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与曹雪芹的恩怨---驳:刘心武

雍正与曹雪芹的恩怨---驳:刘心武

雍正为什么抄曹雪芹的家？ 个人认为，与政治无关，如果是因为曹家靠近“太子党”，雍正早可以处理曹家，甚至灭曹家的族也说得过去。事实不是这样，雍正只是对“太子党”的头目打击，下面的人放过。我认为，根源还是曹家腐败，被人投诉了，而雍正时代是整治腐败最严厉最有成效的，曹家不过是其中之一，而且，雍正也没有把太子党的旧账和曹家腐败的新账一起算，否则，曹家受到的处罚没这么轻松，就不会给曹寅之妻留下房产17间和三对家仆，也许我们就看不到红楼梦了，实际上，雍正不过是口头上流露出对曹家不喜欢而已。所以，从各个角度推测，雍正为什么抄曹雪芹的家，并非政治原因，刘心武的政治说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

曹雪芹的曾祖曹玺任江宁织造。曾祗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使，极受玄烨宠信。玄烨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负责接驾，并住在曹家。曹寅病故，其子曹□、曹俯先后继任江宁织造。他们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此职达60年之久。曹雪芹自幼就是在这「秦淮风月」之地的「繁华」生活中长大的。

康熙去世后，雍正帝即位，几次江宁织造贡入的织物不合格受到雍正训斥，后来御史汇报曹俯任由管家监工，自己不理政事，再加上亏空银两。最终因其解送织物上京，骚扰驿站，勒索钱物，被山东巡抚参奏，雍正批示「本来就不是个东西！」，下令抄家，枷号催交亏欠，所有家产奴仆都赏给新任江宁织造隋赫德，新织造将北京房产17间和三对家仆给了曹寅之妻度日，是崇文门外蒜市口曹雪芹故居。乾隆帝
即位后宽免其欠银，但家族已经没落。

关于《红楼梦》的创作过程以及曹雪芹的中、晚年生活，由于文献资料极少，很多问题无法确知。从曹雪芹的好友张宜泉、敦敏、敦诚等人的零星记载中，我们仅知道曹雪芹多才多艺、工诗善画、嗜酒狷狂，对黑暗社会抱傲岸的态度。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他性格傲岸，愤世嫉俗，豪放不羁。嗜酒，才气纵横，善谈吐。曹雪芹是一位诗人。他的诗，立意新奇，风格近于唐代诗人李贺。他的友人敦诚曾称赞说：「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又说「知君诗胆识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

曹雪芹还是一位画家，喜绘突兀奇峭的石头。敦敏《题芹圃画石》说：「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橡笔。写出胸中块磊时。」可见他画石头时寄托了胸中郁积的不平之气。曹雪芹的最大的贡献当然是他的小说。《红楼梦》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精湛，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各最高峰，在文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部巨著耗尽了他毕生的心血，但全书尚未完稿，他就因爱子夭折悲伤过度而一病不起，「泪尽而逝」，终年还不到五十岁。

雍正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他刚一继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雍正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在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批过的奏折，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对腐败的痛恨和他务实的作风。
　　不知道从何时起，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有一次，川陕总督岳钟琪将几个省区严重干旱的情况如实上报，雍正夸奖他说：凡地方事情，都如此据实奏报，不加丝毫隐饰才合朕意。朕希望所有内外大臣，办事只讲一个真字。
　　贪官污吏压榨百姓的惯用手法就是摊派克扣。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主管四川陕西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将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上报朝廷。雍正夸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他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为此，雍正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掉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赴京，直接送到皇宫大门。雍正指出：有事，一个月上报几次都无妨；没事，哪怕几年没有折子也不会怪罪。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
　　云南布政使葛森没事找事，频繁上奏。雍正就批评他说：路途这样远，派专人送来这些没有用的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如果想用密折奏报，来讨好皇上、挟制上司、恐吓下属，那实在是耍小聪明了。
　　雍正多次告诫群臣说：说一丈不如行一尺。他所关注的是文武大员是否实实在在地干事，而决不在于奏报是否多，说得是否动听。因此，他对官员进京面见皇帝也一直控制得很严。
　　雍正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只看皇帝脸色办事，事务大小都要请示皇帝。对这种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上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条后路。
　　雍正后期，清政府连续六年在西北用兵，讨伐叛乱的准噶尔部首领，当时的军事统帅岳钟琪曾就何时进军如何用兵等问题请示皇上，雍正严厉批评他说：朕在数千里之外，怎知道当地具体情况，这都是你大将军因时因地酌情办理之事，朕怎么可能神机妙算、给你下命令呢？
　　雍正认为，凡事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只知道遵旨而行并不一定是好官。云贵总督鄂尔泰对不完全适合本地情况的谕旨敢于变通执行，提出不同意见，雍正赞赏他是为国家做官。而云南巡抚沈廷正一味迎合谕旨，雍正严厉斥责他：是为自己做官。
　　对于那些不做实事、光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阿谀奉承之徒，雍正简直是嗤之以鼻。有一次，川陕总督查郎阿和陕西巡抚武格在受到批评后在折子上自责说“奴才愚昧”。雍正用红笔在“愚昧”二字旁重重划了一笔，训斥道：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吏，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

