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
古今中外历史政治
慈禧是一位努力而勤政的执政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没有她清朝早就完蛋了，作为那个时代的人，她做的已经很难想象了，在与汉族合作关系上，她实际上是用了肃顺的方针，看到了满人的无能为力，所以她重用汉官取得了空前的实效，她是近代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在那个时代，列强横行，国力衰败愚昧无知她晚年在满大臣的愚昧下犯了大错，企图靠义和团挽救大清，但是慈禧太后的努力最终仍然失败了，而且她虽有功，她的一生功过都是相互冲突的，在应对太平天国的乱事上，她重用汉人的能臣曾国藩，在朝中她有力的调解控制了满、汉、蒙大臣，提拔人选不忌不同的种族，她的权威力震撼人心，汉臣佩服，她如在世，清代的改革开放政策将加快进度表，她如在世十年，中国将不是现在的中国。袁世凯不可能敢巧取豪夺大清天下，她的功过国际上是有公论的。
| 袁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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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是个伟大的女性（我为慈禧翻案） 女人慈禧统治中国长达48年。她进入皇宫时，正是16岁的如花少女，她的百媚千娇让大清皇帝深深迷恋。26岁时，她由宠妃变成寡妇，很可怜，哎！具有非凡政治才干的她，举重若轻，从容地收拾了分别以肃顺和恭亲王为首的两大势力，成为手握实权的皇太后，开始垂帘听政。普天之下，莫非后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她的一生充满遗憾，在她的身后，是一个风雨飘摇的衰落王朝。作为君临天下的女皇，她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女人慈禧的最后遗言令人震惊：以后，不要再让女人参与国政。这不合本朝家法，必须严防！ 慈禧也并非是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人，她对书法和绘画都很有造诣。去年，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是写慈禧当年随父亲到内蒙时的一些事情的，那则新闻里说‘从一些历史资料上看，少女时代在绥远城居住的慈禧对文学、书画和历史非常有兴趣，她在此读书、学画、下棋、弹琴，且经常骑马射箭 。 请大家都喜欢老佛爷吧！ 马羚演的康慈皇太妃   女人看慈禧 “奇女子热面善结人缘一手遮天风风雨雨控驭中国多至半世纪;妖妇人冷手暗含杀机三次垂帘忽忽喇喇奴役臣民近四亿人口“. 这幅对联描绘了慈禧太后的人生.做为女人慈禧太后有着那个时代普通女人所没有的叛逆性格, 妩媚又泼辣, 聪明又无知, 大胆又保守,勤奋又贪图享乐.在权利的斗争中, 她果断冷酷, 在世界大势前却反应迟钝; 她有足够的聪明和手段控制局势, 却没有足够的热情和责任感去改变中国. 她迷恋政治, 而政治却给了她千古骂名. 从史到今关于慈禧的政治是非评价已经太多太多, 在这里我就省省笔墨不用再多写了. 我只想作为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待作为女人的慈禧. 在众多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 德龄的描写是最有人情味的.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 中, 展现了老佛爷的另一面: 她只不过是个女人. 她有着女人对美的追求, 对青春的渴望. 她曾很温柔地说: 啊, 青春! 这是天赋与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 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 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对女人党政有着奇特的偏见. 其实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 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孕育出多少杰出的女子, 她们水晶般的聪明,鲜花一样的美丽.可惜她们只能在文字之外悄悄凋零, 上天赐予她们才华, 却没给她们施展的领地. 给予的也是凤毛麟角: 武则天, 孝庄皇太后. 然而, 正当中国几千年来首次与因为世界文化和科学生产力碰撞而陷入空前的困难之时,慈禧凭着自己超人的胆量和聪明, 绕过重重阻碍, 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 也许多灾多难是那时中国不能摆脱的宿命, 她的出现本来可以平衡历史的不公, 此时却显得那样不合时宜. 造化弄人, 他偏偏撞上了中国最尴尬最困难的时代. 在她扮演的双重角色中, 她本质更是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政治家, 虽然她刚强能干. 毫无疑问, 她热爱权利, 也有学者称她是“权利欲驱使着灵魂“, 但是她仅仅满足于用权利控制他人, 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生活而已. 她并不想在政治领域建功立业, 青史留名. 相反, 她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倾注了大量的热: 建造自己的园林, 拳养宠物, 研制化妆品...... 以她的地位和条件, 如果她再敏感一些, 事业心强一些, 她完全有可能更深层地接触崭新的西方文明, 更理智地观察世界, 明了中国的处境和需要, 因而凭自己的才智把中国引导到更安全的轨道上来. 可惜她仅仅对巴黎的时装, 华尔滋舞感兴趣. 每天处理完政务之后, 她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化妆,游赏,宴饮,看戏. 她把自己完全置于一个传统女贵族的生活趣味当中. 这就是她作为那个时代的女人的眼光短浅, 时代局限性. 她对圆明园,颐和园的情结以及对陵墓过分的追求奢华也说明了这一点. 慈禧精力充沛, 她热爱生命. 她不象以往别的宫庭后妃那样缺乏生命的热度, 自甘生命火焰有气无力地默默燃烧. “宫女谈往录“中有位老宫女回忆说:“太后就是讲精气神儿, 一天到晚那么多的大事, 全得由太后心里过,每天还是那么悠哉自在,腾出工夫呒讲究吃, 讲究穿, 讲究修饰, 总是精神饱满, 不带一点疲倦的劲儿.“ “内起居注“中也可以见到, 在慈禧死前的一段时间里, 她虽患有慢性腹泻, 政治活动仍很频繁, 经常临朝接见大臣, 商讨政务, 批阅奏折, 发布谕旨. 慈禧天生喜欢大红大紫, 喜欢明亮绚丽的东西. 她冰雪聪明. 刚进宫那时还不怎么识字, 可通过自学, 她练出一笔好字. 她喜欢唐诗宋词,喜欢“红楼梦“, 这部小说是她在深宫的寂寞伴侣. 她喜欢绘画...... 总之慈禧的一生是相当光鲜亮丽的, 无论是外表还是内质, 都颇为光彩照人. 慈禧极其自信敢作敢为, 从不压抑委屈自己. 面对一群男人组成的政治世界, 慈禧豪不胆怯. 她透过自己的聪明, 成功地在近半个世纪里把这个世界变成了维护自己欲望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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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 告密 逃亡 斯特林·西格雷夫
第四部分 逃亡
告密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野狐禅康有为后来声称，就在皇上召见袁世凯的同一天，也就是9月14日，光绪给他写了一份密信，说自己正处在危险之中。也正是这一天，御史杨崇伊写好了呈给太后的起诉状，因此，从理论上讲，皇上的确处于危险之中。康有为声称，这封信是以密诏的形式，由一位中间人负责送达的，直到4天之后（9月18日）才到了他的手里，也就在这一天，皇上第二次召见了袁世凯。
可以说康有为的故事很是离奇，理由有很多。打从皇上批准康有为去上海就任主笔之职，已经过去了足足两个月，然而这只野狐禅还在北京，在名士们的集会上四处溜达，散布谣言，诽谤老顽固，煽风点火，诸如此类。其间，各省的保守派官员纷纷吁请皇上下令，干脆把康野狐和他的伙计梁启超的脑袋砍掉算了，像对付其他异教徒和捣乱分子一样。康有为毫不顾及后果，在不同的聚会上夸夸其谈，说自己和弟弟康广仁1每夜都秘密觐见皇上。如果真有此事，那么所谓密诏就完全没有必要。这些故事（即使是真的），传到那些鄙视康有为的大臣们（他们认为他是个自我吹嘘的江湖骗子）的耳朵里，也会导致他们对皇上的判断力的怀疑。不管怎样，康有为的大嘴巴正在危及整个维新运动，同时也证明他是个傻瓜。9月16日，光绪到颐和园去看望他姨妈的时候，听她谈及了康野狐的自吹自擂。第二天，也就是9月17日，光绪发布了一份公开的谕旨，命令康有为立刻动身去上海，从中还透露出很重要的一点：他仅仅只召见过康有为一次。康有为声称，这份谕旨发布的时候，他正在一位御史家的宴会上饮酒作乐，好不快活。他第一次知道它，是看见谕旨被张贴在大街上的时候。他对此倒也毫不在乎，也没有马上收拾行囊、准备开路。接下来的4天里，他继续忙活着整个夏天他都在忙活的勾当：呼朋引类、觥筹交错、兴风作浪。
9月18日凌晨，光绪第二次秘密召见了袁世凯，这一次是在颐和园。根据袁世凯后来的说法，这次会见中，他接受了兵部侍郎的职位。不过这个话题无关宏旨。这一回光绪向他透露了几桩更大的秘密：皇帝打算不惜任何代价继续推行他的维新计划，并打算在紫禁城和伊藤博文举行一次长达数小时的会晤，时间就在今天，当然不会通知任何老顽固，包括军机处、总理衙门和太后。在他秘密会晤伊藤博文的时候，光绪打算征询这位日本政治家的意见，看他是否愿意接受特别顾问的职位，这一安排可以解释为：将中国整个行政机器交给一个外国人控制，有了皇帝的特别许可，他就可以在中国施行他曾经介绍到日本的那些改革措施。
袁世凯带着他的卫兵，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脚步沉重地出了颐和园。这会儿，他离庆亲王的郊外宫邸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他按照事先的安排，朝着晨色熹微中的庆王府走去。庆亲王和李鸿章正在那儿等着他。在这次阴谋会晤中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虽然并没有文字记录，但接下来的事情清楚表明：袁世凯出卖了皇上，他把几分钟之前光绪透露给他的重大秘密全都告诉了李鸿章和庆亲王。李鸿章由他的心腹干将、来自都察院的秘密警察杨崇伊御史陪同，他们曾经一起起草了呈递给太后的奏章，这份控告信眼下可以加以修订和更新了，而且，现在要说服铁帽子们联名将这份奏折亲自呈递给太后，也已经不再有任何困难了。
不大一会儿，在紧急召集之下，端郡王、澜公和其余的铁帽子领导阶层都来了，听取了庆亲王和杨崇伊的简单介绍。（这期间李鸿章和袁世凯溜走了，因为铁帽子们对这两个人深恶痛绝。）庆亲王接着便召集了全体御前会议。在商讨和准备相关材料之后，他们就成群结队地去了颐和园，向慈禧报告最近的事态发展，请求她正式恢复训政——也就是说，让他们自己恢复藏在她裙子后面的权力。他们特别告诉她：此时此刻，皇帝正在和伊藤博文举行一次秘密会晤，并且，皇帝打算建立一个中日联盟，在这一联盟中，伊藤博文将会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脑（这是别有用心的夸大其词）。这样一来，将会危及到他们所有人。他们特别强调，尤其是将危害到慈禧作为一个退隐太后的位置，这样的理由肯定会吓住她。他们只需旁敲侧击地让她记起朝鲜的明成皇后的命运就行了，天佑侠团的刺客们以一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将她刺伤、焙烤，以至于死，为的是给日本人接管汉城扫清道路。
慈禧在会见厅（紧挨着她昆明湖上的退隐住所）所面对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年轻的煽风点火者、自鸣得意的王公贵族和老朽陈腐的赋闲政客。他们都是些玩世不恭的自利主义者，操纵起这个63岁的老太太来，易如反掌。慈禧一时弄不清这帮家伙到底要搞什么鬼，在短暂的迷惑混乱和半信半疑之后，他们完全把慈禧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
他们告诉慈禧：假如中国步明治维新的后尘，满清的控制也就到了头，权力将会被转移到新兴的汉人政党中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治煽动家的手里，这些人一点也不比麻烦制造者康有为及共和主义牛虻孙逸仙好多少，而愚蠢的皇帝到头来顶多不过成为一件纯粹的装饰品。这意味着他们所熟悉的世界将彻底终结。
这次重要会见的首席发言人是李鸿章的狗腿子杨崇伊御史，他的机遇终于来了。起初，慈禧以她惯有的镇定沉着稳坐不动地听着杨崇伊的发言，听着听着，她的眼睛里骤然燃起怒火，她不由分说地打断了杨崇伊，命令他大声朗读整篇奏章。
