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6月4日即将到来,这个曾令举世震惊,在中共建军历史上首次公然撕下“爱民”面具,明火执仗地出动“人民子弟兵”用真枪实弹屠杀人民的“六四惨案”已经过去十六个年头。这十六个寒暑在世人眼中或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但烈士墓前当巳草木森森,那些英年早逝的死难者若还在生,应是人过中年,儿女绕膝,他们的父母也可以弄孙为乐,得享天伦了。而今却生死殊途、空洒热血,每忆及此,能不令人断肠!
尽管在中共的口中,“六四”巳由一场“反革命动乱”逐渐淡化成一场“政治风波”,至去年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称之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但逝者巳逝,他们仍然蒙受着不白之冤而含恨地下,他们的父母亲属仍然带着心头巨大的伤痛,十六年如一日,坚持为亲人的冤屈而奔走呼号。而中共的当政者面对着来自全球要求为“六四”平反的正义呼声却表现出惊人的厚颜无耻。虽然中共中能言善辨者如朱镕基、温家宝但在响应有关“六四”中军队向人民开枪的问题时都不免变得口拙舌苯、支吾以对(也可能他们比一些在论坛上为“六四”镇压张目的人士更懂得点羞耻),足以证明其理屈词穷。但是时至今日,在强调要建设一个所谓“和谐社会”的号召声中,中共似乎还是坚持将平反“六四”的问题无了期地拖延下去,还要坚持那些色厉内荏的镇压理由,不敢正视自己亲手种下令社会不能和谐的罪恶!
中共既然认为“六四”的镇压是正确的,所以才不能为之平反,那为什么中共还要悄悄地将“动乱”换成了“事件”?并且也举不出所谓“西方敌对势力”幕后插手的任何证椐?如果“六四”的镇压是错的话,中共为何就不能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为无辜的死难者平反呢?若说是国家目前要重点抓住机遇搞建设,平反“六四”可能导致中共的执政危机,令社会不能安定,所以为了局势稳定而不能为“六四”事件平反的话,君不见那些曾跟随中共出生入死,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中共扣上叛徒、反党、特务、走资派等帽子的中共大小干部们或其亲属无不是在文革刚结束,巳元气大伤的国家百废待兴之际,就迫不及待、千方百计、锲而不舍地奔走上诉,要洗脱自己及亲人的冤屈,要推翻中共强加以自己的“罪名”,争取重新出来工作的机会。怎不见他们顾全大局,为党的声誉,为当时的社会稳定出发,甘愿带罪蒙冤而死呢?难道他们中间就真的没人犯过错误吗?文化革命中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冲击就一点没有道理?尤其有些被“最高指示”定了罪的人士(比如邓小平),为此甚至不惜将党和全国人民的“伟大领袖”都拉下了神台,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全不顾之前自己唾面自干、亲手写下向他老人家的忏悔认罪之言,由此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信仰危机。那何以这些中共党员们都认为既错在中共,就要急于为自己平反,别人却就平反不得呢?
至于后来的苏联解体、东欧变色又与你中共何干?竟然都能成为中共洞悉先机,因而血腥镇压国内要求民主自由的学生之理由,似乎若不镇压,中国必步其后尘。那么,假如是美国解体、日本变色,是否也会令中共必然镇压国内反美反日学生,亦以免仿效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更别说学生和平示威本不应受到军队的杀害,就算学生行为有不妥之处也错不当死。比之中共执政以来所犯下的累累“错误”(实为罪行),学生所谓的错误简直微不足道,那是否意味着人民也因此有权任意杀戳中共党员,变成杀人合理?
历史早巳证明,中共自己可以屡屡犯罪,然后将罪责推给那些当时的党的领导人,与党本身全无干系,从未交代过何以这些坏人都出在中共的高层?因此党无须对人民道歉、无须承担责任、更无须下台。更令人不齿的是还要事后摆出一副为民除害的姿态,似乎忘记了当年即使“伟大领袖”巳到了油尽灯枯、苟延残喘的地步,那位后来利用民意复出并悍然制造了“六四”惨案的“总设计师”,在那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家面前也只能逆来顺受、俯首听命,自甘雌伏、束手就缚。所以说,难道这个党、这样的党员就连养痈贻患的过失都没有?反而一群热血青年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倒要被中共以坦克和子弹来作回应?可见中共用以为“六四”镇压及不为“六四”平反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假如今天中共的领导人能把握中共仍在执政的期间,为“六四”惨案及死难者平反昭雪,其实等于是给了自己和中共一个赎罪的机会,也等于给了一个求人民宽恕它的机会。否则的话,中共本有什么资格为“六四”平反?它只有接受审判的权利!所以,若是它坚持冥顽不灵,采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手法,企图让时间的浪花去冲刷罪恶留下的痕迹,只能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每一年的“六四”前夕,中共都能听到来自那些不屈冤魂的怒吼声,因此令它年年此际则如临大敌,寝食不安、令它担心来自全国每一个角落可能出现的抗议、令它要更严密地封锁各个网站论坛、令它要紧盯着大学的校园、令它不敢开放天安门广场…于是,人们就知道那个巳永远成为中共挥之不去的梦魇—又一年的 “六四”快到了!
“伟大领袖”有词曰:“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场黄花分外香。”此情此际正是:又见“六四”,又见“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