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的发家史 / 李洁之

陈济棠的发家史

李洁之   逊膺整理

　　曾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显赫一时的“南天王”陈济棠，他的发家经过却是一帆风顺，稳步向上爬的，在短短八九年之间，就由一个步兵营营长爬到集团军总司令的地位，一手掌握和支配广东军事政治和财政大权。兹就记忆所及，记述如下：

　　一、家庭出身

　　陈济棠，广东防城人。据说他的父亲陈谦受是一个秀才（也有人说是一名监生），在乡间开设私塾，以课徒糊口，生活不算丰裕。陈维周与陈济棠同是原配发妻所出，后来又纳妾生子取名济南。陈谦受，在40岁左右一病身故。一家生活重担便落在长子陈维周的肩上，他在20岁时便继承父业，教几个生徒度日。但年纪太少，学识有限得不到家长们的信任。后来就跑到中越边界的东兴镇去摆设算命摊子，每日替人算算命，平均每天也能收入六、七角钱左右，生活还是相当拮据的。在长兄为父的传统观念影响之下，陈维周节衣缩食也要尽力让陈济棠入学念书，并且平时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灌输大量关於“光宗耀祖，扬名显亲”的旧思想，鼓励他努力读书，作为向上爬的资本，陈济棠的相貌本来生得十分平凡，资质亦属平庸，但陈维周却一向自诩精通命理，断定他的弟弟生来一对朱砂肉掌，是一副贵相，日后一定飞黄腾达，出人头地。所以不管家计如何困窘，陈济棠还能背起书包，上学堂去。他感激陈维周养育之恩，从小事兄如父，对陈维周遵命维谨，这就是后来陈济棠当上“南天王”之后，陈维周敢于目空一切横行无忌的原因。
　　当陈济棠18岁那一年，从防城到广州投考陆军小学时，主考人因他年龄太大，相貌不扬，老不合标准，不拟录取，但另一个考试委员王体端却认为广东钦廉高雷一带当兵的子弟较多，士官出身的很少，应当在这一个地区的送考名额中尽量破格取录，这样也可以多提拔一些下四府的人才。这么一来，陈济棠居然侥幸入选。陆军小学毕业之后，陈济棠又转入陆军速成学校，此后因家境困难没有继续深造，结业后就投身军伍去了，从此因缘时步步高升。

　　二、阳江发迹

 1913年，陈济棠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之后，那时正当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失败之后，袁世凯走狗龙济光掌握了广东的军事大权，对这一批陆军速成学校的毕业生心存戒忌，认为他们与国民党有深厚的渊源，因而一个也不肯录用。陈济棠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去防城。不久，得到朋友的介绍，投入广东西路巡防指挥部黄志恒部当一名见习官，由於他才不出众，相貌平庸，并且还嫌他操练时喊口令简直像鸡叫一般没有半点威仪，一直不受重视，后来又转入另一个巡防部队当过排长。几年来辗转沉浮，在高雷一带驻防部队中当过副官参谋，也坐过短时期的“冷板凳”（闲职），直到1917年才转到广西林虎组织的广东护国军第二军陆军混成旅步兵第2团黄任寰部当上连长，驻防在阳江儒洞乡。
　　当时阳江经过讨伐龙济光战役之后，残兵土匪遍地，跟当地的土豪劣绅勾结在一起，打家劫舍掳人勒赎，地方治安十分紊乱，陈济棠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枪毙了几个著名的土绅，又对残兵匪群剿抚兼施，地方从此安靖下来，因此得到团长黄任寰的赏识，向军长林虎指名推荐。1919年陈济棠升任为广东陆军游击第42营营长，这是他一生发迹的开端。