杨崇伊摇头摆尾读了起来，这使慈禧不断想起多年来名士们的种种阴谋活动，他还描述了康有为最近的恶劣影响。他说：康有为爬进紫禁城的核心圈，并不是亲身而为，而是通过中间人。在康有为和名士们的影响之下，皇上被说服了，将那些阅历丰富的老臣革职。结果是，光绪接受了这些麻烦制造者及其同伙的建议，违背祖宗成法，将他们放在了与军机大臣并驾齐驱的位置上。如今，光绪希望将日本人伊藤博文置于仅次于皇帝自己的位置上，作为事实上的中国首相，指导中国如何统治、由谁统治。
慈禧再一次打断了杨崇伊的朗读。如果有过哪个场合使她举世闻名的火爆脾气得以全面展现的话，那么这一次就是。杨崇伊这是在指控一位卖国之君，这实在够狠的。然而这一回，这个皇帝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她从妹妹的魔爪之下救出的孩子，是那个被她当做自己死去的儿子的替代者而加以庇护的、备受虐待的孩子，是那个被慢性疾病置于如此不利的环境以至于面对堂兄弟们的进攻而无力自卫的孩子。正如追溯到他们起源于东西伯利亚的蛮族祖先一样，端郡王和他的追随者们对光绪皇帝穷追猛打，就像一群野狗折磨一匹伤残的小马，直到把他彻底摧毁。他们谁也不会懂得：慈禧的亲生儿子死后，光绪已经成了她儿子的化身。慈禧对他一直都温和而慈爱。两个人在宫中相依为命，情同母子。在谕旨中，光绪在提到他们俩的时候，语气常常如同母子，有时候称她为“皇阿妈”，有时干脆称“阿妈”。其他人也许能平静地听这些控告，但慈禧不能。听着听着，她的愤怒也在不断增长，她终于懂得了：这些人是要让她亲手灭掉自己的养子。伴随着愤怒而来的，是恐惧。
她想要知道：杨崇伊到底有什么证据以支持这些指控。虽然杨崇伊也承认，其中有些指控是建立在谣言之上的，并没有什么过硬的证据，但有理由相信：康有为和维新运动中的其他人，卷入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这场阴谋受日本的影响和支持，还有英国佬也串通一气。杨崇伊向太后保证：自己并不反对维新本身，他反对的是：将这样重大的变革交由那些野狐禅和“倭寇”们决定。
这些骇人听闻的指控（受到她所一直依赖的皇室成员的支持）被精心设计得让慈禧别无选择，除了走出退隐并重新训政。即便是这样，她还是告诉御前会议：她拒绝仓促做决定。不过在1898年9月18日的北京，眼见得天平已经不可逆转地偏移了。
慈禧对她侄子的所作所为并非毫无觉察，至少在他秘密会晤伊藤博文之前是这样。颐和园距离紫禁城也不过只有6英里。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不下10次去看望过他的姨妈，而且她也回过几次紫禁城。他们并非彼此隔绝（除非是在西方使馆和传教士社团的想象当中，这些人除了瞎琢磨，其他的消息来源实在少得可怜）。会晤期间，慈禧有足够多的机会亲耳从他侄子那儿听闻他在干些什么，他正在引入哪些改革措施，以及他将哪些大臣革了职。没有任何记录表明慈禧在会晤期间以任何方式进行过干涉，也没有记录表明她命令过她的侄子做过任何不符合自己意愿的事情。直到此刻为止，她没有反对过他任何的改革措施。要不是庆亲王、端郡王及其他顽固分子跑去连篇累牍地说服她、李鸿章通过他的代理人这样去刺激她，也许，她压根就不会出面干涉。杨崇伊奏章上的白纸黑字清楚地表明：慈禧本人并不是那个最先动手的人，不管后来她如何经常地受到指责。李鸿章才是幕后的煽动者，是他操纵了铁帽子们和御前会议。
慈禧没有预料到麻烦。退隐后的她一头扎进了颐和园令人愉快的日常生活里。她最高兴的一件事情，是一块坑坑洼洼的巨石运到颐和园，样子就像陨石，比一匹马还要高，那是一位省级官员为她院子里的花园而备办的一件礼物。而如今，御前会议中那些诡计多端的阴谋家却趁她不注意，一下子把她打蒙了。她被反对她侄子的奏折条陈完全淹没了，但她一直就是被人操纵的。虽然有一些指控纯属无稽之谈，有的也被无限夸大了，但有一些却让人深感不安，特别是那些暗示和野狐禅康有为之间的秘密关联，以及和日本之间的密谋。这一刻，她还不能确定指控背后的暗示是不是真的。她需要认真想想，暂时顶住要她采取行动的压力。
控告本身并不让她烦恼，让她烦恼的是它可能带来的后果。每一项指控都可以个别处理，但最终的结论却颇为棘手：光绪无能，不能让他独自掌管大清帝国。这是一份在朝廷上盘旋多年的供述，对亲王们来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光绪的慢性疾病已经损害了他的信心。他从来都没有发展出对他的竞争对手们颐指气使、发号施令所需要的自信。当发现竞争对手毫无防卫能力的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能迅速地引发满洲人的杀戮欲了。
作为大清王朝的女家长，慈禧的责任就是不断给自己施加重压。从前，她精力旺盛、意志刚强，如今已经精疲力竭。六十出头的年纪，虽然风韵依然，但身体却越来越沉重疲累。睡着了的时候，她的脸扭曲而僵硬，虽然微笑的时候依然像个小姑娘一样灿烂妩媚。在她并不常见的微笑的背后，是一汪忧郁的深潭。在庞大的人群中，她茕然独立已经差不多40年了。她经历过1860年英法联军的入侵和圆明园的被毁，经历过丈夫的死和热河政变，经历过儿子的堕落、谋杀和1875年的继位危机，经历过8年几乎致命的疾病以及中日战争可耻的战败。这次战争暴露了京城里每一个人的无能，包括她自己。在成为太后的最初几年里，她完全依靠恭亲王，直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因为同治的不良行为和恭亲王自己的粗疏傲慢而变得不愉快。当皇座上缺乏一个有魄力有权威的男人、一个能够齐心协力拯救王朝的皇帝的时候，他们就把重任放在了一个女人的肩上，而她也只得依靠那些更糟的男人。在任何危机时刻，她只有寻求李鸿章的帮助。但中日战争的结果表明，即便是奸诈狡猾的李鸿章，也不过是一块朽木。再也没有人可以指望了。或许，从来就没有过。
她的死鬼丈夫相信：是他统治时期的天灾让他承受了王朝历史上最惨烈的失败。打那以后这么些年，她发现咸丰是错的。天灾一个十年接一个十年、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地持续发生，没准会永远这样下去。她顽强地避免王朝的崩溃，不断希望争吵不休的王公大臣能找到共同的立场，就这样耗尽了一生。而那些王公大臣们，非但没有致力于王朝的新生和中国的复兴，相反，他们的分歧反倒比以前更加剧烈了。能引起他们兴趣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窝里斗。眼见得光绪就要成为此种家族病的下一位受害者，这一前景实在堪忧，处理起来不能不谨慎。她要小心翼翼地亲自着手调查。
在她的手上，已经送走过两位皇帝，如今眼见得又要送走第三个了。
当这一控告在颐和园内太后的住处悄然进行的时候，天津的荣禄总督先后发来了三封电报，警告说有7艘英国战舰出现在大沽要塞前，事先没有任何通报，这一值得注意的非常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后来，英国公使馆解释说，此事“纯属巧合”，只不过是直隶湾的一次例行巡航，不过这样的巧合实在也太巧了。人们纷纷猜测，英国已经加入了日本的一场的阴谋，这场阴谋和此前伊藤博文的秘密访问密切相关，并且，爱管闲事的传教士、政治激进分子李提摩太在北京的出现，也进一步强化了人们的这一猜测。
李提摩太是“伦敦传道会”2一位交游广泛的代表，他来到中国，最初在山西地区传教。无法抵抗乡下饥荒的恐怖，在忍受过神经衰弱的痛苦折磨之后，唯一的收获，是发现了自己的一项天赋，就是与北京、上海的那些半瓶醋名士们打交道的才能。李提摩太以这些人的西学输油管自居。有大量对维新运动产生影响的图书被翻译成中文，李提摩太对此负有责任。他所作的这些事情，没有哪一桩是纯粹出于利他的动机，李提摩太对政治有非常敏锐的眼力，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结交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翰林学士，而这些人之所以对维新感兴趣，只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政治工具而已。李提摩太和他团伙中的其他人冒冒失失地怂恿名士们，让他们相信：在中国，保守的当权派很容易被取代，就像英国的自由党人取代保守党人，一个新世界将由此建立。李提摩太和他的小集团不能理解：欺骗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将近一个世纪之后，在表面上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下，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再一次证明：关于在中国很容易取代现有权威的宏大设想，能够带来悲剧性的结果。但1898年的那些年轻的激进分子同样也被人奉承和误导，通过他们，李提摩太对维新集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力与他的能力并不相称。当他雇佣康有为最紧密的追随者梁启超担任他的中文秘书之后（这一行动在满洲人眼里确凿无疑地表明：大英帝国政府和维新运动的狂人集团已经勾搭在一起），李提摩太也就公开成了康野狐的一丘之“狐”。
正在帮着李提摩太忙前忙后的，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3李佳白，此人四处推销“基督徒能够和儒教徒结婚”的观念。这两个家伙梦想着把他们的运动命名为“中国上层传教会”。
一直密切注视着北京新来者的罗伯特·赫德爵士认为：李提摩太并非是个没有个人野心的家伙。许多外国人都千方百计要把自己置于影响中国的位置上。赫德断定李提摩太不太可能是这样一个人：“人们发现：那些追随李佳白和李提摩太的翰林（学士们）是带着政治目的这么干的，并且，他们在利用二李，而不是二李利用他们……李提摩太是个狂热分子，他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梦想，而不是自己的眼睛。这两个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物，但他们的那些观念：改良中国，重塑其公共机构，简言之，就是要带动它的政府往前跑，这一切实在是太过美妙了。”
英国军事冒险家莫蒂默·欧苏利文船长也提到过李提摩太和李佳白，此人秘密来到中国，怀揣着英国政府的大佬们给他写的介绍信。打这以后，他就忙于同那些持不同政见的翰林学士们（这些人和二李正在结交的是同一拨人）勾勾搭搭。由于他的军事背景（布尔战争期间，他曾在南部非洲服役），再加上他和伦敦之间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关系，欧苏利文这家伙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个密探。
英国战舰出现在大沽炮台外的几天之前，李提摩太从上海抵达北京。据他自己讲，是康有为邀请他去北京的，“充任皇帝的顾问。”像这样上康野狐的老当，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三年之前，李提摩太就曾经告诉过《北华捷报》的读者们，康有为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李提摩太在北京的突然出现，他和鬼头鬼脑的欧苏利文船长的勾勾搭搭，以及他在英国使馆神神秘秘的进进出出，这一切，使铁帽子们更加确信：一场由英、日两国串通革新家们所策划的阴谋正在进行之中。而一支莫名其妙的英国舰队的出现，似乎印证了他们的担心。
在颐和园，人们对于正在显露的这一切还一无所知。9月18日，光绪皇帝和伊藤博文在紫禁城举行了秘密会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提议被拒绝了。伊藤博文的私人日记（事实上是几年之后为了公共消费而写的），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9月18、19、21或22这几天在北京的任何活动，只是着重强调了他在20日的正式外交会见，当时的参加者有皇帝、太后和其他朝廷大臣。然而，当时英国驻日大使萨道义爵士向伦敦的索尔兹伯里勋爵通报：伊藤博文在18日（也就是正式外交会见的两天之前）秘密会见了光绪皇帝。（萨道义补充说，他敏锐地感觉到，躲在太后裙子后面铁帽子们这会儿正在策划的先发制人的策略，其实是李鸿章所设计的。）
假如皇帝真的指望伊藤博文能针对中国问题提出快刀斩乱麻的解决办法，或者自告奋勇地为他打扫奥吉亚斯王最脏的牛棚4，那么，他恐怕只能彻底失望了。对于光绪和伊藤博文之间的秘密商讨，目前还没有任何可靠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位日本政治家几天之前在和《泰晤士报》的莫理循会谈时所表达的强硬观点，也许可以得到某些启发。据莫理循说，伊藤博文表达了对中国维新的绝望：
没有哪个政治家，也没有哪个人愿意担负起责任，没有人在自己的同伴面前大胆而傲然地挺身而出。皇帝连篇累牍地发布下令变革的诏书，但他们决不会贯彻执行。一篇教导官员应当诚实、正直、清廉的谕旨，根本不可能改变那些贪吝之徒，他们的腐败已经传承因袭了好几百代。中国必须修订其国家税收——可以通过……缩减或废止那笔如今每年达3,000,000（英镑）的开支，这笔钱是被那些为数甚巨、依靠朝廷供养的满洲侍卫所吞掉的。为了最容易、最有效地做到这些，将朝廷迁出北京城无疑是明智之举。只要皇帝还留在北京（被这些人所环绕），朝廷的改革将完全没有可能。
