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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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三年自然灾害”时的粮食究竟哪里去了？
组图：大跃进期间造假吹牛图集
中国笔迹学家 韩进
提起“三年自然灾害”，亲身经历过的人无不辛酸恐慌。在我的记忆里，天天早上喝稀汤（玉米面糊糊）也喝不饱，每人只有一碗半，不到两碗。菜呢，春季天天是杨树叶子或柳树叶子，是自己采回来的，洗干净，加点盐，不煮，就像拌凉菜似的吃。为什么不采苦菜等比较好吃的菜呢？不用说，早被人采光了，榆树皮也是很珍贵的东西，难得一见。杨树叶子和柳树叶子吃起来是什么滋味，现在谁想体会都有条件，自己品尝去吧，不说了。
那时候我年纪小，只知道饿，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长大以后，自然少不了与年纪更大的人探讨这个问题，就是：那时候的粮食究竟哪里去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1958年和1959年是特大丰收年，全国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应该算是特别风调雨顺的年头。说是自然灾害，板子打在老天爷的屁股上，太不公平。是不是这样，查阅那两年的天气资料就可以知道了。
那么，粮食那里去了？怎么就忽然全都没有了吃的，以至于饿死许多人呢？
我问询了许多人，答案是一致的：
粮食让牛马吃了！
粮食发了霉以后作为垃圾倒掉了！
粮食都烂在地里了！
……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当时实行的政策是“一平二调”，就是全国“统一”，每一粒粮食都是国家的，属于全国人民。你这里打下的粮食，上级一声令下，说拉走就拉走了。这样，农民就任凭牛马去吃庄稼。因为牛马吃了以后，至少牛马还留在本生产队、本村，如果上级把粮食拉走了，自己和本生产队、本村一无所有，什么也得不到。
粮食打下来以后发了霉倒掉，我的家乡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据说大堆的小麦已经收拾干净了，只等运进仓库了。但谁也不负责，只露天堆放着。一下雨，霉了，发了芽，最后都推到水坑里倒掉了。
烂在地里的情况很普遍，因为上级忙于大炼钢铁，组织百万诗歌大比赛什么的，没人收割庄稼。
总之，当毛主席正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发愁的时候，缺粮的危机正在迅速地形成。
至于说“三年自然灾害”是因为苏联逼债，这与“自然灾害”一样是谎言。赫鲁晓夫当时曾经提出援助中国倒是真的。
“三年自然灾害”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相信这将是千古疑案。但是，如果你查查中国的历年人口统计数目，根据人口增长的规律，就不难断定到底死了多少人。
2006/4/9
标签: 粮食 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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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年自然灾害”秘情
作者：燕赤霞
1959-61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风调雨润，粮食丰产，政府加速建造粮仓，战备粮积得满满的，而粮仓周边发生饿死3500—4500万人的怪事。我从当年的某粮食局长处了解得实情，其中奥秘容我道来。
毛泽东的政治野心随着胜利不断膨胀，取得大陆政权后不久，他就确立了第二战略目标：夺取全世界政权，实现全球一片红，共产主义一统天下，他自己就成世界超级大皇帝。他为实现这第二战略目标近乎发狂。那时各种报刊文件中满是“不要忘记世界2/3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际主义”、“不断革命论”、“革命阶段论”等口号，要青年“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就是在做“世界革命”的舆论准备。毛第二次踏上苏联国土参加“莫斯科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会议”时，抛出了中共声明，表示他决心主动发动一场反帝战争，一举消灭帝国主义，为此不惜发动世界核大战，牺牲中国2/3人口，世界1/3人口都在所不惜，引发中苏分裂。赫鲁晓夫讥笑毛不自量力，但毛认为自己有法宝：“人民战争理论”，为了反击苏修的“谬论”，毛令林彪组织写了“列宁主义万岁！”和“人民战争万岁！”两篇社论。毛成了战争狂人。
毛对于发动世界战争不仅说说而已，而是认真做了准备。他那时还没有核武器，认为常规战争三大要件是：人、粮、钢，最重要的是人，就是炮灰，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所以在建政之初就提倡“光荣爸妈”鼓励生育，炮灰算是有了储备。到1956年时，苏共20大反斯大林，匈牙利爆发反共事件等使毛隐隐感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开始走下坡路，他要乘形势没有大坏之前，加快发动世界战争的步伐。于是，大干快上农业合作化，为日后建立“人民公社”作好准备；57年整风反右派运动，以防日后知识分子影响工农群众参战积极性。58年大搞“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欺骗宣传说是为了赶超英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实是为了准备战争。
这钢铁炼出来后自然归党库了，很好办。但粮食就难了，按过去的情况，粮食收上就分到户，再要从数亿农家把他们的活命粮收归党所有就难了，而且会使几亿农民对“党和毛主席”不满，于是耗费了老毛多少不眠之夜终于想出了整套“阴谋”来，也许又叫“阳谋”未可知也。农民的粮食全进了他的战备粮库，数千万农民饿死，却使农民和全世界人民至今仍蒙在鼓里，他实在有一万个理由相信自己真是神。
春天，毛通过各个“党的喉舌”鼓吹“大跃进”、“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田有多大产”，一些“反冒进”的党官被批判撤职。待舆论工作做好了，就欣起一个“打擂台”运动，由各县党委召开全县乡党委书记“打擂台”会议，要求乡书记们自己上报今年粮食产量争取指标，书记甲报1500斤/亩，乙报2000斤/亩，丙报2500斤/亩，一个比一个超过，如有人敢报得比前人低，会后就会被撤职。最后报到亩产数万斤。乡书记们背后也议论，一位说：“报得这样高，怎能实现呢？”另一位笑答：“上面知道，没有一个能实现，反正不是你一个，怕什么？鼓鼓气而已。”到了秋收季节，“上面”要求各乡报实产量，少数地方也胡报，广东某乡竟报出“实产量”13万多斤/亩，《人民日报》刊登此消息时还特地说明经由省委书记坐镇核实过，并伴有省委书记坐镇核实过称的照片。但是地方上大多数乡党委书记只上报“实产量”为数千斤/亩，就这样也比真实产量高出几倍。等各地报完“实产量”后，“上面”虽然明知所报“实产量”都是假数、虚数，但党报又有大块文章指出，“虚报实产量是对党不忠的表现”云云，吓得乡党委书记不敢缩回头。不久，就要求各公社按自报产量纳公粮（记得好像是20%），纳公粮标准没变 ，但核计产量比实际高几倍，农民口粮就所剩无几了，到来年春天只能喝西北风了。饿死人当然在所难免啦。
毛是农民出身，岂会不知亩产几千斤、几万斤是不可能的？他是心里明白装糊涂，还打击敢讲实话的人，以阻止他们说穿他的诡计，用心狠透了。
这时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就显露出来了。人民公社与高级社不同，是政社结合，就是取消乡的称呼，改称公社。农民对土地、收获失去最后一点自主权。乡里各村粮食收获后一律先交到公社，计缴的公粮，立即进入“国库”，就是各公社刚建的战备粮仓，立即封库，中央下达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一粒战备粮赈灾，否则枪毙。来年春天，各地出现大面积大范围的饿死人现象，有几个县、乡党委书记或粮食局长擅自开仓赈灾，被枪毙。所以普遍出现粮仓周边饿死大批人的悲惨怪现象。
农民饥饿时，只知骂乡（公社）党委书记虚报产量坑害了农民群众，有的地方农民殴打公社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们也有苦难言，多有怨言。那个农民会明白自己是掉入毛泽东的阴谋口袋里去了？农民的粮食悉数进入中共的粮仓，自己饿死了，却没有一个农民怨恨他，他的阴谋真高！不久毛给农民戴个“全国人民向贫下中农学习！”的高帽，安慰农民，农民依然高户“毛主席万岁！”老毛牧农民有如牧牛，鼻穿绳而服，先饿后喂而感恩，终身做努力牛马而不悔，呜呼！
为了安慰公社党委书记们的不满，要他们封口，还要防止他们被农民打，冬季就集中他们进入党校“学习”，农民这时饿得啃树皮草根，他们成天大鱼大肉大吃大喝，白天看电影，晚上看戏玩女人，两三个月腐化享受使他们怨气烟消云散，喝足了狼奶，春天又开始新一轮“打擂台”了。这些党委书记们也被玩得颠颠的！
这就是饿死几千万人的内情真相。
