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之后，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似乎都有恍然大悟之感。其实，这并非是什么新东西。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其中的“精神文明”就是“软实力”，只是听起来没有那么时髦而已。
但不管怎样，中国政府和民间现在都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精神文明建设，把“软实力”作为可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约瑟夫•奈的提法对此是有贡献的。
告别民族自卑心理
然而，这里面也有不甚正确的现象，那就是，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人们往往把软实力和硬实力完全割裂，分而论之。比如说，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国力的快速增强与自身的文化无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得益于自身的文化，反而还受其制肘和阻碍。至于其他更激进的主张，这里就无需枚举。
认为传统文化窒息进步思想与现代化的观点，在“五四”时期曾经处于极端状态。紧接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这种观点登峰造极。由于国家的长期衰败和任人欺凌，中国的民族精神出现了自卑意识。所以，近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都自觉地从文化的根源上，去寻找导致中国长期落后的“劣根性”。
可是，带着自卑的心理去研究落后的原因，看到的自然都是消极的东西，所得出的结论就必然都是文化的“腐朽”与“落后”。久而久之，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整个民族的性格都成了一个包袱，变成一切错误和落后现象的渊薮。毛泽东曾提出要对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要汲其精华，剔其糟粕，但实际做法却是完全相反，是无情的批判和摧残，直至革掉自身文化之命。
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其中有文化歧视之嫌，但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如此，西方主流学者的研究结果是，文化能够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我记得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国一家媒体采访时，也曾明确提出这一点。他强调文化才是一个社会能否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那么，中国文化究竟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做的一个比较性研究，因为笔者觉得他的结论很有启发性。
所有差别都有文化原因
亨廷顿发现，在60年代，韩国和非洲的加纳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几乎完全相同，但过了30年之后，也就是在90年代初，韩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14大经济体，其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而加纳在30年时间里一直是原地踏步，依然是贫穷和落后。亨廷顿经过比较之后作出的结论是，这两个国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最关键原因是“文化在中间起了作用”。
文化是一套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天性。韩国价值观中的勤劳、节俭、目标专注、重视教育、讲求纪律等等，都是加纳这个国家所缺少的。当然，韩国文化中还有其他进步元素，亨廷顿没有提及，包括笔者认为最明显的几个，即坚韧的毅力和不甘落后的进取意识。
有人也许会拿朝鲜作为例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亨廷顿的这个观点进行驳斥。确实，既然文化在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同文同种的朝鲜为何又是那么不同？
实际上，朝鲜的事例不但不能驳倒亨廷顿的观点，反而更能反映出文化的作用是多么巨大。朝鲜的问题在于外来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自身文化完全不相容，并且还借助政治高压手段，长期束缚、压抑、扭曲和阉割了优秀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说，朝鲜的落后与衰败绝对不是自身文化之错，而是因为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尽管如此，只要不完全泯灭，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它还能自我疗伤，继而焕发出进步的活力。
中国文化与进步力量是否能够相容，显然可以从类似的角度作如是观。过去几百年，中国为何持续衰落？最近几十年，中国又为何持续崛起？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人，现在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
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最近30年来的快速进步，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和门户的开放，得益于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资金和市场观念。但是，假若没有一个与外来观念相容的文化，所有的技术、资金、观念和机制都不会产生效果，至少不会充分地发挥效果。
硬实力与软实力相辅相成
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文化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亨廷顿所举韩国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在中华文化中更为突出，因为中华文化是韩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源头。以“文化是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重新崛起，我们就不会感到有多大意外，因为这是文化基因所注定之事。
中国的国力从90年代初开始快速增长。其间，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被一个一个地击破。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个有别于西方成功模式的经济体，竟然保持经济增长这么多年，并且连续超越了好几个世界强国，这一事实使得所有现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无法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释。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理论能够予以解释，那也只限于方法论。撇开文化因素去解释一个国家的进步与落后，结论只会流于表面，也就是舍本逐末。
文化是一种天性，而任何天性都是长短互见，善恶并存，中华文化也毫不例外。只有承认这个事实，人们才不会求全责备和妄自菲薄，也才能够有意识地对文化中的缺陷进行扼制，进行改良。一味地嘲笑、自卑、否定和摒弃，最后所得必定是灾难性结果。
再回到文前提到的“软实力”。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大家似乎都没有看清楚，那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假若没有相应的软实力，中国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硬实力，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强就是不可想象。
