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长告诉我一有趣的故事：美国人怎样研究中国--叶永烈博客

在美国，我见到一个奇特的钟：通常的钟面上，总是写阿拉伯数字，也有的写罗马数字。然而，钟面上写中文数字“一、二、三、四、五……”，却是“举世无双”！这个奇特的钟，挂在美国的“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中国研究中心）的墙上，大约是为了显示这里是专门研究中国的机构，连钟都“中国化”了！至于墙上的郑板桥手书“难得糊涂”以及巨大的“忍”字，跟那几位碧睛高鼻的研究员，虽然有着强烈的反差，也表明这儿确实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中心。这个中国研究中心，设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研究所里。我起码到这里来过十多次。
中国研究中心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所设的研究机构。旧金山是美国离中国最近的城市之一，旧金山又是华人众多的城市，应当说，在伯克利加州大学设立中国研究中心是非常合适的。

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成立于一九五七年，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曾经由魏斐德博士（Dr.Frederic Wakeman）担任中国研究中心主席。研究人员有美国人，有韩国人，有日本人，更多的是中国人。现在的负责人是Lowell D Hmer教授与Hoong Y Lee教授。

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个个小房间，研究人员们在各自忙着自己的研究课题。有人专门研究中国“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有人专门研究刘少奇，有人研究《红旗飘飘》，有人研究《中国青年》，还有人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甚至还有人专门研究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关系……

为了研究中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还制定了“中国学者口述历史计划”，比如对于赵元任教授所作的录音访问《中国语言学家和音韵学家、作曲家和作家》，等等。

为了使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拥有众多的研究资料，设立了专门的图书馆。

我早就听说这个图书馆的中文图书藏书非常丰富。1993年，我来到旧金山时，《星岛日报》驻旧金山记者里戈先生在采访我之前，曾经来此查阅我的著作。在馆长戈定瑜女士的帮助之下，一下子查到我的五十多部政治性著作。

戈定瑜馆长很热情地接待我，带着我在馆内浏览丰富的各类藏书。

她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美之间横亘着坚冰。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很难看到中国大陆出版的报纸。美国驻香港的领事馆偶然发现，从中国大陆出口香港的水果，往往用中国大陆的旧报纸包裹。于是，领事馆大量收集这些皱巴巴的旧报纸，撸平之后，用照相机翻拍，制成微缩胶卷，运到美国。当时，有什么报纸就印什么报纸，能够从水果箱里拿到这些报纸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戈馆长给我看了一个微缩胶卷，那些翻拍的报纸，就来自当年中国大陆出口香港的水果箱。其中有的报纸被果汁弄脏，像倒上了酱油一样，看不清字迹，也只好由它去了……

真是今非昔比。随着美国尼克松总统跟中国毛泽东主席握手，中美之间的坚冰融化了，大批中国图书、报刊通过正常渠道运到这里，使这里的收藏大为丰富。

她说，这里很重视中国出版的各种文史资料，内容翔实，而且很多是第一手的，即当事人的回忆。作为中国研究中心，在研究工作中很注重第一手资料。

中国的各级政协，是社会名流荟萃之处。政协出版这些社会名流的回忆，名曰“文史资料”。这里不仅收藏了全国政协从一九六○年以来出版的文史资料，而且收藏中国各省乃至中国各县出版的文史资料！即便在中国，也没有一家图书馆拥有全国各县出版的文史资料。

除了中国的政协系统出版的文史资料之外，中共各级党史研究室则出版《中共党史资料》。他们得到中共中央党校的帮助，赠送了全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印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他们也系统收集中国各省、县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他们也收藏了中国各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同样收藏到县一级的出版物。

省志、市志、县志，是研究中国各地情况极为宝贵的资料。戈馆长领我参观了一间藏书室，书架上陈放着一部部比砖头还厚的书----中国各省省志以及四千多部市志、县志。我注意到，我老家的《温州市志》、《平阳县志》、《苍南县志》也在架上。