可惜毛阴谋机关用尽，到头来以失败告终。他发现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们，只图安逸做大官，无复远志搞革命，不可能依靠他们领导实现第二战略目标，必须“吐故纳新”换班底，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原因。他想在造反派中建立一批“哈巴狗”式“革命干部队伍”，结果形成十年动乱，林彪反叛。想挑起苏美核战，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赫鲁晓夫又洞识奸计，不为所动，又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企图挑起“第三世界”的“小、黑、穷”朋友们对美群起攻之，自己再坐收渔翁之利，孰知这些朋友们只知申手要钱，要到钱又反骂老毛（阿尔巴尼亚、越南）。他的国内外阴谋诡计统统失败，老毛终于发现力不从心，第二战略目标无法实现，郁郁不悦生怪病而终。世界避免被狂人拖入毁灭性核战中。
──转自《右派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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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揭露三年自然灾害
作者：邢冬
三年自然灾害是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民多达3000多万人。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和平时期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记录。仅我的家乡河南，就有大约一千万人死去。人吃人的惨剧在此其间时有发生。这样一件亘古少见的惨祸，在中共官方的正史中却一直用“特大自然灾害”以遮蔽。经历过这一可怕时期的中国人，也往往习惯地用“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但是，在那三年期间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自然灾害，灾害又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灾祸？
“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说法首先强调的是自然灾害，不是人为因素。这个说法是经不住考证的。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尽管并非风调雨顺，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接下来仔细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大饥荒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导致缺粮和饥荒、最后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份与旱灾有关，主要的减产因素是耕地抛荒和弃收。1959年7月到9月正是中国粮食大幅度减产的危急时刻，而此时中共领导人却还在梦想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并且称霸世界，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在口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用粮食出口换取急需的黄金外汇用以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与此同时，大批的农村青壮年去修水库，炼钢铁，田地无人耕种。从1959年1960年，仅河南一个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统计表明，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
为了给中共政府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共的一个泯灭良心的谎言。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覆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的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同时也 将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责任洗刷得干干净净。
只是可怜那冤死的数千万中国农民的枯骨在谎言的覆盖下将要慢慢化为灰烬，被世人遗忘，他们死不瞑目。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它是整个人类的悲哀，中共对此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只但愿这种大悲剧，大灾难不要再次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重演。
三年饥荒时期究竟饿死多少人？
http://blog.yam.com/mrde/archives/369481.html
August 13, 2005
三年自然灾害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有时称为“三年经济困难”是指中国大陆地区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一场重大灾难，也有人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中共的说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错误的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争议主要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
中国共产党采用了非正常死亡1500万人，4000余万人口减少的数据，但根据很多海外学者及专家以及包括部分在网上发表的文章的数据资料则给出非正常死亡超过5000万的统计数字，甚至有些统计数字超过1亿人死亡。
也有人指责一些文章在网上反复转载，难免有夸大与刻意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现象；
并且也有人认为当时中国大陆地区推行的单一配给口粮制是确保更多人免于饥饿而死的有利条件。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究竟谁应当负责关于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国政府认为这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一同造成的。但是在近年来有人根据一些资料证明认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刻意杜撰掩盖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在1960年、1961年中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也同时达到最高峰，
"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金辉
一、推论：在公布数字的背后
1959年-1961年，在20世纪的中国及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三年。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那些到处饿死人的日子。但是，对于在这一"自然灾害"中到底死亡了多少人，人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这一数字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1]
这是一段被尘封的灾难历史。这是一幕不应该忘记的历史悲剧。
本文旨在推测中国1959-1961年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本文推测所依据的资料，均为权威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下面，笔者将主要通过对两组数字（见表1、表2）的比较分析，并运用不超出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逐步推导出本文的主要推论。
请读者注意一下表1中1959、1960、1961年这三年的总人口和表2中相应年份的自然增长率：1960年较1959年净减人口1000万，实际负增长率是15.10‰，而公布的负增长率只是4.57‰；1961年又净减人口348万，应为负增长5.28‰，却公布为正增长3.78‰。为了更清楚，笔者列出了表3，抄录了表1的总人口数和表2的公布自然增长率，并给出了相应的几个补充数字。
误差太大了。大得令人难以置信。
图1画出了表3的公布自然增长率和按公布总人口算的自然增长率这两种曲线，这就更一目了然。
如此巨大的误差当作何解释呢?
