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汉光的二三事

陈汉光的二三事

原吉征口述  陈遹曾整理

一

　　陈济棠盘踞广东时期，有“琼州杀人王”称号的陈汉光，是陈济棠的侄辈，年少而勇，深得济棠赏识，委充警卫旅旅长，直隶“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部”，不受各军、师节制，兵额无一定限制，可以任意扩编，军械亦择其最精良者发给领用，非其他各部队所能及，为陈氏嫡系部队之一。陈济棠之弟陈济南，曾留学日本士官军校，亦令其在该旅服务见习。陈极力培养、扩充该旅实力，企图陆续扩编，成为一支强大精锐的“陈氏皇家军”，以巩固其统冶的“皇朝”，寄望甚奢也。

　　1931年至1934年间，汉光掌一旅之师奉派往琼崖（海南岛）“剿匪”“剿共”。嗣广东分区设绥靖委员公署时，即委陈汉光兼任“琼崖区绥靖委员”，又因琼崖腹部地区有少数民族（黎族），特设“琼崖抚黎局”，令陈汉光兼任该局局长。由此，陈汉光一身而独揽琼崖的军政大权，实行其残酷的血腥镇压人民和反动统冶。陈汉光暴戾恣睢，性嗜杀，藉陈济棠之势而益甚，稍拂其意，即任意屠杀，肆无忌惮。不独“先斩后奏”是其“家常便饭”，抑且斩而不奏，亦视为其份内“特权”。在琼崖数年中，进步人士和善良人民，无辜而遭其残酷杀害者，实在不少。笔者当时适在琼崖工作，其残酷的血腥罪行，耳闻目睹者颇多，兹将回忆所及，述之于后，俾供参考。惟事隔三十多年，记忆不免模糊，希知其事者予以补充订正。

二

　　海南岛四面濒海，当时只有沿海的13个县，中部地区俱属黎族居住，未设县治，1935年始划为“保亭”、“乐东”、“白沙”等三县。委派县长统冶。整个海南岛以海口市为最繁盛。海口位于岛之最北，全岛各县交通，除海路外，只靠一条环海公路。当时分为东、西两路，东路由海口经琼山、文昌、琼东、乐会、万宁、陵水以至最南的崖县；西路由海口经澄迈、临高、定安、儋县、昌江等县以至威思县。当时环海公路尚未完成，东路只到崖县，西路只到儋县，其余昌江、威思两县公路尚未完成。海口为全岛对外交通唯一的港口，一切商船俱在此停泊。陈汉光的部队分驻在海口、谅山等地；绥靖委员公署和琼崖抚黎局均设在海口。陈汉光进行“剿匪”、“剿共”，亦分为东、西两路，但不断遭到共产党部队的顽强抵抗，给陈汉光部队沉重打击。而激战最剧烈的，则为在东路万宁县的龙滚地区，进出冲击很多次，鏖战持续了很久，致横渡公路的水泥钢筋的龙滚桥亦被炸毁，半沉水底。共产党部队在此处给予陈汉光部队沉重打击后，乃转移到地势有利的六连岭。六连岭在龙滚附近横跨万宁、陵水两县，以至腹部地区，地势险要可守。至此，陈汉光部队即不敢深入，只得沿公路推进，但仍不断遭到共产党的不时出击。陈汉光深感穷于应付，乃命令各县组织联防队分驻于崖县之藤桥与陵水县之分界及万宁县之兴隆、龙滚和其他路段险要地方。但共产党部队的实力，仍然保存如故，不时伺机出击，1935年以至抗日战争胜利后，仍是活跃的。犹忆1935年间，一次我经过万宁县时，该县县长劳宇楷曾对我说，在万宁县和琼东县一带，共产党部队不时出来袭击，曾缴去一些县兵队的枪械，嘱我小心防范。在琼东县城附近和公路各处，时时都有同样的事情，并散发宣传品云云。

