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网上关于我军登陆台湾本岛，对其进行军事占领、管制时期，台湾居民可能的敌意、抵制的情形讨论的文章很多，笔者在这里试图通过日常深入人心的几方面因素分析一下，笔者无意理论堆砌或者悬而又悬的排比，而出于一个每天和熙来攘往来所里办理户籍的各色人等打交道的户籍女警的眼光和角度，从接触和感受到平常百姓的柴米油盐、针头线脑的唠叨、市井的街头巷语的点点滴滴，试图从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一般人的心理状态，来做一个相应的分析。
个人认为，台湾民众是普遍抱有疑虑、观望、认命以及没有意义的空发牢骚的基本态度的，不能排除极个别的顽固的精神上心理上自封的“小资女性”心态或者日本殖民遗孽心态的采取极端行为，但是无论解放后的台湾省乃至我们自身的经济、民生状况遇到怎样的困难，这种直接的大规模暴力性群体性事件（还不是武装叛乱）也不会很多，最多是比较大的静坐、请愿和群体性上访罢了。而且，敢于或者甘于窝藏极端台独分子的人家也不多，台独分子想通过台湾解放前焚毁全部人口户籍档案资料、身份资料等隐瞒自己的身份也是没有用处的。以下，笔者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分析：
首先，是临界点的“圈骡子（或者毛驴）心态”、“心理断奶”相结合的心理；所谓“圈骡子心态”是指一群空谈的，没有独立意识和生存能力的人，却整天幻想着“现在被圈着受够了！！早晚我非跟他们豁出去干不可！！”或者是“早晚我非拉出去单干不可！！”的一种自我癔想型心态，这群人或者说这种类型的人没有什么本事，却总是抱有地域歧视、偏见以及空谈的、自以为是的心态，总是怨天尤人。其实，你真要把“圈门”打开了，解开缰绳、卸掉他们嘴上的“笼头”，放他们自己跑了，他们反而犹豫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边骂着“这该死的XX！要不是他把我们栓着，我们现在早XXXXX了！”一边心里还在本能地想着这个被他们诅咒的XX每天到时间喂它们的那槽子饲草和料豆……就算主人XX当时没发觉，这群“骡子或者毛驴”跑出去了，也还是会边跑边比较害怕地骂XX，只是这骂是越来越言不由衷的，开始时的提心吊胆、狂喜过后，接下来就是心里越来越发虚，不是担心XX会追上来，而是随着离“牲口圈”越远，心里越来越担心“该到上槽子的时间了，往常这会，XX早把精饲料端上来了，特别是怀孕的母驴，XX还会额外给它打个鸡蛋拌在料里。现在，自由是自由了，可是吃的到哪里去找呢？这里除了荒漠就是光秃秃的石头山，好容易找点吃的，粗糙的很，还被腿脚健壮麻利的抢了先，这是怎么回事？都在一个圈里的，说的好好的，都是兄弟姐妹，要是逃出来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怎么这个样子了？！”“哎呀！！天越来越黑了，什么时候是个头？要是老虎、豹子、狼来了，怎么办？！”“平常怎么没这种感觉？”“平常在高墙大院里，有高厚的围墙，有圈。”这时候，怨恨中越来越多地回想“还是以前好啊”，这时候主人XX追上来了，尽管“骡子、毛驴”们会担心被拉回去以后要“挨鞭子”，但是这时候却没有谁会激烈地怎么反抗地，尽管被拉回去以后还会在交谈时还要满足虚空心态过嘴瘾“上次我们本来都要跑掉了，这个可恶的XX撵上来了！！”但是，却明显不敢再怎么怎么样了。这种情况、这种心态，在很多和家长怄气、离家出走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号称“超级新新人类”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半大小子、青涩丫头身上是非常普遍的。这里没有任何贬损他们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将打工青年和老板类比上文的意思，只是想比较形象地打个比方，描述一下他们的心态罢了。
大陆有这样的小子、丫头，台湾也不例外，这是一般年轻人，换了台湾一般顽固台独，实际上就是心理胆怯，却还要滚水煮鸭子，肉烂了嘴还是硬的地私底下关上门来端着酒杯骂骂咧咧“这该死的大陆、该死的共产党！”旁边老婆拿着扫床笤把唠唠叨叨“你除了整天灌猫尿，还能干点什么！！喝！喝！喝！就知道喝！你早点把这个家折腾完了、败光了、都去死了就省心了！！”“这日子不过了！没法过了，我不活了！！”地哭喊。可以说，在我军解放台湾初期到局面彻底安定为止，这种只会过嘴瘾的人在台湾现阶段所谓占到全民75%以上的“主体意识”人群中起码一半以上，或者说，这75%中的绝大部分本来就是现在就在整天“端着酒瓶子过嘴瘾”。要他们哪怕是真正从实质的方面支持一下分裂主义分子，则根本不敢。笔者不是凭空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在笔者所在派出所的辖区，有台湾省人单独居住的小区，平时回来探亲的台湾人（这里和我们说的山西人、湖南人、福建人一个理解）也很多，作为经常上门走访以及闲暇时在居民区拉开场子的自发文娱活动中，在与这些人闲谈接触中真切地感受到的。毕竟，大陆也好，台湾省也罢，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百姓，虽然有生活方式和习惯的不同，但是作为一般民众的基本心态都是相通的。