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袁崇焕评传》

金庸《袁崇焕评传》 

金庸的《袁崇焕评传》  实际上是个“造神传”，金庸充分发挥了其写武侠小说的本
事，四处煽情，尤其是对其死。为了营造袁崇焕这个神话，金庸采用了写小说的组
织构架，大致是这几个套路：

一。渲染和夸大敌人的“武功”，比如，他说，“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
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
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
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
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 ”，接着他又说， “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
这个老将终于死了，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
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 
确实，努尔哈赤了不起，之后的皇太极和多尔滚也出色，但是，当时的明朝和后金
的实力对比毕竟很悬殊啊，他自己也承认，“明方那时的人口，官方的纪录是六千
多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义务劳动，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
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计认为那
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我相信决不会少于一亿人。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
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满清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辽宁、黑
龙江的一部分，与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极远。明方火器犀利，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
所能抵挡。 ”，金庸笔下的英雄袁崇焕怎么就没灭了后金呢？袁自己可在皇帝面前
保证过要“三年灭辽(后金)”的，袁崇焕的所谓战绩不过是凭借坚城，加上火炮而
已。

二。极力贬低明朝皇帝和几乎所有的明朝官员，以衬托袁崇焕在处境如此艰难下，
创造的伟业。详细的不引用了，反正类似的文字网上很多。可是，明朝皇帝就算那
么烂，也给了袁崇焕军事和经济等全力支持啊，还给了他“尚方宝剑”，而袁崇焕
给了“残忍猜忌”的明朝皇帝什么呢？是后金攻到了明朝的首都！就算明朝皇帝和
官员都垃圾，你袁崇焕又伟大在哪里？

三。袁崇焕的错误或者被金庸完全忽略不提，或者轻描谈写，或者归因于朝廷政治
斗争的牺牲品，甚至指责别人诬蔑。比如，“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
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
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
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⑤ ”，金先生这样评论，“从
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
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
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
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
不平。 ”，金先生的意思是百姓是愚昧可欺的，他在为我们中国人而悲哀。 然而，
这个解释却不是事实，虽然我不完全同意劳动人民最聪明，但也绝不愚昧，北京人
痛恨袁崇焕，是因为袁花费了国家和人民大量的钱财防后金，却被后金攻击到了首
都，而且，在后金进攻北京的时候，袁的军队却远离战场，不来保护人民，北京城
里的百姓可由不少亲属在城外的。如此的袁崇焕，百姓怎么不能恨之入骨？

四。金先生贬低人民，当然也是为了捧袁崇焕这个儒林弟子了，袁是东林党派系的，
一个书生成了将军，这多了不起啊，金先生自然不会吝惜笔墨，他说，“袁崇焕毕
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坐轿子在城头
敌楼中督战，打了胜仗之后，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颇有《三国演义》中诸葛
亮与周瑜羽扇纶巾、谈笑用兵的气派；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睿临阵时轻袍缓带，乘
舆坐椅，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韦睿身子瘦弱，但战无不胜，敌军畏之如虎，称为
“韦虎”。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只得以“蛮子”姿
态来死拚。 ”，看看金先生对儒林神话诸葛亮的吹捧，可是诸葛亮已经被论证为一
个权臣和奸臣，甚至有谋取皇位的野心和行动。至于袁崇焕，不就是靠大炮守坚城
么？他野战有什么战国？他的“蛮子”姿态何在？

总之，我对金庸非常失望，失望的原因是我对他的期望太高太高了。 过去，我曾经
看了他的小说《碧血剑》，从哪个时候开始，才让我知道，教科书上黑暗的清朝并
没有那么黑暗，同时，感觉金庸是个敢说真话的人，而仔细一研究历史，原来金先
生不过是比其他儒教历史学者略有进步而已。下面是金庸“遗漏”的袁崇焕的另一
面。

 

 

袁崇焕被杀不冤枉
三个主要人物：
袁崇焕，1584-1630年，明朝万历四十七年中进士，任福建邵武知县。1622年（天启二年），任兵部职方司主事。同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筑古宁远城（今辽宁兴城）卫戍。1626年升至辽东巡抚，终因不附魏忠贤，被其党所劾去职。熹宗崩，思宗即位，魏忠贤见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1628年（崇祯元年）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思宗召见崇焕。崇焕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复辽，并疏陈方略，皇帝大喜，赐崇焕尚方宝剑，在复辽前提下，可以便宜行事。
毛文龙，1579-1629年，年轻时穷困潦倒，学麻衣相术，替人测字看相谋生，后浪迹江湖，来到山海关外边塞，度过二十多年行伍生涯。1605年武科及第。后以朝鲜为根据地与清军对抗，保障了与明朝的水路交通，同时在清朝后方出击，牵制其西进犯明。
清太宗，1592─1643年，姓爱新觉罗，名皇太极（亦作皇太子、黄台吉），军事家、政治家。满族，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在世时期，减轻农民负担，并迁都渖阳。1636年皇太极控制漠南蒙古后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是大清帝国的实际建立者和开国皇帝。他还诱使多疑的明思宗凌迟处死袁崇焕，为后来清朝灭明统一天下立下基础。皇太极病逝于1643年，年52岁。葬于渖阳昭陵（今渖阳市北陵公园北）。皇太极有不逊色于其父的军事指挥能力，还有政治手腕和战略眼光。
 
崇祯是杀了袁崇焕，但袁崇焕该杀。只是崇祯不该处袁崇焕以磔刑，千刀万剐，这有损皇帝的宽容仁慈形象，而京师百姓争抢着去嚼食他身上割下的肉以发泄愤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百姓并非不知道真相，实在是袁崇焕当真可恨。起初，崇祯重用他，“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帅蓟辽”。但袁崇焕犯下了很多大错。
1.丧失消灭后金的最佳战机：皇太极兵力并不雄厚，根本无法和明朝对抗，在皇太极攻击明朝的附属国朝鲜的时候，袁崇焕可以攻击皇太极的东北老家，或者和朝鲜联合攻击皇太极的侵朝军队。但袁崇焕什么都没做，白白丢失了朝鲜，从此，朝鲜成了皇太极的一个基地。当时的朝鲜刚经历过内乱，无法单独抵挡皇太极的狂攻,向明朝求救。“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朝廷下旨，令袁崇焕自西策应，援救朝鲜。而袁崇焕不听命令，没有出兵自西线攻沈阳以救朝鲜。朝廷再次严令袁崇焕出兵，趁满兵精锐东调，“且令以关宁之师直捣虎穴”。袁崇焕再次违反命令，而且给自己不出兵找理由说，“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袁崇焕的满族兵十万守沈阳，完全是瞎扯，满族的全部兵力也不过八万多人，几次和与满族打仗的袁崇焕是清楚这些的，1635年，满军八旗共有牛录270，总计兵力为81000人； 1642年，满军八旗共有牛录319，总计兵力为95700人，之前的军队人数更少。最后，袁崇焕还是出兵了，但只从他的七万兵力中，只出了九千兵，到了三岔河又停滞不前，消极避战。袁崇焕十分天真，在在皇太极攻击朝鲜的时候，他不积极出兵帮忙，而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 袁崇焕的想法是加强锦宁一线的防御，想趁后金攻击朝鲜的时候抓紧时间修防御工事。实在缺乏远见，最终，朝鲜被征服了，明朝对后金的经济封锁破产了。而且，后金对明朝的进攻也多了选择，就是从海上进攻，不一定非要经过山海关。当年，在日本入侵朝鲜时，明朝举国之力相斗，而在后金进攻朝鲜的时候，因为袁崇焕的失误，导致朝鲜的丢失，以及后金的突然增大。就凭这一条，袁崇焕就该杀。
2.袁崇焕被皇太极的议和之计耍弄： 在皇太极的兵力有限，无法多线作战，于是假装和明朝议和，袁崇焕上了当。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正暗中准备攻击朝鲜，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准备着南下征明。议和对于袁崇焕或皇太极来说都是为赢得时间而采取的计谋。皇太极开出的条件：每年十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一百万匹布作为和好之礼；又以每年东珠十颗，貂皮一千张，人参一千斤换取大明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缎，三十万匹布的互市条件，皇太极的苛刻条件证明了其毫无诚意可言。
3.同室操戈，擅杀毛文龙： 毛文龙遣总下陈忠策反镇江中军陈良策为内应。二十日，“文龙与一宁自率新旧家丁屯民，”“遂薄城下”，与陈良策“内外夹攻”，生擒镇江满将佟养真及其子佟松年，收降兵数千，杀满兵八百，是为镇江大捷。 毛文龙据皮岛不停侵扰辽东诸地,并派人潜入满金,策反降满汉官,煸动辽民起事。巡视过东江军务的姜曰广说：“文龙以二百人入镇江，据铁山招降夷，抚归义之民至十余万，不可不谓之豪杰，不可不谓之偏锋。若堂堂正正，与虏决胜负于郊原，不独臣不敢信，文龙亦不敢自信。若养成一队精锐之兵，设伏用间，乘敝出奇，文龙自信其能，臣亦信文龙之能也。”袁崇焕也说过：“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而两年后袁杀毛之时，袁又说毛开镇八年，未立寸功。兵部尚书王在晋说：“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宁锦之围解，文龙与有力焉。此出于崇焕之自陈，剧称其牵制之功，则文龙何可杀耶？文龙杀而虏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焕之祸，其真自取耳！”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有预谋的，杀毛后说：“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生无死矣！”袁崇焕策划了一个圈套，为了麻弊毛文龙，他一边凑发十万两军饷，以缓解毛文龙的怨气；一边以面授方略，商议东西夹击的军事计划为名，邀请毛文龙离开皮岛赶赴三岔、旅顺间。据日后袁崇焕自己在《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中声称：“凡此，皆愚之也，(毛)文龙果堕彀中。”对大明忠心耿耿的毛文龙，至死都没有识破督师大人算计他的圈套，还特地赶到宁远去参见袁督师，表示对于顶头上司的礼节。袁崇焕杀毛文龙，先改贡道，再禁海路，后断饷道，以发粮饷为名招毛文龙于双岛而杀之，明末吴国华说：“饷断于海路，谤满于中朝，即非崇焕，毛帅身其余几耶？”明朝政治上党争太残酷了。
袁崇焕不过是个不知兵的文人,狂修碉堡,等敌来攻.又不知敌从何处来攻.什么时候来攻.只好每处都分兵防御.造成敌暗我明的战争状态.供手放弃战场主动权.那有不吃败仗的道理？白白浪费有大明国力.自古文人带兵,都是不敢奋勇向前,寻找有利自己的战机.怕冒流矢之险.不敢运动歼敌.放弃全军的机动能力.退守石墙之后. 说白了,就是少个"胆"字. 要说明末辽东军事人物.首推毛人龙. 东江镇越战越强.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 在战争中发展自己,还不停的削弱敌人. 如果东江不崩溃,如果袁崇焕不乱修碉堡浪费国力.明朝本来可以有修养生息的机会.只要对后金保持这种战略态势,后金国力必然被拖垮. 就算后金不垮,也不至于要抽调全国军力去巩固处处都被动挨打的宁锦防线. 流寇也就不会成事. 等明朝修养十年之后.必然可以灭了后金.

《啸亭杂录》下 卷十 （ 清杨涟 着 ） 毛文龙之杀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据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本朝佟、张二将尽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岂可因其后日之死，乃遂掩其过也。或曰毛文龙尝求陈眉公继儒作文，陈邀以重价，毛靳不与，陈深恨之，乃备告董文敏，言毛不法专擅诸状。董信之，崇焕为董门生；任辽抚时尝往谒董，董以陈语告袁，袁故决意为之。然则明代之亡，亡于善书者手也。

说毛人龙跟满族私下谈判，袁崇焕就没干过这种事？说毛人龙闹响,袁崇焕就没闹过? 说毛人龙死后军队反叛,他袁崇焕手下就没反叛? 说毛人龙没收复失地,他袁崇焕收复那些失地? 说毛人龙在困守皮岛,他袁崇焕就在积极进攻? 说毛人龙部队没战斗力,这恐怕是历史已经给出答案的诬陷吧，最少毛人龙还没有诬陷过袁崇焕吧。本来两人是一正一奇.结果正不容奇.也就自然失去了兵法上的;以奇胜; 剩个以正合;在那里苦撑.被人家出奇兵掠京城. 这责任自然要人来背,他袁崇焕都不背,谁该来背? 皇帝来背?凭什么?崇祯出钱出兵,放权放心.你还要崇祯怎么样?
袁崇焕的功绩不过是依城防守。依靠城墙和火炮防御后金的正面进攻，不是袁一个人才做得到，袁死后，后金也没有正面攻进来过。可毛文龙死后，后金就可以远征了，而且皮岛东江镇是在袁手里丢的，就是平时没战事的时候，后金还不是要留下一万人防御毛文龙可能发起的骚扰。战时后金被牵制的部队会只多不少。袁用尚方剑杀了另一个有尚方剑的将军。先斩后奏。兵部敢克扣他？ 别忘了他还是兵部尚书，有７万军马的关宁军就不可以出击一下么？

袁崇焕凌迟的罪名，《崇祯长编》说：
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岁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崇祯长编》卷三十七，崇祯三年八月癸亥，汪楫本）

袁崇焕凌迟的罪名的大致意思是，袁夸口五年平辽，过了一年多反而给清兵直逼京城了，崇祯上任初期心气极高，辛辛苦苦筹措一年多结果得到了最坏的结果，他气得七窍生烟。 说明崇祯看不惯袁在辽东的作风。杀了毛文龙后，袁的确无人能制了，这个让崇祯暗自担心。欺隐可能是崇祯认为袁在粮饷上跟他玩花样，东江兵减饷粮反增。 私自和后金议和加私杀毛文龙。袁崇焕得警后入关回援，十一月初十到蓟州，上疏说“严备拔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然而还是给清兵直打到北京城下。袁在城下打了一仗后便休养生息，崇祯以为袁是在蹑后纵敌，存心不战，以此要挟。 刘策等领兵回防，袁令其还守密云。这个是战略部署，崇祯认为袁存心遣散援兵。 携喇嘛坚请入城。崇祯以为袁要入城逼宫。

反间计：  为了丑化崇祯和歌颂儒教代表袁崇焕，儒林特别强调“愚昧”的崇祯中了皇太极“反间计”，似乎袁崇焕被杀完全是皇太极太聪明而崇祯太愚蠢，袁崇焕被杀是冤枉的。请注意上述袁崇焕被杀罪名，里面根本没说袁崇焕是清朝间谍的罪名。事实是，崇祯自己也曾经议和，也给了袁崇焕议和的权力，袁崇焕被杀根本不是因为所谓的反间计。就算袁崇焕是清朝间谍，也不过增加一个被杀的理由而已，袁崇焕证据确凿的罪过已经足够被杀了。

有人说袁崇焕 不过是清朝搞出来的一个英雄而已，这种逻辑实在可笑，洪承畴被乾隆评为奸臣，按此逻辑，洪承畴是汉民族英雄么？杨靖宇和李舜臣被日本人称为战神,按此逻辑，他们也就成了卖国贼么。皇汉纳粹的思维逻辑，常常是很搞笑的。
为什么袁崇焕如此的该杀，反而在多数人眼里成了英雄了呢？这个和神化诸葛亮而贬低曹操一样的道理，也和狂捧唐朝而贬低其他朝代类似。因为袁崇焕是个进士出身，知识分子带兵啊，了不起啊，诸葛亮被人三请才出山的大儒，为知识分子争了多少面子啊，唐朝的诗词谁能比呢？于是，在知识分子控制舆论的情况下，毛人龙死有余辜，曹操成了奸贼，隋朝荒淫无道，李世民的爹爹也逃不了，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说，李渊爱好酒色，昏庸无能。当然，这些历史学家基本在扯谎，详细的见我相关的帖子。

 

 

 

驳方舟子 ：袁崇焕功到雄奇即罪名　 　　　

读了方舟子博士的《功到雄奇即罪名──纪念民族英雄袁崇焕诞辰四百一十周年》， 总的看来，此文除了宁锦大捷外，其他部份基本是违背历史事实，外加煽情。从方引用的金庸文中看出，金庸的观点也和方舟子类似。作者的所谓袁崇焕功到雄奇，是通过以下手法做到的，把明朝皇帝崇贞和百姓丑化，把满族的军事力量根据需要，或夸大或贬低。事实上，明朝末代皇帝勤俭勤奋，初期的治国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而不是作者所说的昏庸。至于百姓痛恨袁崇焕，也是有原因的，是袁崇焕用了百姓的钱却不保护他们，袁违背了百姓的利益，百姓并非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容易被人煽动的傻瓜，不要贬低人民的智慧。此文除了袁崇焕的功到雄奇基本是瞎扯外，袁的罪名也是错误的，作者说是因为袁通敌而被杀，这是违背事实的，崇贞杀袁崇焕并
非因为通敌，因此，作者的袁崇焕功到雄奇即罪名，完全是站不住脚的。还有，方舟子对民族英雄的概念错误，“民族英雄”一词，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中华民族为出发点，只有抗击中华民族之外的侵略者的才称之为民族英雄，由于岳飞抗击的金、文天祥反抗的元，最后都融入了中华民族，这两个人都不能称为民族英雄了，而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民族英雄是戚继光，后来的郑成功、林则徐、赵一曼等都自然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有人说，以中原为出发点，凡是抗击外来侵略者的都称为民族英雄，那么元朝也占据了中原，元朝里面抗明将领是不是民族英雄呢？此外，南宋也退出了中原，又怎么算？还有人说，在古代，相对于外族的就是民族英雄，这个也不对，你是现代人，怎么可以站在古人的角度说话呢？下面就仔细看看作者的文章。先从袁的“罪名”开始。

方舟子说，“从袁崇焕被捕到遇害，经过了八个多月的时间。既然袁崇焕的通敌证据确凿 ，为什么会拖这么久呢？金庸说是因为满兵一直到六月份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期间崇祯不敢杀袁崇焕得罪辽东部队”，之后，提出了和金庸的不同观点，方说，“主持袁案会审的，正是前面提到的梁廷栋。此人曾在辽东与袁崇焕共事，合不来，终于抓住了机会公报私仇”。而历史是这样记载的，《崇祯长编》：“癸亥 杀督师兵部尚书袁崇焕 处以殊死 上御暖阁 辅臣成基命等入对 久之 出御平台 文武诸臣俱入 谕曰 袁崇焕付托不效 专事欺隐 市粟谋款不战 散遣援兵 潜移喇嘛僧入城 卿等已知之 自当依律正法 今特流其妻子 兄弟 余不问 辅臣顿首谢 崇焕 藤县人 万历己未进士 素以韬略自诩 迨督师出镇辽东 其入援时三日五赐金 币宣劳 亲为饮至 而迁延不战 至擅杀毛文龙 朝议纷纷 以致杀身”

　　《崇祯实录》上说，“谕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则斩帅，纵兵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又携潜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令刑部会字磔示。依律家属十六以上处斩，十五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二千里外，余俱释不问。”

从上面两本书的记载看，崇祯并没有给袁定罪为“通敌”，“谋叛”，更没有什么太监反间计的影子。皇太极反间计，没有什么可信度，因为在此前100多年的时间里，从没有一个把袁崇焕的死，和太监联系在一起，从明朝官、私文书中，找不到太监从敌营中跑回来的事。直到乾隆年间修订清太宗实录时，才被人们“发现”这个太监。 这种没有任何佐证的历史资料，却被很多历史学者相信和引用，就如“扬州十日记”这个破绽百出的孤本被依然广泛接受一样，这些所谓的历史学者让人叹息。因此，所谓的太监反间计，不过是乾隆通过树立袁崇焕这个“神”，打击崇祯的形象，进而消灭反清复明的火焰。这是乾隆的一个高超的手法，有趣的是，乾隆的这个手段，却被某些人当成了历史事实。传言，皇太极施反间计，捕捉两名明宫太监，然后故意让两人以为听见满清将军之间的耳语，说袁崇焕与满族人有密约，皇太极再放其中一名太监回京。崇祯皇帝中计，以为袁崇焕谋反。崇祯杀袁崇焕并非是皇太极的反间计，因为袁崇焕是囚禁半年后才被处死的，不大可能是因一时激愤误杀。事实上，擅杀毛文龙一事，就足以使崇祯皇帝决心杀之。毛文龙旧部大都不认为是袁崇焕自己要杀毛文龙，而是误认为是皇帝要杀毛文龙，于是，把怨恨转移到皇帝身上，这才导致大举哗变，造成日后一连串悲剧事件的发生，终于致使前线态势一发不可收拾。明朝的“辽海丹忠录”是这样记载袁崇焕以皇上的名义杀毛文龙的：
　　
督师却假带着酒道：“本部院节制四镇，清严海禁，实恐天津登莱受心腹之患。今设立一个东江饷司，钱粮由宁远达东江亦便。昨与贵镇相商，怎必欲解银自往登莱买籴？”毛帅道：“本镇诚恐路迂，接济不时，且更劳民，故不若登莱为便。”督师道：“本部院欲分旅顺东西节制，这却未为不可。”毛帅道：“节制一分东西，不无推诿，总之同心合力，何难佐督师奏五年之功。”督师道：“难道我区处都不是的！”毛帅道：“文龙亦不敢坚执己意，只图为国计便利耳。”督师道：“难道我不为国！你冒功冒饷，说谎欺君，我不处你，你敢来抗我么？”毛帅道：“督师若以我为冒功，宁远数战，何不也杀取几个鞑子献功？若说冒饷，昨日督师安慰东江将官道：‘宁前官有许多俸，兵有许多粮，尚不足饱。’各将士海外劳苦，只得米一斛，还要养家，是东江常苦不足，还有得冒？也并无甚说谎欺君。”督师道：“还敢强辩，我就把上方剑斩取你的头！”毛帅也只道他使酒，全不在意，又道：“我有功无罪。”只见督师把张国柄一看，张国柄靴中取出刀来，便把毛帅辟头一刀，毛帅道：“你不奉旨，敢害我！”侧边赵不忮、何鳞图转过来，搠上两刀，早已气绝。时年五十三岁。毛帅手下亲丁有八九名，跑过来救应，帐前赵都司带有百余人，都一齐动手杀讫。
　　　　
督师叫张国柄传令，道：“奉圣旨，毛文龙冒功冒饷，跋扈不臣，罪在不赦，已经部院以赐剑斩首。其余将士，不戮一人，不得讹言取罪。”其时摆围将士，闻了一惊，东江兵士汹汹的愤怒，当不得现在的兵士，只一千八百名，督师预吩咐汪副将、谢副将等，整肃兵有万许，又都作准备，弓上弦，刀出鞘，把督师账房环得铁桶一般，游击尹继何又已奉令，备有座船二十只，在岛下以备缓急，东江兵士也无可奈何，强的把器械来撇去，喧嚷道：“似这样大功，怎将来屈害了！”弱的也流泪道：“毛爷这样一个好人，赤心为国，不得令终！”有几个将官，真道是奉旨，又怕督师兵威，也只叹功高见忌，无罪遭诛罢了。

袁崇焕杀毛文龙是有预谋的，杀毛后说：“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生无死矣！”袁崇焕策划了一个圈套，为了麻弊毛文龙，他一边凑发十万两军饷，以缓解毛文龙的怨气；一边以商议东西夹击的军事计划为名，邀请毛文龙离开皮岛赶赴三岔、旅顺间。袁崇焕在《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中说：“凡此，皆愚之也，(毛)文龙果堕彀中。”明末辽东军事人物首推毛人龙, 东江镇越战越强, 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 在战争中发展自己,还不停的削弱敌人. 如果东江不崩溃,如果袁崇焕不乱修碉堡浪费国力, 明朝本来可以有修养生息的机会.只要对后金保持这种战略态势,后金国力必然被拖垮. 就算后金不垮,也不至于要抽调全国军力去巩固处处都被动挨打的宁锦防线,流寇也就不会成事, 等明朝修养十年之后, 必然可以灭了后金.

