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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钱的力量---叶赫那拉氏 后苑里的鲜花 (1.1)
莫理循的大部分文章里，充斥着失真和扭曲，那是他的中文助手的贡献，而莫理循自己，则保留着一份事件的秘密记录，和他在报纸上的报道大不相同。作为新闻业首屈一指的中国观察员，莫理循对那些关于中国的谣言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些谣言至今流传、真假莫辨。 李鸿章：钱的力量 张荫桓1898年3月，受贿50万两白银，协助李鸿章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戊戌变法时，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支持康有为的《请励工艺奖募创新折》。 康有为是一位自封的革新家，在西方，人们把他奉为中国维新运动的大英雄，这实在有失公允。事实上，他并没有多少英雄壮举，他的那些“权威著作”全是错的，倒是上海那些更富有洞察力的外交官，早就看出了这点，并秘密地告知了英国外交部。 当康有为逃亡时，濮兰德和其他新闻记者一路接应，称他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让全世界都相信他那些恶毒的排满宣传。热心有余而见识不足的传教会激进分子——像李提摩太、李佳白和阿莉西娅·利特尔之辈——继续从事康有为未竟的事业，重新念起了康有为的诽谤经，就好像那是天国福音一样。在传教士时代的鼎盛时期，康有为的西方听众是如此热心地希望看到中国能转变成一个基督教乌托邦，以至于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假冒救世主的谎言给欺骗了。骑着信任的长风大浪，康有为周游世界，自封为排满运动的领袖而到处套取捐款，最后，被美国学者奉为能给中国带来美式民主政治的人，这总要远胜于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吧。 过上了安全的流亡生活，康有为便通过报纸和发给北京所有外交官的信函，发动了一场针对慈禧太后的恶毒讨伐。他坚称：太后是个邪恶丑陋的老太婆，她监禁了年轻的皇帝，在密谋废黜他的同时，还给他服用麻醉药和烈性酒。在指控她侵盗国库之后，康有为转而开始对她进行性方面的诋毁，他声称：太后的首席宦官其实压根就不是一个太监，而是慈禧无数的情人和同谋者之一。康有为称慈禧为“伪太后”、一个“堕落的宫妃”，口口声声称她“一个女刽子手”，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耸人听闻，他杜撰了关于慈禧个人生活令人震惊的详情细节：“伪太后有个私生子，名叫钦明，她本意是要叫他登上龙位的……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淫荡、虚伪、残暴、恶毒之人，一个废君篡位的窃贼呢？” 除了赫德爵士之外（他对慈禧非常赞佩）， 濮兰德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在康有为借道上海和香港流亡日本时，他出过不少力，并且对康有为做过比较深入的采访，文章被所有西方主流报纸改编和转载。他是《泰晤士报》派驻上海的记者，今年35岁；濮兰德汉语非常流利，并且，决不让莫理循忘记自己不会汉语。濮兰德同时还兼任着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委员会的秘书，在那儿，濮兰德掘得了不少满清政治活动的秘密情报，不过其中有太多的偏见和错误。他的私人生活并不幸福，他的妻子是个（正像莫理循所写下的）“不忠不信的神经病”。 维新运动的残酷镇压——主要是流放张荫桓、处死李提摩太及李佳白的那几位年轻的殉道者，还有就是迫使激进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20流亡日本 在1900年的拳乱期间（这一事件标志着王朝临终阵痛的开始），莫理循和濮兰德以康有为的指控为炮弹，对慈禧进行了狂轰滥炸，和他们串通一气的是巴克斯，这个最有才华的文学骗子。 谎言在继续
为数不多的年轻学者慢慢地开始有所发现，这些发现足以戳穿那些普遍流行的关于清朝历史和慈禧太后的种种神话。然而，他们是在挑战资深学者的权威，而且正是这些权威们的著作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疑问重重。 最近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在涉及巴克斯时，都会负责任地把他视为一个可疑的材料来源，但涉及慈禧以及她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却继续坚持巴克斯的错误描述。
无耻的西方人
随着这些蛊惑人心的材料被披露，巴克斯成了为数不多的“中国权威”中的一个佼佼者，他的那些稀世珍藏（中文古旧手稿），成了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一块墙角石23。他那一副权威人士的派头，在他父亲死的时候，又得到了增进提高，他承袭了“从男爵”的头衔，摇身一变，成了爱德蒙爵士。
上述两本书得到了外交官、学者和新闻记者们异口同声的喝彩，他们说“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谜一样的性格特征的书中，它们最接近真相。”《纽约时报》说：“此书堪称权威之作，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全部编译自宫廷档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记，对于这本525页的大书，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质……或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中文档案向世界披露过，也没有哪个人对中国官场生活的真相有过比这更详尽的反映。” 《观察家》说：“很少有哪一本围绕国家档案所写成的书，能像这本书，如此可靠、如此丰富、如此引人入胜。”在最初的18个月里，前一本书就重印了8次，并且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包括中文，这使它成了新中国的共产主义学者和宣传员们的第一手资料。
张荫桓(1837-1900) 清末大臣。广东南海人。字樵野。捐纳为知县，几经升迁至道员，光绪二年(1876年)权山东登莱青道。七年(1881年)，授安徽徽宁池太广道。1882年任按察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 旋升任户部左侍郎。光绪十年(1884年)，除太常寺少卿。1885年任出使美国、日斯巴尼亚(今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办理华工被害各案交涉事宜。中日甲午战争中曾与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1897年又出使英、美、法、德、俄诸国。1898年3月，受贿50万两白银，协助李鸿章与俄国签订《旅大租地条约》。戊戌变法时，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支持康有为的《请励工艺奖募创新折》。戊戌政变后遭弹劾充军新疆。1900年被杀。著有《三洲日记》。【图书简介】 - 晚清名臣张荫桓 根据俄国方面的资料，清廷官员李鸿章与张荫桓在1898年初的旅大租借交涉中接受过俄国的贿赂，这种说法在史学界颇有影响。然而，从目前已知情况看，俄文资料本身尚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对照张荫桓日记、翁同Lun日记等中文文献，俄国人在借款谈判中试图收买李、张之事大致属实；至于俄国档案称旅大交涉中又对李、张二人进行利诱并付款给他们的说法，与中文文献相悖处甚多，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清末重臣张荫桓的《戊戌日记》记录了戊戌变法期间宫廷奏对和议定内政外交要务以及上层人物交际等方面的情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以往众多史家在研究戊戌变法时，很少提及张荫桓，有人甚至斥之为投机戊戌变法运动的巨奸。张氏的《戊戌日记》对我们重新评价他在戊戌变法中的历史地位，将有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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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苑里的鲜花(1) |