　　三、因缘时会继续向上爬

 1920年陈炯明以粤军总司令的名义，率领着国民党在福建西南部发展起来的粤军打着粤人治粤的旗号，回师广东驱逐广西军阀陆荣廷的势力，粤军在韩江东江节节得胜，陈济棠观风望色，趁机乘势率领所部由阳春县潭水开到阳江，与陈铭枢会合宣布脱离林虎的关系，组成粤军第九支队，由陈铭枢任支队司令，陈济棠任该支队的第一统领，带着所部三个营向西江进发，参加驱逐陆荣廷部和扫除他在广东残余势力的战争。在高要莲塘附近的战役中，乘胜追击桂军至郁南县境立下了一些功劳。
　　当年10月省会战事结束，第九支队由郁南移驻肇庆，缩编为粤军54统领，直属粤军总司令部。1921年春，才由邓演达的关系编入邓铿的粤军第1师，改为步兵第四团，由陈铭枢任团长，陈济棠任该团的第2营营长，全团调驻广州4标营，一面警卫广州市，一面进行补充训练。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国会选举出来的大总统之职，不久出师桂林，决定取道湖南北伐，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包藏祸心，从中作梗，勾结北方军伐吴佩孚和湖南军阀赵恒惕进行所谓联省自治活动，破坏北伐大计，孙中山先生不得已於1922年春改变计划改道江西北伐。
　　1922年3月，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粤军第1师师长邓铿因拥护北伐，反对“联省自治”阴谋为陈炯明的陈家军将领所暗杀，粤军第一师师长由梁鸿楷旅长升任，随即出师江西参加北伐，在江西赣州击败了北洋军阀系的江西督军陈光远的主力。6月中旬，正当北伐大军胜利渡过赣州向泰和吉安推进的时候，陈炯明在广州突然发动叛变，围攻总统府。威迫孙中山先生下野，这时候正在赣州的粤军第一师分成两派意见，一派是主张回师广东靖难；一派是主张脱离北伐军拥护陈炯明。陈济棠当时是粤军第1师步兵第四团的营长，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模棱两可，没有表示意见。最后，粤军第1师终于决定暂时采取中立态度，将军队开回东江暂驻河源、静观时局的发展，然后再作下一步的计划。
 1922年8月，回师靖难的北伐军，在韶关被陈炯明所部击败，孙中山先生不得不离开广州到上海，这时粤军第一师由河源往肇庆驻防，第四团团长陈铭枢嗅到当时环境对他不利，溜到南京“学佛”去了，陈济棠以资格较老，继任为第四团团长。从此，扶摇直上，施出一套套阴谋手段，一步步地爬起来了。

