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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海北
正文
天津塘沽公安局被法院判赔500万 12年拒不执行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24日02:49 四川在线
●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宋平顺曾干预本案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政法委都曾发函督办本案
黄友元今年63岁，已经和公安机关“较量”了18年。
她的对手———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在1990年6月对黄友元实施收容审查后，以代为还债的名义，处分了她的财产，后被法院判定为越权插手经济纠纷。
这个籍贯湖南株洲的老太太希望至少取得500万赔偿，这是法院判决书确定的直接损失。如果失败的话，她将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余生。
黄友元期待的胜利，是这么近，又那么远：法院判决早在1996年3月就已经生效，却因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的特殊“身份”，始终无法顺利执行。
12年，时光在僵持中飞逝。当年主持案件审判的法官已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另一位审判员也因癌症病逝。
而黄友元依然在等待。
18年的“较量”
●1990年6月19日，黄友元以“涉嫌倒把”罪被收容审查，关进看守所。
●1990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构成犯罪”为由，撤销取保候审，解除了对黄友元长达54个月的人身限制。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黄友元提起的行政诉讼。
●1996年3月7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3.05万吨，到期不能追回，则按照每吨169元进价，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对案件进行复查后认为：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实质是公安机关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希望在贵委的统一协调下，使本案判决能够尽快得到顺利执行”。几个月后，中央政法委发函，请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机关认真做好此案判决的执行工作”。
●2004年6月，株洲中院在递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中说：此案执行，希望渺茫，无从下手。此前，株洲中院曾经两赴塘沽，均告无功而返。
●2008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召开了由湖南、天津两地高院参加的会议，最高院还以督办函的形式对此案进行督办。但目前此案顺利执行的前景并不明朗。
“涉嫌倒把”被收容审查
1.8万吨原煤惹祸，黄友元身陷囹圄100天；多年后塘沽公安分局承认自身存在诸多失误
自从离开看守所以后，黄友元原本近视的眼睛就几乎失明了。镜片度数从1800增至2800，她成了残疾人。这是1990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她常常向人哭诉，在那身陷囹圄的100天中，自己受到种种非人待遇：她被要求摘掉眼镜，脱去鞋袜，吃下女看守提供的“油条”———一种用带刺的棍棒实施的殴打。她和外号“二叉”的女牢头关在一起，寝食不安。
在此之前，黄友元是一名成功的煤炭商人。她承包了一家煤炭发运站，进煤、出煤，从中赚取差价。那时煤市紧俏，黄友元生意红火，据说一年就赚了800多万。她喜欢把现金存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租住宾馆的地毯下，铺满了50元一张的纸币。
现在，那个说一不二的女老板变得和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在不胜其烦的讲述中，还穿插着她在看守所中进行的“英勇斗争”：面对莫须有的罪名，她是如何坚强不屈，机智地同提审民警周旋，最终把对方推入无计可施的境地。
后来案卷材料记载的情况是：黄友元（在看守所中）精神失常、屎尿失禁。
塘沽公安分局对黄友元实施收容审查的理由，是涉嫌投机倒把（1997年《刑法》修正时，“投机倒把罪”被取消）。这个笼罩着计划经济色彩的罪名，原本是指：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国家法规和政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倒买倒卖，或者以次充好。
黄友元“涉嫌倒把”，祸起1989年。
当年4月，她和广州钢铁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提供原煤1.8万吨。煤到岸后，广钢检验发现，发热量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更为严重的是，这批原煤投入燃烧后，损坏了广钢的进口锅炉。双方因此形成纠纷。
时至今日，黄友元坚持认为煤质与己无关。她的理由是：在这批原煤装船发运之前，广钢采购人员亲自现场抽样，送交天津商检部门化验合格，并且获得广东经委派驻把关人员的签字放行。这些都是当时煤炭贸易的必经程序，“货离港后就不管了，这是做煤的惯例。”黄友元说。
