榴弹，即开花弹，大都是早期从国外购买的，有的甚至是买军舰时带回来的，后来限于经费原因和户部的停购外洋枪炮折，几乎没有补充。平时训练，水兵们都舍不得使用这种炮弹，但尽管如此，这些炮弹到黄海海战时，剩下的数量已很有限了，而且因为年代太旧，炮弹的质量也成了问题。北洋舰队中装备数量最多的是天津机器局生产的炮弹，最初津局主要生产实心弹，后来因为外购炮弹无望，便赶鸭子上架，让他们生产开花弹（小开花弹，即短弹），因为技术不过关，造出来的炮弹质量问题太多，而且产量不高，废品率不少，天津机器局的负责人张士珩为此曾头疼不已。一些有关甲午的著作中，提到的那种要用锉刀锉的炮弹就是他们的产品。对于这些炮弹，北洋水师本是不会接收的，但问题炮弹短缺实在太严重了，只能下令分批退回津局检验、锉小外径，返工后再运来。所以黄海海战时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即北洋军舰上炮弹带不够，而基地里面却还堆了不少，堆在基地里的，就是尚未来得及送回工厂返工的
说到炮弹，再补充一点。当时的北洋舰队并不像后人想象的那么业余。舰队中设有专门负责军火质量的官员（此公名陈恩焘，海军留学生，曾担任“定远”舰军官，根据他后代提供给本站的照片、资料，近期网站上会对这位先生做个介绍）。而且对于弹药检验，制度非常严，根据北洋舰队克虏伯炮弹的验收规则记载，每运来1000枚炮弹，要从中抽取2枚试验，如有1枚有质量问题，会按五十取一进行抽检，如又有问题，则整批1000枚将全部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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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说日本海军进行偷袭，我军正执行护航任务，没带齐武器弹药是因为储备不足。
这个问题我却从丁汝昌的小传里面得到了答案：
十二时五十分，双方相距五千三百三十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战斗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代替指挥……，十七时四十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到底是偷袭还是有条不紊的遭遇战就已经很清楚了吧。"定远"、"镇远" 的火炮射程远，威力大，他不开炮谁开炮？我军执行的是护航任务？有拿国家的全部舰队去护航的吗？可以说双方都是在拿主力寻机进行决战。说因为护航而没带齐武器弹药？七月二十五日中日已经开战，九月十七日舰队主力出动不带弹药吗？不带弹药的话战斗怎么进行了五个小时？而且日军的主炮都是速射炮，弹药消耗量比中国军队平均快五倍，日军的弹药消耗量应比中国更快的多才对啊？就算没带弹药，全舰队没带弹药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我又看到了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 "济远"、"广丙"七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三千四百三十一枚。其中，供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四百零三枚，二百一十毫米口径炮弹九百五十二枚，一百五十毫米口径炮弹一千二百三十七枚，一百二十毫米口径炮弹三百六十二枚，六英寸口径炮弹四百七十七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三百六十枚开花弹，其中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炮弹一百六十枚，二百一十、一百五十毫米口径炮弹各一百枚。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共发射一百九十七枚十二英寸（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炮弹，半数是固体弹。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十二英寸口径钢铁弹三发、两发。
呵呵，一艘战舰带了一百零二发三百零五毫米炮弹。光"定远"上面的炮弹就足够把两国所有的舰艇给报销了。还说什么弹药储备不足？
——作者这段文字就显得太业余了。
黄海海战没人说是偷袭战，都说是遭遇战，这点无须作者论证。不过，作者把遭遇和有条不紊两个词连到一起，就令人十分不解了。当时连后世史家称为早有准备的日本舰队都十分慌张，更不用说回航途中的北洋舰队了，何以谈得上有条不紊？说当时双方舰队对遭遇不甚意外，到更贴切些。
作者声称“我军执行的是护航任务？有拿国家的全部舰队去护航的吗？可以说双方都是在拿主力寻机进行决战。”先回答作者的问题，因为当时那次登陆行动规模较大，而且据海关军舰侦察报告，日本舰队经常在黄海出没，所以清廷才派北洋舰队主力护航，以防不测，所以才会选择相对比较安全的大东沟登陆，没有跑到仁川去捅马蜂窝，难不成作者想象中，当时只要派一、两艘军舰？那咱们的陆军弟兄可又要遭殃了。
“七月二十五日中日已经开战，九月十七日舰队主力出动不带弹药吗？不带弹药的话战斗怎么进行了五个小时？而且日军的主炮都是速射炮，弹药消耗量比中国军队平均快五倍，日军的弹药消耗量应比中国更快的多才对啊？就算没带弹药，全舰队没带弹药的责任应该由谁来负？”
这个问题作者可以看看上面关于炮弹的部分，徐建寅统计到的炮弹数字，先不谈徐建寅统计的数字，有多少黄海之后运到威海的。且说说徐建寅没提到的发射药包，当时的情况是，克虏伯有弹无药，阿姆斯特郎有药无弹，丁汝昌拍电报催发射药包，回复是来不及赶制，实在要，你们自己把原料领回去包装吧。没有发射药，铁弹有什么用？扔出去？这种情况下，没弹药的责任是谁的呢。
“黄海海战中"定远""镇远"共发射一百九十七枚十二英寸（三百零五毫米）口径炮弹，半数是固体弹。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十二英寸口径钢铁弹三发、两发。
呵呵，一艘战舰带了一百零二发三百零五毫米炮弹。光"定远"上面的炮弹就足够把两国所有的舰艇给报销了。还说什么弹药储备不足？ ”
这里作者总算接触到“固体弹”这个名词了，发射出去的半数都是不能爆炸的实心弹呀。要是都换成开花弹，会是个什么结局？
至于一艘战舰带了102发305炮弹，分到各个炮位还剩多少？305大炮基教弹药可是200发，弹药很充足吗？
至于作者说道光定远上的炮弹就足以把两个舰艇都报销了。抛开开花弹和实心弹的区别不谈。莫非北洋军舰上的炮弹都是导弹？这可不是玩游戏呀。了解克虏伯炮操作方法的朋友会知道，这种火炮的瞄准装置非常简单，水兵大致对准方向，然后根据桅杆上了望兵报告的敌我距离调整俯仰，接下来三点一线就发射出去了。操纵几十吨的庞然大物，在几千米的距离上，烟雾笼罩中，打高航速的军舰，难度由此可以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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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北洋水师的舰艇性能不如日本吗？
"定远"级战列舰共二艘，即"定远号"、"镇远号"，一八八五年抵华交舰。满载排水量七千三百三十五吨。全舰钢面铁甲，最厚处为炮台与炮塔达三百五十六毫米，舷侧为三百零五毫米，甲板为七十六毫米，舰桥为二百零三毫米，装甲共重一千四百六十一吨；水密隔舱多达两百多个。装备四门三百零五毫米二十五倍径主炮（装在两座双联装炮塔内，水压动力），两门一百五十毫米副炮三具三百八十毫米鱼雷发射管（携带二十一条鱼雷）。号称东亚第一巨舰。战舰的装甲就相当于日军的一艘巡洋舰的重量。
相比之下的日本最高吨位的舰艇"松岛"、"严岛"、"桥立"、"吉野" 都是五千吨级，但是为了提高速度减轻了各层装甲，速度比"定远"级快了将近三分之一，日本是牺牲装甲来换取机动速度，和中国的牺牲速度来换取装甲的思路相比并不高明太多。甚至还不如中国的思路。最后战果为"定远"中弹一百五十九发，死十七人伤三十八人；"镇远"中弹二百二十发，死十三人伤二十八人。 "定远"、"镇远"两舰的装甲及炮塔护甲，被日舰炮弹击出的弹坑密如蜂巢，但无一穿透，特别是"定远号"装甲没有一处被炮弹穿透，而且炮塔也没有发生任何故障"。战至最后，"定远"、"镇远"仍能率领余舰转入反攻，追击日舰。说明主力舰根本没有受重伤。——
作者再次表现出了他知识的贫乏。
海军作战可不是比体重。解放军用小炮艇打沉大军舰，蒋介石岂不是要气死，太不合规则了嘛，明明我的吨位大，就应该我赢，世界上有这样的海战？珍珠港被日本小飞机炸沉的大战列舰岂不是冤比海深，我装甲那么厚，火炮口径那么大，怎么能被你打沉！明显作弊嘛。
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综合战斗力。
——⒌是武器威力不如别人吗？
黄海海战基本上是大口径重炮和小口径速射炮的决战，北洋水师的主力武器为"定远"、"镇远"各为三百零五毫米炮四门，两门一百五十毫米副炮，"济远"双联二百一十毫米炮两门，一百五十毫米一门，"超勇""扬威"各为两门二百五十四毫米炮，四门一百二十毫米炮，"经远"、"来远"二百一十毫米炮两门，一百五十毫米炮两门，"致远"、"靖远"三门二百一十毫米炮，两门一百五十毫米炮，"平远"一门二百五十四毫米炮，两门一百五十毫米炮。日本舰队的主力舰队为"松岛"、"严岛"、"桥立"各设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十二门，毫无用处的三百二十毫米固定炮一门（这是日本舰队的最大败笔，后面会有介绍）"比睿"、"赤城"、"扶桑"为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六门，"西京丸号"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八门。奇袭舰队"吉野号"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四门、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八门，"浪速号"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六门，"高千穗号"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六门，"秋津洲号"一百五十毫米速射炮四门、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六门，"千代田号"一百二十毫米速射炮十门。
可以看出来，日军的炮多，但是威力普遍小，北洋水师的炮少，但是威力很大。日本舰队的速射炮对我战列舰基本没有效果，并不存在火力一边倒的问题。 ——
北洋舰队难道全是由铁甲舰组成的？
说速射炮对战列舰没有效果，“致远”为何冲出“定远”之前，“定远”、“镇远”上的熊熊大火又是怎样几成危殆之势。
黄海海战中有这样的场景，北洋舰队军舰上弹如雨下，而日本军舰上却可以从容行走。这就是射速快的优势，这就是炮位多的优势，这么大的差距，难道还不是一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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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武器装备上日本没有什么明显优势，这场本来有很大胜利希望的海战为什么会惨败而归呢？
"定远"和"镇远"装备的三百零五毫米主炮穿甲弹和通常弹均重三百二十九公斤，抛射火药九十一点九九公斤，初速五百米／秒，射程只有三海里（五千五百米）。威力极大，要知道现代的"飞鱼"反舰导弹弹头才重一百六十五公斤，命中速度三百米／秒，一枚就可以把四千吨级的英国"谢菲尔德"级驱逐舰或一万吨级的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舰击沉。当然当时的炮弹攻击装甲舰威力不如现代的导弹攻击非装甲舰，但是炮弹的初速很大，而且日本的军舰吨位也小，敌方舰队"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纷纷避开其前主炮，夺路而进。五小时战斗中有十发炮弹击中对方日舰"西京丸"、"比睿"、"赤城"、和旗舰"松岛号"。击中谁谁就得退出战斗，最后一击命中"松岛"的主炮弹药库造成对方旗舰大爆炸。但是如此大武器的命中率只有二十分之一，这还是双方在两三公里内直瞄射击的结果。 ——
命中率二十分之一的数据不知道作者如何推算得到的。
关于克虏伯炮的操作方法，以及射击的难度，上文已经说过，不在赘述。
作者在统计中国大口径火炮命中率的同时，不妨关心一下日本海军大口径火炮的命中率是多少，关心一下同时代的海战史，甚至之后的海战史。
——看看双方的攻击效果：
"定远"、"镇远"的三百零五毫米舰炮发射了一百九十七发钢弹，其中有十发命中目标；其他各种口径舰炮发射了四百八十二发炮弹，只有五十八发炮弹击中日舰，而五十八发中有二十二发击中日舰航速最快的"吉野号"。而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发炮弹相当于清舰队同一口径火炮三至六倍。清舰队一分钟射击三十二点八发炮弹，命中三点二八发；日本舰队发射一百九十三点三发炮弹，命中二十八点九发"。想不到命中率低的速射炮居然比命中率高的重炮效果还要好？就象冲锋枪的命中率比狙击步枪还要高？鱼雷是新型的水下武器，威力比同重量的炮弹要大好几倍。日本海军充分发挥了鱼雷的作用，效果不俗，"吉野号" 发射的鱼雷一发就导致"致远号"瞬间解体。那么中国的海军在做什么呢？
让我们看看时在日舰"西京丸"上指挥作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的《回忆录》文中描述：""福龙"号鱼雷艇全速冲向"西京丸"舰首，发射出一枚鱼雷。当时逼近敌舰约三十米，两目睹此情，本舰已无法躲避，我也只好闭目待毙，谁知鱼雷竟然从舰底穿过。" 呵呵，原来我军发射鱼雷的时候忘了给鱼雷定深！ ——
作者这里开始关心鱼雷战术了。
问题是，日本海军自己都说从未在海战中使用过鱼雷，何以谈到“日本海军充分发挥了鱼雷的作用，效果不俗”呢？
关于“福龙”艇的数发不中，先说一下北洋舰队鱼雷的供应问题。
鱼雷作为当时的新型兵器，颇得李鸿章青睐。但后来也遭遇和炮弹供应一样的问题，即无法从国外获得，而国内制造的质量太差，当时，江南制造局等都仿造过，无奈技术不过关，皆告失败。因此鱼雷的供应情况比炮弹更严重，国内完全不能自行制造，北洋舰队所装备的，也大都是早年随军舰一起买回来的。
这些鱼雷，平时用操雷头进行打靶、练习，战时改装战雷头。经过数年的使用、磨损，加上可能的保养不当（经常入水使用会对鱼雷内部机械有损害，每次使用后都必须即使保养。北洋舰队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后来被编入了教材。军舰训练时发射了一条鱼雷，后来没能回收，数十天后才被打捞回来，鱼雷的壳子还算完好，问题是里面的机器已经没用了），黄海海战时这批鱼雷的状况已经颇令人担心。