归根结底，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更是一个文化现象；不只表明国力在增强，而且更意味着文化在复兴。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之后，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似乎都有恍然大悟之感。其实，这并非是什么新东西。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其中的“精神文明”就是“软实力”，只是听起来没有那么时髦而已。
但不管怎样，中国政府和民间现在都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精神文明建设，把“软实力”作为可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约瑟夫•奈的提法对此是有贡献的。
告别民族自卑心理
然而，这里面也有不甚正确的现象，那就是，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人们往往把软实力和硬实力完全割裂，分而论之。比如说，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国力的快速增强与自身的文化无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得益于自身的文化，反而还受其制肘和阻碍。至于其他更激进的主张，这里就无需枚举。
认为传统文化窒息进步思想与现代化的观点，在“五四”时期曾经处于极端状态。紧接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这种观点登峰造极。由于国家的长期衰败和任人欺凌，中国的民族精神出现了自卑意识。所以，近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都自觉地从文化的根源上，去寻找导致中国长期落后的“劣根性”。
可是，带着自卑的心理去研究落后的原因，看到的自然都是消极的东西，所得出的结论就必然都是文化的“腐朽”与“落后”。久而久之，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整个民族的性格都成了一个包袱，变成一切错误和落后现象的渊薮。毛泽东曾提出要对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要汲其精华，剔其糟粕，但实际做法却是完全相反，是无情的批判和摧残，直至革掉自身文化之命。
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其中有文化歧视之嫌，但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如此，西方主流学者的研究结果是，文化能够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我记得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国一家媒体采访时，也曾明确提出这一点。他强调文化才是一个社会能否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那么，中国文化究竟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做的一个比较性研究，因为笔者觉得他的结论很有启发性。
所有差别都有文化原因
亨廷顿发现，在60年代，韩国和非洲的加纳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几乎完全相同，但过了30年之后，也就是在90年代初，韩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14大经济体，其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而加纳在30年时间里一直是原地踏步，依然是贫穷和落后。亨廷顿经过比较之后作出的结论是，这两个国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最关键原因是“文化在中间起了作用”。
文化是一套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天性。韩国价值观中的勤劳、节俭、目标专注、重视教育、讲求纪律等等，都是加纳这个国家所缺少的。当然，韩国文化中还有其他进步元素，亨廷顿没有提及，包括笔者认为最明显的几个，即坚韧的毅力和不甘落后的进取意识。
有人也许会拿朝鲜作为例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亨廷顿的这个观点进行驳斥。确实，既然文化在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同文同种的朝鲜为何又是那么不同？
实际上，朝鲜的事例不但不能驳倒亨廷顿的观点，反而更能反映出文化的作用是多么巨大。朝鲜的问题在于外来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自身文化完全不相容，并且还借助政治高压手段，长期束缚、压抑、扭曲和阉割了优秀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说，朝鲜的落后与衰败绝对不是自身文化之错，而是因为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尽管如此，只要不完全泯灭，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它还能自我疗伤，继而焕发出进步的活力。
中国文化与进步力量是否能够相容，显然可以从类似的角度作如是观。过去几百年，中国为何持续衰落？最近几十年，中国又为何持续崛起？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人，现在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
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最近30年来的快速进步，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和门户的开放，得益于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资金和市场观念。但是，假若没有一个与外来观念相容的文化，所有的技术、资金、观念和机制都不会产生效果，至少不会充分地发挥效果。
硬实力与软实力相辅相成
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文化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亨廷顿所举韩国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在中华文化中更为突出，因为中华文化是韩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源头。以“文化是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重新崛起，我们就不会感到有多大意外，因为这是文化基因所注定之事。
中国的国力从90年代初开始快速增长。其间，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被一个一个地击破。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个有别于西方成功模式的经济体，竟然保持经济增长这么多年，并且连续超越了好几个世界强国，这一事实使得所有现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无法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释。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理论能够予以解释，那也只限于方法论。撇开文化因素去解释一个国家的进步与落后，结论只会流于表面，也就是舍本逐末。
文化是一种天性，而任何天性都是长短互见，善恶并存，中华文化也毫不例外。只有承认这个事实，人们才不会求全责备和妄自菲薄，也才能够有意识地对文化中的缺陷进行扼制，进行改良。一味地嘲笑、自卑、否定和摒弃，最后所得必定是灾难性结果。
