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为什么缺乏大国民风度？
·胡胜华·
八月十三日，《南方周末》“自由谈”上刊出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北京大学
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大国国民的风度》一文，提到中国人缺乏大国民风度的原因
时，说：“从19世纪后期开始，国人逐渐淡忘了往昔的光辉。少年胡适在清末观
察道：‘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
好，说中国人不好。’其实‘媚外’只是一面，思路相近而表现相反的倾向，就
是处处说外国人不好，中国古人也不好，却不说自己好不好。中国出了问题，或
归咎于外国的侵略，或把责任推给古人和传统文化。两种倾向，都是失忆所造
成。”云云。
罗教授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大国民风度，是“失忆所造成”。但在我这个
学历史出身的人看来，却不敢苟同，并且认为他是在无知乱盖。
首先，说下他的论据。我奇怪他居然引用少年胡适的观察。胡适是有名的
“全盘西化”论者，他曾那么热烈地歌颂西方文明，又那么痛心地指责中国传统
的痼疾，且一度被骂成“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的洋奴。如果我们要
引用胡适关于国民性的论点，也应该引用他在成熟时期的理性见解，而不是他在
少年时期的感性观察。这是一个基本的论证法则，罗教授从事史学研究多年，不
知何以生疏至此？——莫非是“失忆”了么？
其次，看一下他的逻辑。说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大国民风度是“失忆所造成”，
反面的推论就是：中国人在没有失忆之前，也就是在近代以前，是有大国民风度
的。但这查无实据。鲁迅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只有循环的两个时代：一、想做奴
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具有大国民风
度的中国人，是哪一朝、哪一代，还请罗教授举证。
再次，谈下所谓“失忆”。所谓“失忆”，有所失必先有所得。那么，中国
人失去了什么记忆呢？原来竟是孔子所谓“不贰过”、民间所谓“各人自扫门前
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之类。罗教授并且进一步说：“近代失忆之后，上述观念
也已久违了。近年我们已较为西化，无意中接受了不少想要征服异端的外国宗教
精神，越来越‘好为人师’，喜欢涉足他人瓦上之霜，且远比以前积极主动得
多。”这真令人哭笑不得。且不说“好为人师”是否是外国宗教精神，即如专管
他人瓦上之霜、即如“攻乎异端”，这种“记忆”就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并且发
展到“以理杀人”的境界，堂堂历史学教授竟然如此无知！他居然还说要“召回
已逝的历史记忆，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做起”是不错，但在中国“记忆”的
语境下，孔子的“不贰过”最多只是个人修养的准则，毫无外在的衡量标准；而
民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事实上只是怕事不敢主张权利的软
弱而已，与西方自由与权利观念完全是不同的两码事。看来，要成就大国民风范，
“召回已逝的历史记忆”不但于事无补，更可能是抱薪救火，其愚固不可及也！
最后，缺乏大国民风度是否乃“失忆所造成”？我看不然！就以“外国的侵
略”为例，过去中国出了问题或打了败仗，都归咎于帝国主义侵略，这种说法虽
然深入人心，但经不起常识的检查。一九三三年，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表
《帝国主义与常识》，就指出：“如果英美法德人士捐钱到中国来传教是帝国主
义，那么苏俄供钱给第三国际在中国来宣传更是帝国主义。如果洋人到中国来设
立学校是文化侵略，那么中国人到外国去求学的都是文化的。在现今世界，
那一国都多少作点宣传的工作。日本现正预备派人到美国去加劲宣传。英人在美
国、美人在法国、法人在意大利、意人在德国，都正进行宣传。谁是帝国主义者，