《啸亭杂录》下 卷十 （ 清杨涟 着 ） 毛文龙之杀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其事甚冤。世儒以崇焕后死可悯，故尔掩饰其过，至谓毛文龙果有谋叛诸状，非深知当日之事者也。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据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本朝佟、张二将尽为彼害，使留之以拒大兵，不无少补。崇焕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岂可因其后日之死，乃遂掩其过也。或曰毛文龙尝求陈眉公继儒作文，陈邀以重价，毛靳不与，陈深恨之，乃备告董文敏，言毛不法专擅诸状。董信之，崇焕为董门生；任辽抚时尝往谒董，董以陈语告袁，袁故决意为之。然则明代之亡，亡于善书者手也。

方舟子说：“他们(后金)发动战争的目的，便是掠夺物产和俘虏人口，每过一地，必定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对这样的入侵之敌，难道应该箪食壶浆夹道 欢迎？就算本民族的统治者昏庸残暴，而本民族的百姓何罪之有？在保家卫族的战争中，英雄豪杰只能舍生忘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除此别无选择。”这些又违背历史，如果后金每过一地，必定烧杀劫掠，无恶不作，哪里来的明朝大部份将领和官员投降？他们都是汉奸么？汉奸也太多了吧？明朝的百姓大都是箪食壶浆夹道 欢迎的，除了剃发而引起的血腥事件除外。

方舟子说：“袁崇焕走马上任，坐镇辽西，满兵再也不 敢取道宁锦以入山海关，但是却可能取道蒙古，从蓟门入寇。二十日，两军在 广渠门会战。袁军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 脚。”之后，方又说，“崇祯一再催促他出战，他都以兵困马乏，等待援兵为由加 以推迟。其实即使援兵赶到，他也未必就愿意立即跟满兵决战，因为打野战，明军不是能骑善射的满兵的对手”。

方舟子先是说“袁军以这九千人大战十万满兵，以一挡十，从早打到晚，满兵终于不支败退，连退十几里才稳住了阵脚”。这里说的袁军好强啊，接下来又说，“打野战，明军不是能骑善射的满兵的对手”，前后如此的矛盾。如果开始的胜利是侥幸，也应该试试再侥幸一次啊，为什么不听皇帝的命令？怎么不乘胜追着打了呢？如此的行为，你让皇帝怎么想？袁夸口五年平辽，过了一年多反而给清兵直逼京城了，崇祯上任初期心气极高，辛辛苦苦筹措一年多结果得到了最坏的结果。 杀了毛文龙后，袁的确无人能制，这让崇祯暗自担心。欺隐可能是崇祯认为袁在粮饷上跟他玩花样，东江兵减饷粮反增。 私自和后金议和加私杀毛文龙。袁崇焕得警后入关回援，十一月初十到蓟州，上疏说“严备拔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然而还是给清兵直打到北京城下。袁在城下打了一仗后便休养生息，崇祯以为袁是在蹑后纵敌，存心不战，以此要挟。 刘策等领兵回防，袁令其还守密云。这个是战略部署，崇祯认为袁存心遣散援兵。携喇嘛坚请入城。崇祯以为袁要入城逼宫。

袁崇焕身为平辽最高指挥官，面对满清一日日坐大于长城以北地区，一边死守和议之策，一边修宁锦一隅的防线。于是，后金东征朝鲜、西控蒙古。 对于袁崇焕的这种议和，后金说：“我太宗文皇帝用和谈稳住明王朝，放手东征、西控，一日壮大自己。长此以往,明王朝不亡更待何时呢？”明朝人说：“敌人一日坐大长城以北，我们从前的盟友朝鲜、蒙古诸部都不断被满清削弱、控制。长此以往，大明王朝危险哪！” 袁崇焕不但丢失了朝鲜，还丧失了消灭后金的最佳战机。皇太极兵力并不雄厚，根本无法和明朝对抗，在皇太极攻击明朝的附属国朝鲜的时候，袁崇焕可以攻击皇太极的东北老家，或者和朝鲜联合攻击皇太极的侵朝军队。但袁崇焕什么都没做，白白丢失了朝鲜，从此，朝鲜成了皇太极的一个基地。当时的朝鲜刚经历过内乱，无法单独抵挡皇太极的狂攻,向明朝求救: “朝鲜不支，折而入奴，奴势益张，亦非吾利。”，朝廷令袁崇焕自西策应，援救朝鲜。而袁崇焕不听命令，没有出兵自西线攻沈阳以救朝鲜。朝廷再次严令袁崇焕出兵，趁满兵精锐东调，“且令以关宁之师直捣虎穴”。袁崇焕再次违反命令，而且给自己不出兵找理由说，“闻奴兵十万掠鲜，十万居守，何所见而妄揣夷穴之虚乎？我纵倾伍捣之，无论悬军不能深入，纵深入奚损于逸待之夷？”，袁崇焕的什么满族兵十万守沈阳，完全是瞎扯，满族的全部兵力也不过八万多人，几次和与满族打仗的袁崇焕是清楚这些的. 1635年，满军八旗共有牛录270，总计兵力为81000人； 1642年，满军八旗共有牛录319，总计兵力为95700人，之前的军队人数更少。最后，袁崇焕还是出兵了，但从他的七万兵力中，只出了九千兵，到了三岔河又停滞不前，消极避战。袁崇焕还十分天真，在皇太极攻击朝鲜的时候，他不积极出兵帮忙，而是“遣方金纳贻书于奴酋，令其急撒犯鲜之兵。” 袁崇焕消极避战的同时，也不是什么也没做,他是想加强锦宁一线的防御，想趁后金攻击朝鲜的时候抓紧时间修防御工事,但这实在缺乏远见. 最终，朝鲜被征服了，明朝对后金的经济封锁破产, 而且，后金对明朝的进攻也多了选择，就是从海上进攻，不一定非要经过山海关。当年，在日本入侵朝鲜时，明朝举国之力相斗，而在后金进攻朝鲜的时候，因为袁崇焕的失误，导致朝鲜的丢失，以及后金的突然壮大。就凭这一条，袁崇焕就该杀。

袁崇焕被皇太极的议和之计耍弄： 在皇太极的兵力有限，无法多线作战，于是假装和明朝议和，袁崇焕上了当。第一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正暗中准备攻击朝鲜，第二次由袁崇焕主持议和时，皇太极准备着南下征明。议和对于袁崇焕或皇太极来说都是为赢得时间而采取的计谋。皇太极开出的条件：每年十万两黄金，一百万两白银，一百万匹布作为和好之礼；又以每年东珠十颗，貂皮一千张，人参一千斤换取大明一万两黄金，十万两白银，十万匹缎，三十万匹布的互市条件，皇太极的苛刻条件证明了其毫无议和诚意。

后金东征朝鲜西控蒙古之后，明朝与后金的边界延长了上千里，明朝怎么守？这个时候的袁崇焕却把牵制后金的毛文龙杀了。在后金大军陈兵于北京前，袁崇焕没有组织起任何有效的阻击、拦截。而大同、宣化、山海关、蓟门的总兵却曾经拦截过后金大军，一个总兵战死、一个总兵自杀，全军覆灭。 皇帝命令袁崇焕率所有勤王大军，把后金赶的离京城远一点，但袁崇焕做不到。皇帝拘捕袁，袁的军队却因此，在敌人大军依然包围着京城时，集体撤走，在距京城上千里外的锦州不管京城死活。百姓因为饥荒和辽饷而贫困不堪，后金打到京城了，而每年耗费巨大辽饷的袁军，为了主帅被皇帝拘捕，就集体撤走。 百姓因此而非议和痛恨袁，有错么？

总之，明朝的灭亡是多方面的原因，崇祯接的是个烂摊子，尽管他勤政，但他绝对不是一代英明的君主，这从他杀袁崇焕的时间和残酷手段上看的出来，如此的做法伤了部下的心，导致大批明将投降清朝。毛文龙罪当杀，比如冒功说杀了后金9千人，但袁崇焕在哪个时候也不应该杀毛，再加上袁丧失消灭后金的最佳时机的种种表现看，袁崇焕也绝对不是什么心胸博大高瞻远瞩的将领。还有，明朝末年的天灾而导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及后金的皇太极和多尔衮等等能人辈出，明朝的灭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

附：方舟子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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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魁智饰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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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袁崇焕评传》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荆轲、屈原、蔺相如、廉颇、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都没甚么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剧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拚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洲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也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荆轲、屈原、蔺相如、廉颇、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都没甚么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例如秦桧）；愤怒不平的知识份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一

 这个不幸的时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①。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②。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上了鸦片。鸦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采。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在那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先进、最富强的大国。欧洲的文人学士在提到中国的时候，无不欣慕向往。他们佩服中国的文治教化、中国的考试与文官制度，佩服中国的道路四通八达③，佩服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欧洲贫民好得多。万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后，英国才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再过三十八年，英国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号”到达美洲；再过六十一年，五岁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国的王座。那时莎士比亚只有十六岁，还在英国的树林里偷人家的鹿。直到八十三年之后，伦敦还由于太污秽、太不卫生，爆发了恐怖的大瘟疫。在万历初年，北京、南京、扬州、杭州这些就像万历彩瓷那样华美的大城市，在外国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样。

 中国的经济也在迅速发展，手工业和技术非常先进。在十五世纪时，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棉区之一。由于在正德年间开始采用了越南的优良稻种，农田加辟，米产大增，尤其是广东一带。因为推广种植水稻，水田中大量养鱼，疟蚊大减④，岭南向来称为瘴疠的疟疾已不像过去那样可怕，所以两广的经济文化也开始迅速发展。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

 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 
 

 
 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

 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⑥。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BC；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BD？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BE；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BF；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BG。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BH。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①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凹恰ね蚶?锌笏爸?Α罚骸奥壅呶矫髦?觯?煌鲇诔珈醵?鲇谕蚶*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Ｇ．Ｐｅｒｅｉｒａ，Ｇ．ｄａＧｒｕｚ，Ｍ．ｄｅＲａｄｅ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Ａ．Ｐ．Ｎｅｗｔｏｎ，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Ｃ．Ｒ．Ｂｏｘｅｒ，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６ｔｈＧｅｎｔｕｒｙ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出无其右。参阅Ｌ．Ｊ．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Ｓ．Ｊ．ｔ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④Ｗｏｌｆｒａｍ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９．

 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

 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ｐ．１９９．

 ⑦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⑧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⑨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BC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BD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BE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党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

 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BF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BG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BH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以上⑧至BH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

 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⑤。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⑥。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⑦，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⑨；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BC；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BD？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BE；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BF；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BG。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BH。

 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

 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羽中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①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ＴｈｅＤｅｃｌｉｎｅａｎｄ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ＲｏｍａｎＥｍｐｉｒｅ，Ｔｈｅ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ＮｅｗＹｏｒｋ．

 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凹恰ね蚶?锌笏爸?Α罚骸奥壅呶矫髦?觯?煌鲇诔珈醵?鲇谕蚶*云。”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Ｇ．Ｐｅｒｅｉｒａ，Ｇ．ｄａＧｒｕｚ，Ｍ．ｄｅＲａｄｅ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Ａ．Ｐ．Ｎｅｗｔｏｎ，ｅｄ．，Ｔｒａｖ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ｖｅｌｌ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Ｃ．Ｒ．Ｂｏｘｅｒ，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１６ｔｈＧｅｎｔｕｒｙ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出无其右。参阅Ｌ．Ｊ．Ｇａｌｌａｇｈｅｒ，Ｓ．Ｊ．ｔｒ．，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Ｃｅｎｔｕｒｙ．④ＷｏｌｆｒａｍＥｂｅｒｈａｒｄ：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Ｃｈｉｎａ，ｐ．２４９．

 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三一七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

 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Ｌ．ＣａｒｒｉｎｇｔｏｎＧｏｏｄｒｉｃｈ，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ｐ．１９９．

 ⑦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⑧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⑨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

 BC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

 BD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

 BE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党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

 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

 BF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BG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BH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以上⑧至BH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就在这时候，满清开始崛起。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的世仇）兵二万，朝鲜（中国的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路。西路军的总兵官杜松是明军的勇将，平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脱去衣衫，将满身的累累刀枪瘢痕向人夸示。出兵之时，他脱去上身衣衫，在城中游街，百姓鼓掌喝彩。

 西路这一仗，称为“萨尔浒之役”，明军有火器钢炮，军火锐利得多。但杜松有勇无谋，他是统兵六万的兵团司令，却打了赤膊，露出全身伤疤，一马当先的冲锋。大概他是《三国演义》的读者，很羡慕“虎痴”许褚的勇猛。在“许褚裸衣斗马超”这回书中，描写许褚“卸了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果然威风得紧。但不知他记不记得许褚这场狠斗，结果是“操兵大乱，许褚背中两箭”？有趣的是，小说的评注者评道：“谁叫汝赤膊？”明清两军列阵交锋之时，突然天昏地暗，数尺之外就甚么也瞧不见了。杜松又犯了一个大错误，下令众军点起火把。这一来，明军在光而清军在暗，明军照亮了自身，成为清兵的箭靶子。努尔哈赤统兵六旗作主力猛攻，他儿子代善和皇太极各统一旗在右翼侧攻。结果杜松的遭遇比许褚惨得多，身中十八箭而死，当真是“谁叫汝赤膊？”总兵官阵亡，明军大乱，六万兵全军覆没。

 努尔哈赤采取了“集中主力，各个击破”的正确战略，一个战役、一个战役的分开来打。明军北路总兵官马林、东路总兵官刘絍都大败阵亡，朝鲜都元帅率众降清。

 刘絍是当时明朝第一大骁将，打过缅甸、倭寇，曾率兵援助朝鲜对抗日本入侵，大小数百战，威名震海内。他所用的镔铁刀重一百二十斤，马上轮转如飞，天下称为“刘大刀”。他的大刀比关羽的八十一斤青龙偃月刀还重了三十九斤。据说他能单手举起一张摆满了酒菜碗筷的柏木八仙桌，在大厅中绕行三圈。连杜松、刘絍这样的骁将都被清兵打死，明军将士心理上受到的打击自然沉重之极，提到满清“辫子兵”时不免谈虎色变。

 这场大战是明清两朝兴亡的大关键，而胜败的关键在于：第一、明方的主帅杨镐是文官，完全不懂军事。第二、明朝政事腐败已达极点，连带的军政也废弛不堪，军队久无训练，完全没有必要的军事准备①。

 杨镐全军覆没，朝廷派熊廷弼去守辽东。

 万历四十六年七月，熊廷弼刚出山海关，铁岭已经失陷，沈阳及附近诸城堡的军民纷纷逃窜。熊廷弼兼程进入辽阳。经过神宗数十年来的百事不理，军队纪律荡然，士无斗志，骑兵故意将马匹弄死，以避免出战，只要听到敌军来攻，满营兵卒就一哄而散。熊廷弼面临的局面实在困难已极②。军饷本已十分微薄，但皇帝还是拚命拖欠，不肯发饷③。

 神宗见边关上追饷越迫越急，知道挨不下去了，可是始终不肯掏自己腰包，结果想出了一个对策：再加田赋百分之二。连同以前两次，已共加百分之九，然而向百姓多征的田赋，未必就拿来发军饷，皇帝的基本兴趣是将银子藏之于内库。

 边界上的警报不断传来，群臣日日请求皇帝临朝，会商战守方略。皇帝总是派太监出来传谕：“皇上有病。”吏部尚书赵焕实在忍不住了，上奏章说：“将来敌人铁骑来到北京城外，陛下也能在深宫中推说有病，就此令敌人退兵吗？”④神宗看了这道讽刺辛辣、实已近乎谩骂的奏章，只是心中怀恨，却说甚么也不肯召开一次国防会议。

 神宗搜括的银锭堆积在内库，年深月久，大起氧化作用，有的黑得像漆，有的脆腐如泥土⑤，就是不肯拿出来用。但他终于死了，千千万万的银两，一两也带不去⑥。

 神宗，神宗，真是“神”得很，神经得很！

 ①崇祯时任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庖言》中说：满洲人旧都北门，居住的大都是铁匠，延袤数里。

 在当时那便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兵工厂组合了。

 因此满洲兵的盔甲精良，头盔、面具、护臂、护手，都是精铁所制，马匹的要害处也有精铁护具。但明兵盔甲却十分简陋，除了胸背有甲之外，其余部分全无保护。满洲兵冲到近处，专射明兵的脸及胁，中箭必死。又据当时明人程令名说，努尔哈赤所居的都城“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治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

 ②熊廷弼于八月二十九日上书朝廷，陈述辽东明军情况：“残兵……身无片甲，手无寸械，随营糜饷，装死扮活，不肯出战……点册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领饷有名，及闻警告而又去其半……将领皆屡次征战存剩、及新败久废之人，一闻警报，无不心惊胆丧者……见在马一万余匹，多半瘦损，率由军士故意断绝草料，设法致死，备充步兵，以免出战，甚有无故用刀刺死者。……坚甲利刃，长枪火器，丧失俱尽。今军士所持弓皆断背断弦，所持箭皆无羽无镞，刀皆缺钝，枪皆顽秃。甚有全无一物而借他人以应点者。又皆空头赤体，无一盔甲遮蔽。……闻风而逃，望阵而逃，惧战而逃。顷闻北关信息，各营逃者日以千百计。如逃止一二营或数十百人，臣犹可以重法绳之。今五六万人，人人要逃。虽有孙吴军令，亦难禁止。”

 ③万历四十八年三月，熊廷弼上奏：“四十七年十二（疑为“一”字）月赴户部，领饷二十万两，十二月领饷十万两，四十八年正月领饷十五万两，俱无发给……岂军到今日尚不饿，马到今日尚不瘦不死，而边事到今日尚下急耶？军兵无粮，如何不卖袄裤杂物？如何不夺民间粮窖？如何不夺马料养自己性命，马匹如何不瘦不死？而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他说户部犹漠然不一动念，是客气的说法，漠然不动一念的，当然是皇帝自己。

 ④“他日蓟门蹂躏，铁骑临郊，陛下能高拱深宫，称疾却之乎？”

 ⑤户科给事中官应震言：“内库十万两内五万九千两，或黑如漆，或脆如土，盖为不用朽蠹之象。”

 ⑥大陆考古工作者发掘帝皇坟墓，偏偏拣中了神宗的“定陵”，改建为博物馆，称为“地下宫殿”。  
 
  
 神宗死后，儿子光宗只做了一个月皇帝就因误服药物而死。光宗的儿子朱由校接位，历史上称为熹宗，年号天启。光宗做皇帝的时间极短，留下的麻烦却极大，明末三大案梃击、红丸、移宫，都和他的皇位及生死有关。众大臣分成两派，纷争不已。纷争牵涉到旁的一切事情上，只要是对方一派之人所做的事，不论是对是错，总是拿来激烈攻击一番。

 熹宗接位时虚岁十六岁，其实不满十五岁，还是个小孩子，他对乳母客氏很依恋。这个客氏很喜欢弄权，在宫里和太监魏忠贤有点古怪的性关系。宫里太监和宫女很多，为了寂寞而互相安慰，大家私下恋爱，然而太监是阉割了性机能的阴阳人，所以这既不是异性恋爱，又不是同性恋，当时称为“对食”，意思说不能同床，只不过相对吃饭，互慰孤寂而已。魏忠贤做了客氏的对食，渐渐掌握了大权。

 熹宗是个天生的木匠，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锯木、刨木、油漆而做木工，手艺高明得很。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怎肯放下心爱的木工不理？把手一挥，说道：“别来打扰，你瞧着办去吧。”于是魏忠贤就去瞧着办了，越来越无法无天。

 朝里自有一批谄谀无耻之徒去奉承他，到后来，魏忠贤成了实际上的皇帝。熹宗是“万岁”，有些官员见了魏忠贤叫“九千岁”，表示他只比皇帝差了一点儿。到后来，个人崇拜更是大张旗鼓，搞得如火如荼，全国各地为魏忠贤建生祠。本来，人死了才入祠堂，可是他“九千岁”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就起祠堂，祠中的神像用真金装身，派武官守祠，百官进祠要对他神像跪拜，那是货真价实的个人崇拜。

 魏忠贤本来是个无赖流氓，年轻时和人赌钱，大输特输，欠了赌帐还不出，给人侮辱追讨，实在吃不消了，愤而自己阉割，进宫做了太监。他不识字，但记性很好，是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赌棍。当世第一大国的军政大权却落在这样的人手里。

 熊廷弼在辽东练兵守城，招抚难民，整肃军纪，修治器械，把局面稳定下来。他所接手的那个烂摊子，给他整顿得有些像样了。满清见对方有了准备，就不敢贸然来攻。但朝里敌对一派的大臣却来跟他过不去，不断上奏章攻击，说他胆小，不敢出战；说他无能，不能尽复失地。于是朝廷革了熊廷弼的职，听候查办，改用袁应泰做统帅。

 袁应泰是第一流的水利工程人才，一生修堤治水，救济灾民，大有功劳。他性格宽仁，办事勤勉，打仗却完全不会。满清努尔哈赤得知熊廷弼去职，大喜过望，便领兵来攻。袁应泰率军应战，七万兵大溃。清兵占领沈阳，又击破了明军的两路援军，再攻辽阳。明兵又大败，满兵取得军事要塞辽阳。

 军事局势糟糕之极，朝廷束手无策，只好再去请熊廷弼出来，惩罚了一批上次攻击他的官员，算是给他平气。可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和熊廷弼意见不合，只喜欢马屁大王巡抚王化贞，嘱咐王化贞不必服从熊廷弼指挥。

 王化贞向朝廷吹牛，只须六万兵就可将满清一举荡平。朝廷居然信了他的。熊廷弼极力认为准备不足，不可进攻。兵部尚书却一味袒护王化贞。于是王化贞领兵十四万出战，一交锋全军溃没。清兵攻占坚城广宁。总算熊廷弼领了五千兵殿后，保护难民和败兵数十万退入山海关。朝廷不分青红皂白，将王化贞和熊廷弼一起逮捕。张鹤鸣免职。

 到这时为止，明清交锋，已打了三场大仗。每一仗明军都是大败。

 明兵的战斗力固然不及清兵，但也不是不能打，不肯打。每一个大战役，总兵官都阵亡，副将、参将也大都阵亡。明兵人数都超过清兵数倍，武器更先进得多，有火器。三个大战役的失败，主因都是在于军队没有准备、缺乏训练，以及主帅战略不当，指挥错误。军务废弛，士气低落，当然也是由于统帅失责。

 以中国之大，为甚么经常缺乏有才能的统帅？根本症结是在明朝一个绝对荒谬的制度：由文官指挥战役。

 这个制度的根源，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明朝皇帝不信任武将，怕他们手里有了武力，就会抢夺皇帝的宝座，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到后来连文官也不信任了，于是再加派太监作监军。太监既是皇帝的心腹亲信，另有一样好处，太监没有儿子，篡位的可能性就很小。做了皇帝而不能传于子孙，做皇帝的兴趣就大打折扣了。明朝御史的权力很大，有权监察各行政部门。大学士代皇帝拟的圣旨、六部尚书所下的决定，御史都可放言批评，而且批评经常发生效力。皇帝派去监察武将的“总督”、“巡抚”，后来就变成了总司令、总指挥。 
 
 
  
 
 但要做到御史，通常非中进士不可。要中进士，必须读熟四书五经，书法漂亮，会做起承转合的八股文。明朝读书人如何废寝忘食的学八股文、考进士，读一下《儒林外史》就很清楚了。明朝派去带兵、指挥大军，和清军猛将锐卒对抗的，却都是这批熟读诗云子曰、八股文做得很好的进士。明末抗清有三个名将，功勋卓著：熊廷弼是万历二十五年的解元（唐伯虎一类身分），万历二十六年的进士。孙承宗是万历三十二年的进士第二名（榜眼）。袁崇焕是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他们三个是文官，幸亏碰巧有用兵的才能。本来明末皇帝的运气不坏，做八股文考中进士的文人之中居然出现了三个军事专家。然而文官会带兵，那就是危险人物。明朝皇帝罢斥了其中一个，杀死了另外两个。

 别的奉命统兵抗清的八股文专家们可就没有军事才能了。杨镐，万历八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袁应泰，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王化贞，万历四十一年进士，指挥大军，全军覆没。

 袁崇焕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之下，去应付辽东艰巨的局面。当然，更艰巨的，是应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

 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铁骑奔驰于北?蚀竽?⒛辖?咴?⒗┩镣蚶铮?牡娜啡肥峭?芯?颍?鹕逅牧凇*

 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大帝国（元朝的蒙古帝国横跨欧亚，不能说中华帝国的领土竟有这么大。蒙古大帝国的中国部分，远比清朝的疆域为小）。清朝的疆域比汉朝、唐朝全盛时代都大得多，宋明两朝更不能与之相比。当时外蒙古、朝鲜、越南、琉球、今日苏联东部的大片土地都是中国的领土或属地。清朝全盛时期的领土，比现在的中国大得多了。

 满洲战士后来打败了俄罗斯帝国的骑兵，打败了尼泊尔的?士Ρ??虬芰嗣晒疟??*败了朝鲜兵，打败了越南兵，间接打败荷兰兵（郑成功先打败荷兰兵，攻占台湾，满洲兵再打败郑成功的孙子），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两百年中，无敌于天下。

 至于当时和明帝国交战，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努尔哈赤兴兵以来，迄此时为止，百战百胜，从未吃过一个败仗。

 努尔哈赤幼时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中为奴，识得汉语汉文，喜读《三国演义》与《水浒传》。他的智略一部分是天生，一部分当是从这两部小说中得来的。

 努尔哈赤自己固然智勇双全，他还有一大批精明骁勇的子侄①，剽悍凶猛的将领，部勒严整的战士。

 当时有一句谚语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因为女真人熟习弓马，强悍善战，汉人向来不是他们的敌手。这时女真精兵八旗，每旗七千五百人，已有六万之众了。

 袁崇焕所面对的是这样了不起的大敌，而他却是个书生。他会做诗，字写得很好，文章有气势②，既然中了进士，八股文当然也做得不错，诗云子曰背得很熟。相信他不会射箭，宁远第二次大战时，他自称只是在城头大声呐喊③。

 努尔哈赤与袁崇焕正面交锋之时，满清的兵势正处于巅峰状态，而明朝的政治与军事也正处于腐败绝顶的状态。以这样一个文弱书生，在这样不利的局面之下，而去和一个纵横无敌的大英雄对抗，居然把努尔哈赤打死了，打三场大战，胜了三场，袁崇焕的英雄气概，在整个人类历史中都是十分罕有的。

 ①努尔哈赤有十六个儿子，个个是有名的勇将。两个侄儿阿敏与济尔哈朗也十分厉害。

 ②康有为《袁督师遗集序》盛称其文字雄奇：“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其遗文虽寥落，而奋扬蹈厉，鹤立虹布，犹想见鲁阳挥戈、崆峒倚剑之神采焉。”

 ③《明史》说熊廷弼左右手都会射箭，但没有提到袁崇焕会武。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祖上原籍广西梧州藤县。生于哪一年无法查考。

