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帝国 作者:[法]勒内.格鲁塞

草原帝国    作者:[法]勒内.格鲁塞

第一章 草原的早期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

第一章 草原的早期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 

1．上古时期的草原文明 

2．斯基泰人 

3．斯基泰艺术 

4．萨尔马特人及西西伯利亚 

5．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 

6．匈奴的起源 

7．匈奴艺术 

8．匈奴的首次出击和月氏的迁徙 

9．匈奴首次出击产生的影响和希腊在阿富汗地区统治的崩溃 

10．匈奴与西汉的冲突和西匈奴的分裂 

11．后汉（东汉）时期中国与匈奴的斗争；南匈奴的分裂 

12．丝绸之路 

13．班超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 

14．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 绿洲文化 

15．鲜卑人在蒙古帝国取代了北匈奴 

16．公元4世纪的大入侵；匈奴和鲜卑对中国北部的征服 

17．拓跋突厥人的国家和柔然人的蒙古汗国 

18．米努辛斯克后期文化 

19．厌哒匈奴人 

20．欧洲的匈人：阿提拉

前言 
 
阿提拉与匈人，成吉思汗与蒙古人，帖木儿与金帐汗国，这些近乎传奇中的名字，对于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不陌生。当然，你也许还看过有关匈牙利人、保加尔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书籍。如果你对古代史感兴趣，你或许还具有辛梅里安人、斯基泰人甚至萨尔马特人的知识。你或许还听说过阿瓦尔人和哈扎尔人。但是，你未必了解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可以碰到的、属保加尔人的各部，即乌基尔人、库特利格尔人和乌特格尔人，你未必了解佩切涅格人和库蛮人，以及与塞尔柱克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有关系的乌泽人。

上述这些民族都是游牧民族，生息在欧亚大草原上，在历史上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的历史重要性主要不是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帝国，草原上大量的事例已经证明这些帝国都是昙花一现。他们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们向东、向西运动时，对中国、波斯、印度和欧洲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地区历史的发展。草原游牧民族的早期历史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只有当他们与那些有文字历史的文明接触时，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才稍微明朗了一些。然而，即使是在有关他们的资料相当丰富时，语言的复杂性又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当数量极少的专著和专门性研究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时，囊括多学科的一般性著作，或者是对这些民族的漫长历史作较大范围论述的综合性文章就尤其珍贵了。而在这些屈指可数的专著中，格鲁塞的不朽著作《草原帝国》可算首屈一指。

格鲁塞的这一精典著作首次出版是在1939年，后来曾多次重印，没有重大改动。1952年版（当时正值作者逝世前夕）增加了1939年到1951年间针对草原艺术问题所发表的讨论稿的附录。然而，书的主体保持了原样，这本巨著中最有趣味和最重要的一般性论述乃保留至今。

本书是英文版的首版，是沃尔福德根据1952年法文版译成。拉特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特雷恩·斯托亚诺维奇对译文作了校对，并协助统一了专业术语和音译名词。已故小詹姆斯·F．麦克雷完成了本书的编辑印刷工作。有关草原艺术问题讨论的附录，由于过时而未收入，本书引入了适用于今天学术研究的大量注释。编辑了综合性的索引和备有19幅地图。其宗旨始终是使该书的英文版除了适用于专业研究外，也适用于普通读者，此外，该译本不仅驾驭了原著的知识，而且还保持了原著开阔的视野和雄浑的气势。

拉特格斯大学沃里斯历史学教授

彼得·查拉尼斯

 

 
1．上古时期的草原文明 

现在已知最早的欧亚之路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文化沿着这条路经西伯利亚——在安加拉河上游、离伊尔库次克不远的马利塔地区曾经发现了一尊属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雕像——进入中国北方，泰亚尔·夏尔丹注意到，在华北甘肃宁夏附近的水洞沟黄土坡和陕北榆林地区西南的萨拉乌苏河都有奥瑞纳式文化遗址。同样，马格德林文化似乎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在中国东北（多伦诺尔、满洲里和海拉尔），以及在河北省都有它的代表物。河北省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山顶洞内发现了人骨架和人体装饰品，还发现了骨针、钻有小孔的动物犬状形牙齿、骨制的垂饰物、带孔的贝壳、珠母碎片和赤矿石的堆积遗址。

在新石器时代，或更确切地说，是将近新石器时代末期，西伯利亚草原之路还成为一种梳形陶器向亚洲传播的途径。这是一种饰有平行直线纹的陶器，它于公元前第3千纪上半叶在俄罗斯中部地区发展起来，并由此传入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逐渐对甘肃齐家坪的中国原始陶器产生了影响。在随后而来的一个时期，即公元前第2千纪初期，一种饰有螺旋纹的优质陶器——其风格最初形成于基辅附近的特里波利耶，在布科维纳的斯奇彭尼兹、比萨拉比亚的彼特里尼和摩尔达维亚的库库特尼——可能同样是经过西伯利亚、从乌克兰传入中国，大约公元前1700年在中国河南省仰韶村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又在甘肃的半山地区发扬光大。最后，按塔尔格伦推算，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并与同时期多瑙河地区的伟大的青铜文化（奥涅提兹文化）有联系；而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青铜时代是在300年之后（约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开始的。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斧和长矛头在中国被仿造出来，以致使马克思·劳尔推测，中国大约在此时期（大约公元前1400年）模仿了西伯利亚的青铜技术。

草原古代史上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发展了一种日益风格化的动物艺术，这种艺术显然是独创的，是为装饰镶嵌在马具和装备上的铜片、银片和金片而设计的，是游牧民的一种奢侈品。在库班的迈科普墓地中出土的金银合金花瓶和一些明显反映亚述－巴比伦风格影响的纯金银制成的动物形象（公牛、狮子等）是这种艺术的代表。据塔尔格伦推算，这些艺术品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600年至1500年，与米诺安中期文化同时。这种最初的亚述－巴比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有史时期（公元前第6世纪），这一点在著名的克勒姆斯青铜斧上可以看到。

塔尔格伦倾向于认为，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起，一支印欧种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开始居住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上。辛梅里安人被认为是属于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Thraco－Phrvgian），他们或者是“来自”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或者，更少假设性，他们原来“就住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位著名的芬兰考古学家把最近在第聂伯河流域和库班发掘出来的这一时期的大量古物，至少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归属于这些辛梅里安人。在古物中，最重要的有博罗季诺珍品（公元前1300？－1100年左右），包括青铜镰刀在内的斯特科夫珍品（公元前1400？一1100年），尼科拉耶夫的青铜铸器（公元前1100年？）和阿布拉莫威卡的青铜镰刀（公元前1200年？），它们都是在多瑙河下游与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地区发现的。此外，在库班还发现了金片和一尊纯银制的斯特拉米沙斯托夫卡雅公牛像（公元前1300年？）。最后，在捷列克河畔，有皮亚蒂戈尔斯克棺椁（公元前1200年？）和科本初期的棺椁（属纯青铜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200年？－1000年）。南俄地区的所有这种辛梅里安艺术都与甘扎－卡拉巴克赫地区的外高加索文化有联系。在甘扎－卡拉巴克赫已经发现饰有几何纹动物图案的优质青铜纽扣（外高加索文化开始于公元前1400至1250年间，最迟在公元前第8世纪结束）。辛梅里安艺术还与塔里锡文化有联系，塔里锡青铜艺术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达到繁荣。

波克罗夫斯克（今恩格尔斯）木棺的年代可以推至公元前1300至1200年，它反映出前辛梅里安文明，或者说辛梅里安的青铜文明，是从伏尔加河传播到乌拉尔山区和突厥斯坦的。在下诺夫哥罗德（今高尔基）附近的色玛，一批珍品使我们看到了处于低级阶段的铜器和青铜器文化，尤其是一些带孔的战斧（公元前1300－800年）。在哈萨克地区，一种类似的文化，即安德罗诺沃文化，传到了米努辛斯克，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时由卡拉苏克文化延续下来。这是最早的西伯利亚青铜时代，其中有带孔的斧子（它可能对商朝中国安阳地区的青铜斧有影响），扁平的匕首，色玛式的矛头和带有纯几何纹的装饰。高加索的动物艺术似乎没有传入这一地区。再往北，在叶尼塞河河畔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于相当晚时才发现了铜石并用时期的艺术，其中产生了一些著名的麋形和马形的石刻。

从公元前1150至950年间，辛梅里安文化继续在黑海北岸发展。这似乎是诺沃格里格鲁夫斯克文物（带孔的青铜手斧）和布格河畔的尼古拉耶夫的青铜铸器时代（约公元前1100年？）。在捷列克草原上，科本的纯青铜时代与格鲁吉亚的、名为勒尔瓦尔的文化显示出有趣的相似，勒尔瓦尔文化是草原上较先进的文化（由于该地发现了铁），它产生了饰有人和动物形象的奇特的青铜带，这些形象在风格上是呈几何图形的，表现了打猎和耕种场面（约公元前1000至900年间）。此外，在萨马拉和萨拉托夫之间的波克罗夫斯克（今恩格尔斯）可以看到一种地区性青铜文化，它继续在这一地区发展，这可以从赫瓦伦斯克墓群得到证实；据塔尔格伦估计，这些墓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200至700年间。塔尔格伦还断定，这一文化是属于斯基泰人，即当时第一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北伊朗人的，他们继辛梅里安人之后将统治黑海北岸草原。

辛梅里安文化的最后阶段处于公元前900至750年间。这是加利西亚地区的米海洛夫卡文物时期，其中有著名的金王冠，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辛梅里安文化与高加索文化和奥地利的哈尔希塔特文化（公元前800－700年？）有相似之处。在基辅南部，带有高加索影响的波德戈尔扎文物也属这一时期；敖德萨东部科布勒沃的带孔的青铜斧也属这一时期；一般而言，当时在南俄罗斯大量存在的、矛端上有两个槽口的矛头都属于这一时期（约公元前900－700年）。辛梅里安的青铜文化还流传到罗马尼亚，在摩尔达维亚采取了波德-希拉斯特安和穆列什文化的形式；在瓦拉几亚采取瓦尔托普文化的形式。然后，辛梅里安青铜文化继续传入匈牙利。有理由认为（正如塔尔格伦的观点），当东南部的高加索文化和奥地利的哈尔希塔特文化已经进入铁器时代时（哈尔希塔特1期文化大约处于公元前900至700年间），辛梅里安人和色雷斯人仍逗留在青铜时代。在别处，处于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属于斯基泰人先驱的哈瓦伦斯克文化群同样也发展缓慢了，该文化群大约在公元前900年时曾产生过索斯诺瓦雅·马扎青铜铸器。在这段时期内，在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青铜时代的第二阶段发展起来，根据塔尔格伦的观点，这一时期是处在公元前1000至500年之间，以带有两个眼的有孔青铜斧为代表，其装饰仍以几何图形为主，尽管也有少数珍贵的动物形象，它们无疑是装饰在刀、剑的把柄上。

应该记住，俄罗斯草原上的辛梅里安人的青铜时代在它的最后阶段是处于与两种铁器文化（奥地利的哈尔希塔特文化和高加索文化）的交流之中。在辛梅里安文化的较晚地层上发现了来自哈尔希塔特的铁刀，正象在斯基泰人早期地层所发现的一样。 

2．斯基泰人 

根据希腊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并得到亚述王国编年史的补充，在公元前750至700年间，来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从辛梅里安人手中夺走了南俄罗斯草原。希腊人称之为“斯基泰”（Scyths，Skythai）的民族，亚述人称之为“阿息库兹人”（Ashkuz），波斯人和印度人称之为“萨迪”（Saka）。从名称上推断，斯基泰人属于伊朗种人。他们是在今俄属突厥斯坦草原上“最早的伊朗国家”内保持着游牧生活的北伊朗人，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亚述和巴比伦的物质文明的影响：这种文明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定居兄弟、在南方伊朗高原上的米底人和波斯人。斯基泰人与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萨尔马特人一样，对历史上的马兹达克教和对其后不久逐渐转变了米底-波斯人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改革还一无所知。

这些斯基泰人的生动形象保留在库尔奥巴和沃罗涅什的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他们留着胡须，戴着如同在帕赛波里斯浅浮雕上他们的萨迦兄弟一样的帽子，即防御草原寒风的护耳尖顶帽，穿着萨迦人以及他们的堂兄弟米底人和波斯人都很普遍的宽松服装——束腰上衣和大裤子。草原上的骏马再现于切尔托姆雷克古坟出土的两耳细颈银酒罐上，马是斯基泰人须臾不可分离的伴侣，斯基泰人爱用的武器是弓。这些马上弓箭手们“无城廓”，只有人们称之为“旅行城市”，即伴随他们作季节性迁徙的篷车，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一千九百年以后，在13世纪，即迦儿宾和卢布鲁克村的威廉的时代，穿越同一片俄罗斯草原的成吉思汗蒙古人跟随着的就是与之类似的大篷车。在这些篷车里他们安顿妻子和堆积财产：金制装饰品、马具和装备上的饰片，无疑地还有地毯——因装饰这些用具的需要，产生了斯基泰艺术，并决定了它的形式和总的发展方向。斯基泰人在公元前7至3世纪期间也如以往一样仍是俄罗斯草原上的主人。

今天的语言学家们认为，斯基泰人应该归属于伊朗种人——印欧家族，属印-伊种或雅利安种。然而，正像刚才提到的那样，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突厥－蒙古种的匈奴各部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大约在同一时期，这些匈奴部落活跃在草原的另一端，即中国边境上。草原上游牧生活的条件，无论是在黑海和里海以北还是在蒙古，确实是非常相似的，尽管蒙古草原上的条件更加艰苦。因此，毫不奇怪，每当我们读到希腊史家们笔下描述的斯基泰人和看到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的斯基泰人时（除去体态和语言），就文化和一般生活方式而言，我们总想起中国编年史家和画家们描绘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我们发现这两个种族中有许多习俗是共同的，这或者是由于他们类似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得出了解决问题的一致的答案（例如，斯基泰人和匈奴马上弓箭手们都是穿裤子和靴子，而地中海各族或早期中国人是穿长袍。还有他们都使用马蹬），或者是由于他们在地理位置上的实际接触，使处于同一文化阶段上的斯基泰人和匈奴人产生了相同的习惯（殉葬即是一例，在斯基泰人和突厥－蒙古族人中，殉葬风俗流传到很晚时期；而在西亚和中国，这种风俗很早就不存在了，甚至自乌尔墓和安阳墓以后就不再看到）。

于是，在公元前750－700年间，斯基泰人（确切地说，是斯基泰－塞人中的一部份，因为塞种人中的大多数仍留在天山附近，在费尔干纳－带和喀什噶尔）从图尔盖河和乌拉尔河进入南俄罗斯，在那里他们赶走了辛梅里安人。一些辛梅里安人似乎不得不逃到匈牙利避难，匈牙利可能已经由与色雷斯人有亲缘关系的一些民族居住着；人们认为正是这些难民留下了舍拉吉附近的米赫埃尼文物，赫维什附近的富库鲁文物和加利西亚的米海洛夫卡文物。其余的辛梅里安人经色雷斯（据斯特拉波记），或者是经科尔奇斯（据希罗多德记）逃入小亚细亚。在小亚细亚，他们先游荡在弗里吉亚（约公元前720年），后又到卡帕多细亚和西里西亚（约公元前650年），最后到达彭蒂斯（约公元前630年）。一些斯基泰人跟踪其后（720－700年），但是，据希罗多德记述，他们走错了路，他们从打耳班关隘穿过高加索，与亚述帝国发生遭遇。斯基泰王伊斯卡帕进攻亚述帝国，但是，没有成功（约公元前678年）。另一个斯基泰小王巴塔图亚要精明些，他与亚述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们有共同的敌人：辛梅里安人，他们正在西里西亚和卡帕多细亚地区威胁着亚述国边境。一支斯基泰军配合亚述的行动方针，进入彭蒂斯，打垮了最后一批辛梅里安人（约公元前638年）。大约10年以后，亚述受到米底人的侵扰，巴塔图亚的儿子，希罗多德名为马代斯者，应亚述的要求亲自入侵和征服了米底（约公元前628年）。然而，米底人不久起来反抗，其王奇阿克撒列杀斯基泰人的首领们，斯基泰余部穿过高加索返回南俄罗斯。这些只是斯基泰入侵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却是最值得注意的部分。斯基泰的入侵威胁西亚近70年，在这70年中，这批印欧种的野蛮人成了令东半球害怕的人。他们的骑兵奔驰于卡帕多细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寻找掠夺物。这次民族大动荡，甚至在以色列的先知中也可以觉察到它的反响，它标志着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进入南方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时期中的第一次入侵：这种入侵运动在以后大约20个世纪中将反复出现。