|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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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
后苑里的鲜花(1)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1899年的北京城，那会儿，每年春秋两季来自戈壁滩的沙尘暴还不是十分猛烈。一个星期三的傍晚，大约6点钟的时候，许多外国侨民（当时总人数不超过500，其中多半是传教士），聚集在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爵士1的家中，要开一个草地晚会。大约有100位先生和30位女士，赶来听赫德的铜管乐队所举办的一场音乐会，音乐会在足有8英亩大小的总司花园里举行。这是本周的社交大事，任何一个有头有脸的外国人都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穿越北京城来到这里。女士们漫步在丁香花下，曲折蜿蜒的小径上，弥漫着4月的紫色薄雾，空气里飘散着丁香花的气息，其中混合着柠檬香水、玫瑰香水和一种名叫“莱茵紫罗兰”的德国香水的气味，那年头，这种德国香水很是时髦。天气已经有些热了，女士们来之前刚刚都用药皂洗过，牌子不是“薇诺莉娅”，就是“伊莱斯米格”。时髦的行头是这样的：穿柔软的细麻纱布，浅褐色，淡玫瑰红，或者嫩绿色，饰以丝带或花边；为了守护她们的娇颜，使其免遭戈壁滩粗砺风沙的伤害，自然还要戴上面罩，那是用白色的俄国纱网或缀着小孔的薄纱所做成的；帽子的式样很是吓人，是用稻杆或者蓝凤铃草杆编成的；扎上天鹅绒蝴蝶结，插上鸵鸟毛、鱼鹰翎，再系上缎带。梳着高高发髻的贵夫人坐在藤椅里，一边吃着小点心，一边看着穿灯笼裤和围裙的孩子们，在灌木丛里跑来跑去。
外交官们在谈论商铺；传教士们看上去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那些从上海和香港来的新闻记者则到处乱窜，忙着打听花边消息。所有的社会阶层和信仰教条同时登场，狮子和绵羊一起喝茶，为的是听一听熟悉的洋腔洋调。
到处都可以见到和“洋鬼子”打成一片的满清大臣，他们的帽子上饰着圆纽扣，官服上缀着方补子，孔雀翎则是高级官员的标志。迄今为止，最为壮观的，要算是李鸿章总督，以及他的门生袁世凯将军。
已经76岁的李鸿章，是当今中国最有钱也最有权的政治首脑，他控制着铁路、电报、采矿、海运，拥有一支私人军队和为数不详的密探。许多王公大臣都曾接受过总督大人奉送的银子，从而使他们免于捉襟见肘的财政危机，因此，他们都心甘情愿在他面前俯首贴耳，任由驱驰。他看上去就是个伪善的家伙，穿着一双厚底缎面朝靴，站着的时候，身高在6英尺4英寸以上。他中过一次风，这使他的脸有一部分不能动弹，于是看上去总是面带微笑——一个危险的男人却有着一张纯洁的笑脸。因为这时候已经很热，李鸿章戴着一顶篾底纱面的帽子，颇似灯罩，一只孔雀翎被一根缅甸翡翠做的管子紧紧扣住。他的袍子外面罩着一件丝绸补褂，朝服的两侧各开着一个口子，这样以便于骑马，前后补子则依照他的官品而绣着白鹤，这是文一品的标志2。补褂的外面，齐腰系着一根皮制腰带，上面挂着钱包和一些小袋，袋子里装着他的扇子、鼻烟，以及诸如此类。有一只袋子装的是一个袖珍痰罐，他不时地伸手取过来向里面吐痰（总督大人清理喉咙和鼻窦时所发出的叽里咕噜的声音，闻之者无不后脊梁发冷）。环绕着他的脖子的是一串珠子，共计108粒，样子和佛珠差不多，下面挂着三串描画着“五行”的珊瑚珠。再下面，悬荡着一串由翡翠连成的、像棒棒糖样的垂饰。总督大人一边和赫德谈着话，一边用他的左手拨弄着这些小玩意儿。
袁世凯的穿着，大致与此相同，但他比李鸿章要矮些，也胖些，眉飞色舞的样子，就像是一只踌躇满志的猫，来到了一个满是老鼠的园子里。赫德总是警告他的西方同僚：总有一天，李鸿章或袁世凯（或者他们俩）可能会为攫取权力而发动一次政变。
风度优雅的外交官张荫桓3爵士的缺席，显得有些非同寻常。此人是第一个被大英帝国授予爵位的中国人，在派往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离哥伦比亚特区的杜邦环岛不远）期间，他竟然学会了使用刀叉。这位曾经颇受欢迎的好好先生（原文为法语）最近被流放到遥远的新疆去了，因为他参与了1898年那场失败的维新运动。诏书上说他“狡诈善变”。
赫德爵士说，来参加晚会的满清大臣，“眼睛里只有两样北京宝贝：总司大人和他古怪的乐队。”他喜爱音乐，组建了19世纪中国第一支铜管乐队，他强迫海关雇员和他们的太太参加进来，直到他们奋起反抗他专横的暴政。于是，他只好雇用中国人，教会他们演奏西洋乐器，包括短号、次中音号，和一支从英国进口的低音大号。在恩卡纳西奥（一位来自澳门的海关雇员）的指挥之下，这支乐队演奏得有板有眼。14位身穿制服的乐手，全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而且都另有一分全职工作：演奏长笛的是个剃头匠，演奏短号的是个鞋匠，演奏鼓的是个裁缝。每个礼拜他们都要演奏赫德爵士所喜爱的乐曲：《爱之夜》、《当光线暗淡的时候》、《箴言波尔卡》和《美国谷仓舞》，混合着热情奔放的乡村曲调，真是闻所未闻。这样的晚餐舞会，赫德每个礼拜组织一次，一直要持续到午夜。
赫德的府邸位于北京城的中央地带，在使馆区的边上，靠近紫禁城的红墙。它的北边是一座道观，西边是一处荒芜的花园和肃王府，东边是豫亲王的庄园，在整个使馆区内占去了半英里。
高墙之内这些旖旎迷人的花园和人工湖，使得北京城非常舒适宜人，这当然是对里面的那些人而言。而在外面，人类排泄物所发出的恶臭，时时提醒人们一个隐蔽而真实的中国。在紫禁城之外，一条敞开的排水沟从使馆区穿行而过，空气里夜以继日地弥漫着芳香，把它独特的气味奉献给使馆区的网球赛场、黄昏聚会和外交晚宴，点染着西方教堂的袅袅熏香，夜里，那些明察秋毫的蚊子们在这里构筑它们的乐园。在中国城市那些尘土飞扬、人马嘈杂的小巷里，穿着开裆裤的孩子们蹲在路当中解手。在满地污秽足以淹没脚踝的街道上，游方术士、变戏法的和杂耍艺人为了和一大群麻风病乞丐竞争几个铜板而呼天抢地、吵吵嚷嚷。城门楼上垂挂着有气无力的旗子，几个病怏怏的兵士穿着脏兮兮的军服，在声嘶力竭地吆喝着，唾沫横飞，满嘴脏话，呼喝城下衣衫褴褛的人群，诅咒这蛆虫蝼蚁般的生灵。有机物所散发的气味，让你躲不胜躲，即便是赫德爵士优雅精致的英式茶园，这些气味也和那里的茶叶清香搅和在一起。
赫德爵士在中国呆了40年，如今60岁了，依然精神饱满。他头发稀疏，但依然乌黑；胡须修剪得整齐修洁；他总是穿着双排扣长礼服，系着领带；口袋里揣着一个金质烟盒，里面装着一种牌子叫“沙哈”的埃及香烟。从前，他只在早晚两餐之后抽一支方头雪茄，但自从1881年赫德夫人带着孩子们回英国之后，他就开始抽上了香烟，藉此排遣孤独。5英尺7英寸的身高，每一英寸都是一个“纤细小巧而又坚不可摧的独裁者”。