中国必须要有一支军队，专门监视那些不可救药的腐败分子，这支军队必须由外国人训练和指挥，而且这件事必须由来自英国和日本的指挥官来做。事情必定会给英国、日本和中国带来更紧密地合作。俄国的侵略……没人可以预见，它会在哪儿走向终结……
都察院必须撤销。都察院是所有腐败和不幸的根源。在检查所有维新的成果时，其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贻害无穷。没有哪一种制度比这更腐败的了。都察院的御史们没有薪水，他们全都靠敲诈勒索为生。弹劾的恐吓，能够从最铁石心肠的官吏那儿榨出白花花的银子出来。那些没有把御史摆平的家伙，最终遭到弹劾的必定是他。
按照他的性格，伊藤博文必定也是这样直来直去地对光绪坦言相告：取消所有对满人的额外津贴，将首都迁出北京，把军队置于洋人的指挥之下，撤销都察院。这些措施中的任何一条，都能轻易促成一次宫廷政变或者干脆就是弑君。不难设想，光绪按照原定的计划，请求伊藤博文作为特别顾问，担负起改良中国政府的重担，看来伊藤博文只是答应了会认真考虑这个提议并在适当的时候给予答复，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这样的回答也就等于说“不”了。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年轻的皇帝是否能爬上老虎背，就更不要说骑上它了。
同一天，就在伊藤博文秘密会晤皇上而铁帽子们正在试图说服万不情愿的太后出面干涉的时候，康野狐声称：他终于收到了皇上请求帮助的密诏，据推测，密诏是4天之前发出的。他说，他和朋友们一起讨论了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最后决定：可以让皇上年轻的维新秘书谭嗣同去天津的小站，找袁世凯将军，寻求他的帮助。这回是真的，当袁世凯在这天下午晚些时候（出卖了皇上之后）回到他的司令部时，发现谭嗣同正在焦急不安地等着见他。后来发生了什么，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一个来自很不可靠的康有为，另一个，则来自同样不可靠的袁世凯，但他们所给出的，是本质上相同的故事，只不过修饰加工略有不同而已。
康有为声称（写于事件过去仅仅数月之后），谭嗣同之所以拜访袁世凯，完全是皇上密信的结果，据他说，信中有云：“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5康有为说，收到这封密信之后，他们就请谭嗣同去劝说袁世凯帮助皇上。“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扶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
据康有为说，袁世凯告诉谭嗣同：“杀荣禄乃一狗耳！然吾营官皆旧人，枪弹火药皆在荣禄处，且小站去京二百余里，隔于铁路，虑不达事泄。若天津阅兵时（计划在10月），上驰入吾营，则可以上命诛贼臣（端郡王的铁帽子们）也。”7
谭嗣同完全被这个老滑头那副对皇上忠心耿耿的样子给蒙骗了。据康有为说，这个年轻人离开袁世凯的司令部时留下的印象是：将军尽管不会立即出击，但会和他们一起保护皇上。康有为也曾自夸：袁世凯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一位军事指挥官，一心向着皇上。”康有为的追随者梁启超也赞扬袁世凯是个勇敢的人，他忠于皇上，而且也深知太后的“苛酷”。直到过了很久之后，野狐禅才慢慢明白：袁世凯这个老滑头把他们全当傻瓜给耍了。
在袁世凯自己的版本里（出版于10年之后的1908年），他说，谭嗣同告诉他，有一封皇上的密旨，命令袁世凯逮捕并杀掉荣禄，包围颐和园。
袁世凯沉吟半晌，结结巴巴地说，他不能只凭这个年轻人的口说之词就相信这些。谭嗣同逼着要他给一个答复，说自己回去就请圣上发一道亲笔朱谕，袁世凯表示反对：“一经纸笔，便不慎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容我熟思，布置半月二十日方可复告你如何办法。”8（袁世凯自然知道，到那时铁帽子们早就动手了。）
谭嗣同说：“上意甚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9袁世凯称，谭嗣同向他出示的只不过是一份墨笔书写的所谓“朱谕”，内容含糊曲折，也没有要求谭嗣同所提议的宫廷政变。他说上面的内容是：“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10
这和康有为的版本（“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大为不同。
袁将军为了打消谭嗣同的疑虑，以免对自己不利，便对他信誓旦旦：“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11这位年轻的改革家就这样回了北京，满心相信将军是他们这一边的。
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围绕这些信息有大量的争论。整个事情的关键是皇上的密信是不是可信？如果确有此信，那么真实的内容又是什么？那些仔细研究过康有为手抄的“密诏”副本的学者断然肯定：它是伪造的。
假如这份密诏是件假货，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李鸿章的授意下伪造的，追溯9月14日密诏发出和18日早晨送达康有为，到在改革家们的棺材钉上决定性的一颗钉子，再到迫使铁帽子们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也许可以看出蛛丝马迹。在中国，伪造是一门古老而神圣的手艺，许多翰林学者都受过模仿皇帝书法的专门训练，为的是替皇上准备新年的祝词和恩赏。李鸿章开始猛烈反击所需要的就是“证据”，用以证明革新家们确实在阴谋筹划一场军事政变，至于有没有日本人、英国人帮忙，倒无关宏旨。圣人孙子最著名的诡计就是用伪造的信息激怒敌人贸然行动。就这份光绪求助密诏来说，假的也罢，真的也罢，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在维新派当中，有李鸿章的密探，他们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来传递这份伪造的求助密诏。谭嗣同已经好几天没见着光绪了，因为光绪到颐和园去看望他的姨妈去了，回紫禁城不过是为了秘密会晤伊藤博文。因此，谭嗣同没有办法验证密信的真伪，除非他准备等待时机。容易上当受骗的改革家们或许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它是件假货，因为他们早就已经相信：皇上正处在危险之中，而且，很久以来他们就梦想着通过一场武装摊排将“后党”监禁、斩首，或者迫使他们仓皇出逃。
无论是袁世凯的版本，还是康有为的版本，他们在提到太后的时候，都没有把她作为一个靶子，充作靶子只是“后党”：那些老顽固们。康野狐的朋友们都喜欢把慈禧描绘成维新运动的主要障碍，并且暗示光绪也急于要摆脱她。事实上，在光绪写给他的维新秘书杨锐的一封信（此信被证明是真的）里面，他本人就清楚地表明：希望以一种温和的态度对待他的姨妈，这样，维新运动才能够继续，人事改革才可以顺利开展而不至于触怒她。
袁世凯将军仍然按原定的时间表行事。他被派到天津调查英国舰队神秘露面的事，而且要在这天晚上赶回北京向皇上报告。19日下午5点钟的时候，他登上了开往北京的夜班火车，20日凌晨，赶在皇上正式接见伊藤博文之前，他走进了紫禁城，这是一周之内他第三次秘密觐见皇上。袁世凯后来声称，在报告完英国舰队并无恶意之后，他试图提醒皇上他所面临的来自铁帽子们的危险，劝他小心行事，不可操之过急。对于他们之间的这次会谈，尚没有其他报告。康野狐后来宣称，此次召见，皇上给了袁世凯一份密诏，但他不清楚其内容。在欺骗和谎言如此浓厚的空气里，如果能知道故事中光绪这方面的情况无疑是件很有趣的事，但这些至今仍然是个秘密。
袁世凯匆匆忙忙的北京之行，使他有机会再次和李鸿章密商。之后，将军回到天津，径直去了荣禄那儿，又一次出卖了皇帝。他把谭嗣同的造访、维新派密谋以皇上的名义攫取权力的计划，全都一股脑地告诉了荣禄。袁世凯谈及这些的时候轻松自如，让整个事情看上去滑稽而幼稚，就好像维新派完全没有必为皇上的被黜而忧心忡忡。他告诉荣禄，这些人请求他保护皇上、处置荣禄、逮捕铁帽子们。
据总督府里的一位幕僚说，荣禄匆匆忙忙地去了北京，但当他赶到颐和园的时候已经是深夜，这个时候见太后实在太晚了，因为她已经睡了，只好转而去报告了庆亲王，庆王第二天一早就转告太后。总督然后就会了天津。
在谭嗣同所提议的那些事情中，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勾当。皇帝的权力正当合法，谭嗣同的权力也正当合法，而且，谭嗣同是他的一位官员。对于光绪的维新政策以及他牵扯到伊藤博文的那些计划，保守的满族亲王赞同也好，不赞同也罢，它总归还是中国统治者的合法举动。任何族人试图进行干涉都是罪恶阴谋，除非皇帝被成功地弹劾了。面对这样的罪恶阴谋，皇上和他的忠臣们即使采取激烈的应对措施，也是完全合法的。
不过另一方面，全体族人都一致深信：他们之所以把权力托付给光绪，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他会维持事情的现状，以部族的一致意见进行统治，在没有获得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不会仅凭自己个人的意愿进行变革。不管是对是错，他们全都深信不疑：他正打算将中国出卖给日本人。他们相信：他们有足够的理由将他从权力的宝座上搬走，恢复事情先前的状态，把老太后重新放回原先的位置上，让她和过去一样，扮演一个装饰品的角色，然后再安置一个更可靠傀儡——溥 ，端郡王的儿子。在他们看来，这并不是一次政变，而是一场营救行动。说到底，只要他们能拉来太后给他们披上合法的外衣，他们的行动就不会是犯罪。人们认为她的地位要高于皇帝，而且，她不必真的废黜他，只需要恢复她作为好政府中的一个监护人的角色就行了，这意味着他所有的决定必须得到她的批准。
慈禧至今还没打定主意。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和铁帽子们一样激动不安。她从来就没有完全放弃权力，理论上，她仍然有权否决皇帝的任何决定。在她退隐期间，她坚持让自己的这种特权逐步减少，直到她彻底停止行使否决权。出于自愿，皇帝可以继续将他大多数决定提交给太后，作为一种谦恭的表示。虽然在后来的许多年里，她的批评者声称：她渴望收复权利。但这到底会给她的处境带来多大的改善呢？实在难以想象。到此刻为止，她的统治时间之长，已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女人（除了武则天），也超过了大多数男性皇帝（不管是满族的还是别的什么族的）。她在半退休的状态中，能够继续享受权利带来的种种好处，无论是在颐和园，还是在紫禁城。她真正已经放弃的，全都是行政上的琐事，任何一个处在她的位置上的人，恐怕都不会谋求恢复。
然而，9月19日，她从颐和园微服进了北京城，取消了惯常的豪华卫队，这一次是为了出席第二天和伊藤博文的外交会见。皇帝向他请了安，据宫廷档案记载，只有少数几个大臣知道她在紫禁城。她在过去的寝宫里安歇了下来，但一直没露面。在第二天接见伊藤博文时，人们依然看不见她，这是规矩，她躲在一面纱帘的后面。参加会见的观众有庆亲王和一大群满洲权贵和高层官员，再加上更大的一群太监。互致问候之后，伊藤博文被邀请入座，接下来是一场简短的会谈。
光绪：“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
伊藤博文：“敬遵宠命，他日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11
伊藤博文于是计划再在日本使馆逗留一两个礼拜，以备中国政府大臣去那儿征询他的高见。不过此事最后虎头蛇尾，不了了之。也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谈话发表。
会见之后，皇上赐宴。一套繁文缛节操练完毕，皇上便祝愿伊藤博文一路平安。慈禧并没有马上回颐和园，而是留在了她在紫禁城的住处，显然是要继续亲自调查铁帽子们的警告。刚刚接见完伊藤博文，慈禧就把袁世凯召到她的寝宫，想听听他关于维新派密谋先发制人的情况报告。听完袁世凯关于此事的说法之后，她叫来庆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进行讨论。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她决定恢复听政。很显然，她终于被说服了。庆亲王他们是对的，至少，光绪显示了极其糟糕的判断力，竟然依靠那些怂恿他铤而走险的家伙。与此同时，铁帽子们的猛烈抵抗不得不要另眼相看了。要防止激进和保守这两者当中任何一方走向极端，唯一的办法就是：再次扮演最初由恭亲王在许多年前为她选定的角色，作为一个政治联盟仪式上的摄政者，去保护光绪，而不是废黜他。
铁帽子们会不会夸大了当前的危险呢？如果慈禧对此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就在接见伊藤博文的当天，康野狐的一位同志杨深秀12就公然向皇上呈递了一份奏折，建议中国与英、日两国结盟。御史宋伯鲁13（康有为的另一位朋友）在第二天的另一篇奏折中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还建议让康有为充任皇上的首席侍从官，以处理维新的具体事务，还应该把李鸿章召来和伊藤博文、李提摩太等人一起，商议维新大计。这些奏折非常及时，它们帮了铁帽子们的大忙，使得慈禧终于相信：不能再坐视不管了。