当波斯人取代亚述人、巴比伦人和米底人成为西亚的主人时，他们致力于使定居的伊朗保持安全，免受来自外伊朗的新的入侵。据希罗多德记载，居鲁士领导的最后一次战争正是对付马萨革泰人（Massagatae），即希瓦以东的斯基泰人（约公元前529年）。大流士发动的第一次远征是反对欧洲的斯基泰人（约公元前514一512年）。他取道色雷斯和今天的比萨拉比亚进入草原，在那里斯基泰人又采用了他们游牧民的惯用计谋，不是与大流士交战而是在他到来之前撤退，诱他深入到更远的荒野。大流士明智地及时撤退了。希罗多德认为这次“远征俄罗斯”是专制君主的愚蠢；然而，这位阿赫门尼德王朝的君主实际上是打算以此实现一种很自然的政策，即外伊朗的波斯化，或者说是建立起泛伊朗联盟。这一事业没有成功，斯基泰人避开了波斯的影响，在南俄草原上又平静地生活了300年。大流士远征的结果至少是使西亚得以长期免受游牧部落的骚扰。

斯基泰艺术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与塔尔格伦的看法一致）斯基泰人占据俄罗斯的进展情况。最初，从大约公元前700年至550年，斯基泰的文化中心仍在东南方，在库班地区和塔曼半岛。这时斯基泰人肯定已经在第聂伯河下游和布格河下游之间的乌克兰南部处于统治地位，这从在马尔托罗查和麦勒古罗夫两地所发现的古物可以得到证实，尽管古物明显地是以零星分散的方式存在。据塔尔格伦，直到大约公元前550至450年间，斯基泰文化才大量地在现今的乌克兰地区涌现出来，并于大约350至250年间达到了顶峰，这从第聂伯河下游的切尔托姆雷克、亚历山大里亚、索罗克哈、德勒夫等地的王室大坟墓中可以看到。斯基泰人在西方的扩张所达到的最北面是沿森林草原的北缘一带，即稍微偏向基辅南部，在沃罗涅什地区。斯基泰人在东北方的扩张是溯伏尔加河而上，直达萨拉托夫，在此已有重要发现。塔尔格伦把该地的斯基泰人，或者说具有斯基泰特征的人（无论哪一种伊朗人）都认定是萨尔马特人。

南俄罗斯的斯基泰人很可能只是一支对辛梅里安人（即一支色雷斯－弗里吉亚种人）下层实行过统治的贵族而已。贝文尼斯特指出，在希罗多德书中（IV，5－10）被说成是有关斯基泰人起源的资料表明斯基泰一名是纯伊朗人的名字，而同样是关于这些斯基泰人的另一些资料却认定他们起源于希腊，他们的名字仍是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的名字。残存下来的语言由考古遗物得到证实。塔尔格伦说：“甚至当斯基泰主义和希腊主义正在确立时，辛梅里安青铜时代的哈尔希塔特文化作为一种农耕文化仍继续在乌克兰存在。”

最后，在斯基泰地带的北部是与大约是辛梅里安下层住在一起的非斯基泰野蛮人，希罗多德称他们为安德罗法吉人、米兰克尼勒斯人、伊赛多涅斯人，他们可能属芬兰－乌戈尔种。塔尔格伦认为，安德罗法吉人应该住在切尔尼戈夫以北，米兰克尼勒斯人在沃罗涅什以北。已经知道这两种民族都加入了斯基泰人反抗大流士的入侵。至于伊赛多涅斯人，贝文尼斯特在乌拉尔地区、叶卡特林贝格附近搜寻他们的遗迹。塔尔格林把所谓的摩尔达维亚文化归于斯基泰人的邻居、即属芬兰－乌戈尔种的安德罗法吉人和米兰克尼勒斯人。摩尔达维亚文化遗迹已经在德斯纳河和奥卡河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其特征是只有相当低级的几何纹图案，毫无斯基泰人的动物形象的风格。 
  
3．斯基泰艺术 

公元前第7世纪斯基泰人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的大举入侵所产生的后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斯基泰人是亚述的同盟者，这种亲密关系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他们与亚述社会的这种最初的接触，对草原艺术的研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首先，很可能正是在公元第7世纪穿越西亚的漫游期间，他们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

斯基泰艺术的初期并非没有受到克尔特－多瑙河流域的哈尔希塔特铁器技术的影响（哈尔希塔特文化处于公元前1000或900年至公元前500至400年，斯基泰文化处于公元前700至200年）。但是，在公元前第7世纪的民族动荡中，首先是高加索和米底国家（此处指卢里斯坦）与斯基泰人发生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弗朗兹·汉卡同意他在维也纳的同事F．W. 库利格的意见，认为与古代米底西南部的卢里斯坦的一些青铜器一样，高加索的科本青铜器中的大部分确实是属于公元前第7世纪的。按汉卡的观点，科本的青铜器，以及甚至卢里斯坦的那些青铜器部分地是属于辛梅里安人。明显的是两种青铜文化与这一时期的斯基泰艺术的早期阶段之间有联系，斯基泰和辛梅里安入侵者的铁骑此时正席卷着同一地区。

亚述－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对斯基泰艺术的早期作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有着不可辩驳的证据；即库班的克勒姆斯铁和金铸成的斧子（约公元前6世纪）。这把斧子上展示了古代亚述－巴比伦（即卢里斯坦）的题材：两只长着大弯角的野山羊与一些美丽的鹿一起站在生命之树旁边。动物的描绘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艺术形式明显地受到亚述动物艺术的影响。然而，它所采用的装饰手法是典型的斯基泰式的。

从这一起点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斯基泰动物艺术的兴起，斯基泰动物艺术可以被认为是将亚述（或希腊）的自然主义转向以装饰为目的的艺术。在科斯特罗马斯卡雅墓中的金鹿上，这种艺术似乎有了它的固定形式，金鹿的角是程式化的螺旋形。几乎可以肯定在公元前第6世纪库班也出现了这种艺术。

草原美学以这种方式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存在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并具有明显的向东发展的倾向，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发展一直抵达蒙古和中国。从一开始便可以注意到有两种趋势：一种是自然主义的倾向，无疑地，它一方面从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的泉源中，另一方面从希腊的泉源中周期性地得到补充；而另一种是装饰艺术的倾向，如上所述，它转移和改变了前一种倾向，朝着以纯装饰为目的的方向发展。结果，草原牧民们和猎手们从未忽略过的动物风格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成了程式化装饰艺术的遁词和借口。

这种艺术倾向可以从游牧的生活方式得到解释，无论是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特人的，还是东方的匈奴人的。他们既无固定住地，又无地产，对于只需要现实主义的雕塑、浅浮雕和绘画都不甚了解。他们的奢侈只限于服装的华丽和个人的修饰，以及各种装备和马具等物品的装饰方面。这类装饰品——各种带子的挂钩和金属片，马具上的装饰片，剑带扣，篷车的壁板，各种用具上的把柄，更不用说地毯，像在诺恩乌拉发现的一样——似乎都是为了程式化的处理，甚至是纹章学的处理。

如上所述，无论是像斯基泰人似的伊朗族，还是像匈奴人似的突厥－蒙古族的北方游牧民，都是在马背上过着草原生活，从事追猎鹿群和野驴，观看狼群在广阔的草原上捕捉羚羊。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其生活方式和财产特点使他们保留下来的只是纹章式的题材和对争斗动物程式化的描绘是很自然的。最后，正如安德森指出的那样，这些动物画像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效果。就像马格德林时期的壁画和骨雕一样。

除了金匠们制作的希腊－斯基泰式艺术品外——这些艺术品仅在主题上是斯基泰人的，是由那些或者为克里米亚的希腊殖民者工作，或者直接为草原诸王工作的希腊艺术家们制作的——在几乎所有的斯基泰艺术中，动物形象按装饰效果，以规则的几何图形风格制作出来。据舍夫德，其例证有：属于公元前5世纪在科斯特罗马斯卡雅发现的文物；属于同一时期，在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发现的文物；属于公元前450－350年间，在克里米亚的库尔奥巴所发现的文物；属于萨尔马特人时期（公元1世纪）、源于西西伯利亚的、彼得大帝收藏的珍品；在外贝加尔省的上乌金斯克出土的、属于大约公元初年匈奴艺术的文物。在以上文物中都发现了呈弯曲状和螺旋形展开的鹿角、马鬃，甚至野猫的爪子，它们有时使动物的身高增加了一倍。马的上唇像蜗牛的外壳一样卷曲。在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萨尔马特艺术中，正像受到同样灵感激发而产生的、由在鄂尔多斯的匈奴人精心制作的艺术一样，动物形式的仿效有时是非常彻底的——它们复杂地相互缠绕、交错在一起，其分枝难以想象地丰富——尽管在处理鹿和马，或熊和虎的头部时仍然保留着现实主义，可是，要把这些动物从装饰图中区分出来是困难的。动物的角和尾形成叶状，或形成鸟的形状。动物艺术的现实主义消失在由它自己产生的装饰艺术之中。

于是草原艺术与邻近的定居民族的艺术形成了直接的对照——斯基泰艺术与阿赫门尼德朝人的艺术相对，匈奴艺术与中国人的艺术相对——正是在描绘狩猎和动物搏斗的场面这方面，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与草原艺术中的扭曲、旋卷和模糊的画法最不相同的，一方面是亚述或阿赫门尼德的，另一方面是汉朝的动物古典风格，即快速敏捷和刻划简朴。像汉朝时期的中国一样，亚述和阿赫门尼德王朝的作品描绘了在简单、虚构的背景中潜行觅食的动物在互相追逐或挑战的场面。草原艺术家们，无论是斯基泰人或是匈奴人，都表现了动物之间殊死搏斗的扭打场面，常常像盘根错节的蔓藤一样缠绕在一起。他们的艺术是一种戏剧性的艺术，或表现断肢少翅的鸟，或表现被豹子、黑熊、灰色大鸟（格立芬）捕捉住的鹿和马，牺牲者的躯体常常是完全卷成圆形。图中没有疾速，没有逃避，而是胜利者有耐心、有条理地撕扯那些被猎物的脖子。如上所述，牺牲者表现了至死拖住凶手的情景。如果不是为了华丽的风格，尽管表现得“慢条斯理”，仍具有可以达到悲剧高度的内在动力。通过这种风格，动物的形态交织在一起，并且是精心制作出来的，这通常便从屠杀中抹去了所有的现实主义。

草原艺术中的各种要素和倾向参差不齐地分布在从敖德萨到满洲和黄河的巨大地带内。斯基泰人的草原艺术在向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带传播时影响了喀山附近的安纳尼诺文化（大约公元前600－200年），安纳尼诺文化无疑属芬兰－乌戈尔人种的文化。在喀山附近发现了具有丰富文物的葬地，除有通常所见的尖头青铜斧和青铜匕首外，还有动物像，在这些动物像中，动物的身体都呈卷曲状，尽管这些艺术品在制作上有某些不足和简单化之处，但它们都与斯基泰艺术有联系。然而，据塔尔格伦的观察报告，在安纳尼诺只是部分地采用了斯基泰的动物艺术风格，装饰仍然以几何图案为本。

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在青铜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公元前6－3世纪），阿尔泰地区的这个重要的金属加工中心仍在生产一种饰有纯几何纹的有孔手斧（例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尖角式装饰品）。然而，从此时期起，该地出现了一种质朴的、风格简单的青铜动物像，与其他地区复杂而精巧的青铜器形成对比。因此，该地正是波罗夫卡想要寻找的草原艺术在地形及年代学上的发源地。

问题的重要性是明显的。阿尔泰山区的古代工匠们锤打出来的第一批动物像正是在草原艺术的地理中心，即位于黑海和直隶湾之间中点的米努辛斯克吗？这些仍处于初级的和缺乏艺术感染力的动物像是否是由于得到了西南方斯基泰人捐助的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艺术和东南方匈奴人给予的中国艺术而变得丰富多采呢？或者像罗斯托兹夫认为的那样，米努辛斯克的动物形象的贫乏可以解释为，由于斯基泰艺术在向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传播时衰落了，就像它要向帕姆森林地带传播时，在安纳尼诺发生的情况那样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米努辛斯克和安纳尼诺不过是俄罗斯草原艺术的微弱反响罢了。

还应该指出，在南俄罗斯草原上最初（即从公元前7世纪至6世纪）只发现了一些朴素无华的动物风格的例子，如在七兄弟墓和库班的克勒姆斯、乌尔斯基和科斯特罗马斯卡雅，基辅附近的奇吉林和克里米亚的刻赤和库尔奥巴（它们都是早至公元前5－4世纪的作品）等地发现的青铜器上。在公元前5和4世纪时，这种风格明显地变得更加复杂了，正像在亚速海岸边的美利托波尔附近的素罗克哈的动物图案那样。在一件由希腊金匠按斯基泰题材制作的精美艺术品旁边，有一些扭曲的动物像，它们具有独特的分枝，制作精细。在亚速海附近的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情况也是如此。该地区内，青铜器上刻的花纹和枝纹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图纹本身而制作。 

4．萨尔马特人及西西伯利亚 

在乌拉尔山附近奥伦堡地区的普罗霍罗夫卡发现了属于公元前第4世纪的一种地区文化，其重要的收集物是矛。由于这种矛是萨尔马特人独特的武器，据罗斯托兹夫，普罗霍罗夫卡墓群标志着萨尔马特人首次出现在欧洲的俄罗斯。然而，萨尔马特人（他们与斯基泰人同源，都属于在北方游牧的伊朗种人，他们当时已经立足于咸海北岸）可能于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渡过伏尔加河，侵入俄罗斯草原，把斯基泰人赶回克里米亚。波里比阿（XXV，I）于公元前179年第一次提到他们，认为是一支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

这两个民族在种族上是有联系的，他们都是游牧民。然而，新来者明显地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上文已经提到过，斯基泰人是马上弓箭手，他们戴萨迦帽，穿宽松的外套：他们是懂一点希腊文化的野蛮人，他们发展了一种动物艺术，这种艺术通过其风格仍然保留了对更有可塑性的自然主义形式的记忆。萨尔马特人实质上是持长矛者，他们头戴圆锥形帽，身披铠甲。他们的艺术基本上仍是动物风格，对程式化和几何图形装饰表现了比斯基泰艺术更加独特的爱好，他们喜欢采用在金属品中镶嵌彩色瓷的表面装饰。简言之，他们的艺术显示了一种极明显的“东方”反应，即在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的基础上的、以程式化的花纹装饰。这是在欧洲第一次出现的中世纪前的艺术，萨尔马特人后来把这种艺术传给哥特人，再后又由哥特人传给民族大迁徙中的日耳曼各部落。