 他为人慷慨，富于胆略，喜欢和人谈论军事，遇到年老退伍的军官士卒，总是向他们请问边疆上的军事情况，在年轻时候就有志于去办理边疆事务①。

 他少年时便以“豪士”自许②，喜欢旅行。他中了举人后再考进士，多次落第，每次上北京应试，总是乘机游历，几乎踏遍了半个中国③。最喜欢和好朋友通宵不睡的谈天说地，谈话的内容往往涉及兵戈战阵之事④。

 明朝制度，每三年考一次进士，会试在二月初九开始，十五结束。三月初一廷试。袁崇焕于万历四十七年在北京参加廷试而中进士。杨镐于该年二月誓师辽阳，三月间四路丧师。新中进士和大战溃败这两件事在同一个时候发生，袁崇焕这个向来关心边防的新进士一喜一忧，心情一定很复杂。他那时在京城，当然听到不少辽东战事的消息。

 他中进士后，被分派到福建邵武去做知县。

 天启二年，他到北京来报告职务。他平日是很喜欢高谈阔论的，大概在北京和友人谈话时，发表了一些对辽东军事的见解，很是中肯，引起了御史侯恂（才子侯方域的父亲）的注意，便向朝廷保荐他有军事才能，于是获升为兵部职方司主事（自正七品的知县升为正六品的主事）。不做地方官了，被派到中央政府的国防部去办事。

 明朝官制，兵部（国防部）尚书（部长）一人，左右侍郎（副部长）各一人，下面分设四个司：武选（武官人事）、职方（军政、军令）、车驾（警备、通讯、马匹）、武库（后勤、训练）。职方司等于现代的总参谋部，职方司有郎中一人、员外郎一人、主事二人。主事大概相当于总参谋部中的文职中校副处长。

 袁崇焕任兵部主事不久，王化贞大军在广宁覆没，满朝惊惶失措。

 清兵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自万历四十六年到那时，四年多的时间内，覆没了明军数十万，攻占抚顺、开原、铁岭、沈阳、辽阳，直逼山海关。明军打一仗，败一仗，山海关是不是守得住，谁都不敢说。山海关一失，清兵就长驱而到北京了。

 于是北京宣布戒严，进入紧急状态。

 可是关外的局势到底怎样，传到北京的说法多得很，局势越是利，谣言越多，这是人类社会的通例。谣言满天飞，谁也无法辨别真假。就在这京师中人心惶惶的时候，袁崇焕骑了一匹马，孤身一人出关去考察。兵部中忽然不见了袁主事，大家十分惊讶，家人也不知他到了哪里。不久他回到北京，向上司详细报告关上形势，宣称：“只要给我兵马粮饷，我一人足可守得住山海关。”

 这件事充分表现了他行事任性，很有胆识，敢作敢为而脚踏实地，但狂气也是十足。若在平时，他上司多半要斥责他擅离职守，罢他的官，但这时朝廷正在忧急彷徨之际，听他说得头头是道，便升他为兵备佥事，那是都察院的官，大概相当于现代文职的上校政治主任之类，派他去助守山海关。袁崇焕终于得到了他梦想已久的机会，雄心勃勃的到国防前线去效力。

 他的豪语一定使朝中大官们印象十分深刻，所以得到朝廷的支持，从他家乡招募了一批兵员去⑤。当时守山海关的主要是新到的浙江兵。另有三千名广东水兵，在袁崇焕之后到达。袁崇焕认为广东步兵勇捷善战，推荐他叔父袁玉佩负责招募三千名，其中包括袁崇焕平生所结纳的死士谢尚政、洪安澜等人。他又认为广西狼兵雄于天下，冲锋陷阵，恬不畏死，申请于田州、泗城州、龙英州各调二千名，由他至戚慷慨知名、且善武艺的林翔凤带领。朝廷一一批准⑥。

 他到山海关后，作为辽东经略（东北军区总司令）王在晋的下属，初时在关内办事。王在晋见他任事干练，很是倚重，派他出关到前屯卫去收抚流离失所的难民。袁崇焕奉命之后，当夜出发，在荆棘虎豹之中夜行，四更天时到达。前屯城中将士无不佩服。袁崇焕本是书生，这一来，兵将都服了他了。

 王在晋奏请正式任他为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本来是没有专责的散官，现在有了驻地，相当于宁远、前屯卫二城的城防司令部政治委员，身当山海关外抗御清兵的第一道防线。宁远在最前线，前屯卫稍后。不过他虽负责防守宁远、前屯卫，第一线的宁远却没有城墙，没有防御工事，根本无城可守。他只得驻守在前屯卫。 
 
 
  

 
 至于明军一切守御设施，都集中在山海关。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防守京师的第一大要塞，然而它没有外围阵地。清兵若是来攻，立刻就冲到关门之前。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立刻会看出来，单是守御山海关，未免太过危险，没有丝毫退步的余地。只要一仗打败，这个大要塞就失守，敌军便攻到北京。所以在战略形势上，必须将防线向北移，越是推向北方，山海关越安全，北京也越安全。袁崇焕一再向上司提出这个关键问题。王在晋是万历二十年进士，江苏太仓人的文弱书生，根本不懂军事，眼光短浅，胆子又小，听袁崇焕说要在关外守关，想想道理倒也是对的，便主张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筑城守御。他一定想，离山海关太远，逃不回来，那怎么得了？袁崇焕认为只守八里的土地没有用，外围阵地太窄，起不了屏障山海关的作用，和王在晋争论，王不采纳他的意见。于是袁崇焕去向首辅叶向高申请，叶也不理。

 袁崇焕的主张虽然正确，然而和顶头上司争论了一场之后，意见不蒙采纳，竟径自去向最高行政首长投诉。越级呈报是官场大忌，他做官的方式却大大不对了。这又是他蛮劲的表现之一。

 这时宁远之北的十三山有败卒难民十余万人，给清兵困住了不能出来。朝廷叫大学士孙承宗设法解救。袁崇焕申请由自己带兵五千进驻宁远作声援。另派骁将到十三山去救回溃散了的部队和难民。王在晋觉得这个军事行动太冒险，不加采纳。结果十余万败卒难民都被清兵俘虏，只有六千人逃回。

 满清这时在经济上实行奴隶制度，女真人当兵打仗，以抢劫财物为主要工作，认为男子汉耕田种地是耻辱，所以俘虏了汉人和朝鲜人来耕种。汉人、朝鲜人的奴隶是可以买卖的，当时价格是每个精壮汉人约为十八两银子，或换耕牛一头⑦。十三山的十多万汉人被俘虏了去，都成为奴隶，固然受苦不堪，同时更大大增加了满清的经济力量。

 那时袁崇焕仍是极力主张筑城宁远。朝廷中的大臣都反对，认为宁远太远，守不住。大学士孙承宗是个有见识之人，亲自出关巡视，了解具体情况，接受了袁崇焕的看法。

 不久孙承宗代王在晋作辽东主帅。天启二年九月，孙承宗派袁崇焕与副将满桂带兵驻守宁远，这是袁崇焕领军的开始。

 满桂是蒙古人，骁勇善战。从那时起，他和袁崇焕的命运就永远结合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一个蒙古武将，一个广东统帅，都是十分刚硬、十分倔强的脾气。两人一起经历了多次生死患难，也有过不知多少次激烈的争吵。一直到死，两人仍是在争吵。但在两人的内心，却又一定是互相钦佩。那既是英雄重英雄的心情，又知道在抗拒清兵大敌之时，非仰仗对方的力量不可。高明的组织才能和正确的战略决策是必要的，亲临前敌、殊死决战的刚勇也是必要的。

 宁远在山海关外二百余里，只守八里和守到二百多里以外，战略形势当然大有区别。

 宁远现在叫作兴城，有铁路经过，是锦州与山海关之间的中间站。地滨连山湾，与葫芦岛相距甚近。我真盼望将来总有一日能到兴城去住几天，好好的看看这个地方。

 天启三年九月，袁崇焕到达宁远。

 本来，孙承宗已派游击祖大寿在宁远筑城，但祖大寿料想明军一定守不住的，只筑了十分之一，敷衍了事。

 袁崇焕到后，当即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进行筑城，立了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城雉再高六尺，城墙墙址广三丈，派祖大寿等督工。袁崇焕与将士同甘共苦，善待百姓，当他们是家人父兄一般，所以筑城时人人尽力。次年完工，城高墙厚，成为关外的重镇。这座城墙是袁崇焕一生功业的基础。这座城墙把满清重兵挡在山海关外达二十一年之久，如果不是吴三桂把清兵引进关来，不知道还要阻挡多少年。

 关外终于有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年来，辽东辽西的汉人流离失所，若是给满洲人掳去，便成了奴隶，于是关外的汉人纷纷涌到，远近视为乐土，人口大增。宁远城一筑成，明朝的国防前线向北推移了二百余里。

 
 

  袁崇焕同时开始整饬军纪，他发现一名校官虚报兵额，吞没粮饷，蛮子脾气发作，当即将他杀了。但按照规定，他是无权擅自处斩军官的。孙承宗大怒，骂他越权。袁崇焕叩头谢罪。孙承宗也就算了。他后来擅杀毛文龙，在这时可说已伏下了因子。

 孙承宗也是个积极进取型的人物，这时向朝廷请饷二十四万两，准备对清军发动进攻。孙承宗是教天启皇帝读书的老师，天启对老师很不错，立刻就批准了。但兵部尚书与工部尚书互相商议说：“军饷一足，此人就要妄动了。”所以决定不让他“饷足”，采取公文旅行的拖延办法，使孙承宗的战略无法进行。孙承宗于是进行屯田政策，由军士自耕自食，却也得到很大的成效。

 天启四年，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等率领一万二千名骑兵步兵东巡广宁。广宁即今北镇县，在锦州之北，离满清重镇沈阳已不远了。袁崇焕还没有和清兵交过手，这次已含有主动挑战的意味。但清兵没有应战。袁崇焕一军经大凌河的出口十三山，从海道还宁远。这时清兵已退出十三山。袁崇焕这次陆海出巡，写了一首诗，题目是《偕诸将游海岛》，不说“率诸将”而说“偕诸将”，不说“巡海岛”而说“游海岛”，颇有儒将的雅量高致。诗中很清楚的抒写了他的心情：是战是守的方略苦受朝廷牵制，不能自由，见到大好河山，更加深了忧愁。对荣华富贵我早已看得极淡，满腔忠愤，却只怕别人要说是杞人忧天。外敌的侵犯最后总是能平定的，但朝廷中争权夺利的斗争却实是大患，不知几时方能停止？看到天上浮云，冷清清的月亮，又想到我父亲逝世，伤心得肠也要断了⑧。

 短短三四年之间，从京师戒严到东巡广宁，军事从守势转为攻势，这主要是孙承宗主持之功，而袁崇焕也贡献了很多方略。

 孙承宗很赏识他，尽力加以提拔。袁崇焕因功升为兵备副使，再升右参政。孙承宗对他言听计从，委任甚专。

 天启五年夏，一切准备就绪，孙承宗根据袁崇焕的策划，派遣诸将分屯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大凌河、小凌河诸要塞，又向北推进了二百里，几乎完全收复了辽河以西的旧地，这时宁远又变成内地了。

 清兵见敌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推进，四年之中也不敢来犯。然而进攻的准备工作却做得十分积极，努尔哈赤将京城从太子河右岸的东京城移到了沈阳，以便于南下攻明、西取蒙古，保持充分的出击姿态。

 孙承宗有才识，有担当，有气魄，袁崇焕对他既钦佩，又有知遇的感激，这样的上司是极难遇到的。眼见他和孙承宗的共同计划正在一步步的实现，按部就班的收复失地，这几年袁崇焕一定过得十分快乐。他和手下将领满桂、左辅、朱梅、祖大寿、何可纲、赵率教、孙祖寿等人的战斗友谊，也在这些日子中不断加深。

 可是好景不常，时局渐渐变坏。天启皇帝熹宗越来越喜欢做木工。魏忠贤的权力越来越大，尽量发挥他地痞流氓性格中的无赖、无知、无耻、以及无法无天。

 天启五年，魏忠贤大举屠戮朝廷里的正人君子，将弹劾他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下狱。同时下狱的有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等大臣，所诬陷的罪名是贪污。百姓大愤，数万士民在北京街道上呼叫大哭。魏忠贤不敢正式审讯，命狱卒在监狱中打死了这些大臣。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不久，魏忠贤又杀熊廷弼。

 熊廷弼在辽东立有大功，蒙冤入狱，百姓都很同情他。民间流传一部绣像演义小说《辽东传》，描写熊廷弼守辽东的英勇事迹。魏忠贤的徒党中有一个名叫冯铨的，他父亲当年在辽东作布政的官，清兵未到，先就鼠窜南逃。《辽东传》第四十八回有“冯布政父子奔逃”一节，描写冯铨父子弃职而逃的狼狈丑态，可说是当时的“新闻体小说”。

 冯铨对这事深为怀恨，又要讨好魏忠贤，于是买了一部《辽东传》放在衣袖里，见到熹宗后，把小说拿出来，诬告说：“这部演义小说是熊廷弼作的，他吹嘘自己的功劳，想要免罪。”熹宗信以为真，登时大怒。大概他看到小说中的绣像将熊廷弼画得威风凛凛，而文字中或许对皇帝还颇有讽刺，于是即刻下旨将熊廷弼斩首，还将他的首级送到各处边界上去给守军观看，那就叫做“传首九边”，说他犯了不战的大罪。然而真正应当负责的王化贞反而不杀。 
 
 
 
 文字狱也开始发展。江苏太仓的两个文人作诗哀悼熊廷弼，都被加以“诽谤”罪名而处斩。

 魏忠贤喜欢文官武将送他贿赂，越多越好。孙承宗带兵十多万，粮饷很多，应当大量克扣下来转奉给他“九千岁”才是。孙承宗不肯这样办，魏忠贤自然不喜欢，于是派了个吹牛拍马的小人高第去代孙承宗作辽东经略。高第一到任，立刻就说关外之地不可守，要撤去关外各城的守御，将部队全部撤入山海关。

 这战略之胡涂，真是不可理喻。那时清兵又没有来攻，完全没有撤兵逃命的必要。大概他是怕一旦来攻，非败不可，还是先行撤兵比较安全。

 袁崇焕当然极力反对，对高第说：“兵法有进无退。诸城既已收复，怎可随便撤退？锦州、右屯卫一动摇，宁前就震惊，山海关也失了保障。这些外卫城池只要派良将守御，一定不会有危险的。”高第不听，下令宁远、前屯卫也撤兵。袁崇焕倔强得很，抗命不听，说道：“我做的是宁前道的官，守土有责，与城共存亡，决计不撤。”

 高第是胆小的书生，袁崇焕虽是他部属，但见他蛮劲发作，声色俱厉的不服从命令，也就不敢对他怎样，只是下令将锦州、右屯、大小凌河、松山、杏山的守兵都撤去了，放弃了粮食十余万石。撤退毫无秩序，军民死亡载道，哭声震野，百姓和将士都是气愤难当。

 袁崇焕的父亲早一年死了，按照规矩，儿子必须回家守丧。当时朝廷以军事紧急，下旨不许他回家，命他在职守制，称为“夺情”。这时袁崇焕大怒，上奏章要回家守制。朝廷不准，为了慰抚他，升他为按察使。但这样一来，数年辛辛苦苦的经营毁于一朝。虽然升官，也决不会开心。

 可以想象得到，袁崇焕在这段时期中，“×他妈”的广东三字经不知骂了几千百句。他是进士，然而以他的性格而遇上这种事情，不骂三字经何以泄心中之愤？或许高第不敢见他的面，否则被他饱以老拳、殴打上司的事都可能发生。高第，字登之，万历十七年进士。他考试果然“高第登之”，但做大军统帅，却是“要地弃之”。

 军事上这样荒谬的决策，大概只有当代南越阮文绍主动放弃顺化、岘港，弃军四十万，因而引致南越全面溃败一事，可以与之“媲美”。

 ①关于袁崇焕的事迹，如未注明出处，主要系依据《明史·袁崇焕传》所载。

 ②袁崇焕考举人时，有“秋闱赏月”诗，有句：“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

 ③袁崇焕《募修罗浮诸名胜疏》：“余生平有山水之癖，即一丘一壑，俱低徊不忍去。故十四公车，强半在外，足迹几遍宇内。”《下第》诗有云：“遇主人宁易，逢时我独难。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从东莞到北京，约八千里。

 ④他到浙江嵊县游览时，与好友秦六郎中宵长谈，有《话别秦六郎》诗：“海鳄波鲸夜不啾，故人谈剑剡溪头。言深夜半犹疑昼，酒冷凉生始觉秋。水国芙蓉低睡月，江湄杨柳软维舟。自怜作赋非王粲，戛玉鸣金有少游。”

 ⑤袁崇焕在《天启二年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提出招募兵员的要求，宣称：“他日战之不力，即斩臣于行军之前，以为轻事者戒。”最后说：“如听臣之言，行臣之忠，臣必效力以舒人神之愤。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谋定而战，臣有微长也。”

 他上任后的第一道奏章，便提出了“谋定而战”的四字要诀，同时也自豪而自信的说：“臣有微长也。”

 ⑥招募和调集三千名广东兵、六千名广西兵，一共大约花了二十万两银子。据袁崇焕所申请的预算，广东兵要安家、行粮、衣甲、器械等费，每人二十余两。广西狼兵本来就是兵，所以不发安家、兵甲费用，只需从广西到关外的行粮每人六两银子。

 ⑦详见王钟翰《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

 ⑧原诗是：“战守逶迤不自由，偏因胜地重深愁。荣华我已知庄梦，忠愤人将谓杞忧。边衅久开终是定，室戈方操几时休？片云孤月应肠断，桩树凋零又一秋。”  
 
  
 
 满清看出了明朝的虚实，知道高经略无用，袁崇焕无人支持，于天启六年正月大举渡辽河攻宁远，兵十三万（在这几年中，清军的实力已扩充了一倍），号称二十万。二十三日攻抵宁远。

 大敌终于攻来了。

 朝廷荒唐，主帅荒谬，援军是一定不会有的。那怎么办？弃城而退是服从主帅命令；守城罢，宁远一城孤军，怎能挡满清的倾国之师？

 在这紧急关头，袁崇焕奋发了英雄之气，决意抗敌。

 他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何可纲等，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刺出自己鲜血，写成文告，让将士传阅，更向士卒下拜，激以忠义。全军上下在他的激励下人人热血沸腾，决心死战。

 他又下令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凡是宁远有兵将逃回来，一概抓住斩首。山海关有他的上司辽东经略高第镇守，袁崇焕的职权本来只能管到宁远和前屯，山海关总兵杨麒他是管不着的。但这时还管他甚么上司不上司，职权不职权，“×他妈，顶硬上，几大就几大！”（淞沪之战时，十九路军广东兵守上海，抗御日军侵略，当时“×他妈，顶硬上”的广东三字经，在江南一带赢得了人民的热烈崇敬。因为大家都说：广东兵一骂“×他妈！”就挺枪冲锋，向日军杀去了。）

 他母亲和妻子这时也在辽西，大概住在山海关或前屯卫后方。他将母亲和妻子都搬到宁远城中来住。全家和宁远共存亡的决心，表现得再清楚也没有了①。

 二十四日，清兵到达城下。袁崇焕初次见到“辫子兵”的威猛。

 清兵都有辫子，在那时，汉人只要听到“辫子兵”三字，不由自主的就胆战心惊，直到十余年后仍是如此。李自成部下都是身经百战的悍将健卒，席卷而东，攻破北京，在山海关前的一片石和吴三桂部大战时，丝毫不落下风。但清兵突然出现，李自成军中响起“辫子兵来了！辫子兵来了！”的惊呼，二十万大军就此全军大溃，一败涂地。李自成逃出北京，向西急窜，“大顺”朝终于覆灭。在那时候，“辫子兵”就是“无敌雄师”的代名词。

 袁崇焕并不是比李自成更会打仗，他部下的兵将也并不更为勇猛。但他更加镇定，更加坚决，他没有个人的自私欲望，不像李自成那样想做皇帝。真所谓“无欲则刚”，所以他比李自成更刚强。

 他是“×他妈，顶硬上”的英雄。

 但他部下的兵将不是广东人，主要是辽河两岸的关外健儿，其他各省的都有。只因为主帅有“顶硬上”的英锐之气，部属也都跟着他“顶硬上”了。

 这时宁远守兵约一万，而清兵有十三万。向来明清交战，总是明兵多而清兵少，这次却众寡易势，大军都在经略高第手中。高第全军据守山海关，果然并不派兵来救。

 努尔哈赤先分遣部队绕过宁远，在城南五里处切断了通向山海关的大路，然后放几名俘虏来的汉人去宁远向袁崇焕传话：“我这次带了二十万大军来攻，宁远非破不可。守城官如投降，我一定大加优待，封为大官。”袁崇焕回答说：“你突然领兵来攻，那是甚么道理？锦州与宁远两城，你本来已经占领，又再放弃。我修筑好了来住，自然要死守，怎肯投降？你说有二十万兵，未免夸大。你真正的兵力大约是十三万，我倒也不以为来兵太少了。”②

 努尔哈赤于是大举攻城。

 当时朝鲜使者带同翻译官韩瑗去北京朝见皇帝，刚到达宁远。袁崇焕很高兴的招待使节及其随从。朝鲜使节见守军甚是镇定，暗暗感到奇怪。袁崇焕和三数幕僚闲谈，及报清兵攻到，袁崇焕乘轿至战楼，又与韩瑗等谈古论今，泰然自若，全无忧色。过了不久，忽听得一声大炮，声动天地。韩瑗大惊，只吓得低下了头抬不起来。袁崇焕笑道：“贼兵来了！”打开城头敌楼的窗子，向外望去，只见清兵蔽野而来。城中却声息全无。

 成千成万的辫子兵冲到了城边，突然之间，城头举起千千万万火把，矢石如雨般投下城去。战事越来越激烈，明军忽然从城头的每一个石堞间推出一个又长又大的木柜，这些大木柜一半在堞内，一半探出城外，大柜中伏有甲士，俯身射箭投石，投完了便将大本柜拉进来，再装矢石出去投掷。跟着地雷爆发，土石飞扬，无数清兵和马匹被震上半空③。攻城清兵的先锋部队是铁甲军，每人身上都披两层铁甲，称为“铁头子”。清兵以坚车攻城，车顶以生牛皮蒙住，矢石不能伤。城内架起西洋大炮十一门，在城头轮流轰击，每一炮打出去，破坏杀伤及于数里④。 
 
 
 
 清兵奋勇迫近，推了铁裹车猛撞城墙，声音轰隆轰隆，势道惊人，撞击了很久，城墙撞破的地方很多。清兵再用像云梯那样的裹铁高车来撞击城墙高处。随后又把裹铁车推到城墙边，上面用木板遮住，以挡城头投下的矢石，车里藏了兵士，用铁锹挖掘城墙墙脚。清兵攻进了城墙下的死角，大炮已打他们不到。在这危急之时，守军想到了计策，抬了屋子前的长条大阶沿石从城上投下去。阶石十分沉重，铁车上的木板挡不住，压死了不少清兵。

 攻城时候经历很久，城基被清兵挖成了一个个凹龛，清兵躲在城墙洞内向里挖掘，城上再投大石下去，就打不到了。这时宁远四周十余里的城墙墙脚已被挖得千孔百疮，眼看城破在即，满城百姓惊惶得很，都抱怨说：“袁爷为了他自己一人，害死了我们满城百姓。”

 大家正在跋徨无策之时，通判金启?埃ㄕ憬?耍┝偈毕氤隽思讣?率轿淦鳎??鹨┤*在芦花褥子和被单上，纷纷投到城下去。他将这件新式武器取名为“万人敌”。当时是正月，气候酷寒，攻城清兵见到被褥，就都来抢夺，城上将火箭、硝磺等引火物投下去，“万人敌”立即燃烧，烧死了无数清兵。另有一种“万人敌”是将火药放在空心的大泥团中，外面围以木框，点燃了药引投下城去，泥团不断旋转喷火，烧死敌兵。那位通判在赶制“万人敌”之时，火药碰到火星，不幸被烧死了⑤。

 这时城墙被撞垮了一丈多，袁崇焕不能再泰然自若了，亲自搬石来堵塞缺口，连受了两次伤。部将劝他保重。他厉声道：“宁远虽只区区一城，但与中国的存亡有关。宁远要是不守，数年之后，咱们的父母兄弟都成为鞑子的奴隶了。我若胆小怕死，就算侥幸保得一命，又有甚么乐趣？”撕下战袍来裹了左臂的伤口又战。将士在他的榜样之下，人人奋勇，终于堵上了缺口⑥。

 二十五日清兵又猛攻，袁崇焕督将士死战。清太祖努尔哈赤也受了伤。血战三日，清兵损失惨重，终于不得不下令退兵。

 此役杀死了清军中着锦衣的军官十余人，即满洲人称为“牛录额真”的。清兵退去后，守军将五十名敢死队用长绳缒到城下，拾到了十余万支箭。城墙上给清兵挖出的洞穴有七十余个。这时点查火药库，火药也用尽了，局面真是危险得很。