最早受理此案的，是塘沽区工商局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2007年8月29日，一名曾经亲赴广州调查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广钢煤场中，黄友元的煤并未单独存放，所有的煤堆在一起进行分拣，造成取证困难。
塘沽公安分局介入后，仲裁程序被中止，事情开始向不利于黄友元的方向发展。但即使是在公安局内部，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位参与侦办此案的民警告诉记者：“要说黄友元没有责任，这肯定不对。但这就跟汽车追尾一样，有个责任分担问题。”
根据当时的调查，广钢将煤粉化后，为了增加燃烧热量，加入了重油，不料这种混合物燃烧剧烈，并不符合生产投料标准，这才烧坏了炉底。“退一万步讲，就算黄友元有投机倒把行为，但如果广钢当时不使用这种已经经化验确认不合格的煤，你能说黄友元有多大罪名？”这位民警说。
在煤炭贸易这个漫长的利益链条中，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没有人去认真追究。倒是黄友元被抓了起来。1990年6月18日，几个陌生人以谈生意为名，将她叫出宾馆，推进一辆面包车。第二天，天津市公安局发出收容审查通知书，黄友元被关进了看守所。
多年以后，塘沽公安分局承认自身存在诸多失误，甚至违反了法律规定，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这种现象是能够理解的”，塘沽公安分局现任局长吕长贵，在2006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的《申诉信》中这样表示。错误收容黄友元，发生在吕长贵担任分局“一把手”之前。而他的前任，目前官至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逢此劫难的黄友元有着另一番解释：“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就有一部‘伏尔加’。”伏尔加是产自原苏联的一款轿车，主要提供高级领导干部使用。在合资汽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前，拥有一部伏尔加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那时候我太红了”，黄于是将起因归结为生活上的奢侈和招摇。
3万多吨煤被公安局处理
1996年3月，湖南株洲市中院判决：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3.05万吨，否则要赔偿黄友元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
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构成犯罪”为由，撤销取保候审，解除了对黄友元长达54个月的人身限制。
此时距离《国家赔偿法》正式生效还有3天，这部承载着非凡意义的法律，首次承认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贯正确的国家，也会犯错误，而且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赔偿责任。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部法律要想为老百姓所用并非易事。
黄友元是个只会读、不会写的半文盲，她对此一无所知。重获自由的黄友元，最关心的是如何追回自己的财产。在此之前，塘沽区公安分局以代为处理债务以及发还赃证财物为由，将黄友元存放在港务局的3万多吨煤炭，批给包括广钢在内的11家单位或个人。
一名叫做“赵秋红”的人，于1990年11月13日领取了3100吨，黄友元说“我跟他没有任何来往”。10天后，另一名叫“宋宝祥”的人，领取了400吨，黄友元说“我根本不认识他”。塘沽公安分局声称有调查笔录为证，只是笔录始终未向黄友元出示。
塘沽公安分局长期主张的观点是：公安局用黄友元价值313余万元的原煤，抵消了307余万元的债务和广钢202余万元的损失。公安机关代替黄友元清偿债务的行为，不仅没有给黄友元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相反因为用于抵债的原煤的价值远远小于债权，造成债权债务关系消失后间接使黄友元获得了利益。
按照这种说法，黄友元从一名“受害人”，摇身成为违法行政的“间接受益人”。而这也成为日后法院判决生效后，塘沽分局拒绝履行法院判决义务的主要理由。
对于来自公安局的解释，黄友元的律师刘文提出强烈质疑：“不论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属实，都不是公安机关出面解决的事情。即便黄友元欠下巨额债务，也应由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公安部早就有通知，禁止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黄友元提起的行政诉讼。在此之前，黄也曾向天津当地法院状告塘沽公安分局，但两级法院均告知：“无法受理”。
株洲中院审理认为，塘沽公安分局违法行使职权，并于第二年3月7日作出判决：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3.05万吨，到期不能追回，则按照每吨169元进价，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
这是一个在被告缺席情况下作出的判决。塘沽公安分局后来对外解释说：株洲中院未能按塘沽公安分局的要求，驳回黄友元的诉讼请求，塘沽分局“在协调未成的情况下，以不出庭、不应诉作为对法院不依法审判的表达方式”。
