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人(2.0)

慈禧：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人

清朝曾经辉煌

清朝鼎盛时期GDP是世界的30%，直到1820年,中国的GDP仍居世界首位,这时英国还没法和清朝相比。中国的GDP直到1945年前后才被日本超过。 另据经合组织（OECD）发展中心1996年的一份研究报告，1820年时，中国GDP 占世界总量的28．7 ％（与现在美国占世界的比重相当），人口占世界总数的35．5 ％（（美）A •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有人也许会说，GDP为28．7 ％，而人口是35．5 ％，那么就是说人均创造的财富是低于世界平均值。也就是说平均生产力是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那怎么能体现出当时的强盛么，连平均水平都达不到。  

说这话的人没有知识，或者没有良心，不能光看人口比例高于GDP比例， 中国陆地面积是世界陆地面积的十五分之一，而耕地面积确不足世界耕地总面积的二十分之一，仅占4.6%。换句话说，大清国用不到世界5%的耕地养活了世界35．5 ％的人口！ 

生不逢时的咸丰

清文宗咸丰（显）皇帝，爱新觉罗氏，讳奕詝(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道光帝第四子。二十岁继帝位，在位十一年（1850年-1861年）。卒于承德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得年三十一岁。咸丰帝早期勤政，登基后明诏求贤，先后将穆彰阿和耆英革职，朝政渐有生气，但在位十年“飞蝗七载”，天灾人祸不断，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及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共生有2子1女。皇长女荣安固伦公主，母丽嫔他他拉氏； 皇长子载淳，同治帝, 母懿嫔叶赫那拉氏； 皇次子悯郡王，出生后未及命名即逝世，母玫贵人徐佳氏。

大事年表
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奕詝出生。后受教于杜受田。
道光三十年正月，宣宗去世，奕詝继位。是年太平天国起事。
咸丰三年二月，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在此，改名天京。九月，太平天国北伐军逼近天津。是年曾国藩建湘军。
咸丰五年四月，李开芳被俘，太平天国北伐军覆没。
咸丰六年八月，天京事变发生。九月，“亚罗号事件”发生。
咸丰八年四月，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五月，先后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及《中法天津条约》。十月，太平军取得三河大捷。
咸丰九年五月，清大沽守军击退英、法舰队。
咸丰十年七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八月，咸丰帝逃往承德，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进占北京。九月，《中英北京条约》及《中法北京条约》立。十月，《中俄北京条约》立。十二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承德去世。其子载淳年仅六岁。

第二次鸦片战争与民国丢失的部分国土对比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1856年至1860年间发生于中国本土，英国与法国联手进攻清朝的战争，又名“亚罗号战争”或“英法联军之役”。这场战争可以看作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所以称“第二次鸦片战争”。1851年太平天国事件爆发后，列强认为这是加强从中国攫取利益的大好时机，英、法、美三国在1854年和1856年两次提出修约要求，俄国也会同响应。但四国的修约要求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允许，于是列强开始谋求兴兵借口。导火线是两广总督叶名琛当时纵容广东人民排外的活动， 包括袭击英军舰， 对一切外国的投诉均置诸不理，1856年亚罗号事件发生后，叶名琛对英态度恶劣，毫无诚意，不赔偿、不道歉， 只答应放人，此举令英国方面极为不满，复以英国企图修改《南京条约》亦遭清朝拒绝。 法国神父马赖之西林教案， 广西知县并无循正确途径处理， 在没有告知法国领事馆的情况下处死马赖， 法国方面极为不满。 英法两国遂以此为借口联兵攻打中国。英法虽然还联合了美国、俄国，但美国仅以外交支持，俄国则借机渔利，军事行动只有英法联军。

第一次英法联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进入广州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俘虏了总督叶名琛。1858年英法联军北上，5月攻占大沽炮台，兵临天津，并以进攻北京作为威胁，6月23日便迫使清朝派遣大学士桂良与英、法、美三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

第二次英法联军：1859年，英法发舰前往北京换约，在大沽发生炮战，受创而去。1860年大举来袭，大沽、天津相继陷落，不久联军攻入北京，洗劫和烧毁了皇室园林圆明园和静宜园，而清文宗等则以西狩为名逃奔热河。10月联军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恭亲王奕䜣出面代表议和，除了完成《天津条约》的换约外，加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以为《天津条约》的补充。

