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 / 荣维木

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述评

荣维木

　 　中日战争遗留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解决无疑与历史事实和历史认知有密切联系，而史事的考证和史观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学术问题。战争遗留问题 的解决并不完全依赖学术研究的深入程度；但学术研究的深入则无疑会对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起到推进作用。事实上，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 很大成绩，形成了历史研究的前沿之一。
　　
　　战争遗留问题的内容
　　
　　战争性质所属和战争责任追究至今未能解决，这是战争遗留问题由来的源头。具体地说，由中日战争而产生的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的一切问题，都属于战争遗留问题的范畴。这些问题既是现实问题，又有历史的延续性。从类别上看，与问题的由来相一致，它们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对战争性质的评判。1945年12月，日本众议院通过《关于战争责任的决议》，其中确认日本发动战争“违反了国际法规，犯下了残虐的刑 事犯罪”。1951年，日本政府与美国等国签订的《旧金山和约》之第11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与其他在日本境内或境外同盟国战争罪法庭 之判决”。这表明，关于战争的性质所属问题当初已经得到解决。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即开始涌动否认战争侵略性质的暗潮。1972年，否 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言论首次出现；1978年，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的灵牌被秘密摆进靖国神社，并受时任首相的福田纠夫参拜；80年代发生教科书事 件；进入90年代，随着“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的成立和《大东亚战争的总结》的出版，日本右翼朝野合流，在历史认识方面明显地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逆流。于 是，基于史实认证的战争性质的评判，成为战争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日本是侵略还是“进出”或“进入”、是“解放亚洲”还是建立日本殖民地统治、东京审 判是否公正等问题，成为战争性质评判的焦点问题。
　　第二是战争责任的清算。按照国际法实施的一般形式，东京审判理应完成战争责任的清算。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清算并没有完成。20 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中国战时受害者在日本提出的战争赔偿诉讼，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民清算日本战争责任的要求。这种要求得到了日本正义人士的积极 支持。中国政府在“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下，多次督促日本政府妥善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却未得到日本政府的积极回应。于是，中国 人民战争受害事实的认证和对加害者的清算，又成为战争遗留问题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其中，“慰安妇”受害问题、强制劳工受害问题、细菌战受害问题等，成为人 们关注的个人战争受害问题的焦点。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是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作为国家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至今也未得到解决。
　　
　　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
　　
　　从上述战争遗留问题两个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它的提出和解决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不仅是由于道义方面的原因，而且是因 为战争遗留问题与中日战争历史的紧密联系，使它越来越成为历史学者关注并倾注精力进行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与这一问题的上述两个方面相对应，学术研究大致 分成了两种类型：
　　(一)实证性研究。在战争遗留问题研究中，实证性研究主要是指受害与加害的事实认证研究。一般情况下，无论研究者是否有意，这种研究在客观上大多与受害诉讼的事实认证密切相关。因而它的成果直接支持了现实诉讼。这类研究主要包括：