不应诉不执行背后
据透露，宋平顺曾指示“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由于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这一特殊主体，我们不宜也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手段”
但据记者调查，消极对抗并非塘沽公安分局的原意。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位退休法官告诉记者：获悉案件受理以后，天津方面曾经组织人员，研讨湖南法院在此案中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错误。天津高院的意见是：人家立案没有问题，该应诉还要应诉。之后，天津亦有人利用赴京开会的机会，游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领导出面干预，但最高院行政庭并无任何表示。
这位老法官感叹：“塘沽分局没有应诉，从那一天起就已经输了。”
事实上，塘沽公安分局在案件开庭之前，已经做出由一名副局长带队前往株洲应诉的部署。“几个人分工明确，转天都要走了，突然接到市局命令，说不去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民警透露说。
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正是2007年6月3日，以天津市政协主席之身自杀身亡的宋平顺。这名“文革”结束后首个自杀的正部级高官，被查明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面对500多万的巨额国家赔偿，宋平顺对案件执行进行了干预。据天津市高级法院的一位法官透露：法院判决后，宋平顺召集公检法负责人指示说，“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另一个流传的版本则解释说：宋平顺在天津政法系统经营多年，自视一方权威，如何让他接受一个外省中级法院的“责令”？
“现在看起来，是宋平顺在阻挠，但他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能量吗？”2007年8月11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在围绕此案召开的专家研讨会上说。
《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拒不履行判决的行政机关，一审法院可以采取银行划拨、罚款、司法建议直至追究刑事责任4项措施。可是“法律并未规定，如果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去执行，法院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应松年说。
这番话针对的，是株洲中院在之前的执行过程中表现得不够强硬。这家法院在2004年6月递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中说：此案执行，希望渺茫，无从下手。“由于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这一特殊主体，我们不宜也不能采取法律赋予我们的强制执行手段。”
此前，株洲中院曾经两赴塘沽，均告无功而返。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赔偿法》的缺陷。这部法律将国家赔偿和错案追究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赔偿”就等于“认错”，“认错”就要面临“问责”，实践中导致司法机关明知是错案也不愿予以纠正的怪现象。
“过去我们有一种观念，认为某一个国家机关或者某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了错事，怎么能让全体纳税人掏钱埋单？如果对责任主体不予追究，老百姓甚至感觉不够解恨。因此立法者将‘救济’和‘监督’结合在一起。”2007年9月1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向记者回忆了这部法律的起草过程。
“现在看来，我们对国家赔偿的理解并不准确，这几年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对受害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姜明安说。
目前《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已经列入2008年人大的立法规划。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将错案追究抽离国家赔偿，同时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账户，由财政直接支付国家赔偿。
倘若这些制度上的问题都已经弥补，黄友元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实现么？没有人敢给出肯定的答复。而且，她恐怕也等不到这一天。
她已经年逾花甲，最近常常感到胸闷。为了掩饰衰老，她故意打上厚厚的粉底，却无法遮蔽手背上日益增加的老年斑。
然而对黄友元来说，专家的意见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她听不懂夹杂法学术语的意见，却对专家的姓名倒背如流，朋友聚会时她总是炫耀般展示他们的名片。
