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正义 ──读《明史 奸臣传》 易中天

荒唐的正义
　　 ──读《明史 奸臣传》 易中天

 

明世宗朱厚熜（1507年9月16日—1567年1月23日），明朝第十一位皇帝，在位45年（1521年5月－1567年1月），年号嘉靖。明宪宗孙，兴献王朱祐杬子。明武宗无子，临终前遗诏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继位，当时朱祐杬已去世，朱厚熜正在服丧中。

世宗即位之初，颇有作为，革除先朝蠹政，诛杀明武宗时期的佞臣钱宁和江彬，裁革锦衣卫三万余人，节用宽民；不过明世宗为了祭祀生父兴献王的问题，与杨廷和等朝臣引发严重冲突，即大礼议事件。
大礼议后，世宗日渐腐化，滥用民力大事兴建，迷信方士、尊崇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又采处女之经血炼丹，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十月“壬寅宫变”中几乎死于宫女之手。首辅严嵩专国二十年，残害忠良，杨继盛、沈链等朝臣惨遭杀害。吏治败坏，爆发多起农民起义，边事废弛，长城北方蒙古鞑靼俺答汗寇边，倭寇侵略中国东南沿海，就是“北虏南倭”的问题，后赖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率军肃清倭寇。葡萄牙人在1557年（一说1553年）入居澳门。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上《治安疏》，世宗大怒，下狱论死，为徐阶所救。同年十二月四日因服丹药中毒死，时年60岁，庙号世宗，死后葬于永陵（今北京明十三陵）。

 

大礼议，明朝嘉靖年间因明世宗生父称号问题引起的政治纷争。“大礼议”发生于明世宗朱厚熜登基不久之时。当时，世宗与杨廷和、毛澄为首的明武宗旧臣们之间关于以谁为世宗皇考（即宗法意义上的父考），以及世宗生父尊号的问题发生了争议和斗争。

明世宗朱厚熜是明孝宗之侄，明武宗堂弟，兴献王朱祐杬的次子（长子为朱厚熙，生五日而夭，嘉靖四年追赠岳王，谥怀献），明宪宗孙。明宪宗生十皇子，长子为明孝宗，次子为兴献王。弘治七年前往其封国安陆州，正德二年秋八月，朱厚熜生于兴邸。正德十四年，兴献王薨。居丧，以世子身份摄理国事，正德十六年三月，尚未除服，明武宗特旨令其袭封。五天后（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其时，朱厚熜尚未正式受封。明武宗无嗣，而明孝宗也无其他皇子在世，皇太后张氏与大学士杨廷和（朱厚熜未至京师前，杨廷和总揽朝政三十七天）决策，根据《皇明祖训》中所说的“兄终弟及”的原则，于三月十五日派定国公徐光祚、寿宁侯张鹤龄、驸马都尉崔元、大学士梁储、礼部尚书毛澄、太监谷大用等前往湖广安陆迎接朱厚熜，到京师即皇帝位。三月二十六日徐光祚等抵达安陆。（谷大用先期至，朱厚熜不许其私谒。）

正德十六年四月初一日，拜别其父陵墓，次日辞别母妃启程。四月二十二日（阴历，公历为1521年5月27日），朱厚熜抵京师，止于郊外。当时朝廷官员就有关于以什么礼仪迎接兴献王世子朱厚熜的争论。礼部尚书毛澄根据杨廷和的授意，定议，以皇太子即位的仪式。朱厚熜对其右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杨廷和仍要求朱厚熜按照礼部的方案，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择日登极。但未行，最后是由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朱厚熜在郊外受笺。当天中午，从大明门入，随即在奉天殿即位。诏书曰：“奉皇兄遗命入奉宗祧”。以明年为嘉靖元年（未采纳群臣拟定的“绍治”年号）。

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下令群臣议定武宗的谥号及生父的主祀及封号。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朝中大臣援引汉朝定陶王（汉哀帝）和宋朝濮王（宋英宗）先例，认为世宗既然是由小宗入继大宗，就应该尊奉正统，要以明孝宗为皇考，兴献王改称“皇叔考兴献大王”，母妃蒋氏为“皇叔母兴国大妃”，祭祀时对其亲生父母自称“侄皇帝”。另以益王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为兴献王之嗣，主奉兴王之祀。正德十六年五月初七，礼部尚书毛澄和文武群臣60余人将此议上奏皇帝，并声称朝臣中“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

对世宗而言，这绝对是不可接受的，双方产生僵持。年方十五岁的朱厚熜试图优抚杨廷和，并向毛澄厚赠黄金，欲使其改变主意，但两人都不为所动，几次下诏尊加其父徽号也被杨廷和等大臣封还。但毛澄亦修改意见，认为将来朱厚熜有子时，可以第二子取代朱厚炫成为兴王，继承其父亲的王统。

正德十六年七月初三，新科进士张璁上疏支持世宗。张璁在奏章中认为，朱厚熜即位是继承皇统，而非继承皇嗣，即所谓“继统不继嗣”，皇统不一定非得父子相继，而且汉定陶王、宋濮王都是预先立为太子，养在宫中，实际上已经是过继给汉成帝和宋仁宗，“其为人后之义甚明”。张璁建议朱厚熜仍以生父为考，在北京别立兴献王庙。朱厚熜见此奏章后大喜，称“我父子得以保全了”。但张璁人单势孤，难以动众，世宗唯有先行妥协。但在奉迎生母蒋妃入京的礼仪上，朱厚熜坚持行以迎皇太后之礼，遭到杨廷和反对后痛哭流涕，表示愿意辞位，奉母返回安陆，杨廷和无奈之下只得让步。当年十月，朱厚熜以皇太后礼迎母亲入宫。

嘉靖元年三月，朱厚熜下令称父亲为“兴献帝”，母亲为“兴国太后”，祖母邵氏（明宪宗贵妃）为寿安皇太后，孝宗太后为昭圣慈寿皇太后，武宗皇后为庄肃皇后。

三年之后，朱厚熜的地位已稳固，试图为父母封号加“皇”字。这时已被贬至南京刑部主事的张璁与同官桂萼等揣测帝意，便纷纷上书重提旧事。两人得以宣诏入京，委为翰林学士，专负责礼仪事项，并迫使杨廷和辞职，而其他反对者都被下狱、贬官夺俸。以张璁和桂萼为中心，在朝廷中形成了支持、奉迎皇帝的“议礼派”，将议礼当作起家的政治资本，因此在酝酿了一段时间后，又重新挑起了议礼之争。

嘉靖三年二月十一日(1524年3月），杨廷和辞去内阁首辅职位，三月初一，朱厚熜敕谕礼部，给兴献王加上“本生皇考恭穆兴献皇帝”的尊号，母亲加上“本生章圣皇太后”的尊号。数日后朱厚熜将桂萼的奏章发给朝臣讨论。奏章中建议朱厚熜称孝宗为皇伯考，父亲为皇考，母为“圣母兴国太后”，去掉“本生”字号。但内阁和礼部拒绝去掉“本生”二字，君臣矛盾再度激化。