在这样的危急时刻，对于任何统治者（或男或女，都无不同）的性格都是一种考验。精力充沛的康熙皇帝和他的残忍刻毒的儿子雍正，年轻的时候都很善于应对危机，迫使所有的敌人落荒而逃。而光绪皇帝，他那些既令人赞美又叫人同情的品性，从未因担当统治者的角色而消减分毫。打从孩提时代起，他就承受了身体、疾病和情感上的困难，对于击溃铁帽子们、争取御前会议的支持这样艰巨的任务，他从来就无力胜任，也没能说服他的姨妈，让她安于退隐，把治理国家的事情交给自己。他最大的缺点是语言障碍，这使得他在关键时刻完全口齿不清。他的姨妈只需解释整个御前会议都反对他独立行动并支持自己继续监督政府的日常运作就行了。御前会议是满清中国的最高权威，皇帝也要依靠它的认可和支持。一个皇帝，只有当他觉得自己拥有足够的个人权威能够把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才可以否决御前会议的决定。这种情况，或许在康熙、雍正甚至乾隆那儿出现过，但对于优柔寡断的光绪来说，则绝无可能。接下来的一系列悲剧，恐怕不能不看作是铁帽子们的无恶不作所造成的，他们充分利用了临时占据的优势地位。
对于太后和光绪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并没有任何记录，但可以肯定的是：对双方来说，这都是一个悲伤的时刻。9月21 日的诏书，是由皇帝写的，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当然也包括太后的立场）。
现在国事艰难，庶务待理。朕勤劳宵旰，日综万几。兢业之余，时虞丛脞。恭溯同治年间以来，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两次垂帘听政，办理朝政，宏济时艰，无不尽美尽善。因念宗社为重，再三吁恳慈恩训政，仰蒙俯如所请，此乃天下臣民之福。14
正像1895年对日战败的时候一样，光绪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他幽居于瀛台，那是紫禁城边上一个叫“南海”的湖中的一个小岛。他从朝廷上消失已经有三天了，在他不吱声的这些日子里，外国公使馆都相信了关于他已经被废黜并被杀的谣传。这给康野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康有为断言：慈禧已经把她的侄子监禁、折磨并杀死了，因为他胆大包天，竟敢有改革政府的想法。一个流传甚久的谣言，说皇帝并没有死，只是打那以后就成了瀛台岛上的一个囚徒。原先有三座桥通向那个小岛。然而到了1898年，只有一座人行桥依然立在那儿，这样一来，要看住皇上就更容易了。另一个谣言（是美国公使夫人莎拉·康格听来的），说的是：皇帝曾经试图从小岛上的监狱逃跑。康有为声称，几个维新派在谭嗣同的带领下，曾计划由日本人协助（由一个名叫“大刀王五”的人出面）攀过南苑宫墙去营救皇上，但没能成功15。令人惊讶的是，皇帝被监禁的神话故事得到了20世纪几乎所有中国杰出学者的支持。毫无疑问，皇帝既没有死，也没有被监禁，而且已经回到工作岗位有好些日子了。瀛台中的便殿一直是他和慈禧一起工作时共用的办公室。有案可查的事情是：他的日常公务确实中断过，但仅仅只有三天。很显然是因为惊恐和幻灭，而不是因为拷问和监禁。不过话说回来，他一直以来就是王朝体制的一名囚犯。巴克斯和濮兰德对这三天的静养极尽夸大之能事，声称皇上在此后的余生里就一直是慈禧的囚犯。那些支持巴克斯这个虚构故事的学者毫不顾及压倒性的反面证据。
慈禧回了颐和园，显然，对于这次经历，她和她的侄子一样沮丧，留下铁帽子们自由地迫害他们的死对头们。对于铁帽子们来说，到底有哪些人卷进了这场维新派阴谋，他们也是稀里糊涂，这种混乱导致了一连串的逮捕。9月21日，也就是皇帝宣布太后重新训政的同一天，还发布了一篇谕旨，斥责康有为“结党营私”、“惑乱朝议”。和袁世凯的指控（康有为及其同伙密谋杀掉荣禄并筹划军事接管）比起来，这些措辞真是不胜温柔敦厚之至。追捕康有为的命令已经下达，他的弟弟同样也要给逮起来。
因为康有为在头一天就已经乘火车去了天津，这会儿正在去上海的路上，因此在他从前惯于出没的那些地方怕是已经找不到他的影子了。他的兄弟倒是在南海会馆给逮着了，当时他正坐在一个马桶上。康有为写道：“是时幼博（即康广仁）如厕，本可避矣。馆长班恨幼博尝责之，带兵往搜，遂及难。”16
一封发自荣禄总督的急件9月23日送达北京，说他的探子们获得了一批能证实维新派密谋的详细资料，将在他下次进京时带上这些材料。一方面是这一消息的威力起了作用，一方面迫于庆亲王和军机大臣刚毅的强大压力，太后下令逮捕谭嗣同等六人。康有为的同伙、新闻记者梁启超也正在搜捕之中。
光绪皇帝终于在9月24日的清晨时分重新振作了起来，并且和往常一样，重又开时阅读、批注大臣们的奏章，陪着他的姨妈一起在瀛台的便殿中工作，遇到更敏感的条陈就递给她。正式朝见的时候，他还会照从前的样子，坐到她的旁边，这一习惯持续了他的整个余生。不管有怎样煽动性的谣言在外国使馆中风传，他既没有受到身体上的虐待，也没有被收回权力。他只是被迫再一次在姨妈的监督下扮演他已经演了多年的角色而已。当然，这既令人遗憾又叫人悲伤，但似乎还算不上凶险。其间，铁帽子们一直在外边追猎异教徒。
皇上恢复工作的那一天，也就是9月24日，更多的逮捕随之而来。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前大使张荫桓的被捕，他曾经保举康有为并经常设宴款待他，另有两个涉嫌和康有为串通帮他递条陈给皇上的不那么显要的官员。士兵们逮捕张荫桓的时候，还在他的房子里翻箱倒柜，显然是在找康野狐。皇上的4位维新顾问，杨锐、林旭、谭嗣同和刘光第，也都被逮住了。当警察来的时候，杨锐还在床上，被枷走的时候还穿着内衣裤。懵然不知的林旭就在一如平日去入值的时候被逮起来了。当捉拿自己的风声传到刘光第那儿的时候，他慷慨自投。谭嗣同则根本就没打算逃走。
此时，对这四个维新顾问的指控还仅仅是和康野狐有“联络”。以这些温和的指控对他们进行的审判，开始于三天之后的9月27日。然而，到了审判开始的时候，迫于铁帽子们的极端压力，指控被上升为煽动。
铁帽子们正在兴头上，他们弯起胳臂，鼓起肌肉，享受着权力的刺激。他们已经占据了制高点，并把这视为不可浪费天赐良机。凭什么让这些激进分子轻松过关呢？给他们点厉害瞧瞧，以儆效尤，不是更好么。
这次审判是在刑部大堂进行的。仅仅一天之后，9月28日，诉讼程序被终止了。一篇来自宫里的谕旨送到了，下令将这6个囚犯立即处决。这篇谕旨是由光绪签署的。
下午4点钟，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他的朋友杨深秀，以及4个维新秘书——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被带到菜市口，斩了首。他们成了举世闻名的“戊戌六君子”。
根据康有为的说法：“观者如堵。幼博先就义，欲有所语，而左右顾盼无一人。五君子以次从容赴义。”康广仁就义时，仅着短衣。据康有为说，一个家仆找了些合适的衣服，把他的头缝在身体上，买了口棺材，将他葬在一座观音庙旁。但所有发表的这些，都是康有为的又一创作。据《北华捷报》说，没有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敢去要康广仁的尸首，它在第二天被刽子手拖走，扔到一个敞口坑里，那儿被当作是乞丐和罪犯的公墓。
康广仁曾经跟美国外科医生嘉约翰18学过三年医，在全身心地投入他哥哥的政治组织之前，很郁闷地在浙江做过一年小官吏。据康有为的一个传记作者讲，1896年，康广仁曾在香港的品芳酒楼会晤过革命党人孙逸仙，以撮合康、孙两党联手合作。从满清朝廷的观点看，孙党显然是颠覆分子，任何和他们扯到一起的人，格杀勿论。
事后，又发布了一篇谕旨，解释朝廷为什么突然处死这六个人，他们如今被贴上了造反和叛逆的标签：“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19
“恐致株累”，暗指政府中那些同情维新运动的温和派，其数字正在不断攀升。他们包括：总理衙门那些世界主义者，许多派驻国外的外交官，以及那些既有钱又有权的名士阶层的保护人。如果继续审问下去，将有许多开明士大夫可能会被点名，从而暴露在铁帽子们的火力之下。为了保护自己，他们将不得不进行反击。这样一来，将导致温和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鱼死网破，这是慈禧一直在努力避免的。被端郡王的野心刺激得群情振奋的铁帽子们，一门心思要杀人见血。端郡王直接或间接地向慈禧施加压力，要处死他抓起来的那一小撮维新分子。端郡王显然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不知道，如果留几个活口，逼着他们把其他人兜出来，他就能让他的死对头们遭受更长期的损害。慈禧和光绪则乐得顺水推舟，表面上是屈服于端郡王的压力，杀掉了六君子，事实上是延缓了一场更大的悲剧。用一条痛苦的止血带，避免了致命的大出血。
据宫廷档案记载，“有人警告，如果有任何拖延，某些麻烦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麻烦包括街头暴乱。对北京动乱的担心，倒并不是说市民们为支持维新派而聚众游行，而是牵扯到董福祥将军驻扎在北京南郊的回汉骑兵，他们将会从北京街头呼啸而过，逼迫最高当局下令处死维新派。处决六君子后的第二天，在御猎场，董福祥的人就攻击了正在郊游的英、美大使馆的人员，明明白白地警告他们：不要多管闲事。
这样看来，光绪和慈禧是为了避免这些甘肃骑兵的失控而被迫处死了那几个维新派。他们的狂暴行为，无疑会被描述为公众对姑息激进分子不满的一种自然流露。这一个礼拜的晚些时候，董福祥的人又在火车站袭击并痛殴了一帮从北京来的外国工程师和几个英国人，外交使团惊恐不安地大吼大叫，要求朝廷命令董福祥撤出北京。政府当然不愿意冒险和这位臭名昭著的不受约束的将军陷入武力对抗，于是便息事宁人地给了董福祥一大笔“犒赏”，他也顺从地将所部撤到了北京以东80英里的保定。到这时，董福祥完成了在百日维新期间为铁帽子们提供火力支援以及若不答应他们处死维新派的要求就威胁暴乱的光荣使命。他终于可以歇歇了。不过也并没有走太远，就站在舞台后面，很有耐心地等待着端郡王的信号，为下一场演出而重回北京。这一回，是要将“洋鬼子”赶尽杀绝。
张荫桓爵士由于有西方公使的干涉而保住了脑袋。窦纳乐爵士和其他公使直接为他求情，伊藤博文也参与了，他这会儿还在北京。不能更改的是：张大使的家产将全部充公，本人则流放新疆。贬谪诏书称他“居心狡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20当他们听说张荫桓将被流放的时候，《泰晤士报》的莫理循，英国公使馆的休·格罗夫纳，还有其他几个人，密谋在流放途中把他劫走，然后带到公使馆。张荫桓知道这个计划后，便让人捎口信给莫理循，说他不希望妨碍朝廷的执法。两年之后，他在流放中被杀，很显然是董福祥在端郡王的授意之下雇人干的。
另一个被逮起来的维新派，既没有砍头也没有流放，此人就是72岁的徐致靖21，他只是被囚禁在北京。他曾经以自己的名义帮康有为递呈过一些奏折。随着铁帽子们的整肃活动的继续，另有30个人被逮捕、监禁、革职、软禁、流放，他们的家人也被抓了起来。这30个人当中，有5个人并没有直接参与维新运动，而只不过是维新派的亲戚或朋友而已。人们一度担心会有200多人被逮捕，主要是维新学会的会员和鼓吹维新的报纸编辑。但是，肃清活动突然停止了。
历史学家在回顾百日维新时，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太后是个致力于邪恶的极权魔王。根据他们的定义，“新”的就是“好”的。濮兰德和巴克斯错误地声称：太后和光绪之间在维新方面一直存在着持续的冲突。“维新的问题，如今成了皇上和太后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这种冲突，在皇帝的母亲（也就是太后的妹妹）死后变得更加尖锐了，她是这两人之间的一个缓冲器。”（的确存在权力斗争，但那是和铁帽子们之间，而不是和太后之间。而且，对光绪来自童年时代的严重缺陷，他的母亲负有主要责任。）
另一些人继续声称：“简言之，在他的（维新）计划尚未展开的时候，皇帝就发现自己正陷身于和整个当权派的战争之中，……其中主要是太后。”（她一直置身事外直到最后的日子，而且事实上在那之前一直在支持他的改革。）“太后发现：由于康有为对她的政权体制的两大支柱——儒家经典和组织腐败——的攻击，她的整个世界都面临着威胁。”（这完全是胡说。）约翰·A·哈里森在他的著作《1800年以来的中国》中声称：慈禧“早在1865年，就成了中国最大的权利来源”，并且断定“事实证明，太后不仅仅憎恨维新，而且也憎恨中国。”（这样的声明荒谬可笑。）费正清则告诉我们：百日维新结束的时候，慈禧“处死了她所能抓到的每一个激进分子。”（如果说她和此事有关的话，那么关系也不是很大。）
光绪在夏天所颁布的许多维新诏令都继续有效，尤其是那些为军事、工业、贸易和发展国立学校体系提供更加有效的管理制度。被废除的改革措施是那些铁帽子们最担心的——那些试图开放现存政治体制的措施。对维新派的处理（逮捕或处死），并没有清除维新运动对中国的影响，而只是使它的鼓吹者更谨慎一些而已。
1898年11月16日的一篇上谕，清楚地表明了她本人的意愿和改革政策：