作者给福龙艇数发不中找的原因是，“呵呵，原来我军发射鱼雷的时候忘了给鱼雷定深！”不过，如果作者看了北洋舰队的鱼雷教材，恐怕就笑不出来了。鱼雷可是在工厂里就预先定深的！中国购买鱼雷时，生产黑头鱼雷的刷次考甫工厂的技术人员就提醒过中国官员，鱼雷兵器威力虽大，但并不十分可靠，海水密度不同，就会影响攻击的精度，需要工厂随时调校。因此，与任何新生事物一样，当时的鱼雷技术还存有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同样，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攻击“定远”也是数发才一中。
另外再讲一个当时德国海军鱼雷艇教材上的常识。因为考虑到鱼雷的不可靠，教程规定，鱼雷艇作战必须多艇协同，从不同角度发射鱼雷，类似一种狼群战术。另外书中规定，鱼雷兵作战，得抱着“自杀”的决心（因为当时鱼雷的射程太近），人人都得随时注意准备好救生圈。
在反思中国鱼雷军官的技术能力同时，也应仔细研究一下当时的鱼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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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叛军出身的文盲靠走后门得到的舰队司令能力究竟有多强呢？可以说是毫无能力，只是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而被委派为舰队司令。日本联合舰队的十二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我方舰队应当采用最能发挥远程火力优势的"长蛇阵"才对，而丁汝昌居然笨到采用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应敌，这样就造成后面的舰艇怕造成误伤和无法瞄准而不敢开火。海军舰艇排一条线列队攻击是海战基本战术，战列舰就是这么得名的。可见丁汝昌学了十五年的海军，海战的时候连排什么阵型都不知道。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 ——
不明白为何总有那么多人对丁汝昌充满敌意，总是喜欢用一些恶毒的言语。
“我方舰队应当采用最能发挥远程火力优势的"长蛇阵"才对，而丁汝昌居然笨到采用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应敌，这样就造成后面的舰艇怕造成误伤和无法瞄准而不敢开火。”
作者的这段话我始终无法理解。“海军舰艇排一条线列队攻击是海战基本战术，战列舰就是这么得名的。可见丁汝昌学了十五年的海军，海战的时候连排什么阵型都不知道。”
丁汝昌学了十五年海军，肯定比我们对海军更为了解，至于为什么没有采用作者说的“一条线列队”，自然有他的理由，作者多看看近年出版的论著就明白了。如果作者明白甲午战争之前最大的一次海战，以及近代军舰的设计思想和海军战术规范，就更容易明白横阵的原因了。
北洋舰队阵型的问题，写十本书都论不完，总之在读历史的时候，不要把古人想得太愚蠢。经历了十五年海军生涯的丁汝昌，在海军指挥上，会不如吾等纸上谈兵者？
“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
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探讨。除了“定远”、“镇远”等舰的信号设施都被打坏外，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因为只是个不成熟的想法，所以尚只能自己慢慢推敲。不过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似乎眼界应该更开阔些，不应只是盯着丁汝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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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战中的阵型是非常重要的，后来日俄大海战中日本主将东乡平八郎大将为了抢占"Ｔ"字横头对舰攻击的有利阵位，不惜消耗重大伤亡代价做了个"敌前大回头"动作，而丁汝昌居然把排阵型的有利时间白白放弃，自取灭亡。一八八六年八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访问日本但当时的东京吴镇守府参谋长东乡平八郎大佐（"定远"管带刘步蟾的英国海校同学）上舰参观后却对旁人说此舰队必不堪一击，因为清朝水兵竟在堂堂主炮上晾晒衣裤；炮管里一摸一把灰。这个故事想必很多人都知道，这就有问题了，北洋水师的士气如此涣散，而且更严重的是部队平常不训练？常开炮炮管里会有灰吗？ 前面已经说过了，丁汝昌所在的"定远号"在战斗刚开始进行了一回舰炮齐射，把自己的舰桥给震塌了，丁汝昌摔断了好几根肋骨。这更是留下了千古笑柄。古今中外哪儿有一开炮把自己的舰队司令给震成重伤的？说年久失修更站不住脚， "定远"、"镇远"一八八五年才交付，舰龄不足十年，何谈年久失修？学工科的朋友都清楚，不管什么机器保养不保养寿命差很大，根本原因是平常不保养、不检查、不训练（或许就平常没有开过炮）造成的恶果。 ”——
作者又是个以讹传讹者。
东乡平八郎是什么人？“定远”的主炮管多高？上面能晒衣服？要我肯定不会冒这个险，晒在栏杆上是正经。在衣物烘干设施尚未出现的近代，军舰上洗晒衣服均是在甲板之上，且不说日本海军自己，当时海军老大英国也是如此。东乡此说纯属别有用心。要怪北洋海军，也只能怪不注意时间地点，不应该在日本人门口晒衣服，不过那样，东乡恐怕又会说，定远舱内全是衣物，不注重保养机器了。
至于炮管里面摸到一手灰。且不谈东乡手举起来有多高，北洋军舰的火炮都布置在什么位置。光看北洋水师的火炮操作章程就可以得知，炮口不用时都是用炮口塞或皮套遮护起来的，出国访问时更应该如此。更何况，北洋军舰每天都有数次擦洗火炮的作业。
关于飞桥震塌说，更不值得一驳。丁汝昌的奏折、军机处的验伤报告、定远的图纸等等先不看。即使如作者所说，是因为不好好保养，那北洋舰队的镇远等舰呢？难道单单漏了定远，要谋杀丁军门？至于“根本原因是平常不保养、不检查、不训练（或许就平常没有开过炮）造成的恶果。”更是信口开河，黄海海战之前几个月，定远刚刚参加了一回大演习。不管是做样子也好，真操练也好，305可是真正开过炮的。
然虽死，而海军声威弗替，是即所以报国也！
终于看到说邓大人的狗了。
有些朋友说是海军养吉祥物的传统，确实国外军舰上连骆驼都弄上去当吉祥物。
我这里只是想问，论者诸君，邓大人养狗引起过什么恶劣后果？北洋舰队可曾有禁狗令？横是不能以人民海军的标准来要求邓大人吧。
既然说起太阳犬了，我也顺便讲个邓大人和太阳犬的故事。
邓大人在海军中，与其他诸将格格不入，因之被称为半吊子。
每每舰队回到威海放假，诸将皆上岸回家，惟邓大人不离舰。只是命水兵把太阳犬带上岸去，家人见到太阳犬，就知道邓大人和致远舰已平安回到军港。
今天在网上还能看到很多人咬住邓大人的狗不放，我奉劝这些朋友，找邓大人的麻烦很容易，死咬住一条狗不放算是比较不会动脑子的了。给你们开几个题目，你们自己去挖掘吧：事故、走私。
每个时代的人物，不管是英雄也好，百姓也罢，都会或多或少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但不管怎样，邓大人黄海一战的表现，将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因为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中华男儿永不屈服的铮铮铁骨。用一位威海朋友的话说，邓大人的塑像很高，我们必须仰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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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方伯谦的案子。为了推卸战败责任，倒霉的方伯谦成了冤大头。但是关于方伯谦是否怕死至今还没有公论，更多的可能是方被抓成了丁汝昌的替死鬼。当时方伯谦的主要罪状是在甲午海战前的丰岛海战中挂白旗逃跑，在黄海海战中又带头逃跑并撞沉了"扬威号"。除了撞沉了"扬威号"是自摆乌龙以外其他的都属于对海军规则完全不了解造成的。 ——
方伯谦的问题是老问题，论坛上有位朋友对此颇有研究，比我更有发言权，再此就不赘述了。
不过有一点要纠正一下，清政府从来没有因为方伯谦在丰岛海战的表现而追究过方。
另外最近有两个较为有意思的发现：
一来源自近代克虏伯炮的说明书，其中清楚记载，铁锤是克虏伯炮的随炮必备工具之一，当然，其最初用途肯定不是为了砸坏火炮。
另一则发现来自刘公岛现存的“济远”舰210mm克虏伯钢箍套炮本身，在左侧那门炮的炮尾附近，有一处重物造成的砸痕，可能因为时间间隔太久，火炮又在海水中浸泡了漫长的岁月，这处呈暗红色的砸痕在锈蚀的炮身上如不加注意已不太容易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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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对世界海战史有着巨大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大舰巨炮理论的完善。各国都放弃了突出火炮攻击速度的设想，而追求火炮的穿甲能力。由于"定远"、 "镇远"两艘战列舰的装甲的优异表现，各国海军无不优先发展拥有厚重装甲和大口径火炮的大吨位战列舰。那些海军专家无不认为，拥有着敌方主炮无法贯穿装甲的北洋水师被打个惨败，实属于两国海军都缺乏经验所致。日本如果拥有海战经验则不会轻易地和如此精良的舰队决战，中国如果拥有丰富经验则应全歼日本舰队。
日本唯一的失误就是为了击穿"定远"和"镇远"的装甲，在其主力舰"松岛"、"岩岛"、"桥立号"上装备了固定式三百二十毫米的主炮。事实证明这是个大败笔，无法移动的火炮在这种作战中毫无用处，反而降低了行进速度和徒增危险。后来"定远"的一发炮弹击中了日军旗舰"松岛号"的弹药库导致大爆炸，使得日军旗舰也撤离战场。
这场战争对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黄海海战失败后，日本获得了制海权，在威海卫战役全歼了北洋水师的剩余兵力，丁汝昌等畏罪自杀。我们需要的不是这些庸俗无能、欺下瞒上的将领，不需要他们把北洋水师败坏光后怯懦可耻的自杀，我们需要的是这场能根本扭转近代中国历史的战争的胜利。正是这场关键的战争引出了八国联军的前奏、抗日战争的惨状和五十年的殖民历史。
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朝向日本赔款两亿两和台湾岛，这些巨额赔款都是向英德法俄等国银行团借款偿付的，最后总计本息高达六亿两。但总括清廷三十年来投资在建设舰队的全部经费也不过两千万两，而战前李鸿章因颐和园等工程挪用海军款致不足更新装备之数更仅不过区区六百万两而已。一着之差，影响中日两国命运至今，重读这段历史怎能不令人悲叹 ——
这篇文章结束了，我也该结尾了，今天帖子发得太多，我可不是刻意灌水，大家见谅。
这篇文章最早大概是在2000年的时候见到的，一直想进行反驳，一直未进行反驳。实在是这篇文章流传太广、影响太恶劣，所以今天说了一些一直以来想说的话，个中有偏激、谬误之处，还望大家海涵。
甲午战争，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是一段极为惨痛的教训，有些朋友甚至不忍心再来看这段历史。在甲午之前，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在不断的挣扎、奋起，目的只有一个——“自强”，于是我们有了亚洲第一的海军，亚洲第一的船厂，亚洲第一的军工厂，亚洲第一的海军基地，亚洲第一的……，但这一切最终未能改变近代中国的命运，甲午一战，印证了李鸿章的话，一切都是纸老虎也。
考其原因，有人认为慈禧卖国成性，殊不知这位老太后，正是中国海军建设的热心推动者，购买“定远”时，老太后居然会提醒中国海军注意保养维护，提醒刘步蟾等技术要精益求精，中国第一艘钢甲舰平远正是老太后力派众议的结果，老太后说过要提防日本，说过洋务为今日根本要务，说过“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还有人认为李鸿章该杀，避战的是他，签马关条约的是他，但就是这位李二先生，一生以“实事求是”为座右铭，第一个体会到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第一个体会到变法的迫切性，第一个指出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提醒中国人时时刻刻要有“征日之心”，大家见到的是他签马关条约，又有几个人见到过那字字泣血的电稿、信件，“洋人论势不论理”，没有实力，你就没有发言权，即使孔明在世，马关条约还会是那个样子。还有人认为，北洋水师是失败的罪魁祸首，丁汝昌愚昧无能，刘步蟾胆小怯懦，但又有几人能真正愿意仔细翻翻故纸堆，那里有一个你们完全不认识的丁汝昌，一个用英文、德文书写信件的丁汝昌……有一位泅水冒死游出刘公岛搬救兵的海军军官，是如何在陆军们面前嚎啕大哭，哀求救救海军……
百年的历史转瞬即过，中国的国力也早非昔日能比。今天再来看这段历史，我们是否应该更宽容、客观、更公正些呢？“平衡”，对于观看这场民族的悲剧是再必要不过了。但愿今日的评论，不会再象昨天的那样，成为后人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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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论坛上站友的回复：
萧恬：
城兄帖中“平衡”这个提法该如何理解？我的理解：是谨慎细密、心平气和、实事求是地研究；是不偏信偏听前人论见、有理有据地具体分析和借鉴；是一种“不偏不倚、忘记自我感情倾向”的心态。以这种态度去认识历史，才不会得出那些过分偏颇的结论。
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基本上类似于城兄的意见，在此表示支持。驳斥这篇谬文的意义在于批评时下网上“借盲目怀疑推翻历史的风潮，以实现个人功利用心”的做法。
“平衡”！提到这个官场上运用起来颇有深度的词，引起我连翩浮想，下面的文字是我借题发挥讲两句牢骚话，可能会有些偏题不着边际，不屑看的朋友可以掠过不看。
无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也不论人的能力多强多弱，在功利是非充斥的官场中游泳的人，永远不要以为游泳技术越好、速度越快就是最高境界！事实上能真正把握好“平衡”分寸的才是天下俊杰中的精英。这门象“耍太极”似的“功夫”，耍得好不好要看各人的悟性和练就的造诣了，其中的奥妙也许每个人穷尽一生也不可能领悟全面。
历史上的帝王将相精于平衡之术的不少，但也不是个个都能随心所欲，慈禧也好、李鸿章也罢，“太极推手”转得再熟练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洋务运动、北洋海军风风火火了十几年，表面上风光了一段时间，一旦处于讲势不讲理的现实时代，就成了强人眼里的一场搞笑闹剧。