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朱厚熜通知礼部，十六日为父母上册文、祭告天地、宗庙、社稷，群臣哗然。七月十五日，二百二十多名朝廷官员聚哭于左顺门（今北京故宫协和门），争大礼之议。世宗在文华殿听闻门外哭声震天，得知其原因是反对议礼后顿时怒气冲天，令锦衣卫逮捕为首者八人，下诏狱。此举令其他人更为激动，冲至左顺门前擂门大哭，朱厚熜震怒，命令将五品以下官员一百三十四人下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八十六人停职待罪。七月十六日，朱厚熜为母亲上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如何处理逮捕的大臣，朱厚熜下令四品以上官员停俸，五品以下官员当廷杖责。因廷杖而死的共十六人。

左顺门廷杖后，反对议礼的官员纷纷缄口，为时三年的“大礼议”以朱厚熜获胜告终，到了九月，世宗更定大礼，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生父为皇考，并编纂《大礼集议》和《明伦大典》。嘉靖十七年，朱厚熜给明太宗上尊号为“成祖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父亲为“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简敬文献皇帝”，并将兴献帝神主升袝太庙，大礼议事件至此最终结束。

经了三年的大礼议，朱厚熜已经羽翼丰满，并且由议礼的过程体会到了如何行使皇权的无上威严，此后变得独断独行、一意独行。如遇上不合自己心意的大臣，都会下狱廷杖。大礼议加强了皇权专制，促成了朱厚熜刚愎自用的政治作风。

大礼议中断了杨廷和在明武宗去世之后推行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此后明朝政治风气愈发颓废。议礼派“以片言至通显”，因迎合皇帝而从下级官员升至首辅、六卿，使朝廷官员看到奉迎君主带来的好处，从此明朝官员中谄媚阿上之风盛行，政治风气日益败坏。

朱元璋登极前后，曾命儒士、儒臣考礼、议礼，纂修了《大明集礼》。
大礼议中，朱厚熜本人也研读了许多有关礼制的书籍，因此明朝的许多祀典在嘉靖朝实行了更改，例如废除天地合祀，在北京四郊分设地坛、日坛、月坛，以及更改孔子祀典和宗庙制度等。

 

 

 

夏言（1482年－1548年），字公瑾，号桂洲，江西贵溪人。父亲夏鼎，临清知州。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嘉靖二年（1523年）出按皇庄，力主归还侵民之产，升任吏科都给事中、礼部右侍郎、礼部尚书。嘉靖七年（1530年），调吏部。嘉靖九年（1532年）调兵科都给事中。嘉靖十五年（1536年）加少保、少傅、太子少师。为人颇自负，骄蹇见忤，遭忌于张孚敬，严嵩入阁后，尽去夏言亲党。二十四年九月，世宗复以夏言入阁，遭严嵩忌恨。二十五年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3万骑兵进犯，陕西总督曾铣上疏请收复河套，夏言大力支持，严嵩馋于世宗，谓其不可，又贿赂边将，让他上书诬告夏言受曾铣的勾结。二十七年（1548年）正月以尚书致仕，十月被斩杀。无人再敢议复河套之事。隆庆初年，平反复官，谥文敏。有《桂洲集》。

 

 

 

严嵩（1480年—1567年），明朝权臣，字惟中，号介溪，江西分宜人，专国政达20年之久，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旋病休归里，读书8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还朝复官。明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喜。几年内先后迁其为吏部右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两年后改任吏部尚书。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史，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衔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1542年），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擅国政近20年。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戕害他人以成已私，并大力排除异已。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招权纳贿，肆行贪污；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以事激怒世宗，为世宗所疏远，抄家去职，两年而殁。著有《钤山堂集》40卷。

中进士
严嵩如当时不少同年儿童一般，都有一些小智慧，其父是位久考未成，而又醉心于权力的人，自然把一切的希望都放在儿子身上，于是便悉心的栽培、教导。
后来，严嵩完成父亲的心愿，在他25岁之年中了进士，先后被选为庶吉士以及被授为编修官职，直在他雄心壮志的时候，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在严嵩的退官10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高攀夏言
及后刘瑾与其党羽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在复官的十多年之中，严嵩先后工作于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深深明白到权力的重要。在同时之间，他学会了口蜜腹剑、欺上媚下的“功夫”，又了解若要得到大权，必定要找个靠山。
明武宗驾崩后，明世宗继位。世宗沉迷于道教，整天都与道士们祈求长生不老，对政事莫不关心，朝中的大小事务都交给宠宦处理。当时的礼部尚书夏言极为得到世宗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于是严嵩就抓紧这个机会，拚命巴结、讨好夏言，成为朝野上下的大红人。
有一次，严嵩在家中设宴，令下人请来夏言，可是夏言谢绝了严嵩的好意，于是严嵩跑到夏言家门前，撩起衣袍，跪在夏府前。夏言见他如此恭敬也不好意思再三谢绝，便到严嵩家中赴宴。
得到如此的机会，严嵩立刻讨好夏言，在宴会上一边劝酒布菜，一边甜言蜜语，令夏言十分高兴。自此以后，严嵩成为了夏言的知己，并向多方推荐严嵩。有了夏言的引荐，严嵩自此步步高升，更得到在皇帝身边工作的官职。后来，严嵩了解到世宗喜欢被人奉承的心理，于是大展他惊人的逢迎功夫，深得世宗喜爱，更被提拔为礼部尚书，进入了内阁。

反咬夏言
严嵩羽翼已丰，于是开始攻击夏言的阴谋活动，严嵩后来以手段教唆世宗离远夏言，又怂恿世宗罢黜夏言。夏言被罢后，严嵩为所欲为，加插自己的亲友与羽翼在左右，以巩固自己在朝野中的实力。
可惜，短短两年内，世宗突然想起夏言，于是再次起用，夏言明白到严嵩的为人，于是都把他处处克制，眼见自己受到处处克制，毫无实权，于是怀恨在心中，定要令夏言再无还手的机会。
后来，他握著鞑靼入侵中原的机会，迫害夏言。在鞑靼入侵时，陕西总督曾铣得到情报后，动员手下夺回河套一带，于是上呈奏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并得到了夏言的鼎力支持。夏言一面在世宗面前举荐曾铣，一面与曾铣商讨计划。
在计划开始之时，世宗决心夺回河套，并褒扬曾铣。可是，就在此时，严嵩买通了世宗左右近待，使他们于世宗面前说什么收回河套的建设只是夏言与曾铣信口开河，最终只会惹来无穷的后遗症。同时，严嵩又贿赂边将，让他上书诬告夏言受曾铣的勾结，在皇帝面前举荐曾铣，严嵩更在世宗面前说两人夺回河套别有用意，世宗果然相信。
之后，世宗下旨把夏言罢回乡，后来严嵩利用传言，使世宗“得知”夏言毁谤自己，于是下旨将夏言斩首，夏言的亲信也或贬或罚。

父子权倾天下
政敌夏言死后，严嵩当上内阁首辅，独揽大权，在同时，世宗已把所有朝政事务都由严嵩所管理，此时除了严嵩、道士和左右近待外，基本上没人见过世宗的一面。
成为内阁首辅后，严嵩继续讨好世宗，竟得到了世宗赐得的“忠勤敏达”的银印。后来，严嵩年老，于是提拔自己的儿子严世藩协助掌权，严世藩本人无能，但有父亲的保护，当上了工部侍郎。
“有其父必有其子”，严世藩比父亲的奉承诀窍更高，他收买世宗左右近待，把他的日常生活、起居饮食、一举一动都汇报严世藩，再在世宗面前好好的讨好。大臣更干脆叫他们为“大丞相”与“小丞相”。
两父子权倾天下长达二十年中，坏事做尽，弄得天下大乱。众多大臣加以弹劾，皆赖世宗包庇。最终，严氏父子的权势被一位道士的几句说话推倒，严世藩被判斩首，在行刑前大哭一番，而其父严嵩被没收家产，削官还乡，无家可归。两年后就病死。
 参考  尤淑君，《名分礼秩与皇权重塑 : 大礼议与嘉靖政治文化》，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2006