　　当陈汉光到达崖县“剿匪”时，崖县县长王鸣亚，是一个地方上的恶霸，早年曾参加国民党，与广东省、市党部一些执行委员是有勾结的。他是该县东区（二区）三亚乡人，拥有地方上大部分的恶势力，作威作福迫害人民，有“土皇帝”之称。恃有广东省党部的执委为其后台撑腰，对陈汉光是看不在眼内的。陈汉光的命令亦时有所不受。他当这个县长是形同割据的。省政府明知其故，但因他的恶势力颇大，有所顾忌，不敢轻于更动他的职位。但他的势力只限于东区，县城以西的第四、五区，对他是不服的，以四区的罗业新为首与之相抗。王氏的县政府命令，不能行于西区一带。罗业新曾在黄埔军校肄业，也是国民党员，亦拥有相当恶势力。王鸣亚以县政府的名义，不时率领武装前往进攻，罗氏亦纠集西区武力迎击，互相厮杀，形成了东、西两派，各据险要，不时冲突。老百姓因他两派相争，便祸无宁日。陈汉光到达崖县时，收到两派互相控告的状词，因王鸣亚曾有抗拒命令之嫌，怀恨心里，便首先将王鸣亚扣押起来，一面收缴他的枪械，一面委派政训处的劳宇楷接充该县县长。但王鸣亚是经省政府委任的，陈氏虽欲置之死地，亦须经过呈报核准手续。王氏的爪牙即急电省方求救，果然得到奥援，得免于死。同时，陈汉光率兵直捣西区，也将罗业新及其一些爪牙捕获，随将王、罗两人押解回海口讯办。王与罗久已结下深仇，到此生死关头，便各执一词，攻讦不遗余力，一方面推卸罪责，一方面乘此报复。王氏以曾经省政府委任，是政府的“地方官”，名义较顺，且有一些盐商为其支持，出钱为其奔走斡旋，不久即获得释放。罗氏虽有一些黄埔军校的同学奔走营救，但没有名义。王鸣亚一派指控其抗拒政府命令，抗击政府“官兵”，罪名不小。不过罗氏一派亦持有他的理由，认为王氏之当县长是由割据而来，霸占一方，政府是不得已加委给他的，他在县内作威作福，迫害人民的罪恶甚多，因其压迫过甚，不得不起而对抗的。陈汉光因王鸣亚曾抗不服从命令，心存憎恨，对罗氏之抗拒王氏，亦有微袒，认为是派别之争，不是盗匪，因此得苟存性命，不立即枪决。罗氏一派在广州奔走营救时，即由省方提罗业新来广州讯办，迨罗业新提解到广州时，由于王鸣亚指控，争持甚烈，辗转审讯，羁押三四年之久，仍不能定案。在陈汉光于1935年初离开海南岛后，才于1936年将罗业新递解回崖县交保释放，此一件陈汉光“剿匪”的案件，才得终结。而当陈汉光在崖县时，曾将两派的党羽大肆搜捕扣押，一部分已被其枪决，由此可见国民党内部之互相倾轧，真是一团糟的。而地方人士认为，陈汉光之逮捕王、罗两派党羽时，一些是无辜而被屠杀的，而两个首恶分子，反得逍遥法外，可见陈汉光之杀人，是随意所之，首恶杀不得，也必找到一些罪不至死的屠杀而后快。其嗜杀的罪恶，海南岛人对他的痛恨，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四

　　陈汉光进行其反动的“剿匪”、“剿共”的绥靖政策时，每到一处，必大肆屠杀，是极残酷的。当他每到一个县份，或一个乡村时，如果认为是有“匪徒”嫌疑的地方，便大肆逮捕，勒令觅具店户担保，才准释放；如果觅不到担保，便将枪决，不问其有何罪证也。而乡民中，平日人与人之间，略有嫌怨者，又乘机控告构陷。陈汉光收到状词以后，便立即拘捕，不问其所控是真是假？谁是谁非？情节轻重如何？略讯一过，立即判处巨额罪款，少者一二百千，多者至数百千，勒令即时缴交。（当时海南岛全部行使大元货币，而银元缺乏，市面多以铜仙流通，每光洋1元，约为铜仙二千余至三千左右，市价时有涨落，千数系钱币数，每一铜仙值10文钱，一百千约为40元光洋左右）往昔海南岛人民，多数是贫苦的，一旦判罚巨款，从何缴交，只有申诉筹缴，请其核减。陈汉光便默不作声，即在案卷批上“执行抢决”数字，随手交其随从士兵，拿去立即执行。被捕者的家属知道消息后，即仓皇奔走向亲友借贷来赎命，但等到筹借得款项时，枪声已响，被捕人已被枪决，返魂无术了，只得痛哭悲哀收殓而已。其残暴嗜杀的罪恶有如是者。他所到之处，无不是同样屠杀人民，因此当地人民呼之为“杀人王”，同时因其只凭一方面的状词而判案，又说他是“有原告没被告”，其血腥的罪行，实属令人发指。他这种残暴的罪恶，全岛的人，是无人不知的。他每年必出巡各县一二次，每次都是同样屠杀人民，因此各地人民经常探听其出巡日期和经过的路径，所有平日与人有一些嫌怨的，便预早逃跑，远离别处躲避，候其出巡过后，才返回原籍家乡，真是“望风而逃”。他残暴屠杀人民的血腥罪行如何，是可以想见的了。