“圈骡子”心态以外，就是“心理断奶”了，这个从依附型经济地域或者人群中，这种心态是最普遍的，也是无法克服的先天依赖性。如同有些过于受到父母溺爱的孩子，生理上需要断奶了，但是心理上无法断奶，所以尽管要私自离家出走，但是最后往往还是自己首先忍不住了跑回来了。这个是笔者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遇到的。最搞笑、也是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有一回一位母亲来报案，说她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因为偷了家里写字台抽屉里的钱去上网，训了他几句，结果这孩子赌气跑出去了，眼看已经两三天了，没有一点音讯，把她急的简直要疯了，当时，拐卖儿童的案件挺多，所长很重视，一边向分局通报，一边派出人来帮助她丈夫去找，怕她精神崩溃，把已经下班的我安排来陪着她。
在与这位母亲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她的儿子平时胆子很小，害怕惹事，谈开了以后，她对我说“大妹子，也不怕你笑话，我那孩子到现在还没断奶。”“哦？”“我34岁上才有的他，唉！这孩子生来体质就弱，我怕他亏着了，就一直没给他断奶，现在上五年级了还是这样。整天不吃饭，就要先吃奶，一进门就要上来解开我的衣服趴在我胸前吃，不给吃就哭闹，要么就一个人跑到屋子里把门插上半天不出来。”“？？？他这么大了，你还有奶吗？”我真不敢相信，“早没了，但是这孩子的习惯改不掉了。”晚上11点多，电话响了，孩子找到了，等民警把她儿子带回来时，那孩子扑到她的怀里，她不好意思地对我的同事们说“民警同志，真谢谢你们了，让我们娘俩单独待一会好吗？”当时，男同事没说什么就都出去了，我离开时真是感慨多多……笔者在这里没有任何贬损这种类别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的意思，也是以此作个类比，普通人这样，孩子这样，上文说的特定的外向性依附性很强的经济体、政治体和其中的公司企业、民众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螟蛉尚且在心理上离不开事实上的宗主国的卵翼，何况本来就是一大家子仅仅是居住距离、生活方式有别的手足、亲戚呢，虽然前些年，特别是80年代相对富裕带来的炫耀欲望、虚空心理优势还很难消除，但是从骨子里还是觉得毕竟是一个大家族、家庭里的亲戚，这种炫耀更多地是向乡下穷亲戚炫耀的心态，而不是日本、韩国那种绝对的异族外国的狂妄。所以，遇到翻脸干仗了，一旦发现对方这个厚道人发火确实挺吓人的，平时叫喊的凶的“城里小资儿女、弟妹”就不怎么吭声了，因为从心理来说，长兄如父、老嫂如母的心态还是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看见平时厚道、辛苦支撑他们到城里上大学的父亲、大哥发了火，没有几个子女、弟妹横到底的，在大陆与台湾、政府、民间、商界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功利地讲，台湾离开了大陆，首先就丧失了目今赖以生存的出口市场，外向依赖性极强的台湾，对大陆依存度已经达到了40%以上，而且这种依存还是缘于双方骨子里都存在的亲缘血缘认同干感的，在这种双重认同、依附大环境下，依靠向大陆出口为生的大小台商，和他们企业里成千上万的台湾本地员工、员工家属基本没有谁能完全从心理上、精神深处否定。失去了大陆父兄，也就失去了活命的母乳，这种不但是生活中的吃奶，而且会在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中潜移默化地在这些人心目中建立无法断奶的意识，所以，尽管在我军解放台湾初期，他们会因为原先炫耀于大陆民众的“天仙”“超然的上等人”的心态（事实上，现在这种心态也是维系他们在每天坐困愁城、等米下锅的过程中唯一的精神安慰剂或者说麻醉剂了）破灭而恼恨、失落，但是从本质上还是更希望发火的父亲、大哥能尽量快地压住火，再给点笑脸和好吃的。自己则老实收敛了很多。这种心理认同与完全是征服异国，在被征服地区居民眼睛里，你对他们再好，你们也是异类、侵略者是有本质上、灵魂里的区别的，事实上，台湾解放后，慢慢地秩序安定了，一切恢复正常了，于是这些人也就最多心理偶尔有点酸酸的失落罢了。
其次，是台湾人的“琼瑶心态“、“悲情意识”和“三等车厢”情节的虚空脆弱性
人们都说，文学作品反映一个地区、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的人们的一般心态，事实上，我们只要看到1999年台湾女作家琼瑶写的《还珠格格》系列，就会发现，在台湾这个自我意识、商业观念、意识浓厚的地区，事实上民众，特别是中青年人、年轻人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受到琼瑶、岑凯仑、严沁等言情作家作品的侵润或者说侵淫，变得敏感、脆弱而不是很健康了，表面上天不怕地不怕，惟我独尊，好象其他人都是下品，“只有我小燕子、紫薇、尔康、五阿哥是超然的、神仙一样的永远不老的神仙情侣，做的任何事情都带上了神秘、神圣的色彩，”这一点，在第二部里干脆写的夸张的没有边了，极尽渲染“香妃变蝴蝶”弄的神神鬼鬼的，通篇就是为了渲染、炫耀这些少年男女怎样的不合常理的胡来都是为了一个虚空的爱字，这种过分夸张、不真实的渲染，居然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风靡于台湾校园，可以想见到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台湾人，特别是现在构成台湾社会主体成分的中青年骨子里都是怎样的一种虚空、脆弱了。