再回到文前提到的“软实力”。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大家似乎都没有看清楚，那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假若没有相应的软实力，中国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硬实力，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强就是不可想象。
归根结底，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更是一个文化现象；不只表明国力在增强，而且更意味着文化在复兴。
但不管怎样，中国政府和民间现在都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精神文明建设，把“软实力”作为可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约瑟夫•奈的提法对此是有贡献的。
告别民族自卑心理
然而，这里面也有不甚正确的现象，那就是，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人们往往把软实力和硬实力完全割裂，分而论之。比如说，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国力的快速增强与自身的文化无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得益于自身的文化，反而还受其制肘和阻碍。至于其他更激进的主张，这里就无需枚举。
认为传统文化窒息进步思想与现代化的观点，在“五四”时期曾经处于极端状态。紧接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这种观点登峰造极。由于国家的长期衰败和任人欺凌，中国的民族精神出现了自卑意识。所以，近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都自觉地从文化的根源上，去寻找导致中国长期落后的“劣根性”。
可是，带着自卑的心理去研究落后的原因，看到的自然都是消极的东西，所得出的结论就必然都是文化的“腐朽”与“落后”。久而久之，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整个民族的性格都成了一个包袱，变成一切错误和落后现象的渊薮。毛泽东曾提出要对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要汲其精华，剔其糟粕，但实际做法却是完全相反，是无情的批判和摧残，直至革掉自身文化之命。
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其中有文化歧视之嫌，但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如此，西方主流学者的研究结果是，文化能够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我记得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国一家媒体采访时，也曾明确提出这一点。他强调文化才是一个社会能否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那么，中国文化究竟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做的一个比较性研究，因为笔者觉得他的结论很有启发性。
所有差别都有文化原因
亨廷顿发现，在60年代，韩国和非洲的加纳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几乎完全相同，但过了30年之后，也就是在90年代初，韩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14大经济体，其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而加纳在30年时间里一直是原地踏步，依然是贫穷和落后。亨廷顿经过比较之后作出的结论是，这两个国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最关键原因是“文化在中间起了作用”。
文化是一套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天性。韩国价值观中的勤劳、节俭、目标专注、重视教育、讲求纪律等等，都是加纳这个国家所缺少的。当然，韩国文化中还有其他进步元素，亨廷顿没有提及，包括笔者认为最明显的几个，即坚韧的毅力和不甘落后的进取意识。
有人也许会拿朝鲜作为例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亨廷顿的这个观点进行驳斥。确实，既然文化在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同文同种的朝鲜为何又是那么不同？
实际上，朝鲜的事例不但不能驳倒亨廷顿的观点，反而更能反映出文化的作用是多么巨大。朝鲜的问题在于外来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自身文化完全不相容，并且还借助政治高压手段，长期束缚、压抑、扭曲和阉割了优秀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说，朝鲜的落后与衰败绝对不是自身文化之错，而是因为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尽管如此，只要不完全泯灭，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它还能自我疗伤，继而焕发出进步的活力。
中国文化与进步力量是否能够相容，显然可以从类似的角度作如是观。过去几百年，中国为何持续衰落？最近几十年，中国又为何持续崛起？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人，现在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
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最近30年来的快速进步，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和门户的开放，得益于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资金和市场观念。但是，假若没有一个与外来观念相容的文化，所有的技术、资金、观念和机制都不会产生效果，至少不会充分地发挥效果。
硬实力与软实力相辅相成
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文化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亨廷顿所举韩国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在中华文化中更为突出，因为中华文化是韩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源头。以“文化是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重新崛起，我们就不会感到有多大意外，因为这是文化基因所注定之事。
中国的国力从90年代初开始快速增长。其间，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被一个一个地击破。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个有别于西方成功模式的经济体，竟然保持经济增长这么多年，并且连续超越了好几个世界强国，这一事实使得所有现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无法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释。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理论能够予以解释，那也只限于方法论。撇开文化因素去解释一个国家的进步与落后，结论只会流于表面，也就是舍本逐末。
文化是一种天性，而任何天性都是长短互见，善恶并存，中华文化也毫不例外。只有承认这个事实，人们才不会求全责备和妄自菲薄，也才能够有意识地对文化中的缺陷进行扼制，进行改良。一味地嘲笑、自卑、否定和摒弃，最后所得必定是灾难性结果。