斯基泰艺术向萨尔马特艺术的过渡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初，这一点可以从埃卡特林罗斯拉夫附近的亚历山大堡的大量发掘物推断出来。在公元前3至2世纪，萨尔马特艺术已经在南俄罗斯确立，这一点已经从库班的布诺瓦、莫吉拉、阿赫坦尼诺夫卡、阿纳帕、斯塔夫罗波尔、卡西斯科耶和库尔德泽普斯等地出土的宝石首饰上反映出来。也可以从亚速海附近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的、属于萨尔马特时期的地层上反映出来，也反映在著名的迈科普镶釉的银质带上，带上刻有“格立芬”正在撕啮着一匹马的图案。据说迈科普银带是公元前2世纪萨尔马特艺术的代表作。在以后一个时期的萨尔马特饰片上，同样的风格仍然存在，在顿河河口附近的塔甘罗格和费杜罗沃，以及库班河口附近的锡韦尔斯卡亚都发现了同样风格的艺术品（属公元前2－1世纪），属公元后1世纪的文物发现于亚速海附近的新切尔卡斯克，库班的乌斯季拉宾斯卡亚、祖波夫农场和阿尔马维尔。

这一批文物，特别是迈科普银带上的饰片，与西西伯利亚的金、银饰片，即与今天收藏的彼得大帝的部分珍品有联系，它们是以格立芬与马群之间、虎与马之间、格立芬与牦牛之间、鹰与虎之间，以及诸如此类的搏斗场面来装饰的，是以非常程式化的枝状方式来处理的。波罗夫卡把所有这些西伯利亚饰片确定在显然是太早的时期（公元前3至2世纪）；麦哈特确定在公元前1世纪；罗斯托兹夫较为可靠地认为属于公元后1世纪。

有一种看法更倾向于把西西伯利亚的金、银饰片归属于同萨尔马特人有姻亲关系的各族，因为据近年来苏联的发现，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俄格拉克提村——也就是说，还要向东些，在西伯利亚的中部——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人类头盖骨，它似乎不像是突厥－蒙古种人。另一方面，他们很有可能是属于居住在与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和塞种人有往来的地区的印欧种各族。 
 
5．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 

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地区的金属加工中心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初期起是一种新的活动的所在地。据塔尔格伦认为，正是这个时期出现了长方形的石槽坟墓，恰好与称为“青铜第三期”、即奉哈特的“全青铜时代”（约公元前500－300，或200年）的时期一致。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出现了大量的动物图纹，尤其是那些斜卧着、直立着、回首翘望的各种鹿和卷曲着身体的动物的图纹，塔尔格伦认为，它们起源于南俄罗斯。

也正是在公元前500－300年间，第一批西伯利亚青铜匕首和小刀生产出来，还生产了一种“杯状大锅”，它后来从米努辛斯克向匈奴时期的鄂尔多斯和大入侵时期的匈牙利两个方向传播。米努辛斯克和塔格尔斯科耶生产的小刀，刀身薄而形状稍弯曲，刀柄柄端上有一精致的鹿头，这种小刀在整个蒙古地区，乃至在匈奴时代的鄂尔多斯都普遍地见得到。

大约在公元前330至200年期间，在米努辛斯克，铁器时代获胜，生产了一种部分是铁、部分是青铜制作的尖形斧，还有一群公共的大墓地。除此而外，在米努辛斯克还发掘出一些青铜装饰片，据麦哈特，它们无疑是公元前2至1世纪的产物。青铜饰片上表现着头对头挑战的公牛，或者是处于战斗中的马；饰片上动物的耳、蹄、尾、肌肉，以及它们身上的毛都画得象“空心三叶草”式的。这一画法显然与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萨尔马特艺术有关系，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种画法经米努辛斯克传给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人，影响了他们的艺术。

米努辛斯克位于萨彦岭北坡。再往西南，在大阿尔泰山北面、鄂毕河和卡通河两河源附近的帕兹雷克，格里亚兹诺夫使团于1929年发现了公元前100年，或者稍早一些的埋葬地，葬地中有“戴着像驯鹿一样面具”的马的尸体（顺便说一下，这似乎可以证明该地居民已经用马取代了驯鹿）。在这些马面具上，以及在一些用皮、木、金制的马具上都有以程式化的动物图案的装饰：飞奔着的野山羊和牡鹿，正在撕啮着一只野山羊的带翼的“格立芬”、猛扑向鹿和野山羊的黑豹，朝地上的鹿子俯冲的鹰，互相对斗的鸡。所有这些题材仍与斯基泰的、甚至是与希腊－斯基泰的动物艺术的现实主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没有它后来的复杂的装饰。这种工整、严谨的风格产生了极好的装饰效果。

在帕兹雷克，还发现了明显是源于希腊－罗马人的、有胡须的怪状面具，这些面具无疑是受到在辛梅里安人时期博斯普鲁斯境内的希腊王国的影响。大约处于同一时期（即公元前2－1世纪）的类似的希腊－罗马面具，在米努辛斯克文化群中也有发现：在特里波利耶、巴捷尼、别亚、卡里和兹纳缅卡等地。除帕兹雷克外，阿尔泰文化群还包括：希柏、克拉科尔和奥罗丁的棺椁，它们大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并与萨尔马特人有姻亲关系。希柏文化群的文物展示了同样的动物艺术，采用离现实主义还不太远的、拘谨的风格。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6－48年间的一件在希柏发现的中国漆器有利于确定该文化中心的年代。

公元1世纪，阿尔泰文化是以卡坦塔棺椁为代表，棺椁中有熊和鹿搏斗的木雕，鹿的角长成了鸟头。还有一些饰有程式化动物图案的青铜片和织物碎片，图中格立芬与鹿的搏斗使人想起了在蒙古诺恩乌拉发现的同时期的匈奴图案。正像在诺恩乌拉出土了一块可以肯定是源于辛梅里安人时期的博斯普鲁斯国的希腊织布一样，米努辛斯克附近的特斯棺椁中的遗物提供了直到大入侵时期来自同一地区的希腊－罗马影响的证据，在受黑海地区影响的耳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中，处于过渡文化中的动物图案继续在米努辛斯克地区盛行。特普鲁科夫称之为塔锡蒂克文化，特别是位于土巴河和叶尼塞河合流处下游、米努辛斯克以北37英里的俄格拉克提村的发现就归属于这一文化。其年代是由一块东汉时期的中国丝绸而确定，其中还有一些精致的动物岩画。

其后不久，在阿尔泰山和米努辛斯克发现的那些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有关系的文化中心似乎绝迹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发生了变化。米努辛斯克地区在公元7世纪初期还在生产青铜装饰品，其年代可以由唐朝初期的中国钱币来确定。但是，在两种文化的间歇期内，该地区显然是遭到黠戛斯人的祖先、中国历史学家们在公元5世纪时曾经提到过的突厥各部的征服。据特普鲁科夫认为，在公元3世纪以后，黠戛斯人在米努辛斯克接替了与萨尔马特人有联系的印欧贵族。但是，米努辛斯克、帕兹雷克和卡坦塔这些文化中心在消失之前，在向蒙古和鄂尔多斯的匈奴各族传播程式化动物艺术（即草原艺术）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匈奴的起源 

当伊朗人种的游牧民（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占据着草原地带西部即南俄罗斯时，无疑地还包括图尔盖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东部是处于突厥－蒙古种民族的统治之下。其中在古代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以“匈奴”一名而被中国人所知。匈奴一名与后来罗马人和印度人称呼同一蛮族的名称（Huns〔Hunni〕和Huna）是同词源的。可能这些匈奴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才在中国编年史上清楚地记载了匈奴一名）在公元前第9和第8世纪时已经被中国人称为严狁。更早一些的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草粥”，或更含糊地被叫作“胡人”。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人所知的胡人是指那些当时居住在中国边境上，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那些民族。马斯佩罗推测：所谓北戎即“北部之戎”，分布在今天的北京西部和西北部，是一支胡人部落。其他的部落在公元前第4世纪时已经归降于赵国的中国人。赵武灵王（大约公元前325－298年在位）甚至从他们那里夺取了山西最北部（大同地区），实际上还夺取了今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约公元前300年）。正是为了有效地防范这些游牧民的进攻，秦国（陕西）和赵国（山西）的中国人都改他们的重车兵为灵活的骑兵。这一军事改革带来了中国服装上的彻底变化；弓箭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民那里学来的骑兵裤子所取代。从游牧民哪里，中国武士们还模仿了羽毛装饰的帽子、“三尾服”和后来对名为“战国时期”的艺术起到很大作用的“带扣”。也正是为了防御匈奴，赵国及其邻近诸国的中国人开始沿其北部边境垒起最初的城墙，后来秦始皇统一和完成了城墙的建筑，成为了长城。

据中国史家司马迁记述，正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匈奴似乎成为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单于的全名汉文译音是撑犁孤涂单于，中国人把这些词解释为“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在这些词中可以发现突厥－蒙古语词根，特别是“撑犁”是突厥－蒙古语词（Tangri，天国）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最大的官职，即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汉文译音“屠耆”与突厥字（doghri）有关系，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就基本上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居住地而言，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可能像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的那样，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接下去，匈奴统治集团内依次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然后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一般行进的方向是朝南，这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已成为习惯；类似的现象在匈奴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中，以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都可以看到。

中国人描绘的匈奴肖像上的特征，我们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和蒙古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威格尔概括道：“他们的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领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头部除了头顶上留着一束头发外，其余部分都剃光。厚厚的眉毛，杏眼，目光炯炯有神。身穿长齐小腿的、两边开叉的宽松长袍，腰上系有腰带，腰带两端都垂在前面，由于寒冷，袖子在手腕处收紧。一条短毛皮围在肩上，头戴皮帽。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在踝部捆扎紧。弓箭袋系在腰带上，垂在左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吊在腰背部，箭头朝着右边。”

上述服装的一些细部，特别是裹齐踝部的裤子，对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来说都是共同的。有许多习惯也是相同的：如葬礼上的牺牲。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在酋长（或首领）的墓上，割开其妻子及随从们的喉咙，至于匈奴人，其人数达到上百或者上千。希罗多德（IV．65）记载，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沿眉毛平处锯开，在外面用皮套蒙上，里面嵌上金片，作为饮器使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中有同样的习惯。这一习惯特别是从老上单于用月氏王的头盖骨来饮酒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确实，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把头看作战利品的。希罗多德（IV．64）曾提到斯基泰人在战利品中展示他们砍下的敌人的头颅以及挂在马缰绳上的头皮，以示夸耀。

在匈奴的后裔，即公元第6世纪的突厥人中，一个战士坟墩上的石头，其数目是与他一生中所杀敌人的数目成比例。这种嗜血性的风俗也同样盛行于印欧种和突厥－蒙古种的游牧民中。斯基泰人用敌人的血洒在插在一个小土堆上的神圣的短弯刀上，以及喝一杯被他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匈奴人在订盟约时，要用人头盖骨制成的容器喝血。在悼念死者时，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用小刀把脸划破，“让血和泪一起流出来”。

像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民，他们生活的节奏也是由他们的羊群、马群、牛群和骆驼群而调节。为寻找水源和牧场，他们随牧群而迁徙。他们吃的只是畜肉（这一习惯给更多是以蔬菜为食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衣皮革，被谢裘，住毡帐。他们信奉一种以崇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基础的、含混不清的萨满教。他们的单于或者最高君主，在秋季召集全体匈奴人（这个季节马最壮）课校人畜。所有的中国著作家都把这些野蛮人描述成顽固的掠夺者，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中国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在自己不遭埋伏的情况下，以雷雨般的箭惩罚追赶者，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由于他们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这些方法相当有效。在从最初的匈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所有草原居民中，这些方法都很少变化。对于所有那些由马上弓箭手组成的部落，无论是东方的匈奴人或是西方的斯基泰人，这些方法都是共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这种“退出俄罗斯”可能终止灾难的来临之前就撤退了。有多少中国将领后来因为缺乏这种谨慎，他们受到匈奴人佯装逃逸的蒙蔽而进入沙漠荒凉之地，在那儿遭到了屠杀呢？

至于匈奴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的语言位置，一些作者，如白鸟库吉倾向于把他们归入蒙古种人。相反，伯希和从汉文译本所提供的反复核对的几次巧合中，认为全面来看，这些匈奴人应该属于突厥种，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

7．匈奴艺术 

匈奴人有富于特征性的艺术，主要是以一些青铜制成的、上面饰有程式化动物纹的带状的或者是其它形态的饰片，马具或装备上的座架、钩和饰钉，或者是以末端刻有牝鹿形状的棍棒为代表。这种艺术常常被称为“鄂尔多斯艺术”。其名来自蒙古种的鄂尔多斯部落，自16世纪以后，该部一直占有从黄河河套到陕北之间的地区，该地区的发现物特别丰富。它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的一个分枝。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在南俄罗斯带有亚述－伊朗和希腊影响的色彩。在米努辛斯克，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是相当简单的，无论是把它看成这种艺术的最初形式，还是衰亡形式。在鄂尔多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与中国美学发生接触，它与中国艺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鄂尔多斯艺术特别令人想起米努辛斯克艺术，尽管它是更加富于想象力的，在它的饰片上装饰着马的搏斗图，马或鹿与虎、熊、怪兽搏斗的图案，也有些矛或箭的柄端，在一个圆节疤处用牡鹿和红鹿形象装饰。

据考古学的研究，蒙古和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艺术似乎与斯基泰艺术一样的悠久。1933年，瑞典考古学家T．J．阿恩认为，滦平和宣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3世纪初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4世纪后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艺术对名为“战国时期艺术”的中国风格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战国艺术至少是从公元前第5世纪开始繁荣的。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的第一批青铜器始于这一时期。最近，瑞典汉学家卡尔格林把战国艺术风格更往前推到公元前650年，由此证明鄂尔多斯艺术形式的草原艺术当时也已经存在了，后来，它给被称为“中周时期”的中国装饰艺术风格带来了变化。考古学家们一致同意：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是引起古代中国青铜器从“中周式”向“战国式”变化的因素之一，这一因素是同社会内部演变的规律相合的，并且明显地如这些规律那样是在同一方面起作用的。

匈奴古物的主要遗址分布在从贝加尔湖到河北、山西和陕西的边境地区内。现列举如下：（1）在北方，外贝加尔省的赤塔墓地，据麦哈特确定，属于公元前第3至第2世纪，同时在蒙古高原恰克图北，特罗伊茨科沙夫斯克附近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发现了西伯利亚饰片和中国汉代钱币，是公元前118年以后发行的。（2）在外蒙古，库仑附近的诺恩乌拉，科兹洛夫使团在此发现了一位匈奴王子的坟墓，墓中有表现草原艺术的青铜器和以同样风格（格立芬正与一只麋搏斗，以猫为图腾的氏族中的一个成员正在捕捉一头牦牛）装饰的、华丽的毛织品，每一主题都是以最好的萨尔马特－阿尔泰的风格进行处理的，还有一块希腊织布上描绘着一个上唇留着胡须的男人，其胡须长度是人体长度的四分之三，无疑是辛梅里安时期博斯普鲁斯的某位艺术家的作品。以上所有古物的年代根据其中公元2年制成的一件中国漆器得以确定。离该匈奴王子墓不远，即鄂尔浑河岸上的杜尔伯斤和伊勒克－埃里克发现的壁画可能属于同一个墓葬群，但它们的年代未能确定，尽管画中鹿的优美姿态似乎又反映出萨尔马特－阿尔泰的影响。（3）在鄂尔多斯，即今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省的残余地区，在许多遗址上都发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特别是在热河附近的滦平，多伦西部和张家口北部的哈屯森和贺垅·欧沙，在张家口以南、通往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在陕北和鄂尔多斯边境上的榆林。我们注意到，在宣化所发现的一些古物的年代可以根据其中的一枚中国“刀币”确定，刀币上刻有“t’u”的字样，是战国时期于公元前480－250年间在中国通用的一种钱币。