在黄友元随身携带的挎包中，还有她视为尚方宝剑的三份材料：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对案件进行复查后认为：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实质是公安机关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希望在贵委的统一协调下，使本案判决能够尽快得到顺利执行”。
几个月后，中央政法委发函，请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机关认真做好此案判决的执行工作”。
事实上，措辞更加严厉的表态，还能找到很多。
1999年5月，最高院党组在一份有关“执行难”的报告中说：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是对国家法治的挑战，是对司法权威的藐视，为国法所不容。报告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列为解决困难的首要障碍。
7月7日，中共中央将这份报告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以切实行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当年10月，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滥用权力，乱批‘条子’，乱打‘招呼’，非法干预、阻碍人民法院依法执行的行为”，开展监督查处工作。
最近的一份文件是在2005年。中央政法委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法委开展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专项检查，对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选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
前景依旧不明朗
法院判决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贯主张。塘沽分局法制办主任告诉黄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即：生效判决不一定是正确判决
一位朋友很不客气地告诉黄友元：“打官司和拿钱是两回事，在拿到钱之前，你那些材料都是废纸”，“现在是谈判阶段，讲法律没有用，得有一个有实力、负责任的人给你办这事”。
尽管这话黄友元不爱听，可她的确找不到朋友所说的这么一个人，她只能依靠自己和律师。于是，2007年8月28日，她又在律师刘文陪同下来到了塘沽公安分局，记者一同前往。
接待他们的是塘沽分局法制办主任吴凯营。
“这个问题，上次咱们已经谈得很透了”，吴凯营告诉黄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即：生效判决不一定是正确判决，因此要想解决双方争议，必须将株洲中院的判决书暂且放在一边。
法院判决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贯主张。分局在与局长吕长贵那封《申诉信》同时提交的《申诉书》中提到：黄友元一方缺乏和解的诚意，回避客观事实的存在，一味强调生效判决的执行。将解决问题的矛盾，再次集中到生效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上。
这种态度在律师刘文看来，不仅是缺乏诚意的表现，而且体现出法治观念的淡薄。“判得对不对，不是我们说了算，也不是公安局说了算”，律师刘文说，“如果你们不认同判决结果，应当通过法律程序，修改这个判决。”
吴凯营放缓语气说：这个案子已经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有过批示，正常情况下应该很快就能解决。反过来，“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执行，说明客观上我们公安局确实是有道理的”。
他又转向黄友元，“现在我跟你讲，咱们不是构建和谐社会吗，和谐社会的基础是要尊重事实。”
这话老太太听起来不是滋味。“吴主任，你是公务员，我是老百姓，假如我们换个位置，这个‘和谐社会’你同意么？”
知情人士后来告诉记者：天津市公安局其实有一个“200万现金+100万欠条”的赔偿方案，其中现金200万主要由市局和分局平摊，余下部分再从其他分局筹集。“这个数字，我们自己能出，可以规避审计”，“再以‘困难补助’之类的名义交给黄友元，实际上就是‘私了’。”这位知情人士说。
但不知何故，2007年8月28日这次会面中，上述方案并未被提及。
走出公安局的大门，黄友元忍不住嘀咕起来：“公安局拿了我几百万不还，十几年来，我没处说理。如果是我拿了他们几百万，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到了塘沽区检察院控告申诉科，工作人员的答复是：检察院直接办理的案件，无非渎职、侵权、贪污、贿赂几种。“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罪”，得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最重要的是，“公安局局长是我们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我们检察长都没进常委，管不了他。”
天津市政府没让黄友元一行进去。门卫一面看报纸一面告诉刘文：“我们机关是对内的，你们要去信访部门”。“我们不是来反映问题的，我们是来要求政府履行义务的。”刘文掏出判决书。门卫并不通融。
“这是人民政府还是机关政府？”律师刘文问，对方头也不抬。
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打出租车绕了一大圈，黄友元终于找到市监察局接待投诉的部门。
