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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很久前看过一个故事，大意说的是有一群老鼠受到一只恶猫的统治。那只猫在那里有恃无恐、横行霸道。还经常神出鬼没地潜伏在鼠群附近，然后伺机捕杀老鼠。鼠群防不胜防，惶惶然不可终日。于是开会商讨对策，会上群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终于有只聪明鼠提出目前最大的危机是无法预知猫的接近，所以不能及时逃生。如果在猫脖子上系上一只铃铛，猫一动铃铛就响，鼠群便可远远听到铃响即可先遁逃，于是可保平安。众鼠闻之大喜，齐声赞好，一致同意实施此计。正欢腾喧闹间，忽然听到一只老鼠发问：那谁去猫脖子上系铃铛﹖会场顿时一片死寂……。对呀！那猫肯让你系铃铛吗﹖
这故事令我联想到最近许多网友在争论的问题，即中国目前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换言之“政治改革”（或称政治民主化）是不是当前中国的急迫课题﹖其中，不认同“政治改革”是急迫课题的不少人同时也分别提出应该“法制（又称“法治”﹖）先行”或“舆论监督先行”（又称“言论自由先行”）又或“经济发展先行”（又称“民生先行”）的建议。
针对提倡“政治改革先行”的不同意见，冼岩的观点比较有代表性。他在“政治民主化并非当前中国的急迫课题——答王思睿先生”一文中指出：“ 相信民众的"选举权"可以抵制官吏的"合法伤害权"，认为政治民主化可避免国有财产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和猫腻。即使他们的想法都是真诚的，那也只说明他们对事实的洞察力已经被观念所遮蔽。”
他认为： “享受民主这种"高质量、高品味生活"，并不是当下大多数中国人所急迫的需要，他们还有生存、温饱、安全、公正等等更迫切的需要急待解决；从全社会角度而言，权力腐败、贫富分化、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是相对于民主"高质量、高品味生活"更迫切得多的问题。”
而且 “现实世界的政治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在许多发展中民主制国家，才选下去一个民愤极大的贪官，继任者马上又被披露照贪不误。没有经济发展、没有经济条件变化所带来的"利害格局"的变化，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说明经济条件变化所带来的"利害格局"的变化，他引用了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曾经举过一个很能够说明问题的例子："1983年，我在《中国农民报》（现在叫《农民日报》）当编辑记者，经常阅读群众来信。有一封来信说，河南省开封地区的农业生产数据部门的领导人大量批条子，把国家按计划分配供应的平价化肥批给了自己的私人关系。他们的'关系'又将平价化肥高价转卖，转手之间，关系就生出了暴利。其实这就是后来人们见惯不怪的利用双轨制牟利问题，当然违反国家的正式规定，只是禁止不住。......（这只是“违反国家的正式规定”吗﹖这难道不是犯罪﹖—笔者按）
后来，我们把这次追踪报导出来了，当时的影响也不算小，商业部和中纪委还专门发了通知，重申正式制度。几个月后，商业部和中纪委派联合调查小组去开封调查处理此事，当我作为小组成员跟着下去调查的时候，我再次惊讶地发现，条子仍然在批，与我们报导之前毫无区别。这就是说，当地政府和农业生产数据供应部门的上级领导，并没有把我们报导的现象当问题。
......我跟踪此事达数年之久，明白了一个道理：这不是我最初想象的道德善恶问题，我面对的是大多数人处于一种利害格局中的寻常或者叫正常的行为，它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不触动这种格局，报导或调查通报乃至撤职处份，说好听点也不过是扬汤止沸，在我的个人经验中，由于扬汤的勺子太小太少，连止沸也办不到。后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化肥供应增加，政府退出，市场放开，现在化肥供求起伏波动，时常过剩，市场的供求规则取代了官场潜规则"…。（就是经济发展了，腐败自然被抑制了﹖可能吗﹖笔者按）
“…所以“目前最有效可行的对策是赵志勇提出的"信息民主"，即以舆论监督为手段，由执政者主导、市场引导，使媒体为民众说话，监督权力和资本，维护弱势群体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将执政者和民众联结起来。”