俄国渔利：1856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派普提雅廷为公使，与清政府谈判边界问题。1858年5月，俄国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乘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以武力强迫清廷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根据这个条约，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予俄国，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作中俄共管。另一方面，俄国伺机介入调停，并先于英法美三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
1860年11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北京。俄国驻中国公使伊格纳切夫以“调停有功”为由，提出了新的领土要求。14日，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设领事馆。同时，俄国还将由其提出的中俄西部边界走向强加给中国。1864年，俄国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土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得到商业利益，最可恨的是俄国，得到了约1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在中国教科书上有明确记述，也是很多人不喜欢清朝的原因，没人会喜欢丧失如此国土的朝代。 然而，民国期间丢失的国土更多，只外蒙古和唐努乌梁就达到了约170万平方公里，为什么教科书不记载这些，而是单独把清朝的公布于众？我实在不明白。此外，第一二次鸦片战争，外国人有责任，自己也有责任，而这些挑起事端的人，或者被忽略不提，或者被捧为英雄。咸丰帝因为臣子的无能而丧权辱国，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耻辱给了他致命打击，最后竟然病到没有能力回到首都北京，英年早逝，留下一个6岁的孩子，慈禧又怎能不痛恨洋人？但是，中外的伟大历史学家们，几乎异口同声的把慈禧描绘成一个大大的卖国贼。

唐努乌梁海原来是外蒙古的一部份，但于外蒙古独立之时，被苏联侵吞。现时唐努乌梁海仍然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份，被并入西伯利亚联邦区域。它地处外蒙古西北部、西伯利亚以南，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是位于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

蒙古国国土面积：1,564,116平方公里（世界第18名） 。外蒙古于清朝称“喀尔喀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将军辖区。东面临近黑龙江将军辖地，西端至阿尔泰山连接新疆，南边到达翰海与内蒙古相连，北面与俄罗斯接壤。外蒙古在20世纪初自中华民国独立出去。外蒙古自辛亥革命以后就在苏联的密谋下寻求独立的机会。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成员国。1992年2月12日放弃社会主义，推行多党制和总统制民主，实行议会制。新宪法当日生效，国名改称为“蒙古国”。

八大臣政变

载垣(?—1861)，康熙帝第十三子胤祥的五世孙。爱新觉罗氏。1825年(宣宗道光五年)，他袭爵怡亲王，曾在御前大臣行走受顾命。文宗咸丰帝即位后，渐受重用，历任左宗正、宗令、领侍卫大臣。1859年(咸丰九年)僧格林沁在直隶(今河北省一带)加强海防，他奉命赴天津(今天津市)视察。次年9月，他同兵部尚书穆荫同为钦差大臣，前往通州(今通县，位今北京市东)接替桂良与英、法议和。旋以谈判决裂，在张家湾之战中，拘囚巴夏礼等。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时，随咸丰帝逃往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1861年咸丰帝死，与端华、肃顺等八人同受顾命为赞襄政务大臣，掌握实权。未几，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合谋发动“祺祥政变”，迫令自尽。 

 

肃顺(1816—1861)，宗室贵族，爱新觉罗氏，字豫亭，满洲镶蓝旗人。历任御前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职。为镇压太平天国，主张重用汉族官僚地主胡林翼、曾国藩。为解决财政困难，主张发纸币、铸大钱。对外国侵略者疑惧颇深，要维持“天朝”尊严，对侵略者的过高要求不肯应允，甚至起而抗争。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时，在咸丰帝面前，“(奕)主和，(肃)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1859年与俄使伊格纳切夫谈判，斥责其侵略要求，把未经批准互换的《瑷珲条约》文本，“掷于桌上”，宣布这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后为慈禧、恭亲王在政变中杀害。

 

端华·爱新觉罗氏，号端友。1846年封郑亲王。

 

奕䜣(1833一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初封恭亲王。与英、法、俄分别签订《北京条约》。1861年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支持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开展洋务运动。后受慈禧猜忌被解职。

慈安太后(1837-1881)，清咸丰帝后，钮祜禄氏。同治帝即位后，尊为皇太后。满洲镶蓝旗人，广西右江道三等承恩公穆杨阿之女，道光十七年生，文宗死后，与西太后垂帘听政，光绪七年崩，年四十五，相传为西太后所害，这当然是丑化慈禧的谣言，实际上她和慈禧关系一直很好，不过，她是个普通的女性，胆子小，曾经被八大臣轻易控制。