总的说来，尽管相当大比例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即是说内蒙古的匈奴人的青铜器，是与中国的战国时期（公元前5－3世纪）同时代的，然而，在整个汉朝时期（从公元前第2世纪初到公元后第3世纪初），同一艺术继续在内、外蒙古繁荣，这一点已经由下列发现所证实：诺恩乌拉注明年代的部分古物；在鄂尔多斯存在着刻有多头兽图案的大量的青铜饰片，这些饰片可以较准确地断定是属于这一时期；最后是在收藏品中（即塞努斯奇博物馆的收藏，考弗尔德收藏品和卢收藏品），有汉朝艺术家们明显地仿照鄂尔多斯原物复制的、具有匈奴题材的中国青铜钩。在下一个时期，即在中国被称为“六朝”（公元4－5世纪）时期，在某些不断增加的大量动物题材装饰的青铜钩上，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并未减少，动物形体都是弯曲、互相缠绕在一起的。在同一时期内，同样的草原艺术可以在大入侵时的欧洲的扣子、饰片和马的座架上辨别出来。此外，阿恩提到了直到9世纪仍保留着原草原动物艺术风格特征的西西伯利亚青铜器。同样的艺术也许一直在成吉思汗时期的汪古部（Ongut）中继续着，在聂思脱里安教所用的小青铜器，即十字架、鸽子、圣灵等物上仍保持着这种艺术，在鄂尔多斯及其毗邻地区的泥土中出土了大量这种青铜器。此外，纯鄂尔多斯式饰片在西夏国中期（公元11－12世纪）还在制造，除非引起沙尔莫尼注意的西夏文字是当时重新刻上去的，或者，除非这些饰片是不作通用的西夏的仿制品。

8．匈奴的首次出击和月氏的迁徙 

匈奴作为一支令人畏惧的势力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是在公元前第3世纪末，正是此时中国在秦朝（前221－206年）的统治下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秦朝建立者秦始皇（221－210年在位）预见到这一危险，与将军蒙恬完成了修建长城的工作。从公元前215年起，长城一直起着保卫中国领土免受匈奴侵犯的作用，约在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赶出了今天称之为鄂尔多斯的地区，即黄河河套内的地区。然而，与此同时，匈奴人在头曼单于（死于约前210—209年）的率领下，以攻月氏而开始了他们的扩张，月氏人直到当时一直居住在甘肃西部。在东方，头曼之子、继承者冒顿（约209－174年在位）打败了满洲边境上的另一支蛮族——东胡。冒顿利用秦亡汉兴（前206－202年）之间爆发的削弱中国势力的内战，于公元前201年入侵中国山西省，围其首府太原。汉朝的建立者高帝奔赴太原，驱赶匈奴，然而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即今山西边境的大同地区。后经谈判，方得解围，协议中，汉高祖给予匈奴优惠。把一位中国公主或者是宫女嫁给单于为妻，正如以后的中国诗人们所吟：可怜的“鹧鸪”嫁给了“蒙古的野鸟”。

大约在公元前177或176年，冒顿第一次给甘肃西部的月氏人带来了灾难，他声称已经征服了月氏。冒顿之子，继承者老上单于（约公元前174－161年在位）后来结束了月氏的威胁，用月氏王的头盖骨做了饮器，把月氏人驱逐出甘肃，迫使他们向西迁徙，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

月氏一名（至少是以这种形式）仅以它的汉文译音而流传下来。然而，许多东方学专家长期倾向于把月氏人与吐火罗人（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从突厥斯坦迁往巴克特里亚，希腊历史学家们从这次迁徙中了解了他们）以及与希腊历史学家们称呼的印度－塞人等同起来。按此分类，吐火罗人与印度－塞人是一个民族在两个时期内采用的两种称呼，人们认为这个民族与斯基泰人有姻亲关系，或者说它属于印欧种人，这一确认主要基于以下事实，即：在今甘肃西部的中国境内——按中国史家们的记载，该地区在公元前第2世纪初期已经是月氏人的地盘——地理学家托勒密最迟在公元后2世纪提到了一支塔沟里人（Thagouri）、一座塔沟里峰和一个塔沟拉城镇。此外，斯特拉波提到在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诸族中有吐火罗人（Tokharoi），正好是这时候，中国史家们表明月氏人到达了其迁徙终点大夏，也就是巴克特里亚的边境。两种发展进程如此一致，似乎形成了强有力的论据，支持那些把中国编年史上的月氏人看成是希腊史家笔下的“吐火罗”、梵文抄本中的“Tukhara”和以后罗马时期的“印度－塞人”的历史学家们。此外，迟至公元第5和第8世纪，塔里木北缘绿洲上的居民仍说印欧语，塔里木北缘如果不是月氏人早些时候的地盘的话（因为这些月氏人被证明是甘肃的土著居民），那么，当时其中部分地盘至少是属于在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的、与月氏人或多或少有些亲属关系的部落。直到最近，语言学者们还称这些印欧语为吐火罗语，尽管今天他们满足于将这些语言标明为库车语、焉耆语等等。然而，在历史黎明的时期，印欧语部落向远东前进了很大一段路是有可能的。这一假设使人们易于接受，因为西西伯利亚、也许甚至是米努辛斯克地区，似乎在公元纪年以前，已经有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有亲属关系的各族居住，以及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带的天山南北两麓在阿赫门尼德时期就有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居住。因此，今突厥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就该是布满了印欧种人，喀什噶尔附近的那些印欧种人属东伊朗人，在酒泉的、库车的印欧种人属吐火罗人。月氏人相当于后一种人。

然而，中国历史地理书所提供的早期资料都涉及到“印欧主义”在这些前哨地区所遭到的第一次倒退。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冒顿单于（约209－174年在位）率领下的匈奴人严重地挫败了月氏。继任的老上单于（约前174－161年在位）杀月氏王，并让人把他的头盖骨制成一个杯子。他迫使这些月氏人离开甘肃，穿过北部戈壁向西逃亡。其中小部分月氏人，中国人称之为小月氏，在南山南部地区的羌人或吐蕃人中间定居下来，正如两个半世纪以后成书的《前汉书》所记，他们使用羌或吐蕃人的语言。其余的月氏部落，中国人称为大月氏，企图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盆地定居，但很快被乌孙（其音为Oo－Soon）人赶走。中国史家们描写这些乌孙人是蓝眼红须。查尔彭蒂尔把乌孙一名与“阿息”（Asioi）一名联系起来——阿息是萨尔马特人中被称为阿兰人这一支的另一个名字——他认为乌孙人是阿兰人的祖先或亲属。如果这一假设正确的话，那么，在类似月氏和匈奴的压力之下，成群结队地向南俄方向迁移的必定是这些乌孙人，尽管比我们所谈到的时期确实要早一些，但斯基泰人正在不断地被萨尔马特民族所取代。

然而有可能，月氏被匈奴从甘肃逐出之后，他们向西迁徙的浪潮曾冲击着伊犁河附近的乌孙人。乌孙人暂时被新来者征服，但在匈奴的帮助下随即进行了反扑。后来月氏人重新向西进发，来到锡尔河（希腊地理学家们的亚克苏斯河）上游的费尔干纳地方（中国人称大宛），《前汉书》记载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60年到达该地。在那里，他们处在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边境上，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幼克拉蒂斯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必定已接近了尾声。

9．匈奴首次出击产生的影响和希腊在阿富汗地区统治的崩溃 

塔什干、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这些地区是由中国人称之为“塞人”（古音是Ssek），波斯人和印度人称之为“萨迦”（“Saka”或“Sha－ka”），希腊人称之为“萨迦伊”（Sakai，“即我们的萨迦人”）的人居住。事实上，他们是“亚洲的斯基泰人”。他们组成了斯基泰－萨尔马特大家族中的一支，即他们是来自西北草原的游牧的伊朗人。由于吕德斯的著作，似乎有理由把塞语归属于他们，奥瑞尔·斯坦因使团在和田发现了属于中世纪初期的大量塞语手稿，塞语是一种东伊朗语方言。西迁的月氏对塞人的撞击在塞人中引起了总的反响，导致了他们入侵由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希腊王公们所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根据到W．W．塔恩时代普遍能够接受的理论，在月氏的压力下，塞人越过索格底亚那地区，然后进入了巴克特里亚，在此取代了希腊人。在公元前140－130年间，游牧部落实际上已经从希腊国王赫利克勒斯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据斯特拉波记述，其中最有名的游牧部落是阿息人、帕夏诺伊人、吐火罗伊人和萨迦劳赖人，他们都是来自锡尔河北岸地区。要准确地识别这些部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困难的。如上所述，查尔彭蒂尔把阿息人（彭沛乌斯·托古斯称为阿息洛伊人）看成是中国史家们曾提到的伊犁河畔的乌孙人。萨迦劳赖或萨迦卡伊似乎暗示一支古代塞人部落。至于吐火罗人，根掘H．W．贝利所坚持的假设，他们是月氏人最核心的部分。

公元前128年，当中国使者张骞访问月氏时，中国史家司马迁提到他们，把他们当作为已经征服和占领索格底亚那地区（指“妫水”以北，即阿姆河以北）的人。《前汉书》记道，他们已经在该地的监氏城建都。羽田亨认为该城名字在发育上与坎塔（kanda）城一致，kanda是马尔干达（markanda）或撒马尔罕的缩写。《史记》和《前汉书》都还记道，月氏已经臣服大夏（即巴克特里亚），虽然他们似乎没有占领其地，至少在当时还未占领。塔恩怀疑（错误地）被月氏人征服的巴克特里亚君主们可能仍是希腊人，而不是塞人，按此情况，塞人未能把希腊人从巴克特里亚赶跑。许多东方学学者认为，无论如何在其后不久，即大约公元前126年，月氏人不再满足于对巴克特里亚的宗主权，他们越过阿姆河，实实在在地占领了该省。这种观点是以《后汉书》的一段记载为根据的，该书明确记道，月氏人移居大夏，由五位首领或翕侯（she－hu即叶护）瓜分了其他。事实上，与这些事件的时间比较接近的《前汉书》在这一点上似乎却不太清楚。它只记道：“大夏民（即巴克特里亚人），本无大君长，臣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当时这些人不可能还是粗暴的希腊冒险家们，而只能是某种蛮族），月氏徙来，皆畜臣之。”此文的意思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但有另一本不含糊的史书，即《后汉书》，它记道，公元84年，中国将军班超曾请求月氏王规劝索格底亚那地区王（康居王）。这意味着在当时索格底亚那地区与月氏国是完全区别开的，因此必须在索格底亚那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寻找月氏人，很可能往南朝着巴克特里亚。在阿姆河北岸稍稍逗留之后，他们渡过河，取代了巴克特里亚的塞人。据塔恩（他的观点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几乎是直接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无论如何，月氏人的迁徙是各族大混乱和横扫东伊朗的游牧民浪潮的标志。在南方，塞人受到月氏人在后面的攻击，占领了德兰吉亚那（即锡斯坦）和阿拉霍希亚（即坎大哈）。这一占领是永久性的，因为，从此以后，这些地区成了“塞人的地区”，按伊朗语名称是“萨迦斯坦纳”，近代波斯语称之为“锡斯坦”。

所有这些游牧部落从锡斯坦猛扑向帕提亚帝国，几乎摧毁了它。帕提亚国王弗拉亚特斯二世在米底受到叙利亚国王安提珂七世的威胁，他企图进行塞硫古王朝式的再征服（公元前129年），这种轻率的举动引起一些野蛮人前来救援。这些野蛮人来了，但是不久就倒戈，弗拉亚特斯兵败被杀（公元前128年或127年）。据彭沛乌斯·托古斯说，帕提亚新王阿特班努斯二世于公元前124或123年在对吐火罗人进行反攻中受重伤。这似乎可以证明，中国史上的月氏——如果像推测的那样，就是希腊史上的吐火罗人的话——从那时起就一直定居在巴克特里亚，后来他们使巴克特里亚成了“吐火罗斯坦”。帕提亚王密特里达提二世（前123－88年）继位，他确实阻止了游牧部落对帕提亚的入侵，甚至将他的宗主权强加于在锡斯坦的塞人。然而，在公元前77年，萨迦劳赖人在伊朗已经十分强大，他们自己挑选了他们的保护者阿尔萨息家族的辛刺特拉克斯或称沙拉特洛伊克斯，把他拥上帕提亚王位，后来辛刺特拉克斯企图反对他们，被他们乱箭射死（大约公元前70年）。

这些地区的塞人和月氏人以后的命运构成了伊朗和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在此回忆以下事实就足够了。塞人从锡斯坦和坎大哈扩张至喀布尔和旁遮普；然后，当这些地区被月氏人占领时，他们又扩张到马尔瓦和吉莱特，在那里，塞人的总督维持统治直到公元第4世纪。至于巴克特里亚的月氏人，中国史表明他们在公元1世纪建立了大贵霜王朝。《前汉书》说，这些贵霜人是大约在公元前128年瓜分巴克特里亚的五部落中的一部。

《后汉书》记载了贵霜人的首领邱就却（古钱币上是kujulakadphises）如何降服其余的月氏部落，由此建立起贵霜帝国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在印度-塞人帝国的名称下知道该国的。贵霜皇帝：库久拉·卡德菲斯或称卡德菲斯一世（公元30年至91年或92年）；维马·卡德菲斯或卡德菲斯二世（92年至大约132年间）；迦腻色迦（大约144年至172年间）；胡韦斯迦（大约172年至217年）和韦苏特婆（大约217年至244年）。他们将其统治从喀布尔扩张到北印度的部分地区（旁遮普和马图拉）。迦腻色迦在佛教向中亚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也为人所知。此处提及此事的目的是要表明匈奴首次出击给亚洲的命运带来的巨大影响。匈奴在把月氏逐出甘肃的过程中，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反应在远至西亚和印度都能被感受到。阿富汗地区丧失了希腊化特征，亚历山大远征在这些地区所留下的最后的遗迹被消除了；帕提亚的伊朗暂时承受了震动；从甘肃被赶走的部落已经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起一个意想不到的帝国。同样的进程继续贯穿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历史。在草原一端发生的一个轻微的博动，不可避免地在这条巨大的迁徙地带的每一个角落都产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

10．匈奴与西汉的冲突和西匈奴的分裂 

月氏的西迁增强了匈奴的重要性。从此，他们控制了东戈壁的南北两面：在外蒙古地区，单于在鄂尔浑河地区，即后来被称为哈拉和林的附近建起一座单于庭帐。在内蒙古地区，他们是在万里长城的脚下。现在他们的骑兵已经敢攻入中国境内。公元前167年，他们进入陕西，直至彭阳（中国都城长安以西），放火烧了这里的一座皇宫。公元前158年，他们返回渭河以北，直接威胁着长安。公元前142年，他们进攻山西北部大同附近雁门方向的长城。在汉武帝（前140－87年在位）登基时，中国边境各处正受到他们的威胁。