当家人不在的时候（如今已经整整18年了），赫德的娱乐亦堪称丰富，还常常有带着孩子来客在家中留宿；有人信誓旦旦地声称，他们曾看见赫德扮做盲人的样子，把山上凉亭里的女孩们逗得哈哈大笑。不过赫德并没有特别亲近的朋友。在事业生涯的顶点上，他只向自己的日记倾诉满腹的辛酸：“我形单影只，没有一个朋友或知己。……孤独的痉挛噬咬着我的心。”
赫德是唯一一个很乐意每天和满清王公大臣打交道的西方人，这使他成了中国影响最大、闻见最广的洋人。1861年，他构建了一支主要由外国人充任的、诚实而高效的海关服务团队，在支撑大清政府的国家税收中，他们的贡献要占到相当大的一部分。中外官员有什么事都愿意找他商量，他有能力谨慎地调停某些敏感问题。作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他大权在握，但他抵制住了每一次诱惑，谨慎细密，勤勉克己，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作为一名中国政府雇员所获得的信任，而不是担当英国或其他西方列强的代理。在这种艰难的骑墙境地中，他耗尽了自己的一生。
赫德的客人中，有一位莫理循博士4，是伦敦《泰晤士报》派驻北京的记者，他首次出现在赫德的花园聚会上是1897年的春天。他是个英俊文雅的男人，略略有些斜肩，头很大，浅蓝色的眼睛，迷离恍惚的微笑。莫理循和每个人相处得都很融洽，自己却深藏不露。他是一位37岁的澳大利亚游侠，在维多利亚州的季隆5出生，也是在那儿受的教育，父母是苏格兰移民。他终生酷爱漫游，这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基本品质，财富和名声的得来，靠的是远征探险，下探尼罗河，上溯伊洛瓦底江6，横穿印度库什。18岁那年，莫理循孤身一人徒步穿越澳洲大陆，123天走了2,000英里。23岁的时候，他又去新几内亚进行了一次探险，险些在长矛之下断送了卿卿性命；长矛的倒刺被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位医生取了出来，他本人也正是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医学训练。作为医生，他先是来到了西班牙的一家铜矿的工人当中，随之而来的烦恼也在不断增加，后来他就去了摩洛哥的一个酋长国。他步行、骑马、划船，穿行中国大陆3,000英里，从上海一直到了仰光，1895年，莫理循出版了一本令人难忘的书，记述了此次旅行。这一切，引起了《泰晤士报》的关注，他们雇佣了他，并把他派到了中国。人们告诉他：“当遇到麻烦的时候，可以去找罗伯特·赫德爵士。”但这并不是件容易事，正像他写给朋友的信中所说的：“我在这里常常能见到很多人，但很少能遇上总司大人。据我所知，他十分谨慎，而且口风甚严。”
莫理循倒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之辈。作为全球最伟大的报纸派到北京的唯一一位全职常驻记者，他是一个没有使臣头衔的使臣。他竖起一只耳朵打听使馆的秘密，另一只耳朵则探听袁世凯将军的动静。他摆出一副骑士派头，做着竞选澳大利亚总理的美梦，虽说谎撒得机智圆巧，但在他的关于中国的文章里，却一点也不感觉到难为情。他深思熟虑而又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历史，改变了此后几乎100年的国际平衡。
作为一名在中国呆了20年的新闻记者，而且“北京莫理循”的名头也远近皆知，照说最起码总该精通汉语吧，然而莫理循并非如此。他总是听由那些说汉语的人摆布，这带来了不幸的后果。他从不能亲自核实一则消息，有时不免要陷入自我怀疑之中：“我犯下了大错，陈述是错误的，”1899年1月7日的日记里，他这样写道，“这让我痛心疾首。”但虚荣心救了他。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中国邮政》，在经受了一轮狂吹滥捧之后，莫理循在日记中写道：“它是凭藉我的知识学养所写成的，这才叫名望。”吹捧文章这样说：“感谢（莫理循），在被视为北京政治暗流的中国事务方面，全世界也没有哪一种出版物能比本书提供更多的信息。”也正是莫理循本人驱使政治家柯曾爵士7称赞他“料事如神”，对此，《泰晤士报》这样写道：“这或许一个新闻记者为自己的作品所赢得的最真诚的颂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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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
后苑里的鲜花(2)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他的编辑所不知道的是：莫理循的大部分文章里，充斥着失真和扭曲，那是他的中文助手的贡献，而莫理循自己，则保留着一份事件的秘密记录，和他在报纸上的报道大不相同。作为新闻业首屈一指的中国观察员，莫理循对那些关于中国的谣言负有主要的责任，这些谣言至今流传、真假莫辨。
莫理循认识赫德爵士草坪晚会上的每一个人，并且（多亏有一只搜集流言蜚语、医学闲谈和性隐语的耳朵），他还保存着一份秘而不宣的账簿，记录着这些男男女女谁患有淋病、谁患有梅毒，并以散布其传染途径取乐。
使馆区的资深居民全在这儿，其中就包括大胡子美国公使、前骑兵指挥官爱德温·康格8，以及他真诚得叫人生厌的妻子莎拉，她是一位基督科学教派信徒，自视为圣会创始人玛丽·贝克·艾迪的潜在继承人。康格夫妇是一对严肃乏味的家伙，从不胡说八道，不像莫理循的好朋友赫伯特·斯奎尔斯和他的妻子哈里特，斯奎尔斯是美国使馆的一等秘书，举止文雅，野心勃勃，他的业余时间全都用来收藏中国瓷器，这使他显得非常有钱。哈里特带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遗产，同时还带来了她在波士顿的一位亲戚：波莉·康迪特·史密斯，一位快乐的年轻女士，她很高兴受到莫理循的关注。莫理循对自己的日记说：她“又胖又爱说话”，但在北京，实在也没有更多选择的余地。
莫理循对47岁的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9的感觉，可以说好恶参半。窦纳乐又高又瘦，像一条苏格兰猎鹿犬，留着漂亮的、上了蜡的小胡子，长着一对忧伤的眼睛。在被派驻桑给巴尔和尼日尔的领事馆之前，他曾在希腊战役期间服务于英国的军事部门。他从位卑人微的处境一跃而占据大英帝国在华最高外交职位，其中的缘由无人知晓。莫理循开玩笑说：窦纳乐之所以能晋升北京的这个职位，是因为前任公使索尔兹伯里阁下相信他掌握了某些证据，足以证明索尔兹伯里和“碎尸者杰克”10是同一个人。比丈夫小6岁的艾塞尔·窦纳乐夫人非常漂亮，毫无疑问，她是北京城里最优雅迷人的西方女人。
莫理循不喜欢法国公使毕盛11，他是一位胖乎乎的前新闻记者，留着海象胡子，在他的同僚中不太出名，睡觉的时候喜欢穿一件绣有红色燕雀的睡衣。莫理循瞧不起法国人，他认为毕盛是个没有骨气的人。
意大利公使马提奥先生是个神神叨叨的家伙。他曾经拒绝在一份外交协定上签字，因为这天早晨他在街上碰见了一个斜视的男人，他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征兆。莫理循还知道，马提奥先生在意大利使馆之外的某个地方养着一个日本情妇。
新上任的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12是位尼采式的超人，竭尽全力要仿效威廉皇帝13，陪侍在他身边的，是他漂亮的美国妻子，一位美国中西部铁路大亨的女儿。
