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

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在7月23日毛泽东发表讲话后，刘少奇曾主张把反右倾的决议只发到省一级，另搞一个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决议发到县以下单位。这个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能在党中央提出来。反右倾决议逐步传达到全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不应有的组织处分。11月中央规定反右倾斗争只在党内干部中进行，因而没有涉及民主党派和党外知识分子。在农时中批判了大批农民党员和党外群众，不过没有戴帽子。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被重点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之多。“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带来严重的后果。毛泽东认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这个论断，把庐山会议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这就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伸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与此相联系，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大批敢于实事求是地向党反映实际情况、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受到打击，助长了不敢坚持原则，不敢讲出真话，明哲保身，但求远祸的不正之风，甚至给一些投机取巧、阿谀逢迎之徒以可乘之机。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不良倾向在党内更加发展。这些都使党难以防止、抵制或者及时纠正后来发生的更人失误。“反右倾”斗争在经济上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许多已被指出、有待纠正的错误重新发展起来。不久前已被认识到的问题，仿佛又不成为问题了。比如，大跃进的一个主要教训是没有搞好综合严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在反右倾中，把这种正确认识当作“谬沦”加以批判，硬说“我国国民经济中主要比例关系是协调的、正常的”。对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紧张状态，视而不见，硬说“国家的政治经济情况极为良好”。1959年上半年降低一些过高指标的正确措施，被指责为“由于右倾机会义分子“兴风作浪”而制造的一个“小小马鞍形”。在整顿人民公社过程中出现的包工、包产到户的创造，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压下去了。中心的口号是；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庐山会议确定1959年钢指标调低为1200万吨。作为政治任务。靠拼设备、拼资源的蛮干，到年底完成1387万吨。1960年要求实现“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钢指标定为1840万吨，也不顾一切地“保住”了。还提出三年、五年、八年实现农村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为促进这种过渡，用平调生产队的劳力和财物“大办”各种社有经济的做法又在盛行。农村公共食堂，作为有助于“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大事，要求全国大办，不要例外。城市人民公社也在许多中小城市挂起了牌子。总之，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再度泛滥，并且持续更长的时间，造成更大的危害。坚持以钢为纲的的大跃进，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局面继续加剧。首先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1958年到1960年三年，积累率分别达到33.9％、43.9％、39.6％，大大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较高的平均积累率24.2％。这当然为一大批工矿的建没打了基础，但是，只有经过调整才能形成可靠的生产能力。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重工业畸形发展。从1957年到1960年，重工业增长2.3倍，而农业却下降22．8％。再次是工业内部各部门比例失调，钢铁生产挤占大量能源、原材料和交通运输，使其他部门无法正常生产。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增加大量职工和投资，造成财政收支不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可供商品的比例严重失调，出现了巨大的财政赤字和市场紧张。最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5400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1958年产量5000亿斤增加8％。由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348亿斤，超过实际产量的1／3。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本贴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七章第五节第二部分全文，原标题为《“反右倾”斗争的严重后果》，第379-381页思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