当时，亚洲大陆的帝国是属于匈奴的。其单于的主要驻地（就游牧民有一固定驻地而言）或者至少是他的一个夏季大本营，是在上面提到过的鄂尔浑河河源处。被中国人称为“龙庭”的另一个中心地被认为是在更南面的戈壁滩上，靠近翁金河下游地区。武帝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把他们赶回老巢去。在行动之前，他设法与当时定居在索格底亚那的月氏人联合，企图从后方进攻匈奴。抱此目的，他派使者张骞出使月氏。张骞于公元前138年离开中国，几乎立刻就被匈奴俘虏，匈奴将他送往军臣单于处。他在那里被迫呆了10年之久。最后，他逃到费尔干纳（大宛）王那里，并由此到达索格底亚那（康居）。但是，月氏人满足了新占领的、地域，对戈壁地区的事情不再感兴趣。张骞只好重返归途。他再次成了匈奴的俘虏，匈奴拘留他一年多，最后，他于公元前126年回到了中国（公元前115年，张骞被派往伊犁地区的乌孙，由于乌孙人不敢与匈奴开战，张骞几乎没有收获）。

由于月氏人拒绝给予汉武帝希望得到的对匈奴的牵制，汉武帝在无援的情况下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当时匈奴正在今北京方向发起习惯性的袭击（前129年）。中国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地区出发，穿过戈壁，远征至翁金河畔的龙庭，把匈奴赶跑。公元前127年，中国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之间、地处黄河岸边的朔方进行了军屯，以保卫河套地区。公元前124年，匈奴侵入朔方边境，卫青把他们赶跑。公元前121年，卫青的外甥、年轻的英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把匈奴从原月氏人和乌孙人占领的、离今凉州、甘州和瓜州不远的甘肃部分地区赶走。占据着这些地区的两支匈奴小部落（甘州附近的浑邪部和凉州附近的休屠部），不再臣事单于，归附汉朝，作为汉朝的盟邦被安顿在南山以北。公元前120年，在鄂尔多斯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中国移民区。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前者从山西北部的库库河屯地区出发，后者从北京西北、今宣化附近的上谷出发——横穿戈壁，而至今外蒙古，来到匈奴帝国的中心。正像阿尔伯特·赫尔曼推测的那样，卫青似乎还远至翁金河下游。他出奇不意地袭击了伊稚斜单于，迫使他在猛烈的南风中逃遁，风沙吹打着匈奴人的脸孔。卫青消灭或俘虏1．9万人。霍去病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远征，深入外蒙古约600英里，一直到达土拉河上游和鄂尔浑河上游。他俘虏匈奴头目80余人，并在其境内的山头上举行了庄严的祭神典礼。霍去病回国后不久，于公元前117年去世。在咸阳（陕西）有这位伟大的骠骑将军的坟墓，墓上塑着雄伟有力的高浮雕雕塑，描绘一匹马踩着一个野蛮人。

匈奴一经被赶回外蒙古，汉武帝就于公元前127－111年间，着手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郡和军府，以防匈奴卷土重来。从兰州延伸到玉门关，有武威郡（凉州附近）、张掖郡（甘州附近）、酒泉郡（肃州附近）和敦煌郡，可以观月氏故地动静和保证丝路的畅通。公元前108年，中国将军赵破奴向西北更远地区进军，直至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国和今吐鲁番地区的车师国。他监禁楼兰王，并打败车师王。几年之后，中国与费尔干纳（中文称大宛）建立了商业关系，当时费尔干纳无疑是居住着东伊朗人和塞人，他们为中国提供产于河中地区的优良马种。大约在公元前105年，由于不满中国的这种索求，费尔干纳人暗杀了中国使者。公元前102年，中国将军李广利进行了一次空前大胆的行军，率兵6万，从敦煌出发，直奔费尔干纳。当他抵达费尔干纳时，只剩下3万人。他采取引水改道的方法降服该国的都城——可能是苏对沙那，即今乌拉秋别——直到他获得3千匹马作为贡赋后才退兵。

与此同时，北方的匈奴并未偃旗息鼓，武帝统治末期是以类似于瓦鲁斯（Varus）之难的一次灾难为标志的，尽管远远不如瓦鲁斯之难那么严重。一位名叫李陵的中国年轻军官计划对外蒙古发动一次远征。他随身带领5千步兵从额济纳河北部支流上的居延出发。朝正北向翁金河方向行军30天，在到达浚稽山——无疑地是在称为吐帕施山附近的某地——之后，他发现自己已处于8万匈奴的包围之中，匈奴中的马上弓箭手们开始驱逐这支小小的队伍。李陵朝中国边境方向撤退，游牧骑兵紧追不舍。“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余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然而，撤退的军团来到离中国边境30英里内的地方，悲剧发生了。“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时至黑夜，李陵企图在黑暗笼罩下偷袭匈奴中心地，杀单于，但他失败了。只有各自逃命。仅有400人突围生还，其余的人，包括李陵在内，都成了俘虏。武帝闻之，勃然大怒。史学家司马迁曾企图为勇敢的李陵挽回名声而受到残酷的刑罚。“李陵之难”使汉朝中国在一段时期内放弃了在外蒙古进行反攻的政策。但是，这次灾难并未危及甘肃边境，因为受它拖累的不过是一支分遣队。

从这一时期起，匈奴的古物都是在外贝加尔省发现的。如上所述，有最近在特罗伊茨科沙夫斯克附近发现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墓中的西伯利亚青铜饰片可以由自公元前118年以后发行的一些中国钱币确定其年代，而赤塔墓地的发现，据麦哈特确定，属于公元前第2至第1世纪。外贝加尔省成了匈奴的物资供应地，当游牧民们在秋季开始进攻鄂尔多斯环状地区时，就从这里提取补给。

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匈奴和中国在长城脚下或是在蒙古地区都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彼此为争夺塔里木北缘诸绿洲，也就是说为控制丝绸之路展开了斗争。公元前77年，罗布泊的楼兰王被杀，楼兰国与匈奴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在该地区的伊循屯民。在汉宣帝的统治下（公元前73－49年），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扩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汉宣帝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公元前71年，中国校尉常惠去帮助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对付匈奴。公元前67年，吐鲁番国（车师）加入了匈奴的追随者之列，被中国将军郑吉降服。公元前65年，另一位中国将军冯奉世推翻了叶儿羌王的统治，使该绿洲成为中国的属土。次年（前64年），事实上吐鲁番国在中国驻军撤离后立刻倒向匈奴，但是，在公元前60年，郑吉又重新占领其国。郑吉在焉耆南的渠犁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军营之后，他本人作为塔里木的保护者驻扎在焉耆和库车之间的乌垒，从他那里监视着整个塔里木地区。

于是，中国从匈奴手中夺取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匈奴人本该进行一些徒劳的抵抗，但由于从公元前60年起他们就被一系列内战削弱的事实，他们没有进行抵抗。匈奴的两位野心家，呼韩邪和郅支，都要求得到单于称号。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自到长安宫廷表示归顺，企图得到宣帝的支持。从公元前49年起，由于中国的保护，他战胜了对手，于公元前43年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其家族的鄂尔浑河营地住定下来。公元前33年，这位驯服的匈奴人到长安觐见天子，得到了当时所有蛮族垂涎的最高报酬：与中国公主联姻。

被打败的郅支，把蒙古故地留给了那位依附中国的呼韩邪，向西到今天俄属突厥斯坦去碰碰自己的运气（公元前44年）。途中他打败了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把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威海草原上的坚昆人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使他们成为他的盟邦，他甚至侵犯曾经轻率地帮助过他的索格底亚那人（康居人），他在楚河和怛逻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这是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但是中国人没有给他巩固地位的时间，因为在公元前36年，中国副校尉陈汤在一次异常大胆的袭击中直抵楚河畔，袭击郅支，并砍掉他的头（前36－35年）。在这一突然的戏剧性事件之后，跟随郅支迁到威海边的这些匈奴人消失了。西部的这些匈奴人没有记下自己的历史，因为他们缺乏与可以把他们的情况保留下来的任何文明大国的接触，如中国记下了东匈奴人的历史。直到公元第4世纪末，约370－375年间，当他们的后裔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这些匈奴人以及他们的首领巴拉米尔和阿提拉才再现于古典历史上。 
  
11．后汉（东汉）时期中国与匈奴的斗争； 南匈奴的分裂 

西匈奴的出走和东匈奴被排挤出塔里木盆地的事务确保了中国对中亚的霸权。然而，这一形势因以西汉覆灭为标志的中国内战（公元8－25年）而被破坏了。匈奴单于利用这些内战夺取了对吐鲁番国的保护权（公元10年），并袭击中国边境。科兹洛夫使团在库伦附近的诺恩乌拉发现了属于该时期的一个匈奴首领的坟墓，使我们可以目睹匈奴文化，其中有绣着程式化动物图案的织品，它们展示了西伯利亚－萨尔马特草原艺术和阿尔泰艺术特征；同样也有来自中国和希腊－罗马化的克里米亚的外来物，即一件属于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和来源于辛梅里安人的博斯普鲁斯国的一块希腊式织品。

当第二个汉朝，即后汉，在中国王位上登极时（公元25年），中国对塔里木地区的保护关系还需要重新恢复。中国十分幸运，此时匈奴内部产生了分裂。公元48年，南方的8个匈奴部落在首领比的率领下起来反对蒲奴单于，并归附中国。光武帝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内蒙古，在戈壁南部边境，以及山西与甘肃的边境上。于是，南匈奴国建立起来，只要汉朝保持强盛，他们就继续是汉朝可信赖的支持者，直到第4世纪汉朝衰落时，他们成了汉朝的摧毁者。这一故事与那些住在罗马帝国郊区、并成为帝国联邦的日耳曼民族中所发生的许多故事相似。

此时，中国唯一的敌人是在外蒙古鄂尔浑河畔的原匈奴王国所在地的北匈奴。大约公元49年，抱着从侧面攻击北匈奴的目的，中国辽东太守祭彤怂恿靠近匈奴的两个部落反对他们，这两个部落是在满洲辽河上游流域的乌桓部落和鲜卑人部落，鲜卑部很可能属于蒙古种，他们在更北方的大兴安岭和嫩江河畔过着游牧生活。由于南匈奴的脱离和乌桓、鲜卑的侧击，北匈奴遭到削弱，不再成为中国的严重威胁。 

12．丝绸之路 

中国由于成功地恢复了对塔里水绿洲的保护关系而受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绿洲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缘形成了两条弧。北面的绿洲有吐鲁番（当时中国人称为车师）、喀拉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姑墨）、乌什·吐鲁番（温宿）和喀什（疏附）。在南面有罗布泊旁边的楼兰、于阗（和田）和叶尔羌（莎车）。在公元第7世纪，在焉耆和库车，无疑地还有喀什仍然是说印欧语方言，这使人产生了以下推测，即塔里木盆地的居民至少有一部分必定是属印欧家族的。库车语，按其第7世纪的形式，显示出与印度－伊朗语、赫梯语、亚美尼亚语和斯拉夫语类同。尽管还未能确定（这一点得到了德国西格和西格林学派的赞同）吐火罗语一名是否适用于库车方言和喀什方言，但是，它们属印欧语系是无可争辩的。没有理由假设中世纪初期曾发生过印欧人对塔里木的任何入侵。因此合乎逻辑的假设是一支古印欧居民就生活在塔里木，无疑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穿过西西伯利亚抵达叶尼塞河上游的扩张同时，与塞人向喀什和费尔干纳之间的天山南、北两麓的扩张同时。除了西部的喀什噶尔的东伊朗语和北部的库车语所提供的语言学上的证据外，人类学家们引用了中国史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即对库车西北、伊犁河畔的乌孙人“红发蓝眼”的陈述。

塔里木盆地上的这些小王国在经济上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因为联系中国与印伊世界和希腊世界之间的伟大商路——丝绸之路——穿过这些绿洲。地理学家托勒密已经证实了这条路的存在。托勒密引用其前辈提尔的马里努斯的记载，他陈述道：在公元第1世纪（我们现在正叙述到这一时期），一位名叫马厄斯·梯梯安洛斯的马其顿商人派他的代理人去勘察此路及其主要路标。丝绸之路是从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安条克城开始，在海俄拉城（即门比杰）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帕提亚帝国，然后经过埃克巴坦那（哈马丹）、今德黑兰附的刺夷（或雷伊）、赫卡托姆皮洛斯（和椟城）和莫夫，进入巴克特拉（巴尔赫），巴尔赫城在这一时期属于印度－塞人，很可能是属于中国人说的月氏，或印度人说的吐火罗人，从此，丝绸之路进入了帕米尔山区。托勒密记载道，在帕米尔山区的一个山谷中，即在拘谜陀山脚，有一石塔，地中海东岸各地来的商队与赛里斯商队（带着丝绸）彼此在塔附近交换商品。阿尔伯特·赫尔曼将塔的位置定在阿赖山与外阿赖山的纵向山脉之间，在克孜尔河流经的帕米尔山谷中，克孜尔河是从阿姆河上游流向喀什谷地的。哈辛曾在这些地区旅行过，他认为，正像较早时期推测的那样，这一石塔应该在瓦罕（小帕米尔山）与叶尔羌河河源之间、明铁盖达坂之北，即今天塔什库尔于附近去寻找。

在喀什，丝绸之路分成两道。北道到库车，据阿尔伯特·赫尔曼记述，库车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地理学家们笔下的伊塞顿·斯基卡，再到喀拉沙尔（他们称达蒙纳），再到罗布泊的楼兰（他们称伊塞顿·塞里卡Issedon Serica），最后到达敦煌以西的玉门关（他们称达克沙塔）。我们已提到过南道，从喀什起，过叶儿羌、于阗、尼雅和楼兰国内的最后一座城市米兰到罗布泊。两条道又在敦煌（希腊－罗马地理学家认为是塞洛亚那）重新会合。然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本土，经酒泉（希腊地理学家们称为的德罗萨克？）和张掖，最后达到长安（西安）和洛阳（河南），长安常被认为是托勒密所记的大城市塞拉（Sera），洛阳他另有称谓（Saraga或Thinae）。 
 
13．班超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

无论对这些希腊文地名及汉文地名之间所作的鉴定的正确性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条一端是罗马和帕提亚帝国，另一端是汉帝国的、横跨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开通起，沿塔里木南北两缘绿洲上排列的印欧诸小国就开始有了相当大的商业重要性。事实上，匈奴与中国人为控制这些国家而互相争夺，前者从这些王国以北的阿尔泰山高地窥视塔里木，后者从这些王国以东的敦煌地区边境控制着出口点。

东汉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或者是再征服——是在明帝（58－75年）、章帝（76－88年）、和帝（89－105年）在位时有步骤地进行着的一项事业。对此事业的功绩应归于几位伟大的战士。公元73年，中国将领耿秉（骠骑将军）和窦固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初征，北匈奴在汉军到达之前就逃走了窦固的副将、中国出现过的最杰出的首领之一，“司马”或称骑都尉班超受命进攻在巴里坤的一支匈奴部落呼衍部，班超打败其部后，“多轨首虏而还”。同年（即73年），中国在伊吾屯兵，沙畹认定伊吾是哈密，而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伊吾地处罗布泊以北，在楼兰和今营盘之间。74年，耿秉和窦固出发进攻吐鲁番地区，当时该地分为两个小国，由同一个王朝的成员们统治着：吐鲁番周围的南车师和在天山北麓接近古城的北车师。耿秉通过大胆的行军，首先进攻较远的古城车师，其王安得在汉军发动猛攻之前投降：“他出城，脱帽，抱住耿秉的马蹄，表示归附。”吐鲁番王安得之子受其父的影响也投降了。两支中国驻军分别留在北部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鲁克沁。与此同时，班超的看法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派出一支带有侦察员的小分队进入地处楼兰和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他施展一计谋而得知鄯善国王正在与一位匈奴使者密谋反对中国。夜幕降临时，他召集部下开会。照例他应该征求派给他的中国文官的意见，但是，他谨慎地没有这样做，他说：“吉凶决於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土也！”在沉寂的夜晚，班超率小队人马放火烧了匈奴使者们住的小屋，进而还以喊叫声和锣鼓声恐吓附近的人，然后他们把这些野蛮人或者是烧死、或者是砍头。事后，班超召见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头拿给他看。这位已经处于叛逆边沿的鄯善王，战战兢兢地又恢复了对中国的臣属地位。接着班超把注意力转到喀什噶尔的事务上。