再回到文前提到的“软实力”。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大家似乎都没有看清楚，那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假若没有相应的软实力，中国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硬实力，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强就是不可想象。
归根结底，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更是一个文化现象；不只表明国力在增强，而且更意味着文化在复兴。
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之后，中国学术界和舆论界似乎都有恍然大悟之感。其实，这并非是什么新东西。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一起抓”，其中的“精神文明”就是“软实力”，只是听起来没有那么时髦而已。
但不管怎样，中国政府和民间现在都从战略的高度来思考精神文明建设，把“软实力”作为可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约瑟夫•奈的提法对此是有贡献的。
告别民族自卑心理
然而，这里面也有不甚正确的现象，那就是，在谈论中国崛起的时候，人们往往把软实力和硬实力完全割裂，分而论之。比如说，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国力的快速增强与自身的文化无关，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得益于自身的文化，反而还受其制肘和阻碍。至于其他更激进的主张，这里就无需枚举。
认为传统文化窒息进步思想与现代化的观点，在“五四”时期曾经处于极端状态。紧接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使这种观点登峰造极。由于国家的长期衰败和任人欺凌，中国的民族精神出现了自卑意识。所以，近百年以来，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都自觉地从文化的根源上，去寻找导致中国长期落后的“劣根性”。
可是，带着自卑的心理去研究落后的原因，看到的自然都是消极的东西，所得出的结论就必然都是文化的“腐朽”与“落后”。久而久之，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整个民族的性格都成了一个包袱，变成一切错误和落后现象的渊薮。毛泽东曾提出要对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要汲其精华，剔其糟粕，但实际做法却是完全相反，是无情的批判和摧残，直至革掉自身文化之命。
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因为其中有文化歧视之嫌，但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不仅如此，西方主流学者的研究结果是，文化能够决定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我记得内阁资政李光耀在接受美国一家媒体采访时，也曾明确提出这一点。他强调文化才是一个社会能否进步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
那么，中国文化究竟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看一下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教授做的一个比较性研究，因为笔者觉得他的结论很有启发性。
所有差别都有文化原因
亨廷顿发现，在60年代，韩国和非洲的加纳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几乎完全相同，但过了30年之后，也就是在90年代初，韩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14大经济体，其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进步。而加纳在30年时间里一直是原地踏步，依然是贫穷和落后。亨廷顿经过比较之后作出的结论是，这两个国家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别，其中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最关键原因是“文化在中间起了作用”。
文化是一套价值观，是一个民族的天性。韩国价值观中的勤劳、节俭、目标专注、重视教育、讲求纪律等等，都是加纳这个国家所缺少的。当然，韩国文化中还有其他进步元素，亨廷顿没有提及，包括笔者认为最明显的几个，即坚韧的毅力和不甘落后的进取意识。
有人也许会拿朝鲜作为例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亨廷顿的这个观点进行驳斥。确实，既然文化在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同文同种的朝鲜为何又是那么不同？
实际上，朝鲜的事例不但不能驳倒亨廷顿的观点，反而更能反映出文化的作用是多么巨大。朝鲜的问题在于外来的政治意识形态与自身文化完全不相容，并且还借助政治高压手段，长期束缚、压抑、扭曲和阉割了优秀的本土文化。也就是说，朝鲜的落后与衰败绝对不是自身文化之错，而是因为作为民族灵魂的文化遭受了灭顶之灾。尽管如此，只要不完全泯灭，只要有合适的条件，它还能自我疗伤，继而焕发出进步的活力。
中国文化与进步力量是否能够相容，显然可以从类似的角度作如是观。过去几百年，中国为何持续衰落？最近几十年，中国又为何持续崛起？对传统文化持全盘否定态度的人，现在应该换个角度去思考。
当然，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中国最近30年来的快速进步，得益于思想的解放和门户的开放，得益于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资金和市场观念。但是，假若没有一个与外来观念相容的文化，所有的技术、资金、观念和机制都不会产生效果，至少不会充分地发挥效果。
硬实力与软实力相辅相成
性格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文化决定一个国家的兴衰。亨廷顿所举韩国文化中的优秀品质，在中华文化中更为突出，因为中华文化是韩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源头。以“文化是决定性因素”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重新崛起，我们就不会感到有多大意外，因为这是文化基因所注定之事。
中国的国力从90年代初开始快速增长。其间，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被一个一个地击破。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个有别于西方成功模式的经济体，竟然保持经济增长这么多年，并且连续超越了好几个世界强国，这一事实使得所有现成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无法予以令人信服的解释。
退一步说，即便这些理论能够予以解释，那也只限于方法论。撇开文化因素去解释一个国家的进步与落后，结论只会流于表面，也就是舍本逐末。
文化是一种天性，而任何天性都是长短互见，善恶并存，中华文化也毫不例外。只有承认这个事实，人们才不会求全责备和妄自菲薄，也才能够有意识地对文化中的缺陷进行扼制，进行改良。一味地嘲笑、自卑、否定和摒弃，最后所得必定是灾难性结果。
再回到文前提到的“软实力”。现在很多人都说中国的软实力还不够，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有一点大家似乎都没有看清楚，那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关系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假若没有相应的软实力，中国就不可能有现在的硬实力，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强就是不可想象。
归根结底，中国的崛起不单单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更是一个文化现象；不只表明国力在增强，而且更意味着文化在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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