国人有好大喜功、贪慕虚名、见利忘义、倾轧争权等等弊端，古已有之，今日亦然！其实哪个国家的社会都不能例外，差异只在表现的程度而已。古老中国积习已久这方面的历史述之不尽，以往的经验教训不是缺乏，而是被现在的人们遗弃或淡忘了。又有多少人能为剔除时弊、展现中国人优点而去重视认识历史、用不偏不倚的态度来汲取教训呢？
可笑的是，这些排斥和淡忘历史教训的现象在我们身边仍屡屡鲜见的同时，一些人不去揭露批评警醒民众，却反而凭那点可怜的见识要推翻前人的研究成果；可悲的是，这些狂妄而又欠缺知识的人不知羞耻，竟然还将自己的无知和谬论写成哗众取宠的文字在网上到处流传！帖主所转载这篇文章的作者堪称这类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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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茜茜：
我也说说我的一些看法啊！
1、关于为济远号管带方伯谦翻案！
这个已经不用解释什么了！按照军队的条令，在丰岛冲海战中他在济远号上高悬白旗和日本国旗就凭这一条就够军法伺候的了！作者说在海战中有个不成文的条令，重伤的军舰可以先期撤离！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不成文的条令！海战中重伤的军舰可以悬挂出本舰受损，准备撤退的信号旗！退一万步说，就算有这个规定，那也没告诉你要悬挂白旗啊！悬挂白旗是什么意思我想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吧！
丰岛冲海战中，济远号撤退是在受伤之前，在没有受伤的情况下，方伯谦挂出白旗，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在逃跑乞降又是什么？
2、关于李鸿章的“卖国行经”
所有的历史人物在他们所在的那个历史阶段都有他们思想的局限性！不错让北洋水师暂不出战的是李鸿章，但是这不是在什么所谓的“避战保船”这是因为李鸿章知道我们的海上优势已经不存在了！北洋水师军舰设备老化需要修理！速购西洋之新式快舰速炮，加强北洋防务！
签定马关条约的也是他！但我们不能说他就是在卖国！要知道，条约的签定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行为，不是李鸿章一个人和日本国之间签定的！再说条约在签定之前草本是递交到大清最高权利机构审核的！也就是说，是皇帝同意的！李鸿章之不过是在执行皇帝的意志！
还有人说过李鸿章可以拒绝签定啊！我说这也太幼稚了吧？
作为一个战败国是没有任何资本讨价还价的！李鸿章如果不去签定条约就是欺君，就是抗旨这2条哪一条都够斩首的！李鸿章有一种忠君的思想，作为一个大清忠臣他是不会违抗皇帝的命令的，这就是那个时期人思想的局限性！
3、邓世昌在军舰上养狗的问题！
是！北洋海军章程上是没有规定军舰上可以养狗！但是好象也没有写不可以养狗吧！太阳犬在致远号上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宠物！它可以算是致远号上的一员了！关于致远号在海战中冲击吉野号的问题，这无可厚非！没有什么好讨论的！我也不屑在解释什么了！
4、福龙号用鱼雷攻击西京丸号！福龙号一共向西京丸号发射了2条鱼雷！第一条鱼雷是由于西京丸号躲避才没打中的！这是海战不是你在那里玩战略游戏！鱼雷打不中目标的例子是在是多如牛毛了！就是到了现在哪个潜艇或者是鱼雷快艇的艇长敢夸口说他能不浪费一发鱼雷，全部击中敌舰！这可能吗？大家多动动脑子就明白了！何况那时候鱼雷是一个新兴的武器！技术还不是很成熟啊！
关于最后一发鱼雷从西京丸号下面过去了！我要说的是！鱼雷发射的确存在一个定深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有效发射距离的问题！鱼雷在发射出去后要下沉一段时间后，才能浮到所定深的攻击深度！当时福龙号距离西京丸号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鱼雷还没有浮到定深的攻击深度就已经从西京丸号下面过去了！
鱼雷打不中目标的原因很多！比如海流、军舰的躲避……被攻击的军舰上的水兵不会看到鱼雷过来了都趴在栏杆边上聊着天悠闲地看着鱼雷是怎么击中自己的军舰而不做任何躲避行为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艘军舰上的水兵真的是不怕死！！还不是假的！！！！！！！！
好了！我就说这么多了！
以后我再想到什么再发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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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诸位的高论！不错哦！
我也想说一点，关于福龙号攻击日舰没有击中目标我觉得这很正常！就连火炮都不可能百发百中何况作为新式武器的鱼雷！它是需要时间磨合和成熟的！
就像上面的那为姐姐说的那样！日舰是会躲避的！它的水手不会趴在栏杆上聊着天悠闲着看着鱼雷是怎样在自己的军舰上爆炸的！除非军舰上的那些水兵脑子进水了！
在二战中一艘王牌潜艇都无法让自己发射的每一条鱼雷都击中目标！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
我不知道写着篇胡说八道的文章的作者打没打过靶子！我在部队的时候用自动步枪打100米的靶子，如果标尺、准星和目标误差1毫米的话，那么子弹就会偏离靶子好几米！还有就是我们打靶的时候风向和风速都会影响我们打靶的成绩虽然这是一个很细小的影响！
鱼雷的发射距离是500码。也就是400多米的距离，这么远的距离打偏目标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位城中月先生说了就连305毫米炮发射的百余发炮弹中也只有10余发真正击中目标！作为很成熟的火炮在这样混乱的战斗中命中率都是很低的何况是技术还不是很成熟的鱼雷？
我们不能苛求北洋水师的官兵都是神枪手、神炮手，就在现实的人民军队中神枪手也是屈指可数的！我们更不能想当然的说命中率低就是炮手素质的低下！我们都没有真正经历过黄海大海战和别的战斗！条例是条例，实际情况是不能死套作战条例的！在战斗中很多条例全部都是在放屁！应该怎样怎样！应该的事情多着那！如果死套作战条例就犯了“本本主义”了！
我想当时黄海大海战的战场上一定很混乱，大家想一想，一艘鱼雷艇冒着敌舰强大的火力，（虽然西京丸号是辅助巡洋舰，但是在鱼雷艇面前却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在混乱的战场上向敌舰发射鱼雷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你还苛求他们百发百中！这不是你在玩战略游戏或者是打CS调个无敌和自动瞄准后就往上冲，反正爷们死不了！至少坐在电脑屏幕前的你挂不了！这是真实的战争，是在玩命！他们勇敢的精神是可敬的！
还有就是邓大人！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吧！邓大人是英雄这不需要争执！但是只要是人就有缺点，没有缺点的那是神仙！不要拿那些小缺点去无限的放大了！要是再放大的话，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就要全怪罪那条太阳犬了！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啊！现在部队里都可以养军犬，我想当时的“太阳”也算是军犬了吧！
邓大人永远都需要我们仰视他！
还说他驾驶致远号冲击吉野是个错误！我想问问这个作者你还是不是中国人？致远号当时已经是弹尽粮绝了！军舰也严重受损，返回旅顺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了！就这样沉没不如撞一艘日舰一起沉没来的划算！也就是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邓大人的这种壮举一直为我们中国人所赞佩！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有什么错误吗？我想没有吧！
作者的很多的观点都是在想当然！这不上想当然的事情，这是历史！是严肃的！如果用你这样的态度来反思历史，那是对历史的犯罪！是无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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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不知道这《北洋水师，剥下你虚伪的脸皮》的作者是怎么想的,一个国家的命运,一场战争的胜负,一支舰队的荣辱,都是与这个国家的战略方针和民族思想息息相关的.当时,清政府的海军战略是防守海口,在甲午战争中采取的是陆攻海守的方针,而日本是师学英国,强调海上进攻,甲午战争中其主要目标便是消灭北洋水师.海军自其诞生以来,就是一支以进攻为主的军种,历史上,没有一支防御型海军打赢过.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大陆民族,历来对海洋发展不太重视,从忽必烈到慈禧没什么变化,而日本是一个传统的海洋民族,海洋对大和民族来说就是生命.我想这就是北洋悲剧的深层根源,是最终的,也是最重要的启事.
黄海的风诉说着北洋水师的悲哀,日本冷笑着看着我们艰难的发展海军,~~~~~~~~~~
而我们却还在为甲午战争失败推卸责任,孰不知这是中华民族的责任.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忘记了灾难的根源,更可怕的是没有去改变这灾难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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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邓世昌管带的太阳犬,这到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我只记得当年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在舰上养过一条宠物狗,后来英国人为纪念尼罗河战役,还把这狗狗的尊容和纳尔逊一起印到了邮票上.我不知道养狗是不是海军的传统,但至少在邓管带之前是有先例的.
因为炮弹补充不足的事,后来天津机器局大呼其冤,但在这个问题上北洋或天津机器局似乎都没有错,除了城兄所阐述的观点外,当时国内的运输条件,北洋各舰火炮口径和类型的混杂,给补给带来的客观困难,似乎也应当考虑进去.
福龙攻击的西京丸号本来就是一商船改装的巡洋舰,吃水较浅,而鱼雷定深通常是以常规军舰为目标,福龙雷击未能得手,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只能说是西京丸侥幸罢了,连这种东西都能拿出来做文章,原作者的为人实在是......太不厚道了.....!!
其实自古以来,好为怪论哗众取宠的笔杆流氓比比皆是,这种文章 --- 不驳也罢.
这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但绝对是腐朽的清痍政权引致的必然！！（因为偶然性通常是被必然性所决定的）---------狂澜欲既倒，大厦之将倾；岂穷途末路之悲情英雄独力所能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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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北洋舰队开始组建时的军舰是这两个人订购的，实际上还是东奔西走考察了许多地方才定下来的。
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两个人就是主办北洋水师军火的，因为这个基本上属于抓差，特旨特办之类的。打个比方吧，sars时吴仪兼任卫生部长，直接指挥防疫，难道就说明她是专管卫生部的？正因为他们是外交人员，一桩差事办好了就得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后面自然会安排专门的人手经办军火采购。北洋水师从1880立项，1888年成军，1894年覆灭，前后十四五年时间，开头是李凤苞和徐建寅，后面是谁接手的？
电视剧不足为据，不过上面也说了，李鸿章的老部下黄瑞兰用石头冒充炮弹，还杀死想要举报的一位师爷或是会计。
要证明张佩纶与北洋军火无关，你提到的东西是不够的，张佩纶结束流放恰恰就在北洋水师成立前后，就是说，他是有充分的“作案”时间的。
有两种方法可以证明你的观点，第一种，列出历年军火采购负责人员，里面没有张佩纶；第二种，列出张佩纶在此期间担任的职务。都要花点时间找资料，不过阁下学富五车，博览群书，那简直就不用回家去取，直接从兜里就掏出来了。
李鸿章利用洋务运动和北洋水师组建之机中饱私囊。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别说是在中国争。便是争到外国去。争到外太空去。他肯定也是有这些事的。。。
《走向共和》这么正经。这么客观。咋地就被禁了呢？
老百姓在某些问题上是犯了错。但是不代表就在李鸿章身上也犯了错呀？你的意思是只要证明了老百姓“也会”犯错就能证明李鸿章一定没错罗？
按了你老兄的逻辑。我老百姓肯定是没李中堂有见识的。那么只要跟着李中堂搞洋务运动就好了。也别搞是推翻封建统治了。也别心痛那几个血汗钱。全捐了给太后修园子便是没犯错误罗？
不管是军火交易。验货还是督办炮台。直至北洋水师的上下军官。那都是李鸿章的亲信。其中张佩沦就是李鸿章的女婿。这是没错的吧。李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这外号总没错吧。那么多的财产是哪来的？按了现代的说法。也叫“财产来路不明”吧。而且你按哪个时代的理论来说。他都是在贪污受贿。这东西大家都不是瞎子。你要赖也赖不过。贪了就是贪了。卖了就是卖了。
用百姓的血汗去换取一个无可救药的王朝。在你老兄的看来或许不算卖国。但是在现在活着的人们心中。那就算是大大的卖国了。
打个简单点的比方。你是我上司。你要给我买保险。我说只买一千块。你硬要给我买一万块。我就认为你是卖了我的权利。是也不是。这道理在哪个时代都让人不舒服。偏偏到了你老兄那里就换了个说法。我们谁更奇怪呀。[/QUOTE]
第一，俺手里有一部199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中不乏本朝要员、知名学者。这个算您所说的正经史料了吧？查李鸿章条目，通篇未见“卖国”二字。WHY？是俺眼花了吗？
第二，北洋官吏确有贪脏枉法者，请证明这些事确实是在李的指使下干的。
第三，李的财产来源在你的下一个贴子已有解答，何来财产来路不明之说？诚然，李是有以权谋私之实，可这只能证明其好利误国，与卖国有什么关系？
第四，李鸿章在世时，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清这个政权外还有别的政权可以效忠么？
张佩纶何时接手北洋军火?何年何月去购的?卖方是谁?购了什么东西?贪了多少猫腻?