只是再浪漫还得食人间烟火，所以即使在还珠格格们极尽夸张的浪漫、疯狂后，还是不能离开给予他们金尊玉贵的皇宫这个大环境，所以这种环境渲染下成长起来的台湾人也就像还珠格格、紫薇一样，最后还是留恋漱芳斋，因为离开了这个，她们也就再也不“超然若仙了”，不过是两个普通丫头而已，同时，即使在琼瑶自己的作品中，也不得不承认，任性过了头，是要遭到严厉惩罚的，小燕子在大牢里还想和侍卫斗 ，结果被毫不客气地狠揍了一顿。所以，对于即使在这种自封的还珠格格心态中走不出来的各色台湾人，无论是贵是贱，最后从心理上都不得不接受大陆的招安、或者说招抚。这是台湾人实质上对我们厉害不起来的原因之二。
分析了台湾城市居民的一般心态后，那么，对于台湾南部的“深绿区”怎么看呢？这里主要是文化程度不高、容易受到煽动的农民、渔民。笔者个人认为，在我们对他们实施了农产品CIPA协定、大量收购台湾农民滞销的农产品之后，这些人还是这样顽固不化，事实上就是“三等车厢（2000年左右，苏州有个市民公然向交管部门、民政部门和公交部门进言，建议设立公交车上的三等车厢，并规定凡外来务工者只能坐三等车厢，并美其名曰“是为了市民乘坐公交车的安全。”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愤怒，指责这是变相的地域歧视，比当年美国的黑人白人乘坐公交车的种族隔离歧视还严重。最后，这个提议不了了之。）心理在作怪了，也就是前文说的维系台湾人目前对大陆心理虚空脆弱的炫耀优势本钱所在了，这个东西其实这些深绿农民、渔民都知道，自己每天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总要找个排遣的地方，身边没法排遣了，就转向大陆“总有比我过的穷的。”事实上，陈水扁等人能一遍又一遍地蛊惑人心，将台湾南部经营成他们的“铁票仓”，从选民心理上说，也就是这种“三等车厢情结“维系着他们的继续生活下去的聊已自慰的寄托，这层小的不能再小的、眼看一捅就要破的遮羞布事实上成了民进党最后赖在台上的支柱了。而对于这种心态的人，事实上这也是他们维系他们那点虚空可怜的、总要找个不如自己的压一头的阿Q心态的唯一寄托了。话再说回来，阿Q的心思能转的那么快，起先要造反、要革命，假洋鬼子不让他革命，看到从赵家抢走的东西没有他的份以后又恼羞成怒地要到县里告假洋鬼子，要将他满门抄斩。这种小农意识下完全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能变脸如翻书一样地块，那么，台湾的这些深绿农民、渔民也强不到哪里去。只要适当安抚，不会起多大的风浪。
第三，是台湾当局自身的操守和对待其派遣到大陆的特工的态度，深刻影响普通台湾人的心理。
前面分析了那么多现在台湾人的心理、心态，那么，在战争爆发时台湾人会有怎样的心态呢？大家都知道，战端一开，普通人，以及台湾的各种军事人员，最关心的就是战争中自己本人、家庭会不会遭到损伤，会遭到怎样的、什么程度的损伤，以及台湾当局能对他们财产方面的损失、身体上的损伤作出怎样的保障和补偿，这些方面不落实，大伙都无法安下心来。
事实上，我在前面已经一再分析过了，台湾居民之所以在很多人到了大陆，对大陆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之后，还态度暧昧、模糊地存有心理上抵制大陆的倾向，很大程度上就是“三等车厢心态”在作怪。而他们自身怎样，台湾的当局怎样，执政的是一群怎样的货色，实际上他们比我们更清楚，但是，面对这样一群台上的流氓，一者他们是害怕，二者还要在这种环境下打掉牙望肚子里咽（因为是他们自己把这群流氓选上台的）地硬在大陆面前装。
只是一旦解放军正式登陆台湾本岛，那么对于能把让他们昔日害怕的流氓政客们顷刻间灰飞烟灭的对岸军人，台湾居民都会明白“厚道人发火”的厉害，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再去惹这个更惹不起的主。在解放军推进的时候，当我军展现出严明的军纪的时候，绝大多数台湾民众首先会在心理安心，然后是不会为了那些无耻到极点、化家为国的流氓们卖命抵抗的。