在草坪里的一把柳条椅上，坐着25岁的美国采矿工程师赫伯特·胡佛14，他为一家英国公司工作，依照特许采矿权在中国寻找金矿。坐在他的新婚妻子路易丝旁边的，是赫德爵士的小舅子罗伯特·布莱顿和他的妻子莉莉；她的女儿朱丽叶则坐在另一个男人的旁边；还有莉莉的现任情夫辛博森15坐在尽头边，他是一位出生在中国的英国人，又圆又胖，思维敏捷，他连珠炮似的俏皮话让莫理循不胜其烦。辛博森只有22岁，会说5种语言，其中包括汉语，最喜欢的事情有：骑马、打猎、游泳、调情和食物（排序不分先后）。莉莉是一位性情活泼、心地善良的女人，来自旧金山，穿着打扮活像玛丽·安托万内特16，居然粘了一个漂亮的标记在她丰满的胸脯上。莫理循说，胖子辛博森给罗伯特·布莱顿戴上了“一顶最绿的帽子，那是中国任何一个戴绿帽子的男人所从未戴过的。”
传教士出现在草坪晚会上，就好像芥末洒在猪肉馅饼上，他们当中，有白发苍苍的威尔士神父，政治激进分子李提摩太17（莫理循说他“非常威尔士，只是头发没那么白”），还有美国人李佳白18。李提摩太和李佳白一直在联合年轻、激进的中国维新派，试图颠覆满清政体，结果他们当中有几个人被斩了首，为李提摩太和李佳白的政治主张贡献了几个烈士。这儿，还有行为古怪的挪威传教士内斯特加德，人们常看见他穿着白色燕尾服和晚装夹克在北京城游游荡荡，而且，还常常在俄国公使的妻子面前袒露自己，让整个公使馆为之侧目。
莫理循讨厌传教士。在穿越中国旅行的途中，他结识了少数几位他所喜欢的传教士，他们勇敢而善良，但他们所带来的结果，常常是悲伤多于愉快。有一位亲切和善的苏格兰传教士，他7年的工作只换来了3个皈依者，其中一个后来还死掉了。七百万友好而平和的云南人民，在度过饥荒之年后，非常渴望得到鼓励，18位传教士奋斗8年，只皈依了11位教民；要使其余的人全部皈依，那得要多少年哦？
在赫德晚会上的传教士中，有一位令人讨厌的阿奇博尔德·利特尔和他不知疲倦的妻子阿莉西娅，她是反缠足运动的领军人物，穿着她通常穿的粗花呢男装。早先，阿奇博尔德是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后来却成了一个雄心勃勃的企业家（原文为法语）——赫德称他为“有干劲的英国佬”。莫理循在提到阿莉西娅时称她为“那个可怕的女人”。在反缠足运动中，她曾经在香港面对五百位大学生发表演说，向他们展示赤裸的小足照片，使她感到大惑不解的是，那些听讲者为什么自始至终都在窃笑、傻笑、讥笑。虽然阿莉西娅出版过几本关于中国的书，但对这个国家她懂得并不多，也不能领会缠足在男人的性幻想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向中国学生展示赤裸的小足照片，在他们看来，就像展示英国健身房里那些男学生们的耻骨——他们不会以平常之心去看，直到他们结了婚，并从他们的妻子或小妾那儿获得了性的经验。
因为对来宾中的许多人都不喜欢，莫理循只好挤到了濮兰德和巴克斯19那儿。
莫理循觉得濮兰德这家伙对自己很有些用，却又很不喜欢他，他是《泰晤士报》派驻上海的记者，今年35岁；濮兰德汉语非常流利，并且，决不让莫理循忘记自己不会汉语。濮兰德同时还兼任着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委员会的秘书，在那儿，濮兰德掘得了不少满清政治活动的秘密情报，不过其中有太多的偏见和错误。他的私人生活并不幸福，他的妻子是个（正像莫理循所写下的）“不忠不信的神经病”。濮兰德仪容修洁、衣冠楚楚，头发优雅地从中间向两边分开，堪称完美的胡子修剪得非常精细，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穿着质地昂贵、裁剪考究的骑马短上装，系着格子花纹领结。
巴克斯是新近才从伦敦来的，是一位年轻的语言学家，刚刚在牛津推销完自己，他在那儿声称自己会流利地使用10种或12种语言，是个外表文弱、一脸茫然的年轻人，和一只在夜晚神出鬼没的东印度眼镜猴颇为神似。
他们正在讨论慈禧太后。对于她老人家1898年秋天之前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这之后，因为对迅速发展的维新运动的残酷镇压——主要是流放张荫桓、处死李提摩太及李佳白的那几位年轻的殉道者，还有就是迫使激进分子康有为和梁启超20流亡日本——“老佛爷”的恐怖形象于是就开始在每个人最坏的想象和偏见中，深深扎下了根，萦绕不去。流亡中的康有为也开始给西方人提供关于一位邪恶暴君秘密生活的惊爆内幕。
濮兰德占据了一个有利的位置，因为在康有为借道上海和香港流亡日本时，他出过不少力，并且对康有为做过比较深入的采访，文章被所有西方主流报纸改编和转载。
除了赫德爵士之外（他对慈禧非常赞佩），北京和上海的西方人，对慈禧太后、对大清王朝的历史、对满清宫廷内部的运转方式、对紫禁城内的神秘生活，几乎一无所知。要想一窥东方帝国最高层的堕落，无论是对于他们，还是对于报纸的读者，都太遥远了。
康有为是一位自封的革新家，在西方，人们把他奉为中国维新运动的大英雄，这实在有失公允。事实上，他并没有多少英雄壮举，他的那些“权威著作”全是错的，倒是上海那些更富有洞察力的外交官，早就看出了这点，并秘密地告知了英国外交部。
但是在北京，莫理循、窦纳乐和传教士社团，对康有为的故事照单全收，他们相信康有为确实了解年轻的皇帝和老太后，他所说的确实来自于对他们的直接认知。其实，康有为只不过是一个自我拔高者和麻烦制造者，他实际上仅仅处于维新运动的外围，他剽窃了别人的理念，并把它当作自己的观点发表。当康有为逃亡时，濮兰德和其他新闻记者一路接应，称他为“现代中国的圣人”，让全世界都相信他那些恶毒的排满宣传。热心有余而见识不足的传教会激进分子——像李提摩太、李佳白和阿莉西娅·利特尔之辈——继续从事康有为未竟的事业，重新念起了康有为的诽谤经，就好像那是天国福音一样。在传教士时代的鼎盛时期，康有为的西方听众是如此热心地希望看到中国能转变成一个基督教乌托邦，以至于他们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假冒救世主的谎言给欺骗了。骑着信任的长风大浪，康有为周游世界，自封为排满运动的领袖而到处套取捐款，最后，被美国学者奉为能给中国带来美式民主政治的人，这总要远胜于一个共产主义政府吧。
过上了安全的流亡生活，康有为便通过报纸和发给北京所有外交官的信函，发动了一场针对慈禧太后的恶毒讨伐。他坚称：太后是个邪恶丑陋的老太婆，她监禁了年轻的皇帝，在密谋废黜他的同时，还给他服用麻醉药和烈性酒。在指控她侵盗国库之后，康有为转而开始对她进行性方面的诋毁，他声称：太后的首席宦官其实压根就不是一个太监，而是慈禧无数的情人和同谋者之一。康有为称慈禧为“伪太后”、一个“堕落的宫妃”，口口声声称她“一个女刽子手”，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耸人听闻，他杜撰了关于慈禧个人生活令人震惊的详情细节：“伪太后有个私生子，名叫钦明，她本意是要叫他登上龙位的……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怎么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淫荡、虚伪、残暴、恶毒之人，一个废君篡位的窃贼呢？”
如果满清政府没有在康有为的墨水写干之前倒台的话，他对慈禧的污蔑诽谤也许慢慢会烟消云散。一些老资格的中国通能看穿他的浮语虚词。传教士教育家丁韪良博士21酸溜溜地对他的朋友评论道：“康有为终于露了马脚。”不过康有为的大多数听众却不会跟他抬杠。在1900年的拳乱期间（这一事件标志着王朝临终阵痛的开始），莫理循和濮兰德以康有为的指控为炮弹，对慈禧进行了狂轰滥炸，和他们串通一气的是巴克斯，这个最有才华的文学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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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的西方人
随着这些蛊惑人心的材料被披露，巴克斯成了为数不多的“中国权威”中的一个佼佼者，他的那些稀世珍藏（中文古旧手稿），成了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一块墙角石23。他那一副权威人士的派头，在他父亲死的时候，又得到了增进提高，他承袭了“从男爵”的头衔，摇身一变，成了爱德蒙爵士。