你拿出手资料来啊?我就想领教!
你斗转星移啊!反倒要别人来举.
我不是万能百科全书,所以你有东西就拿出来,没东西就别瞎扯.[/QUOTE]
你要说质疑，自然要如花给证据，可你说的是“张佩纶成为李的女婿是中法之战之后的事情，（还过着流放的生活）；不可能去国外购军火，这可不能扣在他身上。”，也就是说你有证据否定命题，而不仅仅是质疑，证据自然要你来给。我上面列举的数字表明，恰恰是有可能，因此你的这个论证是不成立的。购买军火也未必就要到国外去。
作为丧师辱国的战败相关负责人，不杀头就是法外开恩了，要流放也应该是“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之类的，起复？等一万年再说吧。可是他被流放到哪儿了？张家口！那还叫流放吗？虽然比不上北京的繁华，可附近还有更好的地方吗？北京抬腿就到。老婆死了还有李鸿章嫁女儿给他作填房，四年后就回京了，这里头的猫腻不用说大家也明白。
开战打不爆的实心弹大多数是天津机器局国产的。
张佩纶成为李的女婿是中法之战之后的事情，（还过着流放的生活）；不可能去国外购军火，这可不能扣在他身上。[/QUOTE]
当时天津机器局只能生产实心弹，而且还不合炮膛，所以临战的时候炮手要拿着锉刀锉弹带。
实心弹就是穿甲弹，早期穿甲弹是内浇注水泥的，没有炸药，纯粹依靠击穿对方水线装甲来造成沉没。甲午之战经验表明实心穿甲弹已经没落，穿甲弹开始装填炸药。
当时中国不能生产开花弹，清廷又不允许外购弹药（清廷也愤青的可以啊），所以北洋各舰储备的开花弹还是当年购舰时一并带来的（北洋也真能省啊），数量有限，不得不省着用。。。
第二，北洋官吏确有贪脏枉法者，请证明这些事确实是在李的指使下干的。
第三，李的财产来源在你的下一个贴子已有解答，何来财产来路不明之说？诚然，李是有以权谋私之实，可这只能证明其好利误国，与卖国有什么关系？
第四，李鸿章在世时，中国这片土地上除了清这个政权外还有别的政权可以效忠么？[/QUOTE]
《中国大百科全书》？？？那照了这个说法。是你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权威。还是小学。中学。大学的历史课本权威呢？原来百科全书可以和历史课本比较的吗？？？是非尚且不分。你老兄还说什么八荣八耻。八荣八耻有说《马关条约》不是卖国条约？
第二和第三我早在前面的帖子里已经举出了证据了。你没看没关系。我再复制一便：
梁启超揭露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梁先生这老九虽臭。但是实话还是说了不少。至少比起李中堂来说。爱国爱的更可爱一些〉。
黄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
翰林院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 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这个做法确实令人费解。
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应视为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同意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 "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怀宣、唐廷枢、徐润等都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很深的大买办，深受李的重用，都先后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总办。唐廷枢在任职期间还兼任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盛怀宣是公认的一个"挟诈渔利，为利孽孽"的人物，盛在给李鸿章的密信中说："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为之，候示。"这件事很现实地暴露了李盛之间摆不上桌面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的利益基础。
上面这些东西你看了以后。还认为他不卖国也没关系。只要你承认《马关条约》是卖国条约就可以了。你要不承认。咱们确实说的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第四。当时的中国除了清政府就没有可效力的对象了？这更是笑话。那请问反对签定《马关条约》的那些人又是为谁效力？我们就事论事。他李鸿章为谁效力。关我们什么事？我们讨论的是他卖不卖国。。。
实心弹就是穿甲弹，早期穿甲弹是内浇注水泥的，没有炸药，纯粹依靠击穿对方水线装甲来造成沉没。甲午之战经验表明实心穿甲弹已经没落，穿甲弹开始装填炸药。
当时中国不能生产开花弹，清廷又不允许外购弹药（清廷也愤青的可以啊），所以北洋各舰储备的开花弹还是当年购舰时一并带来的（北洋也真能省啊），数量有限，不得不省着用。。。[/QUOTE]
天津机器局也制造过开花弹,但由于技术不过关没有成功.
黄海海战由于失误,没有携带更多的开花弹,大量的开花弹被堆置在海军基地,导致北洋水师各舰开花弹弹量不足,而实心弹杀伤力有限,从而直接影响了海战的效果.
第二和第三我早在前面的帖子里已经举出了证据了。你没看没关系。我再复制一便：
梁启超揭露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梁先生这老九虽臭。但是实话还是说了不少。至少比起李中堂来说。爱国爱的更可爱一些〉。
黄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
翰林院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 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这个做法确实令人费解。
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应视为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同意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 "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怀宣、唐廷枢、徐润等都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很深的大买办，深受李的重用，都先后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总办。唐廷枢在任职期间还兼任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盛怀宣是公认的一个"挟诈渔利，为利孽孽"的人物，盛在给李鸿章的密信中说："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为之，候示。"这件事很现实地暴露了李盛之间摆不上桌面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的利益基础。
上面这些东西你看了以后。还认为他不卖国也没关系。只要你承认《马关条约》是卖国条约就可以了。你要不承认。咱们确实说的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第四。当时的中国除了清政府就没有可效力的对象了？这更是笑话。那请问反对签定《马关条约》的那些人又是为谁效力？我们就事论事。他李鸿章为谁效力。关我们什么事？我们讨论的是他卖不卖国。。。[/QUOTE]
您的正规史料原来是历史教科书，明白了，俺回头就去弄两本来拜读一下。
第二、第三俺已经仔细拜读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 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这个做法确实令人费解。这一段您看看中法之战时法舰队是在开战前还是开战后驶入我国军港停泊可能就不会太费解了。
"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这一段说明了李的财产来源。："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为之，候示”这一段说明了李和盛的关系。可这能证明什么呢？俺前贴说了只能证明李好利而已。
您认为李为谁效力和分析他卖不卖国没关系？我认为这有关系，因为这关系到确认《马关条约》之定约权为谁这一问题。批准签定这个条约的权力由谁掌握的问题。这一条不说清楚，怎么来确定谁是主谋，谁是从犯
光绪五年至七年（1879－1881年）丁母忧期间，入李鸿章幕，在天津参观海防工事，参议海防事务。守制期满复职后，多次上疏批评朝政，弹劾大臣，讲户部尚书王文韶参奏罢免。光绪八年（1882年），署左副都御史，刚刚上任，立即弹劾罢免失职官员数人，上下震悚。由此成为“得名最远，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次年五月，晋升侍讲学士。从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年）间，共上奏折、奏片127件，其中弹劾大臣和直谏的达三分之一。时，中法争执已起，张佩纶上疏请求发展水师，设南北洋水师四镇以防备；招致刘永福黑旗军以增强兵力。清廷讨厌他阻碍和议，命他到陕西办事。回京后，在总理衙门行走，一再在对外交涉中据理力争，与外国政府的无理要求针锋相对。英国公使巴夏礼以“沙面事件”向总署施加压力，不准中国惩办凶手，并拍桌咆哮。张佩纶当即也拍桌质问“你已经引起两国间的一次战争，难道还想再来一次吗？”事后，中国向英国提出正式抗议。
十年（1884年），恭亲王奕訢等人被西太后清理出军机处和总署，张佩纶企图挽回，由此与清廷意见相左，加上朝内树敌过多，在政治上失势。恰逢中法关系紧张，被派往福建会办海疆事务，后又署船政大臣。
当中法争执刚起时，张佩纶曾多次上奏，发表主战论调，强调中越唇齿相依，越亡，中国必受其害。认为中国有三大理由取胜：一、普法战争刚刚结束，法国失败后割地赔款，国力相当贫乏；二、中法间距遥远，法军由本土到达福建要二三十日，而清军至福建快则三天，迟则十日即可到达，在人数上占优势；三、法国占领越南后，施行暴政，只要派人进行号召，越南人民就会其而响应，陷法军于四面受敌中。
张佩纶抵达福建后，立即查勘船政局及闽江沿岸各要塞形势，主张沉船堵塞闽江口，使法舰不得入内，但清廷不许先发制人，结果坐视大量法国军舰进入闽江。马江之战中，张佩纶视敌太易，临战怯敌，措置乖方，用人不当，结果导致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灭。
战后，给事中方培上奏弹劾张佩纶，朝中一些人物也怀着各种目的群起而攻之。清廷后派与张佩纶平日意见相左的左宗棠等人查办此案，复奏后，朝廷指责左宗棠等人为张佩纶开脱，十一年（1885年），下旨将张佩纶从严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
三年后，返回北京，投入李鸿章幕下，主管文书，因原妻已死，娶李鸿章小女儿菊藕为妻。张佩纶于危难中得李鸿章施以援手，因此对李鸿章充满感激。甲午战争爆发前，曾建议李鸿章先将驻朝清军撤回，“示弱骄敌，再图大举”，御史端良弹劾他干预公事，于是被驱逐回籍。南下途中侨居南京。
二十六年（1900年），当听到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的消息后，张佩纶急得“咳血升许”，“累画勤王和戎之策”。次年2月，李鸿章保荐其随办和约，张北上入李幕，但对官衔辞而不就。和约告成后，李鸿章复保荐张佩纶，清廷以四品京堂起用，张佩纶又坚辞不就。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正月七日，病死于南京，终年56岁。
张佩纶学问渊博，当时与张之洞并驾，毕生致力于研究《管子》，擅长奏议，著有《涧于集》、《涧于日记》。近代著名作家张爱玲即是张佩纶孙女。
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出，张入北洋是在1888年水师成军那一年。也正是从这一年起，北样再没有增加过一条战舰。张通过购船谋私不知从何说起？至于军火说，楼上的两位兄弟已经说的很明白，俺就不罗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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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梁启超先生的《瓜分危言》所论（呵呵~~又是梁先生，俺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挪用经费在3000万两左右。近年来又有一些新的说法，有说一千多万两的，有说几百万两的，这且不去管它，因为我们要分析的是这些钱是从什么渠道流到圆子里去的。
海军军费由什么部门掌握？不在户部，也不在北样、南洋。在海军衙门。海军衙门由谁掌握？醇王奕譞。自1886年奕譞命从340万两海军开办经费中挪用67.8万两用于修园子开始，大量的海军军费都是从这流到园子里去的。奕譞为什么这么上心的为人修园子？因为他是光绪的生父，早点修好园子，早点让慈嬉退休养老，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害，这就是他的根本动机。
那么李鸿章在修园子这件事里到底做了什么呢？
1886年9月，醇亲王奕譞致函李鸿章，透露“万寿山用款不敷”，嘱其与各地督抚“设法集款200万两存储生息，以备分年修理”。李鸿章悟出此乃慈禧的意旨，立即通报粤督张之洞、江督曾国荃、湖督裕禄、鄂抚奎斌、川督刘秉璋、赣抚德馨等人，布置各地报效。他对张之洞说：“窃以粤中指款名目繁多，若能酌节用项，分次匀提，正与朝旨邸教不动正款主意相合。……每年得20万，五年积成100万，则尊处已独任其半。此外南洋各处一二善国，从而附益，便可观成”。他对曾国荃讲得更为露骨：“邸意所注，首望香帅，次则台端。……但当频年搜刮之后，何处得有闲款？目前需用已亟，无论正杂各款，均可移缓就急，分年提解”。各地督抚心领神会，争先恐后，结果合计集款竟达260万两。为了掩人耳目，这笔款项被称为“海军经费”，“存诸北洋生息，按年解京，以补正杂款之不足。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也就是说，这260万两巨款严格的说是不能算在海军账上的。
我们再看看李鸿章在这260万中所占的分额
两广总督张之洞---100万两
两江总督曾国荃---70万两
湖广总督裕禄-----40万两
四川总督刘秉璋---20万两