慈禧 1835年～1908年　，孝钦显皇后，那拉氏，祖居叶赫 今辽宁四平　，故称叶赫那拉，满洲镶蓝旗人，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道员惠征之女，道光十四年生，咸丰十二年(1852)，被选入宫，封兰贵人。1856年，生皇长子载淳(同治)。次年，封懿贵妃。文宗死后，与东太后垂帘听政，即慈禧太后，1875年，载淳病死，命立宗室载湉(4岁)继位，年号“光绪”，复“垂帘听政”。1889年，载湉大婚成年，那拉氏“归政”，退居颐和园，但朝内用人行政，仍出其手。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是年，适逢那拉氏六十寿辰，挪海军经费，修缮颐和园。甲午败后，签订《马关条约》。光绪帝愤于战败割台，并于1898年6月“明定国是”，实行变法。9月，那拉氏发动政变，囚光绪于瀛台，复出训政。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那拉氏挟光绪出逃西安。1901 年签订《辛丑条约》。1902年回到北京。为消弭革命，推行“新政”。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11月14 日，光绪死，命立载沣子溥仪(3岁)为帝，年号“宣统”。次日，慈禧病死，年七十四，曰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谥号长度超过清朝开国皇后，及孝德与孝贞两位正宫皇后，为清朝历代皇后最长者。

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慈禧随咸丰北逃热河 今河北承德。次年8月，咸丰病危，先是嘱载垣、肃顺等八大臣辅政，并没有说让“载淳”继位，载垣、肃顺等试图拥立一个傀儡当皇帝，自己好掌握朝廷大权。 咸丰病重期间，八大臣禁止慈禧等进见咸丰，为的是确保皇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样的情况下，任其发展，慈禧和她儿子就会在未来遭殃，毕竟她儿子现在是皇太子，如果未来没有登上皇位，其他人登上皇位，很有可能杀掉这个正牌皇太子。

这是慈禧一生中第一次遇到的政治和生命危机，她毅然从保姆手里夺过她的儿子，怀抱他6岁的儿子硬是闯进咸丰所在的宫殿，守卫的士兵看到她怀里是正牌的皇太子，皇帝又病危了，因此没敢阻拦。慈禧把儿子放在病榻上，告诉咸丰，这是你的儿子，咸丰已经是半昏迷状态了，听不清楚，她提高声音大喊，咸丰睁开眼睛，说，皇位由他儿子继承，两宫太后辅政，当时，很多大臣在场。

然而，咸丰先是说八大臣辅政，后说两宫太后辅政，这就形成了矛盾。八大臣不甘心控制皇权的力量轻易丢失。当时的清流派和军方人士认为两宫太后辅政，才是正统。另一方面，恭亲王的身份和地位崇高，但是，咸丰受到八大臣的控制，在先前的八大臣辅政人员中，竟然没有恭亲王的名字，这让恭亲王很气愤，于是，恭亲王加入到支持两宫太后辅政的行列中，恭亲王有勇有谋，最后主要在他的帮助下，击败了八大臣，两宫太后最后辅政。从整个过程来看，这场政变，是八大臣发动的，而后世多认为是恭亲王和慈禧发动政变，这是不准确的。八大臣想控制朝廷，恭亲王代表皇室成员维护正统，慈禧是为了自己应得的权力，更确切的说，慈禧是为了保护自己和她儿子的命。但是，中外历史学家们长期妖魔化慈禧，罕见有从慈禧和她儿子的切身利益来评价这次政变，几乎都说慈禧有很强的权力野心。在宫廷政治旋涡里面，自保是第一位的，假如八大臣成功的选择了其合意的傀儡皇帝，慈禧和她儿子的未来会要多悲惨有多悲惨，类似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比比届是。

下面这个“公认”的说法，看看历史是怎样被歪曲的：

辛酉政变又称祺祥政变或北京政变。慈禧、奕䜣等人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农历辛酉年）发动的宫廷政变。1861年8月，咸丰帝病死于热河行宫（在今河北省承德市），遗诏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额驸景寿和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瀛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弼皇太子载淳为帝，总摄朝政，定明年改元祺祥。

与载淳生母慈禧太后产生严重矛盾。另一方面宗支最近的恭亲王奕䜣与宣宗朝顾命大臣僧格林沁、军机大臣文祥等人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极为不满。慈禧乃鼓动咸丰皇后、晋封慈安太后的钮祜禄氏与八大臣争权，授意御史董元醇于9月14日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并派近支亲王辅政。被八大臣以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驳回。