　　四、政治投机野心勃勃

 1922年冬，孙中山先生密令由云南进驻柳州的杨希闵部滇军、广西新起的刘震寰部桂军，与驻肇庆的粤军第一师，编为讨贼军，从西江东下讨伐陈炯明。1923年元旦日，发难于梧州，是月15日克复广州。陈炯明逃窜到东江，固守惠阳。孙中山先生从上海回穗组织大帅府继续领导中国革命。
　　在此次战役之前，粤军第一师梁鸿楷、李济深、邓演达，张发奎等策划讨陈的机密。事前陈济棠并未预闻，因为他曾对人说过“广东非陈莫属”，不敢信任他，只有第4团团副戴戟，营长陈式桓、缪培堃秘密参加准备工作。第4团到了苍梧县边境开始行动时，由戴戟率领，那时陈济棠还在相隔约10公里的第二旅司令部和旅长陈修爵聊天，事后才匆匆赶去归队的。
　　刘、杨讨贼军入城后自恃有功，骄横跋扈，各霸一方，军纪很坏。陈济棠在这时候也跃跃欲试，先后和他的钦廉同乡沈鸿英，部将李易标，江门督办陈德春等进行拉拢，企图分裂粤军第一师。粤军第一师将领梁鸿楷、李济深、邓演达等，为了维持内部的团结，决定在军队扩编时升任陈济棠为粤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满足了他的升官欲望。
　　粤军第1师进入广州之后，除1旅旅长谢毅和第2旅旅长陈修爵早已投靠陈炯明之外，所属第3团也在西江战役中被讨贼军消灭了。当时为了避免与刘、杨、沈等军队发生磨擦，全部师调驻四邑，经古应芬、罗翼群等极力保荐，孙中山先生决定将粤军第1师扩编为中央直辖粤军第4军，由梁鸿楷任军长、参谋长，李济深任第1师师长，陈铭枢由南京回粤任第1旅旅长，陈济棠升任第2旅旅长，所属第3团团长是邓演达，第4团团长是戴戟，不久改为缪培堃。是年冬，缪因病死，改由邓世增继任，张发奎的辎重营亦扩编为粤军第1师独立团，张任团长。
　　陈济棠在这一年中率领粤军第1师第2旅参加过江门之役，解决了陈德春；清远之役，讨伐沈鸿英；围攻肇庆城，歼灭桂军黄振帮；进攻梧州，解决桂军冯葆初。秋后之转回东江，在博罗城继续讨伐陈炯明。此外还有过两次柏塘战役。在参加上述这几次战役中，陈济棠所表现的指挥才能并不高强，只是一个平庸的将领而已。
　　1924年春，孙中山先生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实行改组国民党，召开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郑重阐明三民主义的真谛和对内对外的政纲，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个大革命政策，而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为号召，从广东至全国掀起了革命的高潮。这时候陈济棠抱着投机的心理，重新登记参加，表示要积极学习孙文学说，经常从驻扎地西江到广州活动，拉拢一些新的社会关系，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并且极力排斥邓演达，结果邓后来不得不辞去第3团职务，到黄埔军官学校办教育去了。遗缺改由徐景唐继任。从此，陈济棠经常施展出一些拉拢，吹拍的手段为个人的向上爬培厚资本。同时，口口声声勉励所属部下要继承邓铿师长，严守纪律，爱护百姓，认真训练，打倒军阀，实行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的遗志。
　　1925年春，陈济棠率领第2旅全部和第1师的一个补充团从肇庆出发，协同广西李宗仁部迎击犯梧州的沈鸿英残部，从梧州的黎林根至信都，贺县到桂岑先后打了七仗，击溃了沈家军，广西境内从此安定下来。颇得李宗仁、黄绍竑的好感，为1931年夏陈李联合讨蒋埋下了伏线。讨沈之役后，陈济棠随即率师回到肇庆集中训练。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大元帅之职由胡汉民代理，陈炯明当时仍盘据东江韩江流域，为许崇智率领东征军击垮，残部逃向闽西赣南，广东局势暂时得到安定。
　　刘震寰的桂军，杨希闵的滇军自入城以来，一贯是骄横放纵，不服从孙中山先生的约束。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更加肆无忌惮，互相勾结，在广州发动叛变，企图颠复革命政府，大元帅府只好下令讨伐。调集许崇智的东征军，肇庆的粤军第1师第2旅和补充团等，粤北谭延闿的湘军和朱培德的赣军等等，予以进击，不久便全部解决。陈济棠这时率领第2旅由肇庆出发直抵江村，在人和墟渡过流溪河向南岸刘震寰部袭击，不上半天桂军全部在加禾石井间被歼灭。这一役，陈济棠颇得上级的好评。
　　刘杨之乱平定之后，广州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整编驻粤各军，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至六军。原来的粤军第1师，扩编为第4军，李济深任军长，陈可钰为副军长，第1旅编为第10师，陈铭枢任师长，第2旅编为第11师，陈济棠任师长，徐景唐任副师长，第12师师长是梁凤林（后因叛变被消灭），独立旅旅长张发奎，第一次东征结束后改为第12师，后来南征战事结束之后又增编了第13师，由徐景唐升任师长。当陈济棠初任11师师长时，徐景唐之外的参谋长是李扬敬，政治部主任是林翼中，还有31团团长余汉谋，32团团长邓世增，33团团长黄镇球，炮兵营营长黄涛。全师都是以粤军第1师第2旅所属第三四团和补充团为基础扩编而成的。