笔者不相信这是统计中的疏忽，也不相信这是一种偶然的误差。我们这个世界上大概还从来没有过如此草菅人命的疏忽和误差，动辄搞掉它几百万人甚至更多。即如1960年两种增长率之差的10.53‰，就意味着697万人，即使三年中误差最小的1959年的7.86‰，也还等于528万人哪。
让我们试试看，能否多少逼近那铁幕之后尘封了30多年的历史真相。
初步来看，那三年中公布的总人口数比公布的自然增长率也许稍微接近真实，虽然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诸如1960年比上年不多不少恰恰减少了1000万之类的数字，它大概经过了"技术处理"。但我们第一步的分析，依然只能依据这些公布的数字，包括明显失真的数字。
从给出的总人口看，1950
1958这9年间，中国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1800多万的速度增长着。其间公布增长率为年均20.90‰，而按公布总人口测算，这9年的年均自然增长率则为21.68‰。若按21.68‰的速率，则1959年应净增人口1431万，总人口应达67425万；而公布总人口为67207万，相差218万。1960年应净增人口1462万，而公布总人口却净减1000万，相差2462万。1961年应继续净增1494万，而总人口又净减少348万，相差1842万。三年累计为4522万人。
4522万为1959-1961三年应增人口与实际人口之差，或者说三年少增加人口4522万人。
说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最直观的就是看年度总人口的减少数。1960年总人口净减1000万，1961年又净减348万，两年累计1348万。它可以作为推论一——
三年灾难时期，仅1960-1961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最低也在1348万以上。
但是，这1348万仅仅是公布的总人口的净减数字。在出生率较高的情况下，只有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才会导致总人口的负增长。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增减值＝非正常死亡值
若按公布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计算，1960年总人口仅减少307万，1961年总人口竟为增加249万，与公布之总人口相去甚远，故公布的"三率"均不可信。但在这一步的分析中，我们暂且利用公布的出生率。按公布出生率，1960年出生了1381万人（66207万×0.02086），1961年出生了1187万人（65859万×0.01802），两年中Gong出生了2568万人。
再看正常死亡率。从公布的死亡率看，整个50-60年代，除了1958-1961年和1964年这5年之外，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呈现一条迅速而平稳的下降曲线。各年的千分点分别为:1950--18，1951--17.8，1952--17，1953--14，1954--13.18，1955--12.28，1956--11.40，1957--10.80，1962--10.02，1963--10.04，1965--9.50，1966--8.831967--8.43......。因此，我们取1956、1957和1962、1963年的平均值10.57作为1959-1961年间的"正常死亡率"的值，应该说并不是过低而是还稍稍偏高。按此计算，1960年正常死亡数为699万（66207×0.01057），1961年为696万（65859×0.01057），两年累计为1395万。
2568万（出生人口）－1395万（正常死亡数）＋1348万（净减总人口）＝2521万（非正常死亡）
可见，19601961年两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达2521万。
还有1959年。我们姑且相信公布的死亡率14.59，其与前述平均死亡率之差为4.02，即使这样，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亦达270万（67207×0.00402）。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二——
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于2791万（2521万＋270万）。
下面我们根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来看一下几个省份的情况。
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8349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万人。[2]
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1957年间，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3]
河南省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2385073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48.63‰，而19541959年，河南年均增长106万人。[4]
山东省1959-1960年总人口净减234万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45.10‰，该省1950-1958年间年均增加98万人。
湖南省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183.97万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50.39‰，该省1954
1959年间平均增长65万人。
广西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约100万，而19521958年间年均增加42万人。
在1958-1962年期间，总人口出现年度负增长的省区还有：甘肃、贵州、青海、江苏、湖北、宁夏、云南、河北和辽宁。从公布数字统计，这15个省区的净减人口之和超过了2100万。这个数字，比公布的全国总人口净减数还多750多万，超出55％以上。不难想象，实际的非正常死亡总人数肯定相当惊人。
由于中国人口数量的巨大，各省区、各部分之间对于总人口增减的相互补偿、抵销的能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比如男女之别。
按表1中公布的男、女人口数，1960年全国男性净减607万人，女性净减393万人；1961年男性再净减403万，而女性却增长了55万人。分别看最高值，两年中男性净减为1010万人，女性在1960年一年中净减393万人。两者之和为1403万人，它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总人口净减数1348万高出55万，亦即被1961年女性增加值所"消化"的数。
它还告诉人们：三年灾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中，男女比例约为5∶2。在那遍野的饿殍中，每7具尸体里就有5名男同胞。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非正常死亡相对更为严重的中国农村。
再看表1和表2，请注意三年中城、乡人口增减和市、县"三率"的区别。城乡人口逐年变化中包含了城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只有用出生率减去死亡率之后的自然增长率，才能算出其人口增减。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公布的"三率"不可信，但它仍然可以提供出一个参考值。三年中，即使在全国人口锐减最甚的1960年，全国市镇人口仍保持了正增长率。虽然1959-1961年市镇的公布死亡率也比1956-1957年平均值7.95分别高出了2.97、5.82、3.44个千分点，即三年中市镇非正常死亡约为157万人，但市镇人口按公布增长率算仍增加了约545万人。而1958年底至1961年底，三年中全国总人口是负增长135万人，这即意味着仅仅中国农村那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人。
推论二的2791万加上这680万，得到推论三——
三年灾难中，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3471万。
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首次发布的有关三年灾难期间中国总人口及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此后历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均沿用相同的数字），可以说是相互矛盾漏洞百出。也许，在难度很大的人口统计中，难免有多报漏报、统计误差、计算失准等各种因素。但是，笔者可以断言，这组误差如此之大的数据，肯定不全部是原始数据，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真假相间虚实结合的信息，虽然我们目前也许尚未能精确地完全破译它。
