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海战史学家揭开甲午战争的真相----给：王开林

英国海战史学家揭开甲午战争的真相----给：王开林

看了王开林先生的“独脚戏──李鸿章究竟是不是汉奸、卖国贼”，其中很多与事实不符合，王开林为了给卖国贼李鸿章翻案，隐藏了不少历史事实，也歪曲了不少事实，现在，主要是对他下面这段评论。他说：

甲午年，中日双方刚接战时，李鸿章已暗中许诺给日本小村寿太郎一百万两白银，让他从朝鲜退兵。小村已经同意了。不料小村入京见到光绪，谈及此事，不知情的年轻皇帝勃然大怒。翁同龢更是火上浇油，称李鸿章欺君卖国，应严惩不贷。翁氏门生故旧中的浆糊脑袋无不轻看蕞尔小国的日本，说中国一人一口便能将这块“年糕”吞下肚去，均为目盲心盲者的狂妄无知。翁同龢的情绪受了感染，竟失去国家大臣应有的冷静沉着，也不自量力，一味主战，最终激成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鲜被占、台湾被割、赔银二亿两的大祸。君子误国有甚于小人，翁同龢空口主战，纸上谈兵，将国家折腾得那么惨苦，却没有谁指责他书生误国，真可谓是非不分，功罪不明。李鸿章曾愤慨不已地说：“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也没办法！”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遭到国人众口一喙的唾骂。西太后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光绪皇帝瞎指挥，他们娘儿俩是绝不会主动承担责任

王开林先生的这段话就隐瞒重要历史事实，当时的李鸿章在日本有自己的产业，他才不愿意开战，打起来了，他也消极避战。

英国海战史学家揭开甲午战争的真相

     关于甲午战争，流传著各种谎言，比如清朝给海军的钱不够，没买新舰艇，没有买最好的开好弹，清朝实力不如日本，等等。英国海战史学家揭穿了这些谎言，他说：“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下面我就来看看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吧。

       梁启超称，自马江败后，“群臣竞奏请练海军，备款3000万……颐和园工程大起，举所筹之款，尽数以充土木之用”，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册，第40页，这个说法，与海军经费筹集的一般规律相差太远。海署除维持海军及年拨100万两充东北练饷外，要在光绪十四至二十年中另外筹款2000万两或3000万两（即平均每年另筹300至400万两）是不可能的。梁启超文章目的在于鼓动反对慈禧，言过其实，不能据作信史。 梁启超制造了很多谎言，戊戌变法，康有为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计谋，逃到日本后软禁王照，并与梁启超一同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就是在附会梁启超的谎言。

       从光绪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起，慈禧常驻颐和园，说明规模初具。可是工程仍在继续，并开始筹备慈禧六十寿诞庆典，海军衙门经费继续挪用于园工。是年二月十六日奕匡片称：“查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内腾挪30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复将各省督抚认筹海军巨款260万陆续解津发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惟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项下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效，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八月二十五日，奕匡、福锟奏：“此次奉报出使经费197万两款内，已于本年四月间准总理衙门咨开奏准，暂行借拨颐和园工程银100万两，由津生息项下按年尽数归还”，见《洋务运动》（三）。

     特别指出，挪用于颐和园工程的，是海军衙门经费，而非北洋海防协饷,而且已经归还。

     就海军经费方面来讲，清政府投入海军的经费一点也不比当时日本投入的少！北洋水师从1861年筹建到1888年成军27年间，清政府一共投入海军经费一亿两白银，每年合计300万两，占年度财政的4%──10%。日本政府从1868年到1894年3月26年间共向海军拨款9亿日元，折合成白银才6000万两，每年合计白银230万两，相当于同期清政府对海军投入的60%！

      丁汝昌战前提出在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六十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他才上奏前筹海军巨款分储各处情况：“汇丰银行存银一百零七万两千九百两；德华银行存银四十四万两；怡和洋行存银五十五万九千六百两 ；开平矿务局领存五十二万七千五百两；总计二百六十万两。”无款的海军和藏款的李鸿章形成了多么矛盾的对照。

        直到大战爆发前，无论从数量上看，还是从质量上看，北洋舰队的装备北洋舰队都不比日本联合舰队差！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当时，北洋水师与联合舰队铁甲舰方面的数量比是6：1，中国遥遥领先；非铁甲舰方面，8：9，日本略胜一筹。定远号、镇远号的护甲厚14寸，即使是经远号、来远号的护甲厚也达9.5寸。日本方面，即使威力最大的“三景号”舰，也缺乏北洋舰队这样较大规模的装甲防护。而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综合了英国“英伟勒息白”号和德国“萨克森”号铁甲舰的长处设计而成，各装12英寸大炮4门，装甲厚度达14寸，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在世界也处于领先水平。就火炮而言，无论大口径火炮，还是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均占优势。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26：11，我方遥遥领先；小口径火炮方面，北洋舰队与联合舰队的比例是92：50！只有中口径火炮方面，日本稍稍领先，中日比例是209：141！就平均船速说，日舰每小时比我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清朝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

         但问题是李鸿章根本不想打，要保船，战争中如果用了威力最大的开花弹，只"定远"、"镇远"二舰就可以消灭日本舰队，甚至可以说，把中国和日本的舰队全部灭掉，根本不必要再买什么新舰艇。流行的观点是清朝如何腐败，如何不给钱买好弹药，把罪名都加在慈僖头上，现在把这些谎言都揭穿吧。