上述两本书得到了外交官、学者和新闻记者们异口同声的喝彩，他们说“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谜一样的性格特征的书中，它们最接近真相。”《纽约时报》说：“此书堪称权威之作，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全部编译自宫廷档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记，对于这本525页的大书，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质……或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中文档案向世界披露过，也没有哪个人对中国官场生活的真相有过比这更详尽的反映。” 《观察家》说：“很少有哪一本围绕国家档案所写成的书，能像这本书，如此可靠、如此丰富、如此引人入胜。”在最初的18个月里，前一本书就重印了8次，并且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包括中文，这使它成了新中国的共产主义学者和宣传员们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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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
后苑里的鲜花(3)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巴克斯1899年一到中国，很快就会说几句流利的满汉语口令，于是便去申请海关翻译的职位。在遭到赫德爵士的拒绝之后，他开始翻译汉语新闻报道和政府公文，莫理循常常把它们稍加编排就发给《泰晤士报》。
就这样，巴克斯逐渐成了莫理循的非正式编辑和顾问，形同主仆。慢慢地，他对自己的这一职位越来越感到厌倦，而莫理循却越来越依赖巴克斯，要靠他来报导和撰写新闻电讯，这些电讯有许多是凭空虚构的，看来《泰晤士报》很信任莫理循。
1908年，随着慈禧太后去世，结束她了几近50年的统治，巴克斯突然宣布他的特别发现。他声称，有许多宫廷档案和其他手稿早在拳乱之后就已落入他的手中，这些发现证实了康有为所描绘的邪恶堕落的慈禧形像，也使她过去生活的离奇细节得以曝光：她如何用下了毒的糕饼干掉她的竞争对手，以及她如何把那些假太监留在宫里以供她进行性娱乐。
由一位西方权威人士（有点学者派头，四平八稳，洞悉满清宫廷内部的一切阴谋）对慈禧的一生作出完整的评述，此正其时也。于是，1910年，濮兰德和巴克斯联手合作，推出的正是这样一个产品：《太后治下的中国》，一部关于慈禧统治时期的不朽历史。接下来，1914年，《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再次向西方人披露了更多骇人听闻的细节，全都是从那些只有巴克斯才阅读过的满清档案里挖掘出来的。
在他们给慈禧画的肖像中，她是一个残酷无情、目标坚定的暴君，一个意志刚强、性欲旺盛的清宫嫔妃，她在1861年篡得大权，用堕落、腐败和阴谋统治中国几近半个世纪，直到她的暴政导致了绵续两千余年的古老帝国彻底崩塌。在此，所有人都知道，正是“那个可憎的女人”，“那个丑陋的老巫婆”（莫理循这样称她），邪恶的东方女巫，一条爬虫似的龙女，正是她，谋划了投毒、缢死、斩首或赐死，以对付每一个曾经挑战她的独裁控制的人。
最损的一招，是巴克斯使出的，他偷偷摸摸地将自己对慈禧的描写弄得有一种色情意味，这种伎俩，将他天性中的狡诈和颖悟暴露无遗。在他的描绘中，作为一个堕落的女人，慈禧被视为中国的梅莎莉娜22——罗马皇帝克劳迪亚斯堕落的妻子，并受到谴责，因为在十九世纪的最后10年，满清宫廷竟腐烂至此，以至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却毫无抵抗之力。
随着这些蛊惑人心的材料被披露，巴克斯成了为数不多的“中国权威”中的一个佼佼者，他的那些稀世珍藏（中文古旧手稿），成了牛津大学图书馆的一块墙角石23。他那一副权威人士的派头，在他父亲死的时候，又得到了增进提高，他承袭了“从男爵”的头衔，摇身一变，成了爱德蒙爵士。
上述两本书得到了外交官、学者和新闻记者们异口同声的喝彩，他们说“在所有揭示慈禧太后谜一样的性格特征的书中，它们最接近真相。”《纽约时报》说：“此书堪称权威之作，因为它所依据的事实，全部编译自宫廷档案和太后管家的私人日记，对于这本525页的大书，即使是匆匆一瞥，也能感受到它卓越的品质……或许，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中文档案向世界披露过，也没有哪个人对中国官场生活的真相有过比这更详尽的反映。” 《观察家》说：“很少有哪一本围绕国家档案所写成的书，能像这本书，如此可靠、如此丰富、如此引人入胜。”在最初的18个月里，前一本书就重印了8次，并且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其中包括中文，这使它成了新中国的共产主义学者和宣传员们的第一手资料。
这许许多多的肯定，至少有10位以上的学者和作家用更简单的方法也得到了，他们所做的，就是借助巴克斯的材料，并对不利的证据假装视而不见。他们使用的第一手材料有其他人的通信和日记，这些人是在中国生活过的外交官、军人、传教士、商业代办以及他们的妻子，并且，他们有比巴克斯多得多的、五花八门的途径可以接近太后和她的宫廷。1900年的拳乱之后，有大量的书籍和杂志文章发表，包括由窦纳乐夫人、莎拉·康格、苏珊·唐莉夫人（英国使馆一等秘书的妻子）和美国画家凯瑟琳·卡尔24所撰写的记述，她们所有人都曾不止一次地真正会晤过太后。她们通常并不苛责慈禧，相反，倒是笔端常带同情。男性评论家对此给出的评价是：无知而琐碎。然而，当我们今天重新检视这些关于慈禧太后的私人回忆，我们发现：它们包含着许多关于她的性格和宫廷事件的有益而清新的洞见，这些，都被西方国家的官方档案和当时在北京的外交官及专业人员的私人文献所证实。许多年来，有一本回忆录被人们反反复复地抨击为欺骗——这就是德龄25关于她作为慈禧御前女官的3年生活的记录，事实证明它根本不是什么欺骗，它所征引的材料基本上都确凿可信。在这些书籍和文章中，慈禧太后不是恶魔，而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有很多显而易见的怪癖，在一个女人被当作痰盂一样对待的帝国里，极力想保住自己的位置。那些第一手材料，以及许许多多可以上溯至1850年代的其他材料，在二十世纪初叶慈禧被当作昔日帝国的一件出土文物而被妖魔化的大气候里，这些材料都被简单粗暴地忽略了。
对于那些在慈禧死后粉墨登场的西方历史学家、传记作家和新闻记者来说，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难题，就是必须解释：她是如何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搏杀中幸存了下来。与巴克斯和濮兰德不谋而合，他们顺着典型的西方女王（凯瑟琳·美第奇和凯瑟琳大帝26）的线索，假想出慈禧太后性格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些作者中，许多人声称自己持有令人肃然起敬的信任状，以证明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汉学专家或东方学者、外交官或传教士、军事人员或新闻记者。然而，就已经出版的那些关于慈禧的记述来看，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些事不是哪一个人能做得了的。当需要引用材料以支持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就互相引用，同时，他们所有的人又都会引用巴克斯。反过来，巴克斯所引用的又是满汉文材料，而这些材料，已经被证明是仿冒、创作和伪造，都是他和他的中国朋友挖空心思炮制出来的。
