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国际化之路--构建日元圈,亚洲共同货币,亚洲出口日元计价超过50%

日元国际化之路

2009-03-24 05:15 刘军红 中国财富杂志

　　20世纪90年代经济泡沫崩溃暴露了日本经济模式弊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但银行等金融中介功能退化，经常收支顺差累积，剩余资金滞留，债权大国脆弱而不成熟。为了改变经济体系瘸腿现状，日本通过加快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产业，改革贸易信贷、提高日元的贸易计价比例，借助东盟、落实日元国际化等措施，重新启动了日元国际化战略
自上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关系失衡，债权债务关系逆转，美国沦为世界最大债务国的同时，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日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外汇政策矛盾突出，日元国际化被提上政治日程。世纪之交的1999年，欧元诞生，国际货币体系呈两极化趋势，日元沦为“三流货币”，“日元国际化”又被提升到日本的国家战略高度，成为主导亚洲货币体制、推动国际货币体制三极化“软着陆”的工具。而今，面对金融危机，日元国际化如何与东亚地区货币协调，走出东亚货币集体国际化道路，不仅对人民币国际化有直接影响，对地区货币体制的构建，乃至对国际金融货币秩序的重建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从“两”到“元”再到“亚洲 货币单位”

自1871年日本货币单位由“两”改为“元”，日元便被赋予了统治亚洲货币的使命，日元的一百三十余年历史可谓“日元国际化史”。而日元的国际化史，又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相重叠，与中国息息相关。

甲午战争后，日本政府强迫清政府将二亿三千万两“库平银”的战争赔款改为黄金支付，并存放于伦敦，借此平步国际金本位制行列，实现了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夙愿。此后至“二战”前，日本在殖民统治区分别设立了“台湾银行”和“朝鲜银行”，作为央行的分支机构，发行货币，又在中国东北设“正金银行”，发行军用票，搞地区“金融统制”；1942年，日本进一步召集“大东亚会议”，主张“东亚金融圈”，推行“日元汇兑本位制”（亚洲共同货币）。

“二战”后，美军占领和民主化改革并没有触及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和“日元经济圈”思想。这为战后日本政府将其落实于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后的日元国际化战略，提供了历史条件。实际上，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因为短期资本流入，日本的短期债务膨胀，接近外汇储备余额，面临金融系统风险。对此，当时的日本大藏省国际局局长藤冈真佐夫在《金融财政事情》上撰文称，“日元国际化反映了世界对日本经济的期待”，主张通过推动“日元国际化”，规避短期负债急剧增加的金融系统风险。这被认为是日本外汇当局内部“日元国际化”论点的第一次公开表述。

1983年11月，日美贸易摩擦升级，汇率较量加剧，里根政府给日本设计了“美国版日元国际化”方案，敦促日本开放金融市场，促进日美资金循环。日本大藏省表面迎合，暗中抵制，并在1991年到1995年间，私下酝酿“日本版日元国际化战略”。海湾战争后，美元持续贬值，美国的霸权地位备受怀疑，“三极货币体制论”盛行。而这段时间，既是日本战败五十周年纪念日，又是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四十周年纪念日，同时还是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不再承认日本享受的1美元兑360日元的优惠汇率，日本失去“航海图”三十周年纪念日。在此，日本瞄准亚洲，私定“日元国际化战略”，尝试“强势日元”政策，图谋“日元经济圈”。比如，自1991年5月13日到1992年8月11日，日本货币当局连续26次抛售美元买进日元，干预日元对美元汇率，总金额达7733亿日元，诱导日元升值。结果，到1994年夏，日元对美元汇率首次突破1美元兑100日元，1995年4月又破80日元大关。只不过当时，日本没有公开提出日本版本的日元国际化战略，而仅仅是私下秘密操作而已。

东亚金融危机后的1999年，欧元诞生，国际货币力量格局呈两极化倾向，小渊惠三政府正式推出了“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公开主张要首先在亚洲实现日元国际化，奠定与欧美共主国际货币体制的地区基础。日本央行则呼吁东亚各国使用日元，并承诺将以日本国债担保其外汇风险。至此，“日元国际化”演变为日本的“国家对外战略”，并成为新世纪日本“外汇政策的终极目标”。
一般认为，小泉纯一郎上台后，日本事实上停止了日元国际化战略，但事实上，只不过是进行了中期目标的调整。2001年“9?11” 事件后，小泉政府为实现“政治赶超战略”，全面调整了日元国际化中期目标。小泉政府的做法是，一是大搞日元外交，干预日元汇率，捍卫美元地位，换取“安全战略走出去”机遇。2001年9月到2004年3月，日本总计抛售35万亿日元，买进美元，确保美元不倒，换取“日美安全蜜月”，一举修订了“有（战）事三法”和“有（战）事七法”，确立了“准战争立法体系”，从而扩大了对海外派兵，实现了日美军事同盟的对外延伸。