 

 

 

严世蕃（？—1565年），字东楼，明代嘉靖皇帝的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蕃深得其父重用，为皇帝拟奏对，严嵩让严世蕃代拟票，深得皇帝心意。累官工部左侍郎，好古器文玩，听说曾藏有“清明上河图”。邹应龙弹劾严世蕃，获罪遗戍雷州，严嵩削职为民。严世蕃暗中逃回故里，勾结汪直和日本人，肆意淫乐。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皇帝命林润巡察江南。林润得知严世蕃在家乡为非作歹，上疏弹劾世蕃“乘轩衣蟒，有负险不臣之心，日夜与龙文诽谤朝政，盅惑人心。”，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严世蕃、罗龙文斩于市。从严家搜查出家财，得黄金三万余两，银二百万余两。严世蕃淫欲，“肉唾壶”的典故即出自严世蕃。世蕃模仿苻朗，每天清晨醒来，数十位姬妾赤裸伏在床前，仰起颈项，张著樱桃小口来当严世蕃的痰盂。严家查抄后，郡司奉台使见床下堆弃新白绫汗巾无数，知道详情的人掩口说：“此秽巾，每与妇人合，辄弃其一，岁终数之。”据闻一年下来床下最多有九百多张白绫汗巾。

 

 

 

 

徐阶（1503年～1583年），嘉靖二年（152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吏部尚书。擅写青词得上宠，为人城府极深，在权倾朝野的大奸臣严嵩面前深藏不露，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六月，在政坛上击败严嵩，嵩籍没家产。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任首辅，先后引用高拱、张居正等入阁，高拱却不满徐阶大权独揽。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又曾力救户部主事海瑞（1514年—1587年），免于一死。世宗朱厚熜去世后，起草遗诏，力除弊政，停止一切斋醮、土木、珠宝、织作，因言事获罪的大臣全部平反。徐阶执政时期，还减轻百姓负担，朝野称之为“名相”。明人支大纶却批评徐阶，“玄文入直，伛偻献谀”，政绩“碌碌无奇”，至隆庆朝，才“稍惬公论”[支大纶：《皇明永陵编年信史》卷4 ]。王世贞亦指出：“吾心知绩溪（胡宗宪）之功，为华亭所压，而不能白其枉，……此生平两违心事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王侍郎道昆》]
罢官致仕后，其子弟横暴乡里，占夺土地达二十四万亩。一向富有贪名的严嵩，其田产仅是徐阶的十五分之一。隆庆元年（1567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家人横行乡里，徐家认为齐康是受徐阶的政敌高拱指使。其他言官及时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著上疏指责齐康，高拱因此下台，时人谓之“权奸”。后来海瑞当上江南巡抚时，要求徐阶退田，徐阶退了一些，海瑞还是不满意，弄得徐阶很难堪，徐阶贿于给事中戴凤翔，弹劾海瑞，以“鱼肉缙绅”之名，将海瑞罢免。高拱执政时期，徐家又退了一半的田地，其子徐璠、徐琨被判充军。著有《世经堂集》二十六卷、《南宫奏议》三十卷、《浙江通志》七十二卷、《万历上海县志》十卷、《明漕运新渠记》等。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是“一代名奸”严嵩伤心难过的日子。就在这个月，他的儿子严世蕃被人告发，以“通倭谋反”的罪名逮捕下狱。这个罪名如果成立，等待他的，将是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严嵩是有明一代的异数，一个“不可多得”的奸臣。明代的奸臣不多。《新唐书》作《奸臣传》，上下两卷，另有《叛臣传》上下两卷，《逆臣传》上中下三卷。《宋史》作《奸臣传》，多达四卷，另有《叛臣传》上中下三卷，《佞幸传》一卷。《明史》的《奸臣传》却只有一卷。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大明的奸臣就一定比大唐或大宋少，因为《明史》还有《佞幸传》和《阉党传》。入此二传的，在一般人看来，也是奸臣。比如武宗（正德）朝的焦芳，身为阁臣，却与宦官刘瑾狼狈为奸，沆瀣一气，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阉党传》。又比如成祖（永乐）朝的纪纲，专一刺探官民隐私，打小报告陷害他人，“被残杀者不可胜数”，又怎么不是奸臣？然而入《佞幸传》。《明史》认为，不能把小人都名之为“奸”。只有那些“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的，才是奸臣。像焦芳和纪纲那样的，便只好算作“阉党”和“佞幸”。
　　
　　 这也并非没有道理。正如宠臣不等于权臣，小人也不等于奸人。小人，是从来就有的（世所恒有）。奸臣就比较罕见。“一代名奸”更是“珍稀动物”。审诸唐宋元明四代，堪称“名奸”的，唐代只有一个李林甫。宋代多一点，蔡京、秦桧、贾似道。元代六大奸臣一个都不知名，明的“名奸”恐怕就是严嵩。不信随便找个人问问，问他明代最坏的人都有谁，答案多半不是魏忠贤，就是这位严阁老（当时称内阁大学士为阁老），要不就是两个人都榜上有名。要知道，在中国的戏曲舞台上，严嵩从来就是大白脸。
　　
　　 当然，舞台上的事并不一定靠得住，曹操的大白脸就很冤枉。曹操不是奸臣。即便站在汉帝国的立场上看，也不是。在那个东汉王朝气数已尽，中央政权王纲解钮，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时代，如果不是曹操顶住，真不知几人称王几人称帝，那位末代皇帝也未必能有更好的下场。所以曹操不是奸臣，至多是奸雄，甚至是英雄。
　　
　　 严嵩却不冤，也没人替他翻案。据《明史•奸臣传》云，严嵩其实并没有什么执政能力（无他才略），却很懂得怎样做一个奸臣（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他踏入官场以后，实际上只做了四件事情：一是媚主，二是整人，三是弄权，四是索贿。早在他“入阁拜相”之前，就公然向宗室藩王索取贿赂。成为“当朝宰相”后，更是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敲诈勒索，贪得无厌。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八月，严嵩家产被抄，共抄得黄金三万多两，白银二百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一年的财政总收入，此外还有田地上百万亩，房屋六千多间，以及无数的珍稀古玩、名人字画。严嵩出身原本贫寒，这些财产是从哪里来的？当然是他窃权二十间，父子二人搜刮来的。所以张居正说，严嵩当国，其实是“商贾在位”。
　　
　　 被严嵩整垮整死的人也很是不少，《明史•奸臣传》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这两个人，都是因为弹劾严嵩而被害死的。沈炼上书时，官职是锦衣卫经历。经历是个管文书档案的“七品芝麻官”，锦衣卫则是明代著名的特务组织，相当于宪兵队。沈炼虽然在特务机关工作，却很正派，《明史》说他“为人刚直，疾恶如仇”。沈炼的长官锦衣卫帅陆炳和严嵩父子关系很好，对沈炼也不错（善遇之），常常带他到严世蕃家去喝酒。然而沈炼却不吃这一套。他痛恨严嵩父子为非作歹祸国殃民，“时时扼腕”，终至忍无可忍，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上书弹劾，痛斥严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欺上瞒下，以权谋私，排挤忠良（忠谋则多方沮之），任用奸佞（谀谄则曲意引之），以至于“人皆伺严氏之爱恶，而不知朝廷之恩威”。这当然是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勾结死党，捏造了一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将沈炼杀害。
　　
　　
可惜沈炼并杀不完。一个沈炼倒下了，又一个沈炼站起来。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杨继盛再次上书弹劾严嵩。杨继盛的官职是兵部员外郎，和沈炼一样，也是一个“七品芝麻官”。而且，杨继盛的攻势比沈炼还猛。沈炼的奏疏，列举了严嵩十大罪状。杨继盛则指出，严嵩不但有“十罪”，还有“五奸”。这“五奸”是：由于严嵩的奸诈狡猾蒙蔽圣听，以至于“陛下之左右皆贼嵩之间谍”，“陛下之喉舌皆贼嵩之鹰犬”，“陛下之爪牙皆贼嵩之瓜葛”，“陛下之耳目皆贼嵩之奴隶”，“陛下之臣工皆贼嵩之心腹”。这当然又捅了马蜂窝。于是严嵩在杨继盛的奏章里找了个岔子，怂恿嘉靖下令将其逮捕。不过嘉靖皇帝虽然将杨继盛下狱问罪，却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严嵩就又搞鬼，在另一件死刑案的上报文件中塞进杨继盛的名字，将其谋杀。
　　
　　 严嵩，是不是大奸臣？
　　
　　 不过严嵩的有名，除“罪大恶极”外，还因为他这个奸臣当得有点“不合时宜”。《明史》所列奸臣，其时代不是在开国之初（如胡惟庸、陈瑛），就是在亡国之际（如周延儒、温体仁、马士英），唯独严嵩不三不四，是在嘉靖一朝。嘉靖朝是个什么概念呢？明代十七朝十六帝享国276年，嘉靖是第十一位皇帝，登基的时候（1522年）上距开国154年，下距亡国122年，正好在王朝的中间偏后一段。开国之初出现奸臣是不奇怪的，因为那时制度还是草创，时局也不稳定。亡国之际出现奸臣也不奇怪，因为那时气数已尽，弊端丛生。然而嘉靖一朝，即便从他老人家“驾崩”那年算起，距离亡国也还有78年。照理说，这可应该是“天下无事，安享太平”的时代，怎么会冷不丁地冒出个大奸臣来呢？
　　
　　 何况明代的朝臣当中也不该出奸臣。事实上，有明一代的特点，是皇帝多混账而朝臣无大恶。明代的皇帝，和历朝历代相比是最差劲的。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心狠手辣，杀人如麻，和他一起打江山的功臣几乎被他赶尽杀绝。成祖永乐皇帝朱棣，残忍暴戾，也是草菅人命，杀人如麻，还动不动下令将人犯“拖出去着狗子吃了”，或者下令将女犯轮奸，简直就是心理变态。仁宗洪熙皇帝朱高炽，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这两个算是不错，因此有所谓“仁宣之治”。可惜仁宗在位只有一年，宣宗在位也只有十年，况且宣宗还因为喜欢斗蟋蟀而被称为“促织天子”。接下来，英宗朱祁镇（他有两个年号，正统和天顺），就开始出问题了。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做了俘虏，搞了复辟，杀了忠臣，而是开了宦官专政的先例，为大明王朝留下无穷后患。英宗的儿子──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也很够呛。此公宠信太监，迷恋佛道，热衷于房中术，朝政颇为秽乱，《正说明朝十六帝》一书总结为三句话：一个贵妃（万娘娘）、两个宦官（汪直、梁芳）、三桩弊政（西厂、皇庄、传奉官）。不过，宪宗的儿子──孝宗弘治皇帝朱佑樘，却是难得的明君，被认为可以和汉文帝、宋仁宗相提并论。可惜天不佑大明。这个最温良恭俭让的皇帝却有一个最任性顽皮的儿子。他这个儿子──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堪称“亘古第一顽主”。而且，正是因为他的荒唐胡闹，害得孝宗这一系断子绝孙，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奸臣严嵩才得以粉墨登场。
　　
 