从来致治之道，首在破除成见，力戒因循。自古有治人无治法。盖立法之初，未尝不善，迨积久弊深，不得不改弦更张，以为救时之计。然或徒务虚名，不求实际，则立一法又生一弊，于国事仍无裨益。故弊去其太甚，法期于可行，必须慎始图终，实事求是，乃能有济。
深宫宵旰焦劳，勤求治理，无时不以力图自强为念。然内外臣工，大率畏难苟安，不知振作。国家所赖以宏济艰难、补救时局者，果安在耶？
即如泰西各国风俗政令，与中国虽有不同，而其兵农工商诸务，类能力致富强，确有明效。苟能择善而从，次第举办，自可日期有功。
第恐浅识之徒，妄生揣测，或疑朝廷蹈常习故，不复为久远之谋，实于励精图治之心大相刺谬。总之，兴利除弊，责在疆臣；指陈得失，责在言路。嗣后内外臣工及有言事之责者，务当各抒所见，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切实陈奏，以备采择施行，毋得徒以空言塞责，致负殷殷求治之意。22
英国公使馆中文秘书亨利·科伯恩这样评估朝廷上的情形：
我认为事情很明显，皇帝面对这样的美景（在自己手里重塑一个崭新的中国）而无法自持，他并不清楚在他的改革之路上有怎样的困难。比起他的那些维新顾问，人们更有理由原谅他，因为他没有任何外部世界的经验。我以为，他们把他移走，颇像我国（英国）的煽动者移走那些乌合之众；这些人相信：一品脱容量的壶能装下一夸脱水23的日子终于来了。皇帝对未来的想象，很少怀疑，很少私心，但也很少实践上的可行性。
科伯恩颇有见地的评估与众不同。多数权威人士断言：慈禧的再度掌权是“残忍的”，并且，他们通常声称：她“废除了”所有的改革措施。历史学家说她“折磨着可怜的光绪。”“在他的余生里，光绪一直生活在他姨妈的淫威之下。”这是严重的夸张。他一直就顺从她，这种顺从，即是出于自我本性，也是出于自我选择。他不断恶化的身体和情绪状况，使他日益依赖于他的姨妈。他不是她的囚犯。在颐和园，许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她隔壁的宫殿里，她不断为他操心，敦促亲王大臣们找更好的医生为他治病，他的慢性病越来越糟糕了。经过三年的反思，在1901年的一篇上谕中，光绪清楚地表达了他对康野狐和维新运动的真实看法：
丁戊（1897、1898两年）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有贵为等票，诱人谋逆，更藉保皇保种之妖言，为离间宫廷之计。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24
有两位在百日维新后的几个月里有机会连续贴近观察光绪的女人，她们都注意到：光绪害羞而忧郁。这是他终生的性格特点。光绪后来住在已经部分修复的颐和园的昆明湖畔，和慈禧的住处紧挨着，他的私人宫殿也和慈禧的一样雅致而豪华。在那儿，他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潜心学习，大量阅读，研习英文，学弹钢琴。他对皇后和嫔妃毫无兴趣，却很喜爱孩子。“他在宫里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也完全不理睬那些漂亮姑娘和太后身边的女人。”他极不情愿地履行自己在朝廷上的义务。每日的朝见使他烦不胜烦，一有机会就会溜出来，用无休无止的香烟抚慰自己。两位观察者都没有发现他憎恨自己的姨妈的明显迹象。“他们的关系，虽然严格恪守礼仪……但似乎还算友好。在他这边，即使他感觉到自己的政府由于1898年的政变而受到掣肘的话，他也似乎并不觉得太后对此有什么责任。”
罗伯特·赫德爵士对于这次危机的结果可以说喜忧参半：
这儿的情形转瞬间全变了……太后把皇帝逼到了后台，控制了政府。但是我担心，亲俄派（李鸿章）赢了，而皇帝的废黜也许是巴布罗福（俄国公使）对李鸿章被赶出（总理）衙门的回击。……有谣传说：皇帝已经向伊藤博文求助，而且这和太后的突然出击大有关系：这个老太太已经安静——简直太安静了——好几个礼拜，毫无疑问，所发生的这一切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是她和她的“后党”精心准备好了的。她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女人，用一场使人震惊的政变（像她曾经把他扶上皇位一样）把皇帝击倒了。
百日维新的垮台，真正的胜利者是李鸿章。他的目标有一连串：替换掉曾经鲁莽地让自己既丢脸又丢钱的皇帝；恢复太后作为政府中主要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就有希望通过她更容易地收复自己的头衔和特权；最后，将他的铁帽子死对头们置于自我毁灭的危险之中。像他从前所干的那样，李鸿章将操纵危机，使事情向尽可能糟糕的方向发展。当他被召唤去拯救大清王朝的时候，他的价钱就会陡然上涨（他一直都这样），而且，必须在他采取行动之前支付。简简单单的敲诈，在他手上就上升为一门艺术。这一切，恰好发生在1900年。
由于李鸿章对铁帽子们的幕后帮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再加上袁世凯将皇帝出卖给了他们，而杨崇伊御史又帮着把他们的意见巧妙地呈献给了太后，所以，李鸿章很快就恢复了他总督的职位。这一回，他被派到遥远的广州，在那儿，铁帽子们觉得他的威胁会小很多。当然，这回像从前一样，他们又错了。李鸿章的报复才刚刚开始，他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成。
在即将到来的几个月里，端郡王集团相信，他们如今几乎完全控制了朝廷，于是，他们就开始为那个光辉的日子做准备了：把所有洋鬼子从中国赶出去。这些准备工作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显露端倪，但所有这些都被外国公使馆误解了，只有传教士们对此有模模糊糊的领会。端郡王，一个被荣誉冲昏了头脑却毫不关心自己是怎么得到这些荣誉的家伙，正在通过恐怖手段而成为北京城的最高权威。慈禧不断犯下大错，由于显示自己的优柔寡断而深深地陷入了端郡王的圈套。许多年来她都没能正确认识他，一直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年轻一代宗室亲王中最有干劲的一位。现如今，他的活力看上去倒更像是妄想狂，他的宫廷安全部队，其举动不太像是保护者，倒更像是监狱看守。
【译注】
1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号幼博，广东南海人，康有为的幼弟。不应科举。1897年在澳门办《知新报》，后在上海办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主张改革科举以出人才。因参与维新被捕就义，为戊戌六君子之一。
2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又译伦敦差会、伦敦会，是英国一个跨教派传教机构，成立于1795年。曾派遣过许多著名的传教士（如马礼逊）来华传教，然而书中提到的李提摩太却是受英国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来华的。伦敦传道会还在上海创办过中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1843），成为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端。
3美国长老会（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美国传教会机构，创立于1704年。后来分为南长老会和北长老会。
4奥吉亚斯王的牛棚，奥吉亚斯（Augeas）是传说中的希腊国王，据说他养了3,000头牛，而且30年未曾清洗过他的牛棚。因此在西方谚语中，用“奥吉亚斯王的牛棚”来指称那些最脏的东西。
5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6同上书，第161页。
7同上。
8袁世凯：《戊戌日记》，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9同上。
10同上。
11光绪和伊藤博文的这段对话，载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1898年10月30日）《昌言报》（转译自日本《梅尔报》）。这里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三册第4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12杨深秀（1849-1898），号仪村，山西闻喜人。戊戌六君子之一。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二十三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时列强欺侮中国益甚，杨担任御史的第二天即向光绪皇帝上了《时事艰危谨贡刍议折》，提出“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存”，一时传诵。二十四年，俄国割占旅顺、大连，他上疏请联合英、日抗俄，辞甚切直，京城人士，相与传抄。变法失败后被杀。
13宋伯鲁（1853-1932），字子纯，号芝洞，又号芝田，陕西礼泉县人，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顺天乡试同考官、山东乡试副考官、山东道监察御史等职。百日维新中，曾上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开经济特科，以网络人才。变法失败后，被革职通缉，避祸上海，一度流亡日本。
14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41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15作者这里弄错了。《康南海自编年谱》对此的记载是：“是时上幽南海瀛台中，王小航（即王照）与日人谋逾南苑救上，复生（即谭嗣同）与京师侠士大刀王五亦谋救上，皆未及事。”
16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第一版第1次印刷。
17同上书，165页。
18嘉约翰，即约翰·格拉斯哥·克尔（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美国传教士、医生，1855年到广州医务传教会的眼科医院工作，在中国传教、行医多年。据梁启超《戊戌六君子传》记载，康广仁曾“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
19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43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0同上书，434页。
21徐致靖（1826-1918），字子静，江苏宜兴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转编修，历左右春坊赞善、左中允、右庶子、侍讲、侍读学士。徐致靖因与康有为结邻而居，朝夕相叙，受其影响日深。百日维新中，屡次上书陈事，呼吁新政。授礼部右侍郎。变法失败后，被捕下狱。庚子拳乱中，方始获释，“出狱待罪”，后赦免。光绪二十七年南归，客居杭州。徐致靖生平勤奋好学，为人正直，“廉静寡欲”。著有《上虞县志》、《奏议》、《仅叟诗文》若干卷，皆藏于家。
22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四册第51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23品脱（pint）和夸脱（quart）均为英制容积单位，1品脱= 0.5夸脱。
24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六册第46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第四部分 逃亡
逃亡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就在北京城的血腥报复进行之中的时候，康野狐也正在英国轮船“重庆号”的下等舱里和他的伙计们一起吃着热气腾腾的肉包子，这艘船正沿着中国海岸一路颠簸向下航行，前往上海。康野狐全然不知自己是正在通令捉拿的对象。尽管他后来自夸，他的南下之旅肩负着皇上的秘密使命，但这一点却并没有被他的行为所证实。
9月20日，他出席完最后一轮午夜告别晚会，离开北京，登上了前往天津的早班火车。作为一个自我放纵者，他为自己订了头等车厢，这天下午的早些时候就到了天津，找了家旅馆，第二天，登上重庆号蒸汽邮轮。由于太拥挤了，他没能得到好一点的铺位，只好将就着在下等舱凑合，和那些呕吐不止的伙计们挤在一起。经过三天的航行，邮轮驶过宽阔的扬子江口，进入狭窄的黄埔江，向上海港靠近。邮轮缓慢驶向吴淞口凋敝破败的市郊，人类排泄物所发出的恶臭扑面而来，正在这时，一艘快艇靠了过来。几分钟之后，《泰晤士报》驻上海记者濮兰德走到康有为的面前。濮兰德，皮肤红润黝黑，头发用薰衣草润发油抹得光溜溜的，手里拿着一张照片，他一会儿看看照片，一会儿又看看康有为，问，“这是你的照片吗？你在北京杀人了么？”