江西巡抚德馨------10万两
直隶总督李鸿章---20万两
以上就是俺所知的所谓李鸿章挪用海军军费给老佛爷修园子的全部内容
来源都不是教科书，大家信不信、怎么看那都是大家自己的事了。
参与过，而且做的并不漂亮，1875年始，在李的主持下向英国先后购买了十条“伦道尔”炮艇，我们称为“蚊子船”或“蚊炮船”。这十条船4属南洋，4属北洋，2属山东。事实上属于山东的两条也一直留在北洋“合队操练”。
这十条船用银约150万两，购得后因其“船小炮重”，不堪风浪。炮塔不能左右旋转，装甲薄等弱点。并不能派上大用场。基本也就成了摆设。
但1875年是我海军初创的时期，对新知识知之甚少，作出这种错误的购买决定也出于省钱的目的，窃以为又不能对李过于深责。
你上面说八荣八耻。怎么现在不说了？有本事你再说八荣八耻呀？看看八荣八耻里有没有说李鸿章不卖国？看看八荣八耻里有没有说《马关条约》不卖国？
你说张佩纶没卖国。我不承认。你拿了他的当官履历又能证明什么。有本事你拿出他的财产证明来看看呀。。。说句实话。李鸿章的亲信里。不中饱私囊的还真没有。。。
你也承认李鸿章卖船买的不漂亮。但是又给他来了句“窃以为又不能对李过于深责”。这是什么意思？黑便是黑。白便是白。这也不责那也不责。那就都不责好了。怎么到了他李鸿章头上就可以窃以为又不能过于深责了呀？原来哲学里的客观思想就是这样来的呀？
开战打不爆的实心弹大多数是天津机器局国产的。
张佩纶成为李的女婿是中法之战之后的事情，（还过着流放的生活）；不可能去国外购军火，这可不能扣在他身上。[/QUOTE]
为什么这么肯定？别的可以作假，年份假不了吧？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廷委派36岁的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稍战即溃，流放张家口。
1886年，李鸿章将女儿李经许配给他续弦。
1888年5月，张佩纶结束了流放生活。
1888年北洋舰队组建成军。
1894年，甲午战争。
那我请问
接洽军火交易者谁？验货者谁？督办炮台兴建者谁？李鸿章么？
或者您又要说这是在李授意下其手下人才与外商勾结，有意购买了劣质军火
那我再请问，授意的证据又在哪里？
至于用百姓的血汗去换取一个无可救药的腐败王朝云云
这问题我已经说了好多遍，这跟卖国不沾边
说句题外话
八荣八耻里有一条
崇尚科学为荣
与君共勉之[/QUOTE]
谁拿梁先生说事了？是我先还是你先？你翻下帖子看看。到底是谁先说梁启超的？你要说梁启超我就陪着你说罗。。。但是说归说。别说是我先拿梁启超当个什么了不得的大人物在论。不是你先把这臭老九抬出来我才不想提他呢。。。
谁说我不承认正经史料了？我们谁不承认正经史料了？正经史料上写着就是国人皆骂李鸿章“可杀”。到底什么是正经史料？你这意思我们学的文献是不正经的史料了罗？反到是你那几张奏章是正经史料？
《走向共和》这么正经。这么客观。咋地就被禁了呢？
老百姓在某些问题上是犯了错。但是不代表就在李鸿章身上也犯了错呀？你的意思是只要证明了老百姓“也会”犯错就能证明李鸿章一定没错罗？
按了你老兄的逻辑。我老百姓肯定是没李中堂有见识的。那么只要跟着李中堂搞洋务运动就好了。也别搞是推翻封建统治了。也别心痛那几个血汗钱。全捐了给太后修园子便是没犯错误罗？
不管是军火交易。验货还是督办炮台。直至北洋水师的上下军官。那都是李鸿章的亲信。其中张佩沦就是李鸿章的女婿。这是没错的吧。李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这外号总没错吧。那么多的财产是哪来的？按了现代的说法。也叫“财产来路不明”吧。而且你按哪个时代的理论来说。他都是在贪污受贿。这东西大家都不是瞎子。你要赖也赖不过。贪了就是贪了。卖了就是卖了。
用百姓的血汗去换取一个无可救药的王朝。在你老兄的看来或许不算卖国。但是在现在活着的人们心中。那就算是大大的卖国了。
打个简单点的比方。你是我上司。你要给我买保险。我说只买一千块。你硬要给我买一万块。我就认为你是卖了我的权利。是也不是。这道理在哪个时代都让人不舒服。偏偏到了你老兄那里就换了个说法。我们谁更奇怪呀。
首先水师提督丁汝昌出生淮系。是抱着李鸿章大腿上来的。在黄海海战时虚报战功。谎称“我失四舰。日失三舰”（实际上日本人一只也没沉）。李鸿章也不过问。反称“以寡击众，转败为功”。于是上下欢欣。
右翼总兵刘步蟾。北洋水师的官兵大半为福建人。而这位刘步蟾便是闽系的首脑。也是“水师的实际提督”。这位颇有李鸿章搞淮军时的本事。直弄的提督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北洋海军总教习）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这上面的东西。都还只是李鸿章误国的例子。但是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李鸿章身为北洋水师的首领。他是不是该为水师中的腐败风气负责。
而李鸿章最卖国的。当然还得算签定〈马关条约〉了。八荣八耻可是反对他那么干的。绣刀兄说是不是呢？我看这八荣八耻您还真的好好的“勉”一下。。。
洋务派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系与交易，在北洋军阀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梁启超揭露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梁先生这老九虽臭。但是实话还是说了不少。至少比起李中堂来说。爱国爱的更可爱一些〉。
黄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
翰林院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 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这个做法确实令人费解。
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应视为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同意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 "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怀宣、唐廷枢、徐润等都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很深的大买办，深受李的重用，都先后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总办。唐廷枢在任职期间还兼任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盛怀宣是公认的一个"挟诈渔利，为利孽孽"的人物，盛在给李鸿章的密信兴担?quot;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为之，候示。"这件事很现实地暴露了李盛之间摆不上桌面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的利益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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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失去外蒙怪中共？诬陷。外蒙是老蒋当政签的字，当然有人会跳出来说："老蒋签了，你不会不承认么？"------------那么我也要反问，如果失去外蒙的责任要中共承担，那么以此逻辑，失去库页岛的责任是不是也要中共承担（清朝签出去，中共不得不承认），失去香港还要中共承担（清朝签出去，中共不得不承认）？澳门也怪中共（承认了）？当年各个不平等条约流失的银两是不是也要由中共负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某些人就善于打着爱国的旗号乱国。[/QUOTE]
1、中国不是没有灭亡过。
2、中共不是标榜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吗？最后还不是非常有选择的承认了，而且还出让了更多的利益给苏俄。这个不是苛责，而是反问。
演讲者:孙中山
我知道诸位议员你们急什么。张勋复辟了，国会又开不成了。可我急的不是这个，我这些日子想的是，咱们本来是共和国啊，可怎么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封建主义、专制主义的东西？这个问题不解决，复辟就是必然的，共和国就永远是一个泡影！ 共和的观念是平等、自由、博爱——
共和国是平等之国，人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各级行政官员都视法律为粪土，人民仍被奴役着，被压迫着;
共和国是自由之国，自由是人民的天赋人权。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当权者的自由，权力大的有大的自由，权力小的有小的自由，人民没有权力、没有自由；
共和国是博爱之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只有人民对当权者恐惧的‘爱'，当权者对人民口头上的虚伪的‘爱'，那种真诚的真挚的博爱我们看不到。
共和国是法制之国——
立法是国会。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行政权力一次又一次肆无忌惮地干涉立法，你不听话，我就收买你，逮捕你，甚至暗杀你。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员可任意蹂躏的妓女！
行政是大总统和他统领的文官制度。可民国六年来，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打着共和旗帜的‘家天下'；在行政中，我们看不到透明的程序，看不到监督系统，人民不知道他们如何花掉了人民的血汗钱，人民不知道他们把多少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共和国的行政应该暴露在阳光下，可我们看到的却是暗箱操作，漆黑一团！
司法是裁判。它在立法和行政之间，谁犯规，他就亮谁的黄牌、红牌，甚至罚下场去。而裁判的原则是什么？是一部主权在民的共和国宪法！可民国六年来，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这样一部宪法。就那部不成熟的临时约法也一次又一次地被强奸，被当权者玩弄于股掌之上。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民主共和国成立整整六年了，可真正的共和国，她还没有开始！她一次又一次地被各种东西所击败。
有人说，哦，不是一个人，是许多人，他们说，你说的这些个东西，太虚幻，太遥远，可望而不可及，不符合国情，是个气泡，看着很美丽，一飞上天，嘭，破灭了！这还是好听的。难听的说我是‘孙大炮'，就会放空炮，嘭——响声很大，可什么也没有！他们说，共和国其实就是个称号，还是别说她了，我们想要点实际的东西。
那我想问问大家，我们到底想要什么？就要这样一个假共和吗？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专制；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真复辟；
如果共和是假的，那我们有的就永远是被奴役！
如果共和错了，那自由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平等就是错的；
如果共和错了，那博爱就是错的；
不，共和没有错，我追求共和没有错，你们追求共和也没有错，她只是还不完善。美国的共和制不完善，瑞士的共和制也不完善，咱们中华民国新生的共和制更不完善。我们要做的，是一点一滴地完善她，让她更美丽！
我想到的是什么呢？还是民权。我刚才说了，三权分立那是西方的制度，很不完善，他们的立法、司法、行政都是高高在上的权力，很难直接体现民权。所以我想在宪法中规定人民有参政议政的权力。如何体现呢？
一个是考试权。我们中国有考试的传统。可我们把科举废除了，这对大兴新学有好处，是好的；可当官不再考试了，这不好。这叫倒脏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这就为任人唯亲、任人唯钱开了一个口子。大家看民国这六年来行政上用的都是什么人？都是袁世凯北洋的人，至今还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把考试权还给人民！今后用人行政，凡是我们的公仆都要经过考试。不管是谁，都有机会成为行政官员。
还有一个就是监察权，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就是皇上有错，御史也可以冒死直谏，风骨凛然。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权力让人民掌管。共和国的人民要人人都是御史，只要发现行政官员有错，就有权力弹劾！对你们国会的某项立法不满，也有权力弹劾。
所以，过去你们制定的共和国宪法，那是学西洋的，叫‘三权宪法'，我今天发明一个新词，叫做‘五权宪法'，就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再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大家不要小看这两项权力，如果‘老三权'不过是代议制度下的间接民权的话，那么我所说的这考试权和监察权就是直接民权！所以真正的‘主权在民'不是西方的‘三权宪法'，而是我发明的这个‘五权宪法'！
也就是我设计的这件服装，有人就用我的名字来称呼它，叫‘中山装'——大家还不明白，是吧。我告诉你们——这本来是个秘密，连裁缝我都没告诉他——这衣服就是按照我们共和国的理念，按照‘五权宪法'的理念设计出来的。
这里，我设计了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共和国的理念就是‘自由、平等、博爱'。这里也有三个扣子，这是让人们记住，永远不要忘记人民，就是我们的‘民族、民权、民生'——就是三民主义。
这些口袋里装的，就是‘五权宪法'，这里装着立法权，这里装着行政权，这里装着司法权，这里装着考试权，哦没了？别急......监察权在这里装着！这个监察权为什么要藏在里面呢？因为它是人民的杀手锏啊！当权者永远不知道人民什么时候就‘杀'过来弹劾他，所以他要战战兢兢地当官，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做事！