从表3和图1，还可以发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误差，并不限于三年灾难期间。从那三年前推两年（1957、1958年）和后续三年（1962-1964年），误差都相当之大。比如1957年和1958年，公布的自然增长率与按公布总人口算的增长率误差就达5.0和3.08个千分点。
笔者将1953-1965年间公布的总人口、公布的自然增长率和表3中列出的补充数据，经过反复正向和逆推的演算，发现这些数据虽然在表面上充满了矛盾，但它们之间又确实有着自身的规律和内在的逻辑。所有公布的数据，包括误差最大的1960年和1961年的总人口净减数字（1000万、348万）及其不着边际的相关增长率，看来都不是"随意"给出的。有些数据尽管明显是矛盾的虚假的，但是，它们却极为微妙地在暗中指点迷津，使人通过这些虚假数据搭起的桥，而最终能够寻找到原始的真实之所在。
我们暂且越过三年灾难时期往后看，就会发现公布的数据误差一直持续到1962、1963、1964年，直到1965年以后，才多少有了一点实事求是的意思。但这马上又有了一个问题。在按公布总人口计算的增长率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1962年21.34、1963年27.14、1964年18.82），又大幅度提高了公布增长率，分别多出了5.65、6.19、8.82个千分点。为什么呢？这可不是开玩笑，如果以1961年底公布的总人口，再按这几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那么1964年底的中国人口就应为71823万，而不是公布的70499万。两者之差为1324万。这1000多万人难道飞到月球上去了吗？1964年7月1日，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和各种分项统计应该认为都是基本准确的。况且，到1964年时那三年灾难已经成为过去，似乎也没有再继续修饰什么的必要了。但是，人们为什么要无端地极力夸大中国人民的生殖能力呢？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向来是比较谦虚，并且在公布这些数据的80年代计划生育已成为基本国策。这就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解。
假定一，经过人口普查之后的1964年底总人口70499万是基本真实的。
假定二，1962-1964年的公布自然增长率也是基本真实的。（笔者猜测，统计人员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数据中保留下了这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
种种迹象表明，三年灾难过后，中国的人口有了一个补偿性的超常增长的时期。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公布的数字，湖南省1963、1964年平均增长率为27‰，年均增加人口100万以上；四川省1963、1964年平均增长率达35‰，年均增加人口206万；安徽省1962、1963年平均增长率更达43‰，年均增加人口122万多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全国人口经过几年的迅速增长，到1964年底达到了70499万。
显然的，三年灾难时期中国总人口的最低点要比公布的数字低得多。我们只要从1964年的总人口数按公布增长率逐年递减回去，就可以得到它：
1963年底——68603万（70499÷1.02764）；
1962年底——66390万（68603÷1.03333）；
1961年底——64645万（66390÷1.02699），甚至更低。
它比公布的1961年总人口数65859万少了1214万。
并不仅仅是在1962-1964年的公布增长率这一组数字中暗示了1200多万的误差。我们以1959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数字：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为1278万。其与公布总人口净减数字1348万之和为2626万。
再来看两组数字。以1959年公布总人口67207万按公布的历年增长率计算到1964年，结果比同年公布总人口70499万多出2736万；而若以70499万为基数，按公布的历年增长率递减到1959年，则比同年公布总人口少2511万。2736万与2511万两数平均为2624万。
还有，1960年公布死亡率25.43，亦即1684万（66207×0.02543），1961年公布死亡率14.24，即938万（65859×0.01424），两数之和为2622万。其与前边数值2626万和2624万的"巧合"，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不是当年的死亡率，而是总人口的净减值。
上述几组自相矛盾、误差极大的数字，却都指向同一个数值，它们显然就不是什么"误差"了，而分明是假中含真、由假寻真的路标。除非谁能对这些"一塌糊涂"的数字另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在此，笔者则认定这2620余万是1960年和1961年间全国总人口的净减值。[5]
由此推定，全国1961年底的实际总人口，还不及1957年底的总人口。4年间中国大陆人口总数约为负增长60余万。前推4年，1957年底比1953年底净增人口5857万；后推4年，1965年底比1961年底按公布数净增人口6679万，而实际上可能增加了7950余万。
三年灾难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少增长了6000-8000万人口。
推论二中的1959-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2791万，加上1961年公布总人口数中抹掉的这1270余万，便有了推论四——
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灾难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
40,000,000人——无声无息消失的四千万人。
＝439枚广岛原子弹杀伤的人口。
＝三年中每周爆发一场唐山大地震。
三年——4000万，这无疑是人类生命史上单位时间内最大的人口减员。
在人类历史上，地震、洪水、瘟疫、饥荒和战争，常常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
但全球有史以来数百次灾难性大地震，吞嗜的生命总数也不超过500万人（中国人则独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
再严重的水灾，亦极少有亡人百万人级规模的。
1987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规定本世纪最后十年为国际减灾十年。据专家估计，在近20年中，全球的自然灾害（热带气旋、地震、洪涝、龙卷风、火山、滑坡、海啸等）造成了大约280万人的死亡。
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欧洲黑死病，在14世纪中期据说夺去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
饥荒则频繁和恐怖得多。80年代中期非洲大饥荒，使数百万人丧生。18世纪南亚大饥荒、19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大饥荒，据估计亡人都达到上千万的创纪录规模。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长期战乱和连年饥荒使总人口锐减上千万至数千万的记载，但其时间跨度是十几年、几十年至一两个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5年，死亡840万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动侵华战争，8年中使2100万中国人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7年间，全世界总共有4000
6000万人死于战火，平均每年不到1000万人。
然而，我们中国，却在和平的年代，在安定的时期，在风调雨顺的岁月中，消失了数千万人。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6]
悲兮，我的多灾多难的祖国，我们无声无息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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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文章
有一个数据的错误的，1960年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援助的最低点！但1961年外援确实大幅度上升