以后便是一代不如一代。穆宗隆庆皇帝朱载垕，唯一的爱好是女人，最大的优点是无能。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醉生梦死，最擅长的是耍赖和罢朝。光宗泰昌皇帝朱常洛，在位只有一个月，惹出的案子倒有三个：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此即所谓“明末三案”。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其实是个文盲。他在位七年，玩了七年积木，斗了七年蟋蟀，朝政全部交给另一个文盲──太监魏忠贤。等到他的弟弟──崇祯皇帝朱由检来收拾局面时，局面其实已不可收拾，只好亡国。当然，亡国也不能都怪前人，崇祯自己也有责任。崇祯的勤政自律固然超过前人，他的刚愎自用、嫉贤妒能、苛刻猜忌怕也史无前例。这里且不说他。
　　 明代皇帝如此差劲，国祚为何还能延续如此之久呢？这是因为，自隋唐而宋元，经过七百多年探索，文官制度已经完善，官僚政治已经成熟，帝国的政权其实是由士大夫阶层来支持的。这些人耕读为本，诗书传家，满脑子“忠君报国”，一肚皮“修齐治平”。一旦进入官场，大都能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尽心尽责，因此国家机器甚至在君主缺位的情况下也能运转自如。也因此，尽管皇帝多混账，然而朝臣无大恶。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说，明代作恶多端的主要是太监（有明一代，巨奸大恶，多出于寺人内竖），奸臣的出现竟成为异数（求之外廷诸臣，盖亦鲜矣），唯独嘉靖一朝是个例外（惟世宗朝，阉宦敛迹，而严嵩父子济恶，贪得无厌）。
　　
　　 于是就有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唯独嘉靖一朝阉宦敛迹而奸臣崛起？或者说，为什么阉宦敛迹以后奸臣就要崛起？这当然与嘉靖其人有关。那么，嘉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
　　
　　 依我看，是个混蛋。
　　
 