       在丰岛海战和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频繁出现炮弹击中日舰不炸的现象，而且弹药不足。在丰岛海战中，济远舰用150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炮弹，击中日舰速度最快的吉野号右舷，击毁舢板数只，穿透钢甲，击坏其发电机，坠入机舱的防护钢板上，然后又转入机舱里。可是，由于炮弹的质量差，里面未装炸药，所以击中而不爆炸，使吉野侥幸免于沉没。在黄海海战中，吉野号又中弹不少，但终未遭到毁灭性打击。当时在镇远舰上协助作战的美国人麦吉芬（Paul W. Bamford，1860-1897，美国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毕业）认为，吉野号能逃脱，是因为所中炮弹只是穿甲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在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发射的炮弹有的弹药中“实有泥沙”，有的引信中“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

　　不仅舰炮发射的炮弹不炸，海岸炮台发射的炮弹也不爆炸。据日方记载，清军旅顺口炮台发射的炮弹，“虽其响轰轰，但我兵因之死伤者甚少，之所以如此，无他，海岸诸炮台发射敌之大口径炮弹，其弹中大半填装以大豆或土砂故也”，参见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2页。

　　这些现象表明，击中不炸，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发射的炮弹本身就是未装炸药的实心穿甲弹，只能穿透船体装甲，不可能爆炸；二是发射的穿甲爆破弹装药有问题，装填煤灰、土沙之类。这样的炮弹显然不适宜于与拥有速射炮的日舰激战，只适于平时演习打靶之用。

　　据一位细心的观察家统计，在定远和镇远发射的197枚12英寸（305毫米）口径炮弹中，半数是固体弹，不是爆破弹，参见J.L. Rawlinson，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 1839-189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184。战至最后，定远、镇远弹药告竭，分别仅余12英寸口径钢铁弹3发、2发，参见戚其章：《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139、343、152、164页。

　　为什么北洋海军在战争爆发后，还把那么多不适合实战、只适于演习用的实心穿甲弹和装药不合格的穿甲爆破弹装载在军舰上？为什么不全部换上最具威力的开花弹？

　　1991年初，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苏小东先生与海军有关部门，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购得直隶候补道徐建寅的《上督办军务处查验北洋海军禀》，禀后附有《北洋海军各员优劣单》、《北洋海军各船大炮及存船各种弹子数目清折》、《北洋海军存库备用各种大炮弹子数目清折》，揭开了这个秘密。 参见：苏小东：《甲午年徐建寅奉旨查验北洋海军考察》，见戚其章、王如绘主编《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甲午战争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6-527页。

　　根据徐建寅的统计数字，参加过黄海大战的定远、镇远、靖远、来远、济远、广丙7舰的存舰存库炮弹，仅开花弹一项即达3431枚。其中，供305毫米口径炮使用的炮弹有403枚，210毫米口径炮弹952枚，150毫米口径炮弹1237枚，120毫米口径炮弹362枚，6英寸口径炮弹477枚。黄海海战后，又拨给北洋海军360枚开花弹，其中305毫米口径炮弹160枚，210、150毫米口径炮弹各100枚。

　　显然，在3431枚开花弹中，有3071枚早在黄海海战前就已拨给北洋海军。“至于这批开花弹为什么没有用于黄海海战，惟一的解释就是它们当时根本不在舰上，而是一直被存放在旅顺、威海基地的弹药库里。由此可见，造成北洋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弹药不足的责任不在机器局，也不在军械局，而在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身上。”在中日双方开战后，丁汝昌执行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方针，消极避战，“仍心存侥幸，出海护航时竟然连弹药都没有带足，致使北洋海军在弹药不足的情况下与日本舰队进行了一场长达5个小时的海上会战，结果极大地影响了战斗力的发挥，也加重了损失的程度”。

　　此外，北洋海军各主力舰都设有鱼雷管3-4具，但是，在黄海海战中，并没有对日舰实施鱼雷攻击。丁汝昌在汇报战况时，也只字未题已方发射鱼雷，而只说日舰对经远和致远发动鱼雷攻击。看起来，正象大批开花弹不在舰上一样，购舰时就配备好的大批鱼雷在战争爆发后也一直躺在基地的仓库里。

　　至于弹药中装填沙土、煤灰和大豆之类，影响炮弹爆炸，原因在于天津军械局的办事员被日军收买，充当了日军的间谍，故意破坏。 李鸿章和他的亲属们在日本间谍被抓住了，却释放了他们。联想到丰岛海战，方伯谦逃跑时先打白旗再挂日旗，方的日本旗是哪里来的？是否战前就受了日本的收买？
总之，英国人的评论是正确的，英国海战史学家评价：“大东沟海战的结果是双方对海战理论无知的产物：假如日本多了解一些海战理论，就根本不敢挑战实力更强，拥有坚不可摧铁甲舰的北洋舰队；而假如北洋舰队多了解一下海战理论，又怎么可能在拥有大舰巨炮的情况下仍然以0：5的悬殊“比分”惨败呢？”