 敌军解围而去之后，百姓感到安全了，满城大哭，纷纷去拜谢袁崇焕与满桂的救命之恩。为甚么要“满城大哭”？想来是既感激又惭愧，又是说不出的欣喜罢？

 第二天早晨，清兵大队人马拥聚在城外大平原一边。袁崇焕派遣一名使者，备了礼物去送给努尔哈赤，对他说：“老将横行天下为时已久，今日败于小子之手，只怕是天意了。”努尔哈赤已受重伤，于是回送礼物及名马，约期再战。

 所谓“约期再战”，只是掩饰面子的话。努尔哈赤不敢再攻宁远，转而去攻觉华岛泄愤。

 袁崇焕招募来的两广子弟兵，在宁远之战中似乎并未发生如何重大的作用。据我猜想，极可能是袁崇焕派了广东水师守觉华岛。觉华岛现在叫做菊花岛，在宁远海外，当时是关外屯聚粮草的重地，因为关外军粮靠海运接济，在觉华岛起卸最方便。寒冬之际，海面结了厚冰，变成了陆地，广东兵所擅长的水战完全用不上，只得把车辆排起来当防御工事，在冰上和清兵打陆战，结果全军覆没，岛上十余万石粮食尽被焚毁。这几千名广东海军，大概多数在这一役中牺牲了⑦。努尔哈赤对诸贝勒说：“我自二十五岁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为甚么单是宁远一城就打不下来？”心中十分恼怒。此后伤势一直未愈，七月间到清河温泉疗养，派人去召大福晋（正妃）来，同回沈阳，在离沈阳四十里处的…ゼΡ*逝世，年六十八岁。

 努尔哈赤一生只打了这一个大败仗。清人从此对袁崇焕十分敬畏⑧。

 袁崇焕指挥这个战役很有儒将风度，坐轿子在城头敌楼中督战，打了胜仗之后，派使者送礼物给努尔哈赤，颇有《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与周瑜羽扇纶巾、谈笑用兵的气派；也似南朝梁朝大将韦睿临阵时轻袍缓带，乘舆坐椅，手持竹如意指挥军队。韦睿身子瘦弱，但战无不胜，敌军畏之如虎，称为“韦虎”。不过到了当真危急之时，袁崇焕也不能再扮儒将了，只得以“蛮子”姿态来死拚。

 ①见李光涛《清入关前之真象》。但此节不见于其他记载，不知李先生有何根据。

 ②《清太祖实录》卷十。

 ③据日人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中所引述朝鲜使者当时在宁远城头的目睹记。

 ④据《胪天颂笔》。

 ⑤据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引宁远围城时在鼓楼前开店的一名花椒商人所述。

 ⑥据梁启超《袁崇焕传》。该传中叙述清兵败退后，“崇焕复开垒袭击，追北三十余里，清军大乱，死者逾万人。”与其他资料不符，今不取。

 ⑦袁崇焕《祭觉华岛阵亡兵将文》：“慨自战守乖方，屡失疆土，天子赫然震怒，调南北水陆舟师，谓尔乘船如马，遂调之来为进取也。据尔等间关远至，岂不欲灭此朝食，一航而金复归，再航而黄龙扫哉？奈未尽其用而敌即来。冱寒之月，冰结舟胶，窘尔之所长，乌得不及于难？说者谓谋之不臧。不臧固不臧矣，然排山倒海之势，以十八万而临数千之水卒，即臧可奈何？而尔等计无复之，愤然以死，略无芥蒂，视当年之弃曳倒奔者，加一等也。人之罪至死而免，人之品至死而定。今将略尔罪而嘉乃忠，请命于天子，谅为之恤，所以不没汝等者，良有在也。吁嗟，巨浪茫茫，空山寂寂，皆汝等忠灵之所栖荡也，望故乡以何日？即转劫而无期，苒苒游魂，何不相结为厉，歼仇泄愤？在生之志，借死以伸，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尔其勉之。不腆之奠，涕与俱之。尚飨。”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广州府部·祠庙考》中，记载东莞县有一座敕建忠愍祠，“天启七年，奉敕建，为辽将死事阵策，在教场尾。”陈策不知怎样在辽西牺牲，相信他是袁崇焕从故乡带去的子弟兵之一。天启七年的冬天，袁崇焕已回东莞，这座忠愍祠很可能是他向朝廷申请，由皇帝下敕建造，以纪念他在关外殉国的旧部。

 ⑧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中说：“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  
 
  

 当朝中得到清兵大举来攻的讯息时，百官惊惶之极。兵部尚书王之光与廷臣商议，人人束手无策，以为这一次宁远一定要失了，不知山海关是否能保得住。后来得到捷报，朝野自然喜出望外，谢天谢地。

 高第因不援宁远而免职，以王之臣代。袁崇焕升为右佥都御史。那是正四品的官。

 三月，复设辽东巡抚，由袁崇焕升任。但魏忠贤见他地位重要了起来，开始对他提防，派了两名亲信太监刘应坤与纪用去宁远监军。皇帝派特务监视部队长官，是历代政治腐败时常常出现的情形。特务干预军事，后果一定极差，所以袁崇焕上疏反对，但抗议无效，特务太监非来不可。朝廷为了安抚他，加他一个兵部右侍郎（正三品，相当于国防部第二副部长）的头衔，并赏银币，子孙世袭锦衣千户。

 在这时候，袁崇焕与大将满桂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另一个大将赵率教。

 满桂和赵率教都是第一流的将领，但性格很不同①。满桂是蒙古人，非常的戆直，简直有些傻里傻气。赵率教却十分的机灵精乖，相信他一定很会讨好上司，所以每一个辽东统帅自袁应泰、王在晋、孙承宗、高第、以至袁崇焕，个个都很喜欢他（在《碧血剑》小说里，当袁承志周岁时送金项圈的就是他）。

 满桂和他本来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当清兵大举来攻宁远时，赵率教在前屯卫镇守，派了一名都司、四名守备带兵来援。当时大敌压境，赵率教自己不来和上司及好朋友共赴患难，所派的援兵又到得很迟，满桂大大不高兴，不许援兵进城，后来因袁崇焕的命令才放他们进来。等到宁远解围，赵率教想分功。满桂不许，又骂他为甚么自己不来救援，太没有义气。两人为此大吵。大概满桂的态度十分粗鲁，蒙古三字经骂之不已，说不定还想出拳打人，袁崇焕便袒护赵率教。冲突转移到了袁、满二人之间，或许满桂对上司不够尊敬，于是袁崇焕要求将满桂调走②。

 朝廷群臣都知道满桂打仗的本事，但将帅不和总是不对，便依从了。可是经略王之臣极力认为满桂决不可去。朝廷召还满桂的命令已颁下了，于是听了王之臣的主张，再命满桂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坚决不接受。朝廷无法，只得将满桂调回北京，保留左都督原官，派在国防机构办事。

 这件事情显然是袁崇焕的蛮子脾气发作，冲动起来，作出了违反理智的决定。由于王之臣袒护满桂，袁崇焕又去和王之臣吵闹。朝廷怕王之臣与袁崇焕不断冲突，坏了大事，于是将指挥权划分为二：关内的部队由辽东经略王之臣指挥，关外部队则由辽东巡抚袁崇焕指挥。经略的官比巡抚大，但这时袁崇焕已不属辽东经略管了。

 袁崇焕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冷静下来之后，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于是上奏请再用满桂。朝廷当然批准，派满桂兼统关内外兵马，赐尚方剑。王之臣和袁崇焕是文官，等于现在的政委；满桂是武将，是部队司令。武将受文官指挥。幸亏袁崇焕不坚持错误，否则二次宁远大战，就不能得到满桂这样的大将来主持城防。

 在这时候，袁崇焕上了一道奏章，提出守辽的基本战略，这道奏章有很大的重要性。其中主张：一、用辽人守辽土；二、屯田，以辽土养军队；三、以守为主，等待机会再出击。他最担心的事，是立了功劳之后，敌人必定要使反间计，散播谣言，而本国必定有人妒忌毁谤③。

 他深知明军的战斗力不如清军，野战不利，只有用己之长，所以提出了战术的基本原则：“兵不利野战，只有凭坚城、用大炮一策。”

 所统带的部队无力打野战，作为主帅，自然深感棘手。但训练一支善打野战的劲旅，非一朝一夕之功，那是无可奈何的；而对于势所必至的朝臣忌功中伤，更是无可奈何，只有盼望皇帝和大臣们能加以照顾了。

 袁崇焕也不是一味的蛮干，有时也有他机灵的一面。他对魏忠贤派去监视他的两名特务太监敷衍得很好。当年冬天，他带同赵率教以及两名特务太监刘应坤、纪用，兴办防御工事及屯田，渐渐又再收复了高第所放弃的土地。

 他在奏章中将这两名太监的功劳吹嘘了一番，所以魏忠贤和刘应坤、纪用三人都得到了封赏。刘、纪二人似乎也不是坏太监，并没有对袁崇焕掣肘阻挠，后来宁锦大战，刘应坤在宁远上城督战，纪用在锦州上城督战，都勇敢得很。大概二人为袁崇焕的忠勇所感召，也变得忠勇起来。可见也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是坏人，主要还在领导者如何领导。

 ①《明史·满桂传》：“桂椎鲁甚，然忠勇绝伦，不好声色，与士卒同甘苦。”《明史·赵率教传》：“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二人既殁，益无能办东事者。”

 ②袁崇焕奏章中说满桂“意气骄矜，谩骂僚属，恐坏封疆大计，乞移之别镇，以关外事权归率教。”

 ③《明史·袁崇焕传》引述他的奏章：“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屯种所入，可渐减海运。大要坚壁清野以为体，乘间击瑕以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顾勇猛图敌，敌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著，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自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  
 
  
 
 努尔哈赤死后，第八子皇太极接位。

 皇太极的智谋武略，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由于种族偏见，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其实以他的知人善任、豁达大度、高瞻远瞩、明断果决，自唐太宗以后，中国历朝帝皇没有几个能及得上①。

 努尔哈赤是罕有的军事天才，这个老将终于死了，继承人是一个同样厉害的人物。皇太极的军事天才虽不及父亲，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袁崇焕所受到的压力一点也没有减轻。皇太极接位之时，满洲正遭逢极大的困难。努尔哈赤新死，满洲内部人心动荡。努尔哈赤遗命是四大贝勒同时执政，行的是集体领导制，皇太极的权位很不巩固。在经济上，因为与明朝开战，人参、貂皮等特产失去了传统市场。满洲当时在生产上是奴隶制，掳掠了大批汉人来农耕，生产力相当低。但军队大加扩充，这时已达十五万人，军需补给发生很大问题，偏偏又遇上严重的天灾，辽东发生饥荒②。如向关内侵略，却又打不破袁崇焕这一关。

 在这时候，皇太极定下了正确的战略：侵略朝鲜。

 朝鲜物产丰富而兵力薄弱，正是理想的掠夺对象。在外交上，朝鲜采取的是“事大（对明）交邻（对日本、满清）”政策。明清交战时，朝鲜出兵助明，又供给明军皮岛总兵官毛文龙粮食，成为满清后方的一个牵制。皇太极进攻朝鲜，可以解决经济上、战略上的双重困难，同时在必定可以得到的军事胜利之中树立威望，巩固权位。

 明朝方面的困难也相当不小。

 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时间。

 袁崇焕任宁前道佥事时，山海关外四城，纵深约二百里，广约四十里，屯兵六万余人，粮饷全靠关内支给。后来在孙承宗、袁崇焕主持下，恢复锦州、中屯、大凌河诸城，国防前线向北推展，屯田数千顷，兵士足食。高第代孙承宗为经略，尽弃锦州诸城，宁远没有了外卫，也没有了粮源。靠朝廷接济是很靠不住的，朝廷对于拖欠粮饷向来兴趣浓厚。袁崇焕做辽东巡抚，首要目标是修复锦州、大凌河等城堡的守备，然后屯田耕种。但筑城工程费时甚久，又不能受到敌人干扰，在和满清处于战争状态之时无法进行。

 所以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进行自己的计划。明方是练兵、筑城、屯田，清方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这样的局势下，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明方的议和是攻势的，最后目标是消灭满清，收复全部辽东失地。清方的议和主要是守势，目的在巩固已得的土地，要明方承认双方的现有疆界，双方和平共处，进行贸易。因为明清双方的国力实在太过悬殊。明方那时的人口，官方的纪录是六千多万，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当时男丁要被政府征去义务劳动，不参加的要缴钱代替，所以百姓尽可能的瞒报人口。外国学者们的估计相互差距很大，最高的估计认为那时中国人口是一亿五千万人。我相信决不会少于一亿人③。女真人大概不到五十万人④。人口的对比是二百比一甚至三百比一。满清所占的土地，只是今日吉林、辽宁、黑龙江的一部份，与明方相比也是相差极远。明方火器犀利，葡萄牙大炮尤其非清兵所能抵挡。

 清方的长处，主要只是“明朝本身的腐败”，以及清军战斗力强劲和统帅部高明的军事才能。只要袁崇焕镇守宁远，清方的长处就发挥不出了。持久的缠斗下去，满清势必难以支持。

 袁崇焕宁远大捷，在军事上并无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并没有摧毁清军的主力，甚至没有削弱清军的战斗力。然而在政治上，对士气与民心却有非常巨大的振奋作用，这使中国军民知道清军也不是不会打败仗的。经此一役之后，本来投降了满清的许多汉人官吏和士卒又逃回来了。宁远城头的大炮，轰碎了“女真满万不可敌”的神话⑤。

 清方从来没有期望真能征服明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祖宗，长期来做明朝所封的边疆小官。努尔哈赤幼时住在明朝大将李成梁家里，类似童仆奴隶。所以他们对于明朝有先天性的敬畏，自卑感很深。宁远之战，使他们下意识中隐伏着的自卑感又开始抬头。 
 
 
  

 
 明朝是自己覆灭的，并非给满清所打垮。

 满清与明军交战，始终强调“七大恨”，满清认为明朝有七件大事欺侮女真人，逼得他们忍无可忍，才起兵反抗⑥。满清一直没有自居能与明朝处于平等地位。“七大恨”的基本思想，是抱怨明朝作为最高统治者，却在努尔哈赤与敌对部族发生争执时袒护对方，没有公平处理，那是下级对上级的申诉。例如第五大恨的“老女事件”，叶赫部的一个王公本来答应把他十四岁的妹妹送给努尔哈赤为妾，但二十年后，这个三十六岁的“老女”改嫁给蒙古王子，努尔哈赤认定是出于明朝的授意，身为上级而不秉公断事。

 差不多在每个战役之后，清方总是建议谈和。因为他们对于目前的成就早就喜出望外，本来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只求明方正式承认他们所占的土地，让他们能永久保有，就已心满意足了。但明朝从来置之不理，认为对方根本没有谈和的资格。明朝的态度是这样：“你们是朝廷的部属，只能服从命令，怎么能要求谈判和平？”这种死要面子的心理，使得明朝始终没有能争取到一段喘息的时间来整顿军备、巩固防御。袁崇焕充分了解到争取暂时和平的必要。努尔哈赤的逝世正是一个好机会。这时刚好有一个五台山的喇嘛李喇嘛来到宁远。满洲人信佛教，尊崇喇嘛，袁崇焕就请李喇嘛作居间的使者，派了两名都司和随从等三十三人，于天启六年十月去沈阳吊祭努尔哈赤之丧，作初步的和平试探。但他知道朝廷绝不喜欢提“议和”两字，所以报告朝廷时，只说是派人去窥探虚实，以决定对之征讨呢，还是招安⑦。这种夸大的说法，目的自在满足皇帝和大臣的虚荣心。

 明清双方统帅都熟知《三国演义》中的故事，袁崇焕这出“柴桑口卧龙吊丧”，皇太极如何会不省得？他将计就计，于十一月派了两名使者，与李喇嘛一起来到宁远，致书袁崇焕，表示了和平的意向。其中说：“你停息干戈，派李喇嘛来吊丧，并贺新君登位。你既以礼来，我也当以礼往，所以派官来道谢。至于和议一事，我父亲上次来宁远时，曾有文书给明朝朝廷，请你转呈，但迄今没有答复。你的君主如果答应前书，愿意和平，应当以诚信为先。”

 书信中将金国（当时满清的正式国号是“金”，后来才改为“大清”。⑧）与中国平头并列。袁崇焕深刻了解朝廷自高自大，对于文书的体例十分看重，如将来信转呈，必定要碰大钉子，同时见到信中语气也不大客气，便告知使者说，此信格式不合，碍难入奏，将原信交给使者退回。皇太极改写了信封上的格式，袁崇焕认为仍然不对，又再退回。皇太极第三次改写，自处于较低地位，袁崇焕才收了信。但明朝仍是一贯的不答。 

 

在这段时期中，皇太极进攻朝鲜，打了几个胜仗后，朝鲜投降，订立了对满清十分有利的和约，每年从朝鲜得到粮食、金钱和物品的供应。皇太极本来提出三个条件：割地、擒毛文龙、派兵一万助攻中国。朝鲜对这三个条件无法接纳，但在经济上尽量满足满清的要求。同时在此后的明清战争中，朝鲜改守中立，使满清去了后顾之忧。

 在皇太极对朝鲜用兵之时，袁崇焕加紧修筑锦州、中左、大凌河三城的防御工事，派水师去支援皮岛的毛文龙，另派赵率教、朱梅等九员将领率兵九千，进兵三岔河，牵制清军，作朝鲜的声援。但朝鲜不久就和满清订了城下之盟，赵率教等领兵而回，并未和清军接触。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修筑城堡的工作进行得十分积极，时间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对宁远发动攻击。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五月十一，皇太极所率大军攻抵锦州，四面合围。这时守锦州的是赵率教，他和监军太监纪用守城，派人去与皇太极议和，那自是缓兵之计，以待救兵。皇太极不中计，攻城愈急。

 袁崇焕派遣祖大寿和尤世禄带了四千精兵，绕到清军后路去包抄，又派水师去攻东路作为牵制。这时天热，海上不结冰，水师用得着了。

 赵率教是陕西人，这人的人品本来是相当不高的。努尔哈赤攻辽阳时，赵率教是主帅袁应泰的中军（参谋长）。袁应泰是不懂军事的文官，赵率教却没有尽他做参谋长的责任，这个战役指挥得一塌胡涂。清军攻破辽阳，袁应泰殉难，赵率教却偷偷逃走了，论法当斩，不知如何得以幸免，想来是贿赂了上官。后来王化贞大败，关外各城都成为无人管的地方，赵率教申请戴罪立功，带领了家丁前去接收前屯卫，但到达时发觉已被蒙古人占住，他便不敢再进。努尔哈赤攻宁远，赵率教在前屯卫，距离很近，自己不亲去赴援，后来宁远大捷，他却想分功，以致给满桂痛骂，酿成了很大风波。

 和满桂冲突时，袁崇焕相当支持他。赵率教感恩图报，又得袁崇焕时时勉以忠义，到锦州大战时，他突然之间似乎变了一个人。他和前锋总兵左辅、副总兵朱梅等率兵奋勇死战，和皇太极部下的精兵大战三场，胜了三场，小战二十五场，也是每战都胜。从五月十一打到六月初四，二十四天之中，无日不战，战况的激烈，不下于当年宁远大战。六月初四那天，皇太极增兵猛攻。锦州城中放西洋大炮，又放火炮、火弹和矢石，清兵受创极重。攻到天明时，皇太极见支持不住了，只得退兵，退到小凌河扎营，等候各路兵马集中整编。

 赵率教转怯为勇，自见敌潜逃到拚死守城，自畏缩不前到激战二十四日，到后来更在保卫北京之役中血战阵亡，终于在历史上与满桂齐名，成为当时的两大良将。他这个重大转变，非常突出的证明了袁崇焕的领导才能。

 皇太极整理好了部队，转而去攻宁远。

 清军上次在宁远吃过败仗，兵将心中对袁崇焕都是很忌惮的。大贝勒代善见城中有备，就勒兵不攻。皇太极对诸将说：“先汗攻宁远不克，这次我攻锦州又不克，若再攻不下宁远，我可要声名扫地了。”于是下令总攻，击破城下明军骑兵，直薄城壁。

 比之第一次宁远之战，袁崇焕部的战斗力已有增强，敢于到城外决战了。上次要清军退后，才派五十名敢死队缒到城下拾箭枝，可见不敢开城门。

 满桂率领明军在城南二里列阵，城墙下环列枪炮。皇太极佯败，想引明军来攻，然后伏兵齐起。但明军没有上当，守垒不追。皇太极于是回军再战。

 袁崇焕亲上城头督战，大声呼叫。满桂战于城外。祖大寿、尤世禄回师攻击清兵后路。双方死伤均重，满桂身中数箭。明军野战终于打不过清军，于是退入城中据守。这场大战打得十分惨烈，城壕中填满了两方军士的死尸。

 守军又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清方大营帐一座及皇太极的白龙旗，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说，皇太极长子召力兔贝勒胸口中箭，另一子浪荡宁古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报告失之夸大，事实上并无皇太极的儿子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纪录中也说：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 
 
 
 
 皇太极见部队损失重大，只得退兵，再攻锦州南面，亦不能拔，将士又遭到不少伤亡，将领觉多拜山、巴希等阵亡。七月，清兵败回沈阳。

 这一役明朝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袁崇焕在报功的奏章中，力称功劳最大的是满桂①。他和满桂向来颇有意见冲突，但在奏章中力称宁远大捷以满桂之功居多，可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

 第一次宁远大捷是天启六年正月，第二次宁锦大捷是七年五月，相隔一年零四个月。在这短短的十六个月之间，袁崇焕加强了明军的战斗力，抢筑了锦州的防御工事，固守在清军的后路，使皇太极有后顾之忧，不敢久攻宁远。同时清军先攻锦州不克，再攻宁远，气势已挫。可见袁崇焕这十六个月中的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果能多一些和平时期，局面当然更有改进。

 这一仗大捷，军事上的主要因素之一，还是靠了葡萄牙的红衣大炮。明朝这时本来已驱逐了葡萄牙人的天主教传教士。传教士波尔、米克耳两人见到明清交兵，有机可乘，便发动澳门的葡人，向明朝提供军费和炮手。明朝于是召还已驱逐了的教士。本来秘密传教变成了公开，大批葡萄牙教士和炮手进入中国②。后来中国在外国教士和技师指导之下自行铸炮。所铸成的大炮也封了官，称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将军”，还派官祭炮，请将军发威破敌。金人要直到数年之后，才因投降的明人之助而开始铸造大炮。

 袁崇焕在政治上属于魏忠贤的敌对派系。他中进士的主考官韩p、保荐他的御史侯恂等都是东林党的巨头。袁崇焕当然不肯克扣军饷去孝敬魏忠贤。但为了大目标是守御锦州、宁远，他也相当的委曲求全。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

 但魏忠贤仍是不满意。所以虽有宁锦大捷，袁崇焕却得不到甚么重赏，只升官一级。奉承魏忠贤的官员却有数百人因此大捷而升官，理由是在朝中策划有功，连魏忠贤一个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从孙，也因此而封了伯爵。魏忠贤是太监，没有儿子，只好大封他侄儿，封他侄儿的儿子。

 魏忠贤这时更叫一名言官弹颏袁崇焕，说他没有去救锦州为“暮气”。袁崇焕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得自称有病，请求辞职。魏忠贤立刻批准，派兵部尚书王之臣去接替。

 皇太极听到这个消息，当然是大喜若狂，而听到加给袁崇焕的罪名与评语竟是“暮气”两字，恐怕大喜之余，却也不免愕然良久吧？袁崇焕这样的人竟算“暮气沉沉”，却不知谁才是“朝气蓬勃”？

 袁崇焕离开宁远时，心中感慨万千，可想而知。那时他还只四十岁左右，方当壮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负的时候。

 立了大功反而被迫退休，他的部属将士既感诧异，更是忿忿不平。他写了一首诗给一个部将，诗中说：我们慷慨同仇，间关百战，功劳不小，皇上的恩遇也重。但我的苦心，却只有后人知道了。建功立业固然很好，回家休养也是不错。对于我的去留，大家不必感到不平罢。这首诗显得很有气度③。不过他对于天启皇帝，还是十分感激的。他本来是一个七品知县，自天启二年到七年夏天，短短的五年半之间，几乎年年升官，中间还跳级，直升到“巡抚辽东、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实在算是飞黄腾达。他自觉升官太快，曾上疏辞谢。他说在诸同年中，官职最高之人和他也差着好几级，为了要做部属武将的榜样，请皇帝收回升赏的成命。皇帝批复说：你接连三次谦辞，品德很好，但你功劳大，升官是应该的④。

 他在回广东故乡途中，经过大庾岭时写了一首诗，感念天启对他的知遇之恩⑤。他心中明白，天启是个昏君，可是对待自己实在很好。

 他到了广州，去光孝寺游览，踏足佛地，不禁想到生平杀人甚多，和环境大不调和⑥，然而那也只是感到不调和而已。英雄豪杰，一往无悔，却也无须对菩萨低头，不必对杀了该杀之人有甚么遗憾。

 ①袁崇焕的奏章中说：“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合马交锋，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枪，下而拚命，不顾夷之凶狠剽悍。臣复凭堞大呼，分路进追。诸军忿恨，誓一战以挫此贼。此皆将军满桂之功居多。”

 ②马耳丁的《鞑靼战记》中大吹葡萄牙传教的功劳，又说：“上帝对于信仰基督教的皇帝必予福佑，所以中国皇帝对鞑靼人（指满清）作战大胜。”其实天启皇帝信仰的是鲁班先师，并没有信仰基督教的上帝。