　　五、赴苏“游学”的前前后后

 1925年6月间杨刘叛变，给予陈家军一个死灰复燃的机会，它乘东征军的撤退重新进据韩江东江流域。当年9月间，陈济棠又奉命率领第十一师全部参加第一次东征。在新巷打了一仗，将陈家军击退到饶平为止。战役结束后，全师又开赴高雷参加击溃盘据在南路和海南岛的邓本殷部队，这次战役就是所谓“南征”。
　　第11师到达海康时，邓本殷主力在四邑两阳一带早被其他南征部队击败溃散，残部撤退海南岛。陈济棠率领从徐闻的外罗港乘船渡海至文昌铺前港登陆，邓当时已溃不成军，派人向驻琼山县的南征总指挥部投降。邓本殷部下多是钦廉子弟，大都表示愿向陈济棠缴械，陈济棠利用五同关系共接收了步枪3000多支。于是自诩有功，踌躇满志。
　　南征战事结束后，1926年初，陈济棠所属各团分别驻防钦廉高雷各地，这时副师长徐景唐升任第13师师长，遗缺由邓世增升任，邓世增的原来32团团长职务由该团的营长香翰屏升任，流窜在钦县十万大山的邓本殷残部张瑞贵，因邓世增的关系收编为第11师的补充团。
　　陈济棠从小养成一付封建头脑，反动思想十分严重，当时对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当然不敢公开非议，但内心里却是反对的。他驻南路时表现得相当露骨，曾不断地排斥进步人士和革命青年，抑制当地工人农民运动，还安排了不少五同关系的落后分子在11师司令部和分布在地方行政机关，作为他的爪牙和耳目。又支持他哥哥陈维周承办捐务大刮民脂民膏，无孔不入。当时的副师长邓世增又和他利害冲突，积不相能，矛盾纠纷层出不穷，引起各方面大大不满。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之下，陈济棠和他的死党林翼中、李扬敬商妥向军长李济深请个长假，到苏联“游学”，表示倾向进步，实质上却是为了和缓空气，暂避风头而已。林翼中与李扬敬也同时去职，林跟着陈济棠到苏联去，李扬敬躲去肇庆搞广东守备军的教导队，邓世增代理了11师师长的职务。
　　1926年7月，广东内部统一，两广合作，在中国共产党的策划下，国民政府誓师北伐，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驻粤各军和广西李宗仁部分向湖南、江西、福建推进。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烈拥护，北伐军节节胜利，经过8个多月的战斗，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和河南的大部分，创造了历史上空前的战绩。在北伐战争中，第4军副军长陈可钰的第10、12师，叶挺的教导团建立了辉煌的功勋。陈铭枢、张发奎也先后升任军长，叶挺也升了师长。1927年初，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李济深这时已升任第八路军总指挥、广东省政府主席和广东政治分会主席。
　　不久“四·一二政变”开始，蒋介石勾结美日英帝国主义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人士，使北伐军受到严重的阻挠和打击，广东军政势力也成为反革命势力的帮凶，造成了不少反党反人民的滔天罪恶。驻防在钦廉高雷的十一师部队奉调到广州担任警卫工作，陈济棠这时候在苏联听到了这个消息，赶忙回国，托病入中山大学医院疗养，暗中指使李扬敬，林时清，林翼中等党羽四出活动。通过财政厅长古应芬的帮助，李济深终於答应陈济棠复任11师师长的旧职。自此之后，陈济棠与古应芬的关系，日益加深，互相勾结，朋比为奸，成了死党（古应芬死后，陈济棠还举办了勷勤大学作为纪念。）
　　接着，广东大力扩编军队，陈济棠乘机大肆活动。原驻海南岛的第33团团长黄镇球调任为新编军第2师副师长，原缺由叶肇补上，副师长邓世增调任第八路军参谋长，31团团长余汉谋兼任第11师副师长，副师长张达任师参谋长，所属各团营以上都换上了一批亲信人物。陈济棠的势力于是乎一天天的巩固和扩大起来了。