      导致战败的原因是太平天国运动，其以基督教名义开始的邪教组织，对中国造成了惨重破坏，文物毁坏无数，人口死亡上亿，也同时削弱了清朝对地方的控制，军队各自为战，也就是私兵。当然，也不全是这样，比如左宗堂就是爱国者，他收复了新疆，还有赵尔丰扩大了西藏的版图。但遗憾的是李鸿章即不是左宗堂，也不是赵尔丰，李鸿章始终是为了自己而不是国家，他的海军没了，但他的陆军却大致保存下来了，他的实力还在，后来，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他凭借这些实力差点当了中国的第一任总统，遗憾的是光绪和慈僖命大没死，他的美梦破灭了。 

      但是，一个李鸿章倒下去了，千百个李鸿章站起来了。袁世凯成功让清朝和平退位，更多的“李鸿章”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战斗，这就是波澜壮阔的民国时代，日本入侵了，继续内斗，只有百团大战时除外。民国50年的结果，从清朝晚期可以制造万吨轮船，到50年代的一穷二白。中国和日本的差距不断扩大。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百年后的今天，人们依旧在制造甲午的谎言，在散布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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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

“名满天下，谤亦随之。”
   “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独脚戏

——李鸿章究竟是不是汉奸、卖国贼

    清朝末叶的政坛，真正能唱压轴戏的，李鸿章一人而已。完全可以这样说，倘若没有李鸿章在外交上折冲樽俎，弥缝补罅，清王朝割弃的土地、赔掉的白银、丧失的主权必定要多出条约上的数倍。值此风雨飘摇的绝望时期，纵然诸葛亮转世，也无力收拾。火烧屁股四十年，李鸿章硬是苦苦地撑持着，直撑到“世人皆曰杀”的地步，他仍然不当逃兵，单是这份无人能出其右的勇气和倔劲，就教人刮目相看。
    1894年，甲午中日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一时间，国人义愤如潮，将丧师辱国之罪统统划归李鸿章名下，使他纵有百口，也莫辩一词，若非恭亲王竭力回护，只怕一千个李鸿章都死无完尸了。其时，适逢著名的昆剧丑角杨三去世，有人挖空心思，作了一副对联，把李鸿章捎带进去加以痛骂：
        杨三已死无苏丑；
        李二先生是汉奸。
    这副对仗精切的联语经众口喧传，流播十分广远，大家都觉得够解气，够解恨。一副对联即可坐实李鸿章为“汉奸”坯子，“三人成虎、众口铄金”的中国版本又得以重现江湖。
    最可笑的是，后世的历史教科书也全然不辨青红皂白，显出一副十足的市侩嘴脸，异口同声地咒骂李鸿章为“大汉奸”，意犹未尽，再将“卖国贼”的金刚箍套在他的头上，威力就更加可观了。然而，不疑处必有疑。梁启超与李鸿章在政治上是宿敌，私交也泛泛不深，他却在《李鸿章》一书中为传主大作申冤之词，多有解免之言。梁启超认为：作史，应当以公平心行之，如若不然，就完全是厚诬先人，又岂止灾梨祸枣那么简单？“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这样燃犀列炬的史识真不是那些仅睃两眼皮相就妄作褒贬的庸流所及。不愿人云亦云与俗见相唱和的书生，只要多一点另类的阅读（不受盖棺论定的摆布），多一点独立思考，就必然会惊奇地发现，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被误解得最深的人物，比他的恩师曾国藩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同年”（即同科进士）。李氏兄（李瀚章）弟一早就拜在曾氏门下，情同师徒。曾国藩谢世后，李鸿章于书翰中屡发悲声，可他的挽联一度引起曾氏门人的普遍反感。你别说，李鸿章就这毛病，他在官场中过了一道又一道高坎，有很深的历练，但他始终没有学会百分之百的世故和圆滑，一有机会他就想突出自身。且看这副引发争议的挽联：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
    李鸿章自诩为“薪尽火传”的“门生长”，这种舍我其谁的自信，其实很自然，但有人拉长了马脸，非常不开心，认为他这是借题发挥，自我标榜。曾老师尸骨未寒，你李同学就急着要做老大，这像话吗？再说，你李二凭什么接任新的“掌门人”？单凭你官儿大？曾门弟子俞樾、薛福成，学问好，心气更高。他们明争暗斗，争的只是虚名，斗的全是闲气。其实，就算李鸿章肯认第二，也没谁敢居第一，连李瀚章都难为其兄，何况他人。薛福成后来选辑挽师联，载于《庸庵笔记》，却弃李鸿章的作品如敝屣，这就显得他忒小心眼了。
