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年忧思：“全球去中国化”哪怕部分实现也是灾难

 

  

当前危机与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招来之祸不是入侵，而是相反，是撤出，而且绝不止八国。

大趋势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去中国化，这才是十四亿同胞真正的危机。

“全球去中国化”也许言重了，还有许多复杂的变数。但哪怕是一种趋势，部分地实现，其过程也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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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惊人地相似。但是表现途径又大不一样，因为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上一个庚子之难，其经过尽人皆知，不必赘言，只是对于“爱国”还是“祸国”的看法至今未能有共识。

 

正因为不能正确吸取历史教训，同样的剧本重演。马克思说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可惜是闹剧，也还免不了是悲剧。当然“萧条异代不同时”，表现的方式、途径有所不同。但本质相似：反洋狂潮近年来已经出现过好几波，例如砸某国品牌的汽车，抵制某某商家等等，更重要是网络语言暴力，不意此次疫情中变本加厉。各种匪夷所思的谣言满天飞，核心是扶“华”灭洋。与前次的共同点是从反西到反人性、反科学、反人类，以至于自己疮疤还没有好，就为他人的流血欢呼。一个外国政要的患病竟遭来几十万点赞，这需要怎样的嗜杀和残酷，丧尽人性?但只要是以“灭洋”的名义，就似占据了道义制高点。百多年前是以种族分界——非我族类;后来以阶级分，以“路线”分;现在祭起国家主义大旗，只要披着“爱国”的外衣，凡被列入“敌对势力”者就可不以人对待之，凡反对此类言行者就加上“汉奸”的帽子。

 

当然历史不可能完全重复。今昔相同的是：愚民演化为暴民，原来处于边缘，忽得朝廷青睐，竟然被召进京，有所恃而疯狂邀功。投机者闻风纷纷加入，以至于小群膨胀成庞然大物，自以为有了为朝廷立功受赏的机会，为所欲为，京师大乱，流氓无赖狂欢，烧杀抢掠，法理荡然(现在表现在互联网上)。另一个相同点是，实际受害者洋人是少数，绝大多数是无辜同胞，砸汽车致重残的是中国人。如今网络暴民肆意中伤的真正目标也是同胞，于洋人无损，却足以四面树敌。“上”则以为暴民可补官力之不足，或者行官方不便出面之事，对内排除异己，对外以壮声势，遂予以纵容。

 

当年那位老佛爷是否真那么蠢，相信刀枪不入的鬼话？恐怕不至于。而是利(权)令智昏，主要是从戊戌变法之后她认为洋人企图以光绪取代她，所以保住自己的权位是第一考虑，而竭力主战的权贵也出于争权位的私利，不惜伪造文件使她相信这一点。同时夸大“拳民”(失败后就成为“拳匪”)的力量，错以为这代表“民意”，“民气可用”。于是不惜赌上国运一搏。作为导火线的德国外交官遭杀害，是官兵奉命之举，还不能推给“拳匪”。此时谁持反对意见，就是勾结洋人反朝廷(实际被怀疑为反“后党”的“帝党”)，就是“汉奸”。(这点颇为讽刺，尽管清皇朝是满人，却称异见者为“汉奸”)。结果自取其辱，自取其祸，在危机临头时，前倨而后恭，只能曲意求和。无论统治者持何种姿态，受害者还是无辜黎民。那些冲锋陷阵的暴民，除少数贵戚外，其下场免不了遭始乱终弃。

 

所不同的是，过去的愚民暴民多为文盲，是真正的愚蠢，也还真有血性男儿自以为替天行道，以血肉之躯螳臂当车；现在则教育普及，多的是文章写手，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匿名动动手指，不负责任，不计后果，只为有利可图，与奸商无异。一旦招祸，国家有事，立即作鸟兽散，绝不能指望其有所担当。 也许他们的妻儿乃至本人目前就在所攻击的“敌国”。此风愈演愈烈，在“厉害国”的背景下，竟达到指名道姓散布某些国家要归顺中国的谣言，也就是把中国推向企图吞并他国的侵略者的地位，因此引起外交纠纷。虽然当局已加以制止，暂时应付过去，然而长期以来以“爱国”之名行祸国之实的大量言论所造成的影响不但难以消除，而且还在扩散，继续误导和煽动民众，有时还带有官方或半官方的痕迹，向国外发出错乱信号。要彻底扭转这种态势，取信于国际社会，靠极个别尚持常人之见，有基本文明修养的外交官努力修补，是杯水车薪。