　　六、反共反人民罪恶的一页

　　同年8月1日，南昌起义，大军进抵潮梅时，陈济棠率领第11师协同新编第1师薛岳部，广西黄绍雄部，钱大钧部顽抗，在这次战役中，陈济棠最为卖力，后来经常向人津津乐道，自诩功劳，这是他反革命罪恶史中最大的一页。
　　八一义师退出广东不久，张发奎、黄琪翔由江西回师，勾结汪精卫，企图驱逐李济深，独霸广东地盘，称为“张黄事变”，第四军内部集团开始分裂，反李的只有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拥李的却有陈铭枢、陈济棠、徐景唐等，两方面形成了对立之势。张发奎以广州为根据地，势力范围包括肇庆、粤北、惠州、四邑一带。广州公社的起义对他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自知广东无法立足，於是只好把军权交给缪培南。结集兵力，整编为一个军，也称为第四军，向潮梅方面的李济深部进攻，被徐景唐的第13师击败。缪培南部也在五华的潭下、龙川的犁嘴两战役中大受挫伤，不得已向江西方面退却，北进参加所谓“第二次北伐”。陈济棠在这次战役中没有多大表现。但接着不久，在进攻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时却特别卖力，又干下了不少杀人放火的反共反人民的勾当，充分地暴露了他的反动面目，在张黄事变期间，陈济棠驻防汕头，藉口军费无着，还向地方财政机关搜刮了一笔巨款，藉饱私囊。同时在潮梅方面增编了两个营，作为扩军的准备。
　　1928年春，李济深由南京返粤复职，广东军队重新整编，陈铭枢仍任第11军军长，辖3个师，徐景唐升任第5军军长，辖3个师，陈济棠升任第4军军长，余汉谋任第11师师长，李振球为副师长，第12师师长香翰屏，副师长张瑞贵；第25师师长陈章甫，副师长徐为灵，这全是在原有的第11师基础上扩编而成的。同时又将广东省划分为四个善后区，陈济棠任西区善后委员军司令部和善后委员公署，都设在广州，第4军所属各师分驻西江、四邑和珠江三角洲等地。陈济棠还在广州四标营成立第4军军官教导队，后来迁至燕塘扩充为广东军事政治学校。
　　陈济棠就任上述两职之后，不久就邀请蛰居香港的旧上司黄任寰为善后委员公署的参谋长，不少五同关系的人物分布到各部队和各县份去掌握实权，扩大和充实自己的私人势力。一面派兵剿办罗定、新兴、广宁、四会、四邑、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土匪，一方面又在西区各县兴筑公路，架设电话，以博人民好感，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利用权势，大量搜刮民脂民膏，拉拢关系与广东财政厅长冯祝万联党联羽，经常秘密汇款到南京孝敬古应芬，（当时他是国民政府大官长）通过古的关系，向胡汉民吹拍献媚。

　　七、翻云覆雨卖友求荣

 1928年夏，北方军阀已相继垮台，西北西南各省的中小军阀亦已陆续就范，同年秋季蒋介石就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当年冬季，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全国在形式上算是统一了，蒋介石於是野心勃勃，开始推行他的独裁统治。政学系头子杨永泰，献策效法日本削藩的办法，在1929年，召开了编遣会议，以加紧从事建设为名实行裁军，暗中扩编嫡系军队，宣布裁并其他非嫡系杂牌军，削弱其他军队的实力，这么一来就引起了国内军事巨头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的不满，纷纷筹备对付之策。