濮兰德是奉英国驻上海署理总领事白利南1之命，前来拦截康有为的。
在北京，李提摩太急匆匆地赶到了英国公使馆，近乎歇斯底里地敦促窦纳乐爵士设法营救康有为，使其免受中国人的审判。指令很快就通过电报发到了沿海各大城市的英国领事馆，指示他们密切注意康有为的行踪，争取赶在满清当局逮捕他之前将他营救出来。然而没等这些信息传到上海领事馆，白利南就已经在地方当局的鼓动下开始自作主张地采取行动了。在1898年9月26日写给窦纳乐的信中，白利南描述了当时古怪的情形：
23日早晨，我收到道台大人（也就是上海市长）给我的一封信，通知我说，他收到了要求在康有为到达上海时将他逮捕的秘密指令。与此同时，道台大人还派他的秘书向我通报：皇帝已经死了，康有为被指控给了皇上一些药，这些药后来被证明是有毒的。道台大人请求我对从天津来的所有英国船只进行搜查，并且让我指示（租界）巡捕密切监视到达上海港的不同的蒸汽船。为了便于识别，他还给了我一张康有为的照片，他又补充说，捉拿康有为的赏金是2,000块大洋。这天上午，英国轮船“埃尔多拉多”号到了，正当她进入泊靠地的时候，一艘中国官方汽艇截住了她，一位中国沿江巡捕身着（英国）制服登上了船，在舱内搜查康有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并没有我的授权，也没有以任何方式获得我的许可，对于这种非法行为，我已向道台提出了抗议。
也就在这一天（9月23日），我收到了来自道台和其他衙门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大意是：现已确知康有为将于24日乘“重庆”号轮船抵达上海。中国的密探和衙役都为那唾手可得的2,000块大洋而兴奋不已，我担心，当轮船到达时，这帮衙门（市长办公室）差役会急不可耐地冲进船舱。
事实上，重庆号停靠的码头在法租界内，这使得我要采取措施对这艘轮船实施保护就不免有些困难。经历了头一天的“埃尔多拉多”号事件，我还担心：中国当局有可能会在船只进入海港保护区之前就采取行动，所以我决定，最好的方案是在吴淞口外截住这艘轮船。我并不希望领事馆的任何官员公开牵扯到将康有为转送他船的事情中来，所以，我同意了让濮兰德先生来办理此事的提议。他的中国话说得很好，是用来完成这一任务的非常合适的人选。
24日一大早，濮兰德先生就乘坐一艘快艇去了吴淞口外几英里的地方，拦截重庆号。凭着道台大人给我的照片，查找此人应该没什么困难。此人对正在迫近的危险竟然一无所知，直到向他出示……要求逮捕他的申请，他才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
濮兰德向康有为出示了上海道台所发布的告示，上面指控他“通过给皇上服用红色药丸而把他毒死了，”并命令将他“秘密逮捕，就地正法。”濮兰德告诉他，那些维新派全给逮起来了，包括他的弟弟。康有为不禁眼泪夺眶而出。等到平静下来之后，他给了濮兰德5份密诏副本，声称是皇上给他的。濮兰德解释：是英国领事派他来的，领事先生“知道您是皇上的忠臣，根本不可能犯下这样的罪行。所以他特别指示我带来一艘军舰营救您。您必须马上跟我一起登上这艘快艇。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因为上海巡捕官马上就要来搜查这艘船。”
一直以来，人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是上海道台为了确保人们能够自动告发康有为而编造了弑君的指控，虽说那笔赏金也算是足够的激励。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是：道台也是李鸿章的人，此人是一位来自宁波的富商，他的事业生涯曾经得到李鸿章的提携，他的政府职位也是通过李鸿章的保护弄来的。他是盛宣怀2的亲信，而盛宣怀是李鸿章在上海的最重要的门生，西方人都称他为“电报盛”，因为他是皇家电报电话网的头儿，那是李鸿章创设的一家私人公司。电报盛是西方新闻记者的一个主要消息来源，专门提供关于北京事件的虚假而骇人的故事。通过散布皇帝已被毒死的消息，道台大人和电报盛为上海、香港及整个外部世界贡献了这样一种流传甚广的观念：满清政府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这正是李鸿章在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推销的一种观念，目的就是要创造出这样一种危机气氛，让他的对头们惊慌失措，而他自己也就有可能被重新召起，再度出山。
由于没有来自北京的可靠消息，发自上海的报道就被传播到世界各地：光绪皇帝被满洲亲王所发动的一场政变推翻了。各地报纸争相发表一些疯狂的报道，包括《纽约时报》上一个愚蠢可笑的错误，说的是：慈禧太后和前总督李鸿章已于9月22日早晨结婚了，并且坐火车逃到了天津，为了防止追击，还炸毁了身后的铁轨。
这些恶意煽动的报道，大部分都是由上海的蚊蝇小报首先发表的，或者是在外滩沿岸颇受欢迎的长廊酒吧（或西方人常去喝酒的其他场所）的闲谈中散布的。外滩是一处维多利亚风格的河畔散步场所，人流如织、干净整洁，那儿标识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仅仅只有几十年，上海就从一个东倒西歪、住着海盗和养猪农户的海边渔村，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都市，扼守着长江入海口，控制着沿江的所有贸易，由此上溯一千英里，直至寂静而神秘的中国内陆。如今，白色的殖民建筑沿着外滩一字排开，那都是一些主要贸易商行的总部，像怡和洋行、旗昌洋行和宝顺洋行。在这里，那些来自爱丁宝或波士顿的精明商人与波斯人和西班牙犹太人竞相抬价，醉生梦死，夜夜笙歌，常常到“青帮”开的大妓院里带走那些小脚妓女。他们的罪恶所遗留的残渣琐屑堆积在大街上，然后又被雨水冲进（或被苦力扫进）河里，在那儿（如果你一不留神离得太近去观察的话），你每天早晨都能从中辨认出死婴的臂和腿与一大群野狗和巨大的狸鼠纠结在一起，涨潮的时候，远处漂浮着腐烂的水果和墨迹斑斑的账单。在挤挤嚷嚷的水边码头区那些轮船、快帆船和破旧的舢板中间，有5艘废弃的断桅货船盖着波纹形的铁皮屋顶，里面是那些大商行的鸦片储藏。如今，外滩已经铺了路面，河岸边阔叶枫树排列成行，树荫下三色堇含苞绽放，远处安静的街道上，精瘦结实的黄包车夫一路小跑着超过身穿浆硬的卡其布短裤、头戴穆斯林头巾的印度巡捕。不管城市发展到多大，有些事情绝对不会改变，从江对岸被称作“浦东”的那些糟糕透顶的贫民窟，到亘古常在、令人掩鼻的发酵猪粪的臭气，这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提示，叫人想起大上海在骨子里总归还是一个养猪农民的小镇。
那些由李鸿章的代理人所原创的、关于皇帝的种种煽动性流言，因为一份发自北京的电报而被传得更凶了。电报是康有为的追随者梁启超发来的，向他在上海的支持者们通报：他还活着，而且活得还不错，并断然声称：皇帝被杀了。英国总领事白利南相信了这个传言，并将谋杀的消息电告了索尔兹伯里勋爵。第二天，这个故事就被刊登在上海的《北华捷报》上，这增加了这个消息在白人中的可信度，他们当中大多数人都像这家报纸一样，毫不掩饰地憎恶中国的所有事情。
打从这一刻起（正如李鸿章所精明预见的那样），这个故事就有了自己的生命。
《纽约时报》排出了这样一条悲伤的大字标题：中国皇帝被杀——可能遭受过拷打——有人认为是被阴谋家毒死的。伴随着这个故事的，是这样的说法：虽然皇帝的死已经被“证实”，但对于“致其死命”的手段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某一个版本中，他是被折磨死的，“他遭受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拷打，一块烧红的烙铁刺穿了他的肠子。”满洲人的材料来源（李鸿章在上海的代理人所掌握的）也“证实”：皇上是被几粒小小的红色药丸毒死的，那是维新派给他的，而维新派则反驳说：小小的红色药丸是紫禁城里的某人给皇上的。
没有人把光绪的死讯报告给他本人。不过，等到康有为抵达上海并被那个容易上当的濮兰德截住的时候，一种对康野狐和“已故”的可怜皇上的巨大同情的氛围，已经在西方人中间弥漫开来。
白利南在给窦纳乐的信中说：濮兰德没有浪费时间。
只花了几分钟，（康有为）就离开邮轮，登上了快艇，接着他就（被濮兰德）转移到了半岛及东方轮船公司的“巴拉瑞号”上，当时这艘轮船正停泊在吴淞口外。皇家（军舰）“鄂司克号”作为一种防范措施，也已经被派到吴淞口，而那些在重庆号上的人断然肯定：康有为正在寻求英国炮艇的庇护，因此，当重庆号抵达上海时，一直在此关注着康有为的那些密探和官员们得到报告：康有为已经在鄂司克号的甲板上了。是夜，以及此后几天，我收到了很多来自官方的关于（康有为的）下落的质询，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似乎觉察到了：这位流亡者已经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庇护所……
在巴拉瑞号逗留吴淞口期间，我多少有些担心，唯恐某些中国雇员，在一笔巨额赏金的激励下，可能会试图取康有为的性命，所幸的是巴拉瑞号的菲尔德船长所做的防范十分完备，一位全副武装的哨兵日日夜夜守候在他的船舱门外。
对于这位脸蛋圆圆的自我拔高者来说，这样的待遇，规格确实是够高的了。他鲁莽轻率的行为使铁帽子们受到了如此大的刺激，给维新派带来了这样的厄运，叫认真的年轻皇帝蒙受了这样的羞辱，也让维新运动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
在巴拉瑞号还泊在吴淞口的时候，英国领事班德瑞拜访了康有为，满心希望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但他后来正告英国外交部：康有为对北京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只知道一个劲地谎称自己很有来头。他说，康有为对朝廷的运作方式只有一点点很浅薄的了解，“反复强调自己在政治投机方面有很广泛的阅读。”这在西方人所作的观察中，是为数不多的正确认识之一，但却不被人们注意，他们几乎全都狂烈地拔高康有为、谴责“后党”。
虽然班德瑞已经敏锐地洞察到了：康有为纯粹是个江湖骗子，但这并没能阻止濮兰德肆意利用康有为那些满世界散布的、由谣言和虚构混合而成的所谓新闻，不过这些倒是和濮兰德的种族主义及政治偏见严丝合缝、浑然天成。他把康有为告诉他的那些东西拿过来，再混合进他自己极端错误的的假想，然后将下面这样的新闻电讯发给了《泰晤士报》：
他告诉我，他是遵从皇上的一封密谕才离开北京的，密谕中，皇上对他所处的危险提出了警告。他进一步声称，最近发生的事件完全应归咎于满洲集团所采取的行动，这一集团是由太后和荣禄所领导的，包括所有的高级满族官员，这些人被皇上的亲于维新派所激怒了，决定让太后恢复听政。“后党”里的那些人，是凭着与俄国之间的这样一种默契才被绑到了一起，那就是：俄国考虑到对自身利益的支持，会承诺保护满洲里作为大清王朝的根基以及满洲人在中国的统治……眼下的这场运动完全是满洲人发动的……如今，李鸿章对荣禄的影响已经无足轻重，并且很可能趋向于逐步减少。
这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很愿意洗耳恭听的那种东西，在19世纪的一多半时间里，他们都在为俄国的领土扩张而焦虑不安。但濮兰德照例混淆了他笔下的那些演员，相信慈禧、荣禄和铁帽子们也会玩那些只有李鸿章才玩得转的魔术戏法。
濮兰德继续写道：“康有为极力主张：英国应该借机出面干涉，恢复皇上的权位。……他还评论道：除非给此次政变的受害者提供保护，否则从今往后，要想让本土官员维护大英帝国德利益，将是不可能的。”
9月27日，康有为乘坐的轮船在鄂司克号军舰的陪伴下，起锚前往香港。康有为此次航程的旅伴中，有一位是英国驻华使馆的亨利·科伯恩，他取道香港回英国。在从上海到香港的途中，他长时间地会晤过康有为，像白利南总领事一样，对康野狐或者他对朝廷的看法，也没留下什么好的印象。他断定：作为一个信息来源，康有为毫无价值，唯一值得给他的东西，就是奚落。不幸的是，科伯恩的观点被英国外交部扣下了。关于慈禧和他的太监总管李莲英，科伯恩向窦纳乐挖苦地报告道：康有为抛出了隐晦模糊而又遮遮掩掩的线索：“这个姓李的人和太后之间，有着比让离婚法院认为满意的那种关系更为亲密的关系。”
在慈禧恢复听政的最初两个星期里，全世界的新闻媒体接二连三地发布皇帝之死的消息。有些报纸甚至说，10月1日恭亲王的一位孙子继承了皇位。《纽约时报》则将一大堆赞美之词堆到这个被称作“滢贝勒”3的年轻人的头上，说他“漂亮、聪明……明显亲善洋人。”报纸上说，见过这位滢贝勒的英国人“断言：他将不会像他的前任那样也是个傀儡。”
对于光绪皇帝来说，“傀儡”似乎并不是一个十分客气的墓志铭。而那位满怀希望的改革家，最近倒是成了外交官和新闻记者的宠儿。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9月29日早晨，康有为乘坐的巴拉瑞号抵达香港，殖民地华人阔买办何东4（也就是后来的罗伯特·何东爵士）前来迎候，陪同他一起来的有殖民地行政官、少将威尔逊·布莱克爵士以及警长梅含理爵士5，全都眼巴巴地就等着瞧一瞧这个怪人。
多亏了英国人的先见之明，康有为的妻子、小妾和女儿都一直生活在南方，所以，他们全都能够顺利地逃到澳门，再从那儿去香港，他的母亲被秘密地直接带到了香港，而他弟弟的未亡人和女儿则在三天之后抵达。这的确有些异乎寻常，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印象：英国人对此事的介入，比此前公认的要深得多。当官府发现康有为一家全都逃之夭夭后，便把他们所有的财产全都藉没了。康野狐抱怨：就连那些疏远的亲戚也被连累，“时风声传播，奸人生心，亲戚多被掳挟者。”6