在中国和匈奴都未干涉塔里木盆地上诸印欧小王国的事务期间，这些国家互相争吵不休。中国人称之为“贤”的叶儿羌王（公元33－61年），由于征服库车（46年）、费尔干纳和于阗，暂时获得了该地区的霸权，但他在一次大叛乱中去世。当于阗王在公元61年推翻贤时，库车接受了匈奴的保护。塔里木南部的霸权转入中国名为“广德”的这位于阗王手中，他成了叶儿羌的主人。在北方，控制权落到中国名为“建”的库车王手中，建在保护者匈奴人的支持下于73年夺取喀什。在这关键时刻，汉明帝任命处理该地区事务的班超到达喀什噶尔。他先到于阗，于阗王广德因最近取得的胜利冲昏头脑，偏向于听从匈奴的指挥，对班超十分冷淡。班超随即亲手砍下作为于阗王首要顾问的一位巫师的头。于阗王惊恐万状，重新归附汉朝，并杀匈奴使者以示忠诚。然后，班超前往喀什。库车王建是匈奴的属从，他已经征服喀什并且派他的亲信，一位库车人登上喀什王位。班超不畏艰险（他只带很少几个人）捉住这位库车王，废黜了他，恢复了原喀什噶尔王朝，以一位汉文译名为“忠”的人为王（公元74年）。

公元75年，明帝死前不久，在匈奴的支持下，塔里木爆发了一次反对中国保护权的大叛乱。焉耆王暗杀了中国都护陈睦。库车和阿克苏人开始包围在喀什的班超，被围一年多后，这位英雄开始反攻。与此同时，匈奴侵扰北车师（古城）王国，杀中国的封臣——北车师藩王安得，包围了中国的戊校尉耿恭在一个地区的堡垒。耿恭像他的同事班超一样，奋起英勇抵抗。在没有供给的情况下，被迫把他们装备上的皮带煮熟为食。他同与他呆在一起的一小部分人一直坚持到最后。然而，新皇帝汉章帝的朝廷命令班超和耿恭撤离塔里木盆地，因为这些不断的叛乱和维持中亚保护关系所需要的代价使朝廷灰心丧气。但是，班超意识到，这种撤退就是把该地区拱手交给匈奴。在撤回途中，他一到于阗就改变了主意，他违抗已经接到的朝廷命令，重返喀什。在他离开的短暂期间，喀什自然已落入库车人手中，也就是说，落入了匈奴一派的人手中。班超把库车集团的头目们斩首之后，恢复了他在喀什的住所，并决定不再离开。更有利的是，在78年，由于得到在喀什和于阗召集的或者是在远至粟特地区征幕的辅助军的补充，班超夺取了阿克苏和吐鲁番，“斩首七百级”。与此同时，中国在甘肃的驻军从匈奴手中重新夺取了吐鲁番的车师王国，斩首3800人，获取牲畜37000头。北面的蛮族惊恐四逃。在班超和耿恭这些对手面前，匈奴算是碰到了他们的师傅。

班超在呈报给皇帝的奏章中，通过列举自己在西域的经验极力说服胆小的朝廷。他陈述道，那些被文人学士们谴责为无用的边区战争，实际上是最现实的防卫措施，很可能使中国领土免受匈奴人定期性的入侵，“取（中亚）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至于他采用的方法，可以简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以夷制夷”。确实，由于他用每一块新征服的绿洲为他提供的小分队来对付那些还处于叛乱中的绿洲，他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真正的中国人不过是一小伙冒险家或充军者，他们是为了在边疆多事的生活中获得新荣誉而来的。他们靠该地区的给养生活，他们保卫这一地区，以免匈奴游牧部落再来。班超解释说：“臣见莎车（叶儿羌）、疏勒（喀什）田地肥广，草牧饶衍、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这位与达西亚的征服者图拉真同时代的人也具有图拉真的军事观点。

主要目的是把匈奴人赶回外蒙古地区，让他们远离他们获取食物和财富的丝绸之路。班超胸怀此大略，粉碎了在喀什（80年、87年）和叶儿羌（88年）发生的新叛乱，并使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成了他的盟友。班超从他派出的探子们那里获得情报，以及他对蛮族心理了如指掌，每次他总是大胆地、出奇不意地打击敌人，在喀什，受他保护的傀儡王忠，于84年伙同莎车人、粟特人（索格底亚那人）和月氏人（或称印度塞人）一起叛乱。喀什王忠在被班超从喀什赶跑之后，于公元87年佯装自愿归附班超，并要求班超接见，在接见时，他随身带来了一支强悍的骑兵，用意是企图发起突然攻击。班超假装不知并相信拜访者的诚意，设宴款待。然而，当“酒一巡之后”，他捉住其王并砍下他的头。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从隐蔽处出来，猛扑向敌人，并把他们全部杀掉。公元88年，班超在攻莎车之前，只有一小支军队（汉军与于阗的援军一样多）去出击已经得到库车及邻近城市来的、大约有5万援军支持的居民们。在夜间，班超佯装撤退，后来又急行军返回来猛攻该城，杀5干人，迫使城民投降。

现在，只有库车和焉耆还处于叛乱之中，这些地区正在四处收罗反中国的盟友，从蒙古种的匈奴人到月氏人或称印度－塞人。印度－塞人国王——也就是统治着阿富汗地区和北印度的强大的贵霜王朝的皇帝，可能当时是卡德菲斯一世——未能与中国公主联姻，心怀不满，于公元90年，向帕米尔山区东北部派出一支远征队去协助库车反对班超。班超阻截了该军与库车人（他们可能为这支援军储备食物）之间的一切通道后就消失了。这些印度－塞人在没有给养的情况下，在喀什噶尔无边无际的许多小路中间冒险行进，未遭惨败地得以撤退已是值得庆幸的了。库车朝廷，在这次几乎酿成灾难的经历之后聪明起来，于公元90年重新与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这是月氏人中的传统政策）。

在北方的蒙古，窦宪和耿秉将军取得了对北匈奴的伟大胜利（89－90年）。北车师和南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两位国王立即恢复了他们与汉朝的联系。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使匈奴再次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他进军至外蒙古，很可能达到鄂尔浑河，俘虏了单干的母亲及其家庭的全体成员，立单于的弟弟於除踺为继承人。93年，当新单于反叛中国时，中国派遣一支来自满洲边境的蒙古族部落鲜卑人对付他，他们打败并杀死新单于，北匈奴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

于是，在失去了匈奴和印度－塞人两方面的援助之后，塔里木北缘四个反叛国中的三个——库车、阿克苏和吐鲁番——向班超投降（91年）。这位中国的胜利者接受了朝廷赐予的“都护”称号，实际上是中亚的总督。他在库车附近的一个小城乾城建立住所，而另一位中国将军住在喀什。只有焉耆还未被征服。公元94年，班超率领来自库车和鄯善（罗布泊地区）的辅助军向焉耆进军。焉耆居民徒劳地毁掉了架在格勒都斯河上的桥。班超趟过深齐腰部的河水，进入焉耆城前面的沼泽地。一些居民渡过博斯腾湖逃跑，但焉耆王被迫投降。班超为了报仇，就在19年前陈睦被害的地方砍下他的头。班超“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塔里木盆地全境至此全部征服。班超于97年命令其副将甘英出发，穿过安息——即过阿尔萨息朝的帕提亚帝国——去大秦，即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但是，甘英被帕提亚人的谎言吓住，没有越过帕提亚人的领地，大概没有达到罗马的边境就回来了。

班超于102年告老回国，同年去世。他的后继者们未能仿效他的灵活而现实的土著政策，塔里木地区在106和107年爆发了大叛乱。中国将军粱慬在库车被当地居民包围。他在一次大胜仗之后解围，但是，汉朝廷因这些连续不断的叛乱丧失了信心，于107年召回了在塔里木的全体驻军，甚至包括在鲁克沁和伊吾的驻军。次年，羌人（或称吐蕃人）攻打甘肃的中国据点，有截断通往敦煌之路的危险，吐蕃人当时还是一个完全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他们在青海以西和以南地区过着游牧生活。梁慬以几次激战为代价把他们阻住（108年）。最后，内蒙古的南匈奴于109年对中国边界发起进攻。中国度辽将军耿夔鼓动一些鲜卑部落反对他们。然而，南匈奴一直搔扰着山西北部，直到粱慬于110年迫使他们讲和。

总的说来，在119年当中国重建工作开始时，她在保卫自己的边界中面临着许多困难。重建了伊吾（哈密或罗布泊？）的移民军团；鄯善和吐鲁番王再次归附。但其后不久，北匈奴单于和古城车师出其不意地杀了伊吾驻军。最后，班超的儿子班勇恢复了其父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于123年在吐鲁番附近的鲁克沁重新屯兵；124年，他费力地支持鄯善王对中国的效忠。被吓倒的库车王和阿克苏王开始归附中国，并派一支军队给班勇，任其调遣，班勇用这支军队把匈奴匪帮赶出了吐鲁番。126年，他甚至在短时期内臣服了生活在巴里坤湖东北地区的北匈奴的呼衍部，并赶走企图插手的北匈奴的主力部队。127年，中国人进入焉耆，从而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再征服。130年，喀什王的儿子和一位来自费尔干纳王的使者一起到达东汉都城洛阳，觐见汉顺帝。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除了南匈奴的左支，或称东支的一位首领在140到144年期间进行过短期叛乱外，中国的麻烦主要来自巴里坤的呼衍部匈奴人。131年，呼衍部攻北车师（古城），并蹂躏当地居民；151年，他们几乎摧毁了汉朝在伊吾的军屯区，该区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才得以保住。然而，北车师在153年时还是中国的属国。151年，一位汉朝官员愚蠢的残暴行为激起了于阗人的反抗，他们杀死了他，虽然此后该城居民作了公开的道歉。170年，中国的将军们利用来自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的小分队，以地区纠纷仲裁人的身份进行了一次警告性的远征，直到喀什；168—169年间，中国护羌校尉段颖击退了沿甘肃边境入侵的芜人（或吐蕃人）。 
 
14．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绿洲文化 

由于确保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绿绿洲链上贯穿大陆的贸易的自由畅通，中国在东汉时期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有利于佛教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随之也带来了印度文学和希腊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沿着丝绸之路（也是来喀什噶尔和中国布教的印度佛教徒们所走的路），贸易和宗教一起把希腊－罗马艺术带来了。马厄斯·梯梯安洛斯的代理商们的活动与佛陀使者们的活动大多是具有同样目标的。

当时最繁华的商路似乎是南道，即经过莎车和于阗的那条路。在约特干，即古于阗，奥瑞尔·斯坦因探险队发现了瓦伦斯皇帝统治时期（公元364－378年）的罗马钱币，在于阗东部的刺窝，探险队偶然地发现了一组纯犍陀罗式风格的希腊－佛教式浅浮雕，上面刻有精致的希腊服饰。稍稍再往东，在尼雅境内一个3世纪末期废弃的遗址上，发现了罗马图章、凹雕和印度－塞人的钱币。在罗布泊西南的米兰，即在原鄯善国境内，这支探险队发现了一些美丽的希腊－佛教式壁画，主要画的是佛陀及其僧侣和明显具有罗马－亚洲外貌的、带翼的天使。这些壁画都注有印度字“Ti-ta”——已经认定“Tita”一名就是Titus——显然，它们全都是属于公元第3和第4世纪。

在中国和平时期，大批的佛教使者正是经过这条丝绸之路纷纷来到中国的。帕提亚人安世高于148年抵达中国并于170年在中国去世。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即印度－塞人）支谶大约在170年同到中国，在都城洛阳建立了一个宗教社团。一个月氏使者的儿子支曜在公元223至253年间把一些佛经译成汉文。提到这些月氏人是很有趣的，因为它表明，正是这个当时地跨阿富汗、犍陀罗和旁遮普的贵霜帝国，利用丝绸之路，对塔里木盆地和中国的佛教宣传作出了很大贡献。除了这些贵霜或印度的使者们外，还有许多帖提亚的皈依佛教者继续进行在亚洲高原和远东地区的改宗工作，了解这些并非没有价值。在中国的佛经《三藏》上，录有那些经过塔里木到中国工作的佛教使者和翻译家的名册。在塔里木地区，来自东伊朗和西北印度的另一群僧侣从事翻译工作，将神圣的梵文写本译成从东伊朗语到库车语的各种方言。著名的鸠摩罗什（344－413年）的例子就很突出，在此值得回顾一下。

鸠摩罗什生于定居在库车的一个印度人的家庭。其祖辈在库车享有很高地位。其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希望抛弃世俗的高官厚禄，投身于寺院生活，但是库车王强迫他继续担任世俗官吏，并嫁其妹与之为妻。这次婚姻生下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自幼随母到克什米尔学习印度文学和佛教。在他返回塔里木时，访问了喀什，他在此逗留了一年，继续研究《论藏》。在他的传记写本中表现出当时的喀什像库车一样，是印度思想活跃的中心——以致于两城的统治者争夺把像年轻的鸠摩罗什一样有学识的僧侣留在自己宫中的荣耀。当鸠摩罗什回到库车时，汉译音名为帛纯的库车王很欢迎他，莎车王的两个孙子成了他的门徒。他与他的印度老师卑摩罗义（Vimalaksha，其祖籍是克什米尔）一起住在库车，直到382－383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382－383年中国将军吕光入侵库车后，他带着鸠摩罗什一起返回中国。吕光的故事为库车宫殿的辉煌壮观提供了证据，该宫殿令这位中国的征服者吃惊。吕光的惊讶致使人们推测他在库车所见到的建筑物和艺术品是印度和伊朗传统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说，正像哈辛断言的那样，最古老的克孜尔画必定是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

亚洲大陆的文明，正像这些例子所反映的那样，明显地分成两个长形地带。在北方，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满洲地区和鄂尔多斯，属草原艺术：精致的游牧艺术，以刻在青铜烛台和工具柄端上的、具有明显装饰性的程式化动物艺术为特征。在南方，从阿富汗到敦煌的丝绸之路，经过围绕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绿洲链，在这些商路绿洲上的定居民族中，存在着直接受到希腊、伊朗和印度艺术的激发而产生的绘画和雕塑，这三种艺术都是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并且由于佛教的需要，与佛教渗和在一起。

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这种塔里木艺术的起源必须在阿富汗的地区寻求。在阿富汗的喀布尔谷地中，第4世纪的贵霜朝中的最后几位国王已经受到萨珊波斯的强烈影响，并被纳入它的轨迹，这一点可以从赫兹菲德和哈辛所研究的贵霜——萨珊钱币上看到。萨珊佛教文明和萨珊佛教艺术产生在这些印伊边境上，这一点由创造于公元第3世纪末和整个第4世纪的巴米安和卡克拉克的伟大壁画得到说明。在这些壁画中，无论是在描绘的图案和服装上，还是在人物的处理上，萨珊影响都十分明显。最近哈辛在喀布尔附近的海尔哈纳发现的一尊萨珊－婆罗门雕塑（属公元第4世纪末），还有地处从喀布尔到巴尔赫途中的拉伊附近的杜克塔－依－奴细尔汪的纯萨珊式壁画群（其代表是一个萨珊王族的王子、5世纪的巴克特里亚总督）都提供了进一步的例证。所有这些都是哈辛－哥达德和哈辛－卡尔探险队发现的。在这些壁画中，我们可以把当时的阿富汗地区看成是一个印度宗教和印度文学与萨珊王沙普尔和科斯洛埃斯时代的波斯物质文明紧密结合的场所。