奕䜣在北京争取到了外国侵略者的支持，拉拢大学士桂良、贾祯、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并得到在京畿握有重兵的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胜保和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的支持，9月5日以奔丧为名赶赴热河，与慈禧秘密勾结，由当时留守北京的奕䜣掌握军队，利用皇室回京时机，发动政变。

10月26日，咸丰的灵柩从承德起运回京，慈禧故意让肃顺护送灵柩后行，自己与慈安和载淳先期到达北京，随即召见奕䜣安排政变事宜。11月2日逮捕载垣、端华，派醇亲王奕譞（xuān）抓获尚在密云的肃顺，11月3日，命奕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并以桂良等五人为军机大臣。11月8日，诏赐载垣、端华自尽，肃顺斩首；其余五人革职，穆荫戍军台效力，景寿保留公爵并额驸品级。11月11日，载淳正式即皇帝位，废除八大臣所拟年号“祺祥”，改明年为“同治”元年。慈禧和奕䜣掌握了清中央统治权。

男与女 

　　慈禧引起人们的兴趣，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她是个女人，一个末代皇朝神秘的女人。在一个以男权传统的社会，慈禧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内忧外患，还要面对“女人乱政必亡国”的逻辑结论。 

　　跟男人比或者跟女人比，都需要看可比度。男人中能够比的，就是历朝的末代皇帝了。而女人中可比的，则只有武则天。末代皇帝从秦朝胡亥或者子婴以降，至明末崇祯皇帝，多逢衰世和乱世，既便意图崛起，也是无力回天。而慈禧以坚强的决心和成熟的手腕，在晚清列强环伺、千年积患的空前危机中，不仅创造了“同光中兴”的局面，而且启动了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其业绩又有哪个衰世的男人能比的呢？ 

　　即以女人相比，武则天也许可以称得上是惟一可以与之比肩的了。但人们对武则天的评价远远高于对慈禧的评价，称她是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 

　　但是，慈禧并没有那样搞酷吏政治，奖励告密。如果说武则天功大于过，那么，历史上其他“女人干政”的例证，也断难以和慈禧相提并论。汉初的吕后、西晋贾皇后、北魏孝文帝的幽皇后、北魏宣武灵皇后、唐中宗之韦后，要么残暴，要么荒淫，干政乱政，扰乱国家，她们的所做所为反而反衬出慈禧的执政能力。 

　　晚清中国处于衰乱之世。其治国难度远远大于武则天的时代。晚清中国的失败，是历史积累的结果，并非是政策性的、对策性的结果。多年来，论者习惯从结果论英雄，并假设一种可能存在的“合理”的对策以解决当时的内忧外患问题。须知，慈禧本人在那个男权当道的社会，其实对国家大事并没有完全的决定权，重大对策都是在讨论和各种牵制中决定。 

　　美国学者斯特林·西格雷夫认为：“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她只是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而已。”1861年咸丰皇帝去世之后，她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用以支撑门面的摆设。在这样一个严酷、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在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紫禁城里，作为一个女人，为了避免成为他人刀俎之下的鱼肉，慈禧一生都在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慈禧从来就没有实际上控制过这个老大帝国，她只是那些握有实权的男人们的摆设：先是恭亲王，后来又有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此论虽有些过头，但也说明了慈禧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样专横跋扈，她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各种男人力量圈子中的“平衡者” 。 
　　百年以来，其实众多的评论都是建立在性别歧视和男权意识的基础之上的。有论者认为，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即咸丰皇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而一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 。又说“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虞”。 

 
历史资料证明，慈禧太后并非“浅薄无识”，她曾经还亲自教身边女官、侍者学习国学以及西洋知识。而所谓中国的命运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更是颠倒因果的结论。同时，假设不能代替历史的真实性。也有论者对慈禧的本性进行歧视，比如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此处应该反问的是，处于当时那种险恶政治斗争环境中，男性或女性的所做所为，能有多大差别？为何偏用如此歹毒的语言描述一位政治人物，是否因为她是个女人？ 

　　慈禧首先是个女人，这毋庸置疑。在男权意识盛行的国度和时代，女人把持国政，当然受尽怀疑和攻击。这是男人们的本能与敌意，和慈禧的治国手段其实并无多大干系。在评价慈禧太后的众多著作中，曾经长期服侍慈禧的德龄当然最有发言权了。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给我们展现了“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着普通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的情感。她写道：“‘啊！青春！’她很温柔地说，‘这是天赋予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即使老了，也得如此！’” 