五

　　陈汉光身兼“琼崖抚黎局长”，由于他的反动本质极度浓厚，对于黎族人民，是同样残酷的。他每次出巡到黎族地区时，也同样干下不少血腥的罪恶。由于黎族人民的言语和生活习惯，都与汉族人民不同的原故，平日与汉族人交际往返是极少的。陈汉光认为是愚昧可欺，便实行威迫、欺骗、吓唬等，残杀了不少黎族人民。当他每次到达黎族地区时，他也是任意拘捕处罚的，黎族人民稍不服从时，即便施以血腥镇压。黎族人民是团结的，便起而与之对抗。但他们所用的武器，都是古老的药粉枪。陈汉光全不理会这个“抚”字，即下令用机枪扫射，以致黎族人民被他屠杀者，不可数计。在东方、大水、乐东等地和其他地区都是如此。在他屠杀以后，还要拘捕酋长，施以各种严酷的处罚，如罚以开山砍树缴交大量木材筑公路和缴交罚款等等，罚款数额有多至二三百千的。如无铜仙缴交，即以牛只折价缴纳，否则拘捕屠杀。至于开筑公路，是强迫一个地区的人民进行做工的，他划定路线，限定日期，必须依期完成，否则又再加罚处。犹忆1934年底，他到乐东地区时，他所指定开筑的“九乐”公路（崖县的九所至乐东一段）尚未筑成，乃将该处黎族酋长韦那空逮捕，勒令即日开工兴筑，并限三日内完成，否则将他枪决。韦氏无法抗拒，只得慌忙通知当地各处群众赶紧开工，经过一昼夜的工程便将路基筑成。陈汉光认为他曾经反抗，乃将韦那空押着，跟随他一路到九所以至崖县县城。笔者当时见其队兵牵着黄牛十余头，并运载铜仙的牛车很多驾，络绎而行，可见黎族人民受其迫害之甚。在他到达崖县县城以后，便将韦那空申饬一顿释放，韦氏这时才得恢复自由，捏着一把汗回乐东去了。

　　陈汉光名为“抚黎“，实际上是残害黎族人民，但他也有欺骗黎族人民的一手。他每次到黎族地区时，必携带一些黎族地区少有和当地群众喜欢的东西，如针线、红头绳、熟烟、粗毛巾等等，将这些物品交给各人，以示“优待”，就算是对黎族人民送的礼物了。

　　陈汉光有侍妾两人，平日管束很严。在他的“公馆”里，特指定一所与外面隔绝的楼房给侍妾住宿，不准外出，不准与外人来往，派有专人监视。其侍妾慑于他的淫威，不敢稍离半步，形同囚禁。陈汉光每次出巡时，防其妾侍乘机与别人勾搭，必携同两妾乘轿相随，不离左右。为了引诱黎族人民起见，令其侍妾各携唱机一架，到达黎族地区时，即开机唱曲，以引诱群众前来。黎族人民是没有唱机的，因此群众来听曲时，便差不多该地区的人全数聚集在一起。陈汉光于唱完一些唱片后，便乘此时下达他的命令，要当地群众负担缴木材，或其他任务，如筑路开山等等。而所有缴交的木材或其他物料，以及筑路做工等等，都是不给款和工资的。在他出巡前，必先对其侍妾声言，嘱其将唱机弄好，并声言谁的唱机唱得好，谁能吸引较多的黎族人来听，则给以奖励，故他的两妾事前即预早选购一些新式唱片和黎族人民喜欢听的唱片带去，企图吸引更多的人来听，争得陈汉光的宠爱也。一次，两妾都聚精会神预备好一切，各将唱机唱片放在轿底一齐带去了，不料到达时，才发觉忘记携带唱针。当陈汉光叫她开机唱曲时，两妾都无以应命，为陈汉光痛骂一顿，急使人赶往附近的县城购买，回来时已耽搁了两天。说者谓幸亏是他的爱妾，否则必遭到他无情的处罚，不堪设想云。

　　陈汉光对黎族人民除了残酷的屠杀和迫害以外，还运用了一种吓唬的罪恶勾当。约在1933年间，到黎族地区时，令其部队将所带武器当众演习，大肆显示其武器的威力，使黎族群众都惧怕他，并声言翌日可有由天空飞来轰炸扫射的飞机到来。而事前他已征得陈济棠的允许，由广州派出一两架飞机前往指定的地点，作低空盘旋飞行数周以吓唬黎族人民，届时他即召集当地群众齐集等候。果然广州起飞的飞机依时到达，并作低飞盘旋十余周。黎族人民是未曾见过飞机的，加以被陈汉光的吓唬，个个惊惶失色，以为是“天神”下降要命，颤颤抖抖，一齐匍伏地上叩拜乞求饶命。迨飞机过去后，陈汉光便大加夸张，声言要各人俯首服从，否则随时叫“天神”前来惩罚。此吓唬黎族人民的恶毒手法，不外以此来达到他反动统治和迫害的目的而已。

　　陈汉光在1934年底，奉陈济棠的命令调回广州，正拟整编扩充成师时，忽患肝癌病症，急往香港医院诊治，不久即不治逝世。陈济棠为之伤心下泪，而海南岛人民闻之，均额首称庆，迷信者更认为是他血腥罪行的果报云。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