“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要受到警告直至开除的处分……”没等刘文说完，工作人员就打断了他：“你还是律师呢。我们监察局是干什么的？对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贪污啊、受贿啊，进行监督检查。它管你这事么？”
“这是法律明确规定授予监察局的权力”，刘文还想申辩。对方连连摆手，“处分条例谁制订的？人事部门。法院判决不执行，你赶快找人大”。
四处碰壁的黄友元回到湖南老家，寻找曾经为她主持正义的法官。株洲中院有人告诉他：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位叫“彭秋华”的审判长，在一次车祸中身亡，而那位审判员“郭德仕”，几年前因癌症病逝。
记者调查得知，今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召开了由湖南、天津两地高院参加的会议，最高院还以督办函的形式对此案进行督办。但目前此案顺利执行的前景并不明朗。
□本报记者 贺信（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宋平顺曾干预本案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及中央政法委都曾发函督办本案
黄友元今年63岁，已经和公安机关“较量”了18年。
她的对手———天津市公安局塘沽分局，在1990年6月对黄友元实施收容审查后，以代为还债的名义，处分了她的财产，后被法院判定为越权插手经济纠纷。
这个籍贯湖南株洲的老太太希望至少取得500万赔偿，这是法院判决书确定的直接损失。如果失败的话，她将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余生。
黄友元期待的胜利，是这么近，又那么远：法院判决早在1996年3月就已经生效，却因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的特殊“身份”，始终无法顺利执行。
12年，时光在僵持中飞逝。当年主持案件审判的法官已在一次车祸中身亡，另一位审判员也因癌症病逝。
而黄友元依然在等待。
18年的“较量”
●1990年6月19日，黄友元以“涉嫌倒把”罪被收容审查，关进看守所。
●1990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构成犯罪”为由，撤销取保候审，解除了对黄友元长达54个月的人身限制。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黄友元提起的行政诉讼。
●1996年3月7日，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3.05万吨，到期不能追回，则按照每吨169元进价，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对案件进行复查后认为：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实质是公安机关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希望在贵委的统一协调下，使本案判决能够尽快得到顺利执行”。几个月后，中央政法委发函，请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机关认真做好此案判决的执行工作”。
●2004年6月，株洲中院在递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中说：此案执行，希望渺茫，无从下手。此前，株洲中院曾经两赴塘沽，均告无功而返。
●2008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召开了由湖南、天津两地高院参加的会议，最高院还以督办函的形式对此案进行督办。但目前此案顺利执行的前景并不明朗。
“涉嫌倒把”被收容审查
1.8万吨原煤惹祸，黄友元身陷囹圄100天；多年后塘沽公安分局承认自身存在诸多失误
自从离开看守所以后，黄友元原本近视的眼睛就几乎失明了。镜片度数从1800增至2800，她成了残疾人。这是1990年9月25日，塘沽公安分局为其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她常常向人哭诉，在那身陷囹圄的100天中，自己受到种种非人待遇：她被要求摘掉眼镜，脱去鞋袜，吃下女看守提供的“油条”———一种用带刺的棍棒实施的殴打。她和外号“二叉”的女牢头关在一起，寝食不安。
在此之前，黄友元是一名成功的煤炭商人。她承包了一家煤炭发运站，进煤、出煤，从中赚取差价。那时煤市紧俏，黄友元生意红火，据说一年就赚了800多万。她喜欢把现金存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租住宾馆的地毯下，铺满了50元一张的纸币。
现在，那个说一不二的女老板变得和祥林嫂一样喋喋不休。在不胜其烦的讲述中，还穿插着她在看守所中进行的“英勇斗争”：面对莫须有的罪名，她是如何坚强不屈，机智地同提审民警周旋，最终把对方推入无计可施的境地。
后来案卷材料记载的情况是：黄友元（在看守所中）精神失常、屎尿失禁。
塘沽公安分局对黄友元实施收容审查的理由，是涉嫌投机倒把（1997年《刑法》修正时，“投机倒把罪”被取消）。这个笼罩着计划经济色彩的罪名，原本是指：以牟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国家法规和政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行为。通俗地说，就是倒买倒卖，或者以次充好。
黄友元“涉嫌倒把”，祸起1989年。
