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与“元老派”/ 徐直公

陈济棠与“元老派”

徐直公

　　1929年春，陈济棠因国民党召开二中全会及国民军编遣会议，蒋介石击败李（宗仁）白（崇禧）军队于北京、武汉一带，扣留李济深于汤山之际，乘古应芬留粤联三陈（陈铭枢、陈策、陈济棠）倒李（济深）的机缘，就任广东编遣区主任和第八路总指挥，与古应芬联合一部份国民党元老派之反蒋人物，组成西南政务委员会。上台之后，自忖资望不高，不得不对这些“元老派”人物竭力拉拢，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古应芬当时以国府文官处长的身份，一向作为陈济棠的后台支柱。古对蒋素怀不满，陈济棠久已探知，因此西南政委会中，陈对古拥戴备至，其余邹鲁、萧佛成、邓泽如、唐绍仪、罗翼群、陈融等，都占了委员一席，陈济棠也敷衍得很好。李、白被蒋介石击败退回广西老巢之后，一筹莫展，此时也投靠到广东方面，陈亦利用他们作为西江屏藩，而且以两粤为号召，声势也较大，所以李、白二人也是西南政委会的委员。这一群“元老派”人物平日早已野心勃勃，老气横秋，如今有招牌可卖，坐拥空衔，月支巨薪，仍不能偿其大欲。特别是古应芬的居功自傲。陈有见及此，明知如果不使点手段，巧作安排，使他们各安其位，将来阻力必多，因此，采取了下列分肥的办法：

　　古应芬除了把持治河委员会之外，凡古之事有求必应。古的妻舅何炽昌占了广州市卫生局长的肥缺，“女婿”刘纪文（古之女未过门便死了）继林云陔之后当上广州市市长。古应芬临死前还嘱咐陈济棠，好好照顾这两个人。古公馆的一切浩大开支，古应芬姨太太们的需索，刘纪文都得到陈济棠的默许，一切由市库内公款支给，高州系的人物陆幼刚任市教育局长兼市府秘书长。1935年去职后，又将他的姐丈甘尚仁升任（甘历任市府秘书，信宜人，高州系骨干）。其他如罗翼群，声威和资本虽不如古，也兼上了治河委员会委员、潮梅分会常委。唐绍仪纡贵屈尊，回到中山家乡去当百里侯（县长），美其名为模范县。实则是据地自肥，对一切例应向省解缴的税饷都来一个相应不理。西南政务委员会审计处处长杨熙绩对中山县的财政情况向来不敢过问。唐绍仪的儿子唐榴也于1932年卸去外交部专员之职，南来任职于两广外交特派员公署（当时的特派员是刁作谦）。

　　邹鲁在1932年继中山大学代校长张云之后，出任中大校长。他最得意的杰作就是迁校石牌，建筑新校舍。硬性规定省市各机关团体学校职工教员一律捐薪百分之几，作为石牌中大新校舍建筑的经费。邹鲁本人自办砖厂及建筑公司，乘机大大捞回了一笔，连他的亲友也都上下其手，占了不少油水。萧佛成的儿子萧松龄、萧松琴先后由市府委任市自动电话公司及自来水公司经理之职。胡汉民于1931年自汤山归来，亦加入西南政委会，李海云（据说胡女木兰原是他的亲生女）也攫得了号称“睡十万”（即睡下来当县长可以每年收入十万元的意见）的南海县长肥缺。至于李、白在广西的军饷，由粤方全部供给，自是不在话下。陈融以西南政委会委员而兼秘书长，其后李文范来粤亦当上了西南政委会委员兼西南执行部委员。这样一来，大致总算应付过去，陈济棠得以为所欲为，为巩固个人的名位而大展其身手了。

　　西南政委会的委员们都是一群元老的人物，可是在1934年间，香翰屏也挤上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之列，引起了不少人的惊诧。香翰屏在李济深主粤时当62师师长，陈济棠上台后，扩编为第2军，香擢升为军长及省会公安局局长兼中区绥靖委员，资望本属寻常，因此不服气的大有人在。据笔者所知，这当中有过一段小小的插曲：当时第三军军长李扬敬素有陈济棠的“武胆”之称。其父李明生，寓本市文德东路，尊养处优，每日必到永汉路仙湖茶室（即现在永汉戏院对面）三楼听女伶唱曲。这位“老太爷”所指定的座位普通人不能擅坐，茶室服务员照例虚位以待，伺候殷勤周到。有一次，第二军所辖某营长到场品茗，时已座满，只有留给李明生的座位无人敢坐。某营长昂然入座，不顾一切，服务员力劝无效。不久李明生施施然而来，看见自己的“御座”被占，认为有辱自己老太爷的威风，立即举杖向某营长当头痛击。这个营长不知就里，随即还手，殴伤了这位“老太爷”的头面部。李明生返家后不久便死掉了。李扬敬向陈济棠告状，提出非严办该营长不可。香翰屏查明经过，不予处理。李扬敬恃宠骄横，气势汹汹，大有势不干休的神气。香翰屏受到打击，提出辞职。陈济棠左右为难，于是自兼第二军军长，乘机将军部移驻韶关，暗中防范驻守大庾的余汉谋，并在广州八旗马路原日该军部旧址设有办事处，香翰屏则调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李、香两人交恶积不相融，早成事实，李明生受辱只是其中一个偶然的原因，给予陈济棠安排自己个人一些预定的借口而已。

《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