我是个疯子是吧？至少是个政治动物。穿衣吃饭都是政治，走路也是政治，开口就是政治。有点傻是吧？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没错。我不要求你们都跟我一样。更不能要求我们的人民天天过我这样的日子。我孙文此生啊，没有别的希望，就一个希望，那就是，这共和不仅是一个名词，一句空话，或一个形式，要让它成为我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让它成为我们牢不可破的信念！因为，历史不是巧合，历史是选择，只有信仰坚定才能创造历史！
条约简介：
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开疆拓土”，陆上西进的目标是朝鲜和中国大陆。1876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由此日本侵略势力进入朝鲜。清朝与朝鲜有宗藩关系，日本极力破坏这种关系，在朝鲜造成与中国的尖锐矛盾和多次冲突。1885年3月中日签订《天津会议专条》，确立了两国在朝鲜的对等地位。此后日本即有计划地大力开展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活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表示对中国出兵“决无他意”。但当清军入朝时，日本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等为名大军入朝，于7月25日突袭中国北洋舰队，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战争打响后，两国海军进行了黄海大战。陆上战斗军从朝鲜打到奉天（今辽宁），占领大片领土。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初又侵占山东威海。清政府无心抗战，一再求和，最后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前往日本马关，与日本全权代表、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议和。
3月20日双方在春帆楼会见。李鸿章要求议和之前先行停战，日方提出包括占领天津等地在内的4项苛刻条件，迫使李鸿章撤回了停战要求。24日会议后，李鸿章回使馆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伤。日本担心造成第三国干涉的借口，自动宣布承诺休战，30日双方签订休战条约，休战期21天，休战范围限于奉天、直隶、山东各地。此时日军已占领澎湖，造成威胁台湾之势，停战把这个地区除外，保持了日本在这里的军事压力。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议和条款。李鸿章乞求降低条件。10日，日方提出最后修正案，要中方明确表示是否接受，不许再讨论。在日本威逼下，清政府只得接受。4月17日，李鸿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又称《春帆楼条约》）共11款，并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废绝中朝宗藩关系。2．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3．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亿两。4．开放重庆、沙市、苏州和杭州为商埠。5．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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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看〈马关条约〉签定后国人的反应。
5月8日，清政府全权大臣伍廷芳与日本全权代表伊藤东在山东烟台如期完成换约，《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震惊哗然，群情激愤，
反割地斗争早在慈禧太后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大臣之日起就开始了。太傅翁同龠、翰林院编修黄绍箕、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御史王运鹏等30余人，纷纷上书慈禧太后，反对对日割地，但均未被慈禧采纳。割台噩耗传来，首先是在京台湾举子和台籍官员，满怀义愤，立即到都察院联名上书，坚决反对割让台湾，表示“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只要朝廷组织抗敌，台湾人民“必能舍生忘死，为国效命”。这血泪的控诉，悲愤的誓言，引起了正在北京应试的全国各省举人的强烈共鸣，纷纷上书，要求废除割台条约，一时间在都察院排队上书的队伍长达一里多。特别是广东举人康有为、梁启超更是四处奔走，组织集会，动员各省举人响应。康有为连夜赶写出洋洋洒洒近二万字的奏文，反对和约，反对割台，要求清政府“变法图强”，参加连署******者达千余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将反对割台与国家“变法”结合起来，将反割台斗争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从4月17日签署《马关条约》，到5月8日烟台换约，22天内先后有3000多名举人上书38次。
在台北，割台的消息传来，“若午夜暴闻惊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在自己不能主宰的情况下，被腐败的清政府出卖给日本，台湾人民的悲愤、无奈、绝望的心情，非外人所能体会。全台男女老少、市农工商、贩夫走卒，鸣锣罢市，涌入省府，愤怒抗议朝廷的割台行为，决心誓死保卫台湾。台湾著名诗人丘逢甲写下血书“抗倭守土”，并带头联名致电清廷，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忘”，愿意与驻台守军“誓死守御”。一年之后，丘逢甲还写诗回忆当时的情景与心情：“四万万人同声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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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幸。老兄说的梁先生和康先生恰恰就是反对割地的主力。而“狂吠”的举人仕子更是有3000人之众。
再说《马关条约》的争取权利问题。在李鸿章之前。其实已有张荫桓和邵友濂去日本谈判。但是朝廷内部存在分歧。光绪皇帝电令张等代表立即起程赶往广岛。可是老佛爷却令二人候谕。原因是朝廷又派了主力出关作战。说来很羞耻。这主力恰恰是我们的湘军（惭愧呀惭愧）。可是仍旧作战不利。日军转攻威海卫。慈僖放弃了作战希望。转而谈判。。。
从这里我们看到。清朝廷虽则软弱。可是还是有过抵抗想法的。在离京十三天后，即一月十九日，张等才奉慈禧之命克日出洋。可是问题有来了。清朝派出的政府不是“全权”。于是日本又以此为借口将二人驱赶回国。
1895年2月17日，刘公岛失陷，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当天日本政府宣布：中国另派大臣，须有允偿兵费、朝鲜自主、割让土地、及与日本进行谈判能够签字作准之权。这一声明实际上已经点了李鸿章的名了。慈禧此时急于求和，立即决定派李鸿章赴日求和。
李中堂到了日本。立即发表了诸如“中日亲善”“共对欧美”的废话。这落水狗当然没什么大声吠。这些外交上事。且放过不表。我们单来看看这条约：
第一条。承认朝鲜独立。这是废话。朝鲜独立本就是个笑话。我们不管先。。。
第二条。割让胶东半岛。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给日本国。这个不能争取？xiaotong004开始也说了。台湾不比阿尔萨斯、洛林。那里的人本就是中国人。这个老兄又有没有意见？况且甲午战争我看还不如普法战争那么惨。普法战争中法国拿破仑三世本人都被俘虏了。条约也没签的像李鸿章这样丢脸。而拿破仑三世的前任拿破仑一世更是情愿流放孤岛也不愿意签定割让法国土地的条约。。。这个不叫丧权辱国？
第三条。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万万两。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日本当年的总国民生产总值才多少。不过八千万两。。。这笔钱几乎就等于了全日本两年半的收入总和。。。这个没办法争取？有两亿两银子赔给人家没钱和日本人打仗？没钱给老佛爷修园子？没钱给北洋水师发军饷？
我和xiaotong004兄都说过。我们都是认为李鸿章本身是不想签定这些东西的。可是这并不代表他没罪。。。抗日战争出了多少汉奸。又有哪个是一生脸上就刻着“汉奸”两个字的？又有哪个天生下来就想当“汉奸”的？这其中因由不计其数。但是这又怎么样呢？难道就因为他们本性是好的。我们就放过他们不审查？
其中汪精卫就是例子。他爱中国吗？我想至少在三十岁以前是爱的。而且爱的比李鸿章还激烈。爱的连性命也可不要。可是他是汉奸吗？相信绝大部分人毫不犹豫的就会回答“是”。
总之一句话。李鸿章在签定马关条约的时候。代表的是全中国人民。可是维护的却是满清朝廷的利益。他辜负了中国人。也出卖了中国人。中国人民对这个马关条约是极为不满的。是反对的。是不承认的。
再我看来。当时的日本并没有二次大战时的日本更强。而中国败的也没有普法战争中的法国更惨。可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却远远超过了法国在普法战争的代价。并且在甲午战争中满清朝廷的表现也令人非常失望。
《马关条约》就清廷来说。大抵还算的上一笔合理的买卖。如果不签定马关条约。日本很有可能继续南下。攻下天津甚至进入北京。但是这算不算是中国就此亡国了呢？恐怕不是吧。我们站在满清统治者和李鸿章的角度来看。如果北京不保。那满清政府在没有首都的情况下很可能支持不了其在中国的统治。那对于他们来说。这就已经算“亡国”了。
但是大家也知道。这是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的。但是说句现实点的话。大家一般来说主要还是会站在自己的角度来看问题。人再亲总亲不过自己嘛。如果要站在我们这个阶层的角度来看的话。满清政府急于签定和平条约就很难原谅了。
就拿〈走向共和〉这个电视剧来说吧。这个片子同样也是经学者研究后编成剧本。然后再搬上银幕的。它也代表着一种学说。可是它上了电视是不是代表它就是主流学说呢？我们都可以看见。后来这部片子即使是在相当开放的网络上。也是毁骂大于歌颂的。我本人的年龄还未到三十岁。尚且觉得这个片子主观意识很强。强借着某一学说的的说法将历史任意评论。这样难道就是尊重学问的表现？
李鸿章是满清政府的官员。他站在满清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于他个人来说是应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可以安心的面对自己的角色了。就连〈走向共和〉中也描写了李鸿章教笼中的鹦鹉说“李鸿章。你是个王八蛋。。。”作为一部电视剧来说。这一段的心理描写是很好的了。在签定了马关条约后。国人大多骂李鸿章卖国。可是李鸿章作错了吗？站在满清朝廷的角度来说。他这一下保住了清朝统治。当然是没错的。可是这些论点麻醉的了清朝的高官们。却连李鸿章自己都麻醉不了。在他满清总理大臣的背后。他仍旧是一个中国人。
马关条约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它所达到的根本目的就是一个。不能把满清的首都丢了。要继续维持满清政府的统治。可是这又起到了什么效果呢？最后我们看到。没几年工夫。北京还是丢了。而清朝的软弱根基被西洋各强国发现后。更变本加厉的侵略中国。而清朝政府只要是可以继续维持它的统治。它就毫不在乎的继续签下一个又一个的卖国条约。而正是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之后。中国人开始由一致对外转而要推翻满清的统治。
太平天国何以能够占据东南半壁江山。难道东南诸省这么多老百姓都是天主的信徒？难道天国中如此之多的文臣武将都相信天父。天兄的鼓惑？怕不尽然吧。。。依我的看法。太平军之所以能获得这么多人的支持。怕主要原因还是满清政府失去人心之故。老百姓就缺敢带头的领导人。这时有人带头闹事了。谁管他是天主教还是白莲教。先反了满清朝廷他娘的。其他的以后再说。
甲午中日战争。满清政府最让国人寒心的并非他们败的如何之惨。真正让人痛心的是这个政府根基已朽。一战即溃。他们根本就没有带领国人奋起反抗的领导能力。即使马关条约签定了。日本不侵略了。中国在这个政府的带领下也走不出落后的黑夜。它已经烂在根上了。而李鸿章还尚且要努力维持这棵大树不倒。又怎能不说他是反动的。试问一个连水师军饷都可以拿去修园子的总理大臣。我们又有什么立场来为他辩护。他自己只怕都要骂自己是“王八蛋”。我们还为他辩护什么呢？
诗讲究的是唱和
我自己不会作诗
抄黄尊宪先生马关纪事诗中的一首来应个景
这是其中的第二首，描写的正好是李鸿章
诗曰：“卅载安危系，中兴郭子仪。屈迎回纥马，羞引汉龙旗。正劳司宾馆，翻惊力士椎。存亡家国泪，凄绝病床时。”
再抄点1895年三月十四日（4.8 )在日本谈判的李给国内的电文，或许能有助于对李的评判
“不敢轻允割弃台湾，让地限一处，不知将来能否办到？敌已据处，争回一分是一分，未据处丝毫不放松。赔费一层，伊藤复函谓中国自家为难之处，不在应议之列。”
电文和诗作都很浅显，俺不多作解释，以免贻笑大方。
和议成，李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有这样几句话，我觉得也有些意思。
“所最疚心者，赔款虽减，尚有二万万两；奉天迤南虽退出多处。而营口至金、复一带不肯稍让。台湾兵争所未及，而彼垂涎已久，必欲强占。.........深盼皇上振励于上，内外臣工齐心协力，及早变法求才，自强克敌，天下幸甚。”
请问李鸿章是否有过拿北洋水师的军饷去给慈僖太后修园子？
请问你是否认为当时的中国人民除了签定《马关条约》外。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抵抗下去了？
请问这一百年来。在中国的主流观点中。是不是将李鸿章作为一个大汉奸。大卖国贼来对待的？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战争结果很长。条约的签定过程前面也写过了。我就不表了。这里只说《马关条约》签定后国人的反应。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从这里可以看出。李鸿章当时的名声非常之不堪。到了“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怎么到了现在。就转变成当时的人对他的评价还不错的说法了呢？
