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苏区“肃ＡＢ团”

苏区杀人有个演变过程，这在我看来大概可分三阶段，其实跟苏联发生过的演变过程也差不多。

第一个阶段是共匪暴动初期，大约发生于１９２７年晚期至１９２８年中期之间。此期中共忠实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令红军在暴动后对当地居民不分贫富，一概乱烧乱杀，企图使全民化为无产，绝了他们的想头，以此逼迫他们上梁山。

在此期间，毛与莫斯科以及傀儡中央保持了严格的政治上的一致，忠实执行了国际方针。诚如张书介绍的那样，毛自上了井冈山后，召开杀人的万人大会便成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常规。张并引用了广为流传的毛所著千古一联（建议邋遢老道将其收入佳联集萃）：

“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
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

有幸被押到万人大会受死的国府被俘人员或“土豪劣绅”，不是被群众以梭镖戳死，便是被乱刀分尸，这英雄剽悍的古风成了官方政策， 一直延续到30年代初的“反爱Ｂ团斗争”中去，例如赣西南特委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发布的《紧急通告第２０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ＡＢ团》文件中不但规定：

“ＡＢ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ＡＢ团组织， 以期根本消灭”， 而且命令：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ＡＢ团杀无赦。……工农份子加入ＡＢ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转引自 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二十一世纪》）

毛的业绩并不是很突出，比起彭湃 、朱德等人来颇为逊色。对此史实，张戎采取了相当客观的态度，指出：

“这个时期共产党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小莫斯科’，那里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烧’。

这些苏联人指导的夺权掌权均以失败告终。毛泽东的井冈山几乎是硕果仅存。毛不是狂热分子，当部队要烧天主教堂和豪华大宅时，他制止他们，说与其烧掉不如留起来自己享受。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连自己也站不住脚。”

最后这段话特别能反映毛的“求实精神”，尤其是“杀人当然要杀，但别杀得连自己也站不住脚”，简直就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杀人当然要杀，不杀不足以发动群众，不杀不足以控制民众，不杀不足以使得民众人人自危，让他们发现自己的小命捏在“大救星”手中，因此产生对掌握了自己命运的大救星的由衷敬畏甚至爱戴（这在心理学上叫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不杀不足以夺取政权，遑论维持和巩固政权，但不能杀得连自己都站不住脚，成了自伤行为。从这句伟大语录中，不难窥见后来延安整风那伟大发明的萌芽。

第二个阶段则是针对“阶级敌人”的肃反，算成第二阶段其实很不准确，因为它贯串了整个中国革命，延伸到中共建国以后，直至今天。此乃国际共运最醒目的一个特点，是俄国十月革命创造的光辉模式，是列宁同志的伟大发明。可笑的是，毛泽东将“民主革命三大法宝”总结为“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却竟然忘记了或不敢提这最重要的一大法宝，而党史学者们到现在似乎也没有发现这一不能原谅的重大遗漏。

上引彭湃同志语录，充分表明该同志确实是列宁的好学生。伟大革命导师列宁在建立了红色政权之后，最重要的施政措施之一，就是下令建立超越一切法律和党政机构，只对政治局负责的“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接着又下令在俄国边远地区建立大规模的“惩罚营”（后来改称“劳改营”），远远早于纳粹集中营之问世。列宁并多次在其公开演讲和著述中明确无误地通知大众“无产阶级专政”是怎么回事。在１９２０年１１月间发表的《论专政问题的历史》一文中，他明确宣告：

“给我一劳永逸地记住这点：专政意味着基于力量而不是法律的毫无限制的权力……以无产阶级专政名义行使的暴力，本身就是革命正义。”

列宁本人在日理万机之际，还对契卡的日常工作投注了极大的兴趣和关切。在他的亲切关怀过问下，契卡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他逝世之前短短五年中，契卡连放高产杀人卫星，处决了至少２０万人，而原始反动落后的沙皇政权在１９１７年垮台前的５０年内，也才处决了一共１万４千人。（据 Hitler and Stalin - Parallel Lives.  Allan Bullock, Fontana Press, 1998）

