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肃反

苏区肃反

作者：芦笛

在评介张戎－哈利戴合著《毛》传的文章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陈永发先生指责张戎采用了中共惯用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手法，“妖魔化毛泽东”。

共产主义的可怕，在于其道义优势。它针对社会不公特别是贫富不均的现象，进行旨在撕裂族群的恶毒挑拨，专在热血青年强烈的朴素正义感和愚民的“公平心” 、嫉妒感上下功夫，把这些或善良或不甚健康的原始心态和情绪统统化为仇恨和残忍报复心理，再巧妙地变成政治运作杠杆，煽惑暴民起来造反，由此制造出巨大的全民灾难。

这就是国际共运的最可怕处——它的宣传永远能在一部分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集团中唤起巨大共鸣。凡是保守政权，哪怕是美国那种国家也罢，面对这种道义优势都一筹莫展，只能靠揭露共产政权下的恐怖现实真相使公民惧怕憎恶之。５０年代的美国反共宣传，我看其质量和国府的也差不多，对愤青没有多大说服力。

二蒋的“反共八股”句句是实话，一句顶一万句，包括我党在揭破国府“欺骗宣传”时最热爱使用的“共匪杀人放火，共产共妻”。

阅读张戎巨著、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曾志《一个幸存的革命者》以及国内史学界“四大天王”一系列重要著作之后最深的感喟。

国民党如梳，共产党如篦

“贼过如梳，兵过如篦”，用来形容传统社会的腐败黑暗。“篦”就是篦子，那其实也是梳子，只是梳齿比常见的梳子细密得多，那齿空大概也就只能容纳一两根头发。成语的意思是说，土匪抢劫百姓跟梳子一样，梳过后还能留下点孑遗，而官军抢劫百姓如同篦子篦过一般干干净净。

此话用来描述国共两党倒也非常准确。国民党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鲁迅从大清、北洋过来，到了广州后碰上了“清党”，就此给吓破了苦胆，说是“从来没见过这么杀人的”（关于四一二清党的真相，杨奎松教授已经作了缜密研究）。

张戎巨著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拨乱反正，恢复了历史真实，首次比较全面深入地介绍了我党３０年代治下“苏区”的场景。

张书明确指出：

“中央苏区地处江西、福建。在它存在的四年中，人口在全国下降最多。根据中国人口统计，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五年，江西根据地内为中共完全控制的十五个县(不包括为中共部分控制的边缘县)， 人口减少五十多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闽西根据地的减少幅度也差不多。中央苏区人口共下降七十万。由于住在这些地带的人 很难外逃，这七十万基本上应属于死亡人数。”（原注：毛死后的一九八三年，江西有二十三万八千八百四十四人被官方追认为“烈士”，包括战死的和肃反被杀的。”）

张戎更介绍了我党杀人的演变史以及大规模民众丧生的基本原因

１、共暴动早期，忠实执行莫斯科指示，推行红色恐怖政策，乱烧滥杀：“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

这根本就是无争事实，其实就连官方宣传都间接承认了这点，我记得初中历史课批判的“左倾机会主义”政策中就有一条：“使小资产阶级变为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此外还可以补充点第一手证据，例如当时中央在《致两湖省委信》中曾明确命令：“杀尽改组委员会委员、工贼、侦探、以及反动的工头。……在乡村中大力发展游击战争，杀尽土豪劣绅、大地主，烧地主的房子。”杀人范围之广，令人读来不寒而栗。

２、因为盲目执行莫斯科的愚蠢指示乱烧滥杀，引起大规模农民暴动，暴民屠杀共匪后又被红军残酷镇压，最著名的就是曾志回忆录中披露的郴县、永兴、耒阳等县成千上万的农民暴动。

３、在停止乱烧滥杀政策之后，红匪改为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的“明智杀人”策略，主要屠杀地富、被俘国军高级军官以及一切拒绝与匪政权合作者。红色政权建立后，匪区化为监狱，所有的居民全部丧失人身自由。凡想逃出匪区者格杀勿论，甚至就连“坐班房的人逃走了，看守班房的人要杀头”。如此恐怖统治，造成了自杀成风。

４、“诱敌深入，坚壁清野”，在国军进攻前，强迫所有居民藏了粮食炊具，封了水井，躲入山中，人为制造民生苦难，间接导致死亡。

５、从屠杀“阶级敌人”进化到疯狂屠杀“阶级弟兄”，亦即“肃反”。这是如今我党唯一承认的一桩罪行。在他们看来，“阶级敌人”不是人，杀之无碍，杀“阶级弟兄”才是错误（这观点其实是赫鲁晓夫发明的）。

６、两军交战造成的战争伤亡。

７、红匪逃出匪区前为了“轻装”，处决了所有囚犯、战俘甚至“不可靠分子”。逃出匪区后受害民众起来呼应国军，残酷报复落在他们手里的中共人员。在中共夺权战争中，此类悲剧反复上演，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女英雄刘胡兰”因为杀害村长而被村民处决。

以上诸条，张戎其实都涉及了，张戎仍有独到贡献，例如毛泽东发明的强制性“坚壁清野”

总而言之，似乎可以说，该书首次比较全面系统地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诸方面勾画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个汉奸政权、国中之国的地狱场景，其贡献是不容抹煞的。 遗憾的是，作者出于对毛泽东本人的强烈憎恨，在介绍中共罪行时确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失误。这个缺点其实在《鸿》中就暴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