即使台湾当局、极端台独势力和境外反华势力事先组建、豢养所谓地下潜伏军，也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因为，至少这些人在看到台湾当局对待、处理其派遣到大陆的情报人员的方式、态度时，恐怕心理都凉透了，再望前推，国民党1949年败退大陆前安插的潜伏人员最后有些侥幸没有暴露，但是国民党当局随着事过境迁，早已经把他们忘记了，人事变动、机构调整，谁也不对这些曾经的“党国精英、希望”有任何兴趣了，民进党也不会例外。这样，这些人不能不留这样一个心眼：“你们跑了，我们留下来提着脑袋跟共产党干，你们要是在海外哪天不认帐了我们怎么办？！死了就死了，要是被打断胳膊打断条腿了谁来管我，管我的全家？最后全饿死、人不人鬼不鬼地躺在大街上？！”这样的疑虑心态下，不会有多少人死硬到底的。而那些死伤的“抵抗者”缺手断足的延街乞讨的惨象，也足以震慑内心还有幻想、虚空和阴微心思的台湾居民。“还是安分一点好吧！！”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事情在开始到完成阶段，总是具体的，需要认真对待的，不承认这一点，坐等天上掉馅饼，不是真正的客观的辨证唯物主义。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解放台湾初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骚动和阴谋，就社会秩序、治安来讲，就不能不考虑到台独势力的破坏，不过，我们也是有着充分的信心的。
因为，早在60年前国共争夺东北时，这种伎俩、较量就已经在当时全国唯一被共产党控制的省会城市哈尔滨上演过。当时，我党我军在东北局势是很危急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疯狂进攻，辽宁、吉林两省的省城沈阳、长春和鞍山、本溪、四平、铁岭等一系列重要城市相继放弃，只剩下了黑龙江省，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一度攻击到松花江南岸，当时，已经准备放弃哈尔滨了，城里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解放区土改还没有开展，潜伏的美（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为名藏在教堂里）蒋特务、伪满洲国的旧军人、警察、各色政治土匪（最突出的是接受了蒋介石正式委任的挺进军少将司令的姜鹏飞）阴谋发动叛乱，而这个当时号称“东北小巴黎”的社会情况也是极其复杂的，在日本投降前后，日伪将大量人口挡案、资料焚毁，在居民区，各种构造复杂、人员居住情况相当复杂的房屋比比皆是，很多窝藏坏人的窝点房屋设有夹壁墙、暗道、地道和消息铃，有的坏人还在房门上悬挂“产房莫入”、“私人产权房屋非请莫入”的牌子阻挡我方户政工作人员，有的坏人公开威胁我们的户籍民警“国民党打过来了非杀你们的头不可。”如此一团乱麻，但是，由于共产党贯彻了正确的群众路线，发动了人民群众，最终很快将这团乱麻解开理顺了。用当时我党在东北地区负责公安工作的高级负责人汪金祥（1928年参加革命，老红军）的回忆说“我们正确发动了群众，很快理清了头绪，将这座城市的基本人口情况摸的水落石出，常住人口很快做了详细登记、对于各类暂住、流动人口及其职业、是否有劣迹、前科也基本掌握了，各居民点居民区很快建立了正常的治安秩序，建立了街道居委会，设立了专门人盯防，夹壁墙、暗道、消息铃被消除了，安居有序的住宅代替了它们。街道、居民点人员进出都有了秩序，居民区入口灯火通明，设有专人把守，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久前还神气活现的坏蛋们失去了藏身之地，惊慌失措，很多坏人慑于我们的威力，主动前来自首，也有些顽固的坏人不甘心失败，在破汽车、街头甚至垃圾箱里藏身，弄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最后还是被群众揪了出来。
在清理、建立良好的城市新秩序的同时，哈尔滨市公安局在人民群众配合下，一举破获了国民党和美国派遣、策划的以潜伏匪特，少将挺进军司令姜鹏飞为首的特大武装暴动、叛乱案件，将这次武装叛乱镇压在预谋、策划阶段，抓获了全部特务、匪徒。成功地对这座城市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改造，收容教养了社会无业、吸毒人员、取缔了赌场、妓院，改造了全市全部2000多名妓女，将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所有这一切努力，用当时的老哈尔滨人的话来讲“经过这一场改造后，哈尔滨像从头到脚洗了个澡、褪掉了、消除了身上的毒疮、污垢，精神抖擞地真正站起来了迎接新生。”辽南军区的四保临江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再也无力越过松花江，解放军开始了以“三下（松花）江南”为开端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局势稳定了，哈尔滨的工业、商业、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这样，在全国还没有解放时，在东北、华北炮声正隆时，哈尔滨成为了远离中共中央和关内主要解放区的一个经营、维持的最好的解放区大城市、也是当时最安全的、中共唯一掌握的省会城市，1948年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中央曾经一度考虑过将首都定在这里。1949年2月，准备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会议，只是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北平的和平解放而取消。