巴克斯能够堂而皇之地借鉴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某些传统，这一传统就是利用“秘密”的宫廷历史（它们主要是、或者干脆全部是虚构和捏造的），对倒了台的皇帝、皇后和嫔妃进行诽谤。按照这个模式，他给慈禧所画的残忍的讽刺画，正是西方的性幻想和中国的春宫文学的巧妙混合，这一传统可以上溯到几百年前的唐朝。最好的标本，就是对女皇武则天的诽谤，千余年来，她遭受了作家和戏剧家们的系统诽谤，其情形，和慈禧如出一辙。
1974年，某些事情让牛津大学感到尴尬，也让各路汉学家们私下里有些沮丧，随着休·特雷弗·罗珀27的《北京隐士：巴克斯爵士的隐秘生活》一书的出版，巴克斯作为一个伪造者、一个欺诈者和一个不折不扣的骗子的真实面目被揭露了出来。特雷弗·罗珀教授披露：巴克斯和他的同伙为了维持他们在北京的生计，伪造并贩卖中国文学“名著”，其中就包括那些宫廷档案和日记，他们正是以此为基础编写了关于慈禧的那些书。
即使特雷弗·罗珀没有查究骗局的结果，仅凭此，我们也可以断定，巴克斯和濮兰德所合写的这两本书无疑会使历史的构成变得错综复杂，因为它们完全构筑在伪造材料的基础之上。然而，巴克斯所讲的关于慈禧太后的故事，是如此富有刺激，如此充斥丑闻、性和邪恶，而且又是通过如此优雅细腻、令人信服的细节来表现的，以至于大多数传记作者对之深信不疑。慈禧的这幅肖像，从此被刻在石头上，不可磨灭，即使是特雷弗·罗珀教授的书中，在提及慈禧时，也在沿用那些由巴克斯所打造的相同的暧昧措辞。骗子已经被揭露，但他伪造的材料至今还在充当学术的基石。
巴克斯这种才华横溢的缺陷，是他不幸的童年的产物。虽说他的弟弟们成了军人和海军将官，但巴克斯却是个不幸的种子，他的父母对他完全绝望了。他特别憎恨他的母亲佛洛伦丝，不断孕育的满腔怨恨后来就一股脑地发泄到了慈禧太后的身上。在牛津，他浪掷了自己继承的遗产，想混进奥斯卡·王尔德28的那个同性恋者的小圈子，接着，他从英国和破产中逃了出来，1899年初的某一天，突然出现在北京的街头。
在北京，没有人知道巴克斯的任何底细，尤其是伟大的新闻记者莫理循。最后，人们连估带猜地认为，他是一个在遵循“科沃男爵”29的传统方面有着非凡才华的色情作家，曾经靠写“信”谋生，这些“信”描述了他的同性恋遭遇，它们被谨慎地传播，后来被巴克斯的堂兄妹们私自出版，为他们自己同样的爱好聊解燃眉。早在孩提时代和青少年时期，巴克斯就在色情文学方面崭露锋芒，此后，他对这一艺术的爱好保持了整个一生。这一说法，帮助解释了他的慈禧传记中，何以隐含着那样浓厚的性错乱主题，迷离纠缠，贯穿始终。
1943年4月，70岁的巴克斯住进了北京的圣米歇尔医院，在那儿他度过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留下了另外两本手稿：《死去的往昔》——童年时代的回忆录，以及《满洲的衰落》——一本关于他的北京生活的私人回忆。
《满洲的衰落》中最离奇的部分，是描写巴克斯和慈禧太后之间为时长久、淫秽不堪的风流韵事的那些段落——准确地说，就是发生在传记作者和传主之间的风流韵事。依照他的说法，这段故事开始于1902年，当时他29岁，而慈禧67岁。巴克斯强调，这种暧昧关系一直持续到6年之后慈禧太后去世。
这些描述，加之其他类似的段落，暴露了一个男人最痴狂的梦想，就是这样一个人，竟利用莫理循、濮兰德、学者以及满世界芸芸大众的轻信盲从，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一桩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持久的骗局。
尽管这样，他为慈禧太后所描绘的卑劣形象，仍然难以撼动，因为它在19九世纪到20世纪初叶为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行动提供了一个令人满意的借口，就好像这些行动针对的是愚蠢和残暴本身。
举个例子，重新检视一下著名的1900年拳民围攻外国使馆事件（长久以来这被归咎于慈禧太后的邪恶和愚蠢），实际上是由于西方人的威逼以及歇斯底里的行动所激起的，在围攻开始之前，他们就朝数百名中国平民、禁卫军官兵和朝廷大臣开枪，结果让他们自己的脑袋搬了家。后来，莫理循向《泰晤士报》提供了一份伪造的关于围攻事件的历史档案，这份档案被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全世界反复发表，而那些最不为人知的材料却被保存在莫理循一本秘密的私人日记里，其中包括洋人对翰林院的掠夺和焚烧，一直以来，这一暴行也是归罪于中国人的。历史，又一次成为胜利者的版本。
莫理循的皮里阳秋使人陷入深深的混乱，但巴克斯的骗局却叫人震惊。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所有描写大清帝国最后岁月的材料，都将巴克斯当作首要的资料来源予以征引，这当中，不仅仅包括那些通俗传记，也包括像恒慕义30的《清代名人传略》（这本满清传记辞典受到所有研究生和学者的信赖）那样的学术作品。巴克斯使很多历史著作变得令人生疑，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是这些著作的主要材料来源，更是因为他导致本世纪开展的许多学术研究，完全立足于假想之上，这些假想如今清楚地被证明是错误的。所有的传记作品和历史著述都在利用巴克斯的假货，给大清帝国崩溃前的那半个世纪，以及这之后的更长的历史，描绘了一幅歪曲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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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在继续
为数不多的年轻学者慢慢地开始有所发现，这些发现足以戳穿那些普遍流行的关于清朝历史和慈禧太后的种种神话。然而，他们是在挑战资深学者的权威，而且正是这些权威们的著作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疑问重重。
最近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在涉及巴克斯时，都会负责任地把他视为一个可疑的材料来源，但涉及慈禧以及她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却继续坚持巴克斯的错误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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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
后苑里的鲜花(4)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为数不多的年轻学者慢慢地开始有所发现，这些发现足以戳穿那些普遍流行的关于清朝历史和慈禧太后的种种神话。然而，他们是在挑战资深学者的权威，而且正是这些权威们的著作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疑问重重。
最近的关于中国的著作，在涉及巴克斯时，都会负责任地把他视为一个可疑的材料来源，但涉及慈禧以及她在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却继续坚持巴克斯的错误描述。
