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人留学澳洲档案(四二)：新会黎启胜

民国粤人留学澳洲档案(四二)：新会黎启胜
 

黎启胜(Lai Kai Sing) 是新会县黎村人，生于一九0八年)十一月六日，其父黎才(Lai Toy)早年来澳，在离墨尔本主城区东南部约十五公里的莫拉滨(Moorabbin)区开设一草药铺。一九二三年十月八日，五十一岁的黎才入纸驻在墨尔本的中国总领事馆，为将届满十五岁的儿子黎启胜申领中国护照及在澳留学签证，希望总领事馆协助办理其子来澳留学手续。为此，他以自己位于莫拉滨区大南路(South Road)上的药铺做保，承诺每年供给儿子黎启胜膏火四十澳镑，以供其在澳期间之开销。与此同时，他给儿子安排来澳留学入读的学校，是位于墨尔本唐人街上小博街(Little Bourke Street)之基督教长老会学校(P.W.M.U. School)。

中国总领事馆很快便处理了黎才的申请。通过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内政部的多次联络沟通，也将黎才的资质等担保材料一并递交并获得确认，当年十二月七日，中国驻澳总领事魏子京遂为黎启胜签发了编号为358/S/23的中国护照。由于事先准备工作做得充足，内政部也于当天便核准了黎启胜的入境签证。当然，总领事馆亦第一时间将此护照和签证寄往中国，待黎启胜接收后，束装来澳。

半年之后，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七日，黎启胜乘坐“维多利亚”(Victoria)号班轮，从香港抵达墨尔本，入境澳洲，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

过了二个多星期，黎启胜正式开始了他在澳的学习课程。按照父亲的安排，七月十四日，他正式注册入读小博街上的基督教长老会学校。根据学校每年递交四次的例行报告，从进入基督教长老学校开始，黎启胜学业都颇受好评，也很能遵守学校的校规。就这样，他波澜不惊地在这里读了三年。

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可能多多少少对黎启胜在澳的学习有所影响，并最终导致他在三年留学后返回家乡。事情缘于一九二六年初，五十三岁的黎才打算回国探亲，希望在其离开澳洲期间，他所经营的草药铺交由其子黎启胜具体负责管理。鉴于黎启胜的留学生身份，他不能打工，但特例情况或许有宽容之余地，故这事儿必须申请获批方可。秉承父亲的旨意，黎启胜遂于一月十五日致函内政部，希望能批准黎才的这种安排。这个时候，黎启胜已经年满十七岁了，推测起来，父亲黎才显然很想将此生意传承给他的儿子，但又受制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条例，即中国留学生只能在澳学习，不能出外打工，读完之后必须返回中国，因而，想把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留下来帮忙，这也许是一种达到目的的借口和安排。但澳洲当局也许是洞悉了黎才对意图，或许就是固守成规之缘故，并不为所动，很快就复函，拒绝了这一请求，并告诫黎启胜，唯有静心读书，方为正道。

既然父亲无法回国，也就是说，父亲无法通过回国探亲将黎启胜留下来，达到最终继承其在澳生意之目的，黎启胜显然要为日后的出路做打算了。到了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日，在基督教长老会学校读了三年书的黎启胜，乘船离开墨尔本回国。当然，他打算先自己回国探亲，然后再返回澳大利亚继续留学。在走之前，他通过中国驻澳总领事魏子京，为他申请重返澳洲的护照以及再次回来后要入读的学校。他当时选择的是自己曾经就读三年之久的基督教长老会学校；而该校校长也致函中国总领事馆，表示知晓此事并愿意再次接收黎启胜入读。但是，澳洲当局所急迫要回答的，是黎启胜业已在此基督教长老会学校读了三年，但问题是该校仅为一间小学而已。而已经十八岁的黎启胜，以这样的年龄，此时显然已不适合再在这间小学读下去。为此，内政部建议，如果返回澳洲时，他选择入读中学或者技校以及商学院等课程，则当局是可以继续为他签发入境签证的。

澳洲当局的上述决定是在黎启胜乘船离开澳洲之后作出的，因此，为他重返澳洲留学而联络学校的事，就落到了其父黎才的肩上。为落实此事，黎才将其注意力转向了技校。到这一年的九月底，澳洲当时最大的函授技校——司铎慈函授技校(Sttott’s Technical Correspondent College)校长致函中国总领事馆，表示愿意接收黎启胜返澳后到他们学校学习。按照一九二六年实施的中国留学生新条例，中国留学生必须取得拟就读学校的录取信方可，这封信自然就是录取入学确认信。既然是这样，澳大利亚政府内政部显然没有理由拒绝其申请，遂于十一月十七日批准了黎启胜重返澳洲留学的入境签证要求。

但是，此后就再也找不到与黎启胜相关的档案资料。就是说，他在此后是否返回澳洲继续留学，因无资料，我们无法得知。

1923年10月8日，黎才为儿子黎启胜兆来澳留学向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申请护照和签证所填写的申请表。

1923年12月7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给黎启胜签发的中国护照。

1926年1月15日，黎启胜写给内政部秘书的信，请求在其父黎才离开澳洲回中国探亲期间，由他来照看并管理其父之草药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