嘉靖是明代一个绕不过去的皇帝，在位时间很长，45年，仅次于他的孙子万历（神宗朱翊钧），在中国历史上排名也很前。历代皇帝在位的年头，康熙最长，61年；乾隆次之，60年；第三汉武帝，54年；第四明万历，48年；嘉靖排在第五名。
　　 不过，嘉靖在位时间虽长，政绩却乏善可陈。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时任户部云南司主事的海瑞，向嘉靖皇帝呈上了轰动朝野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户部主事官价正六品，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在当时则是一个不大不小、不上不下的职位。明代官制，户部有尚书一人，正二品，相当于部长。侍郎二人，正三品，相当于副部长。这三个，都叫“堂官”，由皇帝直接领导。部以下，设司（户部有十三个司）。司的官员，有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和主事（正六品），都叫“司官”。再下面，则有一大群八品、九品的办事员，比如照磨、检校之类，是为“吏员”。部里的工作，大事有堂官做主，小事有吏员张罗，司官的任务并不重。何况自明孝宗弘治（嘉靖的伯父）以来，治理司务的只有郎中一人，员外郎和主事只在授官之日出席而已，实际上是闲差。然而海瑞虽然级别不高，责任不重，事情不多，却“位卑未敢忘忧国”，对国家的命运前途充满担忧。他在户部无所事事，就琢磨朝政。这一琢磨不要紧，海瑞发现，嘉靖一朝的政治，竟然可以概括为十六个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堪称一塌糊涂。而且天下的臣民，对嘉靖皇帝也极其不满（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甚至用他的年号来挖苦他，说什么“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堪称民怨沸腾。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弄到这个地步呢？究其所以，就因为嘉靖这个皇帝不好。怎么个不好？昏聩多疑（心惑）、刚愎残忍（苛断）、自私虚荣（情偏）。随便举个例：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老头子病重，太医徐伟奉旨前往诊治。当时嘉靖坐在小床上，龙袍垂地，徐伟迟疑不敢前进。嘉靖问他为什么不走过来。徐伟说，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臣不敢进。诊视完毕，嘉靖就下了一道手诏给内阁，表扬徐伟。嘉靖说，徐伟的话，最能体现他对君父的忠爱之情。因为他说的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上”，而不是“皇上的龙袍在地下”。这又有什么区别呢？嘉靖说，区别很大──地上，人也；地下，鬼也。徐伟听到传达，当时就吓出一身冷汗。地上地下，这在一般人那里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我们平时说话，也是地上地下不分，哪有那么多讲究？按照嘉靖的逻辑，臣下一言不慎，岂不是就要招来灭顶之灾？
　　
　　 嘉靖要求臣下极其苛刻，对待自己却极其放纵。他这个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倒有半数以上年头是不上朝的。他从嘉靖十八年（公元1439年）起就不视朝，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起就不进宫。干什么呢？躲在西苑，修斋建醮，整天和道士鬼混。而且，他听信道士的鬼话，也不和皇后、太子见面，因为据说他们父子二人命相相克。所以海瑞认为，嘉靖不但从政治的角度看不是好皇帝，从伦理的角度看也不是好父亲、好丈夫。如果拿君臣、父子、夫妇这“三纲”来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原本应该成为全体臣民道德楷模的皇上，居然一纲都谈不上：任意怀疑、谩骂、屠杀臣僚，是不君（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对亲生儿子毫无教诲养育，连面都不见，是不父（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与皇后分居，躲在西苑炼丹，是不夫（乐西苑而不返，人以为薄于夫妇）。这样一个人，能把国家治理好，那才是咄咄怪事！
　　
　　 实际上嘉靖也无心治国。他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情，或者说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活够岁数，二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玩够女人。只要能够实现这两个目标，即便把整个帝国都押上去，他也在所不惜。
　　
　　
道士们据说就能够帮助嘉靖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道教主张的，正是长生不老，甚至肉体飞升，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加妙不可言的是，道教“养身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正是所谓“房中术”。按照嘉靖宠信的道士邵元节、陶仲文等人的理论，养生是不必节欲的。相反，如果掌握了房中秘术，多次与童贞处女性交，还能起到采阴补阳、延年益寿的作用。这实在是太对嘉靖的味口了。对于他来说，长寿固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必须禁欲，活那么长又有什么意思？现在好了。纵欲和养生竟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这真让皇帝陛下心花怒放。
　　
　　 然而这种以少女身体为炼丹鼎炉的“采阴补阳”，对于女性而言无异于身心摧残。何况宫女们还要黎明即起，在日出时分采集甘露供嘉靖饮用；还要向嘉靖提供初潮的经血，供他炼丹。这种由少女经血、中草药和矿物质炼成的“红铅丸”，其实是一种壮阳药，内中含有从人尿（当然是童男童女的尿液）中提取的性激素。嘉靖服用以后，便要在这些少女身上发泄兽欲。这实在让人忍无可忍，终于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发生了“壬寅宫变”。十月二十日晚上，以杨金英、邢翠莲为首，十余名宫女决定谋杀嘉靖，而且差一点就用黄绫布把他在床上活活勒死。我们知道，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弑君，也是要判剐刑的。所以，许多公卿将相即便大权在握，也不敢轻易动此念头，何况手无寸铁的弱女子？不难想象，如果不是嘉靖太过荒淫暴戾，她们断然不会铤而走险。
　　
　　 谋杀皇帝的宫女都被凌迟处死，嘉靖却也有了一个借口，从此不回大内。皇上不住在宫里，自然也不上朝。于是，他便在西苑万寿宫安营扎寨，修斋建醮，做起道士来。
　　
　　 修斋建醮也叫斋醮。什么是斋醮呢？就是建立道坛，斋戒沐浴，向神仙祈福。这时，必须向皇天上帝呈奉奏章祝词。这个奏章祝词通常用硃笔写在青藤纸上，叫“青词”，也叫“绿章”。这事道士是干不来的，得靠词臣。最好的词臣自然是内阁大学士。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没有宰相的。皇帝一人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直接领导六部。这当然忙不过来，得有人协理。协理的部门就叫“内阁”，其实是秘书处；协理的人就叫“大学士”，其实是高级秘书。不过，久而久之，六部离皇帝越来越远，内阁离皇帝越来越近。但有大事，皇帝往往向内阁垂询，交六部执行，大学士就从制度上的秘书变成了实际上的丞相，因此也可以打一个引号，称为“宰相”。这事我在《好制度，坏制度》一文中已有说明，请参看。
　　
 
内阁大学士既然原本是秘书，主要工作是替皇帝披阅奏章起草文件，文字功夫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既然能够替皇帝草拟诏书，自然也能够替皇帝撰写青词。于是，以嘉靖的人生目标为中心，道士和阁臣开始分工合作。道士炮制春药，阁臣炮制青词；道士煽风点火，阁臣舞文弄墨。如此这般，嘉靖一朝的政治岂能不乌烟瘴气？
　　 然而内阁大学士们心甘情愿。这些家伙比谁都清楚：要想青云直上，就得讨好皇帝；要想荣华富贵，也得讨好皇帝；要想永保平安，还得讨好皇帝。皇上既然就好这一口，咱们又有的是时间精力聪明才智，何不奉献一点？所以，嘉靖一朝的阁臣，不少都是写青词的好手，甚至除了撰写青词，其实不会别的。比如袁炜、李春芳，后来还被称作“青词宰相”。总之，在嘉靖治下，要想出将入相、位极人臣，就必须是青词写手。
　　
　　 严嵩当然也不例外。
　　
　　 严嵩的青词也是写得极好的，曾经一度无人能够望其项背。青词并不好写。那是一种赋体的文章，要求能够以极其华丽的文字表达出皇帝对上天神灵的敬意和诚心。嘉靖求仙心切，性子又急，所以青词总是供不应求，常常能把那些阁臣憋死。然而严嵩却有求必应，得心应手。这并不奇怪。严嵩原本就是颇负盛名的诗人，文学修养很高，自然长袖善舞。严嵩又尽心，使出浑身解数，殚精竭虑，揣摩铺张。结果一来二去，竟然只有严嵩一个人写的青词能让嘉靖满意（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于是严嵩“入阁拜相”，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八月（也就是“壬寅宫变”前两个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成了“宰相”。这时严嵩已经六十多岁，却“精爽溢发，不异少壮”。入阁以后的严嵩当然还要撰写青词，但更重要的还是“揣摩圣意”。嘉靖虽然是个混蛋，却不是昏君；虽然躲在西苑，却没有大权旁落；虽然整天求仙问药，却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朝廷的控制。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嘉靖都是自己已有成见才去咨询阁臣的。因此，阁臣的本事，就在于能够摸清嘉靖的心思，说出皇帝想说的话，甚至皇帝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严嵩正好就有这样的本事。他和他的儿子严世蕃两个，差不多每次都能把嘉靖的心思猜个八九不离十，所奏自然“甚合朕意”。这在嘉靖看来，是严嵩父子忠心耿耿，勤于王事；在别人看来，则认为皇上对严嵩言听计从。至于严嵩，当然不会说穿其中的秘密。他们父子正好趁机欺上瞒下，以售其奸。
　　
　　 但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奸者千虑，大约也难免一失。严嵩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这一生，是成也青词，败也青词；成也揣摩，败也揣摩。当然，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遇到一个更厉害的对手，一个能够“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他对付别人的办法来对付他，最后置他于死地的人。
　　
　　 这个人就是徐阶。
　　
 