当年4月，她和广州钢铁有限公司签订合同，提供原煤1.8万吨。煤到岸后，广钢检验发现，发热量不能达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更为严重的是，这批原煤投入燃烧后，损坏了广钢的进口锅炉。双方因此形成纠纷。
时至今日，黄友元坚持认为煤质与己无关。她的理由是：在这批原煤装船发运之前，广钢采购人员亲自现场抽样，送交天津商检部门化验合格，并且获得广东经委派驻把关人员的签字放行。这些都是当时煤炭贸易的必经程序，“货离港后就不管了，这是做煤的惯例。”黄友元说。
最早受理此案的，是塘沽区工商局经济合同仲裁委员会。2007年8月29日，一名曾经亲赴广州调查的工作人员回忆说：广钢煤场中，黄友元的煤并未单独存放，所有的煤堆在一起进行分拣，造成取证困难。
塘沽公安分局介入后，仲裁程序被中止，事情开始向不利于黄友元的方向发展。但即使是在公安局内部，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
一位参与侦办此案的民警告诉记者：“要说黄友元没有责任，这肯定不对。但这就跟汽车追尾一样，有个责任分担问题。”
根据当时的调查，广钢将煤粉化后，为了增加燃烧热量，加入了重油，不料这种混合物燃烧剧烈，并不符合生产投料标准，这才烧坏了炉底。“退一万步讲，就算黄友元有投机倒把行为，但如果广钢当时不使用这种已经经化验确认不合格的煤，你能说黄友元有多大罪名？”这位民警说。
在煤炭贸易这个漫长的利益链条中，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没有人去认真追究。倒是黄友元被抓了起来。1990年6月18日，几个陌生人以谈生意为名，将她叫出宾馆，推进一辆面包车。第二天，天津市公安局发出收容审查通知书，黄友元被关进了看守所。
多年以后，塘沽公安分局承认自身存在诸多失误，甚至违反了法律规定，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现这种现象是能够理解的”，塘沽公安分局现任局长吕长贵，在2006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信访局的《申诉信》中这样表示。错误收容黄友元，发生在吕长贵担任分局“一把手”之前。而他的前任，目前官至天津市公安局局长。
逢此劫难的黄友元有着另一番解释：“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就有一部‘伏尔加’。”伏尔加是产自原苏联的一款轿车，主要提供高级领导干部使用。在合资汽车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前，拥有一部伏尔加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那时候我太红了”，黄于是将起因归结为生活上的奢侈和招摇。
3万多吨煤被公安局处理
1996年3月，湖南株洲市中院判决：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3.05万吨，否则要赔偿黄友元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
1994年12月27日，塘沽公安分局以“不构成犯罪”为由，撤销取保候审，解除了对黄友元长达54个月的人身限制。
此时距离《国家赔偿法》正式生效还有3天，这部承载着非凡意义的法律，首次承认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一贯正确的国家，也会犯错误，而且要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赔偿责任。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这部法律要想为老百姓所用并非易事。
黄友元是个只会读、不会写的半文盲，她对此一无所知。重获自由的黄友元，最关心的是如何追回自己的财产。在此之前，塘沽区公安分局以代为处理债务以及发还赃证财物为由，将黄友元存放在港务局的3万多吨煤炭，批给包括广钢在内的11家单位或个人。
一名叫做“赵秋红”的人，于1990年11月13日领取了3100吨，黄友元说“我跟他没有任何来往”。10天后，另一名叫“宋宝祥”的人，领取了400吨，黄友元说“我根本不认识他”。塘沽公安分局声称有调查笔录为证，只是笔录始终未向黄友元出示。
塘沽公安分局长期主张的观点是：公安局用黄友元价值313余万元的原煤，抵消了307余万元的债务和广钢202余万元的损失。公安机关代替黄友元清偿债务的行为，不仅没有给黄友元造成任何经济损失，相反因为用于抵债的原煤的价值远远小于债权，造成债权债务关系消失后间接使黄友元获得了利益。
按照这种说法，黄友元从一名“受害人”，摇身成为违法行政的“间接受益人”。而这也成为日后法院判决生效后，塘沽分局拒绝履行法院判决义务的主要理由。
对于来自公安局的解释，黄友元的律师刘文提出强烈质疑：“不论债权债务关系是否属实，都不是公安机关出面解决的事情。即便黄友元欠下巨额债务，也应由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公安部早就有通知，禁止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
1995年3月22日，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黄友元提起的行政诉讼。在此之前，黄也曾向天津当地法院状告塘沽公安分局，但两级法院均告知：“无法受理”。
株洲中院审理认为，塘沽公安分局违法行使职权，并于第二年3月7日作出判决：责令塘沽公安分局追回越权处理的原煤3.05万吨，到期不能追回，则按照每吨169元进价，赔偿经济损失合计500余万元。
这是一个在被告缺席情况下作出的判决。塘沽公安分局后来对外解释说：株洲中院未能按塘沽公安分局的要求，驳回黄友元的诉讼请求，塘沽分局“在协调未成的情况下，以不出庭、不应诉作为对法院不依法审判的表达方式”。
不应诉不执行背后