历史和现实教育我们，对于维护国家神圣的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必须立足现实、不抱任何侥幸和幻想，对于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客观地、细致入微地了解他们，掌握他们的长短优劣、做到攻心为上，未战先夺其志、战时令其惊心碎胆，战斗结束后能善于料理。化两岸戾气、阴霾为祥和，对于我们的同胞，要真正地让他们脱虎口而重新入慈母之怀，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也才能教育和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与安全。
个人认为，台湾民众是普遍抱有疑虑、观望、认命以及没有意义的空发牢骚的基本态度的，不能排除极个别的顽固的精神上心理上自封的“小资女性”心态或者日本殖民遗孽心态的采取极端行为，但是无论解放后的台湾省乃至我们自身的经济、民生状况遇到怎样的困难，这种直接的大规模暴力性群体性事件（还不是武装叛乱）也不会很多，最多是比较大的静坐、请愿和群体性上访罢了。而且，敢于或者甘于窝藏极端台独分子的人家也不多，台独分子想通过台湾解放前焚毁全部人口户籍档案资料、身份资料等隐瞒自己的身份也是没有用处的。以下，笔者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分析：
首先，是临界点的“圈骡子（或者毛驴）心态”、“心理断奶”相结合的心理；所谓“圈骡子心态”是指一群空谈的，没有独立意识和生存能力的人，却整天幻想着“现在被圈着受够了！！早晚我非跟他们豁出去干不可！！”或者是“早晚我非拉出去单干不可！！”的一种自我癔想型心态，这群人或者说这种类型的人没有什么本事，却总是抱有地域歧视、偏见以及空谈的、自以为是的心态，总是怨天尤人。其实，你真要把“圈门”打开了，解开缰绳、卸掉他们嘴上的“笼头”，放他们自己跑了，他们反而犹豫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边骂着“这该死的XX！要不是他把我们栓着，我们现在早XXXXX了！”一边心里还在本能地想着这个被他们诅咒的XX每天到时间喂它们的那槽子饲草和料豆……就算主人XX当时没发觉，这群“骡子或者毛驴”跑出去了，也还是会边跑边比较害怕地骂XX，只是这骂是越来越言不由衷的，开始时的提心吊胆、狂喜过后，接下来就是心里越来越发虚，不是担心XX会追上来，而是随着离“牲口圈”越远，心里越来越担心“该到上槽子的时间了，往常这会，XX早把精饲料端上来了，特别是怀孕的母驴，XX还会额外给它打个鸡蛋拌在料里。现在，自由是自由了，可是吃的到哪里去找呢？这里除了荒漠就是光秃秃的石头山，好容易找点吃的，粗糙的很，还被腿脚健壮麻利的抢了先，这是怎么回事？都在一个圈里的，说的好好的，都是兄弟姐妹，要是逃出来了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怎么这个样子了？！”“哎呀！！天越来越黑了，什么时候是个头？要是老虎、豹子、狼来了，怎么办？！”“平常怎么没这种感觉？”“平常在高墙大院里，有高厚的围墙，有圈。”这时候，怨恨中越来越多地回想“还是以前好啊”，这时候主人XX追上来了，尽管“骡子、毛驴”们会担心被拉回去以后要“挨鞭子”，但是这时候却没有谁会激烈地怎么反抗地，尽管被拉回去以后还会在交谈时还要满足虚空心态过嘴瘾“上次我们本来都要跑掉了，这个可恶的XX撵上来了！！”但是，却明显不敢再怎么怎么样了。这种情况、这种心态，在很多和家长怄气、离家出走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号称“超级新新人类”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半大小子、青涩丫头身上是非常普遍的。这里没有任何贬损他们的意思，也没有任何将打工青年和老板类比上文的意思，只是想比较形象地打个比方，描述一下他们的心态罢了。
大陆有这样的小子、丫头，台湾也不例外，这是一般年轻人，换了台湾一般顽固台独，实际上就是心理胆怯，却还要滚水煮鸭子，肉烂了嘴还是硬的地私底下关上门来端着酒杯骂骂咧咧“这该死的大陆、该死的共产党！”旁边老婆拿着扫床笤把唠唠叨叨“你除了整天灌猫尿，还能干点什么！！喝！喝！喝！就知道喝！你早点把这个家折腾完了、败光了、都去死了就省心了！！”“这日子不过了！没法过了，我不活了！！”地哭喊。可以说，在我军解放台湾初期到局面彻底安定为止，这种只会过嘴瘾的人在台湾现阶段所谓占到全民75%以上的“主体意识”人群中起码一半以上，或者说，这75%中的绝大部分本来就是现在就在整天“端着酒瓶子过嘴瘾”。要他们哪怕是真正从实质的方面支持一下分裂主义分子，则根本不敢。笔者不是凭空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在笔者所在派出所的辖区，有台湾省人单独居住的小区，平时回来探亲的台湾人（这里和我们说的山西人、湖南人、福建人一个理解）也很多，作为经常上门走访以及闲暇时在居民区拉开场子的自发文娱活动中，在与这些人闲谈接触中真切地感受到的。