    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将领李元度不听帅府节制，擅自出城迎战太平军，一战而溃，徽州沦于太平军之手。曾国藩受困于安徽祁门，势极孤危，日子过得相当艰窘，此时吃了败仗，无异于雪上加霜。于是，一怒之下，他决定劾罢李元度。李鸿章则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此时士气低迷，军心涣散，对于失利的将领，大本营能恕则恕，不宜重加责罚。师徒二人各执一端，意见相左，李鸿章便有点负气地说：“您一定要撤他的职，门生不敢拟稿。”所谓之“不敢”即是“不愿”。曾国藩一惯言出如矢，谋定不夺，他也没二话可说，只冷冷地还他一句：“这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奏稿由我自己来拟。”当时的情形很尴尬，换了别人，拐个弯，打个圆场，还不至于弄僵。可李鸿章依然拗着吃奶的劲，死胡同里赶猪——直来直去，他说：“既然这样，那我就辞职吧，请恕弟子不能留下来侍候老师了。”曾国藩正在气头上，立刻丢过去硬梆梆的四个字：“听君之便！”《欧阳兆熊笔记》中还特意录下了事后曾国藩的原声感叹：“此君难与共患难耳！”他一时恼怒，未免言重了些。师生意见偶有不合，闹个别扭，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做弟子的肯及早回头，认个错，表明悔意，老师决不会心存芥蒂。
    不少谈龙刻凤的名士聚集在曾国藩的幕府中，然而，临到大是大非，惟有李鸿章一人敢以个人的去就跟曾老师据理力争，这一点，事后无疑在曾国藩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欣赏的就是这种独立不惧的人才。此后，曾国藩决定在幕府中选择贤俊，保举一人为江苏巡抚。李鸿章闻讯，竟不避嫌疑，自告奋勇，挺身出列，说什么“愿为老师分忧”。他此举也被那些畏畏缩缩的儒生怀疑为动机不纯，且有诛心之论：“李少荃分忧为假，谋官是实。”殊不知，曾国藩平生自有识人的清鉴，很少走眼，他看中李鸿章勇于任事、气性刚强、多谋善断这三条，认为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倘若李门生徒有尖脑袋而无真功夫，曾师傅才不会冒绝大风险保荐他去主持关系东南全局安危的江苏军政。须知，苏州是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老巢，这个马蜂窝可不是好捅的，非能独当一面的帅才不足以膺此重任。曾国藩赌了李鸿章这匹上驷，后来剿捻时又赌了一回，两次都赢得大彩，你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的相术功夫的确不俗，他自诩为九段高手，牛皮还真不是瞎吹的。
    欧阳兆熊在曾大帅跟前不止一次为李鸿章缓颊。他说，细数帅府人才，惟李氏超轶绝尘，湘军将领暮气渐重，此时用李鸿章的朝气和锐气必可克服江苏。这些话也显然坚定了曾国藩的决心和信心。所以李鸿章在上海曾致书欧阳兆熊：
    吾在此以独脚戏登台，深惧贻羞知己，亦日怨及良媒，亦深悉区区推毂之意也已。
    他称欧阳先生为“知己”和“良媒”，巧用一个“怨”字，实为“感激”的同义词。独脚戏不好唱，可李鸿章还要在台上包打包唱三十多年，够他忙个陀螺直转的了。
    李鸿章为老师分忧，关键在剿捻时。起初，曾国藩连吃败仗，战局陷入僵持，好在曾国藩早有“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的先见之明，他及时抽身而退，极力推举弟子出来代替自己全权主持北方军事。李鸿章也真够争气的，硬是用铁嘴铜牙啃掉了捻军这块丝毫不逊于太平军的大骨头，为老师解了愧，挣了脸。当年，李同学平乱功成，大家都到曾老师家去道喜。曾国藩遂致书李鸿章，笔欢墨舞地说：“协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间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为曾氏之大庆，纷纷来贺，斯亦一时之佳话也。”赞赏与欣慰之意均溢于言表，曾老师当初预言这位弟子“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这才不过几年就兑了现，由“未可知”变为了已知，想必其成就感非比寻常。
    人才链环环相扣，谋国而忠的人往往能出以惟贤是举的公心，摒除任人惟亲的私念，时时留意人才的选拔。曾国藩之后，在晚清政治舞台上，一号主角无疑是李鸿章。这对师徒想千方设万计弥补清王朝那艘江心的漏船，使之多行了一段不短的距离。然而救急于汪洋之中，进退无岸，终于势穷力绌，触礁而沉，天意如此，人其奈何！