据透露，宋平顺曾指示“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由于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这一特殊主体，我们不宜也不能采取强制执行手段”
但据记者调查，消极对抗并非塘沽公安分局的原意。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一位退休法官告诉记者：获悉案件受理以后，天津方面曾经组织人员，研讨湖南法院在此案中是否存在程序上的错误。天津高院的意见是：人家立案没有问题，该应诉还要应诉。之后，天津亦有人利用赴京开会的机会，游说最高人民法院有关领导出面干预，但最高院行政庭并无任何表示。
这位老法官感叹：“塘沽分局没有应诉，从那一天起就已经输了。”
事实上，塘沽公安分局在案件开庭之前，已经做出由一名副局长带队前往株洲应诉的部署。“几个人分工明确，转天都要走了，突然接到市局命令，说不去了”。一位不愿具名的民警透露说。
当时的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正是2007年6月3日，以天津市政协主席之身自杀身亡的宋平顺。这名“文革”结束后首个自杀的正部级高官，被查明滥用手中权力，为情妇谋取巨额不正当利益，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
面对500多万的巨额国家赔偿，宋平顺对案件执行进行了干预。据天津市高级法院的一位法官透露：法院判决后，宋平顺召集公检法负责人指示说，“谁给赔钱，就撤谁的职”。另一个流传的版本则解释说：宋平顺在天津政法系统经营多年，自视一方权威，如何让他接受一个外省中级法院的“责令”？
“现在看起来，是宋平顺在阻挠，但他一个人有这么大的能量吗？”2007年8月11日，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在围绕此案召开的专家研讨会上说。
《行政诉讼法》规定，对拒不履行判决的行政机关，一审法院可以采取银行划拨、罚款、司法建议直至追究刑事责任4项措施。可是“法律并未规定，如果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去执行，法院应该承担什么责任？”应松年说。
这番话针对的，是株洲中院在之前的执行过程中表现得不够强硬。这家法院在2004年6月递交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中说：此案执行，希望渺茫，无从下手。“由于被执行人是公安机关这一特殊主体，我们不宜也不能采取法律赋予我们的强制执行手段。”
此前，株洲中院曾经两赴塘沽，均告无功而返。
另一个问题，是《国家赔偿法》的缺陷。这部法律将国家赔偿和错案追究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赔偿”就等于“认错”，“认错”就要面临“问责”，实践中导致司法机关明知是错案也不愿予以纠正的怪现象。
“过去我们有一种观念，认为某一个国家机关或者某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了错事，怎么能让全体纳税人掏钱埋单？如果对责任主体不予追究，老百姓甚至感觉不够解恨。因此立法者将‘救济’和‘监督’结合在一起。”2007年9月1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向记者回忆了这部法律的起草过程。
“现在看来，我们对国家赔偿的理解并不准确，这几年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这对受害人来说，是极不公平的。”姜明安说。
目前《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已经列入2008年人大的立法规划。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将错案追究抽离国家赔偿，同时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账户，由财政直接支付国家赔偿。
倘若这些制度上的问题都已经弥补，黄友元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不折不扣的实现么？没有人敢给出肯定的答复。而且，她恐怕也等不到这一天。
她已经年逾花甲，最近常常感到胸闷。为了掩饰衰老，她故意打上厚厚的粉底，却无法遮蔽手背上日益增加的老年斑。
然而对黄友元来说，专家的意见是一种莫大的安慰。她听不懂夹杂法学术语的意见，却对专家的姓名倒背如流，朋友聚会时她总是炫耀般展示他们的名片。
在黄友元随身携带的挎包中，还有她视为尚方宝剑的三份材料：
1997年7月，湖南省高院在对案件进行复查后认为：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恰当。
199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函告中央政法委：此案的实质是公安机关越权插手经济纠纷，原审法院判决并无不妥，“希望在贵委的统一协调下，使本案判决能够尽快得到顺利执行”。
几个月后，中央政法委发函，请天津市政法委“督促公安机关认真做好此案判决的执行工作”。
事实上，措辞更加严厉的表态，还能找到很多。
1999年5月，最高院党组在一份有关“执行难”的报告中说：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是对国家法治的挑战，是对司法权威的藐视，为国法所不容。报告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列为解决困难的首要障碍。