斯大林全面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留下的政治遗产，巩固和发展了秘密警察恐怖统治这无耻阶级专政的强大支柱，并将这套“列斯革命工艺学”扩散到全世界去，使得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成了警察国家集群。

中共革命既然是十月革命的强制性注入，当然只能是苏式革命的拷贝。中共革命早期搞的当然只可能是这一套，但功臣并非毛泽东而是周恩来、董必武、邓发、康生等人。毛的独特贡献（或许也是他对列宁创立的“革命工艺学”的唯一贡献），乃是发明出了延安整风，把由欧式专业队伍从事的技术活，改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但在毛死后这套又废除了，如今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又回归到前苏联的专业化上去。这在我看来算是一个伟大进步吧。这问题我准备在《毛泽东是怎样炼成的》中详加讨论，在此按下不表。

第三阶段则是针对自己人的狗咬狗，亦即动用秘密警察肉体消灭革命同志，使得这无耻阶级专政支柱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的支柱，这就是为大众熟知的斯大林主义。它和列宁主义的区别，在于列宁同志善

正如张戎在书中正确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完成这个从列宁主义到斯大林主义的战略转变，其实比斯大林本人还早，他不愧为国际共运中打响“党内阶级斗争”第一枪的伟大发明家。

如所周知，斯大林３０年代的大清洗，以基洛夫于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被刺为借口。但哪怕是在基洛夫案件发生后，斯大林也并没有立即举起屠刀。最初清党还是相当温和的，无非也就是开除出党，直到１９３７年才掀起杀人狂潮，历时约一年。所有的老布尔什特除了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寥寥数人之外，悉数倒在血泊之中，就连斯大林本人多年的老战友奥尔忠尼启则也死得不明不白。那剃刀之锋利，便全世界的“阶级敌人”加起来也比不上万分之一。

一般人不知道的是，毛泽东其实捷足先登，早在此前就发明出“党内阶级斗争理论”来了。根据高华先生的研究，１９３０年２月间，毛泽东在赣西南主持召开所谓“二七会议”，将毛不服从毛的领导的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份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离出主力部队，转任地方工作。２月１６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高华：《毛泽东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二十一世纪》）

如高先生指出，“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在当时完全是个新提法。他没有指出的是，即使从国际共运的范围内看，这也是个崭新的理论突破。

在二七会议精神指引下，苏区迅速出现肃反高潮。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ＡＢ团宣传大纲》，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斗争矛头迅速指向党内，进而从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到上层领导。如高华先生的大作披露的，１０月１４日，毛在给中央报告中指出：近来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ＡＢ团份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ＡＢ团富农所充塞领导机关。”（引文来源同上）

凡是文革过来人都能看出，此话在３０多年后再一次回荡在神州大地上空。６０年代毛对全党发出警告“我看全国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党组织不在我们手中”，其实就是从这儿来的。

“毛委员，指航程，光辉照耀天哪，天地明哪！”毛首先在其亲率的子弟兵一方面军下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从４万多将士中清理出４，４００多名“爱Ｂ团”，其中有数十名“爱Ｂ团总团长”，悉数被处决。紧接着，毛又派出亲信李韶九作为钦差大臣，将江西行委以及红二十军八个主要领导人悉数逮捕，并以毒刑逼供，短短五天内就处决了４０多人，终于逼反红二十军，酿成著名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件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２日爆发，逃出虎口的红二十军团长刘敌发动兵变，逮捕了该军军长，率军攻占富田县城，释放了所有冤枉被捕人员，并逮捕了李韶九以下当地政府人员（后经陈毅调解后全部释放），并把队伍拉过赣江，宣布脱离一方面军，并派人向上海中央告状，要求逮捕毛泽东。