　　1.“慰安妇”研究。该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5年以后形成批量成果。研究内容包括资料发掘、调查报告、个案分析、慰安妇制度 研究等方面。代表研究前沿的专著，是苏智良1999年出版的《慰安妇研究》和2000年出版的《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另外，2000年 “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之后，关于该研究的主要论文已经结集出版。这些研究揭露了下述史实：第一，中国“慰安妇”在战时各沦陷地曾大量 存在，其数量大大超过其他国家；第二，中国“慰安妇”的产生有别于日本与韩国，其身份界定有特殊性；第三，“慰安妇”制度不是商业行为的结果，而是由日本 政府、军方有计划地制订并逐步完备起来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战争制度。但是也应当指出，与日本与韩国相比，中国“慰安妇”研究起步较晚，无论是个案调查，还是 资料积累，还有大量工作要做。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是：在档案资料缺乏的情况下，口述史料日益成为赖以进行研究的重要资料源。而这种资料源的信凭程度， 无论是在它的发掘还是在它的应用方面，都须依靠科学的方法去体现。这些在目前研究中做得还不够。
　　2.战时强制劳工研究。按地域分作两类，第一类是对中国境内强制劳工的研究。近年出版的资料和专著有何天义主编的《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 工》、傅波主编的《罪行、罪证、罪责》、张凤鸣、王敬荣主编的《残害劳工》等；第二类是对强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的研究。专著主要有刘宝辰的《花冈暴动》、 陈景彦的《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研究》。除资料和专著外，这两类研究都有大量论文发表。从发表的著述来看，研究的内容包括日本战时劳工政策的制订与演变， 强掠劳工的方法，残害劳工的罪行，中国劳工的成份、分布情况、死亡人数等。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进展，特别是个案问题研究，成绩较为突出。但由于资 料方面的原因，使得有些研究尚不深入，如强制劳工人数和死亡人数，至今还没有精确的统计，并且由于资料来源不同和研究方法的区别，在观点上还存在很大分 歧。
　　3.细菌战研究。早在战时，关于日军实施细菌战的情况即有披露。20世纪50年代，有人对受害人数进行过统计，认为8年间受感染军民达 1200万人。80年代以后出版的资料集和专著，有中央档案馆编的《细菌战与毒气战》，韩晓、辛培林的《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郭成周、廖应昌的《侵华 日军细菌战纪实》、解学诗等编的《恶役》、哈里斯的《死亡工场》等。另外有一批研究论文发表，内容涉及日军各细菌部队的细菌试验和细菌战实施情况、中国军 民受害情况等。90年代以后，细菌战研究出现新的动向，即对受害者的调查越来越受到重视，如张世欣编著的《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中的调查 统计，比较精确地记录了受害者的自然状况、社会状况与受害情况。细菌战研究存在的问题是，第一，由于战后美国包庇石井四郎等日军细菌战祸首，并转移和封存 了大量有关细菌战的资料，使人们对日军加害过程的了解发生相当大的困难。如对日军设在北平的一八五五部队、设在广州的八六?四部队，由于目前史料的缺乏， 研究还不够深入。此外，关于日军细菌战的中国受害人数，在浙赣湘滇都有人进行调查，目前尚未统计出比较确切的数字。另外，这项研究还有它的特殊局限，即由 于细菌战从实施到造成伤亡，因果关系的确定还需要有足够的医学方面的证明，这对于一般的史学工作者，确实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
　　4.战争损失研究。关于战时中国生命伤亡损失问题，在战后不久，即有学者进行研究。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中国很快发生内战，并且形 成了长期不统一的状态，使得与战争损失相关的大量统计资料失散，造成了这项研究的困难。1995年，中国政府正式公布了战时伤亡3500万人和损失 6000亿美元财产的数字后，关于战争损失的研究重新引起学者重视。在这些研究中，米红的战时人口重建研究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利用80年代以来所获得的一 些回顾性调查资料及被海外公认的1935年的人口普查资料，来整理、检验、分析研究和评价一些民国时期官方和民间学术团体人口调查的统计资料，并运用统计 分析方法，对反映抗战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生育率水平与死亡率等重要指标，进行了研究与重建，用人口学方法估计出抗战时期中国大陆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 3000万。米红并非历史学者，故有人对这样的研究方法存在疑义。还有人认为，抗日战争与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具有学术的边缘性与前沿性， 有相当大的难度。这一问题的研究必须保证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及兼容性，这对历史学科与人口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都将有所补益。关于财产损失研究，戴雄的《侵华日 军对中国古建筑的毁损》是个新题目。文章对日军损毁中国古建筑的主要方式进行了分类，对毁损程度进行了介绍并统计，认为，“自九一八事变迄日本战败投降， 由于侵华日军的军事进攻和肆意焚烧行为，遭日军毁坏的中国古建筑至少应在10000处以上”。其他关于图书文物损失研究、关于军票与金融债券对中国人民的 财产剥夺的研究等，也有人搜集资料着手进行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已经把战争损失研究列为立项课题之一。但是这一研 究由于史料的缺乏和史料搜集的困难而具有很大难度。
　　除以上问题外，实证性研究还包括对屠杀惨案、化学战以及与战争加害和受害相关的其他研究。这些研究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进展，同样也存在着问题。