这就是萨珊－佛教的混合物，佛教使者们，即鸠摩罗什的热心的模仿者们，已经把这种混合物种植在塔里木各绿洲之上和沿丝绸之路的各落脚点之上，由于他们，丝绸之路成为传授宗教之路。克孜尔（库车略微往西）壁画的早期风格，正是与巴米安壁画有联系：具有造型准确、高雅和用色谨慎的特点，即多是灰色、深褐色、红棕色、浅绿色、深棕色等。哈辛确定了这些壁画的不同时期的年表，他把这种风格的艺术确定在大约450－650年间。印度影响在这种早期的壁画中还占有优势，其中的还有旃陀毗罗婆王后舞，它使人想起阿旃陀石窟中的优美的印度裸体画像。萨珊影响也很明显，特别是在孔雀洞和画师洞中——画家把自己画成年轻的伊朗君主，身穿精致的浅色紧身上衣，在腰部收紧，其衣领是库车式的大翻领（参看哥达德夫人复制的巴米安壁画）、下身穿裤子和高统靴，整套服装都是仿效伊朗的。后来，1937年哈辛和卡尔在喀布尔以西的法杜克斯坦发现精美的灰墁，由一枚萨珊王库斯老二世时期（590－628年）铸造的钱币可以确定其年代，这些灰墁使我们确信，直到阿拉伯征服前夕，受伊朗——佛教影响的阿富汗地区继续使库车社会产生男性式的服式。

哈辛把具有第二期风格的克孜尔壁画定在650－750年间，据他认为，其特征是缺乏固定的造型和色彩明快（多采用天青石色和浅绿色），萨珊服式占优势地位。现存柏林的克孜尔和库姆吐拉佛教壁画中就画着男、女施主的队伍，他们重现了5至8世纪库车国王们的宫廷。这批穿着华丽的贵族——显然属于印欧种人——正像他们在宗教和文学上是印度的一样，在服饰上和物质文明的各个方面也都是伊朗的。除了这种宫廷服饰外，克孜尔壁画还反映了军事场面——例如，正像在“瓜分圣物”中的场面——一位库车“骑士”，身着盔甲，头戴圆锥形头盔，身穿须子甲服，手持长矛，使人想起萨珊骑兵和克里米亚地区刻赤（潘蒂卡派）的萨尔马特牧人。

这种伊朗－佛教的混合物在塔里木南部地区也有发现，特别是在位于于阗东北的丹丹乌里克绿洲发现的一块木板画上（属7世纪末）可以看到。画中，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纯印度式的裸体的龙女画，与阿旃陀壁画中最精致的裸体像相似；一位牧马人和赶骆驼者都具有伊朗特征；还有一尊菩萨，留着胡须，戴着古波斯人头巾、穿绿色长上衣、裤子和一双萨珊贵族式的靴子。最后，同样的伊朗影响还可以在吐鲁番地区的壁画和小塑像上看到，例如在伯子克力克和穆尔吐克的壁画中。在伯子克力克壁画中，身穿胸甲的神似的人物使我们联想起克孜尔和库姆吐拉壁画中一位身着萨珊式甲胄的那些库车牧马人，而据哈辛记述，某座观世音像还保留着纯印度的风度。在穆尔吐克的壁画中，在一些完全是印度面孔的佛像旁边，施者们穿着像在克孜尔所见的同样的甲胄，戴着有展开的翅膀装饰的头盔，这些又清楚地表明了与萨珊王朝的联系。在雕塑方面，奥瑞尔·斯坦因在焉耆发现了精致小巧的泥塑像，它们酷似一个代表种族类别的画廊。它们与阿富汗地区哈达的希腊－佛教式雕塑（现存纪麦特博物馆）极为相象。

于是，在8世纪后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该地区以前，塔里木南、北的印欧绿洲，从莎车和于阗到罗布泊；从喀什、库车、焉耆到吐鲁番，他们的文化不是来自阿尔泰文明和草原文明，而是来自伟大的印度和伊朗文明。他们形成了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的外印度和外伊朗地区。此外，渗入中国本上的印度和伊朗文明应归功于这些绿洲产这一点已由伯希和和斯坦因探险队在敦煌（丝绸之路在此进入今天的中国甘肃省）附近发现的佛教壁画和幡旗上表现出来。

15．鲜卑人在蒙古帝国取代了北匈奴 

当希腊-佛教和伊朗－佛教文化未受干扰地在塔里木绿洲的定居民中茁壮地成长时，突厥－蒙古族的游牧部落却在北部草原上互相残杀。约155年，北匈奴（他们可能属突厥种，住在外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被另一些游牧部落，即鲜卑部落降服。鲜卑人起源蒙古和满洲边境上的兴安岭，他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通古斯人，据伯希和和托利的研究，似乎更有可能属蒙古种人。于是，蒙古人的统治接替了突厥人的统治。中国人称之为檀石淮的鲜卑首领征服了北匈奴之后，向西蒙古进军，远至伊犁河畔的乌孙人，他打败了这些乌孙人。中国编年史家们提到，在166年，他的统治从满洲到乌孙国，远至巴尔喀什湖。无疑地，这一记载多少有些夸张；鲜卑人的统治几乎没有超出过今天的博格达汗（土谢图汗）和车泽尔里克曼达勒（即赛音诺颜）的领土。取得这一重要权力以后，鲜卑首领开始重蹈前辈匈奴的覆辙，贪婪地把目标对准中国。156年，檀石淮进攻今天称为辽东省的地区，但被击退。接着他转攻内蒙古的南匈奴，当时南匈奴已归顺中国，后来他与南匈奴达成协议，诱使南匈奴和他一道攻击陕西和甘肃的中国边境，但是，联合起来的这些游牧部落在中国军队面前被迫撤退了（158年）。鲜卑人又对辽西（即对满洲西南部，辽河下游西部的中国地区）发起新攻击，也于177年被中国将军赵彪击溃。最后在公元207年，中国将军曹操在今热河地区彻底击溃乌桓，乌桓是在大兴安岭南达费诺尔（即呼伦池）和西拉木伦河（辽河）地区放牧的游牧部落。公元215－216年间，曹操把南匈奴余部安置在今陕西省、山西省和河北省以北的人烟稀少的边境地区，并把他们分成五部，每部派一位中国驻外政治代表〔司马〕监督各部首领的统治。南匈奴的合法单于被软禁在中国宫廷内。

公元220年，当汉朝在内战中消亡时，在前一段时期被中国军队严重击败了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或者是心怀恐惧，或者是衰弱不堪而未能利用这一形势。尽管汉朝的继承者，即“三国”之间在进行着内战，但印欧人的塔里木绿洲还继续忠于三国之首、华北的主人魏国（220－265年）。因此，在224年，鄯善（罗布泊）、库车和于阗向魏王曹丕表示效忠。当晋朝（司马家族）取代了魏国和其它两国，重新统一中国时，库车王派其子入诗宫廷（公元285年）。鲜卑人大胆攻击凉州（武威）附近的甘肃边境，于279年被中国将领马隆击退。

匈奴大帝国已经消失，占据其位置的鲜卑人已表明他们无力恢复对中国边境的攻击。正是在中国似乎不再受到来自草原的威胁的时候，4世纪的蛮族大入侵开始了，这次入侵类似于欧洲5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然而，与之不同者，这些入侵似乎并不是由蛮夷之地的骚乱而触发，也不是由某个阿提拉的行动而产生，仅仅是由于中国力量的衰落而引起，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直到当时仍沿中国边境扎营的、作为中国盟邦的这些野蛮人吸入中国。 
 
16．公元4世纪的大入侵；匈奴和鲜卑对中国北部的征服 

我们已经谈到过那些使匈奴遭到削弱的接连不断的分裂。自公元前3世纪起，在单于的统治下，匈奴人控制着内、外蒙古，单于驻地选择在鄂尔浑河流域。公元前44年，当一位名叫郅支的首领被对手赶出父辈之地蒙古向巴尔喀什湖地区（即今哈萨克共和国）迁徙时，匈奴中出现了第一道裂缝。于是东、西匈奴间产生了分离；在蒙古的东匈奴仍然是中国的敌人，在巴尔喀什湖和咸海草原上的西匈奴，在匈人（阿提拉的先辈们）的名称下后来成为罗马世界的敌人。

公元48年，东匈奴帝国内部分裂；在南方的，或者说在内蒙古的8个匈奴部落，从那些仍忠于鄂尔浑地区单于的匈奴人中分裂出来。于是形成了明显的新集团：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北匈奴和长城以北内蒙古的南匈奴。正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北匈奴大约在公元155年已经被鲜卑人降服，鲜卑人是起源于蒙古东部、满洲边境的兴安岭地区的蒙古族游牧部落。如上所述，鲜卑人当时控制着从满洲边境到接近哈密和巴里坤地区之间的地带。

接近汉末时，南匈奴（从现在起我们将专门论述南匈奴）在鲜卑人的压力之下进一步南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他们逃入黄河河套、鄂尔多斯草原和阿拉善附近地段，在三国时期（220－265年），他们居住在这些地区内。在此，他们作为中国的盟邦，发挥了某种与4世纪时罗马帝国郊区许多日耳曼部落相类似的作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这些匈奴盟邦的首领与魏朝（220-265年）和北晋王朝（265－316年）的皇帝之间的关系很像公元4世纪的哥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的酋长与君士坦丁或狄奥多西家族的罗马皇帝们之间的关系。在两方面，常去帝国都城——长安或洛阳，米兰或君士坦丁堡——的蛮族首领们都被承认是这些衰败朝廷的亲密朋友，他们从其所见中受益后回到自己的部落中去。

当时，作为盟邦的南匈奴——为皇帝效劳的部队——进一步向南推进，在长城内定居下来。呼厨泉单于（195－216年在位）在山西腹地平阳居住下来。是时正值汉朝崩溃前夕，内战迭起。呼厨泉及时地想起他的一位远祖曾是汉朝公主，采用大汉帝国的父姓：刘氏。于是，当皇室的正统性由于一系列篡政在中国被取消时，而在匈奴庭帐中却得到了恢复。304年，一位采用汉朝姓氏、名叫刘渊的匈奴首领，盘踞在山西太原，他从中国晋朝获得了五部落单于的称号。308年，他率领5万匈奴军，借口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在太原称帝。这位匈奴统治者建立的王朝确实被称为“北汉”，即在北部的汉朝，或者是早期赵朝，即前赵。

刘渊之子、继承人刘聪（310-318年在位）是中国的阿提拉。311年，其部队占领中国都城洛阳，火烧帝国宫廷，俘获晋怀帝，然后向长安逼近，在长安屠杀了一半居民（312年）。被俘的普怀帝被送往刘聪驻地平阳，强迫他作为刘聪的斟酒侍者，直到313年被杀。在匈奴返回平阳后，中国的新皇帝晋愍帝（312-316年）在长安建立朝廷，但是，匈奴于316年卷土重来，又包围了长安城，迫使软弱的统治者投降。这位登上皇帝宝座的匈奴王又一次地在平阳接见了被俘虏的中国皇帝，迫使他在宴会上洗刷碗碟，最后，于318年把他处死。晋朝丧失了使中国北部免受蛮族入侵的全部希望，一位皇族成员逃到南京（当时名建康），以长江为屏障，在南京建立了第二个普朝，称为“南普”或“东晋”（317年）。同样情况，公元5世纪的最后一批罗马人把他们的西部各省让给日耳曼入侵者，逃到帝国东部。在近3个世纪中（317－589年），正像君士坦丁堡后来取代罗马一样，南京取代了长安和洛阳的位置。

中国北部的胜利者匈奴人刘聪一度成了一位赫然耸现的人物。他作为古都长安和洛阳的主人（朝廷设在山西平阳），对山西中部和南部、陕西（除汉水流域）、河南北部（除开封）、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地区进行统治。这一匈奴王国的首领刘聪尽管过着蛮族的生活方式，但仍然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外表（他是在中国宫廷中长大的）。但是，具有纯蛮族特征的其他游牧部落涌向这一匈奴王国的北部。可能属突厥种的拓跋部（Tabgatch），大约于260年在长城以北的山西北端扎营。其后数年间，拓跋人移到长城以南，进入了山西北部的原中国在雁门（朔平）地区的驻军地和代郡（在右玉附近），即在大同地区，310年，他们已在这些地区内牢固地定居下来。最后，蒙古种鲜卑族的慕容部在今满洲西南的辽东和辽西之地建立了一个新王国。

公元4世纪在中国北部兴起的这种突厥-蒙古族国家的大多数像5世纪的欧洲罗马的第一批日耳曼国家一样是不稳固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即游牧部落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中国北部的征服者、匈奴人刘聪于公元318年死后，他的后裔们能够保住的不过是北汉疆域的西北部分，以长安为其中心。然而，刘渊的将领石勒，满怀征服热情在河北南部的襄国（今顺德）周围割地为王，建立国家。329年，石勒废刘聪皇室（即前赵或北汉王朝），建立名为“后赵”的新匈奴王朝，后赵存在时间大约是330年至350年。石勒住在襄国稍偏南的邺城（今彭德），以洛阳为他的第二都城。编年史家们记道，这位相当无知的匈人喜欢别人给他讲解中国古典著作。他在语法和神学上的兴趣使人联想起文法家和神学家狄奥多里或查尔帕里克。

但是，他的游牧观念并未因此而减弱其作用，特别是在他的匈奴人后裔的身上。石勒（死于333年）的第二代继承者石虎（334－349年在位）是一位放荡不羁的粗野人，他的儿子企图暗杀他，后被他处死。应该提一下，他的这个儿子是一位十足的坏蛋——留着灰黑胡须的鞑靼人，他竟让人把他最漂亮的妃子烤熟，端上餐桌。由于在初次与文明接触而受到感化下的蛮族所产生的普遍的反常情况，石虎是最热心的佛教保卫者之一。他的统治区（河南北部的彰德仍然是帝国都城）很大，包括陕西（除汉中属于中国的南朝外）、山西（除了大同属于拓跋人外）、河北、山东、河南，甚至江苏北部和淮河流经的安徽。

这一庞大的匈奴国正像它迅速地崛起一样，又迅速地崩溃了。349年石虎死后，他的后裔和将军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彼此残杀。已在辽东建国的鲜卑慕容人（如上所述，很可能是蒙古人种）趁乱夺取了整个河北（350年，352年）、山西和山东。获取胜利的首领慕容催（349－360年）以燕（或蓟），即今天的北京，为其都城，后来又以邺（彰德，357年）为都。他的王朝，以中国名“前燕”，即早期燕国（349－370年）而为人所知。364年，其继承者占领洛阳（时在东晋军队对该城进行了短时的再征服之后），接着又占领了淮河北岸（366年）。但是，慕容人的统治比在他们之前的匈奴人的统治更短。

一个为匈奴王石虎服务的军官名叫苻洪。他可能是蒙古人，尽管人们常常以为他属唐兀惕人（Tangut，即藏族的一支）。他于350年以长安为都在陕西建立了独立的统治。由于所有的这些突厥－蒙古族的小首领们都宣布他们建立了真正的中国皇室家系，他的王朝被称为早秦，即前奏（350－394年），苻洪的孙子苻坚（357－385年）是这些突厥－蒙古族统治者中最杰出者。他真正地赞同中国文化，并表明自己是一位仁慈之主和佛教的坚定卫士。他从幕容氏，或前燕手中先后夺取了洛阳（369年）、太原和他们的都城邺城（彰德），慕容氏国王成了他的俘虏（370年）。因此，慕容人的全部地盘——河北、山西、山东和河南——转入苻坚手中（370年）。由于苻坚已经占有陕西，现在他成了整个北部中国的主人。376年，他吞并了另一个蛮族小国，即甘肃的凉国。382年，他派部下吕光去征服塔里木盆地。吕光接受了鄯善（罗布泊）王、吐鲁番（南车师）王和喀拉沙尔（焉耆）王的归附。被中国人称之为帛纯的库车王企图抵抗，结果被打败，并于383年被逐出库车。吕光占领了库车，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吕光回国时，带回了著名的佛教僧侣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作为一位将梵文经典译成汉文的翻译者，其贡献将是巨大的。