Posted by binruo at 2005-10-30 19: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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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笔迹学家 韩进
提起“三年自然灾害”，亲身经历过的人无不辛酸恐慌。在我的记忆里，天天早上喝稀汤（玉米面糊糊）也喝不饱，每人只有一碗半，不到两碗。菜呢，春季天天是杨树叶子或柳树叶子，是自己采回来的，洗干净，加点盐，不煮，就像拌凉菜似的吃。为什么不采苦菜等比较好吃的菜呢？不用说，早被人采光了，榆树皮也是很珍贵的东西，难得一见。杨树叶子和柳树叶子吃起来是什么滋味，现在谁想体会都有条件，自己品尝去吧，不说了。
那时候我年纪小，只知道饿，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长大以后，自然少不了与年纪更大的人探讨这个问题，就是：那时候的粮食究竟哪里去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1958年和1959年是特大丰收年，全国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应该算是特别风调雨顺的年头。说是自然灾害，板子打在老天爷的屁股上，太不公平。是不是这样，查阅那两年的天气资料就可以知道了。
那么，粮食那里去了？怎么就忽然全都没有了吃的，以至于饿死许多人呢？
我问询了许多人，答案是一致的：
粮食让牛马吃了！
粮食发了霉以后作为垃圾倒掉了！
粮食都烂在地里了！
……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当时实行的政策是“一平二调”，就是全国“统一”，每一粒粮食都是国家的，属于全国人民。你这里打下的粮食，上级一声令下，说拉走就拉走了。这样，农民就任凭牛马去吃庄稼。因为牛马吃了以后，至少牛马还留在本生产队、本村，如果上级把粮食拉走了，自己和本生产队、本村一无所有，什么也得不到。
粮食打下来以后发了霉倒掉，我的家乡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据说大堆的小麦已经收拾干净了，只等运进仓库了。但谁也不负责，只露天堆放着。一下雨，霉了，发了芽，最后都推到水坑里倒掉了。
烂在地里的情况很普遍，因为上级忙于大炼钢铁，组织百万诗歌大比赛什么的，没人收割庄稼。
总之，当毛主席正在为“粮食多了怎么办”而发愁的时候，缺粮的危机正在迅速地形成。
至于说“三年自然灾害”是因为苏联逼债，这与“自然灾害”一样是谎言。赫鲁晓夫当时曾经提出援助中国倒是真的。
“三年自然灾害”究竟饿死了多少人，相信这将是千古疑案。但是，如果你查查中国的历年人口统计数目，根据人口增长的规律，就不难断定到底死了多少人。
2006/4/9
标签: 粮食 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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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年自然灾害”秘情
作者：燕赤霞
1959-61年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风调雨润，粮食丰产，政府加速建造粮仓，战备粮积得满满的，而粮仓周边发生饿死3500—4500万人的怪事。我从当年的某粮食局长处了解得实情，其中奥秘容我道来。
毛泽东的政治野心随着胜利不断膨胀，取得大陆政权后不久，他就确立了第二战略目标：夺取全世界政权，实现全球一片红，共产主义一统天下，他自己就成世界超级大皇帝。他为实现这第二战略目标近乎发狂。那时各种报刊文件中满是“不要忘记世界2/3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尚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国际主义”、“不断革命论”、“革命阶段论”等口号，要青年“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就是在做“世界革命”的舆论准备。毛第二次踏上苏联国土参加“莫斯科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会议”时，抛出了中共声明，表示他决心主动发动一场反帝战争，一举消灭帝国主义，为此不惜发动世界核大战，牺牲中国2/3人口，世界1/3人口都在所不惜，引发中苏分裂。赫鲁晓夫讥笑毛不自量力，但毛认为自己有法宝：“人民战争理论”，为了反击苏修的“谬论”，毛令林彪组织写了“列宁主义万岁！”和“人民战争万岁！”两篇社论。毛成了战争狂人。
毛对于发动世界战争不仅说说而已，而是认真做了准备。他那时还没有核武器，认为常规战争三大要件是：人、粮、钢，最重要的是人，就是炮灰，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所以在建政之初就提倡“光荣爸妈”鼓励生育，炮灰算是有了储备。到1956年时，苏共20大反斯大林，匈牙利爆发反共事件等使毛隐隐感到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开始走下坡路，他要乘形势没有大坏之前，加快发动世界战争的步伐。于是，大干快上农业合作化，为日后建立“人民公社”作好准备；57年整风反右派运动，以防日后知识分子影响工农群众参战积极性。58年大搞“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欺骗宣传说是为了赶超英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实是为了准备战争。
这钢铁炼出来后自然归党库了，很好办。但粮食就难了，按过去的情况，粮食收上就分到户，再要从数亿农家把他们的活命粮收归党所有就难了，而且会使几亿农民对“党和毛主席”不满，于是耗费了老毛多少不眠之夜终于想出了整套“阴谋”来，也许又叫“阳谋”未可知也。农民的粮食全进了他的战备粮库，数千万农民饿死，却使农民和全世界人民至今仍蒙在鼓里，他实在有一万个理由相信自己真是神。
春天，毛通过各个“党的喉舌”鼓吹“大跃进”、“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田有多大产”，一些“反冒进”的党官被批判撤职。待舆论工作做好了，就欣起一个“打擂台”运动，由各县党委召开全县乡党委书记“打擂台”会议，要求乡书记们自己上报今年粮食产量争取指标，书记甲报1500斤/亩，乙报2000斤/亩，丙报2500斤/亩，一个比一个超过，如有人敢报得比前人低，会后就会被撤职。最后报到亩产数万斤。乡书记们背后也议论，一位说：“报得这样高，怎能实现呢？”另一位笑答：“上面知道，没有一个能实现，反正不是你一个，怕什么？鼓鼓气而已。”到了秋收季节，“上面”要求各乡报实产量，少数地方也胡报，广东某乡竟报出“实产量”13万多斤/亩，《人民日报》刊登此消息时还特地说明经由省委书记坐镇核实过，并伴有省委书记坐镇核实过称的照片。但是地方上大多数乡党委书记只上报“实产量”为数千斤/亩，就这样也比真实产量高出几倍。等各地报完“实产量”后，“上面”虽然明知所报“实产量”都是假数、虚数，但党报又有大块文章指出，“虚报实产量是对党不忠的表现”云云，吓得乡党委书记不敢缩回头。不久，就要求各公社按自报产量纳公粮（记得好像是20%），纳公粮标准没变 ，但核计产量比实际高几倍，农民口粮就所剩无几了，到来年春天只能喝西北风了。饿死人当然在所难免啦。
毛是农民出身，岂会不知亩产几千斤、几万斤是不可能的？他是心里明白装糊涂，还打击敢讲实话的人，以阻止他们说穿他的诡计，用心狠透了。
这时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就显露出来了。人民公社与高级社不同，是政社结合，就是取消乡的称呼，改称公社。农民对土地、收获失去最后一点自主权。乡里各村粮食收获后一律先交到公社，计缴的公粮，立即进入“国库”，就是各公社刚建的战备粮仓，立即封库，中央下达命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一粒战备粮赈灾，否则枪毙。来年春天，各地出现大面积大范围的饿死人现象，有几个县、乡党委书记或粮食局长擅自开仓赈灾，被枪毙。所以普遍出现粮仓周边饿死大批人的悲惨怪现象。
农民饥饿时，只知骂乡（公社）党委书记虚报产量坑害了农民群众，有的地方农民殴打公社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们也有苦难言，多有怨言。那个农民会明白自己是掉入毛泽东的阴谋口袋里去了？农民的粮食悉数进入中共的粮仓，自己饿死了，却没有一个农民怨恨他，他的阴谋真高！不久毛给农民戴个“全国人民向贫下中农学习！”的高帽，安慰农民，农民依然高户“毛主席万岁！”老毛牧农民有如牧牛，鼻穿绳而服，先饿后喂而感恩，终身做努力牛马而不悔，呜呼！
为了安慰公社党委书记们的不满，要他们封口，还要防止他们被农民打，冬季就集中他们进入党校“学习”，农民这时饿得啃树皮草根，他们成天大鱼大肉大吃大喝，白天看电影，晚上看戏玩女人，两三个月腐化享受使他们怨气烟消云散，喝足了狼奶，春天又开始新一轮“打擂台”了。这些党委书记们也被玩得颠颠的！
这就是饿死几千万人的内情真相。