看得出他是“舆论监督先行”并 “经济发展先行”的拥护者。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他在《证券市场周刊》2004年9月25日的一篇有关目前企业改制，是否导致以权谋私者乘机鲸吞国有资产的文章的结尾总结道：“这就是说，只有"国退民进"才能让中国的企业培养出最强的国际竞争力。除了当事人外，谁都会支持追究国有资产流失的责任。但，最重要的是保证国资转让过程的透明度、保证广泛的竞标权以及媒体的自由报导，以国家得到最好的价钱和尽量保证就业为目标。”
对赞成“法制（法治﹖）先行、舆论监督先行、经济发展先行”三行并举的最权威意见来自芦笛，他在“逐步回到‘解放’前”就是改革的努力方向”一文中说道："这必要的社会改革我已经在旧帖中反复讲了，那便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把中国建设为真正的资本主义法治国家，为最终实行民主奠定基础，第二步才是学习日本、台湾、南韩等国经验，在一个拥挤的东方社会中尝试实行民主。如果胡温能在当国期间作到了第一步，那就是共党开国以来最大的民族英雄。
做到第一步的关键措施我也指出了，那便是逐步回到“解放”前去，在政治上逐步放开思想统治和舆论管制，实行舆论独立和司法独立，在经济上逐渐完成公平廉洁的私有化，打击抑制官僚资产阶级，学习日本和台湾经验，鼓励扶植民间私有的中小企业，慎重解决三农问题，实行公平廉洁的土地私有化，并立法保证个体农户的权益不被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侵夺，等等。如果基本做到了这些，则中国就有望变成不民主但仍然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平等、均富的开明专制国家，如此才有实行民主的前提。"
此外，芦笛还在“司法独立：中共最低限度的政改”一文中更尖锐地指出：“那么，什么是中共为了保权救党必须采取的最低限度的政治改革呢？
我早说过了，现在中国最严重的社会问题，是恶性走资形成了庞大的官僚资产阶级，导致严重的社会分配不公，为下一轮大砍大杀作足了铺垫。如果这种趋势再不迅速扭转，则国家财富迟早要被官僚资产阶级吸光，人民相对绝对贫困化，导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待到我党因为腐败和“权威逐代递减律”的作用彻底弱化，形成了事实上的地方割据状态，这些社会矛盾就会如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把中华大地再度浸入无边的血海之中。
要解决这严重的社会问题，党就必须痛下决心厉行改革，在政治上实行开明专制，在经济上实行廉洁走资，而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厉行法治。要真正实行法治，最起码的必要条件是让司法系统从党国之中独立出来。党从司法系统中全面撤出，让司法系统有权以法监督党国要员甚至整个执政党。只有作到这点，才有谈法治的可能。而没有严格的法治，“反腐倡廉”永远只会是空话一句。”
综上所述可见，虽说几位论者都能切中时弊，对“猫”应该制约这一点也都有共识。但由于所有相应的这些措施都是要建立于中共自愿接受约束的基础上，而提这些建议的人，亦并没有同时说出如何保证中共会同意人民以法制（法治﹖）先行、舆论监督先行、经济发展先行的方法制约它。因此相信大家有理由认为，“法制（法治﹖）先行、与论监督先行、经济发展先行”﹔实际上就等于是想系在猫脖子上的几个铃铛，而且还想在铃铛上带电。比起故事中的老鼠的“铃铛论”——纯粹是“惹不起还躲不起”的消极办法更进了一步。因为现在想系上的那铃铛有带点电的话，不但响铃，必要时还能电猫一下，让它有所收敛。想法固然很好，可令众鼠更加大喜！但系铃铛一事对猫而言肯定是不利的，所以问题还是回到谁去给猫系，和那只猫愿意系上铃铛吗﹖或是要首先如何制伏那只猫，让它乖乖地系上铃铛﹖并且还能有措施不准猫随意摘下铃铛，逃避监管。否则假意让你系上了也没用！
有关猫的态度，可见四中全会通过的九大项 《决定》中的第五点，“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中“坚持党的领导”在前，“人民当家作主”在后，这是法大于党﹖还是党大于法﹖说明了谁在制住谁呀﹖
我乃一介草民，亦无读过甚政治学科，很难说得清“民主”究竟是篇什么文章﹖更不懂使用有关的政治术语来解释。相信有无数草民也和我一样才疏学浅，要讲清楚什么是“民主”的全套花式恐怕也是与我一般的糊里糊涂。更难以判断是否要先行、后行﹖但草民们肯定知道老鼠若不先制住那只猫，什么铃铛都系不上的！
所以，我干脆班门弄斧，大胆地试用通俗浅显的方法理解，不妨把能将猫制伏住，让猫不得不系上铃铛的方法就称作“民主”，看看这样穿凿附会是否正确﹖如果这还不是“民主”，有请高人命名为盼，看看倒底叫什么﹖至于该先行还是后行﹖就让“聪明的鼠们”去决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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