即便是当下的英雄，也会成为烫手的山芋。作为一个华人，康有为给英国政府制造了一个颇为尴尬的难题。总不能想象，可以把他冷藏在政府大楼或他自己的家里吧，这也就是为什么富商何东被牵扯进来的缘故。何老板慷慨地安排康有为搬到他的公馆，还给了他们几千块大洋的零花钱。另一些有钱的华人对这笔资金也有贡献。康有为的“戏剧性逃亡”，以及他和“遇害”的皇上之间那种想当然的友谊，让他一夜成名。他受到了“皇家殖民地”的最有实力的华人大亨的隆重招待。
尽管英国人对他是如此的慷慨大方、热情周到，对他的每一个家庭细节都关怀备至，但康有为还是急切地盼望开路，继续流亡。他将日本人视为自己真正的同盟者。他已经和日本驻上海的领事官接触过，领事官电告东京，说康有为希望定居日本。到了10月9日，他收到了独腿外相大隈重信7的正式邀请，并确保中国驻东京的外交机构不会找他的麻烦。
好家伙，他所到之处都受到西方人的欢呼喝彩，他们将他视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康有为对他的英国东道主的报答，就是让自己任由新闻记者摆布。他把自己的首次长时间的单独会见给了《华字日报》。他的保护人兼东道主何东，仅仅被视为“一位知名的买办”，担任英文翻译。康有为解释说：得到自己的兄弟被杀的消息和皇上被害的谣传，他感到非常难过。在清理了一会儿喉咙之后，康有为“感谢英国人民为他提供的这些保护，也感谢他们对中国政治和社会进步以及皇帝的解放所给予的关注。”然后，他就发起了对慈禧的恶毒攻击：
自从皇帝开始表现出对国家事务的兴趣以来，太后就一直阴谋废黜他。她经常和他一起玩牌，还让他喝烈性酒，为的是阻止他参与国事。最近两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皇上实际上成了一个装饰品，这是违背其本意的。
你们都知道，太后没受过教育，她非常保守，又完全不愿意给予皇帝任何管理国事的实权。在1887年，朝廷决定拨出3,000万两白银，用于创建一支水师……太后却将余下的钱用来修（颐和园）……
她从来没怎么见过外面的人——只有少数几个能接近她的宫廷太监和国家大臣。
为了显得自己是个熟悉内情的权威，康有为开始转向性方面的含沙射影。“宫里有个假太监，比任何大臣都更有权。这个假太监的名字叫李莲英。是直隶本地人。如果不预先向他行贿，任何事情也休想办成。所有总督都是通过向这个人行贿才得到他们的职位的，他因此而富甲天下。李鸿章也没法跟他比。”（这到暗示了一个事实：在北京，任何一个比李鸿章总督更加富有的人都是荒谬可笑的，不过，康有为的听众根本没有条件去核实他的信口雌黄。）
为了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威，康有为声称：他亲自见过慈禧。“她中等身高，举止威严，多少有点鲁莽急躁。暗黄色的皮肤，长长的杏眼，高高的鼻子，看上去还算聪明，有一双表情丰富的眼睛。”没有证据表明康有为曾经见过太后，哪怕是一次朝会。就连罗伯特·赫德爵士也从未见过她。光绪在紫禁城里短暂地召见康有为的那会儿，太后还在颐和园呢。
对于这第一次重要会见的回应，让康有为甚觉高兴，他分别给北京的西方公使写信，力劝他们解救皇上。在他写给爱德温·康格和窦纳乐爵士的内容大同小异的信中，康有为把慈禧称作“伪太后”、“淫荡、堕落的宫妃”、“篡国杀人的窃贼”、“放荡、贪婪的老妇”以及“黎民百姓的灾祸”。这是头一回有人发表这样恶毒的诽谤，在慈禧的一生中，在满清王朝的历史上，它标识着一个戏剧性的转折点。从1898年开始，事实将被抹黑宣传所取代。为了不断给自己的话题加温，康有为开列了许多关于慈禧生活的诽谤性的材料，这些都是根据他从名士们的酒会上听来的闲言碎语自由改编的。“伪太后有个私生子，名叫钦明，她本意是要叫他登上龙位的……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淫荡、虚伪、残暴、恶毒之人，一个废君篡位的窃贼呢？”（到此时为止，慈禧本人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已经有37年了，而且，她既没有废黜光绪，也没有篡夺皇位。）
康有为提醒外国公使们：“伪太后守旧、无知、暴虐、放荡。她毒死了我们的太后（慈安），也就是咸丰皇帝的正宫，还有我们的同治皇后（阿鲁特），结果，同治皇帝也悲愤而死。”（慈安之死发生在17年前，有充足的时间让种种关于下毒的谣言得到充分的传播，但记录在案的指控这还是头一回。康有为还歪曲了阿鲁特之死，声称同治皇帝是在他妻子被毒死后悲愤而死的，而事实上他却死于阿鲁特之前。很明显，他对慈禧当时也曾中毒的事情一无所知。）
“如今，”他继续写道，“她串通了那么一两位奸臣，幽禁了我们的皇上，密谋篡夺他的皇位，却谎称她这是在‘训政’。……我国所有有识之士，都被这个爱管闲事的宫妃将要软禁皇上的消息所激怒了……她挪用善款的收入在天津建造了一座宫殿，以放纵自己的淫欲。她对国家的凋敝、民生的困苦毫无同情之心。”
第四部分 逃亡
逃亡(3)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这全是胡说八道，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十分有限，也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即使是那些长期居住在北京的西方人，对于朝廷的内部运作，对于紫禁城的真实生活，对于大清王朝真正的历史，对于自1861年两宫皇太后听政以来大清王朝到底是在上升还是在衰落，也同样一无所知。甚至在各国公使馆里，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宫里原来有两位皇太后。
康有为在香港的时候去看过宫崎滔天8，此人自18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从财政上支持孙逸仙博士，是天佑侠团名义上的负责人。康有为也知道宫崎跟这个黑社会组织的关系，但并没有领会到他真正的死对头是端郡王。康有为请求他帮忙除掉慈禧。他告诉宫崎“太后是中国维新的唯一障碍，并表示希望能雇几个日本浪人来除掉他。”而宫崎觉得，这是康有为某个热心的年轻追随者所应该操心的事，不关日本人什么事。第二天，一个被康有为挑选来承担暗杀任务的、紧张兮兮的年轻人，找到宫崎寻求帮助，并作了一个眼泪汪汪的告别。
在接下来的8年多时间里，康有为策划了一系列针对太后的暗杀阴谋。他的一位被派到北京刺杀太后的朋友，最后完全陶醉在美酒和花姑娘之中，以至于那笔用来完成使命的预算被他挥霍一光。另一位刺客则被抓起来处死了。无论是太后还是皇帝，都不曾饶恕他的诽谤和暗杀密谋。光绪皇帝，非但没有在满洲地牢里饱受折磨，反而发布了一系列声讨康有为的谕旨，这些谕旨自己会说话。
罗伯特·赫德爵士写道：“老太后对康有为的事大为光火——这倒没什么可惊讶的，值得惊讶的是他在香港所接受的采访以及他所说的那些话竟然被发表，并在国际上造成了损害。”
窦纳乐爵士和北京的其他欧洲公使深受他们所说的“上海传闻”的影响，这一传闻说的是：皇帝真的可能成了一个囚犯，甚或正在遭受肉体的折磨。因为急着要让自己宽心，使馆方面便充分利用了光绪9月25日所发布的一篇上谕。这篇上谕说，他长期以来健康状况不佳，已经对太医们的治疗丧失了信心：“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着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勿稍延缓。”9使馆方面于是设想他还活着，全都竭力鼓动中国政府让洋医生来给光绪看病。其意图倒也清楚得很：只有通过这样的医学检查，才能澄清谣言汹汹的恶浊空气，恢复大英帝国和国际社会对满清政权的信心。作为一名有执业资格的医生，莫理循千方百计要让这份差事派到自己的头上，那将是一条无与伦比的独家新闻。他声称自己是眼下在北京的资深医学博士，但窦纳乐爵士拒绝他的请求，说莫理循不适合担当此任，因为他是《泰晤士报》的记者。另一位私人医生柯万博士也被拒绝了，因为他是康有为和李提摩太的朋友。窦纳乐爵士最后决定让法国公使馆的医生多德福上场，因为他是眼下属于外交使团的唯一一名医学人员（英国使馆的医生正在休假）。
1898年10月18日，多德福医生在庆亲王和一位来自意大利使馆的翻译的陪同下，看视了光绪皇帝。如果太后真的很仇外，如果她真的憎恨自己的侄子并巴不得他死掉，如果她真的是康野狐所描述的全能恶魔，那么，她决不会同意让一个洋鬼子来进行这样一次有可能透露内情的体检。事实上，她始终在场，对这次医学检查坦诚以待，因此接下来的一切也就更直观地说明了皇帝和她之间的公开关系。首先，多德福医生发现光绪确实还活着，而且也并不是一个囚犯，既没有受到折磨，也没有中过毒。多德福断定：从身体上看，皇帝显然承受着布赖特氏肾病的折磨，并且承受着这一疾病所带来的并发性影响。从精神上来说，他思维混乱，但是，将他的神经紊乱归咎于太后或是别的任何人，或者仅仅归咎于遗传，归咎于他母亲的虐待，归咎于紫禁城的特殊教育，都不过是一种想当然的臆测。
多德福医生用法语写的医学报告，被送到了所有的公使馆，并由他们转寄给了本国政府。尽管报告很秘密，但正是由于这份观察材料的私密性，其主要内容很快就被泄漏给了公众，并且成了中国、欧洲和美国那些灾难性的流言蜚语的灵感来源，不断摧毁光绪皇帝那所剩无几的支离破碎的形象。这份报告特别生动细致而又袒露无遗：
乍一看，他的状态很是虚弱，瘦得吓人，情绪低落，脸色苍白。食欲尚佳，但消化能力却不太好。……呕吐非常频繁。……在得到陛下欣然同意之后，我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肺部，并没有显示出身体良好的迹象。循环系统也问题多多。脉搏弱而快，头痛，感觉到胸部闷热，耳鸣，头晕目眩，行走蹒跚，给人的感觉好像缺了条腿似的。除了这些症状之外，另外还有：畏寒怕冷，双腿、膝盖和手指头都感觉麻木，身体发痒，有轻微的听力障碍，视力衰退，肾部疼痛。但是，比起这一切，更为严重的是小便器官的疾患……皇上小便很频繁，但每次只有一点点，而24小时内的总量却比正常的要少。皇上着重说到了他的遗精，这通常发生在夜里，而且总是有快感随之而发生。这些夜间发生的喷射，多由日间自发勃起功能的减弱所致。在综合考虑这些不同的症状之后，我可以确信：这一疾病应归因于肾脏损伤，这在欧洲被称为“肾炎”或“慢性肾炎”。这种病，皆因血液在经过肾脏时会产生对有机组织有害的沉积物。当肾脏因为器官受损而不能通过尿液排出这些沉积物的时候，同样的沉积物就会被血液带到不同的器官，逐渐堆积并导致疾病，就像前面所描述的症状。有必要采用一种食物疗法，这样的食物要能减轻肾脏的工作负担。……最好的食物疗法是：只食用乳类食品，摒弃其他的食物。牛奶或人奶均可，每天3-4升，其中再溶入50克乳糖。这样的食物疗法要持续几个月。至于药物治疗，洋地黄粉末颇有实效。肾脏的疼痛，则可以通过按摩和拔火罐来镇痛。……至于遗精，则显示了身体总体上的衰弱，尤其是下腹肌肉的衰弱。……这些，就是本人的粗陋之见，恭逞陛下圣裁，并衷心希望能为圣躬稍舒病痛。
光绪能够在慈禧面前开诚布公地谈论这些话题，的确令人惊讶，同时也将平息任何这样的观念：他们之间存在一堵憎恨和猜疑的高墙。这份报告以多德福医生的判断作出结论，“目前没什么危险。”当然，他指的是医学上的危险。
多德福觉得，最大的麻烦是：皇上的病使得性交完全不可能，皇上没有性生活，皇位的继承人也就没有着落。即使在工作日，当他处于情绪的压力之下时，光绪也承受了遗精之苦，这是他的肾病和神经紧张所带来的后果的一个方面。他没法和他的皇后或嫔妃做爱，即使他被她们所吸引也不行，何况他并非如此。出于尊严方面的考虑，他不能把自己跟任何女人置于这样一种境地。他将一直无儿无女，但皇后和嫔妃的存在时时刻刻提醒着他的性无能。对这样一些缺陷的清醒认识，并没有阻止光绪显示他真正的性格力量：将翁同龢从军机处革职并发动百日维新。要是他没有陷身于如此可怕的身体和情绪上的劣势，他也许就已经战胜了铁帽子们，并给中国带来戏剧性的变革。
多德福医生没有表达对光绪精神状态的看法。另一位西方医生在后来回顾皇上的症状时，给出了这样的总结：光绪的情状应该是神经衰弱，由于肾脏的机能失常而进一步恶化，对此，韦伯斯特解释为“一种情绪和精神的紊乱，表现为人际交往能力的削弱，同时也常常表现为疲乏、沮丧、感觉迟钝、头痛、对感官刺激的极度敏感（如光线和声音）以及身心失调（如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失调）。”所有这些症状，从光绪孩提时代起就一直伴随着他，这也就足以解释铁帽子们为什么能够在他头上占上风。
所以，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是完全可能的。且不管他作为一个备受虐待的孩子（这导致了他的口吃）其最初的精神状况如何，他后来在紫禁城的抚育成长，以及处于翁师傅持续不断的唠里唠叨和吹毛求疵之下，加之太监当中的一些人对这孩子充满敌意的刺激，这一切，无疑使情况变得更糟了。正是翁师傅，让这孩子对他的姨妈卑躬屈膝、委曲求全。等到他长大成人才发现：关于他作为皇帝的职责，人们所告诉他的一切只是说谎，事实上他不过是那些反动亲王的谄媚者和那些躲在皇座后面集体掌权的官吏们的一块橡皮图章。