我们不要把愚忠当伟大好不好。况且愚忠还分很多种。而李鸿章这种情况又是最不堪的一种。首先。他轻信了北洋军的一面之辞。低估了日本人的野心。轻易的派兵进入了朝鲜。这后果就是落入了日本的圈套。输掉了一场战争。
当战争进行时。李鸿章又为了维持满清政府的统治而签定了《马关条约》。将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了日本。这算不算出卖了国家的主权呢？
人都是要负责任的。《马关条约》签定后。清朝也发生了剧变。一是百日维新。一是东南自保。假如说百日维新是国人还对清朝政府存在一丝希望的话。那么东南自保就意味着有一般以上的中国人已经对清廷彻底的失望了。
另外。李鸿章并不见得就站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对立面。李鸿章曾率随员先后访问德、荷、法、比、英、美、加诸国，由于系亲身游历，他对西方社会制度产生由衷的赞叹，并在演讲中一再大声疾呼：“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回国后，面临方兴未艾的戊戌变法运动，他慨然以“维新之同志”自许。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海外，慈禧一再下令捕杀康梁余党，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却说：“我决不做刀斧手”。
说句良心话吧。我如果站在李鸿章的地位上。肯定也是做不出什么成绩来的。一来我本就是一俗人。二来清朝已经无可救药了。在签定《马关条约》时。可以作为全权代表的人很多。但是从各方面来考虑还是选择了李鸿章。这也是有道理的。
李鸿章对朝廷的忠诚已经到了忘我的地步。为了维护朝廷。他可以背上卖国的名声。我想他怎么做起码至少是有一个积极作用的。就是告戒后人再别落到他这一步。。。
《走向共和》中，李鸿章曾经对盛宣怀说，身怀利器则杀心自起，因此当权者不可不戒。为了整治北洋水师，李鸿章忍痛杀了自己的一个老部下，对此，电视剧做了十分煽情的处理，表现出李鸿章的念旧情与重报恩。
在历史记载中，尽管对李鸿章这个人物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有一件事，史料记载都颇为一致，那就是李鸿章的杀降。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期间，李鸿章率部攻打苏州城，城里的太平军已经同意投降，李鸿章手下大将程学启也与太平军8位首领签订了盟约，而且由洋枪队的英国人戈登签字做保人。但最后，程学启却要杀掉这8个人，尽管“自古以来，杀降不祥！”但李鸿章并没有阻止，结果导致几千人被杀。事后，戈登强烈抗议，几乎要和李鸿章拼命。对此，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传》中评价曰：李鸿章这样做是不应该的，他一生爱用小智小术，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大概。《走向共和》尽管号称是反映1840年到1920年80年间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故事，但其实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说起的，而没有表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这段历史。不过，由此可见，李鸿章对部下所说的不可不戒之类的话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李鸿章有没有向日本人乞求减少赔款？
《走向共和》中，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去日本和谈，其间遇刺受伤，日本人见状将赔款额从原来的白银3亿两减为白银2亿两。剧中的李鸿章包着纱布、打着绷带和日本人谈判，要求日本人减少赔款额度，甚至说出“无论如何再减点，就当作是老夫回国的旅费”之类的话。
编剧盛和煜用“最恨是马关”来形容写这段时的心情。他告诉记者，在北京写剧本时，由于自己不太习惯电脑打字，因此制片方给他配备了打字员，说到这段的时候，自己已经哽咽了，打字员还问他怎么了？当时已经是深夜，他走到窗前，看着夜色中的北京，泪流满面。
历史记载说：不能因为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了卖国的《马关条约》就把李鸿章等同为卖国贼，同理，如果是史学家，也不应该因为心中的同情而对李鸿章加以美化。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说，当时李鸿章是带着自己的儿子李经方去日本的，李鸿章遇刺后，清廷任命李经方为全权大臣，而受伤时的李鸿章虽然是最后裁定，但躺在病床上，只是口授机宜，并没有亲自上场。也没有因为他的乞求而日本少要赔款的记载。
李鸿章有没有借权敛财？
《走向共和》中，李鸿章的官邸在当时就已经通上电，屋顶挂着吊灯，而且能够喝上外国人送的葡萄酒、咖啡等。在解释为什么李鸿章的官邸如此金碧辉煌时，导演张黎曾对记者说，李鸿章生活是很奢侈的，喝的水都是从荷兰进口的。他的奢侈生活所依赖的钱财是从哪儿来的呢？李鸿章有没有借权敛财？
至于李鸿章是不是就像有些媒体所说的生活简朴、为政也十分清廉？那倒也未必，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鸿章“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民间有对联
说：“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讽刺的就是李鸿章(合肥人)、翁同?(常熟人)的富有，而梁启超也认为李鸿章虽不像传说中那样富甲天下，但大约有数百万金之产业，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都有不少股份。
要说李鸿章如何的伟大。。。还是算了吧。。。
另外。各位都拿梁启超说事。可是我们应该看到。梁启超叹过李鸿章。但是绝非为其说话。虽然李鸿章常常以“维新之同志”自居。但是他最关心的还是他的老佛爷。我这里也拿梁启超的一句评语给大家看看吧：“吾欲以两言论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最简单的思考法来想象一下。以日本人的本性来说。大家认为他们会能够占领东三省而不占。反而满足于割让一个台湾吗？我的理解是。他们既然已经实际占据了东三省。而后来又退了出来。这就证明他们自己也是没有信心的。。。
另外。我不得不老实的指出李鸿章的一些个人问题。
李鸿章骄奢淫逸，贪污腐化，利用洋务运动，中饱私囊。当时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李鸿章盛宣怀家产可比《马关条约》赔款。李鸿章初入仕时，李家仅是中产之家，李府最盛时，有田100多万亩。贪污受贿可知！因此，李鸿章一手操办的淮军、北洋水师，到后期也都腐败不堪，战斗力很弱。
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李鸿章的领导下，打了败仗。受李鸿章直接领导的淮军，丢失旅顺口要塞（当时清政府出巨资修建，花费是北洋水师的2倍）， 甲午战争北洋水师之败，有人指出慈禧用军费祝寿是一大原因。但李鸿章及其家属亲信难道说能辞其责吗？北洋水师甚至好多开花炮弹打到日舰上不爆，而北洋军火采购权全在李鸿章女婿张佩纶之手，原因可知。李鸿章难辞其咎。
照这么个说法。日本在二次大战中与中国打仗。是赢的多输的少。最后战败也与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的出兵有很大关系。那么按了上面的逻辑来。中国就不是战胜国了？若是这样的说法。那法国在大战中甚至全境沦陷。而且当时的政府还投了降。那岂非更不算战胜国？
两国交战。自然会有外部影响。俄国将东三省视为囊中之物。当然不会容日本染指。而日本的崛起对美英的东亚殖民地也有消极影响。他们当然也不愿意看见中国轻易的失败。
日本最终退出辽东半岛。说到底是他们的实力还不够大。所以才“不得不”接受三国的“劝告”。如果他有这个实力。那肯定是不会退出来的。请问是也不是？
另外。说到李鸿章受慈僖的辖制。又一个“不得不”签定了《马关条约》。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如果我们大家想表现的更客观一点的话。就请不要把自己的立场站到到李鸿章的那边去了。比如《走向共和》的编剧盛和煜就是如此。他说到李鸿章签《马关条约》时的状况。竟然语不成声。泪流满面。好一副感天动地的场面呀。可是在他为李鸿章辩明是非的时候。恰恰就放弃了客观这个因素。因此就出现了美化李鸿章的许多片段。然而这其中有许多都不是事实。
我们在说李鸿章的“被逼”签约。本就是很不客观的。为什么呢？因为李中堂本就是清朝统治的主要栋梁。他本就是这个政府的一份子。前面也举了许多例子。清朝的腐败根基。其中有不少还是他直接造成的。可是为什么我们谈到他贪污和培植党羽的时候。便能很客观的用当时的历史背景掩盖过去。而谈到他“被逼”签下《马关条约》之时却大力宣扬他的内心世界呢？
各位要说主观的话。我本人当然是很主观的。我认定了李鸿章就是一个大卖国贼。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也不想掩饰这一点。但是我主观。并不代表我不讲道理是不是。而且是天下俗人都能用最简单的办法来理解的道理。
各位想必都看过《七武士》。请问大家对那里面的农民又有什么看法呢？他们是世界上最狡猾。最低贱。最善变的人。他们甚至连道理都可以不讲。可是造成这一切的又是因为什么呢？
士大夫们的明争暗斗是很残酷和阴暗的。我们也都知道一点。大家又可曾看过哪位士大夫是真正的善良的？他们在百忙当中只要找出一点机会。就会把对手整死。能够杀死的绝不会留下活口。而李中堂当了几十年的首辅。家中良田无数。麾下党羽满朝。签下卖国条约无数。国人皆曰“可杀”。已经盖了棺材的人？而我们还要反复站在他的思维方式里来为其考虑立场。这难道又不可笑吗？
第二条。许多官员的“第一次”。也是出于这样的情形。一般来说，官员的钱都是够吃饭的。出了贪污的事情。多少都是有原因的。但这不代表他没有罪是不是。。。
第三条。既然只是北洋水师一支军队的战争。那为何到后来要全中国人来一起陪钱呢？那为何割让的却是南边的台湾呢？战争的起因往往让出乎意料。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因只是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被刺杀。这难道不叫人啼笑皆非吗？可是这次大战的后果却让人想笑也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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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黑锅总要有人来背，主战派的清流们骂完闹完，最后还要李鸿章擦屁股，难道擦屁股的有罪，拉屎的反倒没事了吗？更何况当初禁止购舰的动议还不就是清流们提出来的吗？
第三条：甲午之战，看似清廷的失败，实则清廷获利极多。当时的北洋，已经是尾大不掉之势，所以一直是清廷猜忌的对象，尤其是对于帝党系的清流来说。因为李鸿章属于后党，更是攻击的靶子。在甲午之前，北洋就已经是清流频繁攻击的对象，海军专款被挪用，停购军舰，都是清流打击北洋的手段，甲午开战以后，更是参奏不断，仅仅因为有日本军舰出现在旅顺外海，有人动议要处斩丁汝昌（何等乱军！），至于置北洋实际情况于不顾，强令出击的事情，也是明摆的事实。
我们可以想一想，倘若甲午获胜，北洋势力更加庞大，谁敢保证不会出现袁世凯式的人物？李鸿章不做此想，他的部下呢？所以表说帝党，就是太后自己，只怕对北洋也不放心吧。
甲午之败，北洋元气大伤，清廷又得以苟延残喘20年，最后还是栽到新北洋袁世凯的手里，可见甲午失败，清廷还是有好处的。至于中国因此受到损失，和保证满洲人的祖宗基业相比又算的上什么？
锈刀兄说的。我也是知道李鸿章是被逼的。不错。这个情节确实不用各位来给我扫盲。我一直就是知道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认为他是卖国的。
我前面就说了。各位都觉得我这人是很主观的。可是在某些事情上。各位也是主观的。就拿李鸿章这事来说。李鸿章贪污受贿。培植党羽这样的事是做过的吧。他利用洋务运动聚财这样的事也是有的吧。前面不都说了。北洋水师的军备买办就是他的女婿。而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时打出的许多炮弹根本就不爆炸。
可是当李中堂有垢病的时候。大家就会和《走向共和》的编剧一样。把这个归咎与历史背景。于是诸如清朝早已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腐败横行这样的辩解就出来了。。。当我说清朝政府已经不应该在统治中国的时候。各位又说当时的人民境界没有这么高的。。。
如果大家都客观。我便没什么好说的。我一直就知道李鸿章作出的贡献。他是有一定功劳的。但是这并不能掩盖他的罪行。我们要评定一个人。总的有个方向是不是。我们现在在这里说李鸿章是要给他一个最终的定义。那么就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他这个人的历史作用。
就比如毛泽东。我们都知道他是个伟人。也都知道他犯过错误。但是最后的结论又几乎一致。而李鸿章同样也是如此。我们大可不必站在任何人的角度来看待他的心理状态。这在历史上是不重要的。换句话说。这叫唯心论。。。
如果要用主观的角度来看的话也好办。在李鸿章在世的时候。国人都是恨他的。我们别管什么原因。国人也没冤枉他。做事总是要负责的。慈僖的错自然有人去审判慈僖。我们现在说的是他李鸿章的错。
现在李鸿章不在世了。他的名声同样不堪。以至于连放个《走向共和》都被从此禁播。而且还是网络票选的结果。
我真的不明白。真的。李鸿章这样一个有着“宰相合肥天下瘦”的总理大臣。办过这么多的错事。猜错了那么多次国际形势。签定了那么多卖国条约的人。今天居然变成了爱国伟人了？从这件事来看。他的总理大臣当的不委屈。真的。。。另外说一下。共产党虽是骂的李鸿章狗血凌头。但是并没有破坏他的故居。。。
各位都是仕子。都有学问。我以前是很羡慕的。但是现在看来要重新想一想了。原来学问竟是这么混乱的。我看各位个个都像梁启超。梁启超在悲李鸿章之事的时候可以令天地为之动容。但是转头骂李鸿章的时候。又将他骂成妨碍地球公转。。。快哉呀快哉。。。
李鸿章也不廉。这个我前面说了很多了。看来也没多少人反对。