引用:

刘心武：红楼望月 曹雪芹父祖两辈，与康熙朝时的太子胤□关系密切，这是雍正登位后厌恶曹家抄其家治其罪的根本原因，什么“骚扰驿站”、“任上亏空”等都只是表面罪名。 按说胤□在雍正二年囚死后，曹家作为“太子党”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就都“没戏”了，乾隆既已登位，成为“新日”，哪里还有什么“旧月”，但历史上的情势却是，“太子党”不仅没有覆灭，反更活跃起来，他们聚集在胤□儿子弘皙麾下，积蓄力量，频繁计议，寻求时机，以求一逞。那时弘皙以理亲王身份，居住在北郊规模宏大的郑家庄王府，居然设立了自己的内务府七司，俨然有“影子政权”之架势，弘皙在康熙活着时，已是一少年，而且甚得祖父喜爱，雍正的登位，他自然不服，到了乾隆登位，他更不忿，自以为康熙才是“正日”，自己父亲胤□是“明月”，“明月”继承“正日”才是正理，他以康熙嫡长孙自居，父亲既殁，他便是“明月”了，视乾隆为“伪日”，要“正位”取代。弘皙这样想倒也罢了，谁知乾隆初年，一些皇族亲贵，包括几位雍正优渥重用的王侯及其后代，竟也如是想，并且勾结起事，在乾隆二三年时已公然营造出了“双悬日月照乾坤”这一紧张局面，“三春去后”，到乾隆四年，他们想趁乾隆出猎时行刺政变，乾隆不动声色，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粉碎了他们的阴谋，此即“弘皙逆案”，牵连到许多官员，曹家也就彻底毁灭在此一“逆案”中。曹家不能不受弘皙一党之诱惑么？一来他们内心也是一直倾向于“明月” 的，二来根据他们的“老根”，弘皙的新“太子党”是绝不会在集结力量时，不找 到他们这个老“太子党”来“捧月”的，“双悬日月照乾坤”，对曹家来说──折射到小说里就是贾家──既是对所面临的政治大形势的比喻，也是在“日”“月”夹板中煎熬难耐的写照。 明乎此，也就把握了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时的心理状态，以及贯穿在全书中贾家 故事的福祸根源。从十七、十八回往后，《红楼梦》故事的时序是非常清楚的，十八回后半到五十三回全写的是乾隆元年的事，而且春夏秋冬都细描精绘，连这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交芒种节都准确地写了进去；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写的是乾隆二年的事；七十回到八十回写的是乾隆三年的事。但第一回到十七回的时序却比较模糊，还有前后矛盾之处，我以为这是作者有意回避雍正朝的曹家窘境，不将其按真事实移入书中贾家的故事里，反倒把乾隆元年后曹家中兴的局面夸张逆延到那以前，去想像贾家彼时的生活情景。这样变通的艺术构思是既必要又巧妙的。

 

商榷： 在封建王朝中，最高统治者对下属的一切好恶无不包含浓厚的政治色彩，仅仅因为腐败和暴富是搬不倒一个人脉粗壮的家族的！所以说皇帝的“务实精神”也是为了维护其统治，根本不可能因为整治吏治将其身边红人抛出去。所以一切所谓“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等均为借口。 这里的例子很多，翻开中国历史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