　　1900年9月12日的《字林周报》(著名的《字林西报》的星期日副刊)写道：“的确，皇太后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妇人，我们从《伦敦与中国邮报》上月3日所发表的下列文字中，可以瞥见这位昔日女仆之品性的另一面：皇太后的真实品性是一个无关紧要而又难以弄清的问题。她的形象已经被描绘得五光十色，不过阴暗仍是其主调。”但是，一位美国驻华公使夫人的记述告诉我们，“无论内心深处多么憎恶这些‘外国魔鬼’，皇太后在表面上或言辞上都没有丝毫的流露，‘她看上去很快活’”，“她的脸上充满了善意，见不到一丝残酷的踪影”。“她非常亲切，当我们接过递上来的茶时，她上前一步，向我们频频举杯......又说道‘我们彼此一家，普天之下都是一家。’”这是经历了八国联军入侵的变乱之后，慈禧以女性的魅力挽救中华帝国形象的真实写照。 

　　因为是当权女人，所以容易遭到憎恶；也因为是女人，所以容易被人同情。名士辜鸿铭在慈禧太后70岁生日(1904) 时曾经当众脱口而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但是，仅仅四年以前，在《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一文中，他又为慈禧太后辩解：“她统治中国四十年来，真是历尽重压，跌遭变故。尽管个人生活十分不幸，却一直指导、关怀并分担了她苦难臣民的命运……无论她会有什么缺点，至少她维持了中国的秩序……单言她的性别，她的年纪和她那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的不幸——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的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替儿子担忧。她惟一的儿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之孤寂的心灵……所有这些考虑，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无知、肆无忌惮的报纸，特别是那些由文明的欧洲人所经营的报纸，免除对于皇太后陛下个人生活不合宜的中伤。”这些复杂的认识，反映了女人慈禧复杂的人生。 
李扬帆 

　

内与外 

　　慈禧不是中国的救世主，但是，她因为西方的入侵而敌视西方，也对于中国的落后，深感忧虑。 

       
　　慈禧是仇恨洋人的。她对洋人的仇视，是一种纠缠了国家利益意识和民族自尊意识的复杂情感。她说：“他们有什么权利对我如此无礼！这不是他们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内政，他们没有发言权。难道我不能处罚我自己的臣民吗？如果我派到外国的使节，他们干预那个国家的行动，试问，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同意吗？”她又说：“他们给我们的人民灌输基督教的毒素，于是中国信洋教的人马上就不尊重我们的规矩和我们的传统习惯。中国内地发生的多数问题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国人引起的。 ” 

　　她也以中国的传统孝道为荣。她说：“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比我们已经有的更好的东西？根本没有！我们从远古时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国人不是这样。当他们达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家，并且从此就不再服从他父母了。”此论虽有偏颇，但不也反映了老佛爷敝帚自珍的情结吗？ 

这种仇恨，难到真的就是导致她会无端拒绝一切外国文明吗？以火车的引进为例，在1863年洋务运动之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建议朝廷修筑铁路，可是清政府主管部门一直不同意，李鸿章以运输煤炭为名修建的一条简易铁路的后果竟是：由人赶着马、拉着车厢在铁轨上走！于是，李鸿章决定走上层路线。他在慈禧太后居住的西苑建一条1500米长的小铁路，上边跑一台小火车头及六节能容28人的小火车车厢。亲眼见到了西方事物带来的便利后，慈禧同意了修建铁路。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1900年出逃西安时，慈禧坐的是祖传的马车。1902年回京途中，慈禧从保定乘火车到达北京马家堡站，再乘銮舆回宫。坐火车的好处立即得到了应验。慈禧为了去西陵向祖宗“请罪”，令有关部门在四个月内突击修筑了一条30多公里的新易铁路 高碑店至易县　，并于次年春坐着由17节车厢编组的专列，真的去祭陵了。 