　　蒋介石排除异已的第一批对象是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因为他们都有广西同乡的关系，联成一气，以武汉为基地，互相呼应，对抗老蒋，虽然还是表面上派人来往，从中斡旋，表示希望和平统一，蒋介石一方面劝告李、白服从中央，一方面又派吴稚晖来粤请李济深到南京出席国民党中央执监会议商谈和平解决各军编遣问题，背后加紧增集兵力进迫武汉，并运用金钱禄位的利诱收买李、白等的部下，嗾使倒戈。陈铭枢当时是广东省府主席，与李济深貌合神离，他在北伐期间升任第11军军长，那时候开始投靠了蒋介石，为了向蒋邀宠献媚，经常将李济深在广东的一举一动，秘密向蒋报告，企图将李济深挤垮，自己取而代之。蒋介石一方面在利用陈铭枢挤掉李济深，但另一方面也知道陈铭枢诡计多端，野心很大，不易驾驶，心有顾忌，始终不肯让他兼摄军权。古应芬猜透了他这种心理，认定这是自己在广东树立私人势力的机会，於是和胡汉民同谋，向蒋介石推荐陈济棠代替李济深掌握广东军权。同时，蒋介石打进了李济深幕后的坐探冯祝万也对陈济棠极力保举。因此，蒋介石最后决定让陈铭枢与陈济棠分掌广东军政大权，互相牵制，自己从中操纵驾驶，这是陈济棠取得广东军权的主因。
　　陈济棠虽是李济深一手提拔起来的旧部，但到利害关头，也就不在乎什么仁义道德，当他接到古应芬的锦囊指示之后，不露声色，一面下令所属各师开往粤，假意作为李济深的后盾，一方面又极力怂恿李济深以和平为重，表示愿意陪伴他重到南京，与蒋介石商议，李济深不知是计，欣然就道，刚抵南京就被蒋介石下令扣留，接着蒋便增兵进迫武汉。广西李宗仁部下在黄陂战役后，纷纷倒戈，于是蒋顺利地占领武汉，李、白失去了广东的支援，在长江南北和北平的势力已被蒋全部消灭了，只好逃回广西徐图后策。
　　广东方面蒋光鼐、蔡廷锴、余汉谋、陈章甫、李振球等将领听到李济深被蒋扣留的消息，非常愤慨。但群龙无首，只得等待观望，静候陈铭枢、陈济棠回粤主持大计。不久，陈铭枢派人回粤劝告各将领拥蒋讨桂。1929年4月初，陈济棠也奉命从南京回粤。首先在白鹅潭海虎舰上就任蒋介石所任命的广东编遣区主任之职，并分别召集各将领谈话，用两面派的手法欺骗他们，他一方面谴责广西李、白拥兵自强，抗拒中央破坏和平统一；另一方面指斥蒋介石把持中央剪除异已，穷兵黩武，动摇国本、罪大恶极，他自己本人为了保卫广东不使牵入战争漩涡，得以从事三民主义建设秉承胡展堂（汉民）与古勷勤（应芬）及各元老的嘱训，回到广东来担负重责、安定民心，要求各将领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图谋善策、营救李济深出险。蒋介石方面攻占武汉的消息已经传来，广东将领眼见大势已去，也唯有保持缄默，服从摆布而已。陈济棠看到各将领没有什么异动才敢由海虎舰登陆，接管第八路军指挥部，调黄埔军校教育长李扬敬为广东编遣区主任公署参谋长，黄任寰为总参议，林时清为广东宪兵司令警卫，广州陈策亦继舒宗鎏为广东海军司令，其余皆为处长以下，也撤换了。不久之后，蒋介石又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统辖广东的海陆空军，从此整个广东的军事大权统归他一手掌握了。
　　直至1931年，因胡汉民被扣事件掀起的反蒋运动（详后）在宁粤分裂后进行和谈时，蒋介石不得不释放了李济深。李出险后，在是年11月南下到了香港，准备回粤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济棠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存惧忌，因为李济深在广东方面还有颇大的潜势力和影响。回粤后，对自己的统治不利，於是跟林翼中、黄麟书等密商布置。不上几天，在广九路大沙头车站和西堤港澳码头附近一带出现了许多这样的标语：“反对阴险恶毒的李济深！” “反对违反总理遗教的李济深！”“打倒新军阀李济深！”“打倒蒋介石走狗李济深！”下署一些广州人民团体的名，借此拒绝李济深进入广州，结果李济深只好打消了回粤的念头。陈济棠这时才松了一口气，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八、从拥蒋反蒋中，登上“南天王”的宝座