 据冯承钧译、沙不列撰：《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传》：崇祯三年，澳门葡人队长率士卒四百、大炮十尊入境效力。广州巨商恐失垄断中西贸易之利，厚赂朝臣，加以阻挠。后葡军队长公沙的西劳阵亡于登莱。《碧血剑》小说略取其意。

 ③袁崇焕《南还别陈翼所总戎》：“慷慨同仇日，间关百战时，功高明主眷，心苦后人知。麋鹿还山便，麒麟绘阁宜。去留都莫讶，秋草正离离。”其中“功高明主眷”这一句，不免含有苦涩的意味。天启决不是明主，天下皆知，自己功高如此，结果却得了这样的“眷”，这位“明主”，真是“明”得很了。

 ④袁崇焕《天启六年六月初十日谢升荫疏》中说：“且武人奔竞，少竖立便欲厚迁，稍不合辄思激去，要挟朝廷，开衅同类，今边疆始终不得一人之用，臣最疾之。臣今日不自处于恬，何以消诸将之竞？况臣原无富贵之心，又皇上所鉴也。”对这个辞赏的奏章，朝廷的批答是：“奉圣旨：袁崇焕存城功高，加恩示酬，原不为过；乃三疏控辞，愈征克让。还着遵旨祇承。该部知道。”

 ⑤袁崇焕《归庾岭》：“功名劳十载，心迹渐依违。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主恩天地重，臣遇古今稀。数卷封章外，浑然旧日归。”

 ⑥袁崇焕《遇诃林寺口占》：“四十年来过半身，望中祇树隔红尘。如今着足空王地，多了从前学杀人。  
 
  

 天启皇帝熹宗捉了几年迷藏（他初做皇帝时，爱和小太监捉迷藏），做了几年木工（不是做皇帝），天启七年八月，在二十三岁上死了。

 天启的儿子都已夭折，有些后妃怀了孕，也都被客氏和魏忠贤设法弄得流产，所以没有儿子。由他亲弟弟信王由检接位，年号崇祯。

 朱由检当时虚岁是十八岁。他生于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其实只十六岁另八个月。这个十七岁的少年皇帝不动声色的对付魏忠贤，先将他的党羽慢慢收拾，然后逼得他自杀。这场权力斗争处理得十分精采。

 魏忠贤死后，附和他的无耻大臣被称为“逆党”，或杀头，或充军，或免职，人心大快，在“宁锦大捷”中冒功的人也都被清除了。

 被魏忠贤逆党排挤罢官的大臣又再起用，他们都主张召回袁崇焕。天启七年十一月，升袁崇焕为右都御史、视兵部添注左侍郎事。崇祯元年四月，再升他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兵部尚书是正二品的大官，所辖的军区，名义上也扩大到北直隶（河北）北部和山东北部沿海，成为抗清总司令。不过蓟州、天津、登莱各地另有巡抚专责，所以袁崇焕所管的实际还是山海关及关外锦宁的防务。

 明末军制，在外带兵的文臣，头衔最高的是督师，通常以木学士兼任，宰相出外带兵，才称督师；其次是总督或经略，由兵部尚书或侍郎兼任；更其次是巡抚；巡抚之下才是武将中最高的总兵官。袁崇焕不是大学士，却有了大学士方能得到的军事最高官衔。以前辽东历任军事长官都只是经略或巡抚。那时距他做知县之时还只六年。

 袁崇焕在广东家居这几个月中，与一般文人诗酒唱和，其中最著名的朋友是陈子壮。

 陈子壮是广东南海人，和袁同科中进士，陈是探花。他在作浙江主考官时出题目讽刺魏忠贤，因而被罢官。袁陈两人同乡同年，又志同道合，交情自然非同寻常。陈子壮在崇祯时起复，做到礼部侍郎，后来在广东九江起兵抗清，战败被俘，不降而死，也是广东著名的民族英雄。当时与袁时常在一起聚会的，还有几个会做诗的和尚。

 袁崇焕应崇祯的征召上北京时，他在广东的朋友们替他饯行。画家赵蔼夫画了一幅画，图中一帆远行，岸上有妇女三人、小孩一人相送。陈子壮在图上题了四个大字：“肤公雅奏”，“肤公”即“肤功”，祝贺他“克奏肤功”的意思。图后有许多人的题诗，第一个题的就是陈子壮。这幅画本来有上款，后来袁崇焕被处死，上款给收藏者挖去了，多次易手流转，到光绪年间才由王鹏运考明真相。一群广东文人后来将图与诗影印成一本册子，承一位朋友送了我一本。原图目前是在香港。

 “肤公雅奏图”上的题诗，大都是称誉袁崇焕的抗清功绩，预料此去定可扫平胡尘、燕然勒石，麟阁题名等等。好几人诗句中都提到袁崇焕的“谈锋”、“高谈”、“笑谈”①。喜与朋友们高谈阔论，一定是他个性中很显著的特点。

 在这幅画上题诗的共有十九人，其中有和尚三人，有几个是袁的幕僚。值得注意的是，有八个人在十处地方提到了黄石公、赤松子、圯上、素书的典故，这决不会是偶然现象。这典故是说张良立了大功之后，随即退隐，才避免给猜忌残忍的刘邦所杀。在这次饯别宴中，袁崇焕的朋友们一定强调必须“功成身退”，大家对于皇帝的狠毒手段都深具戒心，所以在诗中一再警戒②。

 七月，袁崇焕到达北京，崇祯③召见于平台，那是在明官左安门④。

 崇祯见到袁崇焕后，先大加慰劳，然后说道：“建部跳梁，已有十年了，国土沦陷，辽民涂炭。卿万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平辽方略，可具实奏来！”

 袁崇焕奏道：“所有方略，都已写在奏章里。臣今受皇上特达之知，请给我放手去干的权力，预计五年而建部可平，全辽可以恢复。”

 崇祯道：“五年复辽，便是方略，朕不吝封侯之赏。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悬之苦！卿子孙亦受其福。”袁崇焕谢恩归班。崇祯暂退少憩。

 给事许誉卿就去问袁崇焕，用甚么方略可以在五年之内平辽。袁崇焕道：“我这样说，是想要宽慰皇上。”许誉卿已服侍崇祯将近一年，明白皇帝的个性，袁崇焕却是第一次见到皇帝。许誉卿于是提醒他：“皇上是英明得很的，岂可随便奏对？到五年期满，那时你还没有平辽，那怎么得了？”袁崇焕一听之下，爽然自失，知道刚才的话说得有些夸张了。他答应崇祯五年之内可以平定满清、恢复全辽，实在是一时冲动的口不择言，事实上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袁崇焕和崇祯第一次见面，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大概他见这位十七岁半的少年皇帝很着急，就随口安慰。 
 
 
  

 
 过了一会，皇帝又出来。袁崇焕于是又奏道：“建州已处心积虑的准备了四十年，这局面原是很不易处理的。但皇上注意边疆事务，日夜忧心，臣又怎敢说难？这五年之中，必须事事应手，首先是钱粮。”崇祯立即谕知代理户部尚书的右侍郎王家桢，必须着力措办，不可令得关辽军中钱粮不足。袁崇焕又请器械，说：“建州准备充分，器械犀利，马匹壮健，久经训练。今后解到边疆去的弓甲等项，也须精利。”崇祯即谕代理工部尚书的左侍郎张维枢：“今后解去关辽的器械，必须铸明监造司官和工匠的姓名，如有脆薄不堪使用的，就可追究查办。”

 袁崇焕又奏：“五年之中，变化很大。必须吏部与兵部与臣充分合作。应当选用的人员便即任命，不应当任用的，不可随便派下来。”崇祯即召吏部尚书王永光、兵部尚书王在晋，将袁崇焕的要求谕知。袁崇焕又奏：“以臣的力量，制全辽是有余的，但要平息众人的纷纷议论，那就不足了。臣一出京城，与皇上就隔得很远，忌功妒能的人一定会有的。这些人即使敬惧皇上的法度，不敢乱用权力来捣乱臣的事务，但不免会大发议论，扰乱臣的方略。”崇祯站起身来，倾听他的说话，听了很久，说道：“你提出的方略井井有条，不必谦逊，朕自有主持。”大学士刘鸿训等都奏，请给袁崇焕大权，赐给他尚方宝剑，至于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则应撤回，以统一事权。崇祯认为对极。应予照办。谈完大事后，赐袁崇焕酒馔。

 袁崇焕辞出之后，上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关辽军务基本战略的三个原则⑤：

 “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明代兵制，一方有事，从各方调兵前往。因此守辽的部队来自四面八方，四川、湖广、浙江均有。这些士卒首先对守御关辽不大关心，战斗力既不强，又怕冷，在关外驻守一段短时期，便遣回家乡，另调新兵前来。袁崇焕认为必须用辽兵，他们为了保护家乡，抗敌勇敢，又习于寒冷气候。训练一支精兵，必须兵将相习，非长期熏陶不为功，不能今天调来，明天又另调一批新兵来替换。他主张在关外筑城屯田，逐步扩大防守地域，既省粮饷，又可不断的收复失地。

 “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明兵打野战的战斗力不及习于骑射的清兵，这是先天的限制，不易短期内扭转过来，但大炮的威力却非清兵所及。所以要舍己之短，用己所长，守坚城而用大炮，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在需要奇兵突出、攻敌不意之时，才和清兵打野战。为了争取时间来训练军队、加强城防，有时还须在适当时机中与敌方议和，这是辅助性的战略。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执行上述方策之时，不可求急功近利，必须稳扎稳打，脚踏实地，慢慢的推进。绝对不可冒险轻进，以致给敌人以可乘之机。

 这三个基本战略，是他总结了明清之间数次大战役而得出来的结论。明军三次大败，都败于野战，以致全军覆没；宁远两次大捷，都在于守坚城、用大炮。

 这基本战略持久的推行下去，就可逐步扭转形势，转守为攻。但他担心两件事。一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对他不信任，二是敌人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因此在上任之初，对此特别强调。他声明在先，军队中希奇古怪之事多得很，不可能事事都查究明白。他又自知有一股蛮劲，干事不依常规，要他一切都做得四平八稳，面面俱圆，那可不行。总而言之：“我不顾自己性命，给皇上办成大事就是了，小事情请皇上不必理会罢。”

 崇祯接到这道奏章，再加奖勉，赐他蟒袍、玉带与银币。袁崇焕领了银币，但以未立功勋，不敢受蟒袍玉带之赐，上疏辞谢了。

 崇祯这次召见袁崇焕，对他言听计从，信任之专，恩遇之隆，实是罕见。但不幸得很，袁崇焕这奏章中所说的话，一句句无不料中，终于被处极刑。这使我想起文征明的一首词来。他见到宋高宗亲笔写给岳飞的敕书，书中言辞亲切无比，有感而作了一首“满江红”，其中有一句：“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崇祯对待袁崇焕，实也令人慨当初倚之何重，后来何酷。 
 
 
  

 
 其间的分别是，岳飞当时对自己后来的命运完全料想不到，袁崇焕却是早已料到了的。明知将来难免要受到皇帝猜疑，要中敌人的离间之计，却还是要去担任艰危，这番舍身赴难的心情，更令后人深深叹息。

 ①陈子壮：“曾闻缓带高谈日，黄石兵筹在握奇。”梁国栋：“笑倚戎车克壮猷，关前氛怠胝趟?眨啃每椿?栈卮喝眨?偕闲现莼そ踔荨！备涤诹粒骸疤焐阶晕羝救???*左而今仗一夫。秉钺纷纷论制胜，笑谈尊俎似君无？”邓桢：“冠加荐角峨应甚，赐有龙文许自专（指尚方剑）。借箸独当天下计，折冲随运掌中权。”邝瑞露：“行矣莫忘黄石语，麒麟回首即江湖。”“供帐夜悬南海月，谈锋春落大江潮。”“衣布尚怜天下士，高歌谁是眼中人？”邝瑞露即邝湛若，广东名士，南海人，后助守广州，清兵破城时不屈而死。

 ②近人叶恭绰题袁崇焕墓有句云：“游仙黄石空余愿”。自注：“袁再起督师，诸友饯别诗多以黄石、赤松为言，疑有所讽，惜袁不悟。”其实不是袁崇焕不悟；张良是功成身退而从赤松子游，袁崇焕根本没有机会“功成”，自然谈不上“身退”。不过以他的热血热肠，即使是功成了，多半还是不肯身退的，势必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③对崇祯本应称朱由检、思宗、庄烈帝、怀宗、毅宗，或崇祯皇帝。本文以他年号称呼，是习惯上的通俗方式，有如称清圣祖为康熙、清高宗为乾隆。

 ④崇祯召见袁崇焕的情形与对话，根据李逊之所著《三朝野记》与文秉所著《烈皇小识》两书，其后周延儒对袁崇焕的中伤，也根据这两书所载。李逊之的父亲李应癗是反对魏忠贤而被害死的著名忠臣李忠毅公。文秉是文征明的玄孙，他父亲文震孟在崇祯时任大学士。文震孟最出名的事，是在天启年间上奏，直指皇帝诸事不理，犹如“傀儡登场”，朝政全由魏忠贤摆布。魏忠贤于是叫了一班傀儡戏，到宫中演给熹宗看，熹宗看得大乐。魏忠贤便说：“文震孟说皇上是傀儡登场，那就是这样子了。”熹宗当然大怒，将文震孟在朝廷上打了八十棍。李逊之和文秉二人是名父之子，他们记载朝中大事，应该相当可靠。

 ⑤《明史·袁崇焕传》中引述他的奏章：“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边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至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疑惧？但中有所危，不敢不告。”  
 
  
 
 袁崇焕还没有到任，宁远已发生了兵变。

 兵变是因欠饷四个月而起，起事的是四川兵与湖南、湖北的湖广兵。兵卒把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等缚在谯楼上。兵备副使把官衙库房中所有的二万两银子都拿出来发饷，相差还是很多，又向宁远商民借了五万两，兵士才不吵了。毕自肃自觉治军不严有罪，上吊自杀。兵士的粮饷本就很少，拖欠四个月，叫他们如何过日子？这根本是中央政府财政部的事。连宁远这样的国防第一要地，欠饷都达四个月之久，可见当时政治的腐败。毕自肃在二次宁远大战时是兵备副使，守城有功，因兵变而自杀，实在是死得很冤枉的。

 袁崇焕于八月初到达，惩罚了几名军官，其中之一是后来大大有名的左良玉，当时是都司；又杀了知道兵变预谋而不报的中军，将兵变平定了。

 但京里的饷银仍是不发来，锦州与蓟镇的兵士又哗变。如果这时清军来攻，宁远与锦州怎么守得住？局势实在危险之至。袁崇焕有甚么法子？只有不断的上奏章，向北京请饷。崇祯的性格之中，也有他祖父神宗的遗传。他一方面接受财政部长的提议，增加赋税，另一方面对于伸手来要钱之人大大的不高兴。

 袁崇焕屡次上疏请饷，崇祯对诸臣说：“袁崇焕在朕前，以五年复辽、及清慎为己任，这缺饷事，须讲求长策。”又说：“关兵动辄鼓噪，吝边效尤，如何得了？”

 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奏道：“军士要挟，不单单是为了少饷，一定另有隐情。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处兵卒为甚么动辄鼓噪，其中必有原故。”崇祯道：“正如此说。古人尚有罗雀掘鼠的。今虽缺饷，哪里又会到这地步呢？”“罗雀掘鼠”这四字崇祯听得十分入耳。周延儒由于这四个字，向着首辅的位子迈进了一步。周延儒是江苏宜兴人，相貌十分漂亮，二十岁连中会元状元，这个江南才子小白脸，真是小说与戏剧中的标准小生，可惜人品太差，在《明史》中被列入《奸臣传》。本来这人也不算真的十分奸恶，他后来做首辅，也做了些好事的，只不过他事事迎合崇祯的心意。周延儒之奸，主要是崇祯性格的反映。但“逢主之恶”当然也就是奸。这个人和袁崇焕恰是两个极端。袁崇焕考进士考了许多次才取，相貌相当不漂亮①，性格则是十分的鲠直刚强。“罗雀掘鼠”是唐张巡的典故。张巡在睢阳被安禄山围困，苦守日久，军中无食，只得张网捉雀、掘穴捕鼠来充饥，但仍是死守不屈。罗雀掘鼠是不得已时的苦法子，受到敌人包围，只得苦挨，但怎能期望兵士在平时都有这种精神？

 周延儒乘机中伤，崇祯在这时已开始对袁崇焕信心动摇。他提到袁崇焕以“清慎为己任”，似乎对他的“清”也有了怀疑。崇祯心中似乎这样想：“他自称是清官，为甚么却不断的向我要钱？”

 袁崇焕又到锦州去安抚兵变，连疏请饷。十月初二，崇祯在文华殿集群臣商议，说道：“崇焕先前说道‘安抚锦州，兵变可弥’，现在却说‘军欲鼓噪，求发内帑’，为甚么与前疏这样矛盾？卿等奏来。”

 “内帑”是皇帝私家库房的钱。因为户部答复袁崇焕说，国库里实在没有钱，所以袁崇焕请皇帝掏私人腰包来发欠饷。再加上说兵士鼓噪而提出要求，似乎隐含威胁，崇祯自然更加生气。

 哪知百官众口一辞，都请皇上发内帑。新任的户部尚书极言户部无钱，只有陆续筹措发给。崇祯说：“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

 “罗雀掘鼠”和“家人父子”这两句话，充分表现了崇祯完全不顾旁人死活的自私性格。兵士有四个月领不到粮饷，吵了起来。崇祯不怪自己不发饷，却怪带兵的将帅对待士兵的态度不如家人父子。他似乎认为，主帅若能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没有粮饷，士兵饿死也是不会吵的。俗语都说：“皇帝不差饿兵。”崇祯却认为饿兵可以自己捉老鼠吃。

 周延儒揣摩到了崇祯心意，又乘机中伤，说道：“臣不敢阻止皇上发内帑。现在安危在呼吸之间，急则治标，只好发给他。然而决非长策，还请皇上与廷臣定一经久的方策。”崇祯大为赞成：“此说良是。若是动不动就来请发内帑，各处边防军都学样，这内帑岂有不干涸的？”崇祯越说越怒，又是忧形于色，所有大臣个个吓得战战兢兢，谁也不敢说话②。袁崇焕请发内帑，其实正是他不爱惜自己、不怕开罪皇帝、而待士兵如家人父子。本来，他只须申请发饷，至于钱从何处来，根本不是他的责任。国库无钱，自有别的大臣会提出请发内帑，崇祯憎恨的对象就会是那个请发内帑之人。以袁崇焕的才智，决不会不明白其中的关键，但他爱惜兵士，得罪皇帝也不管了。说不定朝中大臣人人不敢得罪皇帝，饷银就始终发不下来，那么就由我开口好了。 
 
 
  

 
 当袁崇焕罢官家居之时，皇太极见劲敌既去，立刻肆无忌惮，不再称汗而改称皇帝。

 袁崇焕回任之后，宁远、锦州、蓟州都因欠饷而发生兵变，当时自然不能与清兵开仗，于是与皇太极又开始了和谈，用以拖延时间。皇太极对和谈向来极有兴趣，立即作出有利的反应。袁崇焕提出的先决条件，是要他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皇太极居然答允，但要求明朝皇帝赐一颗印给他，表示正式承认他“汗”的地位。这是自居为明朝藩邦，原是对明朝极有利的。但明朝朝廷不估计形势，不研究双方力量的对比，坚持非消灭满清不可，当即拒绝了这个要求③。皇太极一直到死，始终千方百计的在求和，不但自己不停的写信给明朝边界上的官员，又托朝鲜居间斡旋，要蒙古王公上书明朝提出劝告。每一个战役的基本目标，都是“以战求和”④。他清楚的认识到，满清决计不是明朝的敌手，明朝的政治只要稍上轨道，满清就非亡国灭种不可。满族的经济力量很是薄弱，不会纺织，主要的收入是靠抢劫⑤。皇太极写给崇祯的信，可说谦卑到了极点⑥。

 然而崇祯的狂妄自大比他哥哥天启更厉害得多，对满清始终坚持“不承认政策”，不承认它有独立自主的资格，决不与它打任何交道⑦。

 为了与满清作战，万历末年已加重了对民间的搜括，天启时再加，到崇祯手里更大加而特加，到末年时加派辽饷九百万两，练饷七百三十余万两，一年之中单是军费就达到二千万两（万历初年全国岁出不过四百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和全国经济在这压力下都已濒于崩溃。明末民变四起，主要原因便在百姓负担不起这沉重的军费开支⑧。

 敌人提出和平建议，是不是可以接受，不能一概而论。我以为应当根据这样的原则来加以考虑：敌人的和议不过是一种阴谋手段，目的在整个灭亡我们？还是敌人因经济、政治、军事、或社会的原因而确有和平诚意？

 必须假定缔结和约只是暂时休战，双方随时可以破坏和平而重启战端。目前一直打下去对我方比较有利？还是休战一段时期再打比较有利？

 缔结和约或进行和平谈判，会削弱本国的士气民心、造成社会混乱、损害作战努力、破坏联盟关系、影响政府声誉？还是并无重大不良后果？

 和约条款是片面对敌人有利？还是双方平等，或利害参半，甚至对我方有利？

 如果是前者，当然应当断然拒绝；若是后者，就可考虑接受，必要时甚至还须努力争取。在当时的局势下，成立和议显然于明朝有重大利益。不论从政略、战略、经济、人民生活哪一方面来考虑，都应与满清议和。

 拒绝和满清议和，是崇祯一生最大的愚蠢。他初即位时清除魏忠贤逆党，处理得十分精明，于是臣下大捧他为“英主”。他从此就飘飘然了，真的以“英主”自居，认为“英主”决不能和叛逆的“建州卫”妥协。在明朝君臣的观念中，“建州卫”始终是中国皇帝属下一个小官的领地，皇帝决不能跟小官谈和。至于使得全国亿万人民活不下去，那是另一回事，皇帝的尊严不能有丝毫损害。

 他可以和察哈尔蒙古人谈和，付给金银以换取和平。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蒙古人手里夺来的，明朝承认蒙古是敌国。坚持政治原则，本来不错。然而政治原则是要以正确的策略来贯彻的。完全忽视实际情形，把国家与人民的生死存亡置之不顾，和“英主”两字可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袁崇焕和皇太极一番交涉，使得皇太极自动除去了帝号，本来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但崇祯却认为是和“叛徒”私自议和，有辱国体，心中极不满意，当时对袁崇焕倚赖很重，隐忍不发，后来却终于成为杀他的主要罪状。

 ①《明史·钱龙锡传》：“龙锡奏辩，言：‘崇焕陛见时，臣见其貌寝，退谓同官：此人恐不胜任。’”钱龙锡这话也是胡说八道，怎能见人家相貌难看，便说他不能担当大事？

 ②《烈皇小识》：“时天威震迅，忧形于色。大小臣工皆战惧不能仰对，而延儒由此荷圣眷矣。”

 ③关于这场交涉，因皇太极称帝之后再自动除去，又向明朝要求发印而不得，在满清方面是受到重大屈辱，所以清方官文书中都无记载，或有记载而后来都删去了。但清内阁档案中还留存皇太极天聪四年颁示的一道木刊谕文，其中公开承认这件事：“逮至朕躬，实欲罢兵戈，享太平，故屡屡差人讲说。无奈天启、崇祯二帝渺我益甚，逼令退地，且教削去帝（号），及禁用国宝。朕以为天与土地，何敢轻与？其帝号国宝，一一遵依，易汗请印，委曲至此，仍复不允。”

 ④《明清史料》丙编，皇太极谕诸将士：“尔诸将士临阵，各自奋勇前往，何必争取衣物？纵得些破坏衣物，尚不能资一年之用。尔将士如果奋勇直前，敌人力不能支，非与我国讲和，必是败于我们。那时穿吃自然长远，早早解盔卸甲，共享太平，岂不美哉？”

 ⑤《天聪实录稿》，七年九月十四日，清太宗致朝鲜国王信：“贵国断市，不过以我国无衣，因欲困我。我与贵国未市之前，岂曾赤身裸体耶？即飞禽走兽，亦自各有羽毛……满洲、蒙古固以抢掠为生，贵国固以自守为素。”

 ⑥《天聪实录稿》六年六月，清太宗致崇祯皇帝信：“满洲国汗谨奏大明国皇帝：小国起兵，原非自不知足，希图大位，而起此念也。只因边官作践太甚，小国恼恨，又不得上达……今欲将恼恨备悉上闻，又恐以为小国不解旧怨，因而生疑，所以不敢详陈也。小国下情，皇上若欲垂听，差一好人来，俾小国尽为申奏。若谓业已讲和，何必又提恼恨，惟任皇帝之命而已。夫小国之人，和好告成时，得些财物，打猎放鹰，便是快乐处。谨奏。”最后这句话甚是质朴动人。

 ⑦崇祯五年，宣府巡抚沈?ず颓寰?⒃蓟ゲ磺址福?珈醣惆驯?可惺樾苊饔龈镏安*办，沈?は掠?４撕笏??轮几?乇叩墓僭保?魏稳瞬坏糜肼?逵衅?街蛔值慕煌ā*

 ⑧《明史·食货志》：“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乎？”  
 
  
 崇祯对袁崇焕的猜忌，从“请发内帑事件”开始。带兵的统帅追讨欠饷，本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债户对于债主追讨欠款，不论债主的理由如何充足，债户自然而然的会对他十分憎恨，如果债主威名震于天下而又握有武力，十几岁的少年债户除了憎恨之外还会恐惧。崇祯又不敢惩罚袁崇焕和皇太极谈和。这“不敢”两字之中，自然隐伏了“将来和你算帐”的心理因素。

