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牛哥文章之二：记父亲“牛哥”在文革中二三事

记父亲“牛哥”在文革中二三事

    1966年，父亲刚调到 “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任副校长。此时正值文革初起，学校原来的老校长、书记已纷纷被抓回学校批斗、游街，形势混乱。他因刚到任而少人相识，暂时未受到冲击。这时，父亲利用他干过地下工作的经验，将被揪斗的原共大党委书记张宇晴伯伯藏在家中，由家里几个孩子轮流送饭，使其躲过了文革初期红卫兵乱抓人、乱打人的疯狂。

    随着文革一天天走向无序，红卫兵开始成立各种组织，所有任职的各级领导无一幸免地遭受到各类冲击。那时我们五个孩子还小，高音喇叭成天对着家里播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开始是抄家，后来是将父母抓去挂牌游街。母亲被剃了阴阳头，胸前挂着用铁丝串起的极端侮辱人格之巨大胸牌，要每天定时到指定的位置去“展览”阶级异己份子身份。记得大约是1967年的某一天，父母亲又被“共大总校”最大的红卫兵组织抓走了，直到第二天，才有人把父亲抬回来。此时的他已完全不能站立，头上乱七八糟地缠着沾满鲜血的绷带。听父亲说，红卫兵把他抓去，让他签字开除当时的校长黎超等其他校领导的党籍。如果不签，先是“坐飞机”（就是将双手反绑吊起），然后就是用皮带头抽打，用带铁钉的特制皮鞋踢头。父亲受此重刑，仍没签字，严辞拒绝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我们党从没有这样的规矩，可以以这种方式随便开除一个人的党籍”。后来听说，在被逼签字开除他人党籍的数十人中，父亲是唯一被打得头破血流，仍坚持原则不签字的牛人。晚年时他曾对我们说：:“抗战、解放战争都没流过这么多血，受过这种侮辱，这种严刑拷打，没死在对敌斗争的战场上，差点死在红卫兵手里………”

    文革时期，全国武斗全面开打，什么造反派、保守派、逍遥派，都在这个文革大舞台上轮番表演。各派都打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旗号，大打出手，并扛起了真枪真炮，你来我往地干了起来。大约1967年（记不清具体的某天），某红卫兵组织里一位佩服父亲硬骨头的人跑来家里说，他所属的造反派组织，已决定裹挟父亲去打驻扎在江西“温家圳”的另一派红卫兵组织。因为他们知道，只有父亲真正带过兵，摸过枪，打过仗。此时此刻，情况十分危急，父母亲当即决定出外躲避。记得母亲找来一顶破草帽，戴在父亲头上，一根草绳绑在父亲腰间，把家里所有的全国粮票和钱都交给父亲。父亲就像当年在滇桂黔边打游击一样，化妆成农民，还带着家里仅存的一副全国地图“逃跑”。父亲晚年回忆说，他那次先是越过“共大”的后山，再沿着铁路线，跑到离南昌很远的一个叫“乐化”的小站，爬上火车去了北京，找到时在北京军事科学院工作的战争年代的战友唐才猷、廖华、林杰伯伯。他实在想不明白，这个国家怎么会变成如此无序而又疯狂荒唐……，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打下的江山岂能让这帮无知的红卫兵、造反派践踏胡闹？他要向中央反映地方情况。众所周知，当时他的战友们虽然在部队，但也处境艰难，没有人能回答他这个问题。记得父亲逃走后，母亲又被红卫兵造反派抓去审问，他们让母亲挂着大牌子，白天站在烈日下暴晒，晚上站在课桌上，头上顶着大灯泡，引来各种蚊虫叮咬，造成皮肤溃烂，惨不忍睹，多次昏倒在地。这种惨无人道之酷刑所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给母亲造成终身病痛。

    文革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父亲逃走后发生的“温家圳”武斗，是江西省文革中死伤人数最多的武斗事件，参与武斗的组织罪行累累，影响极其恶劣。幸亏父亲机警逃过了这一劫。

牛哥子女
2014年11月15日
美国亚特兰大

1958年10月黄建涵从武汉转业赴江西前，与夫人张世英及孩子们合影。


云南解放后，滇桂黔边纵队原“老一团”部分战友合影。前排左起：十支队司令员黄建函、纵队参谋长黄景文、新一团团长金耀烈；后排左起：四支队司令员廖华、一支队政委梁家、司令员林杰、副司令员杨守笃

[鬼谷雄风]

有传闻说，文革武斗时，因1959年支持彭德怀而被贬为某省厅长的钟伟将军也是各红卫兵组织极力笼络讨好的对象：都希望他帮自己这一派进攻另一派。看到那些连枪都拿不好不成章法的愣头青，钟伟急啊，差点儿就想上阵指导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