　　陈济棠自从出卖了李济深，投靠蒋介石之后，取得了广东编遣区主任的衔头，就着手将驻粤军队加以整编：第4军缩编为暂编第1师，自兼师长；第11军缩编为暂编第3师，蒋光鼐任师长；第5军缩编为暂编第2师徐景唐为师长，徐没有就职，后来改由邓彦华接充，但实权仍然操在徐手。原来各军的师一律改称为旅，实力并未削减，同时又大肆宣传“和平息事，从事建设。”企图博取舆论的同情。
　　李、白逃返广西之后，立即整编残余部队，继续进行反蒋。他们一方面愤恨两陈的中途“变节”，破环了武昌的反蒋活动，又垂涎广东省的繁荣富庶，野心勃勃，企图占有，于是在1927年4月下旬发兵进攻广东，在一个很短的期间之内，席卷了西江各县。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调兵遣将在北江下游沿东岸自源潭至三水一带布防，与此同时，徐景唐在东江的部队也和李、白取得默契联合反蒋，在石滩、石龙、常平一带练兵布阵跃跃欲动，企图混水捞鱼坐收渔利。
　　北江战争爆发不久，李、白军队很快就突破了大塘芦苞这一线，进到花县的白坭和陈济棠的军队开展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终于因弹尽粮绝，后援不继，败退下来逃回广西去了。陈济棠於是调回在北江战胜部队中一个师的兵力，转往东江进击徐景唐的军队。由于徐景唐事先欠缺充分的准备，加上李、白兵败大势已去，无心恋战，只好退走赣南，结果被消灭。
　　东北江战事结束之后，陈济棠在广东的势力更加巩固，蒋介石对他也不得不另眼相看。他於是大力整编军队，论功行赏。将自己的嫡系陈家军编成了三个师，余汉谋任第59师师长，香翰屏任第62师师长、李扬敬任第63师师长。此外李振球、叶肇、张达、张瑞贵、黄质文、黄延桢等都升为旅长。陈铭枢的嫡系也编成两个师，61师师长是蒋光鼐、60师师长是蔡廷锴，第八路军的参谋长是黄任寰，各师分布东西北三江。
 1929年秋，张发奎在湖北宜昌宣布反蒋失败，转入广西与李、白会合，同年11月，进攻广东这次战事双方势均力敌。蒋介石也抽调了两个师到广东增援，战事比上次激烈得多。陈济棠以主待客，以逸待劳，调集所属各师在北江下游东岸布防，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还有粤汉广三两条铁路供他作大量灵活的运输补给，各方面的形势对他有利，李、张二家军终于失败溃退。陈军乘胜进占广西梧州，设立总指挥部，继续进军深入广西境内，战事延续了一年半之久，直到1931年3月才告结束。两广人民在长期的战祸中流离失所，困苦颠连，更加上陈济棠坐镇梧州指挥各部队向广西内地进攻时，在他所统辖的地区之内，所有民政、财政大权都归他一人总揽。其部属高级将领的亲朋戚友布满在各个民政和财政机关之内，担任什么县长、局长、秘书科长等职务。同时诈痴装聋地任由各师旅团营长等在当地包庇烟赌，甚至和奸商勾结贩买鸦片，也不加干涉，於是人人发财，皆大欢喜，对陈济棠感激拥戴。尽管广西老百姓叫苦连天，而以陈济棠为首的封建集团势力却更加扩大和巩固了。
　　自此以后，蒋介石对陈济棠更加信任，答允广东军队适当增编军费，由广东自筹。从1929年冬开始，广东军队扩编的有黄任寰的第1独立旅，张瑞贵的第2独立旅。1930年各师又增编一个教导团，各旅增编一个特务营。此外，又扩编了四个直属独立团，分驻各地，当时缪培南已和张发奎脱离关系任用为第八路军参谋长，同时石井兵器制造厂大加扩充，不断向德国秘密购买军火充厚实力，而陈济棠对自己的军队的扩编和驾驭也很有他的一套，他经常对自己的亲信将领说出自己的主张，认为军队必须保持它本来的历史传统精神，使之发扬光大，还要不断增添新的血液，加速质量的提高。因此，用人方面，光是倚靠旧部，就会造成骄傲自满，专横腐化。但任用和提拔新人过多，过急，忘记军队的传统特点，也会引起了旧部下的悲观怨怼，一定要在有了两个旧人的基础上，吸收和提拔一个新人，使之取长补短，互相影响。在扩编方面，有了两个老营的基础，才可以扩编一个新营，组成一个团。同样有了两个老团的基础，才能扩编一个新团，组成一个师，并且新人插进老营，旧人安排到新营当骨干，这样就不会产生派系门户，军队内部才能团结合作，战斗力量才能增强云云。后来，陈济棠又规定自少校以上的各部队军官，凡因事来广州，必须在三天之内去进谒，向他报告有关所在部队和驻扎地方的情况。接着便照例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官邸里去，设宴款待，酒肴丰盛，礼遇有加，装出一副无限亲切和关怀的样子，问长问短，送钱送礼，宴后还派车送回寓所，使部下受宠若惊，感激拥戴。同时也收到上下牵制监视，及时掌握情况的效果。在如何运用阴谋诡计去维持自己的封建统治权力方面，陈济棠确是费煞了苦心的。
　　正当1929年夏初，广西李、白军队侵入西江时，陈济棠正忙着在东北江下游布防抵御，陈铭枢乘机打电报向蒋介石告密，捏造陈济棠最得力的师长余汉谋暗中勾结徐景唐图谋反蒋，并驱逐两陈（陈铭枢、陈济棠），因此，蒋介石下令扣留了余汉谋。前方将士大为震动，不久，陈济棠从检查拍给蒋介石的电稿中洞悉这项阴谋，立刻将余释放，重返前线指挥作战，才得扭转战局，反败为胜。从此，陈济棠对陈铭枢更加记恨在心。1930年夏，冯玉祥、阎锡山在北方发动反蒋，广西方面出兵湖南，响应声援，陈济棠将蒋光鼐、蔡廷锴、李扬敬三个师从广西境内转调衡阳堵击。接着又借口蒋介石的意见，将蔡、蒋这两个陈铭枢的嫡系师调往河南、山东参加对冯作战，军费由广东负担。至此广东全是清一色的陈济棠嫡系军队，这对陈铭枢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於是陈铭枢又增编了直属省政府的保安队四个团，以谋自固，又积极向德国进军火与陈济棠展开了明斗暗争。