谁不是帝国主义者，颇不容易分别。”又说：“我们拿什么标准来评断帝国主义
的善恶呢？有些人说，不问其成绩如何，外族的统治都是恶的。因为统治本身是
民族生活最基本的一部分；剥夺一个民族的统治权就是剥夺它的生活的一部分。
并且一切的统治都是为统治者谋利益，不是为被治者谋利益。……但是有不少的
中国人，丝毫未受英人的逼迫，自动的搬到各地的英租界去住，甘心的脱离本族
一部分的统治而接受英人的统治。这不是民众意志很好的一个表示，表示英人的
帝国主义是善的吗？”虽然所谓“帝国主义”含义这样笼统、逻辑这么多漏洞，
但为什么这种观念会如此深入人心呢？
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统治者的“障眼法”。例如国民党当年口
口声声喊“打倒帝国主义”，把一切祸源，全推给“帝国主义”，“天下之恶皆
归之”之后，自己就干净了、两手就没血了，这显然不是“失忆”，而是有意；
二是知识分子缺乏常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重文字、轻事实；
多特识、少常识”。 故很容易受到主义的蛊惑与麻痹，从而加入盲目喊打的行
列，放弃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与探讨，这显然也不是“失忆”，而是无意。
“帝国主义”本是人类的一个老毛病。蒋廷黻说得好：“一切的有作为的，
向上的民族都在那里求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膨胀。古代如此，现在亦如
此。……这是一种天然现象，无所谓善恶。如要谈善恶和责任，那末强者与弱者
是同等的须负责。我们只能求我们的膨胀能与外来的膨胀抗衡，不能求外来的膨
胀的取消。取消或限制任何民族的膨胀就是取消或限制它的生活。这是根本不可
能的。不求自己的膨胀，而徒怨天尤人，咒骂彼帝国主义者，这是自暴自弃，更
加招人的鄙视和压迫。”这段话卑之无甚高论，是很普通的常识，但就连许多知
识分子都糊涂不清，遑论一般的小百姓哉？
正因为统治者和知识阶层有意无意的宣传、引导、压迫，一般小百姓也就跟
着起哄、追随、暴动，于是逐渐养成了狭隘的思维和专断的性情，走上了封闭的
道路，变得神经脆弱、气量狭小、委琐不堪。一旦出现问题，专往别人身上推，
自我反省能力之差，可谓天下第一。最后，由低段的德行“发展”成低级的德性，
所谓“大国民风度”，也就渺不可寻矣！
二○○九年八月十三日
·胡胜华·
八月十三日，《南方周末》“自由谈”上刊出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北京大学
历史学教授罗志田《大国国民的风度》一文，提到中国人缺乏大国民风度的原因
时，说：“从19世纪后期开始，国人逐渐淡忘了往昔的光辉。少年胡适在清末观
察道：‘现在的人，把我们祖国的光荣历史忘记了，便甘心媚外，处处说外国人
好，说中国人不好。’其实‘媚外’只是一面，思路相近而表现相反的倾向，就
是处处说外国人不好，中国古人也不好，却不说自己好不好。中国出了问题，或
归咎于外国的侵略，或把责任推给古人和传统文化。两种倾向，都是失忆所造
成。”云云。
罗教授认为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大国民风度，是“失忆所造成”。但在我这个
学历史出身的人看来，却不敢苟同，并且认为他是在无知乱盖。
首先，说下他的论据。我奇怪他居然引用少年胡适的观察。胡适是有名的
“全盘西化”论者，他曾那么热烈地歌颂西方文明，又那么痛心地指责中国传统
的痼疾，且一度被骂成“处处说外国人好，说中国人不好”的洋奴。如果我们要
引用胡适关于国民性的论点，也应该引用他在成熟时期的理性见解，而不是他在
少年时期的感性观察。这是一个基本的论证法则，罗教授从事史学研究多年，不
知何以生疏至此？——莫非是“失忆”了么？
其次，看一下他的逻辑。说中国人之所以缺乏大国民风度是“失忆所造成”，
反面的推论就是：中国人在没有失忆之前，也就是在近代以前，是有大国民风度
的。但这查无实据。鲁迅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只有循环的两个时代：一、想做奴
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在这两个时代中，具有大国民风
度的中国人，是哪一朝、哪一代，还请罗教授举证。
再次，谈下所谓“失忆”。所谓“失忆”，有所失必先有所得。那么，中国
人失去了什么记忆呢？原来竟是孔子所谓“不贰过”、民间所谓“各人自扫门前