徐阶也是会写青词的，而且写得比严嵩还好。
　　 徐阶是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从小就命大福大。一岁的时候，他掉进井里，三天以后居然活了过来。五岁的时候，又掉到山下，居然挂在树上不死。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他中了进士，一甲第三名，是探花郎。《明史》说他这个人的特征，是个子小，皮肤白（短小白皙），注重仪表（善容止），聪明过人（性颖敏），能谋善断（有权略），城府很深（阴重不泄），似乎天生就是严嵩的克星。
　　
　　 和严嵩一样，徐阶得宠，也是因为会写青词（所撰青词独称旨）。他在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宰相”，排在严嵩（首辅）和李本（次辅）的后面。徐阶的入阁，使严嵩本能地感到威胁，便多次加以倾害，“中伤之百方”。然而徐阶每次都能从容对付，化险为夷。这里面的原因，固然有徐阶的权术谋略，也有嘉靖的偏袒庇护。嘉靖实在是太喜欢徐阶写的青词了，简直就是爱不释手，严嵩当然奈何他不得。等到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五月，李本离职，徐阶升任次辅，严嵩就更是扳他不倒了。
　　
　　 何况严嵩这时也力不从心，自身难保。原来，严嵩揣摩圣意能够百发百中，倒有一半以上要归功于他的宝贝儿子严世蕃。严世蕃的长相，是脖子短，身体胖（短项肥体），还少了一只眼睛（眇一目），是个独眼龙。不过，他这一只眼睛，比两只眼睛还厉害。嘉靖下的手诏，常常语焉不详，不知所云（语多不可晓），唯独严世蕃一看就懂（一览了然），一答就对（答语无不中），真可谓“一目了然”。可是就在这个月，严嵩的夫人欧阳氏去世，依礼，严世蕃要在家居丧，再也不能跟着严嵩去上班了。那时，嘉靖不住大内住西苑，为了办公方便，也为了便于写青词，就在西苑为阁臣设立办公室，叫“直庐”。严世蕃不能跟到直庐，严嵩就没了主心骨，只好一接到嘉靖手诏，就派人送回家征求严世蕃的意见。这严世蕃也真不是东西，居然当真不问国事，整天在家和女人鬼混。严嵩派人来问对策，也不按时回答，只管自己淫乐，全然不顾老爸心急如焚。前面讲过，嘉靖是个性急的人，哪里能容忍严嵩磨磨蹭蹭？严嵩又不能说以前都是严世蕃参谋，只好自己硬着头皮对答（不得已自为之），自然是答非所问（往往失旨），让嘉靖大为不满。
　　
　　 严嵩的青词也越写越差。这时的严嵩，毕竟是八十二岁的老人了，日薄西山，江郎才尽，哪里还能写得出好文章？也只能请人代笔，质量可想而知。嘉靖便越来越不喜欢他（积失帝欢）。等到半年以后，万寿宫一场大火，就把严嵩的“圣眷”烧了个精光。
　　
　　 万寿宫这场大火倒不是严嵩放的，是嘉靖皇帝自己和宫姬在貂帐里玩火造的孽。但不管怎么说，万寿宫没了，万岁爷却不能没有地方住。一个办法是重修万寿宫。这是嘉靖的想法，但严嵩认为不可能。因为这时正在修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国库早已掏空，哪来的人力物力？第二个办法是搬回大内。这是群臣的想法，严嵩认为也不可能。因为大内是皇上差一点被害的地方，至今心有余悸，怎么可能回去？严嵩的主张是既不回大内，也不住西苑，而是移驾重华宫。重华宫修饰完整，比现在临时居住的玉熙殿舒服多了。
　　
　　 严嵩这一番谋划自以为得意，却没想到犯了更大的忌讳。重华宫是什么？是当年景帝软禁英宗的地方。因此嘉靖一听便大为恼火：这不是要把朕关起来吗？也是合该严嵩倒霉。此公可是一向善于揣摩“圣意”的，这回却把马屁拍到了嘉靖的痛脚上。
　　
　　 这时，次辅徐阶说话了。
　　
　　
 
徐阶说，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确实工程浩大，但正因为三大殿工程浩大，所以能够修复万寿宫。为什么呢？三大殿工程有“余料”呀！工程越大，余料就越多。所以，修建三大殿和修复万寿宫不但不矛盾、不冲突，反倒相得益彰。嘉靖一听就高兴了，问那要多长时间？徐阶的回答是“可计月而就”。于是嘉靖龙颜大悦，准其所奏，还钦命徐阶的儿子徐璠承包工程。徐璠也不负所望，百日之后就如期完工。嘉靖将其改名万寿宫（原本叫永寿宫），给徐阶加官少师，徐璠也由尚宝丞（正六品）破格晋升为太常少卿（正四品）。
　　
　　 这下子严嵩知道自己不是徐阶的对手了。于是摆酒设宴，款待徐阶。席间，严嵩令子孙团团拜倒在徐阶脚下，举杯托孤道：严某日薄西山，这些小子就全仗徐公看顾了（嵩旦夕死矣，此曹惟公乳哺之）。徐阶立即避席，连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徐阶虽然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心里却在磨刀霍霍，暗暗盘算怎样才能彻底整倒严嵩，出这多年所受的窝囊气，也为对自己有知遇之恩、又被严嵩害死的夏言报一箭之仇。他的办法是请神仙帮忙。徐阶知道，嘉靖身边是不能没有道士的。他最宠信的道士，先是邵元节，后是陶仲文。但邵元节早在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仙逝，陶仲文也在嘉靖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升天，于是徐阶便向嘉靖推荐蓝道行。蓝道行是山东道士，本事是会降紫姑扶乩。紫姑是何方神圣呢？是管厕所的。大家不要小看这厕所。内急的时候找不到厕所，比肚子饿了找不到饭馆还严重。所以紫姑的乩语最灵。蓝道行会降紫姑，自然本事不小。
　　
　　 其实蓝道行哪有什么本事。他的本事是和太监合伙作弊。扶乩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皇帝把要问的问题写在纸上，然后由太监带到扶乩的地方焚烧，请神仙用乩语回答。如果不灵，就要怪太监污秽不洁，神仙不肯降临。太监当然不愿意背这个罪名，就在焚烧之前先偷看皇帝的问题，然后告诉蓝道行，这样自然就灵了。蓝道行的乩语一灵，徐阶就可以做手脚。比方说，徐阶知道严嵩有密折呈奏，就让蓝道行扶乩说：“今有奸臣奏事”。嘉靖问天下何以不治，乩语就说：贤臣没有得到重用，小人把持朝廷。再问谁是贤臣，谁是小人，答案也是不难想象的，自然说徐阶是贤臣，严嵩是小人。
　　
　　 不过这种装神弄鬼的把戏并上不了台面。它只能让嘉靖动心，不能让嘉靖动手。堂堂大明天子，总不能公然下诏，说乩语如何因此必须如何吧！这就需要有机会，比如严嵩正好犯了什么事，或者正好有人弹劾他。机会也是说来就来。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五月某日，天降大雨，一个名叫邹应龙的御史（监察部处长）因为避雨躲进一位太监家，听到了“神仙”说严嵩是小人的事。邹应龙一听就明白，严嵩的好日子到头了（帝眷已潜移），于是连夜修成《贪横荫臣欺君蠹国疏》，上奏朝廷。疏文指控严世蕃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应处死刑；严嵩溺爱恶子、受贿弄权，应予斥退。嘉靖也很快做出批复：严嵩给米百石，退休回家，严世蕃发配雷州充军。去年一场大火，烧掉了严嵩的圣眷；今年一阵大雨，又浇灭了严嵩的权势。这可真是“水火无情”。
　　
 