毕竟，大陆也好，台湾省也罢，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百姓，虽然有生活方式和习惯的不同，但是作为一般民众的基本心态都是相通的。“圈骡子”心态以外，就是“心理断奶”了，这个从依附型经济地域或者人群中，这种心态是最普遍的，也是无法克服的先天依赖性。如同有些过于受到父母溺爱的孩子，生理上需要断奶了，但是心理上无法断奶，所以尽管要私自离家出走，但是最后往往还是自己首先忍不住了跑回来了。这个是笔者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接触、遇到的。最搞笑、也是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有一回一位母亲来报案，说她上小学五年级的儿子因为偷了家里写字台抽屉里的钱去上网，训了他几句，结果这孩子赌气跑出去了，眼看已经两三天了，没有一点音讯，把她急的简直要疯了，当时，拐卖儿童的案件挺多，所长很重视，一边向分局通报，一边派出人来帮助她丈夫去找，怕她精神崩溃，把已经下班的我安排来陪着她。
在与这位母亲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她的儿子平时胆子很小，害怕惹事，谈开了以后，她对我说“大妹子，也不怕你笑话，我那孩子到现在还没断奶。”“哦？”“我34岁上才有的他，唉！这孩子生来体质就弱，我怕他亏着了，就一直没给他断奶，现在上五年级了还是这样。整天不吃饭，就要先吃奶，一进门就要上来解开我的衣服趴在我胸前吃，不给吃就哭闹，要么就一个人跑到屋子里把门插上半天不出来。”“？？？他这么大了，你还有奶吗？”我真不敢相信，“早没了，但是这孩子的习惯改不掉了。”晚上11点多，电话响了，孩子找到了，等民警把她儿子带回来时，那孩子扑到她的怀里，她不好意思地对我的同事们说“民警同志，真谢谢你们了，让我们娘俩单独待一会好吗？”当时，男同事没说什么就都出去了，我离开时真是感慨多多……笔者在这里没有任何贬损这种类别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的意思，也是以此作个类比，普通人这样，孩子这样，上文说的特定的外向性依附性很强的经济体、政治体和其中的公司企业、民众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螟蛉尚且在心理上离不开事实上的宗主国的卵翼，何况本来就是一大家子仅仅是居住距离、生活方式有别的手足、亲戚呢，虽然前些年，特别是80年代相对富裕带来的炫耀欲望、虚空心理优势还很难消除，但是从骨子里还是觉得毕竟是一个大家族、家庭里的亲戚，这种炫耀更多地是向乡下穷亲戚炫耀的心态，而不是日本、韩国那种绝对的异族外国的狂妄。所以，遇到翻脸干仗了，一旦发现对方这个厚道人发火确实挺吓人的，平时叫喊的凶的“城里小资儿女、弟妹”就不怎么吭声了，因为从心理来说，长兄如父、老嫂如母的心态还是在每一个中国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看见平时厚道、辛苦支撑他们到城里上大学的父亲、大哥发了火，没有几个子女、弟妹横到底的，在大陆与台湾、政府、民间、商界之间也是一样的道理。功利地讲，台湾离开了大陆，首先就丧失了目今赖以生存的出口市场，外向依赖性极强的台湾，对大陆依存度已经达到了40%以上，而且这种依存还是缘于双方骨子里都存在的亲缘血缘认同干感的，在这种双重认同、依附大环境下，依靠向大陆出口为生的大小台商，和他们企业里成千上万的台湾本地员工、员工家属基本没有谁能完全从心理上、精神深处否定。失去了大陆父兄，也就失去了活命的母乳，这种不但是生活中的吃奶，而且会在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中潜移默化地在这些人心目中建立无法断奶的意识，所以，尽管在我军解放台湾初期，他们会因为原先炫耀于大陆民众的“天仙”“超然的上等人”的心态（事实上，现在这种心态也是维系他们在每天坐困愁城、等米下锅的过程中唯一的精神安慰剂或者说麻醉剂了）破灭而恼恨、失落，但是从本质上还是更希望发火的父亲、大哥能尽量快地压住火，再给点笑脸和好吃的。自己则老实收敛了很多。这种心理认同与完全是征服异国，在被征服地区居民眼睛里，你对他们再好，你们也是异类、侵略者是有本质上、灵魂里的区别的，事实上，台湾解放后，慢慢地秩序安定了，一切恢复正常了，于是这些人也就最多心理偶尔有点酸酸的失落罢了。
其次，是台湾人的“琼瑶心态“、“悲情意识”和“三等车厢”情节的虚空脆弱性
人们都说，文学作品反映一个地区、一个特定时期的特定的人们的一般心态，事实上，我们只要看到1999年台湾女作家琼瑶写的《还珠格格》系列，就会发现，在台湾这个自我意识、商业观念、意识浓厚的地区，事实上民众，特别是中青年人、年轻人的心态很大程度上受到琼瑶、岑凯仑、严沁等言情作家作品的侵润或者说侵淫，变得敏感、脆弱而不是很健康了，表面上天不怕地不怕，惟我独尊，好象其他人都是下品，“只有我小燕子、紫薇、尔康、五阿哥是超然的、神仙一样的永远不老的神仙情侣，做的任何事情都带上了神秘、神圣的色彩，”这一点，在第二部里干脆写的夸张的没有边了，极尽渲染“香妃变蝴蝶”弄的神神鬼鬼的，通篇就是为了渲染、炫耀这些少年男女怎样的不合常理的胡来都是为了一个虚空的爱字，这种过分夸张、不真实的渲染，居然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风靡于台湾校园，可以想见到在那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台湾人，特别是现在构成台湾社会主体成分的中青年骨子里都是怎样的一种虚空、脆弱了。