可惜毛阴谋机关用尽，到头来以失败告终。他发现刘少奇为代表的官僚们，只图安逸做大官，无复远志搞革命，不可能依靠他们领导实现第二战略目标，必须“吐故纳新”换班底，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根本原因。他想在造反派中建立一批“哈巴狗”式“革命干部队伍”，结果形成十年动乱，林彪反叛。想挑起苏美核战，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赫鲁晓夫又洞识奸计，不为所动，又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企图挑起“第三世界”的“小、黑、穷”朋友们对美群起攻之，自己再坐收渔翁之利，孰知这些朋友们只知申手要钱，要到钱又反骂老毛（阿尔巴尼亚、越南）。他的国内外阴谋诡计统统失败，老毛终于发现力不从心，第二战略目标无法实现，郁郁不悦生怪病而终。世界避免被狂人拖入毁灭性核战中。
──转自《右派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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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揭露三年自然灾害
作者：邢冬
三年自然灾害是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人民多达3000多万人。在人类历史上，这是和平时期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记录。仅我的家乡河南，就有大约一千万人死去。人吃人的惨剧在此其间时有发生。这样一件亘古少见的惨祸，在中共官方的正史中却一直用“特大自然灾害”以遮蔽。经历过这一可怕时期的中国人，也往往习惯地用“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但是，在那三年期间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自然灾害，灾害又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灾祸？
“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说法首先强调的是自然灾害，不是人为因素。这个说法是经不住考证的。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尽管并非风调雨顺，但中国的粮食产量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有造成全国性饥馑。接下来仔细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大饥荒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导致缺粮和饥荒、最后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份与旱灾有关，主要的减产因素是耕地抛荒和弃收。1959年7月到9月正是中国粮食大幅度减产的危急时刻，而此时中共领导人却还在梦想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并且称霸世界，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在口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用粮食出口换取急需的黄金外汇用以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与此同时，大批的农村青壮年去修水库，炼钢铁，田地无人耕种。从1959年1960年，仅河南一个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统计表明，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
为了给中共政府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共的一个泯灭良心的谎言。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灾害”这个被反覆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的那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同时也 将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责任洗刷得干干净净。
只是可怜那冤死的数千万中国农民的枯骨在谎言的覆盖下将要慢慢化为灰烬，被世人遗忘，他们死不瞑目。这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它是整个人类的悲哀，中共对此更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只但愿这种大悲剧，大灾难不要再次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重演。
三年饥荒时期究竟饿死多少人？
http://blog.yam.com/mrde/archives/369481.html
August 13, 2005
三年自然灾害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有时称为“三年经济困难”是指中国大陆地区在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的一场重大灾难，也有人称为“三年困难时期”。
中共的说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错误的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争议主要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
中国共产党采用了非正常死亡1500万人，4000余万人口减少的数据，但根据很多海外学者及专家以及包括部分在网上发表的文章的数据资料则给出非正常死亡超过5000万的统计数字，甚至有些统计数字超过1亿人死亡。
也有人指责一些文章在网上反复转载，难免有夸大与刻意敌视中国共产党的现象；
并且也有人认为当时中国大陆地区推行的单一配给口粮制是确保更多人免于饥饿而死的有利条件。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究竟谁应当负责关于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中国政府认为这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一同造成的。但是在近年来有人根据一些资料证明认为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什么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刻意杜撰掩盖事实。值得一提的是，在1960年、1961年中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也同时达到最高峰，
"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金辉
一、推论：在公布数字的背后
1959年-1961年，在20世纪的中国及至世界的灾害史上，是极不寻常的三年。直到30多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亲历过的中国人都会想起那个饥饿的年代，那些到处饿死人的日子。但是，对于在这一"自然灾害"中到底死亡了多少人，人们却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这一数字从未正式如实公布过。
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国情报告中曾经提到:"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1]
这是一段被尘封的灾难历史。这是一幕不应该忘记的历史悲剧。
本文旨在推测中国1959-1961年三年灾难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的数字。本文推测所依据的资料，均为权威的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开发布的数据。下面，笔者将主要通过对两组数字（见表1、表2）的比较分析，并运用不超出小学程度的数学知识，逐步推导出本文的主要推论。
请读者注意一下表1中1959、1960、1961年这三年的总人口和表2中相应年份的自然增长率：1960年较1959年净减人口1000万，实际负增长率是15.10‰，而公布的负增长率只是4.57‰；1961年又净减人口348万，应为负增长5.28‰，却公布为正增长3.78‰。为了更清楚，笔者列出了表3，抄录了表1的总人口数和表2的公布自然增长率，并给出了相应的几个补充数字。
误差太大了。大得令人难以置信。
图1画出了表3的公布自然增长率和按公布总人口算的自然增长率这两种曲线，这就更一目了然。
如此巨大的误差当作何解释呢?