严嵩倒了，但没有死。严世蕃也活得很滋润。他并没有到雷州卫服刑，只在广东南雄住了两个月，就溜回家了。回家以后也不韬光养晦，反倒大兴土木，修建私宅。这就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更糟糕的是，地方官注意严府，严世蕃却不注意，气焰十分嚣张。有一次，袁州府推官（专管刑狱的官员，正七品）郭谏臣到严府公干，严府家奴非常无礼，公然不把他这个朝廷命官放在眼里。郭推官咽不下这口气，一状告到巡江御史（监察部特派员）林润那里。林润也是一个想把严家置于死地的，正好手上也抓住了严世蕃的把柄──与罗龙文过从甚密。罗龙文是什么人？是倭寇王直的亲戚，而且和严世蕃一样，也是从流放地私自逃回的。于是林润上奏朝廷，状告严世蕃和罗龙文网罗江洋巨盗，私用违制车服，日夜诽谤朝廷，聚众四千余人，“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
　　 这就是谋反了。于是，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将严世蕃捉拿归案。那时，严世蕃的儿子严绍庭还在北京当锦衣卫指挥，立马派人通风报信。严世蕃闻讯本想逃回雷州，谁知早在林润的监视之下，刚一出门，就被逮了个正着。结果，严世蕃被押解进京，交由三法司审理。三法司，就是刑部（公安部）、都察院（监察部）和大理寺（最高法院），其长官分别是刑部尚书、都御史和大理寺卿。像严世蕃这样涉嫌谋反的大案，照例是要“三司会审”的。
　　
　　 严世蕃二进宫的消息轰动了京城。许多人额手称庆，都认为沈炼和杨继盛的冤案这回总算可以平反了。林润和郭谏臣是这么认为的，“三法司”长官黄光升、张永明、张守等人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们在判决书里，便大讲严嵩父子如何迫害忠良，而且重提沈炼、杨继盛案。草稿送到徐阶那里，徐阶问，诸位的意思，不是想救严公子一条性命吧？黄光升几个都说，当然不是，恨不得立马就杀了他。于是徐阶不慌不忙拿出自己的稿子，上面一五一十列举了严世蕃的“反迹”：什么住宅私拟王府啦，什么招募亡命之徒啦，什么谋为外投日本啦，什么串通里应外合啦，不一而足，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蛊惑严世蕃在南昌称王的，是彭孔；挑唆严世蕃勾结黑社会的，是典楧；煽动严世蕃里通外国的，是罗龙文；协助严世蕃诱致外兵的，是牛信。黄光升等人一看就明白了，立即照抄上奏。结果，皇帝在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三月二十四日下诏，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判处严世蕃死刑。而且，根据徐阶的意见，并没有“秋后处决”，而是“亟正典刑”。
　　
　　 沈炼和杨继盛可以瞑目了，历史也终于实现了“实质正义”，尽管方式是如此荒唐。
　　
 