 该年闰四月，加袁崇焕太子太保的头衔，那是从一品，比兵部尚书又高了一级。到了下个月，便发生了杀毛文龙事件，这又增加了崇祯内心对他的不满和恐惧。

 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袁崇焕杀毛文龙在崇祯二年（公元一六二九），那是己巳年。早了一百八十年（一四四九），同样是己巳年，我另一位同乡杭州人于谦为明朝立了安邦定国的大功。那一年发生土木堡之变，皇帝被蒙古人掳去，于谦击退外敌，安定了国家。于谦和袁崇焕都是兵部尚书，于做总督，袁做督师，地位相等①。两人后来都被皇帝处死，都是明朝出名的大忠臣。

 杭州人在江南虽然有“杭铁头”之称，然而那是与性格柔和的苏州人“苏空头”相对而言，很少去当兵打仗的。戚继光率领来平定倭寇、守御北边，后来在戚死后又去抗日援朝的浙江兵，都是浙东义乌一带的人。

 毛文龙所以投军，主要由于他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毛文龙喜欢下围棋，常通宵下棋，爱说：“杀得北斗归南。”捧他场的人，说他的棋友中有一个道人，从围棋中传授了他兵法。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毛文龙的棋力一定相当低，因为他的兵法实在并不高明。又有一个传说：他上京去投靠舅舅的前夕，睡在于庙（于谦的庙，在杭州与岳庙并称）里祈梦，梦到于谦写了十六个字给他：“欲效淮阴，老了一半。好个田横，无人作伴。”这十六个字后来果然“应验”了：韩信二十七岁为大将，毛文龙为大将时五十二岁；田横在岛上自杀时，有五百士自刎而殉，毛文龙在岛上被杀，死的只他一人。这当然是好事之徒事后捏造出来的。于谦见识何等超卓，又怎会将他这个无聊同乡去和韩信、田横相比？

 毛文龙到北京后，得他舅舅推荐，到辽东去投效总兵李成梁，后来在袁应泰、王化贞两人手下，升到了大约相当于团长的职位。他的功绩主要是造火药超额完成任务和练兵，可见此人是一个能干的后勤人员。辽东失陷后，他带了一批部队，在沿海各岛和辽东、朝鲜边区混来混去，打打游击。他的根据地是在朝鲜，招纳辽东溃散下来的中国败兵和难民，势力渐渐扩充，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带领了九十八人，渡鸭绿江袭击镇江城②，俘虏了清军守将。这是明军打败清兵的罕有事件，王化贞大为高兴，极力推荐，升他的官，驻在镇江城。但不久清兵大军反攻，镇江城就失去了。毛文龙将根据地迁到朝鲜的皮岛，自己仍在辽东朝鲜边区打游击。

 皮岛在鸭绿江口，与朝鲜本土只一水之隔，水面距离只不过相当于过一条长江而已，北岸便是朝鲜的宣川、铁山③。当时朝鲜的义州、安州、铁山一带，因为邻近中国，从辽东逃出来的汉人难民和败兵纷纷涌到，喧宾夺主，汉人占了居民十分之七，朝鲜人只十分之三。皮岛横约八十里，逃到岛上的汉人为数不少。毛文龙作为根据地后，再招纳汉人，声势渐盛。明朝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叫作东江镇，升毛文龙为总兵。

 那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明朝唯一能与清兵打一下的，只有毛文龙一军，所以他名气相当大。当时董其昌曾上奏说：国家只要有两个毛文龙，努尔哈赤可擒，辽地可复。他这道奏章，当然只有书法上的价值，但由此也可见到一般朝臣对毛文龙的观感。毛文龙不断升官，升到左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称为“毛帅”，不叫名字。

 天启四年五月，毛文龙遣将沿鸭绿江、越长白山，攻入满清东部，被守将击败，全军覆没；五年六月及六年五月，曾两次派兵袭击满清城寨，两次都丧师败归。毛文龙打仗是不行的，可是连年袭击满清腹地，不失为有牵制作用。那时候明军一见清兵就望风而遁，毛文龙胆敢主动出击，应当说勇气可嘉。 
 
 
  

 
 天启七年正月，清兵征朝鲜，因为毛文龙不断在后方骚扰，于是分兵去攻他所驻守的铁山。毛文龙大败，逃上了皮岛。

 他在中朝边区打游击时，虽然屡战屡败，却也能屡败屡战。上了皮岛之后，有了大海的阻隔，清军没有水师，安全感大增，加之又上了年纪，很快就腐化起来④。

 他开始发挥后勤才能，在皮岛大做生意，征收商船通行税，那便是海上买路钱，派人去辽东和朝鲜挖人参。一方面向朝廷要粮要饷，又向朝鲜要粮食，理由是帮朝鲜抵抗清兵，要收保护费。朝鲜也只得时时运粮给他。他升官发财之后，对打仗更加没有兴趣了。当时皮岛驻军有二万八千，战马三千余匹，皮岛之东的身弥岛驻兵千余，作为皮岛的外围，宁锦大战之时，毛文龙手拥重兵在旁，竟不发一兵一卒去支援，也不攻击清兵后方作牵制。袁崇焕当然极不满意，但因管他不着，无可奈何。天启年间，毛文龙不断以大量贿赂送给魏忠贤和其他太监、大臣，对朝中当权派的公共关系做得极好。天启五年，御史麦之令弹劾毛文龙，认为他无用，辽东军务不能依靠他。魏忠贤极力袒毛，说麦之令是熊廷弼的同党，将他杀了。这样一来，所有反对魏忠贤的东林党清流派都恨上了毛文龙。

 崇祯接位后，毛文龙作风不改。朝廷觉得皮岛耗费粮饷太多，要派人去核数查帐。毛文龙多方推托，总之是不欢迎御用会计师驾临。

 袁崇焕的新任命，理论上是有权管到皮岛东江镇的。朝中于是有人建议皮岛的粮饷经由宁远转运，意思是交由袁崇焕控制。甚至有人主张撤退皮岛守军，全部调去宁远。这些主张，都遭到毛文龙的抗拒，而兵部又对毛相当支持。

 袁崇焕写信给首辅钱龙锡商量，要杀毛文龙。钱回信劝他一切慎重。袁在北京时，也曾和钱龙锡商议过杀毛的事，当时袁对钱龙锡说，要恢复辽东，必须从整肃东江镇的军纪开始。

 袁崇焕决心要解决这件事。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离宁远，去和毛文龙会谈，约定了在旅顺附近的一个小岛上相会，这小岛叫做岛山⑤。从宁远经渤海到旅顺，和从皮岛经黄海到旅顺，海程大致相等，所以旅顺是一个中间地点，也可说是中立地带。那时毛文龙对袁崇焕已心存疑忌，如邀他到宁远相会，他是不肯来的。袁崇焕如去皮岛，却又是身入险地。

 袁崇焕除座船外，带船三十八艘，出发前先试放西洋大炮，射程远的五六里，近的三四里。二十六日到双岛，登州的军官带了兵船四十八艘来会。二十七日到岛山停泊，旅顺的军官前来参见。袁崇焕带众将上山，到龙王庙去拜龙王，对众将训话：“本朝开国，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诸君起初在鄱阳湖、采石矶大战，后来一直打到漠北，水战固然胜，马步战也胜，才能驱逐胡元，统一中国。现在你们的水师只能以红船在水上自守，满清鞑子不下海，难道能赶他们入海打水战么？所以水师必须也能陆战。”他的抱负是要将水师训练成为海军陆战队。

 六月初一，毛文龙率领将士到达岛山，与袁互相交拜。毛文龙呈上礼帖三封和三桌筵席。在船中吃过，袁崇焕和他谈话，说道：“辽东海外，只有我和贵镇二人，务必同心共济，方能成功。我历险来此，旨在商议进取。军国大事，在此一举。我有一个良方，只不知生病的人肯不肯服这一帖药。”当晚两人直谈到二更。初二袁崇焕上岛，犒赏毛的部属，和毛又密谈到三更。初三日又再谈，袁崇焕要求皮岛设文官监军，粮饷由宁远转发，改编部队，连谈三日三夜，毛文龙始终不同意，到这时谈判终于破裂。袁崇焕给他最后一个机会，劝他辞职回乡。毛文龙说：“辞职回乡这件事，我一直是在盼望的。只不过我对辽东事务很熟悉，解决了满洲之后，可顺势袭取朝鲜了。”袁崇焕听他大言不惭，更是不满⑥。酒散后，袁传副将汪翥上船密议，五更方毕。通宵部署，要杀毛文龙了。初四日，袁崇焕犒赏毛部兵将共三千五百七十五名，军官每名三五两不等，兵每名数钱，又将带来的饷银十万两交卸。同时和毛划分职权，此后旅顺以东由毛指挥，旅顺以西由袁指挥。毛文龙收到大笔银子，对指挥权的区划又十分满意，减少了提防警惕。 
 
 
 
 初五日，袁崇焕邀毛文龙一起检阅将士比赛射箭。相见后，袁崇焕说：“我明天要回宁远了。贵镇身当国家海外重寄，请受我一拜。”说着下拜，毛文龙跪下还礼。大家上山后，袁的亲信参将谢尚政指挥各营士兵布成一个大围。毛文龙和随从官员百余名在围内，将毛部兵丁都隔在围外。

 袁崇焕问起毛文龙手下将官的姓名，居然大多数姓毛。袁崇焕觉得奇怪。毛文龙说：“他们都是我的义孙。”⑦袁崇焕笑了起来，跟着对毛部众将说道：“你们在海外辛苦，兵士每个月只有五斗米的粮，甚至家中几口人都分食此粮，想起来令人痛心。请大家受我一拜，感谢你们为国家尽力，以后大家不必担心没有粮饷。”当即下拜。众将磕头答礼，甚是感动。

 袁崇焕随即提出几件事来责问毛文龙，毛文龙抗辩。袁崇焕不客气了，斥责道：“本部院披肝沥胆，与你说了三日，只道你回头是岸，也还不迟。哪晓得你狼子野心，总是一片欺诳到底。你目中没有本部院，那也罢了。方今圣天子英武天纵，国法岂容得你？”命人除下他衣冠，绑了起来。毛文龙的态度仍是十分倔强，自称无罪有功。

 袁崇焕厉声道：“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瞧我不起。本部院却是能管将官之人。你说没有罪么？你犯了十二大罪，我数给你听：

 “一、明朝的制度，大将在外，必由文臣监督，你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肯受核。二、杀戮降人难民，谎报冒功，说杀的是清兵。三、宣称如果南下，取登州和南京犹如反掌。四、每岁饷银数十万，但发给兵士的粮饷每月只有三斗半，侵盗军粮。五、在皮岛开马市，擅自与外国贸易。六、部将数千名都冒称姓毛，擅自封官。七、败退时剽掠商船。八、你自己强抢良家妇女，部下效尤。九、驱策难民到辽东去偷挖人参，不肯去的就不发粮食，让他们大批在岛上饿死。十、将大量金银送去京师贿赂，拜魏忠贤为义父，在岛上替魏忠贤塑像。十一、铁山一仗，大败丧师，却报称有功。十二、设立军区已达八年，不能恢复寸土，观望养敌。”

 这十二条罪状数了出来，毛文龙魂不附体，只有叩头求饶。

 袁崇焕问毛的部将：“毛文龙该斩么？”诸将都吓得不敢作声。有人说毛文龙这些年来虽无功劳，但也辛苦出力。袁崇焕叱道：“毛文龙本来只不过是个寻常百姓，现今官居极品，满门封荫，已足够酬答他的辛劳了，为甚么他还这样悖逆？”于是向着北京叩头，宣称：“臣今天诛毛文龙以整肃军纪，诸将中若有行为如毛文龙的，也一概处决。臣如不能成功，请皇上也像诛毛文龙一样的处决臣！”请出尚方剑来，命旗牌官将毛文龙在帐前斩决，向毛文龙部属谕示：“只诛毛文龙一人，其余各人一概无罪。”毛文龙麾下将士无一敢动。袁崇焕命人收殓毛文龙，次日开吊拜奠，说：“昨日斩你，是为了朝廷大法。今日祭你，是为了僚友私情。”

 随即将毛部分为四队，派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副将陈继盛等四人分领，犒赏军士，尽除皮岛毛文龙的虐政。回宁远后上奏禀报，最后说：毛文龙是大将，不是臣有权可以擅自诛杀的。臣犯了死罪，谨候皇上惩处。

 崇祯得讯，大吃一惊，非常不以为然。但想毛文龙已经死了，目前又正倚赖袁崇焕尽力，只得下旨嘉奖他一番，又下旨公布毛文龙的罪状，逮捕毛文龙的驻京办事处主任，以安袁崇焕之心。

 袁崇焕担心毛文龙的部下生变，奏请增加饷银。但查核部队实数，兵员比毛文龙虚报时少得多了。崇祯见兵员少了，饷银反增，颇为怀疑，但都一一批准。以崇祯这样刚强的性格，这时迫于形势而不敢得罪袁崇焕，实已深深伏下了杀机。毛文龙在皮岛，俨然是独立为王的模样，不接受朝廷派文官监察核数、滥杀难民冒功、侵吞军粮、军纪不肃，的确有罪。但袁崇焕以尚方剑斩他的方式，却也未免太戏剧化了些。明朝赐尚方剑给主帅，用意是给主帅以绝对权威，部将如不听指挥，立即可以诛杀。然而毛文龙的罪行都非紧急，也不是反叛作乱。何况毛文龙也是受赐尚方剑的。

 
 
  

  毛文龙在皮岛，毕竟曾屡次出兵，骚扰满清后方，是当时海上惟一的一支机动游击队，满清对他也一直颇为重视忌惮。

 这十二条罪状中，有几条平心而论并不能成立。毛文龙说取登州、南京如反掌，只不过一时夸口，并非真的要造反；向外国买马，当是军中需要；擅自封官是得到朝廷授权的，部将喜欢姓毛，旨在拍主帅的马屁，也没有甚么大不了；不能恢复寸土，只能说他无能，却非有罪，要打败清兵，恢复失地，谈何容易？在岛上为魏忠贤塑像，更难以加他罪名。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势熏天，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塑像而向他跪拜。当时袁崇焕在宁远也建了魏忠贤的生祠。时势所然，人人难免。

 毛文龙死后，部将心中不服，颇有逐渐叛去的，其中重要的叛将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投降满清，为清朝出了很大力气，后来都封王。清初四大降王，除吴三桂外，其余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袁崇焕的过失⑧。

 对于“杀毛事件”，当时舆论大都同情毛。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他是一个大军区司令，也只能由皇帝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是严重的侵犯了君权。

 我也觉得袁崇焕这件事做得不对，过分的横蛮。将毛文龙逮捕，押解北京，交由皇帝去处置，才是合理的方式。当时小说盛行，有人做了小说来称誉毛文龙。一部是四十回的《辽海丹忠录》，是杭州人陆云龙所作，大捧向乡毛帅。另一部是作者不署名的《铁冠图》（不是讲李自成事迹的那一部），以毛文龙为主角。

 当时大名士陈眉公对“杀毛事件”抨击甚烈。另一个大名士钱谦益是毛文龙的朋友，对朝野舆论当然也有影响。《明季北略》甚至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名来害死了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来害死了岳飞完全一样。却又是过分的批评了。

 推测袁崇焕所以用这样的断然手段杀毛，首先是出于他刚强果决的性格。其次，文人带兵，一定熟读孙子兵法，对于孙子杀吴王爱姬二人、因而使得宫中美女尽皆凛遵军法的故事，对于“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的军法观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时候宁远、锦州、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如不整饬军纪，根本不能打仗。袁崇焕明知这样做不对，还是忍不住要杀毛，推想起来，也有自恃崇祯奈何他不得的成分。最后，毛文龙接近魏忠贤，袁崇焕接近东林清流，其中也难免有些党派成见。

 ①督师本来比总督略高，但在于谦的时候还没有设督师当时总督是地位最高的带兵文官。见吴晗：《明代的军兵》。

 ②即今辽宁省安东之北的九连城，与朝鲜的义州隔鸭绿江相对。

 ③皮岛在朝鲜写作椴岛。这个“椴”字，汉文音“驾”，但朝鲜人读作Ｐｉ音，所以中国人就简称为皮岛。有一本相当流行的讲清史的通俗著作说皮岛即海洋岛，地理弄错了。海洋岛在皮岛和大连之间，离皮岛约一百海里。皮岛是朝鲜地方，海洋岛是中国地方。

 ④据朝鲜派去皮岛的使者记载：毛文龙每天吃五餐，其中三餐有菜肴五六十品，宠妾八九人，珠翠满身，侍女甚多。

 ⑤一般书籍（包括《明史》）上记载，都说袁毛的会晤地是在双岛。《荆驼逸史》中辑有《袁督师计斩毛文龙始末记》一文，采用的是日记体，从五月二十二日袁崇焕出发到六月十一日回宁远，逐日记录海程、所经岛屿、风势、船只、兵员、官员姓名等等，十分详尽，作者显然是袁崇焕随行的幕僚或部属。

 他写作态度异常忠实，对于袁毛密谈三日三夜，只记两人“二更后方散”、“密语三更方散”，记录两人密谈后的神色，却不记密语内容，全天凭空推测的言辞，合于现代要求最严格的报导体。该书记载袁毛相会的地点是在岛山，离旅顺陆路十八里，水路四十里，距双岛有半日水程，中间隔了松木岛、猪岛、蛇岛、虾蟆岛等许多岛屿。我比较各种资料，觉得岛山的说法更为可信。

 ⑥《始末记》记载当时情形说：“酒叙至终，（袁）方有傲状，毛帅有不悦意态。”

 ⑦后来大大有名的孔有德、耿精忠、尚可喜都是毛文龙的义孙，那时叫做毛有德、毛精忠、毛可喜。

 ⑧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说：“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为诸降王长？”意思说，毛文龙如果不死，说不定他反而是第一大降王呢。然而这也是揣测之辞了。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循环①。这道奏章，当然只有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崇祯二年春，袁崇焕上奏，说山海关一带防务巩固，已不足虑，但蓟门单弱，须防敌人从西路进攻。这时蓟辽总督是刘策，懦弱而不懂军事。袁崇焕看到了防务弱点的所在，第一道奏章上去，朝廷没有多加理会，他再上第二道、第三道。崇祯下旨交由部科商议办理，但始终迁延不行。拖到十月，清兵果然大举从西路入犯，正在袁崇焕料中。首当其冲的，正是刚刚发生过索饷兵变的遵化。

 明朝初年为了防备蒙古人，对北方边防是全力注意的，好好修筑了长城，设立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太原（统偏头、宁武、雁门三关）、陕西、延绥、宁夏、甘肃九大边防军区，那便是所谓“九边”。东起鸭绿江，西至酒泉，绵延数千里中，一堡一寨都分兵驻守。但后来注意力集中于辽东，其他八镇的防务就废弛了。

 明太祖本来建都南京，成祖因为在北京起家，将都城迁了过去。在中国整个地形上，北京偏于东北，和财赋来源的东南相距甚远。最不利的是，北京离国防第一线的长城只有一百多里，敌军一攻破长城，快马奔驰半天，就兵临北京城下。金元两朝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它们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敢深入中原，一旦有变，可以立刻转身逃回本土。明朝的情况却根本不同。成祖对蒙古采取攻势，建都北京便于进攻，后来兵力衰弱，北京地势上的弱点立刻暴露无遗②。本来，两个互相敌对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期对峙的，僵持一段时期之后，终究是非进则退③。明朝既坚决不肯和满清议和，形势上又无力进攻，再将京城暴露在敌人大兵团朝发夕至的极近距离之内，根本战略完全错误。以汉人为主的中华民族所以伟大，主要是在文治教化，征战本非所长④，如果基本战略一错，局势就难以收拾了。

 这次进军皇太极亲自带兵，集兵十余万，知道袁崇焕守在东路，攻打不进，于是由蒙古兵作先导，绕道西路进攻。出发前对王公大臣说：“明朝若是肯和，我们采参开矿，与他们交易，换来布匹，大家共享太平，岂不极好？但我几次三番的求和，明朝总是不允，这次非狠狠打一仗不可。”十月初五，抵达喀喇沁的青城。这条路很远，行军不便，诸将见到了前途的艰难，不少人便主张退兵，其中以代善及莽古尔泰两大贝勒主张最力，认为：深入敌境，劳师袭远，如果粮匮马疲，又怎么回得去？纵使攻进了长城，明人势必聚集各路兵马围攻，我们便众寡不敌，要是后路遭到堵截，恐无归路。金人的根本是在辽宁、吉林一带。从山海关进攻北京，那是安全的进军路线，如果打不胜，退回去就是了。现在远远的绕道蒙古，当时运输工具简陋，粮草很容易接济不上。那时代善四十九岁，是皇太极的二哥，莽古尔泰四十三岁，是皇太极的五哥，两人比较老成持重。

 少壮派大将岳托与济尔哈朗等人则支持皇太极（当时三十八岁，排行第八）的进军主张。岳托是代善的儿子，当时年龄不详，相信最多三十岁，济尔哈朗是皇太极的堂弟，三十四岁，都是勇气十足。那日开军事会议密商，直开到深夜，在皇太极的坚持下决定继续进攻。但皇太极也知道此行极险，第二日早晨重申军令，不准吃明人的熟食，以防下毒，不准酗酒，采取柴草时必须众人同行，不可落单，充分显露了战战兢兢的心情。皇太极爱读《三国演义》，这次出师，很有邓艾伐蜀、深入险地的意味⑤。

 自青城行了四天，到老河，兵分三路，皇太极命岳托、济尔哈朗率右翼四旗和右翼诸部蒙古兵攻大安口；七哥阿巴泰、十二弟阿济格率左翼四旗及左翼诸部蒙古兵攻龙井关；他自己亲率中军攻洪山口。三路先后攻克，进入长城，进迫遵化。袁崇焕于十月二十八日得讯，立即兵分两路，北路派镇守山海关的赵率教带骑兵四千西上堵截。他自己率同祖大寿、何可纲等大将从南路西去保卫北京。沿途所经抚宁、永平、迁安、丰润、玉田诸地，都留兵布防，准备截断清兵的归路。崇祯正在惶急万状之际，听得袁崇焕来援，自然是喜从天降，大大嘉奖，发内帑劳军（这次是心甘情愿了），发表袁崇焕作各路援军总司令⑥。 
 
 
  

 
 袁崇焕部十一月初赶到蓟州，十一、十二、十三，三天中与清兵在马升桥等要隘接仗，每一仗都胜。清军半夜里退兵。

 但北路援军却遭到了重大挫败。赵率教急驰西援，到达三屯营时，总兵朱国彦竟紧闭城门，不让他部队进城。赵率教无奈，只得领兵向西迎敌，在遵化城外大战，被清军阿济格所部的左路军包围歼灭，赵率教中箭阵亡。遵化陷落，巡抚王元雅自杀。

 清军越三河，略顺义，至通州，渡河，进军牧马厂，兵势如风，攻向北京。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中途堵截，都被击溃。满、侯两部兵马退保北京。

 袁崇焕得到赵率教阵亡、遵化陷落的消息，既伤心爱将之死，又知局面严重，于是两日两夜急行军三百余里，比清军早到了二天，驻军于北京广渠门外。

 袁崇焕一到，崇祯立即召见，大加慰劳，要他奏明对付清兵的方略，赐御馔和貂裘。同时召见的还有满桂。他解去衣服，将全身累累伤疤给皇帝看，崇祯大为赞叹。袁崇焕以士马疲劳，要求入城休息。但崇祯心中颇有疑忌，不许他部队入城。袁崇焕要求屯兵外城，崇祯也不准，一定要他们在城外野战。

 清兵东攻，一路上势如破竹，在高密店侦知袁军已到，都是大惊失色，万万想不到袁崇焕会来得这样快。

 二十日，两军在广渠门外大战。袁崇焕这时候不能再轻袍缓带、谈笑用兵了，他穿了甲胄，亲自上阵督战。从上午八时打到下午四时，恶斗八小时，胜负不决。

 满桂率兵五千守德胜门。当时北京军民在城头观战，但见清兵冲突而西，从城上望下来，如黑云万朵，挟迅风而驰，须臾已过。一场激战，满桂受伤，血染征袍，五千兵只剩下了三千人。清兵威猛如此，北京人自然看得心惊胆裂。北京城头守军放大炮支援满桂，但炮术奇差，炮弹打入满桂军中，杀伤了不少士卒。

 主战场是在广渠门。袁崇焕和清兵打到傍晚（幸好城头守军没有放炮支援袁军），清兵终于不支败退，退了十余里。袁军直追杀到运河边上。这场血战，清军劲旅阿巴泰、阿济格、思格尔三部都被击溃。袁崇焕也中箭受伤⑦。

 这一役之后，清兵众贝勒开会检讨。皇太极的七哥阿巴泰按军律要削爵。皇太极说：“阿巴泰在战阵和他两个儿子相失，为了救儿子，才没有按照预定的计划作战，然而并不是胆怯。我怎么可以定我亲哥哥的罪？”便宽宥了他⑧。可见这一仗清军败得很狼狈。

 皇太极与诸贝勒都说：“十五年来，从未遇到过袁崇焕这样的劲敌。”于是不敢再逼近北京，驻兵在海子、采囿之间。袁崇焕来援北京时，因十万火急，只带了马军五千作先头部队，其后又到了骑兵四千，广渠们这场大战，是以九千兵当十余万大军，其实是胜得十分侥幸的。当时一来袁军一鼓作气，奋勇抗敌，二来清军突然遇到袁军，心中先已怯了，斗志不坚。