笔者不相信这是统计中的疏忽，也不相信这是一种偶然的误差。我们这个世界上大概还从来没有过如此草菅人命的疏忽和误差，动辄搞掉它几百万人甚至更多。即如1960年两种增长率之差的10.53‰，就意味着697万人，即使三年中误差最小的1959年的7.86‰，也还等于528万人哪。
让我们试试看，能否多少逼近那铁幕之后尘封了30多年的历史真相。
初步来看，那三年中公布的总人口数比公布的自然增长率也许稍微接近真实，虽然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诸如1960年比上年不多不少恰恰减少了1000万之类的数字，它大概经过了"技术处理"。但我们第一步的分析，依然只能依据这些公布的数字，包括明显失真的数字。
从给出的总人口看，1950
1958这9年间，中国人口以每年净增1100--1800多万的速度增长着。其间公布增长率为年均20.90‰，而按公布总人口测算，这9年的年均自然增长率则为21.68‰。若按21.68‰的速率，则1959年应净增人口1431万，总人口应达67425万；而公布总人口为67207万，相差218万。1960年应净增人口1462万，而公布总人口却净减1000万，相差2462万。1961年应继续净增1494万，而总人口又净减少348万，相差1842万。三年累计为4522万人。
4522万为1959-1961三年应增人口与实际人口之差，或者说三年少增加人口4522万人。
说到非正常死亡的人数，最直观的就是看年度总人口的减少数。1960年总人口净减1000万，1961年又净减348万，两年累计1348万。它可以作为推论一——
三年灾难时期，仅1960-1961年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最低也在1348万以上。
但是，这1348万仅仅是公布的总人口的净减数字。在出生率较高的情况下，只有非正常死亡相当严重，才会导致总人口的负增长。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增减值＝非正常死亡值
若按公布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计算，1960年总人口仅减少307万，1961年总人口竟为增加249万，与公布之总人口相去甚远，故公布的"三率"均不可信。但在这一步的分析中，我们暂且利用公布的出生率。按公布出生率，1960年出生了1381万人（66207万×0.02086），1961年出生了1187万人（65859万×0.01802），两年中Gong出生了2568万人。
再看正常死亡率。从公布的死亡率看，整个50-60年代，除了1958-1961年和1964年这5年之外，中国人口的死亡率呈现一条迅速而平稳的下降曲线。各年的千分点分别为:1950--18，1951--17.8，1952--17，1953--14，1954--13.18，1955--12.28，1956--11.40，1957--10.80，1962--10.02，1963--10.04，1965--9.50，1966--8.831967--8.43......。因此，我们取1956、1957和1962、1963年的平均值10.57作为1959-1961年间的"正常死亡率"的值，应该说并不是过低而是还稍稍偏高。按此计算，1960年正常死亡数为699万（66207×0.01057），1961年为696万（65859×0.01057），两年累计为1395万。
2568万（出生人口）－1395万（正常死亡数）＋1348万（净减总人口）＝2521万（非正常死亡）
可见，19601961年两年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达2521万。
还有1959年。我们姑且相信公布的死亡率14.59，其与前述平均死亡率之差为4.02，即使这样，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数亦达270万（67207×0.00402）。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推论二——
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肯定不低于2791万（2521万＋270万）。
下面我们根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来看一下几个省份的情况。
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8349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93.94‰。而从1950年到1957年，四川人口每年平均增加168万人。[2]
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相当于该省1960年人口的144.27‰，而在1951-1957年间，安徽人口每年平均增加65万以上。[3]
河南省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2385073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48.63‰，而19541959年，河南年均增长106万人。[4]
山东省1959-1960年总人口净减234万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45.10‰，该省1950-1958年间年均增加98万人。
湖南省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183.97万人，相当于1960年人口的50.39‰，该省1954
1959年间平均增长65万人。
广西1960-1961年总人口净减约100万，而19521958年间年均增加42万人。
在1958-1962年期间，总人口出现年度负增长的省区还有：甘肃、贵州、青海、江苏、湖北、宁夏、云南、河北和辽宁。从公布数字统计，这15个省区的净减人口之和超过了2100万。这个数字，比公布的全国总人口净减数还多750多万，超出55％以上。不难想象，实际的非正常死亡总人数肯定相当惊人。
由于中国人口数量的巨大，各省区、各部分之间对于总人口增减的相互补偿、抵销的能力也是十分巨大的。
比如男女之别。
按表1中公布的男、女人口数，1960年全国男性净减607万人，女性净减393万人；1961年男性再净减403万，而女性却增长了55万人。分别看最高值，两年中男性净减为1010万人，女性在1960年一年中净减393万人。两者之和为1403万人，它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总人口净减数1348万高出55万，亦即被1961年女性增加值所"消化"的数。
它还告诉人们：三年灾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中，男女比例约为5∶2。在那遍野的饿殍中，每7具尸体里就有5名男同胞。
让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非正常死亡相对更为严重的中国农村。
再看表1和表2，请注意三年中城、乡人口增减和市、县"三率"的区别。城乡人口逐年变化中包含了城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只有用出生率减去死亡率之后的自然增长率，才能算出其人口增减。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公布的"三率"不可信，但它仍然可以提供出一个参考值。三年中，即使在全国人口锐减最甚的1960年，全国市镇人口仍保持了正增长率。虽然1959-1961年市镇的公布死亡率也比1956-1957年平均值7.95分别高出了2.97、5.82、3.44个千分点，即三年中市镇非正常死亡约为157万人，但市镇人口按公布增长率算仍增加了约545万人。而1958年底至1961年底，三年中全国总人口是负增长135万人，这即意味着仅仅中国农村那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死亡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人。
推论二的2791万加上这680万，得到推论三——
三年灾难中，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3471万。
中国国家统计局于1983年首次发布的有关三年灾难期间中国总人口及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等数据（此后历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均沿用相同的数字），可以说是相互矛盾漏洞百出。也许，在难度很大的人口统计中，难免有多报漏报、统计误差、计算失准等各种因素。但是，笔者可以断言，这组误差如此之大的数据，肯定不全部是原始数据，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真假相间虚实结合的信息，虽然我们目前也许尚未能精确地完全破译它。