要指出巴克斯的骗局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以及它又是如何被人们当作真理而接受的，则需要回溯到作案现场的很久以前、慈禧故事的开始，一点一点地重构历史的真相。这意味着，要重新审视那些关于中西冲突的、老掉牙的陈词滥调，以及其中种种阴谋、暗杀、战争和人身攻击。这或许会引领我们进入遥远的战场，也会牵扯到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人物，他们全都是这幅织画上的一丝一线。只有通过对真相的系统重构，我们才能窥见历史的前因后果。对于大清帝国何以会崩溃，读者诸君将会有一个全新的理解，这是你们应得的酬赏。要穿透作品幕后恶意的妄想狂般的力量，展现慈禧真实的一生，单单靠传记材料是无法做到的。因此，这并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传记，而是一次针对历史遮蔽的讯问。我们不单单是寻找慈禧，也是寻找一个失去的年代，那个年代使她成了一个符号。可以把它称作一部“非传记”。对这段历史的全面重估，恐怕要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混乱不堪的档案得到基本的整理和研究，或者，等到那些在1900年被日本人所攫取的中文文献完全公诸于世。
探索慈禧的真实面目，就好像除去一幅油画上的覆盖物以恢复它最初的原貌，真相一点一点地慢慢显露。在华的西方人中，罗伯特·赫德是最杰出的一个，他会说汉语，懂得怎样处事，忍耐宽容，富有同情心，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而不是威吓满清大臣。赫德和慈禧太后出生在同一年，并且在他半个世纪的旅华生涯里，小心翼翼地留下了77本日记，是关于当时的人和事的一份独特的、饱含同情的记录，其中大多数没有公诸于世。赫德的日记，以及莫理循和巴克斯的未公开的日记，加之那些长期被忽略的许多其他人的信件和私人档案，帮助我们刮去油画上虚假的覆盖层，底下的真相随之显露出来。
【译注】
1罗伯特·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中文名赫鹭宾，出生于北爱尔兰。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毕业后，进入英国外交部工作，1854年作为外交官被派往中国。自1864年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7年，直至去世。赫德是近代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因为他的杰出贡献而被西方多个国家授予爵位。同时，赫德也深为清廷所倚重，被授头品顶戴，拜尚书衔，加太子太保。《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五有传。
2补服，也叫“补褂”，为无领、对襟，其长度比袍短、比褂长，前后各缀有一块补子。有圆形补子及方形补子。圆形补子为皇亲贵族所用，方形补子为文武官员所用，它是区分官职品级的主要标志。文官绣飞禽，武官绣猛兽。文一品绣的是仙鹤。
3张荫桓(1837-1900)，字樵野，广东南海人。捐纳知县。1882年任按察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1885年，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3国，并奏设古巴学堂和筹建金山学堂、医院。1889年召回，仍入总署，不久升户部左侍郎。1898年戊戌变法时调任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支持康有为的《请励工艺奖募创新折》。戊戌政变失败后，革职遣戍新疆。
4乔治·欧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1862-1920），澳大利亚旅行家，医学博士。早年曾因徒步穿越澳大利亚而名声大噪。后来，又从北京出发，途径云南去了英属缅甸。1895年，莫里森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详细记录了他在中国的经历。1897年，他作为《泰晤士报》记者，被派驻北京， 1912-1920年间，他还一直担任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
5季隆（Geelong），澳大利亚东南部城市，位于墨尔本西南部。是一个制造业中心，旅游业繁荣。
6伊洛瓦底河（Irrawaddy），缅甸一河流，全长1,609公里，向南流入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是缅甸最主要的一条河流。
7乔治·内森尼尔·柯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英国政治家，曾担任印度总督（1898-1905）和英国外交大臣（1919-1924）。
8爱德温·荷德·康格（Edwin Hurd Conger 1843-1907），美国外交官，内战时曾作为骑兵入伍，1898-1905年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他的夫人莎拉·派克·康格（Sarah Pike Conger）曾于1909年出版过《中国来信》一书，记述了她在中国的见闻。
9窦纳乐，即克劳德·麦克斯韦尔·麦克唐纳（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1852-1915），英国外交官，曾任英国驻华公使。
10碎尸者杰克（the Ripper Jack），英国历史上最恐怖的连环杀手，1888年，他在伦敦的怀特契普尔区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谋杀，轰动一时。“碎尸者杰克”其实是个假名，来源于当时一封自称是凶手写的信，但真正的凶手至今仍然是个谜。
11斯蒂芬·让-马利·毕盛（Stephen Jean-Marie Pichon 1857-1933），法国外交官，曾任法国驻华公使。
12克林德，即克莱门斯·佛雷赫·冯·凯特勒（C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 1854-1900），德国外交官，1899年出任德国驻华大使，次年，在庚子拳乱中被清兵所杀，这就是著名的“克林德事件”。
13威廉皇帝（Kaiser Wilhelm 1797-1888），即威廉一世，普鲁士国王（1861年即位），在位期间任用俾斯麦为首相，统一了德意志，1871年加冕为德国皇帝。
14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 1874-1964），早年曾作为采矿工程师来中国工作，后来成为美国第31任总统（1929-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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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叶赫那拉氏
后苑里的鲜花(5)
作者 : 斯特林·西格雷夫
15辛博森，即伯特伦·莱诺克斯·辛普森（Bertrarn Lenox Simpson 1877-1930），英国人，生于宁波。曾在中国海关任职，后出任英国《每日电讯报》驻北京通讯记者。曾被黎元洪和张作霖聘为顾问。是著名的中国通。著有《远东的新调整》、《满人和俄国人》，《来自北京的有欠审慎的信函》、《东方的休战及其后果》、《东亚正在到来的斗争》等书。
16玛丽·安托万内特（Marie Antoinette 1755- 1793），奥地利皇帝弗兰西斯一世之女，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法国大革命中被送上断头台（1793年10月16日）。
17李提摩太，即蒂莫西·理查德（Timothy Richard 1845-1919），英国传教士，出生于南威尔斯的农民家庭，先后就学于斯旺西师范学校和哈佛福韦斯特学院。1870年被英国浸礼会派来中国，直至1916年回国。40余年间，积极推动中国改革，主持过同文书会（后来改名广学会），参与创办了山西大学，热心教育、出版，被清廷赐头品顶戴，著有《在华四十五年》、《百年一觉》的著作20余种。