只是再浪漫还得食人间烟火，所以即使在还珠格格们极尽夸张的浪漫、疯狂后，还是不能离开给予他们金尊玉贵的皇宫这个大环境，所以这种环境渲染下成长起来的台湾人也就像还珠格格、紫薇一样，最后还是留恋漱芳斋，因为离开了这个，她们也就再也不“超然若仙了”，不过是两个普通丫头而已，同时，即使在琼瑶自己的作品中，也不得不承认，任性过了头，是要遭到严厉惩罚的，小燕子在大牢里还想和侍卫斗 ，结果被毫不客气地狠揍了一顿。所以，对于即使在这种自封的还珠格格心态中走不出来的各色台湾人，无论是贵是贱，最后从心理上都不得不接受大陆的招安、或者说招抚。这是台湾人实质上对我们厉害不起来的原因之二。
分析了台湾城市居民的一般心态后，那么，对于台湾南部的“深绿区”怎么看呢？这里主要是文化程度不高、容易受到煽动的农民、渔民。笔者个人认为，在我们对他们实施了农产品CIPA协定、大量收购台湾农民滞销的农产品之后，这些人还是这样顽固不化，事实上就是“三等车厢（2000年左右，苏州有个市民公然向交管部门、民政部门和公交部门进言，建议设立公交车上的三等车厢，并规定凡外来务工者只能坐三等车厢，并美其名曰“是为了市民乘坐公交车的安全。”消息被媒体报道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愤怒，指责这是变相的地域歧视，比当年美国的黑人白人乘坐公交车的种族隔离歧视还严重。最后，这个提议不了了之。）心理在作怪了，也就是前文说的维系台湾人目前对大陆心理虚空脆弱的炫耀优势本钱所在了，这个东西其实这些深绿农民、渔民都知道，自己每天的日子并不好过，但是总要找个排遣的地方，身边没法排遣了，就转向大陆“总有比我过的穷的。”事实上，陈水扁等人能一遍又一遍地蛊惑人心，将台湾南部经营成他们的“铁票仓”，从选民心理上说，也就是这种“三等车厢情结“维系着他们的继续生活下去的聊已自慰的寄托，这层小的不能再小的、眼看一捅就要破的遮羞布事实上成了民进党最后赖在台上的支柱了。而对于这种心态的人，事实上这也是他们维系他们那点虚空可怜的、总要找个不如自己的压一头的阿Q心态的唯一寄托了。话再说回来，阿Q的心思能转的那么快，起先要造反、要革命，假洋鬼子不让他革命，看到从赵家抢走的东西没有他的份以后又恼羞成怒地要到县里告假洋鬼子，要将他满门抄斩。这种小农意识下完全自我为中心的态度能变脸如翻书一样地块，那么，台湾的这些深绿农民、渔民也强不到哪里去。只要适当安抚，不会起多大的风浪。
第三，是台湾当局自身的操守和对待其派遣到大陆的特工的态度，深刻影响普通台湾人的心理。
前面分析了那么多现在台湾人的心理、心态，那么，在战争爆发时台湾人会有怎样的心态呢？大家都知道，战端一开，普通人，以及台湾的各种军事人员，最关心的就是战争中自己本人、家庭会不会遭到损伤，会遭到怎样的、什么程度的损伤，以及台湾当局能对他们财产方面的损失、身体上的损伤作出怎样的保障和补偿，这些方面不落实，大伙都无法安下心来。
事实上，我在前面已经一再分析过了，台湾居民之所以在很多人到了大陆，对大陆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之后，还态度暧昧、模糊地存有心理上抵制大陆的倾向，很大程度上就是“三等车厢心态”在作怪。而他们自身怎样，台湾的当局怎样，执政的是一群怎样的货色，实际上他们比我们更清楚，但是，面对这样一群台上的流氓，一者他们是害怕，二者还要在这种环境下打掉牙望肚子里咽（因为是他们自己把这群流氓选上台的）地硬在大陆面前装。
只是一旦解放军正式登陆台湾本岛，那么对于能把让他们昔日害怕的流氓政客们顷刻间灰飞烟灭的对岸军人，台湾居民都会明白“厚道人发火”的厉害，也就不会有多少人再去惹这个更惹不起的主。在解放军推进的时候，当我军展现出严明的军纪的时候，绝大多数台湾民众首先会在心理安心，然后是不会为了那些无耻到极点、化家为国的流氓们卖命抵抗的。
即使台湾当局、极端台独势力和境外反华势力事先组建、豢养所谓地下潜伏军，也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因为，至少这些人在看到台湾当局对待、处理其派遣到大陆的情报人员的方式、态度时，恐怕心理都凉透了，再望前推，国民党1949年败退大陆前安插的潜伏人员最后有些侥幸没有暴露，但是国民党当局随着事过境迁，早已经把他们忘记了，人事变动、机构调整，谁也不对这些曾经的“党国精英、希望”有任何兴趣了，民进党也不会例外。这样，这些人不能不留这样一个心眼：“你们跑了，我们留下来提着脑袋跟共产党干，你们要是在海外哪天不认帐了我们怎么办？！死了就死了，要是被打断胳膊打断条腿了谁来管我，管我的全家？最后全饿死、人不人鬼不鬼地躺在大街上？！”这样的疑虑心态下，不会有多少人死硬到底的。而那些死伤的“抵抗者”缺手断足的延街乞讨的惨象，也足以震慑内心还有幻想、虚空和阴微心思的台湾居民。“还是安分一点好吧！！”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事情在开始到完成阶段，总是具体的，需要认真对待的，不承认这一点，坐等天上掉馅饼，不是真正的客观的辨证唯物主义。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解放台湾初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骚动和阴谋，就社会秩序、治安来讲，就不能不考虑到台独势力的破坏，不过，我们也是有着充分的信心的。