二是挑起“人民币升值论”，与美欧结成“人民币包围圈”，敦促中国进行汇改，挤压人民币升值，以分卸日元升值压力，动摇东亚各国对人民币政策的追随。

三是借地区合作，推动“亚洲共同货币”，重拾战时的“日元汇兑本位制”思想。1997年秋，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大藏省提出单独出资1000亿美元构建“亚洲货币基金”的构想，一度遭到美国的打压，此后，又提出“新宫泽构想”，利用危机援助推动日元国际化。在此基础上，2000年5月，日本进一步促成了“清迈货币互换倡议”。2003年后，又按既定方针，力主清迈倡议增资，设立常设机构，推进其走向多边化，以期“亚洲货币基金”复活。当前，日本又仿效德国用马克主导欧元的范例，依托亚行敦促亚洲各国放弃“钉住美元政策”，改行“钉住篮子货币”，突出日元地位，且力推“亚洲共同货币单位”（ACU）和“亚洲债券市场”，以期“日元长期国债收益率”演变为“地区长期利率指标”。

四是借势欧元，平衡美元，将零利率政策与“金融行政指导”结合，促日资流向欧元区，助推欧元升值，诱导各国使用、增储欧元，蚕食美元地盘，推动日美欧三极货币体制“软着陆”。

日元国际化的三层含义

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之后，1999年4月，日本大藏省外汇和其他交易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的报告，报告明确规定了日元国际化的三层含义：（1）提高国际交易中的日元使用比例；（2）确立日元的东亚核心地位；（3）跻身三极货币体系。三者互为条件，彼此结合，构成日元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内涵。

（一）提高国际交易中的日元使用比例。日本大藏省将日元国际化定义为“提高日元在国际交易中的被使用和持有比例”，强调在贸易、资本交易和外汇储备中，促进“第三国”使用日元，提升其计价单位、交换手段、贮藏手段等功能。作为具体目标，大藏省强调：一要实现进出口合同以日元计价，而不是以美元等外币计价，促进日元充当国际交易的计算单位和价值尺度。二是强化国际交易中的日元支付功能。为此，日本借鉴当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区分货币的“计价与清算功能”的先例（当年因为美元贬值，石油出口收益受损，为确保石油出口收益，OPEC要求以特别提款权（SDR）给石油标价，交割时再用美元来结算），采取了将日元的计价和结算功能相区分的办法，以避免别国抵制，提升日元国际化效率。三是促进外国民间和货币当局持有、储备日元资产，并以日本国债担保，提升日元的财富贮藏手段功能。为此，日本将提高日元资产的收益性和安全性定为关键指标。

（二）提高日元的金融交易地位。在“9?11”和伊战背景下，美国地缘政治、经济风险上升，美元信用下降，欧元的投资、储备、媒介货币地位提升，开始扮演替代美元角色，日元沦为三流货币。对此，日本主张促进东京市场对外扩张，提高日元在金融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中的投资货币（investment currency）和媒介货币（vehicle currency）功能；推动第三国在外汇干预和国际公共投资上使用日元，充实日元的储备货币（reserve currency）和干预货币（intervention currency）功能。

（三）构建日元圈，推动日美欧三极货币体制“软着陆”。欧元启动后，欧盟实现关税、货币、人员自由移动和金融资本市场统合倾向，欧元势力范围迅速扩张，国际影响力增强，日元在SDR中的权重下降。对此，日本将推动东亚政策法律制度的一体化与金融合作相结合，主张“大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下的日元国际化”，确定日元的亚洲地位。2001年，日本与新加坡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SEPA），规定双边贸易用日元结算，并统一东京、新加坡金融资本市场规则和标准，成为日本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样板。2002年，日本又启动“冲绳金融特区”，构建东京、冲绳、新加坡三位一体的地区金融覆盖网，以图淹没香港金融中心，主导东亚金融格局。2008年，东京证交所收购新加坡证交所4.9%股份，成为仅次于新加坡金管局的第二大股东，为统合东亚证交所体系奠定了基础。