　　(二)理论性研究。所谓理论研究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对上述各实证研究进行理论上的归纳，从日军的犯罪事实中分析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的总策略， 以及在不同时期为适应战争需要制订的特别政策，以及这些策略、政策的实施对战争进程与结局发生的影响；另一种是从历史观的角度对战争的性质进行总体评判。 后一个含义的研究，就是前面说到的关于战争性质所属问题的研究。这个研究近些年来特别引起学术界关注，其原因在于战后没有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予以彻底清算， 以致为军国主义分子歪曲历史留下了空间。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观点正在逐渐地理论化与系统化，对日本社会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这种研究，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右翼为否认战争侵略性质而歪曲了哪些历史事实；二是研究右翼史观包含了哪些内容及其思想理论的历 史渊源和现实社会基础。更明确地说，这里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如何拆穿歪曲历史的谎言，而更重要的则是如何分析支配谎言的那种历史观。而关于历史观的研究， 又可以分出两个层次：一是关于历史观本身内容的研究，一是关于历史观产生条件的研究。这其中，后一个研究又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尽管右翼史观有“大东 亚战争肯定论”、“亚洲解放论”、“自由主义史观”等等多种表现形式，但它们的基本内容特征(政治特征是对外实行军事霸权，对内实行专制统治；思想文化特 征是信奉以弱肉强食为核心内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特征是对天皇的绝对崇拜及与此相关的天皇专制主义政体)，与延续了100多年的军国主义史观却都是一 脉相承的。从这点来看，我们考察右翼史观，着眼点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史观内容方面。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如果仅仅停留在针对当前右翼势力层出不穷的言论的批 判方面，而没有对与此相关的历史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及其理论方面的逻辑关系的深入而系统的分析，研究就难以达到科学性与战斗性完美结合之后才可以达到的效 果。
　　有针对性地在历史观的比较系统架构中的研究，起始于1998年。这是因为，全面而系统地为日本侵略战争翻案的《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于 1997年底被翻译成中文，日本“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为侵略战争全面翻案的观点也同时为多数中国学者所了解。针对日本右翼史观表现出来的理论化、系统化 趋向，以下研究值得注意：
　　1.对军国主义史观的研究。
　　2.对自由主义史观的研究。
　　3.对右翼历史观产生影响的社会条件的研究。
　　4.关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研究。
　　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理论性研究，如同实证性研究一样，尽管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各种问题。其中一个特别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 是：学术研究可以并且应该包含着政治的批判，但政治的批判绝不可以替代学术的研究。这里我还想强调，战争遗留问题不是学术范畴可以完全包容得下的，它的解 决是一个政治问题。而学术研究的最大任务，则是为它的解决而创造条件，这就是历史研究与现实斗争的紧密结合。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以为在战争遗留问题的理论 性研究方面，必须克服简单化的倾向。
　　另外，在战争遗留问题研究中还有一个民族主义的评价问题。我认为，民族主义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时起到了战胜侵略者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 维护民族利益也正是我们进行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动力。同时我还相信，在任何一个日本进步学者心中，维护正义与维护日本民族的根本利益是完全 一致的，民族主义也正是支持他们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勇敢斗争的力量源泉。但是，还必须看到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战争遗留问题也 是一个超越了民族界限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亚洲、世界和平与人类美好前途的问题。从这点来看，我们对它的审视和研究，又不能完全受到民族主义的支配。特别 是在我们批判日本社会存在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时候，我们就更应该防止把自己也降低到同样的程度。实际上，战争遗留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民族主义所能容纳的 范畴。

 
　　(摘自《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