　　其实，慈禧对外虽然一直仇视，但是，在振兴社稷的大政方针方面，她并不是昏聩之辈。1875年初，慈禧太后的独生子、不到20岁的同治皇帝驾崩养心殿。忧伤的慈禧开始第二次垂帘听政。参加葬礼的李鸿章在第三次陛见皇太后时，提出了开煤铁矿、架电报线、修铁路、办学校、开发台湾、办外交等等一系列洋务改革的建议。李鸿章回忆说“廿二、廿三、廿六日，太后召见六次，悲伤迫切之中，大有励精图治之意”。慈禧对洋务运动的支持是一贯的。光绪十一年 1885年　，李鸿章在一封信中又披露说，“在京勾留两旬，召对五次，慈圣与醇邸，有意改革，诸臣墨守成规，不足振兴”。 

　　慈禧当政期间(1860年～1908年)，虽然后期“还政”，但是大多数时间里她仍是决策的核心人物。在其执政时期，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洋务运动中，朝廷励精图治，虚怀纳谏，整顿纲纪。尤为甚者，她果断改变大清的规矩，大规模启用汉臣，从而创造中兴局面。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为中国现代化的起始，当成定论。 

　　慈禧对汉臣的倚重，当首推曾国藩和李鸿章。尤其后者“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他们二人去世相隔近30年，慈禧在他们去世后均表达了万分的痛惜。比如，李鸿章因为和列强周旋(主要是和沙俄谈判收复东北)时累死，尚在回銮途中的慈禧太后“为之流涕”，“震悼失次”。对于多年前去世的曾国藩，在她与曾国藩子曾纪泽的谈话中可以看出她的心理：她说“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总是瞻徇的多”。当曾纪泽说“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忠贞之臣”时，慈禧说道“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既表达了她的惋惜又表达了她的用人之道——一种放眼长远的战略。 

　　于内政方面，慈禧一直被当成守旧派的总后台。其实，她是一个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回旋纵横的政治家，而不是简单的用一种标签就可以定性的人物。她一直支持洋务派，但是又经常遭到清流派和顽固派的抵制。为了教训这两个在朝廷中重要的派系，她采取了相当策略的手段。比如，1866年洋务派拟设天文算学馆的议案一出，马上遭到文渊阁大学士倭仁的反对。他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如此顽固，即令他从全国范围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与洋教习比试一下。倭仁经过一段时间，一个胜任的人也找不到，最后说“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不过，倭仁心中还是不服的。慈禧便安排他去总理衙门上班，要他知道和洋人打交道的难处。为了避免和洋人接触，倭仁在上班的第一天就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就“豁然痊愈”了。 

　　在治理清流方面，慈禧也是很有手段。中法战争期间，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高论战事，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乃顺势任命张佩纶为“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的遭遇可想而知，最终临阵逃跑，而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来论者认为张“以书生典兵，甲申马江之败，身名俱裂矣”。最近又有论者认为朝廷让张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其实是对张佩纶实行的保护措施。只是他自己不争气，毫无价值地葬送了福建舰队，民愤极大。清政府给以惩处，这是张佩纶咎由自取，并非什么慈禧太后‘瓦解清流’的阴谋”。即便不是阴谋，但是也见慈禧用人方面的不拘一格和平衡技巧。 

至于义和团事，一般认为慈禧顽固地对八国的宣战是其仇外的例证。此事的关键，在于她是否真的是控制局面的幕后策划者。 

　　综合学者们的考证及多种记载，有四股力量影响甚至控制了慈禧：一是义和团本身，他们把慈禧吓得半死。她说：“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第二种力量是端王等皇族贵胄。他们才是唆使并胁迫慈禧的幕后人物。端王对太后最有力的论点，就是威胁：如果义和团得不到完全的支持，他们就会推翻皇座。他们以为与外国开战会增强他的权力，而端王借此要使儿子入承帝位。所以他们怂恿慈禧太后相信义和团的法术确能避枪弹。慈禧不得已保留光绪皇帝称号，立端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 皇储　，为此导致外国和国内大臣的双重反对。而端王又伪造了驻北京的列强外交团一份联合照会，要求将国政大权交还光绪皇帝，从而刺激慈禧对抗列强。就连慈禧的亲信荣禄在这时都不得不屈从于端王等人的势力。 

　　第三种力量是要借这个事件削弱王公力量的大臣，比如李鸿章。外国学者认为：“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却是李鸿章，他在整个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前从未得到足够得认识。正是李鸿章，通过不断向西方报纸散布关于中国人的骇人暴行的虚假消息，狡猾地剌激外国列强武力干涉中国，这是他为了削弱铁帽子们的基础、恢复自己失去的威望的持续努力的一个部分。” 