苻坚在征服了中国北部的所有蛮族国以后，似乎要征服南部的东晋王朝，建立在他一人统治之下的统一国家，像8个世纪以后的另一位蒙古征服者忽必烈要做的那样。383年，他确实进攻淮河沿岸的东晋帝国，但是，他在淮河上游遭到惨败，从此一蹶不振。他的部下、原鲜卑慕容氏后裔慕容垂叛变，并获得河北和山东，于是建立了“后燕”国。后燕国从384年将延续至407年，其都城中山，即今河北省保定南部的定州。与此同时（384年），慕容氏的另一成员在山西建立了“西燕”国，但于394年被慕容垂并入后燕。最后，曾经是苻坚下属的姚苌（他可能是吐蕃人）从苻坚手中窃取陕西和河南部分地区。姚苌在他夺取的地区内，建后奏国，后秦在长安建都，当时称为京兆府，后奏存在的时期是从384年至417年。另外两位将军（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突厥人）在甘肃建立了两个小国，即以兰州（苑川）为都的西秦国（385－400年和409－431）和吕光所建的后凉国（386－403年）。 
 
17．拓跋突厥人的国家和柔然人的蒙古汗国 

与这些昙花一现的游牧部落（他们的王国在短期内一个接一个地崩溃了）同时兴起的有一个拓跋部，它的力量不断增强，由于吸收其他部落的力量，它成功地在中国北部建立了较持久的统治。在这方面，他们很象法兰克人。法兰克人比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伦巴德人存在的时间更长，并在他们的废墟上建立了加洛林帝国，该帝国注定要把罗马的过去与日耳曼民族的今天联系起来。拓跋人的成就与之类似；因为当他们统一了中国北部的其他突厥－蒙古族国家以后，他们中国化的程度很深，使他们能够把拓跋人及其王朝与中国主体融合在一起。此外，他们对佛教事业的热忱也使我们想起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人们对基督教的狂热。最后，正像法兰克人把自己看成是罗马传统的保卫者以反对日耳曼人的新的入侵浪潮一样，拓跋人也像“注视莱茵河”一样守卫着黄河，以对付那些来自草原故乡深处的、仍处于原始状态的蒙古游牧部落。如上所述，在公元3世纪末，可能属于突厥种的拓跋人定居于山西最北部的大同地区。拓跋圭（386－409年在位）是一位有魄力的首领。他从后燕慕容氏手中先后夺取了晋阳（396年，今太原）、中山（397年，今保定南部的定州），最后夺取邺城，今彰德（398年，安阳），由此给其部落带来了好运。后来他为其家族采用中国王朝名称“魏”，以大同东部的平城（代）为他的固定都城。于是，拓跋氏的魏国形成，其疆域囊括了山西和河北，一直抵达黄河边。

拓跋突厥人的中国受到新的蛮族入侵浪潮的威胁，即柔然，或是中国人带有蔑视的双关语称谓“蠕蠕”，意为“令人生厌的蠕动的昆虫”。根据语言学家们的意见，这些柔然人像古代鲜卑人一样是一支真正的蒙古种游牧部落，有些人认为他们与鲜卑人之间有过联系。约402年，柔然首领社仑由于征服了敌对部落高车而确定了该族的命运，有人认为高车地处科布多和乌伦古河附近，并被推测是铁勒和回鹘突厥人的祖先。当时柔然统治着整个北戈壁，其疆域东起高丽边境上的辽河，西至额尔齐斯河上游和焉耆附近地区。正是在这些柔然统治者中，我们第一次发现了汗（khan），或可汗（khagan）的称号；因此，这些称号必定是蒙古语的称号，它取代了原匈奴的“单于”称号，因而“单于”可以被假定是突厥语称号。

面对这个新游牧帝国的威胁，中国北部的拓跋，或者说北魏的统治者们决心采取攻势，发动了一系列穿越戈壁的反击。拓跋圭（386－409年在位）通过一次胜仗作出了榜样，在这次大捷中他把柔然可汗社仑从黄河河套地区逐出（402年）。当拓跋嗣（409－423年在位）在北方继续保卫通往长城的地区时，又夺取东晋王朝的大城市洛阳（423年），以及隶属于洛阳的河南全部地区，由此增加了他在南方的势力。拓跋焘（423－452年在位）继承其父拓跋嗣，他刚一继位就受到柔然的威胁，他击溃了柔然（424年）。425年他对柔然发起反击，反击过程中，他率骑兵由南向北穿过戈壁（因为柔然可汗的司令部肯定是设在鄂尔浑附近）。然后他转向另一个蛮族王国，即赫连氏匈奴人在陕西建立的夏国，拓跋焘对他们的都城（或者称王庭）、陕北保安（志丹县）附近的统万城发起了突然袭击（427年）。而此时他的将军们正在掠夺长安城（426年）。到431年时，赫连部被灭，陕西归并入拓跋领土。436年，拓跋焘军对幕容氏最后残存的领地北燕（今热河）进行了类似的入侵，并夺取该地。439年，拓跋焘继续征服甘肃的北凉国（从姑臧或甘州夺取）。北凉王室——自397年后定居于此的一支匈奴家族，保持其父姓沮渠——逃到吐鲁番，占据其地，统治时间是442至460年。

随着北凉领土的归并，拓跋人完成了对中国北部境内所有突厥－蒙古人建立的王国的征服。现在所有这些国家都构成了大拓跋国，即中国人称呼的魏国的一部分，除了以南京为拜占庭的中国南朝外，它是唯一留下来的王国。实际上，8世纪的罗马世界也类似地在法兰克人和拜占庭帝国之间被瓜分了；前者因灭了其他蛮族王国而征服了西欧，后者仍是欧洲的东方君主。

这些征服对中亚诸民族的影响很大，以致后来在他们中间中国北部被称为拓跋国。甚至拜占庭人也用同样的名字，即突厥语Tabgatch，阿拉伯语Tamghaj，中世纪希腊语Taugast 〔桃花石〕，来称呼中国北部。

拓跋焘统一中国北部以后，对柔然发动了一次深入戈壁的大规模骑兵远征，杀了大批柔然人（429年）。443年他再战再胜。445年，拓跋军对鄯善（罗布泊）采取了报复行为，因为鄯善曾阻断了他们从西方归来的道路。448年，拓跋将军万度归向焉耆和库车定期征收贡赋。449年拓跋焘为追赶柔然，进行了深入戈壁的第三次远征。

公元5世纪统治着中国北部的拓跋突厥入（或桃花石）的历史特别有趣，因为它提供了半中国化的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完美例子——它完全保留着优于中国人的独有的军事优势，同时，又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了优于仍处于原始状态的北方游牧部落的组织能力——429年，当“桃花石”王拓跋焘决定在东戈壁组织反蒙古族柔然人的反攻时，他的几员辅臣指出，南朝（南京）的中国人可能会趁此作出牵制我们的行动。他回答的要点是：“中国人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兵。初生牛犊怎么能对付老虎和狼群？至于柔然，他们夏季在北方放牧，秋季南下，冬季袭击我们的边境。我们只有夏季在他们的牧场上攻击他们。此时，他们的马是无用的，雄马忙于与雌马交配，母马正忙于产小马驹。如果我们在那儿袭击他们，使他们与牧场和水源分离，在数日之内，他们就会被捉住或消灭”。

这种双重的优势后来使成吉思汗后裔忽必烈能够成功地对付宋朝的中国人和海都的蒙古人；使第一批满族人成功地对付最后一批中国人的反抗和最后一批蒙古人的敌对行为。但是，这种双重优势只是短时的，拓跋氏、忽必烈王室和满族人完全中国化的时候总会到来。那时，他们会被北方游牧部落打败；或者被中国人消灭或同化。这就是中国－蒙古人历史的基本规律。

在这支能干的突厥家族中（该家族勇敢地保卫古代中国文化不受他们那些仍过着游牧生活的亲属们的侵害）拓跋焘是最有个性的人。他具有非凡的勇气，并使柔然人胆战心惊。如果拓跋人受到来自中国腐朽王朝的反对，这些柔然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进攻他们的边境地区。于是，他结束了大举入侵，正像克洛维为了高卢的利益，在托尔比阿克所做的那样。他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但是不愿十分深入地中国化，以免会使他的部落的性格变得松散起来。因此，他拒绝把建在草原边缘，即山西最北部大同附近平城的旧营帐迁到他已用武力夺取的原中国历史都城洛阳和长安去。他还保留着突厥－蒙古族的一种深谋远虑的风俗，即在新王登基前，新王的母亲要被处死，以消除今后她以王太后的身份而产生的野心、嫉妒和贪婪。抱有这些思想，不用说拓跋焘是深深地厌恶佛教的，在这一方面，这位蛮族武士的宗教感情又因周围信奉道教的亲信们的怨恨而加剧了。他于438年下令佛教僧侣还俗，并于446年正式颁布法令迫害佛教僧侣。

然而，随着他的孙子拓跋浚的继位，对佛教徒的迫害停止了。拓跋浚是在一次宫廷政变后继位的，在位时间是452－465年。在大同附近的云冈佛教石窟中，从414年至520年间艺术家在此雕刻，最好的凹雕和那些为魏国艺术赢得名声的作品都属于拓跋浚统治时期。拓跋人的宗教热情使他们从传统的希腊－佛教形式（它是从犍陀罗沿着塔里木各道传来）中创造出如此深奥的神秘主义的作品，以致它们几乎就像是罗曼蒂克和哥特式雕塑的原型。确实，很可能真正的中国人的王朝由于民族偏见和儒家学说的强烈干扰而不会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去追随印度的神秘教义。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各王朝（甚至梁朝）的佛教雕塑都缺乏这种激情。拓跋人（这些远东的法兰克人）先后在云岗和龙门创造出与夏尔特尔和兰斯一样的石窟，他们把他们的才能主要归功于他们的蛮族起源，这也许是草原游牧部落征服古代中国后所产生的最令人惊奇的结果之一。此外，5世纪欧洲的大入侵（此时蛮族社会已经充分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经历了黑暗时代之后将分娩出中世纪光辉的几百年。4世纪亚洲的大入侵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尽管更加迅速，因为在不到一百年以后，魏朝的中国就完全接受了佛教，产生出伟大的云岗和龙门石窟。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拓跋人的突厥活力才因受到中国的影响和皈依佛教而被削弱。在拓践浚统治时期（452－465年），拓跋人占领了哈密绿洲（456年），并对戈壁地区的柔然发动了一次反击（458年）。柔然自己则占领了吐鲁番，推翻了该地的沮渠王朝而以一个臣属王室（460年）取代之。在拓跋弘的统治（465－471年在位）下，拓跋人以牺牲南方中国王朝为代价，又取得了许多胜利。466年占领彭城（今江苏），467年征服淮河流域，469年占领山东。470年拓跋人惩罚了一支鲜卑部落（即蒙古种吐谷浑），吐谷浑自5世纪初就居住在青海湖地区。

拓跋弘是一位佛教徒，他是那样的虔诚以至他于471年让位给他尚年幼的儿子而出家为僧。其子拓跋宏（471－499年在位）在成年之后对佛教也表示出同样的感情，在佛教的影响下，他采用了一部较人道的法规。494年，他把都城从热河的平城迁到洛阳，由此完成了拓跋人的中国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在他的发起下洛阳南部著名的龙门佛教石窟开始动工。这些石窟里的雕塑都是在494年到759年间的不同时期内完成。但是，拓跋人在毫无保留地采用中国文化和佛教信仰时，失去了他们突厥祖先所具有的坚韧和英勇的品质。他们的打算是通过征服南部中国王朝在他们的统治下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果失败了。拓路恪（499－515年在位）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但是，他们的将军们未能攻克标明两国边界的淮河防线，在防线后的钟离（安徽凤阳）要塞挡住了拓跋人的各次进攻（507年）。

拓跋恪于515年死后，其遗孀胡后统治着魏国直到528年止。古拓跋人的这位后裔是能够表现古突厥人力量的魏朝的最后一位人物。她是具有特殊活力的女人，在必要时采取血腥手段，权欲熏心，然而，崇尚佛教。她使龙门石窟的圣殿增色不少，她派遣佛教朝圣者宋云出使印度西北，宋云对这一时期中亚的情况留下了有趣的报导。宋云取道鄯善国（罗布泊）、于阗、帕米尔，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访问了住在巴达克山的厌哒匈奴人的可汗。然后，抵达乌阇衍那和犍陀罗（喀布尔河下游），他从该地为他的君主带回了使她感兴趣的佛经（518－521年）。

拓跋人至此已完全中国化，免不了在他们自己的宫中爆发宫廷革命、王室分裂和内战。534年，他们分裂成两支：东魏和西魏。东魏拥有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以今天的彰德为都城（534－550年）；西魏拥有陕西、甘肃，以长安为都城（534－557年）。东、西魏后来都被他们的大臣们推翻，于是，在彰德建立了北齐王朝（550－577年）以取代东魏；而在长安的北周王朝（557－581年）取代了西魏。但是，这些王室已经是中国人的，他们的历史不再是草原历史的组成部分。然而，对草原历史有影响的事是突厥活力（在第一批拓跋统治者中这种活力是如此明显）逐渐被削弱、淡化和淹没于中国主体之中。这是在几个世纪中一再反复出现的模式，其中有契丹人、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和满族人。正是佛教的这种影响，在拓跋人柔弱化的过程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像它以后在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和甚至在后来的喀尔喀人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凶猛的武士们一接触到菩萨的优雅姿态就易于受到沙门们博爱教条的感动，以致于他们不仅忘记了他们好战的本性，甚至还忽视了自卫。 

18．米努辛斯克后期文化

让这些完全中国化的突厥人听天由命去吧，我们现在再回到在亚洲草原上仍过着游牧生活的部落上来。在谈到拓跋人时，我们曾经谈到被假设是蒙古部落的柔然人，在整个5世纪和6世纪上半叶他们统治着外蒙古。我们所了解的他们的政治史仅仅是从魏朝和隋朝的编年史中知道的，而在我们能够有效地讨论他们的文明之前，我们必须先对他们的原领地作一番系统地发掘。与此同时，让我们只注意大约这一时期繁荣在柔然西北境以外的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河岸、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被称为“游牧的牧马人”的文化，它留下了许多装饰品、青铜带状饰片、纽扣、马具、马蹬、马嚼子、小刀、匕首、马刀、矛头、马鞍等物。在米努辛斯克博物馆和赫尔辛基（吐沃斯丁收藏）都有丰富的代表物。这一文化似乎与柔然人同时，必定在柔然人之后还存在了一段时间，因为在秋兹塔村发现该文化与唐初（7世纪）的一枚中国钱币有联系，似乎到9世纪才结束。在这一阶段上，该文化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正像南朵尔·费蒂奇指出的那样，它呈现出与公元6至8世纪匈牙利的阿瓦尔文化异常相似，还与9世纪的原始匈牙利文化、或者称列维底亚文化相似。尽管这不可能成为认定柔然人就是欧洲阿瓦尔人的直接祖先的确凿材料，至少它证明了两种文化都曾被吸引在同一文化中心的周围。

在柔然之后，该论述一个与柔然有亲缘关系的厌哒部落了，在同一时期内，他们是西突厥斯坦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