　　1931年春，蒋介石因为李宗仁，白崇禧已经跼促一隅，唐生智也被打垮，冯玉祥的势力亦趋瓦解，不能为患，阎锡山曾表示悔过归顺，张学良但求保存东北，也没有异心，因此，便打算乘机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他的御用宪法，攫取大总统的宝座。胡汉民眼看蒋介石得寸进尺，对已不利，也借口孙中山先生“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遗训，极力主张继续施行训政，作为对抗争论的结果，蒋介石的主张取得了胜利，可是西南、西北和北方各省受过蒋介石不少教训的 “封疆大臣”们，对蒋介石时存戒心，认为胡汉民到底还是一介书生，比较容易商量，因此大都趋向胡汉民这一边，准备在召开国民在会时挤垮蒋介石，选举胡汉民当大总统。
　　那时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准备在当年5月5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的决定已经宣布下来，当然不能有所变更。当蒋介石派人到各省去分别视察进行拉拢，了解到各省选出来的国民大会代表，原来大都属意有“党国元老”之称的胡汉民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不禁大惊失色，赶忙和他的谋臣策士吴稚晖、戴传贤密商对策，最后决定强迫胡汉民辞去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职务，下野休息，这样只要把当前的一个政敌除掉了，一切就不成问题。那晓得胡汉民非常倔强，不肯买账，结果蒋介石一不做，二不休，硬干到底。在当年三月间，将胡汉民押送汤山软禁，这么一来，惹起了各方面大大的反感，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立刻掀了起来，粉碎了蒋介石攫取大总统宝座的迷梦。
　　一向是胡汉民的亲信古应芬，从南京逃到香港，派人到梧州策动陈济棠反蒋，陈欣然应命。一方面以巨款接济古应芬联络各方，策划反蒋，一方面跟广西李、白议和，将军队撤回广东共同联合反蒋。李、白当然乐於接受这个要求，反蒋大计策划成熟之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林森、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等，公开联名通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对蒋介石的弹劾案，历数蒋介石“横征暴敛，罔顾民生，排除异已，制造战祸，毁乱法纪，动摇国本，厉行独裁，奴役人民”的罪状，要求将蒋介石撤职查办，以释民怨。两广将领接着联名通电拥护中央监委们的弹劾案，表示誓为后盾，这时候陈铭枢自知处境孤立，只好离开广东，投靠蒋介石去了，广东省政府职务由陈济棠指定民政厅长许崇清代理，从此以后，广东的军事政治大权尽入陈济棠一人之手，俨然登上了“南天王”的宝座了。
　　同年5月，反蒋人物如汪精卫、孙科、李宗仁、古应芬、邓泽如、萧佛成等集中广州组织所谓国民政府对抗南京，同时拉拢贵州、云南、四川、山东、山西、湖南各省军政巨头参加反蒋活动。这一运动的幅度遍及全国，使蒋介石伤透了脑筋。但却是陈济棠的一个绝好的机会，让他得以乘机又一次大刮民脂民膏，进行扩编军队，他将第八路军改为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参谋长是缪培南。第1军军长余汉谋，第2军军长香翰屏，第3军军长李扬敬。李振球为第1师师长，叶肇为第2师师长，张故新为第4师师长，张达为第5师师长，黄延桢为第7师师长，黄质文为第8师师长，缪培南兼教导师师长，黄任寰为第1独立师师长。此外又成立了一个警卫旅，五个独立旅，旅长是陈汉光，范德星、陈章、严应鱼、李洁之，还有八个独立团。又由广州国民政府任命陈策为海军总司令，张惠长为空军司令，这时陈济棠的军队已经扩充到15万人以上，这一笔巨额军饷全部压在广东人民的头上，老百姓生活负担的沉重和痛苦可想而知了。
　　到此为止，陈济棠在名义上虽然只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的常务委员，广州国民政府委员，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的衔头，但是，他一手总揽全省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广州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下都得尊重他的意见，西南各省将领，尤其是广西方面，也不得不让他稳执牛耳，真可谓八面威风，盛极一时，连蒋介石对他暂时无可奈何了。

原载：《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