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之类。罗教授并且进一步说：“近代失忆之后，上述观念
也已久违了。近年我们已较为西化，无意中接受了不少想要征服异端的外国宗教
精神，越来越‘好为人师’，喜欢涉足他人瓦上之霜，且远比以前积极主动得
多。”这真令人哭笑不得。且不说“好为人师”是否是外国宗教精神，即如专管
他人瓦上之霜、即如“攻乎异端”，这种“记忆”就一直是中国的传统，并且发
展到“以理杀人”的境界，堂堂历史学教授竟然如此无知！他居然还说要“召回
已逝的历史记忆，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做起”是不错，但在中国“记忆”的
语境下，孔子的“不贰过”最多只是个人修养的准则，毫无外在的衡量标准；而
民间“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事实上只是怕事不敢主张权利的软
弱而已，与西方自由与权利观念完全是不同的两码事。看来，要成就大国民风范，
“召回已逝的历史记忆”不但于事无补，更可能是抱薪救火，其愚固不可及也！
最后，缺乏大国民风度是否乃“失忆所造成”？我看不然！就以“外国的侵
略”为例，过去中国出了问题或打了败仗，都归咎于帝国主义侵略，这种说法虽
然深入人心，但经不起常识的检查。一九三三年，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表
《帝国主义与常识》，就指出：“如果英美法德人士捐钱到中国来传教是帝国主
义，那么苏俄供钱给第三国际在中国来宣传更是帝国主义。如果洋人到中国来设
立学校是文化侵略，那么中国人到外国去求学的都是文化的。在现今世界，
那一国都多少作点宣传的工作。日本现正预备派人到美国去加劲宣传。英人在美
国、美人在法国、法人在意大利、意人在德国，都正进行宣传。谁是帝国主义者，
谁不是帝国主义者，颇不容易分别。”又说：“我们拿什么标准来评断帝国主义
的善恶呢？有些人说，不问其成绩如何，外族的统治都是恶的。因为统治本身是
民族生活最基本的一部分；剥夺一个民族的统治权就是剥夺它的生活的一部分。
并且一切的统治都是为统治者谋利益，不是为被治者谋利益。……但是有不少的
中国人，丝毫未受英人的逼迫，自动的搬到各地的英租界去住，甘心的脱离本族
一部分的统治而接受英人的统治。这不是民众意志很好的一个表示，表示英人的
帝国主义是善的吗？”虽然所谓“帝国主义”含义这样笼统、逻辑这么多漏洞，
但为什么这种观念会如此深入人心呢？
在我看来，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统治者的“障眼法”。例如国民党当年口
口声声喊“打倒帝国主义”，把一切祸源，全推给“帝国主义”，“天下之恶皆
归之”之后，自己就干净了、两手就没血了，这显然不是“失忆”，而是有意；
二是知识分子缺乏常识。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重文字、轻事实；
多特识、少常识”。 故很容易受到主义的蛊惑与麻痹，从而加入盲目喊打的行
列，放弃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与探讨，这显然也不是“失忆”，而是无意。
“帝国主义”本是人类的一个老毛病。蒋廷黻说得好：“一切的有作为的，
向上的民族都在那里求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的膨胀。古代如此，现在亦如
此。……这是一种天然现象，无所谓善恶。如要谈善恶和责任，那末强者与弱者
是同等的须负责。我们只能求我们的膨胀能与外来的膨胀抗衡，不能求外来的膨
胀的取消。取消或限制任何民族的膨胀就是取消或限制它的生活。这是根本不可
能的。不求自己的膨胀，而徒怨天尤人，咒骂彼帝国主义者，这是自暴自弃，更
加招人的鄙视和压迫。”这段话卑之无甚高论，是很普通的常识，但就连许多知
识分子都糊涂不清，遑论一般的小百姓哉？
正因为统治者和知识阶层有意无意的宣传、引导、压迫，一般小百姓也就跟
着起哄、追随、暴动，于是逐渐养成了狭隘的思维和专断的性情，走上了封闭的
道路，变得神经脆弱、气量狭小、委琐不堪。一旦出现问题，专往别人身上推，
自我反省能力之差，可谓天下第一。最后，由低段的德行“发展”成低级的德性，
所谓“大国民风度”，也就渺不可寻矣！
二○○九年八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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