从表3和图1，还可以发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误差，并不限于三年灾难期间。从那三年前推两年（1957、1958年）和后续三年（1962-1964年），误差都相当之大。比如1957年和1958年，公布的自然增长率与按公布总人口算的增长率误差就达5.0和3.08个千分点。
笔者将1953-1965年间公布的总人口、公布的自然增长率和表3中列出的补充数据，经过反复正向和逆推的演算，发现这些数据虽然在表面上充满了矛盾，但它们之间又确实有着自身的规律和内在的逻辑。所有公布的数据，包括误差最大的1960年和1961年的总人口净减数字（1000万、348万）及其不着边际的相关增长率，看来都不是"随意"给出的。有些数据尽管明显是矛盾的虚假的，但是，它们却极为微妙地在暗中指点迷津，使人通过这些虚假数据搭起的桥，而最终能够寻找到原始的真实之所在。
我们暂且越过三年灾难时期往后看，就会发现公布的数据误差一直持续到1962、1963、1964年，直到1965年以后，才多少有了一点实事求是的意思。但这马上又有了一个问题。在按公布总人口计算的增长率已经相当高的情况下（1962年21.34、1963年27.14、1964年18.82），又大幅度提高了公布增长率，分别多出了5.65、6.19、8.82个千分点。为什么呢？这可不是开玩笑，如果以1961年底公布的总人口，再按这几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那么1964年底的中国人口就应为71823万，而不是公布的70499万。两者之差为1324万。这1000多万人难道飞到月球上去了吗？1964年7月1日，进行了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总人口和各种分项统计应该认为都是基本准确的。况且，到1964年时那三年灾难已经成为过去，似乎也没有再继续修饰什么的必要了。但是，人们为什么要无端地极力夸大中国人民的生殖能力呢？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向来是比较谦虚，并且在公布这些数据的80年代计划生育已成为基本国策。这就更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解。
假定一，经过人口普查之后的1964年底总人口70499万是基本真实的。
假定二，1962-1964年的公布自然增长率也是基本真实的。（笔者猜测，统计人员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职业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数据中保留下了这一组相对真实的历史资料）。
种种迹象表明，三年灾难过后，中国的人口有了一个补偿性的超常增长的时期。据中国人口年鉴（1985）公布的数字，湖南省1963、1964年平均增长率为27‰，年均增加人口100万以上；四川省1963、1964年平均增长率达35‰，年均增加人口206万；安徽省1962、1963年平均增长率更达43‰，年均增加人口122万多人。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全国人口经过几年的迅速增长，到1964年底达到了70499万。
显然的，三年灾难时期中国总人口的最低点要比公布的数字低得多。我们只要从1964年的总人口数按公布增长率逐年递减回去，就可以得到它：
1963年底——68603万（70499÷1.02764）；
1962年底——66390万（68603÷1.03333）；
1961年底——64645万（66390÷1.02699），甚至更低。
它比公布的1961年总人口数65859万少了1214万。
并不仅仅是在1962-1964年的公布增长率这一组数字中暗示了1200多万的误差。我们以1959年底的公布总人口为基数，按1960年、1961年的公布增长率计算，得到的结果就比1961年的公布总人口多1295万人。这样，我们就有了三个数字：1324万、1214万、1295万。三数平均为1278万。其与公布总人口净减数字1348万之和为2626万。
再来看两组数字。以1959年公布总人口67207万按公布的历年增长率计算到1964年，结果比同年公布总人口70499万多出2736万；而若以70499万为基数，按公布的历年增长率递减到1959年，则比同年公布总人口少2511万。2736万与2511万两数平均为2624万。
还有，1960年公布死亡率25.43，亦即1684万（66207×0.02543），1961年公布死亡率14.24，即938万（65859×0.01424），两数之和为2622万。其与前边数值2626万和2624万的"巧合"，使我们有理由认为它不是当年的死亡率，而是总人口的净减值。
上述几组自相矛盾、误差极大的数字，却都指向同一个数值，它们显然就不是什么"误差"了，而分明是假中含真、由假寻真的路标。除非谁能对这些"一塌糊涂"的数字另外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而在此，笔者则认定这2620余万是1960年和1961年间全国总人口的净减值。[5]
由此推定，全国1961年底的实际总人口，还不及1957年底的总人口。4年间中国大陆人口总数约为负增长60余万。前推4年，1957年底比1953年底净增人口5857万；后推4年，1965年底比1961年底按公布数净增人口6679万，而实际上可能增加了7950余万。
三年灾难的后果之一，是使中国少增长了6000-8000万人口。
推论二中的1959-1961年间非正常死亡2791万，加上1961年公布总人口数中抹掉的这1270余万，便有了推论四——
中国在1959-1961年的三灾难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4060万。
40,000,000人——无声无息消失的四千万人。
＝439枚广岛原子弹杀伤的人口。
＝三年中每周爆发一场唐山大地震。
三年——4000万，这无疑是人类生命史上单位时间内最大的人口减员。
在人类历史上，地震、洪水、瘟疫、饥荒和战争，常常导致大规模的人口死亡。
但全球有史以来数百次灾难性大地震，吞嗜的生命总数也不超过500万人（中国人则独占了其中的一半以上）。
再严重的水灾，亦极少有亡人百万人级规模的。
1987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规定本世纪最后十年为国际减灾十年。据专家估计，在近20年中，全球的自然灾害（热带气旋、地震、洪涝、龙卷风、火山、滑坡、海啸等）造成了大约280万人的死亡。
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欧洲黑死病，在14世纪中期据说夺去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
饥荒则频繁和恐怖得多。80年代中期非洲大饥荒，使数百万人丧生。18世纪南亚大饥荒、19世纪中国和印度的大饥荒，据估计亡人都达到上千万的创纪录规模。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几次长期战乱和连年饥荒使总人口锐减上千万至数千万的记载，但其时间跨度是十几年、几十年至一两个世纪。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5年，死亡840万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动侵华战争，8年中使2100万中国人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7年间，全世界总共有4000
6000万人死于战火，平均每年不到1000万人。
然而，我们中国，却在和平的年代，在安定的时期，在风调雨顺的岁月中，消失了数千万人。50年代末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说："饿死成千万人，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6]
悲兮，我的多灾多难的祖国，我们无声无息的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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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数据的错误的，1960年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援助的最低点！但1961年外援确实大幅度上升
Posted by binruo at 2005-10-30 19:4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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