重启国际化战略

为了推动日元的国际化，日本从亚洲金融危机后，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一）加快金融改革，完善金融产业，构建日元国际化的市场基础。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崩溃暴露了日本经济模式弊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快速提升，但银行等金融中介功能退化，经常收支顺差累积，剩余资金滞留，债权大国脆弱而不成熟。对此，自1998年4月，日本修改“央行法”和“外汇法”，全面完善内外协调的金融市场体制和金融政策体制。新央行法明确规定了日本央行政策的独立性，而新外汇法则打通了跨境资本、外汇、债券交易限制，实现完全自由化。1998年底，日本政府又出台推进日元国际化的具体办法，完善金融、资本市场环境。为维护日元汇率稳定，增加海外货币当局持有日元资产，1999年4月，日本实行政府短期证券（FB）发行公开招标制，全面废除短期贴现国债（TB）和政府短期证券（FB）收益的源泉征税制，对非居民和外国居住者实施国债利息免税制等；同时改善清算系统，2000年底完成日本央行网络的RTGS清算系统，实施DVP（Delivery Versus Payment，债券对付，是指债券与资金同步进行交收并互为交收条件的清算方式，该方式可提高债券交易的效率和金融机构对资金的流动性管理）清算方式，全面完善证券交易的集中清算系统。

此外，日本央行通过扩大与亚洲各国央行监管协调，健全亚洲统一的金融商品交易环境，完善会计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为日元的可投资性创造便利条件。同时，在资本交易中，扩大日元资金供给，增强日元资产市场厚度，促进日本的过剩储蓄以日元形式流回海外，扩张日元国际流动性供给；提高日本金融机构在对外借贷中的金融中介功能；鉴于亚洲经济和日本金融产业欠发达的现状，在日元国际流动性的供给方面，着重发挥日本公共资金作用，如将政府开发援助（日元贷款）、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融资担保，以及对外资金援助计划等与日元国际化战略结合，促进受援国使用日元。

（二）从贸易信贷入手，提高日元的贸易计价比例。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在亚洲初步确立了以制造业的高附加价值产品和对外直接投资为支柱的生产、销售网络，为增加日元计价交易奠定了物质基础。为促进贸易信贷制度充当日元国际化的有效途径，日加强了贸易信贷制度改革：1、政府担保，分散贸易信贷风险。日元国际化报告将加强日元进出口信贷视为提高国际交易中的日元比例的关键之一，其目的是发挥政策金融功能，防范贸易风险，充实民间金融机构的贸易信贷。具体措施是：实现民间金融机构贸易信贷利率市场化，规避贷款期限风险；强化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对民间金融机构的辛迪加贷款担保，保证债权质量和灵活运用；政府对日元贸易信贷提供保险，化解民间金融机构的利率风险；加强日元出口债权的收购与转让弹性，促进日元计价贸易。2、建立贸易电子信息交换体系。利用信息技术优势，强化日本与亚洲贸易的网络化和无纸化，在贸易信息上强化日本主导地位，扩大电子交易上的日元化。3、扩张日元外汇金融商品，丰富对外汇风险的集中管理手段。比如，日本开发了使用日元结算的新型衍生金融工具，为扩大日元计价交易规模，增加日元国际流动性供给奠定制度基础。

（三）借助东盟，落实日元国际化。首先，以日新EPA为样板，全面启动与东盟核心国的双边自贸协定谈判，规定日元结算条款；其次，积极落实双边投资协定，实现以投资方式扩大日元国际流动性供给；第三，在东盟各国积极落实海外日元债券发行，并提供汇兑风险操作指导，促进当地政府和企业使用日元；第四，充分利用日本产业的跨境垄断，主导当地产业分工体系，扩张产业内跨境贸易，通过控制核心部件和中间产品出口垄断权，迫使当地企业使用日元支付进口货款。此外，2005年后，日本财务省与亚行合作专门设立中小企业出口债权担保基金，通过对当地进口企业提供日元贸易信贷，促进当地货币与日元兑换，保证中小企业出口以日元结算。

自1999年日本启动日元国际化战略后，到2002年后半期，日本对亚洲出口中的日元计价比例超过了50%，首次超过美元计价比例，并持续至今。同时，东京外汇市场的交易规模、海外日元债券发行规模等持续扩大。

但日元的国际储备比例以及进口贸易中的日元计价比例，对欧美贸易的计价、结算比例反而持续下降，反映了日元国际化战略还存在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如在石油、矿产资源等国际大宗商品的期货交易中，日本尚无力突破美元计价惯例；在对欧美贸易和资本交易中，日元仍居次要地位；而日本的出口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也严重限制了日元国际流动性的供给规模，尤其是东京金融资本市场的交易成本高昂，各种限制难以逾越，以及日元国债收益率远远低于欧美，更令国际证券投资远离东京市场，直接影响了日元国际化效果。

（编辑 张由存）

本文引用地址：http://www.zgcaifu.com/zgcazz/2009/0324/article_7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