二、合肥与常熟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一个人的出镜率很高，他的清望一时无几，状元宰相，两朝帝师，而且对外主战，这位光彩熠熠的角色就是翁同龢。李鸿章祖籍安徽合肥，翁同龢祖籍江苏常熟，两人不和是公开的秘密，用万能胶都粘不到一块儿。可是有促狭鬼偏要将他们牢牢地捆缚在一起，用谑而虐的对联加以讽刺，以发泄对当政者的不满。联语中糅入了两人的籍贯和官职，可谓妙想天成：
    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
    翁时任户部尚书，位同古代的大司农。作者不偏不欹，一人一记耳光，差不多是骂他们尸位素餐，祸国殃民，这两记耳光也真够重的。
    翁、李结怨，说来话长。江南“抗洪抢险”的紧要关头，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任安徽巡抚，竟坐视反侧小人苗沛霖乱杀平民百姓，无动于衷。李鸿章秉承曾老师的意思，依其“辣”字诀，狠狠地参了翁同书一本。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虽贵为太傅（咸丰皇帝的老师），但事关军情，也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宝贝儿子被定刑为斩监候（死缓）而爱莫能救。你说，翁、李二家的这道梁子结下了，还能一笑泯恩仇吗？
    翁同龢长年出入宫廷，未在基层锻炼过一天半日，总体而言，只是个从书本到书本的典型的书呆子。他看不惯李鸿章“和为贵”的保留剧目，决意要换一换新鲜名堂，“主战”无疑是最趁手的题材。他撒开喉咙叫一叫，在朝野间就能唤起广泛的赞同，还能收获“宦海清流”的盛誉，直把李鸿章比得鼻子也歪了，眼睛也斜了，横竖不是人。于公于私，翁同龢都吃定了李鸿章的“豆腐”，他好不惬意！可是论到谋国而忠，无论才分还是见识，他都比李鸿章差得太远，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李鸿章师承曾国藩的衣钵，多年主张“自强”，他紧抓洋务，创建北洋水师，无不体现了这种意图。后来，他还赞成康有为变法，想加入维新派的核心组织“强学会”，却遭到狂妄褊狭、领袖欲极强的康有为的断然拒绝。李鸿章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他深知中国的国情积重难返，要自强，必须假以时日，培元固本，丝毫冲动不得，对于虚弱的“病体”，除非万不得已，不可猛下“虎狼药”。他曾说：“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可是像他那样既洞察内情又熟知外势的大臣太少了，其深谋远虑便被激进派讥为“迂腐可笑，不值一哂”。当然啦，主战也不一定就坏，但总须府库充盈、军备到位和时机成熟，才可“衅自我开”。否则，贸然宣战（庚子拳乱时，慈禧太后愚蠢到同时向十一国宣战，将中国置于世界公靶的险恶处境），实力处处不如人，却只知一味狂躁，想不遭受甲午（1894年）和庚子（1900年）那样深重的国耻也难啊！
    翁同龢作为管理国库的户部尚书，一方面口头高声主战，另一方面却又以“为国撙节”的名义，奏定“海军十年内毋增舰炮”，致使这支以强劲军力一度排名世界第八位的北洋舰队只能靠李鸿章到处化缘、百计罗掘来艰难维持，因而逐年落伍，最终被日本海军弄出个小蟒吞大象的奇观。
    晚清国事窳败，一言以蔽之，是“人谋不臧”，除了慈禧太后是大股东，有控股权，翁同龢也是重要股东之一，有不小的份额。李鸿章给这些盲目盲心喜欢乱投资、乱立项、瞎折腾的人当总经理，能有什么成就？能有什么好果子吃？到处救火补漏，忙死忙活，也无济于事。在清末宿醉不醒的统治集团高层，李鸿章是清醒者（此外还有张之洞、刘坤一等少数几个疆臣）。“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仅用这十个字就够了，即可将清末的中国政界描绘得八九不离十。
    甲午年，中日双方刚接战时，李鸿章已暗中许诺给日本小村寿太郎一百万两白银，让他从朝鲜退兵。小村已经同意了。不料小村入京见到光绪，谈及此事，不知情的年轻皇帝勃然大怒。翁同龢更是火上浇油，称李鸿章欺君卖国，应严惩不贷。翁氏门生故旧中的浆糊脑袋无不轻看蕞尔小国的日本，说中国一人一口便能将这块“年糕”吞下肚去，均为目盲心盲者的狂妄无知。翁同龢的情绪受了感染，竟失去国家大臣应有的冷静沉着，也不自量力，一味主战，最终激成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朝鲜被占、台湾被割、赔银二亿两的大祸。君子误国有甚于小人，翁同龢空口主战，纸上谈兵，将国家折腾得那么惨苦，却没有谁指责他书生误国，真可谓是非不分，功罪不明。