 袁崇焕知道这一仗侥幸获胜，在军事上并不可取，尤其在京城外打仗，更不能贪图侥幸。他对部属说：“按照兵法，侥幸得胜，比打败仗还要不好。”因为碰运气而打胜，也可因运气不好而败，一败就不可收拾。但如谋定而后战，事先筹划好第二个步骤，即使败了一仗，也无大患。可是崇祯见清兵没有远退，不断的催促袁崇焕出战。袁崇焕说，估计关宁步兵全军于十二月初三、初四可到。一等大军到达，就可和清兵决战。

 这时清军中的大将见到袁崇焕兵少，主张立刻攻城。皇太极终是忌惮袁崇焕，不肯攻城，推托说是怕损失良将。其实即使在袁崇焕步军大队开到之后，还是不应和清兵决战。明军的战斗力远不如清兵，双方人数如约略相等，明军胜少败多。在京城外决战，在明方是太过冒险，万一（其实不是万一，而是极有可能）袁军溃败，甚至全军覆没，北京立刻失陷，崇祯就得提前十五年上吊了。决不能拿京师和皇帝来孤注一掷，作为赌注。但多过得一天，明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勤王之师便多到一批。任何平庸的将才也看得到：应当大军在城外坚守不战，派游军去截断清兵的粮道，焚烧清兵粮草，再派兵去占领长城各处要隘，使清兵完全没有退路，然后与清兵持久对抗。简单说来，就是“坚壁清野”。 
 
 
  
 
 在任何地方打仗，都须设法立于不败之地。在京城抗敌，更是绝对要立于不败之地。除非先将皇帝与统帅部先行撤出京城。

 时间一久，清军身在险地，军心必然动摇，困在北京郊外，进是进不得，退又退不了，变成了瓮中之鳖。这时袁崇焕兵权统一，只待援军云集，就可对清军四面重重围困。两军交战，胜败之分全在乎一股气势。明军战斗力虽然不行，但眼见必胜，兵将都想立功，自然不会一触即溃。三个月、四个月的打下来，清兵非覆没不可。

 在这其间，明军应当再派兵进攻辽阳、沈阳。清兵倾巢而出，本部全然空虚。明军要攻占辽沈决非难事。取得辽沈后，将一些清军的家属送去清军营中，清兵哪里还有斗志？事实上当然不能这样顺利。皇太极和众贝勒善于用兵，立刻就会全军急退，冲出长城，如果退得早，退得快，明军尚未合围，相信袁崇焕拦他们不住。但西路沿途追击，东路另出大军去攻辽沈而作牵制，清兵大军虽能退回本部，却非输得一败涂地不可。

 皇太极这次偷袭实在十分冒险。孙子兵法的重要原则是：设法引敌人进入于我有利的阵地；让敌人辛辛苦苦的远道来攻，我以逸待劳；敌人初来时兵势锋锐，应当持重不战，待得敌人困顿怠懈而想退兵之时，便乘机进击⑨。这些求之不得的良机，突然之间都出现了。袁崇焕熟读孙子兵法，以他的大才，当然能善于利用，就算不能一举而灭了满清，至少也可以令清兵十余年不敢再来进犯。

 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猛攻斯大林格勒。苏军一面扼守坚城，一面另遣大军抄德军后路，终于聚歼德军三十三万人。经此役后，德军就此一蹶不振。苏军元帅朱可夫的战略，基本原则也不过是“守坚城，抄后路，聚歼之”九字而已。

 然而崇祯是个十分急躁、毫无韧力的青年，那时还没满十九岁，一见袁崇焕按兵不动，登时便不耐烦起来，不住的催他出战。袁崇焕一再说，要等步兵全军到达才可进攻，现在只有九千骑兵，和敌兵十余万决战，难求必胜。料想崇祯就怀疑起来了：“你不肯出战，到底是甚么居心？想篡位么？想胁迫我答应议和么？你从前不断和皇太极书信往来，到底有甚么密谋？你为甚么一早就料到金兵要从西路来攻北京？”他的性格本来就十分多疑，敌军兵临城下，又惊又怕之际，想象力定然十分丰富。

 这时又有尤世威一路援兵到达，另有侯世禄部一军，两路部队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如派去和清兵交锋，一战即溃，反而扰乱全军军心，影响京师城防。袁崇焕派尤世威部去守昌平，那是明成祖以来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如果给清兵攻占，掘了皇帝祖宗的坟墓，此事非同小可。他派侯世禄部去守三河，以作蓟州的后应，目的是牵制清军，乘机可截断清兵归路。北京的卫戍部队本来有所谓“京营”，在明太祖时是全国诸军之冠，精锐之极，可是这时久未训练，早已无用BC，所以袁崇焕派满桂和自己所带的九千骑兵守北京。崇祯见他并不将所有援兵都调来守北京，更加忧虑重重。总之，他见清兵来攻，已吓得魂飞魄散，只盼望所有援军的一兵一卒，都在北京城外保卫他皇上万岁一个人。他完全不明白打仗的道理。一支部队如果派出去攻击敌军后路，所发生的作用，往往比守在北京城外要大得多。

 清兵于十一月二十七日退到南海子，溃败之后，心中不忿，便在北京郊外大举烧杀出气。北京城里居民的心理是和皇帝一样的，顾到的只是自己身家性命，大家听信了谣言，说袁崇焕不肯出战，别有用心。许多人说清兵是他引来的，目的在“胁和”，使皇帝不得不接受他一向所主张的和议。于是有人在城头向城下的袁部骑兵抛掷石头，骂他们是“汉奸兵”。石头砸死了几名兵士。

 这种盲目的群众心理，实在是很可怕的，近代的群众心理学书籍中常有提到。第一次宁远大战，清兵猛攻，眼见城破在即，百姓就大骂袁崇焕害人，清兵退后，便即大哭拜谢。据动物学家的调查报告，合群的动物（如老鼠）在遇到危难时，往往会撕杀同类，或许是出于同一心理。 
 
 
  

 
 就在这时候，清兵捉到了两名明官派在城外负责养马的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皇太极心生一计，派了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甚、达海等人监守。俘虏了两名小小太监，何必要派五名将领来监守？其中当然有计。高、鲍、宁三人是投降满清的汉人。到得晚上，鲍承先与宁完我二人依照皇太极所授的密计，大声“耳语”，互相说道：“这次撤兵，并不是我们打了败仗，那是皇上的妙计。你不见到么？皇上单独骑了马逼近敌人，敌人军中有两名军官过来，参见皇上，商量了好久，那两名军官就回去了。皇上和袁督师已有密约，大事不久就可成功。”

 这两名太监睡在旁边，将两人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十一月三十日，皇太极命守者假意疏忽，让杨春逃回北京。杨春将听到的话一五一十的禀报了崇祯BD。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召袁崇焕和祖太寿进宫，问不了几句，就喝令将袁崇焕逮捕，囚入御牢。

 祖大寿眼见之下，吓得手足无措，出北京城后等了三天，见袁崇焕始终没有获释。崇祯派太监向城外袁部宣读圣旨，说袁崇焕谋叛，只罪一人，与众将士无涉。众兵将在城下大哭。祖大寿与何可纲惊怒交集，立即带了部队回锦州去了BE。正在兼程南下赴援的袁部主力部队，在途中得悉主帅无罪被捕，北京城中皇帝和百姓都说他们是“汉奸兵”，当然也就掉头而回。中国历史上甚么千奇百怪的事都有，但敌军兵临城下而将城防总司令下狱，却是第一次发生。

 崇祯见祖大寿带领精兵走了，不理北京的防务，这一下可急起来了，忙派了内阁全体大学士与九卿到狱中，要袁崇焕写信招祖大寿回来。袁崇焕心中不服，不肯写，说道：“皇上如有诏书，要我写信，我当然奉旨。再说，我本来是督师，祖大寿听我命令。现今我是监狱里的犯人，就算写了信，祖大寿也不会重视。”但崇祯不肯低头，不肯正式下旨命他写信，只是不断派太监出来催促。后来兵部职方司郎中余大成劝袁崇焕说：“你的忠心和大功，天下皆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终须以国家为重。”袁崇焕想到了“以国家为重”五字，于是克制了自己的倔强脾气，写了一封极诚恳的信，要祖大寿回兵防守北京。

 这时候祖大寿已冲出山海关北去，崇祯派人飞骑追去送信。追到军前，祖大寿军中喝令放箭，这时袁部将士怒不可遏，已把崇祯当敌人了。送信的人大叫：“我奉袁督师之命，送信来给祖总兵，不是朝廷的追兵。”祖大寿骑在马上，等他过来。使者递过信去。祖大寿读了信后，下马捧信大哭，一军都大哭。祖大寿对母亲很孝顺，他母亲又很勇敢，儿子行军打仗，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常常跟着部队。这时她劝儿子说：“本来以为督师已经死了，咱们才反出关来，谢天谢地，原来督师并没有死。你打几个胜仗，再去求皇上赦免督军，皇上就会答允。现今这样反了出去，只有加重督师的罪名。”祖大寿觉得母亲的话很对，当即回师入关，和清兵接战，收复了永平、遵化一带。也即是切断了清兵的两条重要退路BF。

 如果这时崇祯立刻悔悟，放袁崇焕出来重行带兵，仍然大有击破清兵的机会。但崇祯只是一味急躁求战，下旨分设文武两经略。这又是事权不统一的大错误，大概他以为文武分权，总不能两个经略一起造反。文经略是兵部尚书梁廷栋，武经略是满桂。

 清兵于十二月初一攻克良乡，得到袁崇焕下狱的消息，皇太极大喜，立即自良乡回军，至芦沟桥，击破明副总兵申甫的车营，迫近北京永定门。

 申甫的所谓“车营”，是崇祯在惶急中所做的许多可笑事情之一。申甫本来是个和尚，异想天开的“发明”了许多新式武器，包括独轮火车、兽车、木制西式枪炮等等，自吹效力宏大。崇祯信以为真，立即升他为副总兵，发钱给他在北京城里招募了数千名市井流氓，成立新式武器的战车部队。大学士成基命去检阅新军，认为决不可用，崇祯不听。皇太极回师攻来时，这个战车部队出城交锋，一触即溃，木制大炮自行爆炸，和尚发明家阵亡。 
 
 

 
 满桂身经百战，深知应当持重，不可冒险求战，但皇帝催得急迫之至，若不出战，势必与袁崇焕一样，无可奈何之下，只得与总兵孙祖寿、麻登云、黑云龙等集骑兵、步兵四万列阵。皇太极令部属冒穿明兵服装，拿了明军旗帜，黎明时分突然攻近。明军不分友敌，登时大乱，满桂、孙祖寿都战死，黑云龙、麻登云被擒。京师大震。

 这时祖大寿、何可纲等得到袁崇焕狱中手书，又还兵来救。皇太极对袁部终是忌惮，感到后路所受到的威胁严重，于是并不进攻北京，写了两封议和的信，放在安定门和德胜门城门口，取道冷口而还辽东。

 当清兵围城时，崇祯的张皇失措，不单表现在将袁崇焕下狱一事上，此外倒霉的大臣还有不少。他认为兵部尚书王洽处置不善，下狱。王洽相貌堂堂，魁梧威猛，当时是很出名的。崇祯用他做兵部尚书，就是看中了他的相貌，说他像个“门神”。当时北京人私下说，门神一年一换，这个王门神的兵部尚书一定做不长久。果然不到过年，门神就除下来了。围城时一切混乱，监狱中的囚犯乘机大举越狱，于是刑部尚书和侍郎下狱。崇祯又“发觉”北京的城墙不大坚固，似乎挡不住清兵猛攻，其实，那时城墙就算坚固之极，他也会觉得还不够坚固，于是将工部尚书和工部几名郎中一起在朝廷上各打八十棍再下狱。三个郎中两个年老、一个体弱，都在殿上当场活活打死了。至于那个蓟辽总督刘策，他负责的长城防线被清兵攻破，崇祯将他处死，更是不在话下。

 当时各地来北京勤王的部队着实不少，本来由袁崇焕统一指挥，大可发挥威力。袁崇焕一下狱，各路兵马军心大乱，再加上欠饷和指挥混乱，山西和陕西的两路援军都溃散回乡，成为“流寇”的骨干。“流寇”本来都是饥民，只会抢粮，不会打仗，这些溃兵一加入，有了军事上的领导，情形完全不同了。“流寇”真正成为明朝的威胁，就从那时开始。

 ①《明清史料》甲编，崇祯二年五月，袁崇焕奏：“今各边兵饷，历过未给二百余万。凡请饷之疏，俱未蒙温谕，而索饷兵哗，则重处任事之臣。一番共哗，一番发给，一番逮治。哗则饷，不哗则不得饷。去年之宁远，今年之遵化，谓哗不由饷乎？近各镇多以哗矣。哗不胜哗，诛不胜诛，外防虏讧，内防兵溃。如秦之大盗，哗兵为倡，可鉴也。”

 ②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建都》：“北都之亡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毙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

 Ｃ．Ｐ．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Ｃｈｉｎａ，ＡＳｈｏｒｔ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中国文化简史）：“首都的地位，是明朝主要的弱点之一，是它覆亡的主要原因。”该书对明朝建都北京的不利有详细分析，见Ｐ．４６３－４６４。③ＡｒｎｏｌｄＴｏｙｎｂｅ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历史研究）的引论中说：“一个比较文明的社会与一个比较落后的社会之间的疆界，如果不再推移，疆界不会就此平衡稳定，时间过去，发展会倾向于对比较落后的社会有利。”

 ④ＢｅｒｔｒａｎｄＲｕｓｓｅｌｌ：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ｈｉｎａ（中国问题）：“中华帝国所以能够一直持续到今日，并非由于任何军事技术；相反的，以它的疆域和资源来说，在大多数时间中，它在战争中的表现都是衰弱无能的。”

 ⑤皇太极在回军的谕示中说，此行是“渡陈仓、阴平之道，（定）破釜沉舟之计。”

 ⑥《崇祯长编》，十一月十五日兵部有疏云：“畿东州县，风鹤相惊，人无固志。自督师提兵入援，分派驻防，遂屹然无恙。”得旨：“谕兵部：袁崇焕入关赴援，驻师丰润，与蓟军东西猗角，朕甚嘉慰。即传谕崇焕，多方筹划，计出万全，速建奇功，以膺懋赏。”又谕：“各路援兵，全听督师袁崇焕调度。”崇祯这道上谕中，“计出万全”与“速建奇功”两件事根本是大大矛盾的。

 ⑦朝鲜对明清战事密切注意，所以朝鲜方面的记载也很有参考价值。据朝鲜《仁祖实录》卷二十二：“（袁）军门领诸将及一万四千兵……由间路驰进北京，与贼对阵于皇城齐化门。贼直到沙窝门。袁军门、祖总兵等，自午至酉，魔战十数合，至于中箭，幸而得捷，贼退兵三十里。贼之得不攻陷京城者，盖因两将力战之功也。”

 ⑧《清史稿·阿巴泰传》。

 ⑨《孙子》：“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近待远，以佚待劳。”“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

 BC《崇祯长编》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兵科给事中陶崇道疏言：“昨工部尚书张风翔亲至城头，与臣同阅火器，见城楼所积者，有其具而不知其名，有其名而不知其用，询之将领，皆各茫然，问之士卒，百无一识。有其器而不能用，与无器同；无其器以乘城，与无城同。臣等能不为之心寒乎？”明军守城，主要是靠火器，守城将士连火器都不会使用，由放大炮反而杀伤满桂部队可知。如果没有袁崇焕来援，北京非给清兵攻陷不可。

 BD据王氏《东华录》天聪三年所载。又据《崇祯长编》二年十二月甲子：“大清兵驻南海子，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大清兵将杨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BE崇祯二年十二月甲戌，祖大寿疏言：“比因袁崇焕被拿，宣读圣谕，三军放声大哭，臣用好言慰止，且令奋勇图功以赎督师之罪，此捧旨内臣及城上人所共闻共见者，奈讹言日炽，兵心已伤。初三日，夜哨见海子外营火，发兵夜击，本欲拚命一战，期建奇功，以释内外之疑，不料兵忽东奔……”祖大寿此疏当然有卸免自己责任的用意，但当时士卒愤慨万分，自动东奔的情形也必存在。

 BF袁崇焕狱中写信、祖大寿接信后回师等情状见余大成《剖肝录》。永平即今卢龙县，当时为府治。  
 
  
 袁崇焕蒙冤下狱，朝中群臣大都知他冤枉。内阁大学士周延儒和成基命、吏部尚书王来光都上疏解救。总兵祖大寿上书，愿削职为民，为皇帝死战尽力，以官阶赠荫请赎袁崇焕之“罪”。袁崇焕的部属何之壁率同全家四十余口，到宫外申请，愿意全家入狱，代替袁崇焕出来。崇祯一概不准。崇祯一定很清楚的知道，单凭杨太监从清军那里听来的几句话，就此判定袁崇焕有罪，那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何况这“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故事，人人皆知。皇帝而成了大白脸曹操，太也可羞。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御史曹永祚忽然捉到了奸细刘文瑞等七人，自称奉袁崇焕之命通敌，送信去给清军。这七名奸细交给锦衣卫押管。崇祯命诸大臣会审，不料到第二天辰刻，诸大臣会齐审讯，锦衣卫报称：七名奸细都逃走了。众大臣相顾愕然，心中自然雪亮，皇上决心要杀袁崇焕。锦衣卫是皇帝的御用警察，放走这七名“奸细”，自然是出于皇帝的密旨。猜想起来，那御史曹永祚本来想附和皇帝，安排了七名假奸细来诬陷袁崇焕，但不知如何，部署无法周密，预料众大臣会审一定会露出马脚。崇祯就吩咐锦衣卫将七名奸细放了，更可能是悄悄杀了灭口。

 对于这件事，负责监察查核军务的兵科给事中钱家修向皇帝指出了严重责问。崇祯难以辩驳，只得敷衍他说，待将袁崇焕审问明白后，便即派去边疆办事立功，还准备升他的官。崇祯这个答复，其实已等于承认袁崇焕无罪①。

 兵部职方司主管军令、军政，对军务内情知道得最清楚。职方司郎中（司长）余大成极力为袁崇焕辩白，与兵部尚书梁廷栋几乎日日为此事争执。当时朝廷加在袁崇焕头上的罪名有两条，一是“叛逆”，二是“擅主和议”。所谓叛逆，惟一的证据是擅杀毛文龙，去敌所忌。袁崇焕擅杀毛文龙，手续上固有错误，可是毛死之后，崇祯明令公布毛文龙的罪状，又公开嘉奖袁崇焕杀得对，就算当真杀错，责任也是在皇帝了，已不能作为袁崇焕的罪名②。

 嘉靖年间，曾有过一个类似的有名例子：在徐阶的主持下，终于扳倒了大奸臣严嵩、严世蕃父子。严世蕃十分工于心计，在狱中设法放出空气，说别的事情我都不怕，但如说我害死沈炼、杨继盛，我父子就难逃一死。三法司听到了，果然中计，便以此定为他的主要罪名。徐阶看了审案的定稿之后，说道：“这道奏章一上去，严公子就无罪释放了。”三法司忙问原因。徐阶解释理由：杀沈杨二人，是嘉靖皇帝下的特旨，你们说沈杨二人杀错了，那就是指责皇上的不是。皇上怎肯认错？结果当然释放严世蕃，以证明皇帝永远正确。三法司这才恍然大悟，于是胡乱加了一个“私通倭寇”的罪名，就此杀了严世蕃。

 但崇祯对于这样性质相同的简单推论，竟是完全不顾。

 至于“擅主和议”，也不过是进行和平试探而已，并非“擅缔和约”。袁崇焕提出缔和建议而给朝廷否决，崇祯如果认为他“擅主和议”是过失，当时就应加以惩处，但反而加他太子太保的官衔，自二品官升为从一品，又赐给他蟒袍、玉带和银币。又升又赏，“擅主和议”这件事当然就不算罪行了。这时关外的将吏士民不断到总督孙承宗的衙门去号哭，为袁崇焕呼冤，愿以身代。孙承宗深信袁崇焕是无罪的，极力安抚祖大寿，劝他立功，同时上书崇祯，盼望以祖大寿之功来赎袁崇焕之“过”。崇祯不予理睬。

 有一个没有任何功名职位的布衣程本直，在这时候显示了罕有的侠义精神。这样的事，纵然在轻生重义的战国时代，也足以轰传天下。

 程本直与袁崇焕素无渊源，曾三次求见都见不着，到后来终于见到了，他对袁钦佩已极，便投在袁部下办事，拜袁为老师。袁被捕后，程本直上书皇帝，列举种种事实，为袁崇焕辩白，请求释放，让他带兵卫国。这道白冤疏写得怨气冲天，最后申请为袁崇焕而死③。崇祯大怒，将他下狱，后来终于将他杀了，完成他的志愿。

 大学士韩p是袁崇焕考中进士的主考官，是袁名义上的老师，因此而被迫辞职。御史罗万爵申辩袁崇焕并非叛逆，因而削职下狱。御史毛羽健曾和袁崇焕详细讨论过五年平辽的可能性，因此而罢官充军。 
 
 

 
 当时朝臣之中，大约七成同情袁崇焕，其余三成则附和皇帝的意思，其中主张杀袁崇焕最力的是首辅温体仁和兵部尚书梁廷栋。

 温体仁是浙江乌程（吴兴）人，在《明史》中列于《奸臣传》。他和毛文龙是大同乡，一心要为毛报仇。梁廷栋和袁崇焕是同年，同是万历四十七年的进士，又曾在辽东共事。当时袁崇焕是他上司，得罪过他。他心中记恨，既想报仇，又要讨好皇帝。

 崇祯身边掌权的太监，大都在北京城郊有庄园店铺私产，清兵攻到，焚烧劫掠，众太监损失很大，大家都说袁崇焕引敌兵进来。毛文龙在皮岛当东江镇总兵之时，每年饷金数十万，其中一大部分根本不运出北京，便在京城中分给了皇帝身边的用事太监。毛文龙一死，众太监这些大收入都断绝了。此外还有几名御史高捷、袁弘勋、史范土等人，也主张杀袁崇焕，他们却另有私心。当袁崇焕下狱之时，首辅是钱龙锡，他虽曾批评袁崇焕相貌不佳，但一向对袁很支持。高捷等人在天启朝附和魏忠贤。惩办魏忠贤一伙奸党的案子叫做“逆案”，高捷、史?等案中有名，只不过罪名不重，还是有官做。钱龙锡是办理“逆案”的主要人物之一。高捷一伙想把袁崇焕这案子搞成一个“新逆案”，把钱龙锡攀进在内。因为袁崇焕曾与钱龙锡商量过杀毛文龙的事，钱并不反对，只劝他慎重处理。“新逆案”一成，把许多大官诬攀在内，老逆案的臭气就可冲淡了。结果新逆案没有搞成，但钱龙锡也丢官下狱，定了死罪，后来减为充军。

 满桂部队最初败退到北京时，军纪不佳，在城外扰民，北京百姓不分青红皂白，把罪名都加在袁崇焕头上。

 个人的私怨、妒忌、党派冲突、谣言，交织成了一张诬陷的罗网，而最令人感到痛心的，是袁崇焕亲信谢尚政的叛卖。谢尚政是东莞人，武举，袁崇焕第一次到山海关、第一次上奏章就保荐他，说是自己平生所结的“死士”，可见是袁崇焕年轻时就结交的好朋友。他在袁的提拔下升到参将。袁杀毛文龙，就是这个谢参将带兵把毛部士卒隔在围外。兵部尚书梁廷栋总觉得要杀袁没有甚么充分理由，便授意谢尚政诬告，答允他构成袁的罪名之后可以升他为福建总兵。谢尚政利欲熏心，居然就出头诬告这个平生待他恩义最深的主帅。以袁崇焕知人之明，毕竟还是看错了谢尚政。要了解一个人，那是多么的困难！袁崇焕对崇祯的胡涂与奸臣的诬陷，或许并不痛恨，因为崇祯与众奸臣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但对于谢尚政的忘恩负义，一定是耿耿于怀吧？或许，他也曾想到了，就算是岳飞，也被部下大将王贵所诬告，因而构成了风波亭之狱。只是王贵诬告，是由于秦桧、张俊的威迫，谢尚政却是受了利诱，比较起来，谢尚政又卑鄙些。可是谢尚政枉作小人，他的总兵梦并没有做成，不久梁廷栋以贪污罪垮台，查到谢尚政是贿赂者之一，谢也因此革职。

 袁崇焕的罪名终于确定了，是胡里胡涂的所谓“谋叛”。崇祯始终没有叫杨太监出来作证。擅杀毛文龙和擅主和议两件事理由太不充分，崇祯无论如何难以自圆其说，终于也不提了。本来定的处刑是“夷三族”，要将袁崇焕全家、母亲的全家、妻子的全家都满门抄斩。余大成去威吓主理这个案子的兵部尚书梁廷栋：“袁崇焕并非真的有罪，只不过清兵围城，皇上震怒。我在兵部做郎中，已换了六位尚书，亲眼见到没一个尚书有好下场。你做兵部尚书，怎能保得定今后清兵不再来犯？今日诛灭袁崇焕三族，造成了先例，清兵若是再来，梁尚书，你顾一下自己的三族罢。”