严世蕃之死，当时就有人认为是冤案。
　　 当然是冤案了。这严世蕃恶贯满盈不假，聚众谋反却是冤枉。林润的奏折其实说得很清楚：“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什么叫“道路皆言”？就是路上的人都这么说。实际上是捕风捉影，连匿名举报都算不上。嘉靖皇帝也不相信，曾下令三法司“从公鞠讯，具以实闻”。然而徐阶却上奏说“事已勘实”，“具有显证”，也不容严世蕃申辩，更没有什么取证、对质，硬是手忙脚乱地就把他的脑袋砍掉了。
　　
　　 这当然让很多人不以为然。张居正在主修《世宗实录》时就说，严世蕃是该杀的，但罪名应该定为“奸党”而不是“反贼”。像林润的奏折那样“指为谋逆”，或者像三司的判决那样“拟以谋叛”，都“悉非正法”。这也是后来一些人的观点。比如谈迁就说徐阶他们的判决是“舍奸党之正条，坐不轨之苟论”，支大纶更是质问：“内阁颐旨，法官惟诺，刑罚不中，伊谁之咎？”是啊，这种以冤案平反冤案的荒唐，究竟应该由谁负责？
　　
　　 恐怕不该是徐阶。在我看来，沈炼和杨继盛的死，是冤枉的；严世蕃背上谋反的罪名，也是冤枉的。但要说罪魁祸首就是徐阶，同样冤枉。
　　
　　 徐阶不是糊涂虫，也不是迫害狂。他何尝不知道以“奸党”之名定世蕃之罪，才是“正论”、“正法”、“正条”？他又何尝不想光明正大地为沈炼和杨继盛平反昭雪？但是不行啊！因为这些冤假错案都是皇上钦定的。如果把沈炼和杨继盛案翻出来，就是和当今圣上过不去了（是彰上过也）。当然，皇帝做错的事，也不是不可以批评、纠正，但前提是那皇帝肯听才行。嘉靖恰恰就是一个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的人。《明史•奸臣传》说：“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也就是说，嘉靖这个人，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别人的性命一钱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所以，严嵩要想害人，非常容易，只要抓住嘉靖“护短”的心理煽风点火就行。难怪严世蕃听说三法司把沈炼和杨继盛的旧案翻了出来，竟然在狱中高兴得手舞足蹈。因为他知道，这必然引起嘉靖的猜忌、怀疑和愤怒。保不住的，就不是自己的脑袋，而是三法司的乌纱了。所以徐阶对黄光升几个说，按照你们这种写法，严公子明天就可以出门了，诸位反倒可能被关了进去。
　　
　　 显然，不冤枉严世蕃，沈炼、杨继盛，还有许多人的冤情就无法昭雪。张居正说，定为“奸党”，也可以杀严世蕃，这当然不错。但你要定得了才行呀！显然，徐阶制造新的冤假错案，以“莫须有”的罪名除恶锄奸，实在是嘉靖逼出来的。
　　
　　 其实就连严嵩这个“奸臣”，也是嘉靖“培养”出来的。严嵩是江西分宜县人，所以又称“严分宜”。《明史》说他身材高大，眉目清朗，声音洪亮，才华横溢，名重一时。他在弘治十八年（公元1505年）中进士，做过庶吉士、编修之类的小官，就因病回家了。严嵩在家乡又读了十年书，写作诗文，“颇著清誉”，回到官场时也还正派，能和其他大臣一起反对嘉靖的胡作非为。但是，严嵩很快就被嘉靖的“雷霆之怒”吓破了胆，“尽改前说”，从此踏上了媚上、邀宠、弄权、谋私的不归之路。
　　
　　 然而严嵩的道路并不平坦。
　　
　　
正如许多历史学家所指出，嘉靖其实是最懂得怎样做皇帝的人。正因为精通帝王之术，所以，嘉靖不像高祖朱元璋那样日夜操劳，也不像玄孙朱由校那样大权旁落。他在位四十五年，二十七年不视朝，但朝廷里哪怕飞过一只苍蝇他都知道，更不要说国家大事了。也就是说，大明帝国这四十五年其实是他当家的，尽管他每天的“功课”，不过是炼丹、祈福、读青词、泡女人。一般的说，一个皇帝，倘若如此的“不务正业”，恐怕是要“丧权辱国”的。但是嘉靖并不。他甚至不能说是一个完全不合格的皇帝。事实上帝国制度对后世君主的要求不高，只要守住祖宗基业、江山社稷就行。从这个角度看，嘉靖至少称职。可以说，他是治国、玩乐两不误。结果，作为男人，他玩得尽兴；作为皇帝，他还算尽职。他是尽职而不累（轻松自如），尽兴而不废（大权在握）。
　　
　　 这实在“聪明”。嘉靖的聪明，就在于他明白所谓“国家大事”，其实是要分析的。国家的事并不都是大事，也有小事。不但鸡毛蒜皮是小事，就连财政、赋税、军事、工程、刑律，总之，一切可以交由臣工去处理的事情，对于皇帝来说都是小事。因为它们不是纲，而是目。目，是可以也应该交给臣下的，皇帝要抓的是纲。而且，皇帝也只应该抓纲。只要皇帝抓住了纲，所有的目就带起来了。纲举目张嘛！
　　
　　 什么是纲？纲就是权力，就是任命与罢免、提拔与处分、奖赏与惩罚官员的权力。国家的事务是由大小官员来打理的，而官员最想的是升官，最怕的是罢官。所以，抓住了官员的任免权，就抓住了官员的命根子；而抓住了官员，就抓住了天下。所以，只要抓住这个“纲”，就可以“垂衣而治”，将天下“运于股掌”。
　　
　　 皇帝自然有这个权力。因为从理论上讲，官员是皇帝的儿子（因此叫臣子）、奴仆（因此叫臣仆）、打工仔（因此叫臣工）。作为父亲（君父）、主子（君主）、老板（君王），皇帝在制度上拥有对官员的生杀予夺之权。但是，有没有这个权力是一回事，会不会用又是另一回事。嘉靖就是会用的。他甚至不必动用升迁奖惩的大权，只要“假以颜色”，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方说，严嵩刚刚被重用时，曾经遭到官场的普遍攻击。明代是实行“两京制”的，南京和北京都有中央政府，而南京和北京的给事中（六部监察官员）和御史（监察部官员）弹劾贪官污吏，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严嵩。因为严嵩实在太不像话，居然向宗室诸侯勒索贿赂，他的儿子也四处活动，大走后门。然而嘉靖为了包庇严嵩，便故意向他咨询国事，而且故意表示欣赏（必故称赏），哪怕严嵩的回答实在不怎么样（平无奇）。这样连续多次以后，对严嵩的攻击也就烟消云散，正所谓“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可以说，正是由于嘉靖的纵容，严嵩才有恃无恐，日益骄横，终于成为天字第一号的大奸臣。
　　
　　 严嵩对于嘉靖，也堪称肝脑涂地，马屁拍足。嘉靖是喜欢做道士的，制有一种道士戴的香叶冠，赐给阁臣每人一顶。其他阁臣（比如夏言）认为这不是正式朝服，不肯戴。严嵩却不但戴了，还笼以轻纱，以示虔诚，让嘉靖大感欣慰。嘉靖又常常把自己炼的“仙丹”赐给臣下。其他人知道那玩意有毒（内含铅汞化合物），不吃。严嵩却不但吃了，还要报告服用结果，比如“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一忍”，或者“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正是铅汞中毒的症状。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心甘情愿充当实验室“小白鼠”，要说他对皇帝不是“忠心耿耿”，还真是冤枉了他。
　　
 

然而嘉靖对严嵩却既不放心，也不放手，时不时要敲打他。敲打也很容易。比方说，在朝野上下都认为皇帝对严嵩言听计从时，故意不问意见，乾纲独断，或者故意当众表示反对，让严嵩碰一鼻子灰。又比方说，在严嵩值班时，故意多次不召见他，把他晾在那里。有一次，严嵩久等不得召见，却见李本和徐阶往西苑走，便也跟着走。走到西华门，李本和徐阶进去了，严嵩却被拦在外面。这时，严嵩在名义上还是首辅。次辅（李本）和三辅（徐阶）昂首而入，首辅却吃了闭门羹，严嵩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回到家里，父子二人竟抱头痛哭。
　　 实际上严嵩终其一生，都只是“宠臣”而非“权臣”。他推荐的人选，并不一定能保住官位（吏部尚书缺，嵩力援欧阳必进为之，甫三月即斥去）。他的心腹获罪，也不一定能够救援（赵文华忤旨获谴，嵩亦不能救）。在嘉靖心目中，严嵩其实是自己手中一个可以任意把玩拿捏的玩意，一条“吧儿狗”和一只“小白鼠”，高兴时揽在怀里，不高兴就一脚踢开。事情都让他去做，责任却不替他担。今天让他青云直上，明天就把他打入冷宫。最后，名垂青史的是嘉靖（因为奸臣是他除掉的），背上骂名的是严嵩（因为坏事都是他干的），这难道公平，难道不荒唐？
　　
　　 严世蕃伏诛后，严嵩也被抄家。一无所有的严嵩只好“寄食墓舍以死”，也就是寄居在守墓人的房子里，到处要饭吃。这离他最风光的时候也不过三四年光景。想当初，严嵩是何等地得宠啊！因为年纪大，嘉靖特许他乘肩舆出入紫苑。见他的直庐简陋，嘉靖“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每天赐御膳，赐法酒。现在呢？寄食墓舍以死。看来，严嵩甚至连“宠物”都不如。因为养宠物的人是很少会让自己的小狗变成“丧家犬”的。
　　
　　 读史至此，感慨良多，遂填得《采桑子》一阙云：
　　
　　 翻飞柳絮风中舞，
　　
　　 上也荒唐，
　　
　　 下也荒唐，
　　
　　 四十年来梦一场。
　　
　　 伴君如伴南山虎，
　　
　　 喜也无常，
　　
　　 怒也无常，
　　
　　 混账专横是帝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