“历史是过去的事，使过去的事永远也不会过去的，是传记文学。”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也很注重中国各种传记文学的收集。诸如《毛泽东前传》、《王若飞传》、《李宗仁回忆录》等等。一套几十册《中共党史人物传》。各种人物画册也一应俱全，如《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等。报架上，既放着来自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至《中华读书报》，也放着来自台北的《中央日报》、《联合报》，还有香港以及在美国出版的中文报纸。戈馆长告诉我，《人民日报》是中国最重要的报纸，他们订的是航空版。中国各省省报、市报，只能靠水运，以节省经费。由于中国报纸实在太多，加利福尼亚州的九所大学的中文图书馆作了分工，各有侧重。他们这里主要收藏中国长江以南各省的省报。也有的中国报纸供应微缩胶卷，那就更节省些，而且便于收藏、便于阅读。订一份省报一年的微缩胶卷，大约是五十多美元。

他们很重视收藏各种工具书。从摆满书架的工具书中，我随手摘抄如下书名：《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人名录》、《中国曲学大辞典》、《古文观止辞典》、《海外杰出华人》、《中国文艺研究年鉴》、《元代杂剧全目》、《江南大学五十年》……

各种图书琳琅满目。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室”编辑、日本苍苍社出版的《毛泽东集》，共十卷，所收毛泽东著作很多是中国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没有的文章。《傅斯年文集》、《林希翎自选集》、《西安事变真相》、《记者笔下的抗日战争》、《审讯汪伪笔录》、《中国现代文学》、《当代吴语研究》、《中国地域文化》、《东北文化研究》、《冷眼看台湾》、《辛亥革命回忆录》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注意到，他们收藏了许多在美国的华人记述中国大陆印象的书籍，如《大陆行》、《访中国记》、《母女浪游中国》、《江南游》、《中华万里纪游》、《探亲回来写大陆》、《游华记录》、《无限江山万里情》、《中国游记年选》、《神州漫游记》等等。

他们十分注意研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图书馆里，有一大排红色封面的《新编红卫兵资料》（A NEW COLLECTION OF RED GUARD PUBLICATIONS），共二十大本，收入了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各地红卫兵及其他群众组织出版的小报（又称“文革小报”）。内中有《井冈山》、《农奴戟》、《六月天兵》、《北京公社》、《赤卫军》、《民院东方红》、《长缨》、《长江风云》、《常州工人》、《八、八战报》、《安徽八·二七》等等。还有香港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博物馆》上下卷大画册、《中共“文革”运动中的组织与人事问题》等等。他们也收藏上海“文革”史料整理小组编辑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一至三卷。

北京国防大学内部出版的三大卷《“文化大革命”研究》，他们没有原版的书，却收藏了这三大卷的复印件。我的《叶永烈采访手记》，这里收藏的也是全书的复印件。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买到原版书，而这些书又是研究工作中需要的资料，就从美国其他中文图书馆全文复印、收藏。

我对台湾《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的《中共年报》（一九六八年前称《匪情年报》）发生浓厚的兴趣。这套书，一年一厚册。后来我多次来此，逐年细细查阅。虽然是台湾出版物，带有明显的国民党的政治倾向，但是其中一些文章和资料，还是颇有参考价值。比如，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中共年报》中，对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作了详细介绍。内中关于江青的介绍，大约有五千字，详细记述江青的身世、三十年代在上海的影剧活动、进入延安的情况、“文革”中的崛起等。内中写及与江青十分熟悉的姚克（电影《清宫秘史》编剧）对江青的评价：“不结人缘，落落寡言”，“为人器量狭小，心狠手辣；得意时高视阔步，睥睨一切”，“野心甚大，睚眦必报”。年报中关于张春桥的介绍更为详尽，长达万字。文中说：“张春桥和江青、姚文元等都是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我们可以称他为‘文革派’。”台湾在一九六九年对于正红得发紫的“文革派”人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评述，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

有些书在我看来是很平常的，在上海花十几元、二十几元人民币就能买到，而在他们这里，却特地配上硬封面，并在封面、书脊印上烫金的书名，作为十分珍贵的史料加以保存。

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泡”了几天，复印了大批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