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0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患有血友病，这一事实被当作国家机密而严格保守。而光绪皇帝精神和身体糟糕的健康状况却由于外国使团的疏忽大意或不屑一顾，而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多德福医生的报告所造成的喧嚣混乱，与1898年秋天举行的一系列秘密御前会议密切相关，会上，铁帽子们迫切要求秘密指定一位皇位继承人。铁帽子们如今占了上风，通过对维新派的血腥镇压，已经吓得温和派不敢开口，所以他们认为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此正其时。
罗伯特·赫德爵士了解到“有6个年轻人在宫里接受考察，据说在月底之前，他们当中将有一位要成为皇帝。”王爷们之间为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而展开的竞争，进行得非常激烈，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和1875年的继承危机不同，这一次的候选人，全部从下一代、也就是“溥”字辈的小王子们当中产生。溥伦被排除在外，理由是他的血统以及他父亲在1860年是八大臣的死党，1875年他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被排除的。许多其他的孩子也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一匹黑马候选人被提出来了，他就是庆亲王的儿子，但是因为他不属于皇室直系血脉，因而并不具备资格。不可避免地，选择落到了端郡王的儿子溥 头上。虽然溥 的当选据推测是“秘密的，”莫理循还是听到过这样的谣传：这一选择早在10月12日（六君子就戮的两周之后）就已经做出了。
有很好的理由对溥 的当选暂时秘而不宣。外国使馆和外部世界必定会将这一消息当作一场取代光绪的阴谋的证据而公告周知，甚至会产生更多的外交对抗。虽然溥 的当选被严格保密，但朝廷内部对此还是心知肚明，这导致端郡王对皇座背后的权力有了更多的掌控。
这年秋天，铁帽子们又从太后那里争取到了另一些特权。据1898年10月31日的《北华捷报》报道，太后给了端郡王和他的哥哥惇亲王载湉尚方宝剑，这给了他们斩首的权力，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也不管他的品衔和职位。这是一种古老的特权，在古代有很深的根基，它使得拥有尚方宝剑的人成为皇座的首席护卫，但一旦落在一双错误的手里面，它也会导致端郡王成为一个首席法官和首席屠夫。对于像端郡王这样的人来说，这个权利就意味着：砍掉任何对头的脑袋是正当的。一个更为不祥的信号并没有被发出，而且莫理循和外国使馆也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太后的身上，将她视为灾根祸首。
自热河政变以来（已经差不多过去40年了），权力第一次开始集中到朝廷上最好斗、最沙文主义、心胸最狭窄的人的手中。虽然政府中依然有许多与铁帽子们意见相左的温和派，但要冒犯王爷的尚方宝剑，实在有巨大的人身风险。北京城里到处都是端郡王的人，探头探脑，通风报信。
第四部分 逃亡
逃亡(4)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奇怪的是，外国侨民对端郡王几乎一无所知。百日维新期间，如果他们能一直给予关注的话，就会看到：端郡王和他的兄弟们对维新表现出了激烈的反对。一直有关于他密谋暗杀或废黜皇帝的各种传言。如果仅仅将他看作一个渴望复仇、被个人野心所毁、为自己觊觎权力、为儿子觊觎皇位的疯子，将是一个错误。端郡王似乎曾经是个真正的爱国者，尽管是个极端热狂的爱国者，但他的真诚从来都毋庸置疑。一位荷马式的英雄所具备的一切素质，他全都具备，包括致命的缺陷。他是同类当中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锐意进取，气宇轩昂，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父亲惇亲王奕誴同样也是个仪表堂堂的家伙，但喝酒的时候却很危险。在他们自己看来，铁帽子们所要采用的首要策略，就是通过驱逐外国侵略者来恢复满洲人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洋鬼子给大清帝国带来的，除了耻辱，没有别的东西。
使端郡王和铁帽子们变得十分危险（无论对别人还是对他们自己）的缺陷，就是他们有意回避现实，他们无条件地拒绝去亲自认识了解洋人、洋观念、洋枪洋炮洋军队——始终保持愚蠢的傲慢，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军队将会宁愿战死也不逃跑，中国人将会站起来，齐心协力地把洋人和他们的军队丢到海里去。他们不承认：时代的发展已经将他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世界已经改变，他们的敌人有更先进的武器，游戏的规则也已经改变。他们拒绝关注并思考这些变化，到头来，他们的行为将会以灾难收场。他们仍然相信法术，而法术将会让他们栽跟头。
虽然慈禧对于外国人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经验，但她决定：通过邀请外交使团的夫人们喝茶的方式，来开展自己的公关活动，这可是一桩史无前例的事件。没人会指望在茶会上能见到皇上。看到光绪还活着，而且还相当不错，外国使馆也许能就此打消顾虑。夫人们也会观察到，太后和她的侄子之间除了慈爱，似乎也没什么别的事情。皇室的友好表示，赢得了外国人普遍的好感。这也是有史以来外国女人第一次见到慈禧。6个月之前，也就是1898年5月中旬，慈禧接见了普鲁士的海因里希亲王，那是一次和光绪一起举行的外交会见，这一次她并没有躲在纱帘的背后，那也是她第一次被一个外国男人看到。当时，德国舰队的巡回访问到达中国站，而海因里希亲王就是这支舰队的司令官，他是德国皇帝的弟弟，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这一身份对慈禧很有吸引力，这也许可以解释她为什么会打破惯例，直接会见他。翁同龢对这样的违礼之举很不以为然，强烈抗议她与洋鬼子的这次会晤。虽然如此，她还是决定要满足自己对西方人的好奇心，哪怕是以这种很有限的方式。对于任何一个高层中国女性（尤其是太后）来说，这都是革命性的一步。在这样的事情上，她从不会轻易改变立场。9年之前，她就因授给罗伯特·赫德官品从而在朝廷里制造了一场大的轰动。下一步她要采取的行动，不过是她已经多次采用过的。在这样一些经历的鼓励之下，她准备再一次打破惯例。
对于一个满洲太后而言，招待外国夫人真是闻所未闻，所以，为了举办这次茶会，她不得不面对军机大臣们的反对。茶会被安排在1898年12月13日举行，地点就在北海，那是紫禁城旁边西苑内的一处地方。美国公使爱德温·康格多少有些疑虑，他这会儿差点没被康野狐写来的信给淹没了，康野狐在信中将慈禧描述为一个诡计多端、双手沾满鲜血的女杀手，不过康格说他希望“从此以后，或许有些好的结果”。他告诉美国国务院：“一旦中国的老百姓普遍知道了这次是太后主动接见并招待外国人的话，他们（对外国人）的憎恶或许会有所减少。”康格夫人的男仆则兴奋不已。
来自两边的困惑颇使罗伯特·赫德感到懊恼：“首先，她们在陛下希望她们出现的这一天还没有准备好——约定的这一天到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她们还没有就翻译的事情达成一致，除了窦纳乐夫人，每个人都希望用自己的翻译——接着，另一个麻烦又出现了，秘书们的妻子和公使们的女儿都声称自己也是外交使团的一员，理应受到接待。”最后，正式茶会的参加者只包括英、俄、德、法、荷、美、日等几个国家公使的夫人。
窦纳乐夫人同样也很失望：
太后非常好奇地想接见我们，但她的军机大臣们却强烈反对这样一种新奇而亲洋的举动，千方百计要阻止我们的会见，要多勉强有多勉强地慢慢做出让步，最后才同意我们各自的丈夫所做出的约定：我们将受到接见，但要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表现出尊敬。约定中某些坚决要求我们女士们必须做到的条款，即使是对我们的丈夫来说，也未免太苛刻了。在一次会见中，庆亲王笑着（对窦纳乐爵士）说，洋太太们似乎差不多和中国人一样难对付。谈判持续了大约6个礼拜，但在所有本质问题上我们都立场坚定，决不让步，最后证明：女人的好奇心比男人的阻力更强大。……四名欧洲翻译和两名中国人……陪同我们去宫里。
在这个寒冷的早晨，10点钟的时候，一支由总理衙门派来的骑兵护卫队来到每一家公使馆，陪伴夫人们去英国公使馆，因为窦纳乐夫人的年纪最长。每位夫人乘一辆轿子，有五名轿夫和两名骑在马上的侍从（或称“马夫”）。当她们到达西苑的第一道宫门时，夫人们就必须留下他们的轿子、轿夫、侍从和卫队，她们被带到园内，登上一辆很考究的轨道马车，那是法国赠送给中国的。窦纳乐夫人注意到这辆车“布置得富丽堂皇，悬挂着镜子，但经年的日晒已经对那些丝绸帐幔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座垫也已经陈旧破败。”康格夫人这样描述整个事件：“我们进了这辆车，身着黑衣的太监们连推带拉，把它弄到了另一个停靠点，在那儿，许多官员接待了我们，还备了茶。……休息了一会儿，呷了几口茶，之后，我们被几个高级官员护送到金銮殿。我们在门口脱下了厚重的外衣，被引领到皇帝和太后所在的地方。”
走在队列最前面的窦纳乐夫人发现：太后正在等候她们的那间屋子并不大，“除了一些精美的木雕和几面镜子之外，并没有什么家具。一条样子难看的欧洲老古董地毯铺在石板地面上，数不清的玻璃枝形吊灯和中国灯笼从屋顶上悬挂下来。”更加有趣的是屋子里的人：“里面挤满了衣着俗丽、浓墨重彩的宫女，粉红和明黄是最主要的色彩，她们的脸颊和双唇与她们的裙子争奇斗艳。许多官员也在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我都喜欢，对于所有宫女来说，我们是首要感兴趣的对象。这些宫女们此前从未这样近距离地看见过她们的外国姐妹，而且，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根本就从没见过我们。”
慈禧高坐在一个长而窄的台子后面，台子上摆着水果和鲜花，“正带着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我们进来，”窦纳乐夫人这样记录：
而我们也一样充满兴趣地打量这位令人敬畏的女士、这位被人们赞誉为有着钢铁意志和不屈性格的女人。虽然年过60，但她看上去依然很年轻，墨玉般的头发，和善的黑眼睛。平静的时候，她的表情很严厉，但当她微笑时，脸上的表情就生动明快起来，所有严肃的痕迹全都消失不见了。她的脸不是那种普通的汉人或满人类型，在世界上另外的地方她可能被误认为是个意大利乡下人。她个子不高，身材纤小……她的手和脚都很小，但形状很好看，从我们的观点看，最大的缺陷是那两个镀金的护指。……在太后端坐其后的桌子的前面，一张小一点的桌子放置在一侧，皇帝坐在那儿。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发现皇帝也参加会见真是个令人愉快的意外，因为这之前我们被告知，只有太后接见我们。皇帝是个眼神忧郁、外表文弱的年轻人，从脸上很难看出他的性格，在接见我们的这段时间，他几乎没有抬起过他的眼睛。
这是皇帝第一次在外国女人面前露面，所以她们几乎是入迷地盯着他看，这弄得他非常不自在。这之前，她们不断从各自的丈夫那儿或是从使馆人员的闲谈中了解到关于他身体状况的每一个细节。这也是光绪平生头一回这样近距离地看到外国女人。在东方人的眼里，使馆的女士们所呈现的实在是一幅可怕的景象。除了日本公使的夫人穿着漂亮的绣花和服与宽腰带，别的女士全都穿着在她们各自的国家和时代看来最具品位的服装——亦即“巴黎美艳年代”、“维多利亚时代”、“快乐九十年代”，以及诸如此类——每个人都打扮得像一个蒂凡尼灯罩，束胸扣得紧紧的，帽子就像厨师色拉上插着鸵鸟羽毛。她们看上去活像一大群身着全套盛装的神话歌剧中的女主角，正准备高歌一曲威尔第或普契尼的咏叹调呢。在缺乏热度的皇宫里，她们全都被冻住了。毫无疑问，最引人注目的还是漂亮的艾塞尔·窦纳乐夫人，她是一位高个、优雅的女人，40岁刚过，她的金色卷发和娴静端庄，大大柔化了这群人留给人们的糟糕印象（她们的样子仿佛是出席一场国葬）。
莎拉·康格是一位冷峻严肃的基督科学教派信徒，一身黑色的装束，事后回忆她们如何“按照等级（在北京呆的时间的长短）列队站立并行鞠躬礼。我们的翻译首先把每位女士介绍给庆亲王，然后他再依次将我们介绍给陛下。”随后，窦纳乐夫人代表女士们用英语宣读了一份简短的致辞：“我们很高兴陛下迈出这样的第一步，能亲自认识和了解外国女士。我们冒昧地表达这样的希望：希望您高贵的榜样能够被中国女士们所效法，也希望东西方人民能继续将彼此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太后通过庆亲王致了答辞。听着太后的说话，窦纳乐夫人认定：慈禧“声音刺耳，听上去叫人很不舒服，并且用一种比平常的中国女士要高很多的音调说话。”不过，别的女士却认为她的声音语调优美、令人愉快。
我们这边又深鞠了一躬，接下来，每位女士被带到御座前，向皇帝鞠躬、行屈膝礼，皇上向每个人伸出了他的手。我们接着移步走到太后面前，深深地屈膝、鞠躬。她伸出双手，我们趋步向前。太后一边说着简短的问候语，一边紧紧拉住我们的双手，并将一枚沉甸甸的镂金戒指戴到每位女士的手指上，戒指上镶嵌着一颗大珍珠。向太后表示过感谢之后，我们后退着回到先前的位置。我们再一次深鞠躬，然后就退出了大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