中央对此事件的处理一波三折。项英代理中央局书记时，将该事件定性为“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只开除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等人党籍，余人免予追究。可惜不久后王明掌权，将其与李立三的权力斗争扩大到下层去，为此谴责富田事件是反革命暴动，免了项英的职，以毛泽东代之。毛掌权后便大开杀戒，先以谈判为名诱捕了２０军兵变领导人，将其全体处决，又将２０军调入红一、三军团的埋伏圈，将其包围缴械，该军自军长、政委以下７００多名副排长以上干部悉数被屠。该军被取消番号，残部归入红七军。

此乃我党党史上第一次 “革命兵变”。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为何红２０军哗变之后还要保持对党中央的忠诚，不去弃暗投明投老蒋？兴许官兵们手上染的“土豪劣绅”的鲜血实在太多，自以为无从自赎了吧。

富田事件后，中央苏区反爱Ｂ团斗争如火如荼，先后有７万多革命同志倒在自己人的屠刀之下。

以上事实，确如陈院士所说，如今已经成了专家们和业余爱好者们耳熟能详的常识，张戎的巨著虽作了比较系统详细的介绍，但并没有发掘出多少不为人知的史实来。

尽管如此，该书第二作者哈利戴毕竟有着比较辽阔的世界视角，熟悉苏俄血腥历史，因此在该书中特地强调指出，毛发明的这种血腥的党内自相残杀，甚至早于斯大林的大清洗。用张朴先生的大白话来说，便是“毛泽东做了斯大林的老师”。国内学者高华先生虽然也看到了这点，惜乎毕竟未能明确指出。窃以为，能指出毛泽东在这方面为共产革命工艺学的完善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这一史识是很了不起的。

遗憾的是，作者的洞察力似乎也就只局限在这点上，因而不但忽略了苏区肃反的高层权力斗争背景，而且竟对在其他苏区大致同时发生的大屠杀视而不见或只是一笔带过，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重大失误。

首先，毛当然是党内大规模血腥斗争的始作俑者，率先提出“打倒机会主义领导”的响亮战斗口号，在党内打“ＡＢ团”也是他的走狗刘士奇的发明，但他的政敌李文林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上引高华的同一篇论文说得很清楚，李文林是赣西南党与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与毛及红四军的关系一度十分密切，但后来李反对毛吞并他领导的地方武装，并反对毛推行“没收一切土地”的极左政策，双方关系破裂。在二七会议中，李文林被整，调到地方工作，此后取代刘士奇，打爱Ｂ团比刘还积极。在他领导下仅两个月内，在赣西南三万多党员中就开除了“地主富农”一千多人，消灭了一千多“ＡＢ团”，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１/４被打成“ＡＢ团”，也大多被杀。（请参考上引高华论文）

李非但不是毛的嫡系，完全就是他的眼中钉，但人家照样创下了如此之高的杀人记录。可惜这事实却被张戎忽略了，最后难免给读者造成一种“苏区肃反都是毛犯下的罪行”的错觉。

张书忽略了“党内肃反”的上层权力斗争背景。诚然，毛泽东是将这个新概念引入中共乃至整个国际共运的第一人，但在他发明出这新武器来之后，却被王明迅速接了过去。如上所述，项英本来对哗变的２０军采取明智的息事宁人的态度，但只因为红２０军支持过王明的权力斗争对手李立三，王明便不但将该事变定为“反革命暴动”，派钦差大臣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三人去苏区宣布之，而且罢了项英的官，以毛代之，支持毛以铁腕解决２０军，甚至不惜使出诱捕杀降的卑劣手段来。这当然首先是毛的罪行，但背后指使支持的王明也难逃其罪。可惜作者却没有指出这点。

中央将毛的发明推广到了所有的苏区去，其中以贺龙所部红二方面军所在的湘鄂西苏区蒙受的血雨腥风最为惨烈，可惜发生在其他苏区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却被张戎忽略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失误。

芦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