 梁廷栋给这番话吓怕了，于是和温体仁商议设法减轻处刑，改为袁崇焕凌迟，七十几岁的母亲、弟弟、妻子，几岁的小女儿充军三千里。母家、妻家的人就不牵累了④。

 “凌迟”规定要割一千刀，要到第一千刀上才能将人杀死，否则刽子手有罪，那就是所谓“千刀万剐”。所以骂人“杀千刀”是最恶毒的咒骂。

 袁崇焕被绑上刑场，刽子手还没有动手，北京的众百姓就扑上去抢着咬他的肉，直咬到了内脏。刽子手依照规定，一刀刀的将他身上肌肉割下来。众百姓围在旁边，纷纷叫骂，出钱买他的肉，一钱银子只能买到一片，买到后咬一口，骂一声：“汉奸！”⑤ 
 
 
  
  
 
 因为北京城的百姓认定，去年清兵围城是他故意引来的。很难说这样的谣言从何而来，是痛恨袁崇焕的大臣与太监们散播出去的？还是一般群众天生的喜欢听信谣言？又或许，受到了重大惊恐和损失的北京百姓需要一个发泄的对象？

 从长远来说，人民的眼睛确是雪亮的，然而当他们受到欺蒙之时，盲目而冲动的群众，可以和暴君一样的胡涂，一样的残酷。但隔得远了一些，自己的生命财产并不受到直接的影响时，人们就可以冷静地思考了，所以除了北京城里一批受了欺骗的百姓，天下都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连朝鲜的君臣百姓也知道他的冤枉，为他的被害感到不平⑥。

 袁崇焕死后，骸骨弃在地下，无人敢去收葬。他有一个姓余的仆人，顺德马江人，半夜里去偷了骸骨，收葬在广渠门内的广东义园。隔一道城墙，广渠门外的一片广场之上、城壕之中，便是八个半月之前袁崇焕率领将士大呼酣战的地方。他拚了性命击退来犯的十倍敌军，保卫了皇帝和北京城中百姓的性命。皇帝和北京城的百姓则将他割成了碎块。

 那姓余的义仆终身守墓不去，死后就葬在袁墓之旁。非常奇怪的是，余君的子孙世世代代都在袁崇焕墓旁看守。直到民国五年，看守袁墓的仍是余君的子孙，他们说是为了遵守祖宗的遗训⑦。

 程本直、余仆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高贵的一面。谢尚政的行为表现了人性中卑劣的一面。袁崇焕的死法，却又显示了群众在受到宣传的愚弄、失却了理性之后，会变得如何狂暴可怖。袁崇焕是一团火一样的人，在他周围，燃烧的是高贵的火焰、邪恶的火焰、狂暴的火焰。这些火焰就像他本人灵魂中的火焰那样，都是猛烈地闪亮的。

 袁崇焕死后，旧部祖大寿、何可纲率军驻守锦州、宁远、大凌河要塞，清军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崇祯四年八月，皇太极以倾国之师，在大凌河将祖大寿紧紧包围，十月间祖大寿不支投降。副将何可纲不降，被杀。祖大寿骗皇太极说可为满清去取锦州，但一到锦州，立即就守城，此后皇太极派大将几次进攻都打不下来。皇太极两次御驾亲征，攻锦州、攻宁远，都无功而退。直到崇祯十四年三月，清兵大军再围锦州，整整围攻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先击溃了洪承畴十四万大军，祖大寿粮尽援绝，又再投降。祖大寿到顺治十三年才死，始终不曾为满清打过一仗，大概是学了《三国演义》中“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宗旨，满清也没有封他甚么官。比之满桂、赵率教、何可纲、孙祖寿等人，祖大寿有所不如，但比之其余的降清大将却又远胜了。

 吴三桂是祖大寿的外甥。吴的父亲吴襄曾做宁远总兵，和祖大寿是关辽军中同袍，都是袁崇焕的部属。当明清之际，汉人的统兵大将十之七八是关辽一系的部队。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左良玉、曹文诏、曹变蛟、黄得功、刘泽清等都是。这些人有的投降满清，有的为明朝战死，都是极有将才之人，麾下都是悍卒健士。袁崇焕若是不死而统率这一批精兵猛将，军事局面当然完全不同了。吴三桂如是袁崇焕的部将，最多不过是“抱头痛哭为红颜”而已，根本没有机会让他“冲冠一怒”，为了陈圆圆而引清兵入关。

 袁崇焕无罪被杀，对于明朝整个军队士气打击非常沉重。从那时开始，明朝才有整个部队向满清投降的事。更有人带了西洋大炮过去，满清开始自行铸炮。辽东将士都说：“袁督师这样忠勇，还不能免，我们在这里又干甚么？”⑧降清的将士写信给明将，总是指责明朝昏君奸臣陷害忠良⑨。

 袁崇焕不是高瞻百世的哲人，不是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甚至以严格的军事观点来看，他也不是韩信、岳飞、徐达那样善于用兵的大军事家。他行事操切，性格中有重大缺点，然而他凭着永不衰竭的热诚，一往无前的豪情，激励了所有的将士，将他的英雄气概带到了每一个部属身上。他是一团熊熊烈火，把部属身上的血都烧热了，将一群萎靡不振的残兵败将，烧炼成了一支死战不屈的精锐之师。他的知己程本直称他是“痴心人”，是“泼胆汉”，全国惟一肯担当责任的好汉BC。袁崇焕却自称是大明国里的一个亡命徒BD。亡命徒是没有家庭幸福的，日日夜夜不得平安。官居一品，过的却是亡命徒生涯，只因这十年之中，他生命之火在不断的猛烈燃烧。司马迁在《留侯世家》中说，本来以为张良的相貌一定魁梧奇伟，但见到他的图形，容貌却如美女一般。我们看到袁崇焕的遗像时，恐怕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图像中的袁崇焕虽不怎样俊美，但洵洵儒雅，很难想像这样的一个人竟会如此刚强侠烈。 
 
 
 
 ①钱家修《白冤疏》：“嗟嗟！锦衣何地？奸细何人？竟袖手而七人竟走耶？抑七人俱有翼而能上飞耶？总欲杀一崇焕，故不惜互为陷阱。”其中又说：“方天启年间，诸阳失卫，山海孤寒。当此时谁能生死忘心，身家不顾？独崇焕以八闽小吏，报效而东，履历风霜，备尝险阻，上无父母，下乏妻孥，夜静胡笳，征人泪落。焕独何心，亦堪此哉？毋亦君父之难，有不得不然者耳。”崇祯批答：“批览卿奏，具见忠爱。袁崇焕鞫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擢用。”

 ②袁崇焕下狱后，毛文龙的朋友乘机要求为毛翻案，请求赐讠盒抚恤。崇祯不准，说毛之死是“罪有应得”，不准以袁崇焕为借口而翻案。见程本直：《漩声》。

 ③程本直《白冤疏》中说：“总之，崇焕恃恩太过，任事太烦，而抱心太热，平日任劳任怨，既所不辞，今日来谤来疑，宜其自取。独念崇焕就执，将士惊惶，彻夜号啼，莫知所处，而城头炮石，乱打多兵，骂詈之言，骇人听闻，遂以万余精锐，一溃而散。”最后说：“臣于崇焕，门生也。生平意气豪杰相许。崇焕冤死，义不独生。伏乞皇上骈收臣于狱，俾与崇焕骈斩于市。崇焕为封疆社稷臣，不失忠。臣为义气纲常士，不失义。臣与崇焕虽蒙冤地下，含笑有余荣矣。”

 ④朝廷抄袁崇焕的家，家里穷得很，没有丝毫多余的财产。他在辽西的家属充军到浙江，后来改充军到贵州，在广东东莞的充军到福建。《明史》说袁崇焕没有子孙。近人叶恭绰则说：“袁后裔不知以何缘入黑龙江汉军旗籍。”当时满清掳掠大量汉人至辽东为奴，我猜想袁崇焕的子孙多半是给满清掳掠了去，到黑龙江苦寒之地作农奴，因而编入汉军旗籍。袁崇焕的冤狱，到清朝乾隆年间方才得以真相大白。《明史》完成于乾隆四年七月，其中《袁崇焕传》中，根据清方的档案纪录，直言皇太极如何用反间计的经过。乾隆皇帝隔了几十年，才读到《明史》中关于袁崇焕的记载，对袁的遭遇很是同情，下旨查察袁崇焕有无子孙，结果查到只有旁系的远房子孙，乾隆便封了他们一些小官，那已是乾隆四十八年的事了。

 ⑤见《明季北略》。

 ⑥清人所修的《明史·袁崇焕传》说：“遂磔崇焕于市……天下冤之。”朝鲜《仁祖实录》八年二月丁丑载：朝鲜的使者朴兰英到沈阳，满清的王公当着他面互相“耳语”，说袁经略果然和我们同心，只可惜事情败露而被逮捕。这样的国家机密，怎会当着外国使臣的面而互相耳语，故意让他听到？朴兰英明白他们的用意，只不过想借他而传言到明朝去，以便尽快杀了袁崇焕，所以他在给朝鲜国王的奏章中说：“此必行间之言也。”直到一百年之后，朝鲜的君臣们在讨论明朝覆亡的原因时，还说主要原因是杀袁崇焕（见朝鲜《英宗实录》六年十一月辛未，即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年）。

 ⑦民国五年，东莞人张伯桢的儿子死了，他佩服袁崇焕，将儿子葬在袁墓的旁边。当时看守袁墓的仍是佘氏子孙，叫做余淇。张伯桢为袁崇焕的义仆也立了碑。

 ⑧杨士聪《五堂荟记》卷二：“袁既被执，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封疆之事，自此不可问矣。”《明史·袁崇焕传》：“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⑨《明清史料》丙编，辽将自称“在此立功何用”，故“北去胡”而投降满清，其中有人致书旅顺明将：“南朝主昏臣奸，陷害忠良。”

 BC程本直《漩声》：“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

 BD程本直《漩声》中引袁崇焕的话说：“子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予何人哉？直谓之曰：‘大明国里一亡命之徒也’可也。”  
 
  

 崇祯所以杀袁崇焕，并不只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那么简单。如果是出于一时误信，可说他只是愚蠢。《三国演义》写曹操误中周瑜反间计，听信蒋干的密报，立刻就杀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等到两人的首级献到帐下，曹操登时就省悟了，自言自语：“我中计了！”那只是片刻之间的事。然而崇祯于十二月初一将袁崇焕下狱，到明年八月十六才处死，中间有八个半月时间深思熟虑。他曾几次想放了袁崇焕，要他再去守辽，因此有“守辽非蛮子不可”的话，从宫中传到外朝来①。既然有这样的话，当然已充分明白皇太极的反间计。他称袁崇焕为“蛮子”，那是既讨厌他的倔强，却又不禁佩服他的干劲和才能。

 然而为甚么终于杀了他？显然，崇祯不肯认错，不肯承认当时误中反间计的愚蠢。杀袁崇焕，并不是心中真的怀疑他叛逆，只不过要隐瞒自己的愚蠢。以永远的卑鄙来掩饰一时的愚蠢！

 为甚么隔了这么久才杀他？因为清兵一直占领着冀东永平等要地，威胁北京，直到六月间才全部退出长城，在此以前，崇祯不敢得罪关辽部队。要等到京师的安全绝对没有了问题才动手。在此以前，他不是不忍杀，而是不敢杀。

 崇祯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或副宰相），十四个兵部尚书（那是指正式的兵部尚书，像袁崇焕这样加兵部尚书衔的不算）。他杀死或逼得自杀的督师或总督，除袁崇焕外还有十人，杀死巡抚十一人、逼死一人。十四个兵部尚书中，王洽下狱死，张凤翼、梁廷栋服毒死，杨嗣昌自缢死，陈新甲斩首，傅宗龙、张国维革职下狱，王在晋、熊明遇革职查办。可见处死大臣，在他原不当是一件大事。这些兵部尚书中，有些昏愦胡涂，有些却也忠耿干练，例如傅宗龙，只因为向崇祯奏禀天下民穷财尽的惨状，崇祯就大为生气，责备他道：“你是兵部尚书，只须管军事好了，这些陈腔滥调，说它干甚么？”后来便将他关入狱中，关了两年。崇祯传下来的笔迹，我只见到一个用在敕书上的花押，以及“九思”两个大字。“九思”出于《论语》。孔子说：君子有九种考虑：看的时候，考虑看明白了没有；听的时候，考虑听清楚了没有；考虑自己的表情温和么？态度庄重么？说话诚恳老实么？工作严肃认真么？遇到疑难，考虑怎样去向人家请教；要发怒了，考虑有没有后患；在可以得到利益的时候，考虑是不是该得。这就是所谓“九思”②。此人大书“九思”，但自己显然一思也不思。倒是在死后，得了个“思宗”的谥法，总算有了一思。

 我九岁那一年的旧历五月二十，在故乡海宁看龙王戏。看到一个戏子悲怆凄凉的演出，他披头散发的上吊而死，临死时把靴子甩脱了，直甩到了戏台竹棚的顶上。我从木牌子上写的戏名中，知道这出戏叫作《明末遗恨》。哥哥对我说，他是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当时我只觉得这皇帝有些可怜。一九五○年秋天，我在北京住了一段时候，曾去了崇祯吊死的煤山，望到皇宫金黄色的琉璃瓦，在北京秋日的艳阳下映出璀璨光彩，想到崇祯在吊死之前的一刹那曾站在这个地方，一定也向皇宫的屋顶凝视过了，尽管这人卑鄙狠毒，却也不免对他有一些悲悯之情。

 他孤独得很，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因为他任何人都不相信。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北京在李自成猛攻下眼见守不住了，他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君臣相对而泣，束手无策。他用手指在案上写了“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给身边的近侍太监看了，当即抹去。他在自杀之前，用血写了一道诏书，留在宫中，对李自成说，这一切都是群臣误我的，你可以碎裂我的尸体，可以将我的文武百官尽数杀死③。可见他始终以为一切过失都是在文武百官，痛恨所有为他办事的人。他哥哥天启从做木工中得到极大乐趣，依恋乳娘，相信魏忠贤一切都是对的，精神上倒很平安。崇祯却只是烦躁、忧虑、疑惑、跋徨，做十七年皇帝，过了十七年痛苦的日子。拚命想办好国家大事，却完全不知道怎么办才是。

 皇帝是不能辞职的！ 
 
 
  

 
 他没有一个真正亲信的人，他连魏忠贤都没有。他没有精神上的信仰，一度听了徐光启的劝告而信奉天主教，但他的爱子悼灵王生病，天主没有救活孩子的性命，他便对天主失却了信心。他没有真正的爱好。他不好色，连陈圆圆这样的美女送进宫去，他都不感兴趣而遣出宫来。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君主被敌人俘虏或杀死的很多，在政变中被杀的更多，但临危自杀的却只有崇祯一人。由于他的自杀，后人对他的评价便比他实际应得的好得多。只因他不好酒色，勤于政事，后人就以为他本身是个好皇帝。甚至李自成的檄文中也说他并不真的十分胡涂，只不过受到欺蒙，一切坏事都是群臣干的④。只因他遗诏中要求李自成不要杀死一个百姓，后人便以为他真的爱百姓（难道他十七年中所杀的百姓还少了？），只因他说过“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后人便以为明朝所以亡，责任是在群臣身上。其实他说这样的话，就表明他是合理的亡国之君。他拥有绝对的权力，却将中兴之臣、治国平天下之臣杀的杀、罢的罢，将一批亡国之臣走马灯般换来换去，那便构成了亡国之君的条件。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专制、最腐败、统治者最残暴的朝代，到明末更成为中国数千年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明朝当然应该亡，对于中国人民，清朝比明朝好得多。

 然而袁崇焕抗拒满清入侵，却不能说是错了。当时满清对明朝而言是异族，是外国，清兵将汉人数十万、数十万的俘虏去，都是作为奴隶或农奴。清兵占领了中国的土地城市，总是烧杀劫掠、极残酷的虐待汉人。不能由于后代满清统治胜过了明朝，现在满族又成为中华民族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就抹煞了袁崇焕当时抗御外族入侵的重大意义。正如将来世界大同之后，也不能否定目前各国保持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的主张。清朝比明朝好，只不过中国人运气好，碰到了几个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然而袁崇焕当时是不会知道的。只要专制独裁的制度存在一天，大家就只好碰运气。袁崇焕和亿万中国人民运气不好，遇上了崇祯。崇祯运气不好，做上了皇帝。他仓皇出宫那一晚，提起剑来向女儿长平公主斩落时，凄然说道：“你为甚么生在我家？”正是说出了自己的心意。他的性格、才能、年龄，都不配做掌握全国军政大权的皇帝。归根结底，是专制制度害了他，也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民。

 在合理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下，万历可以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最后被送入戒毒所。天启是一个精巧的木匠。崇祯做甚么好呢？他残忍嗜杀，暴躁多疑，性格中有强烈的犯罪倾向，在现代社会中极可能成为一个犯罪的不良青年，但如加以适当的教育与训练，可以在屠宰场中做屠夫（我当然并不是说屠夫有犯罪倾向），那也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他不能做猎人，因为完全缺乏耐心。

 后世的评论者大都认为，袁崇焕如果不死，满清不能征服中国⑤。我以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只要崇祯是皇帝，袁崇焕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改变不了基本局面，除非他杀了崇祯而自己来做皇帝，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性格。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制度之下，权力在皇帝手里。

 袁崇焕死后二百三十六年，那时清朝也已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在离开袁崇焕家乡不远的地方，诞生了孙中山先生。他向中国人指明：必须由见识高明、才能卓越、品格高尚的人来管理国家大事。一旦有才干的人因身居高位而受了权力的腐化，变成专横独断、欺压人民时，人民立刻就须撤换他。袁崇焕和崇祯的悲剧，明末中国亿万人民的悲剧，不会发生于一个具有真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把决定千千万万人民生死祸福的大权交在一个人手里，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一切灾难的基本根源。过去我们不知道如何避免这种灾难，只盼望上天生下一位圣主贤君，这愿望经常落空。那是历史条件的限制，是中国人的不幸。孙中山先生不但说明了这个道理，更毕生为了铲除这个灾祸根源而努力。

 在袁崇焕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抗敌入侵，保卫人民；在孙中山先生的时代，高贵勇敢的人去反抗专制，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在每一个时代中，我们总见到一些高贵的勇敢的人，为了人群而献出自己的一生，他们的功业有大有小，孙中山先生的功业极大，袁崇焕当然小得多，然而他们都是奋不顾身，尽力而为。时代不断在变迁，道德观念、历史观点、功过的评价也不断改变，然而从高贵的人性中闪耀出来的瑰丽光彩，那些大大小小的火花，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之中，也照亮了人类历史的道路。 
 
 
  

 
 历史上有许多人为人群立了大功业，令我们感谢；有许多人建立了大帝国和长久的皇朝，令我们惊叹。然而袁崇焕“亡命徒”式的努力和苦心，他极度悲惨的遭遇，这个生死以之的“痴心人”，这个无法无天的“泼胆汉”，却更加强烈的激荡了我们的心。

 崇祯和袁崇焕两人的性格，使得这悲剧不可能有别的结局。两人第一次平台相见，袁崇焕提出“五年平辽”的诺言，杀机就已经伏下了。以后他请内帑、主和议、杀毛文龙，悲剧一步步的展开，杀机一层层的加深，到清军兵临北京城下而到达高潮。在这悲剧的高潮中，崇祯不许袁部入城是第一个波浪；袁部苦战得胜，崇祯催逼他去追击十倍兵力的清军，是第二个波浪；北京城里毁谤袁崇焕的谣诼纷传是第三个波浪；终于，皇太极使反间计而崇祯中计。至于后来的凌迟，已是戏剧结构上的荡漾余波⑥了。

 即使没有皇太极的反间计，崇祯终于还是会因别的事件、用别的借口来杀了他的。

 我们想象崇祯二年腊月中国北方的情形：在永平、滦州、迁安、遵化一带的城内和郊外，清兵的长刀正在砍向每一个汉人身上，满城都是鲜血，满地都是尸首⑦……

 在通向长城关口的大道上，数十万汉人男女哭哭啼啼的行走，骑在马上的清兵挥舞鞭子在驱赶。清兵不断的欢呼大叫，这些汉人是他们俘虏来的奴隶，男的押去辽东为他们做苦工，女的分给兵将淫乐⑧……

 在陕西，灾荒正在大流行。树皮草根都吃完了，饥饿的父母养不活儿女，只好将他们抛在城角的空场上，这些孩子有的在哭号，呼叫：“爸爸，妈妈！”有的拾起了粪便在吃。到第二天，这些孩子都死了。但又有父母抱了孩子来抛弃。做母亲的看着满地死儿，舍得把手里的孩子抛下来吗？但如带回家去，难道眼看他活活的饿死⑨……流离在道路上的饥民不知道怪谁才好，只有怪天。他们向来对老天爷又敬又怕，这时反正要死了，就算在地狱中上刀山、下油锅也不管了，他们破口大骂老天爷，有气无力的咒骂，终于倒在地下，再也起不来BC……在北京城的深宫里，十八岁的少年皇帝在拍着桌子发脾气。他又是焦急，又是害怕，不断的问太监：“袁蛮子写了信没有？怎么还不写好？这家伙跟我过不去，非将他千刀万剐不可。你们再去催，叫他快写信给祖大寿！”他憔悴苍白的脸上泛起了潮红，眼中布满了红丝，不断的说：“杀了他！杀了他！”……

 在阴森寒冷的御牢里，袁崇焕提笔在写信给祖大寿，砚台里会结冰吧？他的手会冻得僵硬吗？会因愤怒而颤抖吗？他的信里写的是些甚么句子？泪水一定滴上了信笺罢？

 皇帝的信使快马驰出山海关外，将这封信交在祖大寿的手里。祖大寿读信之后，伏地大哭。讯息传了开去：“督师有信来！”

 辽河大平原上白茫茫的一片冰雪。数万名间关百战、满身累累枪伤箭疤的关东大汉，伏在地下向着北京号啕痛哭，因为他们的督师快要被皇帝杀死了。战马悲嘶，朔风呼啸，绵延数里的雪地里尽是伏着愤怒伤心的豪士，白雪不断的落在他们的铁盔上、铁甲上……

 ①见余大成《剖肝录》。

 ②《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

 崇祯死后，因为没有确定的接班人，也就没有确定的谥法，有毅宗、庄烈帝、怀帝、愍帝、思宗等谥。思宗的“思”字，不是美谥，《逸周书》的谥法解中说：“道德纯一曰思，大省（即“眚”，灾害的意思）兆民曰思，追悔前过曰思，外内思索曰思。”

 汉朝的王逸作过一篇楚辞，叫作《九思》，是哀悼屈原的，共有九章：逢尤、怨上、疾世、悯上、遭厄、悼乱、伤时、哀岁、守志。所说的悼乱伤时，疾世哀岁，逢尤遭厄，和袁崇焕的心境和遭遇倒也差不多。但崇祯写这《九思》二字时，所想到的当然不会是王逸的《九思》。

 ③崇祯遗诏：“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任尔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这道遗诏，和相传留在他身上的遗书文字稍有不同。 
 
 
  
 
 ④“君非甚閛e，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⑤梁启超在《袁崇焕传》的题目上，加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形容词，传中说：广东崎岖岭表，数千年来与中原的关系很浅薄，历史上影响到全中国的人物极少，只有唐朝六祖慧能光大了禅宗，明朝陈白沙在哲学上倡明唯心论，成为王阳明的先驱，而“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只有袁崇焕一人。（其实，他即使不提到孙中山先生，也应当提洪秀全。）又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若吾粤袁督师之丧于谗间也，天下震动，鬼神号泣，明社遂屋，余祸烈烈，波荡至今。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邮、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他认为白起、韩信、斛律光、岳飞四人被谗而死，虽令人感叹，但于国家存亡无关，不及袁崇焕事件影响深远。

 李济深《重修明督师袁崇焕词墓碑》：“论明清间事者，佥以为督师不死，满清不能入主中原。”叶恭绰谒袁崇焕墓诗：“史笔只今重论定，好申正气息群纷。”注云：“近日史学家钩稽事实，证明袁如不死，满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关之重，有同岳飞于宋。文天祥辈尚非其比也。”

 ⑥戏剧结构上高潮过后的余波（ａｎｔｉ－ｃｌｉｍａｘ），通常译作“反高潮”，似不甚贴切。

 ⑦《清史列传》卷三：“岳托（满清大将，代善之子，皇太极的侄儿）曰：辽东以久不降，故诛之。杀永平人，乃贝勒阿敏所为……六年正月，（岳托）奏言：前克辽东、广宁，汉人拒命者诛之，复屠永平、滦州汉人。”

 ⑧满清每次出兵，都俘虏大量汉人去做生产工具。这次进攻北京之役俘虏的实数无记录，但知阿巴泰攻掠山东之役（《碧血剑》中提到的那一次）“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相信崇祯二年一役中俘虏汉人也必达数十万，《太宗实录》卷六：“上因问达海（奉命监守明宫太监而使反间计的五将之一）等：‘是役俘获视前二次如何？’对曰：‘此行俘获人口，较前甚多！’上曰：‘金银币帛，虽多得不足喜，惟多得人口为可喜耳！’”

 ⑨《陕西通志》，崇祯二年马懋才《备陈灾变疏》：“殆年终而树皮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者。”

 BC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崇祯间有民谣曰：‘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老天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罢！’此种时日曷丧之心理，非人民痛苦至极者，宁忍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