李鸿章曾愤慨不已地说：“小钱不花要花大钱，我也没办法！”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遭到国人众口一喙的唾骂。西太后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光绪皇帝瞎指挥，他们娘儿俩是绝不会主动承担责任，不合时宜地下什么《罪己诏》的；翁师傅呢？他以“为国撙节”这一冠冕堂皇的名义不拨军费购置快炮和舰艇，同样难辞其咎，也没见他勇敢地站出来，因为自己渎职而递上辞呈。据胡思敬《国闻备乘》所记，好笑就好笑在，翁师傅不仅不自责，还理直气壮，径奔天津的直隶总督府大兴问罪之师，猛踩李鸿章的“痛脚”，问他北洋军舰都到哪儿去了。李鸿章毫不示弱，对这位只动口（主战）不动手（拨钱）的老冤家怒目而视，半晌无一言，良久，才冷冰冰地反问道：
    “翁师傅总管国家的财政开支，平时我请求军费，你只知驳诘，板着脸孔不肯给钱。现在事到临头，却来问我兵舰在哪里，你以为舰队是土牛木马么？”
    翁同龢也不嘴软，他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说：“作为户部尚书，我恪尽职守，为国家节约每一厘银子，这有什么错？军情真的危急了，你为何不赶紧打个报告递上来？”
    这话说得太便宜，李鸿章不禁怒火攻心，嘴角露出一撇冷嘲：“政府怀疑我跋扈，御史弹劾我贪婪，我再哓哓不休地找你拨钱，今天还有我李鸿章吗？”话说到这份上，算是揭开了盖子，捅破了窗纸，撕掉了面子，翁同龢理屈词穷。
    当然，同样的话到了翁师傅的《日记》中就完全走了样。李鸿章被描写为忧谗畏讥，诚惶诚恐，只嗫嚅着用“缓不济急，寡不敌众”八字为自己辩解。李鸿章向来临危不惧、遇难不苟的那一面则被翁同龢抹杀得干干净净。
    中日议和时，李鸿章曾邀翁同龢同往马关。翁师傅这回可真机灵，他一拒而再拒，说自己不懂洋务，生手办不了重事。其实说穿了，他是不愿去为老冤家李鸿章分谤，正等着看他身败名裂，从宰相的宝座上跌下来，自己好去顶上那个美缺。不过，他的如意算盘也不可打得太响，李鸿章虽流年不利，背运连连，闹着严重的“病虫害”，但他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不是那么容易被整垮的。
    据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所述，袁世凯曾去贤良寺拜访李鸿章，替翁师傅探测口风。他假装关心地说：
    “……您不如暂且告老还乡，像东晋的谢（安）太傅那样养望于长林之下，等朝廷一旦有事，闻鼙鼓而思良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到时候羽檄交征，安车上路，才足见您的身价非比寻常。”
    李鸿章何等精明，袁世凯的那几根花花肠子歪歪筋他都一眼数得出，要斗智，后者虽狡黜过人，仍嫌太嫩。
    “行了行了，慰庭，你是来为翁叔平当说客的吧？他汲汲然想当协办大学士，我开了缺，腾出一个位置，他就可安然顶替了。你去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如了愿，那与我不相干；他想补我的空白，万万不可能。诸葛武侯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总之，只要我一息尚存，就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李鸿章对这句话领会最深，虽说在政坛的宝顶有点高处不胜寒，可一旦跌落下来，则会“粉碎性骨折”，那滋味更不好受。翁同龢戊戌年（1898年）初被慈禧太后撵回常熟，名为功成身退，却不到一年就撒手西归，那么巨大的失落感，他一颗苍老的心如何能承受得住呢？
    袁世凯讨了个没趣，只好讪讪告辞。李鸿章即召吴永到厢房聊天，对他说：
    “刚才袁慰庭来，讲得天花乱坠，劝我退休，让翁叔平早点拜相。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得了嫡系真传的，我决计与他挺着，倒看他们如何摆布。”
    翁师傅到底拗不过李相公，他后来顶了别人的缺，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才入阁拜相，可具体位置尚未明确，半年后，就被慈禧太后撵回了老家。
    从翁、李之争，我们不难看出，封建官场充满了沼气，令人窒息，若非精修曾国藩的《挺经》，就很难挺到终场哨吹响的时刻。翁同龢因私怨而偾国事，其清誉很有些浑浊，他后来重点推荐另一位跟他异曲同工的书呆子康有为来参赞国事，变法维新，又是一番不得要领的折腾，结果如何？除了菜市口留下“六君子”的斑斑血渍，即别无所有。