　　第四种力量就是西方列强。列强们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发动扩大对华侵略的果实。八国联军的目的也并不是拯救外国使馆，而是为了赶在大清帝国土崩瓦解之前尽可能攫取更多领土，这个机会，他们时刻都在期待着。因此，西方学者认为，“义和团事件远不是什么中国人背信弃义的例证，倒是西方伪善的典范”。 

　　面对此种变故，慈禧最终被上述各种力量裹胁，按照他们的意图，几近疯狂地对八国宣战，她不过是当时群体无意识的一个代表。慈禧的行为，也难以从一两句话中得盖棺之论。 

新与旧 

　　现在所看到的慈禧的油画像和照片尽管都是1903年后的作品，但是，从年近七旬的这位太后的气质和特意的装扮中，分明能看出她力图留住青春和权力的最后努力。晚年的慈禧，奋力地证明自己并不是老去的顽固的旧人。 

　　慈禧在其锐意进取的时代(1895年以前)，是积极支持洋务运动的。其中，以重塑中国国防最为重要。尚在1875 年，当李鸿章和左宗棠就“海防”与“塞防”争执不下时，慈禧认为两者并举为是，乃命左为钦差大臣，收复新疆。同时，支持李鸿章为防止日本而开始的筹建海军计划。这是第一次海防之争时慈禧的态度。 

　　1884年，当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后，第二次海防之争开始。1885年10月，慈禧太后发布懿旨：“ 海防善后事宜，著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具奏，醇亲王奕譞一并与议，所有左宗棠等条奏各折片，均著给与阅看。”总理衙门“遵旨会议海防”，在复奏中认为：“大致不外练兵、筹饷、用人、制器数大端，而目前自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于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海军于当年12月12日正式成立，这就是北洋海军。慈禧太后对中国海军的支持，从她所说“惟念海军关系重大，非寻常庶政可比”的话中可见一斑。 

　　然而，自1888年北洋成军后，海军再也没有购置新的战舰。而日本在1888年后的六年间添置军舰12艘。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老佛爷要修圆明园，估工银2000万至3000万两。户部无款可拨。于是，海军衙门大臣奕譞、奕劻等为讨好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数百万之巨(具体数目有争议)，当然，还有大婚的光绪，用掉了五百万。虽不能说甲午北洋的覆没是因为没有钱，但是，发昏的慈禧亲手葬送了其苦心支持的海军，当为定论。 

　　甲午之败，没有敲醒慈禧，却敲醒了一帮书生。书生们勇敢地上书，勇敢组织戊戌变法，反过来才敲醒了慈禧。而这正是因为变法触动了老佛爷的地位。当她把书生镇压下去了，她也才安静地思考自身角色转化的问题。这个旧老太，逐渐要做一个令人吃惊的新人！ 

慈禧在她生命的最后十年间(1898年～1908年)，无疑发生了精神和人生上的多重变化。她估计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会因为变法而丧失，所以发动政变。但是，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慈禧断送了中国的改革进程。其在断送百日维新后推进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 

　　1898年底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令人深思地采取了梁启超提出的“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的办学方针。 

　　在八国联军的打击下，慈禧以光绪帝名义拟定《变法诏书》：“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其改革内容为“参酌中西要政，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出，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修”。两年前菜市口的六颗人头，掉得何其冤枉。 

　　慈禧的改革，终结的是数千年的历史。1901年7月24日，清廷明令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数千年的夷夏大防的思想从体制上寿终正寝。当年12月23日，慈禧发布懿旨，破除满汉不通婚禁令，禁止妇女缠足。一个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的全民族的陋习，一个曾经还被心灵扭曲的士大夫们吹捧的摧残妇女的恶习，最终被这个女人终结了。 

　　大清皇朝建立后，曾经因为其盛极一时的状态令西洋社会慑服。但是，同样是那个时代的西方启蒙思想家们，他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停滞的民族。导致这个民族停滞的重要原因在于八股文和科举取士。1905年9月2日，经慈禧太后恩准，清王朝下诏废止科举制。开始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帝国考试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慈禧并不明了其所做所为的历史意义。就如同她在废除科举后第二年做出的同样她可能不知道意义的举措那样：1906 年9月1日，慈禧做出了发布立宪诏书的决定。甚至包括两年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在慈禧那里，不过是点点头的事情。为了点这个头，国人等了太久。 

　　《宪法大纲》颁布三个月后，光绪和慈禧相继死去。挽救满清王朝命运的最后的改良努力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