李鸿章也不智。李鸿章被俄国人忽悠的事。大家想必也是知道的。这外国人在评论李鸿章之时。大多用“慈眉善目”来形容。说他识得大体。通国事。可是在忽悠他的时候。可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在逼迫他的时候更是穷凶恶急。谁叫他长的“慈眉善目”呢。
李鸿章甚至不忠。各位都说慈僖是李鸿章的BOSS。他都是听慈僖的。可是他也有不听的时候。八国联军那会。李鸿章可是带了头抗命的。“此系乱命。粤不奉诏”更是出了名哦。不同的是。这回他已经不用再受翁同沭那老王八蛋的鸟气了。
李鸿章又是很聪明的。在朝廷主战派拼命叫嚣的时候。他提出了反对意见。可是他又不坚决反对。他只是让大家都知道他是在反对的。这样的忠臣。当的也真悠哉。只是不知道他爱的是老佛爷？是皇帝陛下？还是爱的各位老百姓？
说李鸿章代人受过？并不尽然。他本身就是这些人的一份子。大家一荣惧荣。一辱惧辱而已。
知可战而不战，以割地苟和，政府之罪也；知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
伊滕博文在马关条约签字时，回想起十年前李鸿章在天津山西会馆为中国主权据理力争样子令日本人心怀余恨，这次伊无不得意地说：“谈判结束之日，两次均为4月15日，亦可谓奇哉”。李作为战败国代表只无奈答了一句：“实属奇也。”只不过十年前的《日清修好条规》算是平等条约，十年后的《马关条约》是不平等条约。
首先水师提督丁汝昌出生淮系。是抱着李鸿章大腿上来的。在黄海海战时虚报战功。谎称“我失四舰。日失三舰”（实际上日本人一只也没沉）。李鸿章也不过问。反称“以寡击众，转败为功”。于是上下欢欣。
右翼总兵刘步蟾。北洋水师的官兵大半为福建人。而这位刘步蟾便是闽系的首脑。也是“水师的实际提督”。这位颇有李鸿章搞淮军时的本事。直弄的提督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甚至在黄海之战后“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但“（北洋海军总教习）琅威理去，操练尽弛。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满清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靖远舰在港内中炮沉没时，“管带叶祖圭已先离船在陆”。
这上面的东西。都还只是李鸿章误国的例子。但是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李鸿章身为北洋水师的首领。他是不是该为水师中的腐败风气负责。
而李鸿章最卖国的。当然还得算签定〈马关条约〉了。八荣八耻可是反对他那么干的。绣刀兄说是不是呢？我看这八荣八耻您还真的好好的“勉”一下。。。
洋务派与外国侵略势力的联系与交易，在北洋军阀身上表现得非常突出。
梁启超揭露李鸿章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梁先生这老九虽臭。但是实话还是说了不少。至少比起李中堂来说。爱国爱的更可爱一些〉。
黄海战后，翰林院联名奏参李鸿章"有银数百万两，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其子在日本各岛开设洋行三所。"
翰林院还奏参李鸿章："米、煤资敌，释放日本奸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之先"，命令继续供货" 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这个做法确实令人费解。
开平煤矿是中国当时最大的煤矿，煤炭应视为战略物资(军舰的燃料)，但李鸿章却同意由英国的怡和洋行控股该矿，连外国人都认为 "李的立场值得深思"。
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怀宣、唐廷枢、徐润等都是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很深的大买办，深受李的重用，都先后担任过轮船招商局的会办、总办。唐廷枢在任职期间还兼任英国在华最大企业怡和洋行的总买办。盛怀宣是公认的一个"挟诈渔利，为利孽孽"的人物，盛在给李鸿章的密信中说："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为之，候示。"这件事很现实地暴露了李盛之间摆不上桌面的关系与这种关系的利益基础。
没错，北洋舰队开始组建时的军舰是这两个人订购的，实际上还是东奔西走考察了许多地方才定下来的。
可是这并不能说明这两个人就是主办北洋水师军火的，因为这个基本上属于抓差，特旨特办之类的。打个比方吧，sars时吴仪兼任卫生部长，直接指挥防疫，难道就说明她是专管卫生部的？正因为他们是外交人员，一桩差事办好了就得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后面自然会安排专门的人手经办军火采购。北洋水师从1880立项，1888年成军，1894年覆灭，前后十四五年时间，开头是李凤苞和徐建寅，后面是谁接手的？
电视剧不足为据，不过上面也说了，李鸿章的老部下黄瑞兰用石头冒充炮弹，还杀死想要举报的一位师爷或是会计。
要证明张佩纶与北洋军火无关，你提到的东西是不够的，张佩纶结束流放恰恰就在北洋水师成立前后，就是说，他是有充分的“作案”时间的。
有两种方法可以证明你的观点，第一种，列出历年军火采购负责人员，里面没有张佩纶；第二种，列出张佩纶在此期间担任的职务。都要花点时间找资料，不过阁下学富五车，博览群书，那简直就不用回家去取，直接从兜里就掏出来了。
李鸿章利用洋务运动和北洋水师组建之机中饱私囊。也绝不是空穴来风。别说是在中国争。便是争到外国去。争到外太空去。他肯定也是有这些事的。。。
作为丧师辱国的战败相关负责人，不杀头就是法外开恩了，要流放也应该是“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之类的，起复？等一万年再说吧。可是他被流放到哪儿了？张家口！那还叫流放吗？虽然比不上北京的繁华，可附近还有更好的地方吗？北京抬腿就到。老婆死了还有李鸿章嫁女儿给他作填房，四年后就回京了，这里头的猫腻不用说大家也明白。
第二、第三俺已经仔细拜读了。。"所谓"米、煤资敌"是指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认为"订货在失和??quot;，命令继续供货" 以示信用"。于是3万吨煤炭和3000石大米照常运送日本，这个做法确实令人费解。这一段您看看中法之战时法舰队是在开战前还是开战后驶入我国军港停泊可能就不会太费解了。
"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其股份皆不少；或言南京、上海各地之当铺、银号，多属其业。"这一段说明了李的财产来源。："师如需附股若干，乞密示。批令招商局及小人、仲舫为之，候示”这一段说明了李和盛的关系。可这能证明什么呢？俺前贴说了只能证明李好利而已。
您认为李为谁效力和分析他卖不卖国没关系？我认为这有关系，因为这关系到确认《马关条约》之定约权为谁这一问题。批准签定这个条约的权力由谁掌握的问题。这一条不说清楚，怎么来确定谁是主谋，谁是从犯？[/QUOTE]
原来这些还不能说明李鸿章的为人呀？中法之战的法国舰队停哪里和“米、煤资敌”的联系是什么？晚清政府本就是一个“卖国政府”。你拿了卖国政府的标准来评论李鸿章不卖国？
开平煤矿的控股者是谁？是英国政府。你怎么不把我的话复制完呢？
这些都是旁证。我也懒的再一一证明了。换个痛快点的说法吧。你认为《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算不算出卖民族利益？请问出卖民族利益的行为算不算卖国？
什么叫丁忧？父母去世，悲伤得连朝廷都没办法效力了，倒是挺有兴致去当幕僚。他在这前后是做御史之类的言官吧，职责就是盯着每个官员的过失，上报朝廷，他倒好，勾结都不用了，直接投入人家的帐下做哈巴狗，一点嫌疑都不用避的。
[QUOTE=锈刀]张佩纶抵达福建后，立即查勘船政局及闽江沿岸各要塞形势，主张沉船堵塞闽江口，使法舰不得入内[/QUOTE]
高，实在是高。
[QUOTE=锈刀]马江之战中，张佩纶视敌太易，临战怯敌，措置乖方，用人不当，结果导致福建船政水师几乎全军覆灭。[/QUOTE]
前面是“视敌太易”，接着就是“临战怯敌”，倒也有趣。
[QUOTE=锈刀]战后，给事中方培上奏弹劾张佩纶，朝中一些人物也怀着各种目的群起而攻之。清廷后派与张佩纶平日意见相左的左宗棠等人查办此案，复奏后，朝廷指责左宗棠等人为张佩纶开脱，十一年（1885年），下旨将张佩纶从严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QUOTE]
丧师辱国，被人弹劾是应有之义，什么叫“怀着各种目”？为什么不干脆加上“不可告人的”？去张家口就是从严，不知道从宽是否应该赏黄马褂、三眼花翎，军机处行走？
[QUOTE=锈刀]三年后，返回北京，投入李鸿章幕下，主管文书，因原妻已死，娶李鸿章小女儿菊藕为妻。张佩纶于危难中得李鸿章施以援手，因此对李鸿章充满感激。甲午战争爆发前，曾建议李鸿章先将驻朝清军撤回，“示弱骄敌，再图大举”，御史端良弹劾他干预公事，于是被驱逐回籍。南下途中侨居南京。[/QUOTE]
我看到的是说张佩纶回京之前两年就娶了李鸿章的女儿，待考。
看他出的这个主意：“将驻朝清军撤回，‘示弱骄敌，再图大举’”，还真是高，高老庄的高。
御史端良怎么知道他给李鸿章出的主意倒是一个问题，而且好像也没有幕僚不可以给主人出主意这一说。
[QUOTE=锈刀]二十六年（1900年），当听到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的消息后，张佩纶急得“咳血升许”，“累画勤王和戎之策”。次年2月，李鸿章保荐其随办和约，张北上入李幕，但对官衔辞而不就。和约告成后，李鸿章复保荐张佩纶，清廷以四品京堂起用，张佩纶又坚辞不就。[/QUOTE]
为了验证你这个“咳血升许”，我想从侧面验证一下，努力喝水，很辛苦地憋了大半天，也没能达标，不知道是我太矬呢还是这位张大人太牛，清朝的“升”比公升还略大一点呢，“咳血升许”，是够惊世骇俗的。传说人家阮籍“饮酒三斗，拳声一号，呕血数升，废顿久之”，你张佩纶想赶时髦也看清楚了先，晋朝的升不过合0.2公升左右，阮籍先喝了三斗酒，要是咬破舌尖，弄点血混着酒吐出来倒也可以蒙混过关，张佩纶想咳血升许，只怕血没咳出来先咳断气了。
尽闹些虚文，什么叫“累画勤王和戎之策”？我也在这里日夜谋划中华富强之策呢，可惜没人给我立传，传诸后世。他都谋划了些什么奇谋妙策啊？不过就他前面的表现，直接把耳朵堵起来损失会小点。
我没说李鸿章出卖了政府利益。我是问你他有没有出卖“民族利益”。怎么难道出卖政府利益算卖国。出卖民族利益就不算卖国了吗？
100多年后的今天，经过今人的不断修葺和扩建，如今的蓬莱阁更是蜚声中外，成为蓬莱市乃至烟台市一个最有人气的旅游景点。
在蓬莱阁上有一处叫做“避风亭”的所在。我记得那是一座只有面朝大海的一面开有窗户的建筑。一座三面都没有窗户的建筑，由于根本不会形成空气的对流，所以人在里面不会感到外面的海上劲风，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也许是为了制造噱头吧，蓬莱阁的导游小姐每当导游到这里，总是不忘大力渲染一下这里的神秘，而且还会指着后面石头墙上的一处弹坑，告诉游客们说：甲午战争时，日本军队发射的一发炮弹从海上打过来，就从这里穿进了墙里，但是奇怪的是，这枚炮弹却没有爆炸，到现在这发炮弹仍然留在石头墙里，云云。
蓬莱阁上的导游小姐之所以这样提示游客，大约是为了强化一下这“避风厅”的神秘色彩，增加游客的兴趣。但是，倘若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样的解说本身却显然有“故弄玄虚”的嫌疑，至少并没有将全部的真相告诉游客。
发生在1894年到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由于涉及到制海权的争夺，而烟台、威海又是北洋海军的重要战略要地，所以，战火烧到这些地方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特别是当北洋海军一味避战而龟缩在威海卫军港之内的时候，烟台、蓬莱（登州）的外海也就成了人家日本海军自由活动的海域。
为了彻底消灭日本的心腹之患——强大的北洋海军，1895年1月19日，日本海陆军互相配合，在威海附近的荣成龙须岛海滩发动了有惊无险的大规模登陆行动。由于此前日本的大本营方面根本没有想到这次登陆作战会如此顺利，所以曾经设计了一套佯攻蓬莱的行动方案，企图转移山东守军的注意力。
1895年1月18日下午6点左右，蓬莱阁外的海面上战云密布，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的主力战舰“吉野”、“浪速”和“秋津洲”加大马力，全速向蓬莱沿海靠近，并用舰炮轰击岸上的守军炮台和堡垒。由于这次行动只是配合即将展开的荣成登陆，所以日本的战舰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登陆的意思，在蓬莱海面游弋到入夜之后，即向荣成海面撤退。蓬莱阁“避风亭”里的那颗没有爆炸的炮弹，大约正是在此次战斗中被射进后面的石头墙的。
那么，从日本军舰射出来的这枚炮弹为什么没有爆炸呢？难道真的像现在蓬莱阁上的导游所说，这里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实际上，只要是对那个时代的海军战舰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这枚日本战舰上发射的炮弹根本就不会爆炸，因为它是一枚“穿甲弹”，而不是“爆破弹”！
19世纪晚期的大型海军战舰已经在外体上配备了坚固的铁甲和钢甲，像北洋海军的主力战舰就全部都是这样的战舰。对付这样的战舰，用“爆破弹”是不可能将其击沉的，“爆破弹”只能对付其舰面上的建筑。要想将这样的战舰击沉的话，一个办法之一就是使用“穿甲弹”。“穿甲弹”是不爆炸的，它从海军战舰的大炮上采用“平射”法打出去，对准的是战舰的铁甲和钢甲。“穿甲弹”一旦能在战舰的铁甲和钢甲上撕开一个口子，海水自会灌进船舱，战舰很快就会沉没。所以，“穿甲弹”和“爆破弹”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炮弹，不能将其混淆起来。
联系那天蓬莱阁发生的短暂性海陆战的实际情况，可以肯定地说，日本战舰发射出的这枚炮弹乃是一颗“穿甲弹”。所以，这枚炮弹穿透了蓬莱阁的城墙，打进了“避风亭”的后墙而没有发生爆炸，也就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这里没有什么神秘性可言，也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要说值得庆幸的话，只能庆幸这枚炮弹不是“开花弹”（爆破弹），要不然这“避风亭”周围的一切早就被夷为平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