    一班不明事理的人，戟指咒骂李鸿章为“汉奸”、“卖国贼”，还会骂二送一，讥诮李鸿章“崇洋媚外”。说他“崇洋”，容或有那么一点，列强的强全都强在明处，除了盲目盲心者，谁能不服气？说他“媚外”，则纯属胡诌。李鸿章对待洋人颇为倨傲，往往见诸词色。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对中国外交人员伍廷芳谈及李鸿章为人极重尊严，后来伊滕执意要清廷派遣李鸿章为全权谈判代表，赴马关签约，也是想折辱一下这位大国宰相，谁知并未得逞。李鸿章在马关遇刺，血流满襟，仍自始至终不失大国使臣的风度。输了战争是一回事，丢人现眼则是另一回事。外国使节佩服李鸿章，不仅佩服他精明干练，还佩服他虎倒不失威的精气神。
    梁启超曾撰长文《李鸿章》，第十二章中的一段文字值得留意：“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与外人交涉，尤轻侮之，其意殆视之如市侩，谓彼辈皆以利来，我亦持筹握算，惟利是视耳。崇拜西人之劣根性，鸿章所无也。”
    不止梁启超的笔下李鸿章对洋人傲岸不羁，其他同时代人的笔下也莫不如此。李岳端《春冰室野乘》中有几则轶事同样令人动容。其一，李鸿章出使俄国时，由海上取道东瀛，日本官方待之以上宾之礼，他却不肯登岸，盖因他不忘马关之耻，发誓不再重踏日本的土地。随从人员反复敦劝也无法动摇其心。其二，他暮岁重为直隶总督，法国公使施阿兰狡猾难缠，满清的王爷们都屡屡被他戏弄。有一回，李鸿章与施阿兰相晤于一室之中，公事还没谈完，他突然问道：“你今年几岁了？”外国人不喜欢被问及年龄，但李总督的鹰眼直盯得他发慌，就报了个实数。李鸿章听了，掀髯大笑，说：“你跟我孙子的年纪差不多。我去年经过巴黎，曾与你祖父侃谈了好几天，你知道吗？”施阿兰的气焰顿时为之挫减，竟不免有点惘然若失。其三，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岁暮，俄国公使求见，李鸿章拈起笔来，批道：“准于明日候晤。”当时，有幕僚在旁，看了批文，颇为吃惊，说：“明天是除夕，您还会晤洋人？俄国公使哪有什么要紧事？无非是想搅局，不如谢绝他的来访。”李鸿章却慨然相告：“你们的眷属都在天津，儿女妻妾合家团圆，守岁迎新，有说不完的暖心话。我萧然一身，枯坐无聊，不如招两、三个洋人来，与他们嬉笑怒骂，这也不失为一个消遣的好办法。明天，你们都不用来值班了，我在这里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甓园居士刘焜的《庚子西狩丛谈》里更有绝妙的描述，说是洋人常常喧宾夺主，对中国的普通官员无不任意折辱之，对庆亲王奕劻也视若无物，惟独对李中堂十分尊敬。盖因李鸿章颇具威棱，且长身玉立，如鹤立鸡群，横谈纵议，满座为之肃然。洋鬼子也是看人下菜碟，李氏的威严足以慑服他们。
    李鸿章暮年作欧洲之行，值得一记的是他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会晤。由其门人撰写的《傅相游历各国日记》对此叙述得十分细致，可见李氏当日颇为欢悦。且看其中一些要点：
    先是李鸿章问俾斯麦身体如何。俾斯麦说：“晚上总是失眠，感觉很难受。”李说：“我晚上也经常头痛。”还把马关遇刺时颧骨上受过的伤指给俾斯麦看。后来谈到正题，李鸿章向俾斯麦请教道：
    “我这次到贵府拜访，有一件事想听听您的高见。”
    “什么事？”俾斯麦微笑着倾了倾身子，显得饶有兴趣。
    “要使中国复兴，有何良策？”
    “可惜中、德两国相距过于遥远。贵国的政治，我平日不曾留意，无从悬决。”
    问题太具体了，俾斯麦也不知手术刀该往何处下，何况他根本不了解中国的病情，胡乱提些治疗方案是不负责任的。接着，李鸿章问他该如何励精图治，这是个普遍性的难题，俾斯麦有话可说，而且说的全是他本人的心得：
    “以练兵为国家的基础，舍此别无长策。兵不贵多，一国之兵不必超过五万人。但队伍必须年轻，技艺务求精湛，才能所向无敌。”
    奉行军国主义，以兵戎为重，这正是铁血宰相的口吻。俾斯麦还具体谈了如何驻兵如何用兵的要诀，李鸿章便与他商妥，中国今后将聘请德国教习赴华襄助练兵事宜。会谈结束后，两人互赠礼品，李鸿章还在俾斯麦那本集天下名贤手泽的纪念簿上题了几行漂亮的蟹行文字。那天，俾斯麦著装极为庄重，胸佩红鹰大十字宝星，头戴德皇所赐的玉冕，手执介圭，腰悬登坛的宝剑，他平日崇尚质朴，很少如此盛装，可见他对李鸿章颇怀敬意。
    李鸿章还游历了英伦三岛，会晤了维多利亚女王，其中有个细节也值得一提。李的随行翻译丰禄很有才华和机智，李鸿章为女王题了诗，丰禄翻译后，意犹未尽，遂借机发挥。他将杜诗“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改造为“西望安乐园有王母，东瞻紫气来老子”，两面兼顾，把女王与李鸿章都包括了进去，语意切合双方的地理和身份。老子姓李，李鸿章也姓李，细部都无可挑剔。“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谁说不是如此呢？
    李鸿章被人骂为卖国贼，还有一个原因，其子李经方娶日本少女为妻，正好贻人口实，授人以柄。但即算凭今日十岁小儿的智商，也不会认为涉外婚姻与汉奸之间可以划上等号。由此可见，以海外关系来定人“卖国”罪，并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发明，而是早有先例。
    胡适曾愤激地说：“我们事事不如人，中国不亡，实无天理！”不如人也罢，只要知耻而后勇，就终究会有出头之日。中国险些亡于庚子（1900年）拳乱，因为甲午战败后，恭亲王已死，李鸿章又被贬至广州，出任两广总督，中国政府决策层的理智迅疾出现了真空。慈禧太后与载漪、刚毅等王公大臣竟然养寇自用，深信歇斯底里大发作的义和团能够无敌于天下。有了“神拳相助”的中国政府，骤然有了“刀枪不入”的自信，于是董福祥的甘军在永定门附近刺杀了日本驻华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也被载澜麾下的神机营枪杀于街头，还险些被斩首示众。局面如此不堪收拾，慈禧太后等人仍嫌不够尽兴，紧接着又干出了更不可思议的狂妄之举：同时向英、美、法、俄、日、意等十一国宣战。他们以为攻下了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就可称霸称雄于地球，吐尽胸中那口鸟气。可惜这一过分超值的想法是绝对无法兑现的。中国政府妄肇事端，招致八国联军的疯狂报复，再次自取其辱。
    古人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清廷的最高决策者操起义和团这柄“双刃剑”疯舞一气，斫伤洋人的同时，更将自己斫得创巨痛深。惨遭多方蹂躏的北京已变成最大的烂摊子，举国上下，除了李鸿章，还有谁能收拾？
    李鸿章时任两广总督，奉命即行。到了上海，他得到荣禄的暗示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挽留，遂驻沪稍作观望。当时，慈禧与光绪逃往西安，路途遥远，音讯阻隔，李、刘、张三位总督便当机立断，联名“东南互保”，以防洋人对江南诸省再起觊觎之心，刘坤一、张之洞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一旦宗庙倾覆，即推举李鸿章为“伯里玺天德”（president,总统），出面维持大局。李鸿章也慨然允诺：
    “大家既然盛意推举，我也知道他人断然不肯来承担这份挨骂的差事，只要有利于国家，我万死不辞。”