7月7日，中共中央将这份报告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要求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以切实行动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当年10月，中纪委下发通知，要求对“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滥用权力，乱批‘条子’，乱打‘招呼’，非法干预、阻碍人民法院依法执行的行为”，开展监督查处工作。
最近的一份文件是在2005年。中央政法委下发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政法委开展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专项检查，对非法干预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选择典型案例予以通报。
前景依旧不明朗
法院判决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贯主张。塘沽分局法制办主任告诉黄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即：生效判决不一定是正确判决
一位朋友很不客气地告诉黄友元：“打官司和拿钱是两回事，在拿到钱之前，你那些材料都是废纸”，“现在是谈判阶段，讲法律没有用，得有一个有实力、负责任的人给你办这事”。
尽管这话黄友元不爱听，可她的确找不到朋友所说的这么一个人，她只能依靠自己和律师。于是，2007年8月28日，她又在律师刘文陪同下来到了塘沽公安分局，记者一同前往。
接待他们的是塘沽分局法制办主任吴凯营。
“这个问题，上次咱们已经谈得很透了”，吴凯营告诉黄友元，“分局和市局的态度还是和过去一样”，即：生效判决不一定是正确判决，因此要想解决双方争议，必须将株洲中院的判决书暂且放在一边。
法院判决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这是塘沽公安分局的一贯主张。分局在与局长吕长贵那封《申诉信》同时提交的《申诉书》中提到：黄友元一方缺乏和解的诚意，回避客观事实的存在，一味强调生效判决的执行。将解决问题的矛盾，再次集中到生效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上。
这种态度在律师刘文看来，不仅是缺乏诚意的表现，而且体现出法治观念的淡薄。“判得对不对，不是我们说了算，也不是公安局说了算”，律师刘文说，“如果你们不认同判决结果，应当通过法律程序，修改这个判决。”
吴凯营放缓语气说：这个案子已经引起了高层的关注，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有过批示，正常情况下应该很快就能解决。反过来，“现在拖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执行，说明客观上我们公安局确实是有道理的”。
他又转向黄友元，“现在我跟你讲，咱们不是构建和谐社会吗，和谐社会的基础是要尊重事实。”
这话老太太听起来不是滋味。“吴主任，你是公务员，我是老百姓，假如我们换个位置，这个‘和谐社会’你同意么？”
知情人士后来告诉记者：天津市公安局其实有一个“200万现金+100万欠条”的赔偿方案，其中现金200万主要由市局和分局平摊，余下部分再从其他分局筹集。“这个数字，我们自己能出，可以规避审计”，“再以‘困难补助’之类的名义交给黄友元，实际上就是‘私了’。”这位知情人士说。
但不知何故，2007年8月28日这次会面中，上述方案并未被提及。
走出公安局的大门，黄友元忍不住嘀咕起来：“公安局拿了我几百万不还，十几年来，我没处说理。如果是我拿了他们几百万，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到了塘沽区检察院控告申诉科，工作人员的答复是：检察院直接办理的案件，无非渎职、侵权、贪污、贿赂几种。“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罪”，得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最重要的是，“公安局局长是我们区委常委、政法委副书记，我们检察长都没进常委，管不了他。”
天津市政府没让黄友元一行进去。门卫一面看报纸一面告诉刘文：“我们机关是对内的，你们要去信访部门”。“我们不是来反映问题的，我们是来要求政府履行义务的。”刘文掏出判决书。门卫并不通融。
“这是人民政府还是机关政府？”律师刘文问，对方头也不抬。
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打出租车绕了一大圈，黄友元终于找到市监察局接待投诉的部门。
“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判决、裁定，要受到警告直至开除的处分……”没等刘文说完，工作人员就打断了他：“你还是律师呢。我们监察局是干什么的？对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贪污啊、受贿啊，进行监督检查。它管你这事么？”
“这是法律明确规定授予监察局的权力”，刘文还想申辩。对方连连摆手，“处分条例谁制订的？人事部门。法院判决不执行，你赶快找人大”。
四处碰壁的黄友元回到湖南老家，寻找曾经为她主持正义的法官。株洲中院有人告诉他：这么多年过去了，那位叫“彭秋华”的审判长，在一次车祸中身亡，而那位审判员“郭德仕”，几年前因癌症病逝。
记者调查得知，今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办召开了由湖南、天津两地高院参加的会议，最高院还以督办函的形式对此案进行督办。但目前此案顺利执行的前景并不明朗。
□本报记者 贺信（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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