因为，早在60年前国共争夺东北时，这种伎俩、较量就已经在当时全国唯一被共产党控制的省会城市哈尔滨上演过。当时，我党我军在东北局势是很危急的，、国民党军队在正面疯狂进攻，辽宁、吉林两省的省城沈阳、长春和鞍山、本溪、四平、铁岭等一系列重要城市相继放弃，只剩下了黑龙江省，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一度攻击到松花江南岸，当时，已经准备放弃哈尔滨了，城里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解放区土改还没有开展，潜伏的美（披着宗教外衣，以传教为名藏在教堂里）蒋特务、伪满洲国的旧军人、警察、各色政治土匪（最突出的是接受了蒋介石正式委任的挺进军少将司令的姜鹏飞）阴谋发动叛乱，而这个当时号称“东北小巴黎”的社会情况也是极其复杂的，在日本投降前后，日伪将大量人口挡案、资料焚毁，在居民区，各种构造复杂、人员居住情况相当复杂的房屋比比皆是，很多窝藏坏人的窝点房屋设有夹壁墙、暗道、地道和消息铃，有的坏人还在房门上悬挂“产房莫入”、“私人产权房屋非请莫入”的牌子阻挡我方户政工作人员，有的坏人公开威胁我们的户籍民警“国民党打过来了非杀你们的头不可。”如此一团乱麻，但是，由于共产党贯彻了正确的群众路线，发动了人民群众，最终很快将这团乱麻解开理顺了。用当时我党在东北地区负责公安工作的高级负责人汪金祥（1928年参加革命，老红军）的回忆说“我们正确发动了群众，很快理清了头绪，将这座城市的基本人口情况摸的水落石出，常住人口很快做了详细登记、对于各类暂住、流动人口及其职业、是否有劣迹、前科也基本掌握了，各居民点居民区很快建立了正常的治安秩序，建立了街道居委会，设立了专门人盯防，夹壁墙、暗道、消息铃被消除了，安居有序的住宅代替了它们。街道、居民点人员进出都有了秩序，居民区入口灯火通明，设有专人把守，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久前还神气活现的坏蛋们失去了藏身之地，惊慌失措，很多坏人慑于我们的威力，主动前来自首，也有些顽固的坏人不甘心失败，在破汽车、街头甚至垃圾箱里藏身，弄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最后还是被群众揪了出来。
在清理、建立良好的城市新秩序的同时，哈尔滨市公安局在人民群众配合下，一举破获了国民党和美国派遣、策划的以潜伏匪特，少将挺进军司令姜鹏飞为首的特大武装暴动、叛乱案件，将这次武装叛乱镇压在预谋、策划阶段，抓获了全部特务、匪徒。成功地对这座城市的社会环境进行了改造，收容教养了社会无业、吸毒人员、取缔了赌场、妓院，改造了全市全部2000多名妓女，将其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所有这一切努力，用当时的老哈尔滨人的话来讲“经过这一场改造后，哈尔滨像从头到脚洗了个澡、褪掉了、消除了身上的毒疮、污垢，精神抖擞地真正站起来了迎接新生。”辽南军区的四保临江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再也无力越过松花江，解放军开始了以“三下（松花）江南”为开端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局势稳定了，哈尔滨的工业、商业、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这样，在全国还没有解放时，在东北、华北炮声正隆时，哈尔滨成为了远离中共中央和关内主要解放区的一个经营、维持的最好的解放区大城市、也是当时最安全的、中共唯一掌握的省会城市，1948年年底到1949年初，中共中央曾经一度考虑过将首都定在这里。1949年2月，准备在哈尔滨召开新政协会议，只是随着平津战役的胜利，北平的和平解放而取消。
历史和现实教育我们，对于维护国家神圣的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必须立足现实、不抱任何侥幸和幻想，对于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客观地、细致入微地了解他们，掌握他们的长短优劣、做到攻心为上，未战先夺其志、战时令其惊心碎胆，战斗结束后能善于料理。化两岸戾气、阴霾为祥和，对于我们的同胞，要真正地让他们脱虎口而重新入慈母之怀，这样，我们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也才能教育和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维护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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