18李佳白，即吉尔伯特·雷德（Gilbert Reid 1857-1927），李佳白是其中文名，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著有《北京的第一个满族皇帝》等书。
19濮兰德，即约翰·奥特韦·珀西·布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英国记者，著有《李鸿章传》等书。巴克斯，即爱德蒙·特里劳尼·伯克豪斯（Edmund Ttrelawny Backhouse 1873-1944），英国作家，被称为“远东最著名的无赖”，生命中的最后20年，在北京过着隐居生活。濮兰德和巴克斯还合著并出版过《慈禧外记》（即《太后治下的中国》）、《清室外记》（即《北京宫廷的编年史和研究报告》）等书。
20康有为（1858-1927），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政治活动家，维新运动的领袖。原名祖治，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曾任工部主事。他先后7次上书，请求变法图强，其中以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的“公车上书”最为有名。梁启超（1873-1929），近代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早年曾中国举人，是康有为的学生。
21丁韪良，即威廉·亚历山大·帕森·马丁（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中文名丁韪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0年来华，在宁波传教。1858年任美国首任公使列卫廉的翻译，参与起草在天津与中国全权代表签订的《中美友好条约》（即《天津条约》）。1863年由宁波调往北京传教。1869年经赫德推荐，出任同文馆总教习，兼授国际公法，直到1894年，共在职25年。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被聘为总教习。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发生时，他避于东交民巷。后曾一度返美，旋即应张之洞聘，在武昌筹备设立大学，后因张内调而作罢。1908年，丁氏复回北京从事传教及著述，1916年12月死于北京。丁氏除译惠顿氏《万国公法》为汉文外，还著有《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字》（1876）、《花甲记忆》（1896）、《北京被围：中国对抗全世界》（1900）、《中国知识》（1901）、《中国的觉醒》（1907）等书。此外，他还写有不少汉文宗教书籍，其中以《天道溯源》一书最为著名。
22瓦勒利亚·梅莎莉娜（Valeria Messalina 23-48），罗马皇后，克劳迪亚斯一世的第三位妻子，因为和人私通而被处死。
23巴克斯曾经将一批重约8吨的中文手抄本赠送给牛津大学图书馆，希望能从牛津换来一个教授的头衔。牛津收下这些稿本，却拒绝给他教授职位，只在图书馆的荣誉名单上给他记了一笔。
24凯瑟琳·卡尔（Katherine Carl 1862-1938），美国画家，1903年间，在康格夫人的介绍下，曾入宫为慈禧太后画像，此事在德龄公主的《紫禁城两年》中有详细的记载。
25德龄（1886-1944），满州汉军正白旗人，原籍广东香山，出生于武昌，在荆州、沙市度过了她的童年时代。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直跟随出使国外的父亲在日本、法国等地度过，并在国外接受西方教育。1902年底随父回国，1903年入宫，成为慈禧太后的一等御前女官，1905年父亲在上海病逝，德龄出宫。1907年与美国人撒迪厄斯·怀特结婚，后移居美国。1910年用英文出版《紫禁城两年》，署名“德龄公主”（Princess Derling），轰动一时。此后，德龄陆续用英文撰写并出版了《御香缥缈录》、《瀛台泣血记》等多部描写晚清宫廷生活的著作，在海内外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1944年11月22日，德龄在加拿大死于车祸。
26凯瑟琳·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 1519-1589），法国皇帝亨利二世的皇后，出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她是洛伦佐·美第奇二世和法国公主玛德琳的女儿，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在修道院接受的教育。1533年与亨利二世结婚，1552年，由于丈夫率兵参加梅斯战役，她被任命为摄政，但权力有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559年，亨利二世去世，她15岁的儿子佛朗西斯二世继位，凯瑟琳迅速地攫取了朝政大权。凯瑟琳被认为对此后350年的西方流行时尚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据说她还发明了高跟鞋。凯瑟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 1729-1796)，即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时间1762-1796。出生于德国，1745年嫁给沙皇彼得三世，1762年靠宫廷政变登上皇位。她对外两次同土耳其作战，三次参加瓜分波兰，把克里木汗国并入俄国，打通了黑海出海口，建立了庞大的俄罗斯帝国。
27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 1914-2003），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教授，是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研究的权威，出版于1947年的《希特勒的末日》使他一举成名，1983年又因为为伪造的《希特勒日记》出庭作证而名誉扫地。其他的历史学著作有《希特勒漫谈》（1953）、《格贝尔斯日记》（1978）和文中提到的《北京隐士》。2003年1月26日，罗珀在牛津的一家收容院里去世，享年89岁。
28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爱尔兰作家，19世纪英国唯美主义的杰出代表，他还是一个著名的同性恋者，并因此而入狱两年，1897年出狱后的王尔德离开英国前往法国，最后在巴黎去世。
29科沃男爵（Baron Corvo 1860-1913），是弗雷德里克·威廉·罗尔夫（Frederick William Rolfe）的笔名，英国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个出了名的怪人，他的小说被认为有同性恋倾向。他最后因为贫困在威尼斯自杀。
30恒慕义，即亚瑟·威廉·汉密尔（Arthur William Hummel 1884-1975），恒慕义是其中文名，美国著名汉学家，著有《清代明人传略》、《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辨》等书。其子恒安石（1920-2001）曾于1981-1984年间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