 

当前危机与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招来之祸不是入侵，而是相反，是撤出，而且绝不止八国。 过去是闭关锁国，外力逼迫打开大门；如今是大门早已打开，享受了多年开门的实惠，却可能被迫缩回门内。过去是要把洋人赶出去，现在是他们结伴离去，留也留不住。“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靠四处撒钱买来的赞歌和“万方来朝”之假象，到物力不支时，旦夕之间就会变成四面楚歌。有一句非本人发明的话，很精辟：“大趋势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去中国化”。这才是我十四亿同胞真正的危机。

 

令人感叹的是，风雨飘摇的晚清，朝中尚有许景澄、袁昶等五大臣那样的头脑清醒、死谏之士(他们被诛杀的罪名主要是“妄议朝政”)。如今举目朝中，尚有谁敢犯颜“力谏”、“妄议”？转而求诸野？方今自媒体发达，技术上人人得以发声，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真正忧国忧民、良知、理性的呼声早已封杀殆尽，且动辄得咎，自不待言。而无知无耻、下流粗暴的谩骂，乃至侵犯人权、逾越法律、违反公开宣布的国策的各种谰言却畅行无阻，“导向”云乎哉!

 

关于外部条件，120年前的庚子之变，欧洲列强自己内外矛盾重重，无意对华恋战。日本尚未准备好。只有俄罗斯趁机派兵占领了我东北，并提出苛刻条件要求在《辛丑条约》外单独缔约，当时被中方拒绝，未能得逞，留下隐患。四年后日俄战争，日本取代俄国在我东北的势力，此是后话。美国则本着“利益均沾”的原则，也插上一脚，占了便宜。方其时，美国开始走出孤立主义，以崭新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正处于上升时期，朝气蓬勃，尚有具备远见和胸怀的教育家和政治家，面对中国强烈的仇外情绪，开创了退还部分庚款资助中国办学、留学之举，目的是培养了解外部世界、具备现代知识的人才。在美国带头和中国外交官的努力争取下，英、法、日相继跟上，以某种方式退款助学。中国改朝换代，此事并未受影响，一直延续下来。这一举措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更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庚款留学生以及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日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贡献，怎样估量都不为过。

 

过了半个多世纪，时过境迁。四十年前，中国打开新局面，与美国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关系，包括再掀留学潮。其他发达国家也相继跟上。自那以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所获利益也无法估量，造成今日之繁荣。当然与中国打交道的国家也从中获利。

 

如今形势逆转，中方发生的情景，导致四处树敌，竟与百多年前的庚子年相似。 然而美国已今非昔比，经过一个世纪的称霸世界后，自身矛盾重重，乱象丛生，也面临深刻危机，需要一场深层次的改革。此时已不见20世纪初那批有远见有胸怀的政治家，能提出利人利己的方案，化干戈为玉帛；也缺乏二战后前期所表现的慷慨和对世界的担当。只见政客们为党派私利而不顾大局，在席卷全球的严重疫情中，执政者进退失据。美国的纠错机制是否仍有效，自身调整需要多长时间，都难以逆料，但在此关键时刻，其现状和作为对中国不利是肯定的。

 

都说疫情过去后世界不会恢复旧貌，将有大变化。本来期待那个不分国界、危及全人类的病毒能促使人类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休戚与共，促进合作而不是进一步分裂，现在看来似乎相反。“全球去中国化”也许言重了，还有许多复杂的变数。但哪怕是一种趋势，部分地实现，其过程也是灾难性的。关于大局，许多饱学之士已发表各种宏论。本人愚钝，只感到前途茫茫，唯一的直觉是不容乐观。

 

隔洋之事，非所能计。至于我国，只要义和团行动仍被肯定为“爱国”，一代代国人受此观念熏陶，我们就难以作为现代文明国家自立于世界各国之林，民族灾难尚未有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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