    有人诟病李鸿章，说他巴结大内总管李莲英那厮，红包送个不停。其实，这并非李鸿章犯贱掉价，而是当时宫廷腐败所致。可以这样说，当时几乎没有哪位身居要职的京官没被李莲英敲过竹杠。打狗看主人，像李莲英这样的饿狗，光绪都不敢动他一根毫毛，别人更不敢拂逆了他对银子的浓厚兴趣。李鸿章是一世无几的勋臣，对李大总管的诛求无餍，显然心烦，打点时难免会有疏漏。李莲英为人阴险，特别记仇，他找了个机会，摆了李鸿章一道。
    某天，他对李鸿章说：“老佛爷想修颐和园，但因国库空虚，且这是不急之务，不想拨款兴修。您是国家重臣，何不牵个头赞助这项工程？”李鸿章家赀富厚，带头捐几个钱让太后开心，也算体面，便爽快地应承下来。李莲英见他中计，又说：“我先带您进颐和园，看哪儿要修的，心里好有个数，进言时，您把握更足。”李鸿章彻底堕入到他的圈套中。李莲英带他进了园，这里指指，那里看看，花了半天时间。事后，李莲英却向两宫皇太后（那时慈安尚未遇害）密奏，李鸿章擅闯禁地，不知是何居心。这下可好，光绪皇帝龙颜大怒，为此细小的缘故，下诏申斥诃责，不为征骖甫息（李鸿章剿捻归朝未久）的功臣留些许颜面，还打算将李鸿章“交部议处”。瞧，封建专制何等冷酷无情！江山都是别人拚着性命保全的，就算误入皇家园林，又算得上什么弥天大罪？
    曾国藩曾调谑自己这位得意门生，说“李少荃拚命做官”，话中不无赞赏之意，表扬李同学不畏风险，敢担担子。曾门弟子中，彭玉麟授官必辞，李鸿章永不言退，盖因各人心性不同，处世的态度有别。
    永不言退，谈何容易！李鸿章当了四十多年的官，位极人臣，即便生病，也从不请假。他曾说，恩师曾国藩晚年请求退休是没有益处的，受国大任，死而后已。这样的忠勤也真是旷古罕见，要说能挺，他可是数一数二的角色。
    《庚子西狩丛谈》记述李鸿章中日甲午战争后的谈话，最为真切，也最为痛切：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海军也罢，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孔，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他后半生做的是裱糊匠，唱的是独脚戏，甲午中日战争撕碎了纸老虎——北洋海军；庚子拳乱又差点摧毁纸房子——满清王朝。他忙完这里的修补，又要忙那里的裱糊，两眼晕黑，还是抵不过慈禧太后的一念之差。海外的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称李鸿章是“以一人敌一国”，是“政治家斗不过女人家”。究其实，李鸿章何尝与一国为敌？倒是这一国将他孤立了出去；他又何尝与慈禧太后斗？他所做的工作只是经常为她揩屁股。“义和团”无疑是最脏的一次。李鸿章一开始就不赞成“以拳制夷”这种极端弱智的胡来，可他的话没人听得进去，狂热症大发作时，苦口良药的退烧针根本达不到应有的疗效。当时，列强对华正做分赃竞赛，以李鸿章多年对外交事务的深刻理解，认为中国政府只可拉一派，打一派，以夷制夷，绝对不能将洋人一锅煮。这样硬朗的见识别说慈禧那点文化水泡不发，朝中也没几人真能明白，真想明白。若依李鸿章的意思办，中国与列强斗智不斗狠，犹如在赌桌上赌牌，赌奸赌猾不赌赖，同时努力自强，终将走出殖民化的阴影，转向现代化。袁世凯是乱世之奸雄，惟知追求家天下的快感，远远偏离了李鸿章设计的轨道。于是，从二十世纪初叶始，中国滑向几十年军阀混战的烂泥潭而难以自拔。
    在中国近代史上，李鸿章冤里冤枉地背着一口天大的黑锅，被不明真相的人痛骂为“汉奸”和“卖国贼”，被朝中的敌党（梁鼎芬、安维峻等人）劾为乱臣贼子，几乎到了“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他忍辱负重，至此，确实已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
    1900年，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复任北洋大臣，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让国家少受些损失，他答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李鸿章死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他正跟八国联军的代表进行拉锯式的艰难谈判，心力交瘁，真正是累死在办公桌前。他的遗摺写得较为平实，其中仍有“举行新政，力图自强”的话，这说明他是死不瞑目的。遗摺中并未保荐袁世凯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外间的传说都不过是捕风捉影。袁世凯出卖了戊戌党人，又是荣禄的心腹，慈禧太后十分赏识他，袁氏已有足够的政治本钱，根本无须李鸿章的遗摺保举。
    慈禧太后在从西安回北京的归途中接到李鸿章去世的噩耗，当众流下了泪水。这位老妇人或许真还有一星半点良知，感到由衷的愧疚和感伤？但独裁者流下鳄鱼的眼泪，究竟有几分虚情表演？有几分真心流露？谁也不得而知。
    李鸿章死后，英、美等各国使团均表示沉痛的哀悼，遂不再讨价还价，全部遵照李鸿章生前拟定的议和条款办理。庚子赔款一项，美、英等国后来都有所返还，转为中国留学生的教育经费。庚款培养出了中国二十世纪初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以胡适为杰出代表），中国现代化的胎息竟保全于庚款之中，这绝对是李鸿章始料未及的，真不知他在九泉之下，悲喜何如。
    李鸿章去世后，挽联多多，赞的赞，骂的骂，热闹得紧。严复的挽联为：
    使朝廷早用公言，则世事奚至于此？
    设晚节无以自见，而士论又当何如？
    问得好。可惜答案摆在眼前，后人已不想看它。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李鸿章临危受命，收拾河决鱼烂的残局，一台独脚戏唱得天下同观。然而，这恰恰是他生命中最广大的寂寞，也正是这广大的寂寞收葬了他悲壮的灵魂。难怪乎，梁启超在《李鸿章·绪论》中以动情的笔墨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作为李鸿章的政治对手，若非心悦诚服，决不可能有此一说。
    “寄语路人休掩鼻，活人不及死人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